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联邦党人文集读后感作业
《联邦党人文集》第七十一篇至七十六篇书评
一、优秀语句：
第七十一篇经典语句：
1、致纽约州人民：行政权是否行使得强而有力，第二个要素在于任职期限。这一点前已提及。其目的有二：关系到总统行使其宪法规定权力时个人是否坚定； 也关系到总统采用的管理体制是否稳定。显然，就前者而言，任期越长，保持个人坚定 这一优点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凡人对其拥有之物，其关心程度均取决于其所有权是否可 靠，这是人性使然；所有权具有临时或不定的性质，就比较少重视，而所有权具有长期 或肯定的性质，则会更加重视；当然，为了后者也就比起为了前者更加甘冒风险。
2、共和制度的原则，要求接受社会委托管理其事务的人，能够体察社会意志，并据以规范本人行为；但并不要求无条件顺应人民群众的一切突发激情或一时冲动，因为这些很可能是由那些善于迎合人民偏见而实则出卖其利益的人所阴谋煽动的。人民普遍地是从公益出发的。但这一点常亦用来说明人民群众的错误。
3、在人民群众的意向同他们本身利益出现差
异的情况下，受命维护人民利益者的职责应该是抵制这种一时误会，以便给予人民群众 时间和机会去进行冷静认真的反省。
4、人们对于短期的好处往往不那么关切，因此也就不愿意为之冒任何较大的风险或不便。
第七十二篇
1、如果有五、六个曾有资格担任国家最高职位的人，似幽灵般徘徊于众人之中，觊觎 于其己无从恋栈的职位，对社会的安宁、政府的稳定，会有什么帮助么？ 第七十三篇
1、法官除解释法律之外，应使其尽量摆脱其他业务，离开愈远愈好。特别危险的是置之于可以被总统腐化拉拢或可以施加影响的位置上。
第七十四篇
1、通常人之信心来自群体，在执拗的情况下，群体可互相鼓励，对别人怀疑或讥讽其为违法、伪善之宽容亦不如是敏感。
第七十五篇
要求议会全体的一定比例人数，很可能并不比要求出席议员的一定比例人数更能发 挥人数众多机构的优越性。前者要求任何时候均需一定数量议员同意，始得通过决议，这种作法可能降低议员出席的动力。后者正相反，出席的一定比例人数可因某一议员的 出席或缺席而变化。因此而发动的到会积极性可使议会出席状况更为良好，因而通过决 议的人数一般便不会少于另一种情况，而延迟决议通过的可能亦将减少。第七十六章
1、优良政体的真正检验标准应视其能否有助于治国安邦。
2、一人单独负责自然会产生更切实的责任感，和对自己声誉的关切，而正由于此，他 将更强烈地感到自己有义务、以更大之关注细心考查职务要求的各项条件，更易排除私 情，遴选具有最佳条件的人任职。因一人较之具有平等发言权而又各自作私人考虑的机 构，其徇私机会要少得多。一个目标明确的个人，可以专心致志，自然不似一个团体在 其决议时易为不同观点、感情与派别所左右。
3、代议制度的设想即以相信人类社会有美德与荣誉之部分存在为根据，此亦为对代议
机关可以寄于信任的可靠基础。
二、各章主题与内容
1、第七十一章，写了行政权是否行使的强而有力的第二个要素，任职期限。先写了目的，关系到总统行使其宪法规定权力时个人是否坚定；也关系到总统采用的管理体制是否稳定。主要是从人性方面考虑的。
作者不吝于写出人性的弱点，这是让人非常钦佩的，他设身处地的考虑任职期限对个人行为造成的影响，不吝于分析人之贪婪与虚荣，他考虑群众所需所思，不吝于述说群众的无知浅薄易受蒙蔽。“人民群众从常识出发是会蔑视阿谀奉承的人的，这些人胡说人民群众无时不能正确，找出促进公益的手段。人民群众从自己的经验知道他们自己有时候是会犯错误的；人民群众终日受那些寄生虫和马屁精的欺骗，野心家、贪污犯、亡命徒的坑害，受那些不值得信任却为人所信任的人，以及不应得而巧取豪夺的人的耍弄，他们经常受到这样一些干扰，却并不常犯错误，勿宁说倒是个奇迹。在人民群众的意向同他们本身利益出现差异的情况下，受命维护人民利益者的职责应该是抵制这种一时误会，以便给予人民群众时间和机会去进行冷静认真的反省。这种作法曾经使人民群众免遭其本身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使有勇气和雅量为人民利益服务而不惜引致人民不快的人受到人民群众长期感激和纪念，这样的先例是不难枚举的。”
而这一点上中国的民众何尝不是如此，但是很少有政府官员能够坦而言之，他们往往嘴上说着一套心里想着一套，在人前捧着民众有雪亮的眼睛在人后高高在上认为所有人都是傻子。
2、第七十二篇主要写了不准连任的不良后果，不准连任的一个不良后果，在于减少了要求表现好的动力。不准连任的另一不良后果，在于可能导致邪念的产生、造成假公济私以及在某种情况下的擅权侵吞。不准连任的不良后果之三，在于社会被剥夺去受益于担任国家最高行政职位的人在任期中积累的经验。不准连任的不良后果之四，在于当国家处于紧急情况下，某人之在位对国家的利益与安全可能有重大影响之际，却需将其撤换。不准连任的不良后果之五，在于形成行政稳定的宪法阻力。
作者不吝于描写人的表现欲、邪念、野心，同时不同的角度来叙述不能连任带来的不良后果。
3、第七十三篇主要写了行政官员的薪酬以及主要写为保证总统权威授之足够的权力。大篇幅的是对“总统对立法机关两院之提案与决议可作有条件的否定”的支持。“我们应更为担心他在必要时不肯运用此项权力，不必过于担心他会过于经常或过多地予以运用，其理甚明。”
作者在权利的牵制之重看到了处于微妙地位的人的心理，使作者的支持看起来合情合理。
4、第七十四章主要写了对以下三款的理解与支持，一是总统为“合众国陆、海军总司令；并统辖为合众国服役而征调之各州民兵”。二是“总统得指令行政各部首长就其职责有关事项提出书面意见。”三是“总统并有权对于触犯合众国之犯罪颁布减缓与赦免令，惟弹劾案不在此列。”
5、第七十五章主要是对“总统根据或征得参议院之意见并取得其同意，有权缔结条约，惟需有该院出席议员三分之二之赞同”的支持。针对两种反对意见作出回应。一种反对意见颇为陈旧，认为此项规定使权力混淆不清。持此意见的某些人认为总统应单独拥有缔约权；另一些人则认为此权应单独委之于参议院。另一种反对意见指责此项规定使缔约工作仅限于少数人参与。持此意见的一部分人认为众议院应参加缔约工作，另一部分认为只需把参议院出席议员三分之二同意的条件改为参议院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即可。对第一点的回应是：尽管在世袭君主制政府中，授与君主缔约全权如何之适当与安
全，而将此缔约权授与任期四年的民选行政首脑则绝不如是安全与适当。如将缔约权全部委之于参议院，则无异于取消宪法授权总统掌管对外谈判事宜的好处。综上所述，缔约权委之于总统与参议院联合掌握，实委之于任何一个方面均为妥善。
尚待讨论的最后一点意见是以参议院全体议员的三分之二来代替参议院出席议员 的三分之二。在前此研究之第二题中已经指出：任何要求半数以上成员始能通过决议的 规定，将直接造成政府工作之困难，而其间接形成的趋势则是使多数人的意志屈从于少 数人。要求议会全体的一定比例人数，很可能并不比要求出席议员的一定比例人数更能发挥人数众多机构的优越性。前者要求任何时候均需一定数量议员同意，始得通过决议，这种作法可能降低议员出席的动力。后者正相反，出席的一定比例人数可因某一议员的 出席或缺席而变化。因此而发动的到会积极性可使议会出席状况更为良好，因而通过决 议的人数一般便不会少于另一种情况，而延迟决议通过的可能亦将减少。
作者通过比较的方法突出此种规定的合理性和现实实用性，不是单论起条文表面的优劣，有理有据，让人易接受。在针对第二种意见时，他提到不同情况下议员的动力问题，让人耳目一新。这是通过宪法条文，在最开端时杜绝人们的懈怠与渎职行为。
6、第七十六篇主要是针对‘总统“提名并根据或征得参议院之意见并取得其同意，任命大使、其他使节、领事、最高法院法官及本宪法未就其任命程序作有其他规定之合众国一切官员。但国会如认为适当，得以法律形式将下级官员之任命权授予总统单独行使，或授予各级法院或各部部长行使。总统在参议院体会期间有权补充所有缺额，此类委任之期限应于参议院下次会议结束时终止。’凡对任命总统这一问题曾加考虑，或注视过前文所提有关意见者，均可同意总统职位有极大可能将由具有才华之人，至少将由可敬之士充任。在此前提下，笔者可以进而推断：有辩别力之个人比有同等见识，甚至更卓越见识的机构更适于分析与估量担任具体职位的人选。然则总统的提名是否有遭到驳回的可能呢？笔者承认存在此种可能。但即使遭到驳回，亦不过给他另一次提名的机会。而最后任命之人选仍然一定是他的选择，只是可能并非其第一个选择而已。代议制度的设想即以相信人类社会有美德与荣誉之部分存在为根据，此亦为对代议机关可以寄于信任的可靠基础。
作者在说明一个问题的正确性时，很少直言其优点，而是列出几种可能性，而后比较出其合适合理。
三、对我自己思考时的评价
我在看待这六篇文章时一是考虑作者在写时用何种方法阐明自己的观点，另一面从其内容来说关注到作者多是从人性角度从制度本身限制此位置上的人的角度看待分析问题。
这正说明，我关注的也是这些问题，如何阐明自己的观点，对有关人性问题的敏感，是我本身对此的疑惑与关注，在阅读时所关注的也是如此。同时在摘录文章的佳句时，可以看到在七十一和七十六篇比较多，其他较少，一方面也许其他篇章我所认为的佳句确实少，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我阅读时第一篇与最后一篇更为细致，反映出我的耐性并不是很足。在整篇文章中，摘录的语句很多，一方面有凑字数的嫌疑，另一方面，在写指出，我并没有多少自信将这篇文章分析细致或者写好，不过勉力为之。
第二篇：联邦党人文集读后感
《联邦党人文集》读后感
在寒假里，我阅读了冯明辅导员在第一次党支部会议中推荐的《联邦党人文集》。这本书被美国人成为美国宪法的“圣经”，是在美国建国初期宪法制定阶段由美国三位伟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为了争取新宪法在纽约州获得支持而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系列说服性文章。文集中主要讲述了美国宪法的精神概要，美国三权分立的政体原因，对美国日后政体的变化与民主的实施乃至世界政治中制衡思想都有着远大的影响。三位作者是美国开国诸贤中的三位，他们在这部集子中树立了一步宪法，并创立了一套政治制度，使制度与宪法能够长盛不衰，也是美国日后被世界各国广泛认为是最民主国家的保证。众所周知，政府的权利来自于人民，而民主则要体现在政府不能够依靠自己的权利为所欲为。而这三位作者充分利用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设计了一个蓝图：建立一个联邦政府，而这个政府中的立法，行政，司法部门分割，也就是说担任各个部门的人员不能同时在两种部门中担任职位，并且使三种权利机构的权利相互制衡，这样就不会造成政府权力集中于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人的现象。而国体机构是共和国。他们认为行政部门的所有权利集中于总统一人更有利于行政命令的实施。而美国总统由人民选举产生，保障了民主权利。由此我想到了中国的政体。中国与现今美国的政府的不同。
首先美国实行的是最为广泛的总统共和制，而中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美国的这种整体选择来源于联邦党人的努力，来源于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思想，需要把强大的行政权集中于一个人的手里，所以选择了总统制。而我们这么选择是因为我们要构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而实现这种方式的最稳定方式是通过层层选举成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最终的权利决定机构即人民代表大会。对于美国来说，总统的权利直接来自人民，而中国政府的权力属于人民代表大会赋予，但人民代表大会是由人民选出。在各个模式正常运转的情况下，美国的方式可以使人民更加的体会到当家作主即民主的美好，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的稳定，因为它将选择权集中于人民认为更加优秀更加有能力的人的手中。
对于政府的结构，我们都知道美国采取的是制衡策略，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分立，三个部门相互牵制，行政权属于总统，立法权属于国会，司法权属于最高大法官，总统由人民从两个党派各自推举出的党魁中裁定，国会中的席位由各州选举，而最高大法官虽然由总统任命，但是总统无权罢免。这样就是美国的各个系统之间无法形成裙带关系，形成威慑国家的权力集团。而对于中国的政体我只能表示无奈，因为在网上我找不到任何能够详细解析中国政府结构的资料。但是据我们所知，显然没有美国那么的严谨。
正如同美国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是装模作样，只是共产党为了蒙蔽世人的眼睛，我们也说美国的选举是由大财团暗中操纵，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在自己的体系中稳定的发展着。我们各自相信自己会走向成功，但是也会互相借鉴。这就是我们看关于西方政体书籍的意义所在。
第三篇：联邦党人文集
美国的建国大业
——读《联邦党人文集》
于乐源 11级 建筑学 20115570
美国建国初期，汉密尔顿邀请杰伊和麦迪逊，共同使用笔名“帕布利乌斯”在纽约各大报纸上高密度地发表文章，解释联邦宗旨，阐述宪法要点，希望借此说服纽约民众，促使纽约邦制宪会议批准宪法。这一系列文章后来集结出版，就是我们看到的《联邦党人文集》。他们自认为自己写的文章对象是时下的百姓，绝没想到它们也会对后世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它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当年作者们的初衷，《联邦党人文集》的思想辐射也远超出了美国。
当时的美国可谓百废待兴，甚至可以说还没有“美国”，只是十三个独立国家的集结——“邦联”。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宪法、政府、武装和法律文字，人口、幅员差距悬殊，历史渊源、人口组成、社会结构大相径庭。恐怕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反对英国统治。这种体制根本无法抵抗外国的欺侮，而且内部容易陷入争执和战争。
先见之明者已经意识到了这种邦联体制的巨大缺陷，就是：“为联邦立法，要取得各邦的集体同意，就不能立法管理生活在各邦的公民个人。”制定法令若要得以实施，必须要所有邦通过。邦联制度是如此孱弱，松散，无力，更像是今天的欧盟。而不是一个国家。
抵御外来侵略，捍卫自己的权力不被它邦蚕食，避免各邦相互倾轧，达成各邦彼此孤立无法达到的福利，这就是建立中央政府的目的。正因为美国制宪会议时的历史背景是联邦权力和邦权论的妥协，因此我们在美国的政治体制设计中处处可以看到分权、制衡原则的贯彻。这种对权力的分离、制衡的高度意识，也表明了建国初期的美国人对权力的强烈不信任感，所以有“总统靠不住”这种说法。在政府的组织结构上，《联邦论》还提出了“政治制约原则”。麦迪逊说，倘若人人都是天使，就用不着政府。他认为，惟有利用相互对立和争夺的利益，方能制约人人都具有的权欲和野心。这一原则在《联邦宪法》中的主要体现就是“限权”——无论是政府的权力，还是民众的权力，都要有所节制。这种观点也透露出他们高度的务实态度，虽然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当时都只有三四十岁，但却对各种政治体制的优劣有着深切的洞察，且不为一时的意识形态所遮蔽。一个重大的事实不可更改，那就是北美十三个邦已经是独立实体。若要它们联合起来，就不可能要求它们彻底放弃主权，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它们的联合，只能以联邦或邦联的方式予以实现。
当时面临着艰难的选择：美国独立之后，是采用共和制、贵族制还是君主制？ 几乎所有人都会摈弃君主制，在贵族制的问题上，大家也莫衷一是。制宪者们明白大家想要的是民主。
最终，他们的选择是糅合与创造：结合了联邦制度与共和制度的一种新型政体。采用了分权制度，各州和中央政府拥有的权力强度都是最高的，但是所管辖领域不同。
但是，分权又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分权的困难就在于现实妥协。分权者都是人，没有人能保证分权者能够把权力分配地公正合理，事物的性质受其自然属性和人为操作的影响，现实利益的分歧很难不去影响到权力的分配。
正如文本中所主张的，没有一种“passion”是绝对好的，正如爱情总伴随着嫉妒，民主总伴随着暴民一样。具有结合优势的总大都能够胜出单一的整体。美国的特征就是，它不是民族国家，也不是帝国，也不是国家的联盟，而是三个概念的混合。为什么联合？强世功老师说，为了追求伟大。美国的幅员辽阔，政体史无前例，所以美国思考的是伟大的事。
这也给予我们一个启示：为什么美国会成功？美国思考的是伟大的事。我们在完成我们的事业的时候，有多少人能把它当成一桩伟大的事情？所以极少有人能把自己的事业做成伟大的事。美国人信奉新教，信奉选民论。他们把自己看做上帝的选民，把每一件事都看做上帝的安排。
所以，美国能够建国三百多年而成长为一超级大国，这是伟大的功业，由伟大的人们完成。
第四篇：联邦党人文集读后感
《联邦党人文集》读后感
《联邦党人文集》是由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约翰杰伊、麦迪逊等人书写的85篇文稿组成，详细的介绍了美国的政治制度的来源、优缺和作者对政治制度的看法。这本书使我对美国政治制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引发了我许多的共鸣，接下来，我想从几个角度阐述下我从这本书中得到的一些启示。
通读全书，汉密尔顿、麦迪逊等人对美国共和政治体制的每一个权力设置的缘由都做了详细的阐述，鲜明的体现了美国政治的经验主义色彩。美国政治制度在当今世界为世界各国效仿，为美国的强大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奠基。美国的政治制度的形成并不只是简简单单从一开始由他们的开国元勋根据什么“启蒙思想”而建立一套制度，他们制度的建立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他们这套制度产生于经验主义而不是理性主义，而经验又来自哪里呢？这本书给了我们答案，来自于“英国”、来自“其他州宪法”，美国政治制度是在总结英国政治制度、州制度的优缺结合启蒙思想创立出来的，可以说是启蒙思想与美国国情的结合，有着深厚的政治经验的积累。美国建国的十三个州，每个州都有自己特色的政治制度，而美国宪法就是对州制度的升华。它的每一个细节的设置都可以在英国政治体制或州制度中找到影子。所以我个人认为政治其实不存在什么突发奇想的创造，也不可能完全根据什么理论建立，它必定是深深的根源这个国家的历史与国情，所以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一套优秀政治理论必定是根源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实践之中。光靠几本书，是搞不了政治的，甚至可以说是天方夜谈。要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总结实践经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源泉、动力、目标。
第二、我想谈的是心理学、心理经验对政治的作用，在《联邦党人文集》一书中，汉密尔顿、麦迪勋等人对政治制度的分析，对反对意见的回应，无不来自于他们在政治实践中总结的心理经验，比如在第72篇《论行政权力的唯一性》中谈及“为什么行政权必须由一人掌握，而不能由一个集体掌握”时，作者说到“当行政权由一个集体掌握时，由于每个人都想将自己的意见渗入到决策中，所以决策必须要所有人来协商做出，当某个人没有参与到决策的制定时，他可能会极力反对此项决议，因为他的意见并没有渗透进去，这不仅会降低决策效率，而且容易导致内部分化，可能一部分人会结合在一起，不利于内部的团结。而且在集体做决策时，由于是集体决策，责任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推卸。”所以汉密尔顿等人坚持要保证行政权唯一性，这不仅有利于效率提高，而且方便追究责任。汉密尔顿等人根据自身的从政经验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从每个人的心理出发切实考虑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政治总而言之就是对人性的管理，所以政治同时也是和人的心理密不可分的，所以任何一项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出台一定要充分考虑这项制度的实施者的内在心理，将政治与人性心理结合。
第三、我想讨论的是政治制度的完善来自于权力的斗争之后重组、洗牌。换句话说政治就像大自然一样，它会随着力量之间的角逐，不断的重组、淘汰、新生，就像美国联邦制度的确立，美国在1787年宪法之前一直都是邦联制度，但是这种无法满足美国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美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总览军权、财权、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为整个美国谋利，所以才有了《1787年宪法》的出台，为美国确立了联邦制度，这是各州权力让渡的产物，换句话说也是权力斗争的产物，权力斗争并不是坏事，只要它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那我们就应该接受它，但它必须最后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巩固斗争的成果。一个优秀的政治制度一定是经过无数的政治斗争而产生的，当然其中也不乏流血与牺牲。
第四、从全文出发，可以充分了解美国政治制度，尤其是它突出的稳定性，制度的设计者在分权上确保各个主体的力量均势，没有让其中的任何一方过分的强大，而足以影响另外两方，实现了政权的高度稳定性。以行政权为例，设计者对总统拥有的军队统帅权、签订条约权、任命权、议案的相对否决权，都做了精心的设计，总统对于上诉的权力都无法全部掌握，都只能部分取得，分权的思想不仅仅停留在对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的分立，同时也渗透到了每一个具体部分的设计上。在司法上，由于司法权天生的弱势地位，设计者为了加强其对其他两者的影响力，确立了法官终身制、违宪审查制度，通过宪法加强了司法权。在防治腐败问题上，司法上充分发挥陪审团制度的作用，行政上，由国会对总统的收入进行控制，同时也有最高法院的监督，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的产生。
第五、制度设计者极具创意的考虑到了人情世故对政治的影响，因而在制度的设计中加入对这一问题的防范措施，例如在人事任命权上，既不将权力完全给予总统，也不将其给予议会，因为如果给予总统一人的话，那么很可能产生总统任人唯亲的情况出现，如果将其给予议会的话，那么议会的议员可能会互相照顾自己的亲属，同时互相也不敢得罪对方，这样容易导致政治家族化或结党营私的出现，后果可想而知。所以制度设计者采取的方式是将任命权分为提名权和审核权，提名权归总统，审核权归议会。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行政机关人员都能被总统接纳，和总统保持高度的一致，同时也可以减少任人唯亲的情况的产生。因为毕竟有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总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样的制度的设计充分的体现了制度设计者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充分的考虑到了政治中的人情世故。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法官的终身制和部门俸给制的设计，法官的终身制确保了他的独立性，不受提名者的干扰，同时法官的高薪制保证了法官可以不因为生活情况的变动而影响职责的履行，这都是充分考虑了法律这一行业的特殊性而制定的规则。人情世故也是政治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而这一点在国内比较官方的书籍上很少提到，中国的政治制度可以充分学习和研究这一点。
第六，从书中可以感受的到，美国政治是深受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何为“功利主义”，最早是由英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边沁提出的。简单的说知道就是最求幸福的最大化，认为痛苦和快乐可以精密的计算得出幸福值。而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者就是出于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考虑，对于政治制度的每一个环节都深思熟虑，进行充分的厉害、利弊比较，例如在陪审团制度上，在民事案件中是否要运用陪审团制度产生了极大的争议，有人认为陪审团对民事纠纷并不能就行深入的了解，因为在民事纠纷中存在许多专业性问题，一般人很难了解，所以不支持民事诉讼中加入陪审团制度。而另一方面，一部分认为陪审团制度可以充分的防止政府的腐败作风。经过多方面的争论还是决定运用陪审团制度，这是他们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以限制政府的权力为主，从此点出发，考虑到“运用陪审团制度”的利大于弊而得出的一个结论。美国政治制度是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的结合，所以美国政治制度具有典型的西方政治色彩。
上文中，我从经验主义、心理学、权力斗争、制度的稳定性、功利主义、人情世故等几个方面详细的分析了这本书中所提及的美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对美国政治制度有了新的理解。读完这本书后，产生了许多新的体会，和以前从课本中了解到的美国政治制度截然不同，这让我回想起了去年上的王成兰老师的《美国当代历史文化》，王成兰老师认为：“美国的发展主要靠的是以下四点：
一、一以贯之，不折腾；
二、立国者的抱负与眼光；
三、思想家对美国的忠诚；
四、博大、宽容的文化。”其中老师提出的第一点其实就是保守主义政治理念，第二点其实展现的也就是美国开国元勋的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政治理论修养。美国的发展是长期历史积累的产物，的确“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它是政治系统不断完善和更新的产物。制度的创始者只是根据他们的政治经验和政治理论设计出一个模型，而后人再不断的根据实际状况在这个大的框架下修改这个模型，使之适应时代的发展。
总而言之，这本书让我受益良多，上文是我读书的心得体会，一本书也许两三天就能看完，但是写这本书的人，可能是经历了一生才有如此的生活体会，而我的生活经历有限，也许还不能读懂作者全部的想法，或许读懂了却无法真正理解，可能是因为经历、阅历，也可能是因为年龄、语言。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伟人在交流，他把人生的体会告诉我们，我们有时可以触摸的到，但很多时候却可望不可及。有人说“读书可以让我们读懂现实”，但我认为很多时候是“现实让我们读懂了书”。书只不过是个载体，通过他，我们可以和活着的或死了的伟人们近距离交流，他们告诉我们的一点一滴也许就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引发我们的共鸣，给予我们启示。读书没必要刻意强求全部读懂，你也没这个能力全部读懂，所以读书还是“不求甚解”的好。
注释：边沁：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年2月15日——1832年6月6日）是英国的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他是一个政治上的激进分子，亦是是英国法律改革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并以功利主义哲学的创立者、一位动物权利的宣扬者及自然权利的反对者而闻名于世。他还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
经验主义（Empiricism）：一种认识论学说，认为人类知识起源于感觉，并以感觉的领会为基础。经验主义诞生于古希腊。距今已有2400余年的历史。期间，它不断地与另外两种学说发生争议：一种学说为天赋论，主张知识属于与生俱来的本性之观念；另一种学说为理性主义，主张唯有理性推理而非经验观察才提供了最确实的理论知识体系。然而，上述的争议虽然从未中断过，但它们之间的冲突却时而激烈，时而缓和。作为一个认识论的概念，经验一词主要指与理性认识相区别的一个认识阶段、认识形式，即感性认识。理性主义者将人们对有关事物的见解区分为一般的、易犯错误的信念和永久的、已被证实了的真理性知识，并在其中划出一条深深的鸿沟。他们声称，感觉经验只能产生关于表象世界的意见，由于表象可能使人受到蒙蔽，所以这种得之于观察的经验是不可靠的，无法被确认为知识。鉴于此，理性主义者主张全面放弃感觉，而专注于从理性中寻觅真正的知识。还有一些理性主义者认为，许多知识是生而具有的；学习的实质，就在于通过理性能力对内部潜在的内容作出重新发现。他们指出，在这样一个先验的知识概念系统中，短促和随机的临时性经验必然找不到它的位置。
功利主义：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所谓最大善的计算则必须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相同份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痛苦仅是“负的快乐”。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学说，功利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边沁和密尔都认为：人类的行为完全以快乐和痛苦为动机。米尔认为：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对幸福的促进就成为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
《1787年宪法》：1787宪法是美国1787年制定并于1789年批准生效的美利坚合众国联邦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成文宪法。它奠定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法律基础，制定后多年来附有27条修正案，迄今继续生效。
启蒙思想：启蒙思想运动是继文艺复兴后，在欧洲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就是启迪和开导人们的反封建意识，给尚处在黑暗中的人们带来光明与希望，反对蒙昧主义、专制主义和宗教迷信，打破旧的传统观念，传播新思想，新观念。
参考文献：边沁《功利主义》；
马克思韦伯《论保守主义》
《美国1787年宪法》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卢梭《社会契约论》
第五篇：读《联邦党人文集》后有感
读《联邦党人文集》后有感
现代中国但凡有些社会良知的大学生，逢人必谈政治，逢政治必谈民主二字，似乎谈论民主总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气概。可是我们有扪心自问过，民主到底为何物？我们有深入调研过我们国家的问题出在哪里了么？我们有了解过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制度如何产生的么？我们有了解过欧洲的民主和美国的民主差异在哪里么？我们没有了解过，我不得不佩服这种略显无知的勇气。我们总是赞叹美国的社会秩序良好，架构稳定，却很少有人关注这样原因。很多人试图从制度的角度发现问题，却发现得出的结论总不是那么贴切。亦或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亦或是我们没有选择对正确的方向，总是原地打转，总是南辕北辙？亦或是我们有太大的惰性，往往不愿意和过去做一个了断，使得我们的历史拉拉扯扯，左脚已经跨过门槛，右脚却死死的站在后面不愿跟上？
从小主动去接触那些感兴趣的大大小小的民主历程，可是感觉现代世界往往是那样复杂，尔虞我诈的权术往往遮掩着对于自由和纯粹的追寻，我发现很难剖开迷雾发现那些最本质的东西，于是我去翻看那些经过时间层层筛选而仍能够获得后人垂青的著作，那些经历过帝制、君权、军事独裁、民主暴政、名义共和、诸侯割据、人民专政的历史而流传至今的著作。对于美国历史的理解，感觉好像总是缺一环。中学的历史课本教给我们的是，一群颠沛流离的异教徒在大洋的彼岸通过一纸薄薄的契约后定居下来，然后美国的定居者和殖民者就突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独立之后美国就逐渐走上了称霸的道路。我以为，既不客观，也似乎有意地省却了什么东西。美国的民主思想如何形成？虽然美国的宪法经过那么多回修改，为什么它的政体能够保持不变？为什么它能够对内保持最大限度的民主，对外却表现最大限度的专制？美国的制度和它的政治行为如何互相影响？一切外部的揣测都显得有些业余，直到我翻开了《联邦党人文集》。尽管它的观点未免略显陈旧，主观性也很强，却未尝不是观察美国民主制度的另一个角度。如果没有这门课程，作为一个工科生，我可能也不会去专门看这样一本书。联邦党人文集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三人为争取批准新宪法，而在纽约报刊上共同以“普布利乌斯”为笔名而发表的一系列的论文文集。虽然在看书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一些不同风格的破绽，但是整书看来，还是如行云流水般流畅，我不得不为他们杰出的洞察力、预测力、架构能力而折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为律师，后任华盛顿总司令的军事秘书和革命军团长，参加过安那波利斯会议，是制宪会议的成员，任首任财政部长。约
翰·杰伊，律师兼外交家，主要从事外交活动，是1783年美国独立条约的签订人，也是1793年中立宣言的起草人，曾任临时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这个应该很熟悉，他是独立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在费城制宪会议中作用卓著，并保存了最完整的会议记录，有“宪法制定人”之称，后任国务卿和第四任总统。可以看出，这三位不仅仅是卓越的理论家，更在合众国的前期建设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研读三位的作品，会发现他们所提到的，不仅仅是幻想，而是或多或少真实的历史轨迹。
在听过余逊达老师的政治和政党的课程之后，我又回头翻看《联邦党人文集》。作为一
部政治学名著，其设计的一部宪法和一套政治制度一直经久不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也追求均衡和谐，均衡在中国古代是一种类似“均势”的解释，然而我们却从未将这种思想上升到治国之道的层面上，只是政治技巧和人际交往的一种技艺。其实一言以蔽之，主要是联邦党人创新性地以分权制衡原则去构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通过百余年的实践，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美式民主不是遍地开花，但是分权制衡却是人类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经验总结。
人世间一切都难免衰败并死亡，任何基于不管崇高的个人也好、卑鄙的个人也好的政治
制度，都将随着权势和肉体的消逝而崩塌，权力和制度的真空往往又会造成一轮轮无休止的征战与抢夺，乃至陷入恶性循环。一部真正对所约束人民负责的宪法或一套长期稳定存在的政治制度要得以长存，除非它能准确地把握人类的本性和历史的走向。在考察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等时期政治制度及晚近的英国宪政经验的基础上，本书的作者们创新性地提出共和政府架构，确立了分权制衡的政权组织形式。政府权力被划分、并被设计成相互制衡的模式，即联邦政府的权力被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具体而言，三个部门的人员由独立而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范围内产生，具有不同功能，任何人只能在其中一个部门任职，任何一个部门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控制政府的某个部分，而不可能同时控制全部权力。权力划分后，各部门都具有宪法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但是权力分立却并不意味着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完全分割，否则只能导致政府瘫痪或混乱。
我认为该书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仔细思考：
1、联邦党人在分权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权力应如何制衡。他们认为，为了达到各种
权力相互牵制，所谓“三权分立”并不是三种权力绝对的隔离分治，而应当存在着三种权力的相互联系。正是为了相互制约，才存在着权力间的局部混合。完全的分割不仅会造成政治权力行使的低效率，相互疏远的联系也很难起到制约的作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会造成既排斥又吸引的作用。“只要各个权力部门在主要方面保持分离，就并不排除为了特定目的予以局部的混合，此种局部混合，在某些情况下，不但并非不当，而且对于各权力部门之间的互相制约甚至还是必要的。”
2、与权力相互牵制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权力的平衡。联邦党人主张平衡三个部门的权力，要使每一个部门的权力对其他两权来说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要使三者彼此在权力、力量的对此上形成均势。而美国宪政框架下的权力分立与制衡机制主要表现为：国会的任命批准权和弹劾权，总统的立法否决权和建议权，法院的宪法解释权和司法审查权等，其中心思想归
根结底还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监督和制约中存在着反监督和制约，监督与制约都是双向的。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政府权力为什么要分权与制衡？我们的国家总是刻意地拒绝西方的多党制政治体制，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姑且不论那套所谓的“淮南之橘生于淮北为枳”的说教，我们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能够达到权力的有效和有限行使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得不从“人性论”谈起。
“性本善”与“性本恶”的争论从古至今，直到近代西方人文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对
“人性”才有了更深刻全面的认识。一方面，人性既有恶的一面，因而政府权力成为必要，对政府权力行使者进行限制和制约同样成为必要；另一方面人性又有善的一面，人是目的，应当尊重其人格尊严和保障其基本人权。所以任何法律制度都必须建立在对人性、人类社会本质规律深刻洞察的基础上。
现代宪法的人性基础的思想立足点就是建立在性善与性恶的双重人性假定上。一方面
在人文主义假定的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至高性、神圣性的基础上，对性善的颂扬使人权保障思想得以广泛的张扬和崇尚；另一方面，对人性弱点，人性的缺陷与不完善上的正视与防范，需要公共权力加以规范并对权力行使者加以制约。
联邦党人在书中乃至后来实践中所设计的宪法及政治制度，就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洞
察上，深信政治权力的存在是一种“必要的恶”，并指出“用这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政府掌握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而掌握权力的人都有野心，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人性自身的缺陷与弱点的存在决定了种种主观上的“谨慎”与“防范”不能靠人本身，而必须借助客观化了的人性即合乎人性的法律与制度。经验也告诉我们，政府的权力是必要的，而政府权力本身又是危险的，因此我们必须设计出各种制度防范或减少这种危险。这就是权力的双刃性。
所以，除了“外来的控制”外，联邦党人进一步对政治权力作出“内在的控制”——
分权制衡，把政府权力分成若干部分，以防止专制与权力滥用。他们坚信没有分权就没有自
由，认为“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判定是虐政”，都是对自由宪法的基本原则的破坏。联邦党人还认为分权必须与制衡相结合，通过授予各个部门一些适当的彼此制约的权力，就能防止单个政府部门权力过大以至于带来专制或**的危险。三位作者敏锐地发现了专制的祸根，即 “集权”。国家权力集中在一人或一个机构的手中，就容易导致权力的失控而形成集权，进而导致政体的腐化。“一旦政体腐化，无论任何优良的政体都会蜕变为专制或暴政，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中外历史上的专制国家，帝王或政要集国家大权于一身，人民的权利无不残酷地湮没在暴政之中。权力拥有者往往会滥用权力，“直到其边界为止”。因此要确保权利就必须限制权力，“从事物的性质来讲，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权力制约权力”，分权就是其最佳途径。任何权力都应有其运行界线，而非无限或无边际的。实践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对待权力，哪怕是“人民主权”，也不能心存任何天真烂漫的幻想，任何不受约束和限制的权力，都可能导致最彻底的集权专制甚至暴政。（这一点我们在建国的前三十年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深有体会）因此，必须要建立一套能有效地制约权力的制度，筑起一道阻止权力滥用，权力腐败的防火墙，就离不开分权与制衡。因为分权制衡首先是反对集权专制，分散和限制国家权力，切实保障人权的制度安排，是保护个人权利享有和实现的重要保障。到这里，我又不得不提到自己的国度。我们的制度问题不少，如立法机关监督权不到位，行政权过于强大，缺乏制约，司法权不独立等等，致使分权制衡机制无法有效运转起来，完善我国分权制衡制度势在必行。我认为参照美国的制度，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继续完善我国的人大监督制度。人大作为立法机关，虽然宪法赋予其监督职权，但常常只流于形式，停留在文本上，缺乏对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其本身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监督机构不健全，甚至抽象空洞，对被监督的对象几乎不产生强制的约束力等等。因此，完善我国的人大监督制度，加强人大对行政、司法的监督，形成不同权力之间有效的制约的运行机制，有利于完善我国分权制衡模式。
2、加强人大对授权立法的监督与控制，收回行政机关的税收立法权。由于税收立法权是立法机关的专有权力，不得授权，基于“无代表即无税”的原则，设定任何一种税收都必须征得代表的同意，否则不能征收。目前我国的行政机关被授予诸多的税收立法权，这是与民主法治精神不相容的，不仅违背主权在民原则，而且也严重削弱了分权制衡机制，造成行政权大，而立法权、司法权相对小的权力失衡格局，使得法律丧失了其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基本价值和功能。
3、确立人大真正的财政控制权。尽管人大有审议和批准政府预算的权力，但没有真正掌握国家财政控制权和国库。这种权力在西方国家被称为“钱袋权”，是国会与行政机关之间制衡的重要表现。人大监督为何软弱无力甚至形同虚设，关键就是缺乏监督的经济支撑。如果人大行使财政控制权，不仅有利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有利于司法独立。司法机关可以在财政上摆脱行政机关的控制和干涉为司法独立构筑真正的经济基础，而只有司法真正独立才能有效地保障分权制衡机制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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