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惩治FLG邪教份子的实施方案

第一篇：关于惩治FLG邪教份子的实施方案

最近，邾城街一批“FLG”邪教份子无视国法，猖狂活动，他们的活动由公开转为地下，由串联改为分散，资料由手写改为机印，甚至公然开辟地下复印场所，制作光盘、软件，美化“FLG”，攻击共产党和党的高层领导，散发宣传资料，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形成了不安定的社会因素。邪教的抬头，活动方式的改变，活动量的增大，恰恰说明了我们打击邪教的力度不够，实施帮教没有到位，整治工作出现了漏洞，为此，七月三日，街党工委、办事处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了认真反思和研究，xiexiebang.com并就如何整改进行了部署和安排。

连日来，我们作了如下工作：

1、街党工委、办事处认真听取了分管领导的汇报，着手在近期召开全街反邪教动员大会，发动社会力量，号召全民参与，掀起了反邪教高潮。

2、进一步健全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网络，明确了相关责任。

3、街道与街属各单位签订了反邪教责任书。

4、制定并落实了“三帮一”工作方案。

5、开展了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

6、建立防治邪教信息网络，各社区、村建立了信息小组，小组成员3—5名。

7、对程湖村主要负责人及街包村干部进行了必要的纪律处分，并通报全街。

目前，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有：

1、继续深挖隐藏的邪教分子，发动群众检举揭发。

2、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追缴、销毁邪教宣传品。

3、加强对已掌握的“FLG”顽固分子的监控。

4、积极做好帮教工作。

5、对脱离邪教的人员从生活上、工作上给予人道帮助，做好稳定工作。

下段我们要做的工作是：

1、严格实行领导责任制。各村、各社区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对辖区内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负总责，全街上下做到一级抓一级，一级包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各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各负其职。

3、加强巡逻控，打击处理工作。各村、社区街属各单位要成立强有力的工作专班，加大对重点村、重点人、重点地区、重点路段巡逻布控，守候抓获现行工作力度，及时打击、查处“FLG”等邪教组织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实行抓获现行举报查实有奖制度。

4、建立健全反邪教信息网络。各行政村、社区、街属各单位确定3—5名信息员，在基层大力宣传国家反邪教的政策，法律法规，并及时举报邪教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

5、强化教育转化，防范监控工作。实行国家干部、包村居委会，村、居委会干部包对象的责任制，国家干部所包村、社区责任共担。对尚未转化的“FLG”习练者，采取社区、单位转化与法教班转化相结合的办法，强化“三帮一”措施，对“FLG”顽固痴迷者由街综治办、派出所、安保服务队、“三帮一”责任人定期或上门训诫教育和监控。

6、加大侦破案、打击查处力度。派出所要在布控抓获，出重拳打击的同时，深挖“FLG”地下组织和印制“FLG”反动宣传标语、条幅及书册的窝点，决不放纵违法犯罪。

7、坚持“日检查、周巡视、月通报”的工作制度。各村、居委会、各单位要确定专人负责，街成立检查专班，负责检查，督导、通报情况等工作制度，明确责任，落实奖惩，发现问题，迅速整改。

8、加大处理力度。对本单位干部职工中极个别“FLG”顽固分子，要严格按按照中央省、市、区有关文件精神，坚决给予组织处理经济处罚。

9、健全信息，要情上报制度。各村、居委会、各单位每月向街综治办上报反邪教工作各种信息资料、及时报告要情，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10、要运用各途途径深入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和青少年的思想政治觉悟，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邪教斗争。

严明纪律，强化责任追究。

依照湖北省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关于主汇聚和处理邪教工作职责和失职追究的意见》（组发[2005]1号）文件精神，结合邾城街的实际，实施如下责任追究：

（一）凡发现所辖区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对该单位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即时“一票否决”，并依照党纪政纪严厉追究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1、“FLG”习练者进京或赴省、市、区等上级机关滋事的；

2、“FLG”反动宣传节目插播的；印制反动宣传品等；

3、“FLG”违法犯罪活动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xiexiebang.com

（二）街综治办、派出所、安保队在巡视和检查中第一次发现辖区内有3条以上“FLG”反动宣传标语、条幅的（包括覆盖不彻底），或有“FLG”习练者3人以上聚练功的，所包村、居委会的国家干部向街党工委写出深刻检讨，村、居委会、单位主要负责人同样写出深刻检讨，并实行党纪、政纪处分在全街给予通报批评，限期整改。因整改不力，第二次出现此类问题，街党工委并视其情节轻重和社会影响程度，给予党纪、政纪、撤职等处分，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

”。驻点干部不换点不调动，不提拔，不晋级、不评先。

第二篇：《惩治、预防腐败》实施方案

《惩治、预防腐败》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纪委《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和云南省纪委关于结合先进性教育活动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意见和要求，构建我校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体系，不断提高我校党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特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及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为民、务实、清廉”为总体要求，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关于反腐败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立足教育，健全制度，强化监督，把教育、制度、监督贯穿于反腐倡廉的各个环节，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全面推进我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向纵深发展。

（二）工作目标及要求

1、工作目标

从讲政治和切实贯彻求真务实精神的高度，把“惩防”工作作为今后反腐倡廉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领导，强化措施，确保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取得实效。坚持教育在先，以制度建设为重点，以党内监督、行政效能监察为手段，保证党员干部不发生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领导班子成员中不发生职务犯罪，全系统上下形成廉洁奉公、勤政高效、公平诚信、稳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为我市畜牧水产事业在更高平台上繁荣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2、工作要求

一是从思想观念和作风入手，加强廉洁从政的思想教育。在政治思想和执政理念教育、勤政廉政教育、公仆意识教育上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提高党员干部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增强党员干部监督的主动性和接受监督的自觉性。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从根本上减少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案件的发生。

二是从办事规则和程序入手，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要认真自查、1建立健全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及操作程序，并严格对照有关规定和要求操作，从源头上预防和歇制腐败行为的发生。

三是从权力实施范围和效果入手，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坚持把握重点人、重点部位和重点环节，综合运用各种监督机制的作用，切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

二、工作机制、组织机构和纳入惩防体系的主要内容

（一）工作机制

按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求，实行党支部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党政班子组织协调，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工作机制。

（二）组织机构

为加强对构建惩防体系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学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领导小组，及时监督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组长：

副组长：

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的组织协调工作，主任由兼任。

（三）纳入惩防体系的主要内容

根据进校附小实际情况，将反腐倡廉教育防范机制、防疫检疫执法、兽药饲料监管、财务管理作为纳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主要内容。

三、以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载体，完善教育防范机制

完善教育防范机制，必须坚持教育在先、防范在前，把党风廉政宣传教育纳入党的建设和工作总体部署，统一要求、统一实施。结合当前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把反腐倡廉教育延伸到每个党员中去，使党员干部党风廉政教育参训率达到100%，考试合格率达98%以上。在完善教育防范机制方面，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工作：

（一）创新教育机制

为进一步健全定期廉政培训制度和教育制度，进一步推行并完善廉政谈话、打招呼教育和述职述廉等制度，做到教育在先，防范在前。积极探索在学校开展廉政宣传教育的新方法,加强对领导班子成员、财务人员、领导干部家庭成员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积极构建全系统党风廉政“大宣教”工作格局，努力调动广大干职工及群众参与和支持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的积极性。

（二）转变思想理念

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转变党员干部的思想理念。结合已经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突出围绕党的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通过学习教育，促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筑牢抵御腐蚀的思想道德防线，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真正把廉洁自律体现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各项工作中去，做遵守和维护纪律的模范。

（三）加强理论学习

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学习贯彻党纪条规。重点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教育党员干部在新形势下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纪律和群众工作纪律，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必须严格遵循“四大纪律、八项要求”。

（四）开展典型教育

广泛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和正反典型事例教育。结合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坚持把从政职业道德教育、正反典型事例教育、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和警示教育等纳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每年在全系统开展一次以权力观、遵纪守法为重点的主题“教育月”活动。

（五）改进教育方法

改进教育方法，切实增强教育效果。结合党纪条规教育，认真学习好《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儿童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增强党员干部依法行政的自觉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坚持示范教育与警示教育相结合、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传统形式教育与现代传媒教育相结合，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进一步拓宽反腐倡廉教育领域，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使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四、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切实从源头上堵塞漏洞

加强制度建设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有效保证。针对纳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主要内容，结合学校党务工作实际，找准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环节，通过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加强源头治理，堵塞腐败现象的发生。

（一）防疫检疫执法

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环节：执法权限和执法程序的把握，执法案件的处理。

约束制度：

规范执法权限。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义务教育法》，规范执法程序。严格遵守《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执行。特别是一般程序，即按立案→调查取证→处罚事先告知→处罚决定→送达→执行。程序严格把关，审核按规定程序由法定代理人签发，并把握申辩、陈述、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法律生效的期限。

建立执法过错追偿制度。过错范围主要有：

1、在依法行政过程中没有正确履行职责，造成服务对象重大损失的；

2、在执行公务中，违反廉洁行政的有关规定，造成不良影响并导致损害赔偿的。

加强财务和票据管理。严格实行财务收支两条线，有专人负责票据的管理，使用统一规定的票据，出具的票据一律使用专用公章。

（二）财务管理

对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环节：设置账外帐或设立“小金库”；白条子抵帐；主要领导直接分管财务等方面进行严格管理并建立财务约束制度：

预算外收入严格按照“收支两条线”管理。建立健全各种票据领、核、销的管理制度，规范票据使用程序。严禁设立账外帐或设立“小金库”。

坚决杜绝白条子入帐。要求各项费用支出必须凭据真实，由经手人、证明人（验收人）、审核人签字并经分管财务领导审批签字后方可报销。局机关所有经费开支实行单位分管财务领导“一支笔”签字审批。1000元以下的费用和经济合同的签订，由分管领导签批后，方可报销和生效；1000元以上（含1000元）的费用和经济合同的签订，必须经过局长办公会议集体讨论决定，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财务，不签报财务开支发票。

会计每月必须将本月财务收支情况及时记帐，并编制财务报表，按有关规定报市财政局有关科室、主管领导和分管领导各一份。出纳做到日清月结，确保办工等各项所需资金的支付，同时做到现金严格控制在规定的库存限额之内。

五、建立和完善监督措施，形成反腐倡廉整体合力

加强监督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关键。建立和完善监督措施，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把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和行政监察紧密结合起来，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增强监督的整体合力，不断提高监督的实际效果。

1、每年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综合评价。评价从反腐倡廉各项任务的完成情况、责任制落实情况、本部门党风政风状况及本人廉洁自律情况等方面，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年终进行综合考评。在评价中，做到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综合运用干部考察考核、经济责任审计、党风廉政责任制考核、民主评议、信访举报等方面的信息和结果，对党员干部每年的廉政情况作出科学评价。

2、建立健全反腐倡廉社情民意调查反馈机制。开展党风廉政建设问卷调查、走访座谈等多种征求意见形式，及时了解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意见和建议，掌握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定期听取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党风廉政建设特邀监察员、行风监督员的情况反映和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从健全惩防体系、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和维护群众利益的角找准突出问题，落实整改措施，不断完善我局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内容，使其更加结构合理，配制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

第三篇：明代对邪教的法律惩治

明代对邪教的法律惩治

周向阳

(湖州师范学院 浙江 湖州313000)

摘要：法律控制是明代打击邪教犯罪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明朝国家大典《大明律》及修订的条例的“礼律”、“刑律”等篇目中，有着惩治邪教的多款法律规范。而且，明代皇帝还通过颁发敕令、谕旨等特别规范，加重对邪教的打击力度。从而形成了以《大明律》为基础，各种法律形式加以补充、完善的关于惩治邪教的严密的法律网络。关键词：明代；邪教；法律

中国古代的邪教指的是宗教理论上邪恶、妖妄、怪诞不经的宗教教派。但在法律上，则是指不容于政府的一切非法宗教，邪教通常不仅拥有体系化的异端理论、怪异的法术以蛊惑

[1]大众,而且还拥有严密的组织以威胁政府与社会的安全。因而在古代，邪教一直是法律严惩的对象。而明朝是借助于白莲教这种宗教组织而取得政权的。作为曾经利用过宗教教派夺取政权的统治者，朱元璋更切身体会到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有组织力的邪教教派对帝国的莫大威胁。再加上“治乱世用重典”思想的指导，明朝更是把法律作为打击邪教的重要手段。本文拟就明朝政府惩治邪教的法律措施及其特点略予述评，以求为当代反邪教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有益的进路。

一、明代惩治邪教主要的法律规范

（一）“谋反大逆”

中国古代邪教组织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入世”色彩，国事犯罪是其犯罪的重要类型。由于各种原因，邪教组织往往进行以危害现存政治秩序为对象的谋反、谋大逆、谋叛等性质严重的犯罪活动。对此,明代适用《刑律》下最为严厉的“谋反大逆”律加以惩治。其具体规定是：“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及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官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若女许嫁已定，归其夫；子孙过房与人及聘妻未[2]（P143）成者，俱不追坐。”在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谋反大逆”的法律始终是惩罚

邪教进行政治性犯罪的重要的法律规定。

（二）、“造妖书妖言”

所谓“妖书妖言”，指借鬼神之口制造和散布对政权不满以煽动民众的异端邪说。邪教组织为了增加本教的神秘性、权威性和吸引力，往往制造一些异端邪说，如灾劫说、末世说等等，以此来神秘化本教，从而吸引人们入教。这些异端邪说，对民众来说，往往具有极大的诱惑力，通过这些思想煽惑，邪教组织能够将平时各自为阵的分散的民众组织起来，形成一种严密的组织，给社会秩序带来重大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可能引起叛乱活动。因此，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对此种犯罪行为的惩罚。

“妖书妖言”罪首设于秦，汉代吕后废“妖言令”，文帝时复设。以后几经存废。唐宋时期，将此一罪名进一步细化，分为制造妖书妖言、传用妖书妖言和私存妖书。明代继承了前代在这方面的法律规定，在《大明律》修订时即把“造妖书妖言”罪放入其中。《大明律》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皆者，谓不分首从，一体科罪。）。若

[2]（P135）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与唐宋律相比，明代对这一犯罪的法律规定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首先，在内容上，把制造、传用谶纬也作为犯罪进行惩罚。所谓“谶”，是一种“诡为

[3]（卷6）隐语，预卜吉凶”的宗教预言，又叫“符谶”、“符命”，有的既有文字，又有图，叫“图谶”。所谓“纬”，是对儒家经典著作的神学化的解释。“谶”本是巫师们牵强附会阴阳家的学说编造出的谎言，但又托名是周公、孔子所造，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纬与谶在实际含意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纬书和谶一样，都是变相的隐语，可由人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当然，其内容相当复杂，包括天官星历，实异感应、谶语符命、天文地理、风土人情、自然知识、文字训诂，旁及驱鬼镇邪、神仙方术及神话幻想，可以说是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图谶之学”是两汉时期十分流行的神学迷信，特别是东汉时，成为皇帝所崇信的重要国典之一。东汉末年，谶纬式微，到隋炀帝时，被正式禁毁。谶纬神学被邪教组织应用，成为其吸引教众，扩大影响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明代法律中将其列为禁止的对象。

其次，刑罚更加严厉。明代法律加重了对“妖书妖言”罪的处罚。如，对于制造、传用妖书妖言者，唐宋时期法律规定处以绞刑，《大明律》则处以斩刑。虽同是死罪，但在中国古代刑罚体系中，斩刑比绞刑更为严厉。宋朝对于“私有祆书，虽不行用，徒二年；言理无[4]（卷13，P329）害者，杖六十，”而明代则不管言论有害无害，均处以杖一百，徒三年之刑。此外，唐宋还就传用“妖书妖言”的情况进行区别对待，只有惑众者才适用绞刑，不满众者，流三千里。而明律将这一区别模糊化了。虽然《大明律》中也规定了对妖言惑众者的处罚，但并没有规定对并未惑众者的处罚。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尚未惑众者往往与惑众者的处以相同刑罚。对邪教惩罚的加重，是明代重典治乱世思想的又一体现。

（三）、“禁止师巫邪术”

巫术与邪教组织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据学人刘平的考察，中国古代教门仪式中的巫术倾

[5]（P166）向十分明显。有些教门的聚会仪式，与民间巫术形式几乎一模一样。鉴于巫术与邪教的密切关系，明代在吸收前代惩治邪教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在《大明律》中增加了“禁止师巫邪术”法律条款。该律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里长知而不

[2]（P89）首者，各笞四十。其民间春秋义社，不在禁限。

由于《大明律》定稿颁布后，明太祖曾下诏“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6]（《刑法志·刑法一》）乱祖制之罪。”因此，作为祖宗之法，《大明律》在颁行之后，历代奉行不变，从未敢进行过修改。但是，社会不断的发展变化，僵化的法律条文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此后明代一般通过增加条例来解决法律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在邪教犯罪的惩治上，明朝中后期，修订的《问刑条例》在“禁止师巫邪术”下增补以下几条例文：

“各处官吏军民僧道人等，来京妄称谙晓扶鸾祷圣、书符咒水，一切左道乱正邪术，煽惑人民，为从者，及称烧炼丹药，出入内外官家，或擅入皇城，夤缘作弊，希求进用，属军卫者，发边卫充军；属有司者，发口外为民。若容留潜住及荐举引用，邻甲知情不举，并皇

[2]（P388-389）城各门守卫军官不行关防搜拿者，各参究治罪。”

“凡左道惑众之人，或烧香集徒，夜聚晓散，为从者，及称为善友，求讨布施至十人以上，并军民人等，不问来历窝藏接引，或寺观住持，容留披剃冠簪，探听境内事情，及被诱

[2]（P389）军民舍与应禁铁器等项，事发，属军卫者，俱发边卫充军；属有司者，发口外为民。” 从以上“禁止师巫邪术”的律文及修订的条例看，明代此款法律重点打击的是邪教组织以祭祀为手段而追求不同于官方的神灵崇拜、或同未经官方批准的神灵发生效的行为。政府对于正统的祭祀活动并不禁止，对于个人正常的巫术行为，也并没有规定严厉的惩禁措施,法律打击的重点是煽惑、聚集民众，并以夜聚晓散方式活动的师巫邪术行为。因此，法律以列举 2 的方式，明确把有组织性的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作为邪教列为打击的对象。原因在于通过巫术的欺骗，邪教能够比较容易地将盲信的民众聚合起来,这对现政权及社会秩序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明代惩治”师巫邪术”的规定,在中国反邪教立法史上，在国家法典中明令禁止邪教,这尚属第一次。

同时，法律还对打击邪教司法活动中有关法律使用的具体问题作了规定，即在重刑处罚邪教犯罪的总的原则下，对首恶与协从区别对待：对于为首者，适用死刑，为从者，适用杖刑及流刑。此外，还就民间迎神赛会及祈禳与邪教等“左道乱正之术”作了一定的区分。这使各级司法机关在处理邪教案件时，能更好地掌握法律界限，较为准确地定罪量刑。

虽然，明代尚未使用“邪教”一词，但已采用了相近的“邪术”这一关联的法律语词，这在惩治邪教的立法史上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且，较之”左道惑众”、“妖书妖言”惩治邪教犯罪而言，这一法律规定更加明确化。就邪教犯罪构成要件来看，明代法律虽然没有进行明确、科学的规定，但比起前代的法律，却更加具体，更具可操作性。“禁止师巫邪术”条款是明代惩治邪教犯罪在法律上的一个显著的变化。

应当注意的是，“师巫邪术”罪和“造妖书妖言”罪两者中，明代更加重视“妖书妖言”的思想犯罪。这从两罪所处的不同篇目就有所反映。“造妖书妖言”条置于《大明律·刑律》篇目之下，而“师巫邪术”条置于《大明律·礼律》之下。在《大明律》中，《刑律》所规定的犯罪普遍比《礼律》下规定的犯罪性质更加严重，其社会危害性也更大。而且，对“造妖书妖言”者的刑罚明显重于“师巫邪术”罪。“师巫邪术”犯罪者，区分首从，首恶处以绞刑，协从者从轻处罚；而触犯“造妖书妖言”律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斩刑。这可能是因为包括邪教教义在内的“妖书妖言”具有强烈的煽惑性，较“师巫邪术”更加危险。从这一层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明代惩治邪教犯罪重在其“教”而轻其“邪”。也即明代政治邪教重在其政治性而不是其宗教性。

二、明代打击邪教犯罪的刑事政策

（一）、从严从重打击邪教的政策

由于认识到邪教组织对现存政权的严重威胁，明初统治者，特别是朱元璋对邪教的打击坚决从严从重，尤其是对白莲教的打击毫不手软。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就多次表示出对“白莲教”这一邪教组织的憎恨和仇视，将治理邪教提到了与国家治乱兴衰、天下兴亡与否的高度，从而为其日后严禁邪教作为明显的暗示。明朝建立后，洪武三年，中书省臣奏：“其僧道建斋设醮，不许章奏上表，投拜表词，亦不许塑画天神地祗，及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咒水诸术，并加禁止。庶几左道不兴，民无惑志”，这一

[7]（卷53）奏折正合朱元璋之意，于是欣然同意，“诏从之”。

《大明律》对邪教的处罚规定比唐宋时期本已加重。但是，在治理邪教的过程中，明代皇帝出于个人憎恶，往往又就具体的邪教案件颁布敕令，任意加重对邪教犯罪者的惩处，于《大明律》外另施酷刑。太祖时，鄞县有白莲宗僧人，并不是白莲教，也被不分青红皂白抓[8]（P433）到京城杀了。据祝允明《九朝野记》记载：“高祖恶顽民窜迹缁流，聚犯者数十人，[9]（卷掘的埋其躯，十五并列，特露其顶，用大斧削之，一削，去数颗头，谓之‘铲头会’。”1）这里虽然没有说这些犯罪僧人是邪教教众，但应该不是一般犯法的僧人，可能是白莲教徒，否则不会处以如此酷刑。又有“上尝使人察在京将官家有奸者，时女僧诱引功臣华高、胡大海妾数人，奉西僧行金天教法，上命将二家妇女并西僧、女僧俱投之于河。既不必谳鞫定罪，[10]（卷27）亦不须刀锯行刑，尽付洪波。”这里所谓西僧、金天教法，是否喇嘛僧、喇嘛教，语焉不详，但很显然明太祖是把这一案件当作邪教案处理的。

永乐年间，山东唐赛儿作乱，遭到官军镇压后逃匿，“当是时索赛儿急，尽逮山东、北

[6]（卷158）京尼及天下出家妇女，先后几万人。”为了一个唐赛儿，株连竟达几万人之多。可以说，明初对邪教的惩罚达到了不分青红皂白的非理性地步，充分体现了从严从重打击邪 3 教犯罪的倾向。不过，这种残酷的措施只是出于明初这一特殊时期。这也许是明初统治者是要用这种残酷刑罚来抵消元末以来兴盛的邪教的社会效果，来对抗邪教组织在社会上造成的巨大混乱。到明朝中后期，由于历代皇帝均十分笃信宗教，宗教政策趋向缓和，对邪教的控制也相应地松弛。各级官吏对于一般邪教组织玩忽视之，不告不理，因循贿纵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对于那些传教又有左道妄乱行为的，也多只以“妖书妖言律”加以惩处，而不象之前多以“逆案”办理。更有些统治阶级中人由于认识不清，把一些邪教教派当作缁衣黄冠之教，帮助邪教组织进行宣传。当然，这并不是说统治阶级承认邪教组织合法。终明一代，邪教组织始终是非法的。

（二）、自首从宽与分化政策

1、自首从宽或免罪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礼作为最主要的社会控制手段，法律具有浓厚的道德化特征。自首制度就是法律道德化这一特征的重要体现。对违法犯罪者自首从宽或免罪的思想渊源甚早，据古代学者考证，《尚书·康诰》中的“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思想，是“后世律文自首[11](P66)者免罪之条所自出也。”自此之后，秦以下历代法律皆有其条。明代虽然实行重典治世，但也仍然鼓励犯罪者主动自首，对自首者予以减罪或免罪。

《大明律·犯罪自首》条规定，“凡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免其罪。”但又规定：“私习天

[2]（P13-14）文者，并不在自首之律”。这与《唐律疏议》的规定是一致的。唐代法律规定：“私

[12]（P370）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例。”在中国古代社会，天文历法乃是国家之大事，国家设有专门的机构掌管，民间个人严禁私自学习，否则要受到刑事惩罚。“按唐制，太史局掌天文，严禁私习。《大唐六典》卷10‘太史令’条：‘凡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苟非其任，不得与焉。’《职制律》‘私有玄象器物’条：‘诸玄象器物、天文、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注云：‘私习天文者，亦同。’”唐代法律之所以限制“私

[12]（P376）习天文者”自首，“盖此一犯罪，其行为结果已不可挽回，虽欲改过而无由也。”这同样说明了明代限制“私习天文者”自首的问题。

如按照犯罪的性质，邪教犯罪活动有许多与“私习天文”是非常近似的，有些邪教组织甚至还改换历法，如黄天教、收元教等邪教的经书、歌教均有这方面的记载。按犯罪的严重程度来说，这已经远远超过了“私习天文”这一行为。按照明代法律类推的原则，明代应该是不会允许邪教教众自首的。《大明律》也并没有就邪教自首问题做出相关的规定。但是在实际中，明代是鼓励邪教教徒自首的。成化十年正月，宪宗谕都察院，“因愚民捏造妖言扇惑人心，屡犯刑宪，虽已榜禁而冥顽之徒不改前非，犯者愈众，宜申明禁例，再揭榜示众，今后官吏军民僧道人等，但有收藏妖书、勘合等项，榜文到日，限一月以里，尽行烧[13]（卷128）毁，与免本罪。”对于“私藏妖书、勘合”的教徒，只要在限期内将其烧毁，就“与免本罪”。这较之自首减罪或免罪的规定更为宽松。弘治十七年二月，吏部尚书马文昇上奏孝宗皇帝：“乞敕都察院出榜下各巡抚巡按官翻刊谕众，但有收藏谶纬妖书者，许半月内首官，其书即许烧毁，官司有私录者，厥罪惟均。仍令地方人等访有以妖术妖言惑众者，即捕

[14]（卷208）送于官。”最后，得到了孝宗皇帝的批准。“都察院覆奏，从之。”可见，邪教犯罪者的自首是允许并加以鼓励的。

为什么明代法律不允许“私习天文者”自首，却却鼓励犯有性质更严重的邪教教众自首呢？这应该是由于参加邪教组织的人实在太多，官府根本无力真正进行管制和惩罚，只好采取了这种政策。而且，许多邪教教徒是被诱骗入教的，对于邪教组织并不真正了解，其立场也不坚定。如果一味严禁，不许自首，可能会官逼民反，导致不好的后果。而给以自新之路，许多受骗的教众自会脱离，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马文昇的奏折就说明了这点：“法司每秋后会审重囚，其中坐收藏妖书惑众，问拟重刑者甚多，传信妖言多系愚民，与其诛于已犯，[14]（卷208）不若禁于未然。”应该说，允许邪教犯罪者自首，是明代防治邪教的一个有效的措施。

2、区分首、从

明代在处理邪教组织的事务时，实行区分首、从的原则，把不明真相参与邪教活动的人同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进行非法活动、蓄意破坏社会稳定的犯罪分子区别开来。对受蒙骗的民众不予追究或从轻治罪，而对构成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分子，坚决严惩。《大明律》中，对触犯“禁止师巫邪术”者，“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2]（卷11）在实际中，也是这样执行的。天顺元年，府军前卫军余王斌祝借用邪教发动叛乱，“斌等及数百人俱被擒„„上命诛斌及同谋者四人以徇，谓余者皆愚民被胁，发充军及宁家。”[15]（卷277）正德十一年六月，“山东平原县人胡文智以妖术往来卫辉等处，造为变世歌与丧赋诸幻妄语以惑人，与其党王得厚、冯端、杨净和等转相传播。文智自称元帅，伪授韩伯川等官职，给与黄票招集人马聚于卫辉神庙，将图不轨，为辉县知县朱乡所收捕，逮赴河南镇抚官鞫问得实，以狱上都察院，议覆，文智、得厚、端、净和皆凌迟枭首，所属财产没官，伯川

[16]（卷138）等四十九人以谋叛未行坐，较及流者有差。”

（三）、奖励告奸的政策

明朝实行奖、惩两种手段，鼓励官民告发邪教，强化官、民打击邪教的责任和义务。《大明律》规定：“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里

[2]（卷11）长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事实上，邪教组织由于受到政府打击，往往转入秘密活动。民间的“迎神赛会”的活动形式很容易被邪教组织利用以进行活动，因此，对于民间的迎赛活动，法律规定里长必须告发，否则予以惩罚。这强化了里长在告发打击邪教方面的义务。而对于一般民众，法律也规定不得与进行邪教活动者进行联系和接触。如军民人等对左道惑众之人，不问来历窝藏接引，“事发，属军卫者，俱发边卫充军；属有司者，发口外为[2]（《问刑条例·礼律一》P388）民。”当邪教犯罪上升到发动叛乱活动时，官民的告发义务和责任更加强化。“知情故纵隐藏者，斩。有能捕获者，民授以民官，军授以军职，仍将犯人财产全给充赏。知而首告，官为

[2]（P143）捕获者，止给财产；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宣德十年，张普祥叛乱被镇压后，朝廷“以贼功升锦衣卫指挥佥事刘源为指挥同知，监察御史韩伟真定府通判，杜棠柏乡县刘[15](卷12)宗等升当有差。”但是，对于防治不力的官吏，朝廷的处罚也是相当的重的。唐赛儿之事发后逃逸，总兵柳升以“追剿不力”的罪名被逮捕入狱，山东布政使储埏、张海等12人更坐以“纵盗”罪被处以死刑。

除了《大明律》有奖励告奸的规定外，历代皇帝还不时发布上谕，进一步强调这一规定。成化十年五月，孝宗发布上谕，命天下官吏军民僧道等，自动烧毁所藏邪教经卷等，并对能告发邪教犯罪者给予奖励。“敢有仍前，捏造、收藏、传用惑众者，许诸人赴官首告”，[13]（卷128）“首告得实之人，官量给官钱充赏，优免杂泛差役三年。”万历十五年，神宗因“朝午门外缉获诡服三人„„谕京城内外及各省直地方，但有学左道煽惑人心，缉事巡捕严行访

[17]（卷182）拿究治，地方敢有隐匿，一体治罪。”在明代全权政府的模式下，治理邪教的重任就落在了政府的肩上，而政府的运转又主要依靠各级官僚尽职尽责。因此，强化官吏打击邪教的责任与义务是必要的。同时，由于邪教主要以秘密的方式进行活动，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很难在邪教壮大或蔓延之前及时发现，强调民众举发邪教的责任，可以及时发现邪教组织，在其形成威胁之前就加以惩治，从而对邪教进行有效地打击和控制。

三、明朝惩治邪教法律措施的特点及评价

明代通过常规立法和皇帝的敕、谕令，构筑了一套惩治邪教的法律体系。其中有些的法律规定，表明了明代对邪教认识的深化和反邪教立法技术的进步，如“禁止师巫邪术”这一罪名的入律，是中国古代惩治邪教犯罪的第一款专门法条，为清代引“邪教”这一罪名入律奠定了基础。这有利于有效地打击邪教。但是，由于认识的不足和立法技术局限，明代惩 5 治邪教犯罪的法律体系从总体上看显得粗疏，表现出了很大的不足与缺陷。

（一）、法律缺乏对邪教有效的事前控制

为了全面打击和治理邪教，明代特别是明初的统治者注意对邪教犯罪发生之前的预防。如强调保甲制度、对民间各种酬谢神灵的祭祀活动予以严格的限制等等。但是事实上，这些措施，有的最终流于形式，有的也不是真正对邪教倡立之前或进行犯罪之前进行预防的措施，而只是在邪教建立以后防止其扩大影响、进行活动的措施，说到底也是惩于已然，而不是禁于未然。

要真正用法律来预防邪教犯罪，就要在其成立之前或之时对其进行有效地了解和掌控，但是，社团登记和监控的行政管理法律制度的缺失使中国古代历代政府根本无法做到这一[1]点。毫无疑问，有组织的群体的出现，是每一个专制政权所极端害怕的。因此，中国历代政府无不对聚众、结社的行为加以禁止和严厉打击。明代也不例外。但在现实中，处于贫困状态下的中下层民众对频繁发生的天灾人祸根本无能为力，他们需要寻找精神上的寄托以得到解脱，而且，还可以利用组织的力量互相扶持帮助。还有不少人则希图借助社会组织和团体达到某种个人目的。因为，在古代社会中，由于身份的限制非常严格，社会垂直流动性非常少，下层社会中的精英分子为了改变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往往也加入和利用各类社会组织和团体。同时，在专制王权之下，强大的政治压力也使得身在高位的人动辄得咎，如履薄冰，心神不安。所以，无论社会的上层和下层，都有着加入宗教团体的强烈愿望，这是任何禁令都没法阻挡的。因此，自东汉起，在中国社会中就已经存在着大量的宗教团体，如白云宗、白莲宗等等。明代社会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宗教组织。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登记和管理制度，这些宗教团体组织都被置于法律的监控之外，而其中就包括众多的邪教组织。因此，多数时候，明朝政府只有在邪教组织壮大，威胁到社会甚至于国家安全后才能发现并加以惩治，这就大大增加了控制的难度和成本。

（二）、“邪教”界定的不确定性使打击邪教的法律措施缺乏可操作性

虽然明代法律引进了“师巫邪术”这一邪教组织重要的活动形式，从而使邪教组织的特征进一步明朗化，但遗憾的是，明代的法律并没有进一步向前迈进，特别是根本没有引进“邪教”这一法律概念，更没有就邪教的概念、邪教犯罪的构成要件等进行具体的界定、解释，这导致各级官吏和民众根本不能清楚地区分邪教与正统宗教、民间正常宗教活动。这种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带来了极其消极的影响。一方面，民众因为不能确定什么样的教派是邪教组织，哪些活动是邪教活动，往往身陷邪教而不自知，而且，有时即使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却被官府认定为邪教活动受到处罚而毫无办法，可以说是动辄得咎。另一方面，这也使各级官员在打击邪教时可以上下其手。有时，把明显的邪教案件当作正常的宗教活动看待，而有时，为了应付朝廷的重大压力，又任意扩大打击对象，将正常的民间宗教活动上升为邪教案定罪。这种邪教界定的模糊性，使得明代对邪教的惩治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在有些时候，加剧了民众与政府的矛盾，在许多地方，甚至酿成民众的暴动和武力抗争。

孟德斯鸠认为，“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

[18]（P7-8）应。最后„„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的程序也有关系。”所以，当我们去考察明代惩治邪教犯罪的法律时，我们也应该从所有这些观点出发。不管从现在看来，当时的法律表现得如何的出色或粗疏，它都是当时各种关系相互作用的综合体现，小农经济的经济形态、君主专制的集权政体、疆域辽阔的大国等各种状态共同铸就了这一法律体系。而且，不可否认，法律控制只是众多控制邪教犯罪的手段之一，无论其怎样的精良和严密，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邪教的扩张和蔓延。要真正实现对邪教的有效控制，必须从多方面入手，采取综合性的、多方位的措施和手段。

参考文献：

[1] 武乾.中国古代对巫术邪教的法律惩禁[J].法学，1999，（9）.[2] 大明律[Z].怀效锋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Z].[4] 《宋刑统》[Z].薛梅卿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5] 刘平.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6] 明史[Z].[7] 明太祖实录[Z].[8] 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9]（明）祝允明.《九朝野记》[M].[10]（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11]（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Z].怀效锋、李鸣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2] 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上）[M].中华书局，1996.[13] 明宪宗实录[Z].[14] 明孝宗实录[Z].[15] 明英宗实录[Z].[16] 明武宗实录[Z] [17] 明神宗实录[Z].[18]（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On The Control of Laws of The Heretical Crime in Ming Dynasty

Zhou Xiang-yang(Huzhou Teachers College, Huzhou 313000)Abstract: The control of law was one of important way to cults in Ming dynasty.In order to eliminate cults, The Ming government formulated many laws.These laws contructed a law system of punishment to cults.The law system was comprehensive.Key words: Ming dynasty;The heretical crime;law system

作者简介： 周向阳：（1974-），男，湖南长沙人，湖州师范学院讲师，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法律史研究。

地址：北京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中国政法大学2005级法律史博士，邮编：100088 电话：010-59844457；*** E-mail：zhouxys@126.com

第四篇：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方案2001

双塔乡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2012年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认真执行省市县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基本要求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改革创新、惩防并举、统筹推进、重在建设的基本要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以加强乡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廉政工作为重点，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目标，加强乡反腐倡廉建设，为加快我乡经济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二）基本原则

1、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人民。反腐倡廉建设要始终关注民生，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纠建并举，常抓不懈，注重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决纠正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推动行业风气的不断好转，促进和谐交通建设。

2、必须坚持惩防并举，注重预防。乡反腐倡廉建设要把治标与治本、惩治与预防贯穿于反腐倡廉全过程。既要严肃查处腐败分子，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更要坚持关口前移，加强教育，完善制度，强化监督，努力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

3、必须坚持改革创新，开拓进取。反腐倡廉建设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加强和改进惩治和预防各项工作，总结新经验、研究新情况，创新工作思路，完善工作机制，破解工作难题，使反腐倡廉建设更加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更加富有实际成效。

（三）工作目标

经过今后5年的扎实工作，建成我乡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全乡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和依法行政意识显著增强，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明显下降；领导干部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乡执法部门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明显提升，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到新的水平。

二、推进反腐倡廉教育

（一）加强领导干部党风廉政教育

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和廉洁从政教育。教育和引导乡领导干部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 求，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认真学习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反腐倡廉重要思想和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反腐倡廉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党章等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加强党性修养和从政道德修养，增强法制观念和纪律意识，打牢廉洁从政的思想政治基础。完善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定期安排反腐倡廉理论学习。落实单位主要领导干部讲廉政党课制度。把反腐倡廉教育列入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定期举办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教育专题培训班。

加强党风党纪教育。组织开展党风党纪专题教育，教育和引导乡领导干部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和群众工作纪律，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切实改进领导干部和机关作风，着力解决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增强公仆意识，密切联系群众，做到为民、务实、清廉。继承党的光荣传统，牢记“两个务必”，弘扬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讲实话、察实情、办实事、求实效，大力精简会议和文件，改进会风和文风。

（二）加强反腐倡廉宣传教育

把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纳入全乡宣传教育总体部署，融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之中。纪检监察、组织人事、思想宣传、科技教育等部门要对反腐倡廉宣传教育作出工作安排。

加大反腐倡廉宣传力度。深入宣传党的反腐倡廉理论、方针政策、基本经验和工作成果，宣传乡各条战线勤政廉政的先进典型。做好反腐倡廉对外宣传工作，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深入开展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教育。充分发挥先进廉政典型示范效应，积极推广党风廉政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

（三）大力开展廉政文化建设

加强对全乡廉政文化建设的规划和指导，结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采取读书思廉、文艺颂廉、教育倡廉、媒体传廉、节日重廉等多种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廉政文化建设实践活动，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氛围。

加强阵地建设，扩大廉政文化覆盖面。进一步推进廉政文化进机关、进农村、进站所、进校园、进家庭活动。要抓好正面引导、榜样示范、警示告诫、舆论宣传等重要环节，采用干部职工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开展廉政文化宣传。开展廉政文化作品创作征集活动、廉政文化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和“廉内助”评选表彰活动。

三、完善反腐倡廉制度

（一）完善对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

完善党委行政议事规则和工作规则，推进民主科学决策。完善在决策和执行中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细化运行规则，建立和完善“三重一大”事项党委集体研究决定的有关制度。进一步健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健全情况通报、情况反映、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

（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廉政建设制度

制定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实行公开透明的规定，推进工程建设全过程阳光操作。落实上级的要求。

（三）完善加强政风和行风建设制度

健全完善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公务接待、信访接待制度。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用语、行政执法流程和执法仪表举止。完善执法公示、执法考核评议、执法过错追究等制度。健全完善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制度。

（四）完善反腐倡廉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制度

制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的实施办法（试行）》、制定《关于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的考核办法》和《关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责任追究办法》。

四、强化监督制约

（一）加强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 加强对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情况的监督。加大执行政治纪律力度，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维护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始终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双塔贯彻执行，确保党的十七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和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在双塔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加强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的监督。围绕调整产业结构，增强服务能力，加强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固定资产投资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对节约集约用地政策执行情况和节能减排工作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围绕完善行业管理，增强服务能力，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检查；围绕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防止和纠正违背科学发展观的行为。

加强对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监督。认真开展对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重要人事任免和大额度资金运作等实行集体研究决策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党委行政议事规则、决策程序的贯彻执行，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

加强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的监督。重点治理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收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收受干股，违反规定插手市场交易活动。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从业的有关规定。治理公务员和行政执法人员参与企业经 营和入股分红问题。严格执行党员领导干部参加民主生活会、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和述职述廉等制度。加强对领导干部落实 “五条禁令”、“十条规定”情况的监督检查。继续深入开展制止党政干部公款出国（境）旅游专项工作。

加强乡党委和乡纪委对各村委、各站所的监督，健全经常性考察和定期考核机制。充分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特别是行政主要负责人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积极开展任期审计和期中审计工作。

（二）加强对权力运行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督 加强对干部人事权行使的监督。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坚持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前征求同级纪委意见的制度，坚持和完善强化预防、及时发现、严肃纠正的干部监督工作机制。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中推荐提名、考察考核、任前公示等关键环节的监督，有效防范考察失真和干部“带病提拔”。严肃查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坚决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加强对财政资金和国有资产的监督。开展对“收支两条线”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继续对“小金库”进行专项清理。加强对重点专项资金的审计。强化审计结果运用，促进审计结果落实。

（三）充分发挥各监督主体的监督作用 加强和改进党内监督。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切实改进民主生活会的方式方法，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坚持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制度，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落实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和函询制度。推进党务公开，尊重党员主体地位，落实党员在党内监督中的责任和权力，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力保障条例》，切实保障党员批评、建议、检举等权利。建立健全纪检监察部门与组织人事部门有关情况通报制度。纪检监察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要自觉接受党组织、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监督。充分发挥行政监察职能作用，积极开展执法检查、廉政监察和效能监察。加强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

支持和保证群众监督。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推进政府上网工程，深化政务公开，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制度，推行社会听证、专家咨询等制度，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发挥工会、共青团等群众团体的监督作用。落实领导干部接待群众来访制度，健全信访举报工作机制，畅通信访渠道。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系统各级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舆论监督，增强接受舆论监督的自觉性，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推动和改进工作。

五、深入推进改革创新

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完善干部选拔任用中民主推荐、民主测评、任前公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任职试用等办法。贯彻落实《公务员法》，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规范公务员管理，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完善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回避和交流制度。探索加强年轻干部、后备干部培养锻炼的有效途径，拓宽干部交流和选拔渠道。

六、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加强对执法队伍的教育和管理，严格整顿行政执法人员风纪，教育广大行政执法人员牢固树立依法行政、执法为民的思想。实行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合法性审查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

七、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

（一）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

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以查处发生在机关单位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的案件为重点，严肃查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和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利用干 部人事权、行政执法权、行政审批权索贿受贿、徇私舞弊的案件。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案件。在查处贿赂案件时，既要惩处受贿行为，又要惩处行贿行为。严肃查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规避招标、虚假招标、领导干部违反规定干预招标投标、违法转包分包的案件。

（二）健全查办案件的协调机制

加大查办案件的组织协调力度。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纪检监察、组织人事等部门参加的办案协调机制。由纪委书记担任同级党委反腐败协调小组组长，加强对重大案件的协调、指导和督办。

（三）发挥查处案件的综合效应

完善“一案两报告”制度，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作用。深入剖析案件中暴露出的问题，查找体制机制制度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利用典型案件开展警示教育，总结教训，引以为戒。实现查处案件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纪效果相统一。

八、切实抓好《实施办法》的贯彻落实

（一）加强组织领导

党委是反腐倡廉建设的责任主题，担负着全面领导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政治责任。要切实加强领导，把贯彻落实《实施办法》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同经济发展工作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严格执行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书记负总责，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根据分工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实行党政齐抓共管，纪委要充分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协助党委抓好《实施办法》各项任务的分解和落实，制定分工方案，作出具体安排，健全工作机构，组织有关部门抓好工作落实。

（二）狠抓工作落实

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关键是扎扎实实地抓好落实。要按照《实施办法》的总体要求和任务分解，明确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落实工作责任。要抓住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集中力量取得突破，以此推动面上工作。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实施办法》贯彻落实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探索新途径新方法，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务求取得明显成效。

（三）开展监督检查

要把贯彻落实《实施办法》情况列入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评价范围，作为工作实绩评定和干部奖惩的重要内容，严格责任考核，强化责任追究。

第五篇：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方案

机关各部门、分局、协会：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和国家工商总局及省委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新部署，根据省、市局落实《纲要》实施意见的精神，结合我局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建设和谐工商、文明工商、廉政工商、高效工商这一目标。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工商行政管理改革与发展之中，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不断提高工商行政管理队伍的执法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树立良好的工商形象。

二、工作目标

通过构建并实施惩防体系，推进我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向纵深发展，使制度更加完善、行风普遍好转、权力切实受到监督、惩防机制基本健全，执法能力和党风廉政建设协调推进，反腐倡廉工作走上系统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全局上下形成政治清明、公平诚信、廉洁高效、稳定和谐的生动局面。

三、基本原则

1.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以教育为基础、制度为保证、监督为关键，立足教育、着眼防范、强化监督，将三者统一于反腐倡廉工作之中，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相互促进，共同发挥作用。

2.坚持近期目标和长远规划相结合。按照近期具体、中期原则、长期宏观的思路。安排反腐倡廉工作，总体规划，分阶段实[xiexiebang.com-http://www.xiexiebang.com/找文章，到xiexiebang.com]施，重点抓好2006年至2007年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

3.坚持改革和创新，紧密结合我局实际，建立健全一套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便利管用的措施和办法，努力增强防治腐败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四、组织领导

成立“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领导小组”。其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副组长：******

成员：******

五、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2005年至2007年为启动实施阶段。制定工作细则和职能分工，明确工作目标、任务，坚持边研究、边实施、边总结、边完善，有步骤、有计划地落实本意见提出的各项目标，形成具有工商行政管理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框架的雏形。

第二阶段，2007年至2015年为完善提高阶段。在总结、提高、拓展上下功夫，建成惩防腐败体系的基本框架，致力于反腐倡廉各项措施的进一步完善，充分发挥惩防体系的作用。到2015年，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并不断努力，形成完善的惩防腐败体系，促进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推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切实履行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使反腐倡廉工作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良性互动，协调并进，形成廉洁高效的工作局面。

六工作内容

（一）创新教育机制

1突出教育重点。加强对重点岗位党员干部的教育，尤其是针对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进行教育；把反腐倡廉理论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的学习内容，每年至少安排2次专题学习。重点学习《江泽民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腐倡廉理论学习纲要》、胡锦涛同志关于反腐倡廉的重要论述以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

2丰富教育形式。（1）坚持正面宣传教育为主，剖析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2）开展主题教育。开展以“廉洁执法、永葆先进”、“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主题教育。

3健全教育制度。（1）定期举办中层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培训班；（2）完善党课教育制度，局主要领导定期讲党风廉政教育课；（3）建立健全廉政谈话和回访教育制度。

（二）创新权力制约机制

1、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1）全面贯彻《行政许可法》，进一步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事项；

（2）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首问负责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积极推行电子政务，实现网上审批，上门服务制度。

2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1）认真执行《行政许可法》，完善内部决策规则和行政决策程序，建立重大决策公示制；

（2）规范行政执法程序。依据《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求，制定相应的规范措施，坚决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

（3）规范行政处罚裁量行为。2005年至2006年，进行深入调研，严格保证裁量权的正确行使，避免随意性行为的发生，增强执法的统一性。

（4）建立执法行为评议考核制度。制定相关制度，主动接受管理相对人、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评议考核。

（5）建立执法过错追究制度。把执法责任落实到具体岗位和人员，对于错案，既要依法纠错，又要惩戒责任人。

（6）探索推行执法执纪情况回访制度。及时了解掌握执法人员的行为，从中发现问题、加以改进、取信于民。

3、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规范行政收费行为。认真清理行政性收费和罚没收

入，坚决禁止代收代扣、“搭车”收费以及乱收、乱罚等行为。进一步规范收费票据管理，建立健全票据管理制度。积极推行收缴分离、罚缴分离，规范执收执罚行为。总结推广实行“阳光收费”、银行代收费的做法和经验。

4、认真贯彻《公务员法》，规范公务员的管理，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

（三）创新监督管理机制

1、加强党内监督。（1）党组进一步加大对分局及其领导成员，特别是分局长的监督；（2）纪检组要协助党组抓好党内监督工作；（3）完善党内重大事项集体研究决策的规则和程序；（4）完善党内情况通报、情况反映、征求意见等制度；（5）完善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诫勉谈话、回复组织函询等制度；（6）认真执行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

2、接受社会监督。（1）积极开展和完善执法评议及述职述评工作；（2）完善对人大、政协代表的质询回复制度。

3、加强行政监督。（1）积极开展廉政监察和效能监察；（2）建立效能评估机制，强化绩效考核；（3）建立行政效能投诉快速查处机制；（4）加强行政执法监察。

（四）创新惩处机制

1、从严惩治腐败。（1）完善查办案件协调工作机制；（2）坚决查办违法违纪案件，严肃查处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行为。

2、严格依法依纪办案。

3、针对暴露出来的问题，深入剖析，建章立制，堵塞漏洞。

（五）加强行风建设

（1）通过下访、调研、座谈会、问卷调查等形式开展行风调查活动；

（2）定期走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风监督员和群众代表等，听取对行风建设的情况、意见和建议；

(六）创新测评预警机制

（1）建立健全信访预警机制；

（2）做好信访排查分析，积极处理信访反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