第一篇：解析国家政治制度——《联邦党人文集》第九篇读后
刘 韬
一、“联邦”与“共和”
在本文的一开篇，汉密尔顿便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一个论点：“一个牢固的联邦，对于各州的和平和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分裂和叛乱的障碍”。为了证明这一点，汉密尔顿从反面列举了希腊和意大利一些小共和国为例。对于这些国家，他是这样进行描述的：“它们永远摇摆于暴政和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极端之间连续不断的革命”；那些“平静、幸福的间歇、瞬息的光芒”，绝大多数都不过是混乱中短暂的间歇，并且使我们感到惋惜和悲叹，因为黑暗在可预见的将来已经临近。然而产生这样一种悲惨状况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汉密尔顿在这一段的结尾用了这样的一句话来进行阐释：“政府的弊病会使这些光辉的才能和崇高的天赋走上邪路，黯然失色，而这些产生他们的幸福土壤已经得到应有的歌颂”。很明显，汉密尔顿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意思，即这样的状况并不是由于一个地理性因素或文化性因素造成的——在这方面以上的国家无可置疑——而是由于一个政治性因素，即“政府的弊病”而造成的，并且，这个政治性要素在某一方面甚至决定着地理性与文化性的要素的发挥。在这样的结论背后，汉密尔顿无疑是针对美国表达着自己的见解：从地理性和文化性因素的角度上说，美国散发着同这些国家一样甚至更加灿烂的光芒，可是这个光芒能否持续，能否使人备受鼓舞而不是产生哀叹，决定于这个国家即将选择怎样的政体与政府。但起码，这个国家不应再效仿希腊或者意大利这样的“小型”共和国，因为这些国家从根本上决定了要与 “分裂和叛乱”为伍，无疑，美国的前景和人民的幸福将消失在这样的国家当中。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美国将因此选取“专制”来取代“共和”作为自己国家的政体。在接下来的一段中，汉密尔顿驳斥了那些“专制政治”的拥护者，因为他们从此出发反对“共和政体的所有形式”，并且从根本上反对“公民自由”的原则，认为这是与社会秩序相本质冲突的。汉密尔顿在这里用世界上若干“自由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组织”的存在及欣欣向荣来作为自己的论据以反驳那些专制拥护者们的“悲观诡辩”，并信心满满的宣称美国也将成为这样的一个“标志性建筑”来进一步使得这些诡辩更加不堪一击。
然而很明显的是，倘若美国选取了共和政体却不能在原有基础上（即传统的小型共和国）进行某种有效的改进，从而避免重蹈覆辙的话，那么对于这些共和反对者的驳斥将最终失去力量。在紧接着一段中，汉密尔顿提及了共和国家在这些方面已有的若干“改进”：政体的三权分立，立法上的人民代表与平衡制约以及司法中法院、法官系统制度。汉密尔顿宣称，这些制度已经使得在一定程度上“共和政体的优点得以保留，缺点可以减少或避免”。但是，他似乎在赞扬这些制度的同时，认为仅依靠这些还并不足以良好的改善“共和”政体，于是在这些基础之上，汉密尔顿提出本文所探讨的核心内容——另外一个能够改进民治政府，但却被当作“反对新宪法依据”的原则：扩大这些制度（即以上提到的对于共和政体的改进）的运行范围，或是一个州的各个方面，或是几个小州结成一个大的邦联。在本文中以下的部分，汉密尔顿就后者（即结成邦联）展开了自己的论述。
如果有人紧接着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将不会让人感到惊奇，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究竟为什么会遭到诸多反对，甚至因宪法中涉及此原则而使得整部宪法遭到抵制和置疑呢？汉密尔顿在随后的一段中对此作出了回应：这是因为历史上有一个伟大的人物1曾经宣称，“实行共和政体版图必须狭小”。那么显然的，如果以此为判断依据，类似于美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在地理上将不符合建立共和国的资格——这就与《联邦党人文集》中贯穿全书的核心，拥立“联邦共和制与新宪法”相根本抵触。所以可以想见，汉密尔顿在本文以下的篇幅中将会集中对此展开论述以加批驳。
关于这些批驳的论述可以认为大体上是从两个角度来进行的：“现实性”与“理论性”。
汉密尔顿首先从现实性的正反两个方面驳斥了那些坚持认为共和政体版图必须狭小的论断的人。从正面来看，邦联在一个国家无论内外事务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都早已是为人所共知的，他这样写道：“在镇压内乱，保卫各州内部的平静以及在增加各州的对外力量和安全等反面的用处，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新见解”，已经“得到实践”并受到“最受人尊敬的政论家的承认”；而从反面看来，汉密尔顿指出，孟德斯鸠所认为的小共和国其实远远小于美国的任何一个州，所以如果对于孟德斯鸠的那个论断一味刻意坚持，那么就意味着将美国这个新建立的国家和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推到了一个危险的悬崖边缘去进行选择——“要么立刻投入君主政体的怀抱，要么把我们自己分裂成许多相互嫉妒、相互冲突和**的小州，成为不断冲突的不幸温床和普遍怜悯或藐视的对象”。这样的一种方案被汉密尔顿视之为“极其糊涂的政策”，那些在隐约中对此方案表示支持的人则被其视之为欲图占有因分裂而多出的微不足道的职位，“没有才能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私人阴谋的狭小圈子”，企图以可耻的个人欲望而葬送整个美国和组成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的幸福的人。
接下来，也许这样的问题便会被提出，这就是究竟为什么孟德斯鸠会做出这样一个论断，认为实行共和制度则版图必定狭小呢？奥斯特罗姆在他的著作《美国联邦主义》中提到了孟德斯鸠的另外一个观点，孟德斯鸠认为：“如果是一个小共和国，那么它易为外力所摧毁；如果是一个大共和国，那么它易为内部缺陷所毁灭”。对于这句话需要做出一定的解释——首先应当确定，在这个论断中所提到的“共和国”，无论大小，都是针对于单一制而言的。所以孟德斯鸠似乎从中想表达的是这样的一种意思：一个实行单一制的共和国，无论大小，都难以避免由其性质所带来的根本缺陷而最终走向灭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那种使得它们走向灭亡的原因却是不同的——小共和国来源于自身力量的弱小而容易被大国所控制或摧毁；而大国则来源于代表会议规模的扩大所
不可避免带来的“寡头倾向”2。所以，小共和国的灭亡可能最终会体现为一个国家本身的消亡，而大共和国则体现为其国家性质将在潜移默化中发生改变，最终背离共和体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共和国虽然最终将难免厄运，但其能够坚持共和体制而不会像大共和国那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最终与其相背离，换而言之，小共和国所面临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小国”所面临的普遍缺陷，而并非共和体制所造成的；但是大国则恰恰相反。我认为，孟德斯鸠是在这个意义上下了“实行共和体制版图必须狭小”这样一个论断的。
既然如此，那么是否孟德斯鸠关于共和体制的理论真的与美国现实状况（尤其是地理状况）格格不入呢？在以下的论述中，汉密尔顿明确指出，以此来反对美国建立共和体制的论调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它几乎是有意的避开了这位伟人所坚持的其他思想，断章取义，妄图造成公众对此的某种错误的印象，因为在孟德斯鸠的其他理论中，我们会发现对于建立一个邦联（联邦）的极端推崇。
接下来汉密尔顿就详细的列举了几段孟德斯鸠关于这方面所进行的论述。这些论述都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中心进行的：由小的共和国所组成的联邦，将在内部保持共和的优势，而同时在外部兼有“大君主国的一切优点”。所以，孟德斯鸠认为由于联邦能够通过联合来增强实力以避免小国的固有缺陷，所以恰恰是联邦（邦联）能够做到在国家内部实行共和体制并且长远的将其维持和发扬而并不是相反。在充分了解到这一点后，先前对于他的那个关于“版图狭小”的论断的固执坚持而欲图分裂美国的论调就变得不攻自破了。这也就是汉密尔顿为什么在文章中称他“大量引用孟德斯鸠的论述是合适的，因为它们包括了赞成联邦的主要论据的通俗易懂的摘要，并且一定会有效地消除误用这部作品的其他部分而有意造成的错误印象”。
二、联邦和邦联
在明确了邦联（联邦）和共和体制之间的关系之后，汉密尔顿转向了在此基础上所涉及的第二个问题。众所周知，在独立战争到美国宪法颁布期间，美国所采用的是“邦联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可是美国宪法的出台，使得人们开始感觉到，美国似乎即将选择告别这一制度，或者至少是选择对于这一结构形式进行某种特殊的改进。那么，这种改进是否必要，是否吻合于美国和美国人民所要追寻的幸福，就将会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提出。而本文以下的篇幅，便是汉密尔顿就这个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此值得说明的是，起码在本文中，汉密尔顿对于“联邦”和“邦联”这两个不同概念之间从未作出任何明确的区分，并且从本篇的行文中我们可以认为，他几乎是完全混淆了这样的两个概念3，即认为它们是没有区分的同义语4。
但是，汉密尔顿并非没有注意到这种区别，他用了这样的一句话来引领下面的论述：“在联邦和各州的合并之间有一种与其说确切毋宁说细微的差别”，并说“前者的主要特征据说是限制其成员的集体权力的权威，而不限制组成联邦的个别成员的权威”5。他指出，争论者强调联邦中国会不应干预内政，参政权平等等原则，然而，这些见解却是“武断的，既没有原则也没有先例予以支持”，实际中其实存有大量的例外，这并非一个“绝对的原则”，并且他指出，如果这些原则成为真理普及时，将会导致“政府中无法校正的混乱和愚蠢无能”。
在接下来的两个自然段中，汉密尔顿简要的进行了论述来支持自己的观点。首先他对于联邦共和国下了一个自己的定义，他认为，“联邦共和国，就是‘一些社会的集合体’或者两个或以上的邦因联合而成为的一个国家。”所以，只要其成员保有一定程度上的独立，“虽然它会完全服从联邦的总的权力，但在事实上和理论上，它仍然是几个邦的联合或者是一个邦联”6。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新宪法赋予美国各州以独立、重要的主权，完全符合关于一个“联邦政府的思想”。
接着，汉密尔顿举出了吕西亚同盟的范例，在这个同盟中，参政权并非是平等的，并且中央同时也以任命官员的方式干预着地方各组成城邦的内政，但是这个同盟仍然得到了那些反对者所推崇的那个伟大人物的高度赞扬——“如果要我提供一个极好的联邦共和国的典型，那么这个典型就是吕西亚联盟”。
所以此时回想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汉密尔顿所言之的那种“与其说确切毋宁说细微的差别”，其实汉密尔顿在本文当中所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思想——“邦联”（联邦）是作为实行国家共和体制最为优良的一种制度，而美国由新宪法所规定并即将实行的国家结构形式，虽然与原有邦联体制具有一定差别，但这种差别是“细微”的，是“非核心”部分，并不因为这样的差别的存在而使得这种即将被美国所选择的制度背离邦联政府的思想，恰相反，这种制度是作为邦联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而出现的，它将完全一致于邦联的思想灵魂。
注释：
1.《联邦党人文集》第九篇
2.此一论断可参见《联邦党人文集》第58篇，《美国联邦主义》第二章、第四章。
3.例如，在本文中其声称“我说的是扩大这些制度的运行范围，或者是一个州的各个方面，或者是几个小洲结成一个大的邦联。后者同考虑中的事情直接有关”。而我们知道，这个考虑中的事，应当指的是在新宪法当中所即将实行的联邦制度。另外，根据奥斯特罗姆在《美国联邦主义》当中的论述，孟德斯鸠所推崇的，实际上是一种“邦联”制度（如果我们承认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话），但是在本文中汉密尔顿则毫无例外的都称之为“联邦”。这一点在本文之后的论述中体现的更加明显。所以，我几乎是毫不知晓为什么奥斯特罗姆在《美国联邦主义》第四章当中提出“汉密尔顿在此是有区别的使用了‘邦联共和国’（confederate repubulic）、‘邦联’（confederacy）、‘联邦’（federal）。”
4.意即对于国家结构形式所采用的是两分法：单一制和邦联制。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与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39篇所采用的两分法并不一致，在那篇文章中，麦迪逊似乎强调联邦是一种折中于单一制和邦联制的复合制度，而并非“邦联”的同义语。
5.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汉密尔顿实际所指乃是“邦联”，但其一概都
第二篇：联邦党人文集
美国的建国大业
——读《联邦党人文集》
于乐源 11级 建筑学 20115570
美国建国初期，汉密尔顿邀请杰伊和麦迪逊，共同使用笔名“帕布利乌斯”在纽约各大报纸上高密度地发表文章，解释联邦宗旨，阐述宪法要点，希望借此说服纽约民众，促使纽约邦制宪会议批准宪法。这一系列文章后来集结出版，就是我们看到的《联邦党人文集》。他们自认为自己写的文章对象是时下的百姓，绝没想到它们也会对后世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它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当年作者们的初衷，《联邦党人文集》的思想辐射也远超出了美国。
当时的美国可谓百废待兴，甚至可以说还没有“美国”，只是十三个独立国家的集结——“邦联”。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宪法、政府、武装和法律文字，人口、幅员差距悬殊，历史渊源、人口组成、社会结构大相径庭。恐怕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反对英国统治。这种体制根本无法抵抗外国的欺侮，而且内部容易陷入争执和战争。
先见之明者已经意识到了这种邦联体制的巨大缺陷，就是：“为联邦立法，要取得各邦的集体同意，就不能立法管理生活在各邦的公民个人。”制定法令若要得以实施，必须要所有邦通过。邦联制度是如此孱弱，松散，无力，更像是今天的欧盟。而不是一个国家。
抵御外来侵略，捍卫自己的权力不被它邦蚕食，避免各邦相互倾轧，达成各邦彼此孤立无法达到的福利，这就是建立中央政府的目的。正因为美国制宪会议时的历史背景是联邦权力和邦权论的妥协，因此我们在美国的政治体制设计中处处可以看到分权、制衡原则的贯彻。这种对权力的分离、制衡的高度意识，也表明了建国初期的美国人对权力的强烈不信任感，所以有“总统靠不住”这种说法。在政府的组织结构上，《联邦论》还提出了“政治制约原则”。麦迪逊说，倘若人人都是天使，就用不着政府。他认为，惟有利用相互对立和争夺的利益，方能制约人人都具有的权欲和野心。这一原则在《联邦宪法》中的主要体现就是“限权”——无论是政府的权力，还是民众的权力，都要有所节制。这种观点也透露出他们高度的务实态度，虽然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当时都只有三四十岁，但却对各种政治体制的优劣有着深切的洞察，且不为一时的意识形态所遮蔽。一个重大的事实不可更改，那就是北美十三个邦已经是独立实体。若要它们联合起来，就不可能要求它们彻底放弃主权，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它们的联合，只能以联邦或邦联的方式予以实现。
当时面临着艰难的选择：美国独立之后，是采用共和制、贵族制还是君主制？ 几乎所有人都会摈弃君主制，在贵族制的问题上，大家也莫衷一是。制宪者们明白大家想要的是民主。
最终，他们的选择是糅合与创造：结合了联邦制度与共和制度的一种新型政体。采用了分权制度，各州和中央政府拥有的权力强度都是最高的，但是所管辖领域不同。
但是，分权又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分权的困难就在于现实妥协。分权者都是人，没有人能保证分权者能够把权力分配地公正合理，事物的性质受其自然属性和人为操作的影响，现实利益的分歧很难不去影响到权力的分配。
正如文本中所主张的，没有一种“passion”是绝对好的，正如爱情总伴随着嫉妒，民主总伴随着暴民一样。具有结合优势的总大都能够胜出单一的整体。美国的特征就是，它不是民族国家，也不是帝国，也不是国家的联盟，而是三个概念的混合。为什么联合？强世功老师说，为了追求伟大。美国的幅员辽阔，政体史无前例，所以美国思考的是伟大的事。
这也给予我们一个启示：为什么美国会成功？美国思考的是伟大的事。我们在完成我们的事业的时候，有多少人能把它当成一桩伟大的事情？所以极少有人能把自己的事业做成伟大的事。美国人信奉新教，信奉选民论。他们把自己看做上帝的选民，把每一件事都看做上帝的安排。
所以，美国能够建国三百多年而成长为一超级大国，这是伟大的功业，由伟大的人们完成。
第三篇：联邦党人文集读后感
《联邦党人文集》读后感
在寒假里，我阅读了冯明辅导员在第一次党支部会议中推荐的《联邦党人文集》。这本书被美国人成为美国宪法的“圣经”，是在美国建国初期宪法制定阶段由美国三位伟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为了争取新宪法在纽约州获得支持而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系列说服性文章。文集中主要讲述了美国宪法的精神概要，美国三权分立的政体原因，对美国日后政体的变化与民主的实施乃至世界政治中制衡思想都有着远大的影响。三位作者是美国开国诸贤中的三位，他们在这部集子中树立了一步宪法，并创立了一套政治制度，使制度与宪法能够长盛不衰，也是美国日后被世界各国广泛认为是最民主国家的保证。众所周知，政府的权利来自于人民，而民主则要体现在政府不能够依靠自己的权利为所欲为。而这三位作者充分利用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设计了一个蓝图：建立一个联邦政府，而这个政府中的立法，行政，司法部门分割，也就是说担任各个部门的人员不能同时在两种部门中担任职位，并且使三种权利机构的权利相互制衡，这样就不会造成政府权力集中于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人的现象。而国体机构是共和国。他们认为行政部门的所有权利集中于总统一人更有利于行政命令的实施。而美国总统由人民选举产生，保障了民主权利。由此我想到了中国的政体。中国与现今美国的政府的不同。
首先美国实行的是最为广泛的总统共和制，而中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美国的这种整体选择来源于联邦党人的努力，来源于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思想，需要把强大的行政权集中于一个人的手里，所以选择了总统制。而我们这么选择是因为我们要构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而实现这种方式的最稳定方式是通过层层选举成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最终的权利决定机构即人民代表大会。对于美国来说，总统的权利直接来自人民，而中国政府的权力属于人民代表大会赋予，但人民代表大会是由人民选出。在各个模式正常运转的情况下，美国的方式可以使人民更加的体会到当家作主即民主的美好，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的稳定，因为它将选择权集中于人民认为更加优秀更加有能力的人的手中。
对于政府的结构，我们都知道美国采取的是制衡策略，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分立，三个部门相互牵制，行政权属于总统，立法权属于国会，司法权属于最高大法官，总统由人民从两个党派各自推举出的党魁中裁定，国会中的席位由各州选举，而最高大法官虽然由总统任命，但是总统无权罢免。这样就是美国的各个系统之间无法形成裙带关系，形成威慑国家的权力集团。而对于中国的政体我只能表示无奈，因为在网上我找不到任何能够详细解析中国政府结构的资料。但是据我们所知，显然没有美国那么的严谨。
正如同美国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是装模作样，只是共产党为了蒙蔽世人的眼睛，我们也说美国的选举是由大财团暗中操纵，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在自己的体系中稳定的发展着。我们各自相信自己会走向成功，但是也会互相借鉴。这就是我们看关于西方政体书籍的意义所在。
第四篇：读《联邦党人文集》后有感
读《联邦党人文集》后有感
现代中国但凡有些社会良知的大学生，逢人必谈政治，逢政治必谈民主二字，似乎谈论民主总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气概。可是我们有扪心自问过，民主到底为何物？我们有深入调研过我们国家的问题出在哪里了么？我们有了解过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制度如何产生的么？我们有了解过欧洲的民主和美国的民主差异在哪里么？我们没有了解过，我不得不佩服这种略显无知的勇气。我们总是赞叹美国的社会秩序良好，架构稳定，却很少有人关注这样原因。很多人试图从制度的角度发现问题，却发现得出的结论总不是那么贴切。亦或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亦或是我们没有选择对正确的方向，总是原地打转，总是南辕北辙？亦或是我们有太大的惰性，往往不愿意和过去做一个了断，使得我们的历史拉拉扯扯，左脚已经跨过门槛，右脚却死死的站在后面不愿跟上？
从小主动去接触那些感兴趣的大大小小的民主历程，可是感觉现代世界往往是那样复杂，尔虞我诈的权术往往遮掩着对于自由和纯粹的追寻，我发现很难剖开迷雾发现那些最本质的东西，于是我去翻看那些经过时间层层筛选而仍能够获得后人垂青的著作，那些经历过帝制、君权、军事独裁、民主暴政、名义共和、诸侯割据、人民专政的历史而流传至今的著作。对于美国历史的理解，感觉好像总是缺一环。中学的历史课本教给我们的是，一群颠沛流离的异教徒在大洋的彼岸通过一纸薄薄的契约后定居下来，然后美国的定居者和殖民者就突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独立之后美国就逐渐走上了称霸的道路。我以为，既不客观，也似乎有意地省却了什么东西。美国的民主思想如何形成？虽然美国的宪法经过那么多回修改，为什么它的政体能够保持不变？为什么它能够对内保持最大限度的民主，对外却表现最大限度的专制？美国的制度和它的政治行为如何互相影响？一切外部的揣测都显得有些业余，直到我翻开了《联邦党人文集》。尽管它的观点未免略显陈旧，主观性也很强，却未尝不是观察美国民主制度的另一个角度。如果没有这门课程，作为一个工科生，我可能也不会去专门看这样一本书。联邦党人文集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三人为争取批准新宪法，而在纽约报刊上共同以“普布利乌斯”为笔名而发表的一系列的论文文集。虽然在看书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一些不同风格的破绽，但是整书看来，还是如行云流水般流畅，我不得不为他们杰出的洞察力、预测力、架构能力而折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为律师，后任华盛顿总司令的军事秘书和革命军团长，参加过安那波利斯会议，是制宪会议的成员，任首任财政部长。约
翰·杰伊，律师兼外交家，主要从事外交活动，是1783年美国独立条约的签订人，也是1793年中立宣言的起草人，曾任临时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这个应该很熟悉，他是独立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在费城制宪会议中作用卓著，并保存了最完整的会议记录，有“宪法制定人”之称，后任国务卿和第四任总统。可以看出，这三位不仅仅是卓越的理论家，更在合众国的前期建设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研读三位的作品，会发现他们所提到的，不仅仅是幻想，而是或多或少真实的历史轨迹。
在听过余逊达老师的政治和政党的课程之后，我又回头翻看《联邦党人文集》。作为一
部政治学名著，其设计的一部宪法和一套政治制度一直经久不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也追求均衡和谐，均衡在中国古代是一种类似“均势”的解释，然而我们却从未将这种思想上升到治国之道的层面上，只是政治技巧和人际交往的一种技艺。其实一言以蔽之，主要是联邦党人创新性地以分权制衡原则去构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通过百余年的实践，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美式民主不是遍地开花，但是分权制衡却是人类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经验总结。
人世间一切都难免衰败并死亡，任何基于不管崇高的个人也好、卑鄙的个人也好的政治
制度，都将随着权势和肉体的消逝而崩塌，权力和制度的真空往往又会造成一轮轮无休止的征战与抢夺，乃至陷入恶性循环。一部真正对所约束人民负责的宪法或一套长期稳定存在的政治制度要得以长存，除非它能准确地把握人类的本性和历史的走向。在考察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等时期政治制度及晚近的英国宪政经验的基础上，本书的作者们创新性地提出共和政府架构，确立了分权制衡的政权组织形式。政府权力被划分、并被设计成相互制衡的模式，即联邦政府的权力被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具体而言，三个部门的人员由独立而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范围内产生，具有不同功能，任何人只能在其中一个部门任职，任何一个部门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控制政府的某个部分，而不可能同时控制全部权力。权力划分后，各部门都具有宪法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但是权力分立却并不意味着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完全分割，否则只能导致政府瘫痪或混乱。
我认为该书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仔细思考：
1、联邦党人在分权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权力应如何制衡。他们认为，为了达到各种
权力相互牵制，所谓“三权分立”并不是三种权力绝对的隔离分治，而应当存在着三种权力的相互联系。正是为了相互制约，才存在着权力间的局部混合。完全的分割不仅会造成政治权力行使的低效率，相互疏远的联系也很难起到制约的作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会造成既排斥又吸引的作用。“只要各个权力部门在主要方面保持分离，就并不排除为了特定目的予以局部的混合，此种局部混合，在某些情况下，不但并非不当，而且对于各权力部门之间的互相制约甚至还是必要的。”
2、与权力相互牵制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权力的平衡。联邦党人主张平衡三个部门的权力，要使每一个部门的权力对其他两权来说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要使三者彼此在权力、力量的对此上形成均势。而美国宪政框架下的权力分立与制衡机制主要表现为：国会的任命批准权和弹劾权，总统的立法否决权和建议权，法院的宪法解释权和司法审查权等，其中心思想归
根结底还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监督和制约中存在着反监督和制约，监督与制约都是双向的。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政府权力为什么要分权与制衡？我们的国家总是刻意地拒绝西方的多党制政治体制，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姑且不论那套所谓的“淮南之橘生于淮北为枳”的说教，我们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能够达到权力的有效和有限行使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得不从“人性论”谈起。
“性本善”与“性本恶”的争论从古至今，直到近代西方人文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对
“人性”才有了更深刻全面的认识。一方面，人性既有恶的一面，因而政府权力成为必要，对政府权力行使者进行限制和制约同样成为必要；另一方面人性又有善的一面，人是目的，应当尊重其人格尊严和保障其基本人权。所以任何法律制度都必须建立在对人性、人类社会本质规律深刻洞察的基础上。
现代宪法的人性基础的思想立足点就是建立在性善与性恶的双重人性假定上。一方面
在人文主义假定的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至高性、神圣性的基础上，对性善的颂扬使人权保障思想得以广泛的张扬和崇尚；另一方面，对人性弱点，人性的缺陷与不完善上的正视与防范，需要公共权力加以规范并对权力行使者加以制约。
联邦党人在书中乃至后来实践中所设计的宪法及政治制度，就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洞
察上，深信政治权力的存在是一种“必要的恶”，并指出“用这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政府掌握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而掌握权力的人都有野心，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人性自身的缺陷与弱点的存在决定了种种主观上的“谨慎”与“防范”不能靠人本身，而必须借助客观化了的人性即合乎人性的法律与制度。经验也告诉我们，政府的权力是必要的，而政府权力本身又是危险的，因此我们必须设计出各种制度防范或减少这种危险。这就是权力的双刃性。
所以，除了“外来的控制”外，联邦党人进一步对政治权力作出“内在的控制”——
分权制衡，把政府权力分成若干部分，以防止专制与权力滥用。他们坚信没有分权就没有自
由，认为“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判定是虐政”，都是对自由宪法的基本原则的破坏。联邦党人还认为分权必须与制衡相结合，通过授予各个部门一些适当的彼此制约的权力，就能防止单个政府部门权力过大以至于带来专制或**的危险。三位作者敏锐地发现了专制的祸根，即 “集权”。国家权力集中在一人或一个机构的手中，就容易导致权力的失控而形成集权，进而导致政体的腐化。“一旦政体腐化，无论任何优良的政体都会蜕变为专制或暴政，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中外历史上的专制国家，帝王或政要集国家大权于一身，人民的权利无不残酷地湮没在暴政之中。权力拥有者往往会滥用权力，“直到其边界为止”。因此要确保权利就必须限制权力，“从事物的性质来讲，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权力制约权力”，分权就是其最佳途径。任何权力都应有其运行界线，而非无限或无边际的。实践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对待权力，哪怕是“人民主权”，也不能心存任何天真烂漫的幻想，任何不受约束和限制的权力，都可能导致最彻底的集权专制甚至暴政。（这一点我们在建国的前三十年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深有体会）因此，必须要建立一套能有效地制约权力的制度，筑起一道阻止权力滥用，权力腐败的防火墙，就离不开分权与制衡。因为分权制衡首先是反对集权专制，分散和限制国家权力，切实保障人权的制度安排，是保护个人权利享有和实现的重要保障。到这里，我又不得不提到自己的国度。我们的制度问题不少，如立法机关监督权不到位，行政权过于强大，缺乏制约，司法权不独立等等，致使分权制衡机制无法有效运转起来，完善我国分权制衡制度势在必行。我认为参照美国的制度，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继续完善我国的人大监督制度。人大作为立法机关，虽然宪法赋予其监督职权，但常常只流于形式，停留在文本上，缺乏对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其本身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监督机构不健全，甚至抽象空洞，对被监督的对象几乎不产生强制的约束力等等。因此，完善我国的人大监督制度，加强人大对行政、司法的监督，形成不同权力之间有效的制约的运行机制，有利于完善我国分权制衡模式。
2、加强人大对授权立法的监督与控制，收回行政机关的税收立法权。由于税收立法权是立法机关的专有权力，不得授权，基于“无代表即无税”的原则，设定任何一种税收都必须征得代表的同意，否则不能征收。目前我国的行政机关被授予诸多的税收立法权，这是与民主法治精神不相容的，不仅违背主权在民原则，而且也严重削弱了分权制衡机制，造成行政权大，而立法权、司法权相对小的权力失衡格局，使得法律丧失了其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基本价值和功能。
3、确立人大真正的财政控制权。尽管人大有审议和批准政府预算的权力，但没有真正掌握国家财政控制权和国库。这种权力在西方国家被称为“钱袋权”，是国会与行政机关之间制衡的重要表现。人大监督为何软弱无力甚至形同虚设，关键就是缺乏监督的经济支撑。如果人大行使财政控制权，不仅有利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有利于司法独立。司法机关可以在财政上摆脱行政机关的控制和干涉为司法独立构筑真正的经济基础，而只有司法真正独立才能有效地保障分权制衡机制的运行。
第五篇：联邦党人文集78—读书笔记
《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
作者观点：新宪法对于法官任职期限中关于其行为正当即应留任的规定，有助于限制代议机关越权并保证司法的稳定与公正。
文章开篇对“合众国任命的一切法官行为正当即可留任”的规定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现代政府的最可贵的革新。其后，作者从以下四个角度论证了法院、法官独立性的必要性以及法官任期仅与其行为正当相关的规定的合理性。
首先，司法独立是三权分立中司法机关的薄弱地位的要求。通过对美国三权分立之三部门性质、权力进行对比，作者认为司法机关为三权中最弱一环，同时对人民威胁最少。因为存在着被其他两方侵犯、威胁与影响的可能性，因此除司法人员任职固定以保持其独立性与坚定性之外无他法。
其次，法院独立在限权宪法中是限制立法机关越权的保障。
作者驳斥了“司法权高于立法权”的说法。当作为人民代表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与宪法冲突时，法院根据宪法这一代表人民意志的根本大法裁决，坚持人民意志至上，监督立法者在权限范围内行事，并非意味着司法高于立法。
司法机关作为任命与立法机关的中间机构则具有合理性，解释法律是法院正当与特有的职责，司法机关应听命于人民而非立法代表而在冲突的法律中依据法律解释原则作出符合宪法的原意的公正的解释。认为法院在冲突解释中会曲解立法原意的主张无异于主张根本不应设立独立于立法机关之外的法官。
第三，法院独立性有利于保卫宪法与人权。
立法可能受到社会多数派的舆论影响而违背宪法，同时这种不良倾向也可能造成不公正或偏见的法案对人权的侵犯。因此法官的独立是保卫社会不受偶发的多数人的暴政这种不良倾向的重要因素。法官的坚定不阿不仅可以减少已通过的此类法案的危害，并且可牵制立法机关的通过。
坚定、一贯尊重宪法所授之权与人权，是司法必具的品质，而短期任职的法官因歉疚民意或屈从于行使任命权的主体而影响法官的独立精神。
最后，法官职务固定有从其本身应具备的条件出发而产生的理由。
法官的职业，需要经过浩繁书籍案例钻研和正直的品质，非一般人所能胜任。法官短期任职，易导致本来为数不多的合格人士常不愿放弃收入甚丰的职务而就任法官，进而次等人必担当司法职务，从而对有效而庄严的司法工作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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