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名词解释——精

第一篇：中国史学史名词解释——精

《尚书》是一部综合性的历史文献，它记录了上起尧舜下到春秋中叶的秦穆公期间1400多年的历史，其内容与甲骨文金文相参而证，是研究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不可多得的史料。其包含的体例有典、训、谟、诰、誓、命，是纪事本末体的萌芽，也开了编年体的先河，其中的《禹贡》关于九州的记载是后世大一统思想的根源。

《春秋》是孔子修订的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现在所知道的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历史著作，儒家典籍，被列为“五经”之一。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14年（前481）。主要记载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一些自然现象，同时涉及各族关系、城筑、田赋、政治人物等等。表述历史的方法上严格按照年、月、日顺序逐条记事，对后来编年体史书的发展有典范作用。其中比事在对待史事处理、史书编辑上更是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春秋》的社会思想的核心是尊周礼。孔子修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书籍来伸张“王道”。书籍内容重人事，把人事从神秘的气氛中分离出来，是它在历史思想上进步的方面，也是他在史学发展上的一个重大贡献。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由于《春秋》的记事过于简略，因而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详细记录的“传”，较为有名的是被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

《左传》编年体史书，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工于记事，长于记人。内容多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史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单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内容丰富，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包含 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记述了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三千多年间的诸多方面的历史，其内容丰富，堪称为一部体大思精的百科全书。《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让历代学习。其记录的时间、范围广泛，事迹全面，人物丰富，涉及典籍面广，在史料搜集取舍上，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司马迁编写《史记》时，尊重史实，秉笔直书，重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重视用社会经济生活来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这些进步思想对史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国志》作者陈寿，是一部纪传体分国史，仅有纪传无表志，包括《魏书》《蜀书》《吴书》共65卷。记事上起东汉末黄巾起义，下迄吴灭亡，西晋统一。《三国志》以魏为正统，魏国君用纪，蜀吴称传，但均用编年体方式，名为传实为纪。它选材十分谨慎，如空城计等不确切的史事便不记载。它为各阶层的人物立传，内容简约，反应当时的社会风气。《三国志》是现存唯一的记录三国历史的史书。

《史通》《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作者刘知几，是我国古代社会杰出的史学家。《史通》共20卷，对唐代以前的史学著作和史学家做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了刘知几个人的修史主张。著名的“三长论” 和“直笔论”。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必须具有才、学、识三长，而以识最重要，对于写史，刘知几主张“直笔”，要做到“不掩恶，不应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反对迎合权势或从个人恩怨出发歪曲史实。这些卓越的见解，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刘知几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历史是变化和发展的，评价人物和事件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他还反对是占非今，认为不应“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

《通典》二百卷，唐杜佑撰，记载自上古至唐代宗时期历代典制的沿革，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十通」之一。《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杜佑对文学的社会功用，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写作《通典》是为了“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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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落后于社会的客观需要。《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成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以后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出现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专书，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能力，也促进了史学服务于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资治通鉴》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北宋司马光撰。全书294卷。《通鉴》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共1362年的历史。司马光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编年史。宋神宗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元丰七年书成，历时十九年。《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是一部集体编写的著作。协修者有刘恕、刘破、范祖禹三人。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且文字优美，叙事生动，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通鉴》于叙事外，还选录前人史论，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史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它是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一直受到此后史学家的推崇，成为后代编年体史书的典范。注释《通鉴》的有南宋史炤《通鉴释文》和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以胡三省《通鉴音注》最为详备。

《通鉴纪事本末》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开创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枢。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虽然《通鉴纪事本末》原抄《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通鉴纪事本末》也有它的缺点。首先表现在取材上，因《资治通鉴》本来就是一部政治史，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比较少。袁枢所取资料，不过是有关诸侯、“大盗”、女主、外戚、宦官、权臣、“夷狄”、藩镇之类，其他史事，多略而不书。这不能不是一个欠缺。另外，它囿于《资治通鉴》范围，多属照抄，没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总之，《通鉴》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鉴》没有的，它也没有。其次，《通鉴纪事本末》记述的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对于整个历史不能勾画出一个发展的线索，因此，它只能记述了“治乱兴衰”的现象。还有，《通鉴纪事本末》具有明显的敌视农民起义和大汉族主义的思想。

《通志》二百卷，南宋郑樵撰，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从上古到隋唐的的纪传体通史。是自《史记》之后，现存的又一部纪传体通史性著作。《通志》全书200卷，包括帝纪、后妃传、年谱、略、列传五部分，500多万字。因为在典章制度方面的突出，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总序” 和“二十略” 是全书的精华。特别是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五略，是郑樵独创，前史所无，实属珍贵。书中他敢于批判某些传统的思想，如反对主观和迷信，这种思想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当然，它的体例和编纂方法也有不少缺点。例如，二十略的体例虽有所创新，但从《通志》的整体来说，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于郑樵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还有其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例如，《通志》所载的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很少，而且对于农民起义都称“反”称“盗”。此外，郑氏还存在着地理史观、宿命论以及复古主义思想等。但是，综观得失，郑樵是一位有贡献的封建史学家，他在史学方面，特别是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贡献是应当给予肯定的，而且其巨著——《通志》对于后代史学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永乐大典》明代永乐年间编著的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典籍类书。《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永乐大典》共计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0,095册，全书字数约3亿7千万字。《永乐大典》的编纂者们采用了“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方法，解决编排问题。把各种典籍中凡出现过这个条目的一段记载，甚至整部书籍全都抄录下来，还要点明采自什么文章、书籍，是何人撰写的，让人明晰出处，可以查考。书中插图，这些图画全部采用白描手法，描绘的山川、名物、人物、城郭等形态逼真，十分精致，是古代书籍插图中的精品。《永乐大典》正本已经杳无音信了，侥幸逃过明末战乱的《大典》副本也有两千多卷的残缺。在整个清王朝，《永乐大典》被学者和统治者们重新重视和使用，也经历了被偷盗、焚烧和劫掠的悲

惨命运，最终于1900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被毁灭了。剩下的约400册零本被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个机构收藏。即使是这样，《永乐大典》这部奇书在今天仍然以其巨大的资料和文物价值而受到学者们的青睐。《日知录》明末清初顾炎武所著的读书笔记。他自著此书的目的在于“明道”、“救世”为宗旨。是他一生考证史事的结晶，是一部包含学术思想、政治见解在内的重要著作。全书32卷，前七卷论经义，8-12卷论时事；13卷论世风；

14、15卷论礼制；

16、17卷论科举；18-21卷论艺文；22-24卷杂论名义；25卷论古事真妄；26卷论史法；27卷论注书。此书每论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考证。

《文史通义》《文史通义》是清朝时期著名史学评论家章学诚撰写的一部以评论史学为主的评论文史著作。《文》对清朝以前的史学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许多理论性的认识，章学诚提倡“六经皆史”，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认为史书的体例应该随着历史和史学的发展而发展，在编著问题上他撰述了记注的区别。章学诚还提出“史德”对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进行补充，章学诚在方志学上也作出了突出贡献。

章学诚：字实斋，浙江绍兴人。生活于“乾嘉盛世”，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乾隆七年中进士，任湖北应城知县，以疑狱失轻免官。后以为人幕僚、讲学、编志为生。一生穷困潦倒。其代表作为《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书中阐发了“六经皆史”的观点。主张史家要有“史德”，要求史家“善恶褒贬，务求公正”。提倡编写通史，主张将史籍区分为撰述和记注两类。主张把国史建筑在方志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撰修方志的主张和意见。、顾颉刚与古史辨：顾颉刚辩古史活动受到胡适的影响，他辨古史的方法与胡适的“历史演进法” 有密切的联系。“古史累地造成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在古史记载中，“时代 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2.“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3.我们“不能知道某 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认为必须打破古史“人化”的 观点。顾颉刚的基本观点对有关迷信古史传说起了廓清之功，对于古史研究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后来，他对古史的“破坏”转移到古史的建设上来，作出了成绩。但因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他对 古史研究的工作基本停留在文献整理阶段。所谓辩古史，到后来成为辩古书，他认为这是建设新古 史的工作。

王国维和古史新证：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古史，把新发现的材料跟古史记载结合起来，这种古史

新证。王国维在古史新政上的方法特点和主要成就，作了概括，：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于纸上之遗文互 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去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国维在甲骨学研究上，1916年王国维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 续考》是两篇重要的古史研究著作。《殷周制度论》、《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陈寅恪（诗文证史）

陈寅恪通晓多种东方古代和欧洲的语言文字，熟悉佛典，中年以后，致力于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 和明清间史事的研究。陈寅恪在近代考据家中是最有史识的学者。无论在史料学上或对“民族文化 之史”的论述上，他都有相当开阔的看法，他对史料有精到的见解。在史料学上，陈寅恪提出对史 料，包括伪材料，要善于审定和利用、材料中有真，有伪。真材料中有可能有部分伪。他提出史料 学的“通识”，是近代新考证学史料学观点的重要特点。他认为诗词、小说，以及稗史、丛谈、笔 记，也应加以利用作为研究历史的史料。诗文笺证是以历史记载去笺证诗文。同时诗文又可用来证 史，探讨史事的新线索，从而扩大视野，得到新解（读秦妇吟，元白诗笺征稿，柳如是别转）。“民 族文化之史”，是陈寅恪先生自己提出来的，内容很广泛，包括政治制度、社会习俗、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等，而没有经济。他着重以“相反相成”来说明民族文化上的变化，是具有明显的辩证 法因素的。他写了两部著名的史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此外，他提出各 个民族、地区以及中原和周边地区、民族的盛衰相互联系的看法，这同样是历史通识。但他认为有 超时空的理性存在，脱离经济谈政治的变化。

陈垣：中国宗教史和历史文献学方面专家学者，晚年有“表微”书之作。他的学风特点是重史

源，讲类例。他在宗教史上的重要著作有“古教四考”（《元野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袄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宗教三书”（《明季颠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和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补上了中国古宗教研究的空白。陈垣注意总结前人在历史文献学工作上 的经验，并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并总结出文献学工作的法则，重视史料来源。

1.属辞比事

（1）.一种历史编纂方法，原指连缀文辞，排比事实，记载历史。后泛称作文纪事。

（2）.《礼记·经解》：“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指遣词造句，缀辑文辞。比事，指排比史事。其中，比事还有一层含义，是对诸多史事比其大小、轻重而有所取舍、详略，以便使用较少的文字表达出较多的历史情况和论断。《七略》

（1）.中国第1部官修目录。西汉经学家、天文学家、目录学家刘歆在公元前6～前5年间编成，为政府新校本图书的总目录。先是公元前26年汉成帝刘骜命光禄大夫刘向领导政府的校书工作：由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校定本既成,概由刘向写一叙录,随书奏上。刘向所写叙录单行录出后,汇编为《别录》 ,计有20卷。公元前6年刘向死。汉哀帝刘欣命刘歆继承父业，将新校本集中于天禄阁,综合编目成《七略》7卷。

（3）.《七略》是一部分类目录，第一次展示了我国古代的图书分类方法，它以学术性质作为分类标准。在著录上确立了较为完全的著录方法，除编有内容提要外，还利用了“互见法”和“分析法” 《七略》创立出的分类法和著录法对我国图书馆目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篇：史学史名词解释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约前87年），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是由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全书分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五十二万余字，记载了我国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四年长达3000年左右的历史。《史记》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与宋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班固：（建武八年32年－永元四年92年）东汉官吏、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班彪之子，字孟坚，汉族，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东北）。班固自幼聪慧，九岁能诵读诗赋，十三岁时得到当时学者王充的赏识，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前后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学返回乡里。居忧时，在班彪续补《史记》之作《后传》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至汉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修成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杜佑：（735--812），唐中叶宰相，政治家、史学家。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附近）人。生于世宦之家。杜佑在地方及中央任上均有出色政绩，用了三十五年完成了《通典》，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裁，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的先河。其孙之一为晚唐著名诗人杜牧。《通典》：唐杜佑撰，二百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十通」之一。记述唐天宝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的专书。唐杜佑撰﹐共二百卷﹐内分九门﹐子目一千五百余条﹐约一百九十万字。

刘知几：唐代史学家。永隆年间（680年）以弱冠举进士，历任著作佐郎、中书舍人、著作郎，又撰起居注，兼修国史二十余年。景龙二年（708年）辞去史职，从事私人修史工作。开元九年，六十岁时因营救长子犯罪流配一事而被唐玄宗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不久去世。有《史通》传世，对中国唐朝以前的史籍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评，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

《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此书花了九年时间编纂而成。

《春秋》：是古代中国的儒家典籍，被列为“五经”之一。《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据传是由孔子修订的。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左传》既是中国古代史学名著，也是文学名著。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世本》：又作世或世系。世是指世系；本则表示起源。是一部由先秦时期史官修撰的，主要记载上古帝王、诸侯和卿大夫家族世系传承的史籍。全书可分《帝系》、《王侯世》、《卿大夫世》、《氏族》、《作篇》和《居篇》及《谥法》等十五篇。

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史学家，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儿时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陈寿四十八岁，开始撰写并《三国志》。历经10年艰辛，陈寿完成了流传千古的历史巨著《三国志》。，书中有440名三国历史人物的传记，全书共65卷，36.7万字，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

《三国志》：是由西晋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代历史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三国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吴志》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已合为一书。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汉族，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后移居江南。著名史学家，为《三国志注》作者。与裴骃、裴子野祖孙三代有史学三裴之称。

《三国志注》：为南北朝时裴松之撰，他一反传统做法把重点放在史实的增补和考订上，裴松之不仅开创了注史的新例，而且对研究三国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三国志注》是中国古代四大名“注”之首。

郦道元：（约470—527），字善长。汉族，范阳涿州（今河北涿州）人。北朝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仕途坎坷，终未能尽其才。他博览奇书，幼时曾随父亲到山东访求水道，后又游历秦岭、淮河以北和长城以南广大地区，考察河道沟渠，搜集有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撰《水经注》四十卷。文笔隽永，描写生动，既是一部内容丰富多彩的地理著作，也是一部优美的山水散文汇集。可称为我国游记文学的开创者，对后世游记散文的发展影响颇大。另著《本志》十三篇及《七聘》等文，已佚。

《水经注》：是公元6世纪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著作，全书三十多万字，详细介绍了中国境内一千多条河流以及与这些河流相关的郡县、城市、物产、风俗、传说、历史等。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是中国古代较完整的一部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水经注》文笔雄健俊美，既是古代地理名著，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中国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有过深远影响。其书名为注释《水经》，实则以《水经》为纲。自明清以后不少学者从各方面对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形成了一门内容广泛的“郦学”。《水经注》与《三国志注》（裴松之），《世说新语注》（刘孝标），《文选注》（李善），并称“四大名注”。

范晔：（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字蔚宗，南朝宋史学家，顺阳（今河南淅川南）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后汉书》：是一部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司马彪续作），记载了从光武帝刘秀起至汉献帝的195年历史。

马端临：(1254年宋理宗宝佑二年-1323年元英宗至治三年，字贵舆，号竹洲。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中国古代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文献通考》、《大学集注》、《多识录》。马端临是宋元之际著名史学家，他为谋求治国安民之术，探讨会通因仍之道，讲究变通张驰之故，以杜佑《通典》为蓝本，完成明备精神之作《文献通考》。《文献通考》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体例别致，史料丰富，内容充实，评论精辟。

《文献通考》：简称《通考》，马端临编撰。从上古到宋朝宁宗时期的典章制度通史。是继《通典》、《通志》之后，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和《通典》、《通志》合称“三通”。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纪传体：东亚史书的一种形式，是以本纪、列传人物为纲、时间为纬、反映历史事件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纪传体史书的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

编年体：是我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编排史实，是编写历史最早也是最简便的方法。如《春秋》、《资治通鉴》等就是编年体史书。

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主线，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在一起。首创者是南宋的袁枢，他的《通鉴纪事本末》就采用这种体例。纪事本末体，既不同于编年体之以纪年为主，也不同于纪传体之以传人为主，而是以记事为主，把历史上的大事，详其首尾，集中表述其过程。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在记事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纪事本末体，是以事件为中心的著史体裁。

谱牒：就是记载某一宗族主要成员世系及其事迹的档案，它以一定的形式记载了该宗族历史，其形式和内容集中了档案学、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旨要。《春秋三传》：即《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了解。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所以自汉至今，学者只藉三传研读《春秋》。《春秋》是记事的，后多散佚，仅留下经孔子整理的鲁国的《春秋》，汉代有重新编撰整理的“春秋三传”，即《公羊传》、《谷（榖）梁传》、《左传》。《春秋三传》都是编年体史书。

第三篇：中国史学史复习资料

1．编年体：是我国最早的史书编纂体裁之一。孔子删定的《春秋》采用编年体，初步将人物、地点、时间、事件四个因素结合起来记叙历史，它已有了明确的时间顺序，把事件有系统地按年代先后加以编排，上下连贯，从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过程。这种体例经过《左传》作者做了进一步的完善。

2．纪传体：是以记载历史人物事迹为主的史体。创立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该书以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事迹和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以表的形式谱列年爵；以书的形式记历代典章制度；以世家的形式记载诸侯公卿的事迹；以列传的形式记社会各阶层人氏的事迹。以后历代正史均沿用这种史体！

3．《通典》：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所著。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该书所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也涉及到历代的典章制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等九门，对每一种制度，都能综惯古今，溯源明流。该书为编写制度通史开创了先例

4．《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包含 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记述了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三千多年间的诸多方面的历史，其内容丰富，堪称为一部体大思精的百科全书。《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让历代学习。其记录的时间、范围广泛，事迹全面，人物丰富，涉及典籍面广，在史料搜集取舍上，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司马迁编写《史记》时，尊重史实，秉笔直书，重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重视用社会经济生活来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这些进步思想对史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作者刘知几，是我国古代社会杰出的史学家。《史通》共20卷，对唐代以前的史学著作和史学家做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了刘知几个人的修史主张。著名的“三长论” 和“直笔论”。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必须具有才、学、识三长，而以识最重要，对于写史，刘知几主张“直笔”，要做到“不掩恶，不应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反对迎合权势或从个人恩怨出发歪曲史实。这些卓越的见解，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刘知几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历史是变化和发展的，评价人物和事件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他还反对是古非今，认为不应“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

6．《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代表作，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文史通义》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但是，由于该书版本很多，内容不尽一致。1921年，吴兴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内篇增1卷，《文史通义》“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其一，“六经皆史”论。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其二，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学”。“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在章氏看来，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过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而已。其三，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由于章学诚是封建社会末期史家，在《文史通义》中，有其高于前人的评论，但也摆脱不了宣扬纲常礼教之例，如他把谤君和怨悱的人说成“乱臣贼子”、“、”名教罪人"

7．二重证据法1925年由王国维提倡，把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治史观念和方法，是20世纪初年中西学术交融和新史料大量发现刺激之下的产物，此为其所具有的强烈的时代性。在利用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文书等新出地下资料进行多方向多层次的大量研究的情况下，王国维最终总结出了综合利用“纸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的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是王国维昭示后人的一条十分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影响深远。

8。《海国图志》：魏源著，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编撰的最详备的世界史地著作，书中介绍和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战舰和火器生产技术；系统的的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和辩证关系。是一部研究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探寻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之路的维新思想的启蒙书！

中国古代史学产生应该具备哪些基本条件？（1）文字的发明。没有文字就不可能有史书，对于某件事情，如果没有文字记载，单凭记忆，不可能长久。有了历史记载的材料，才能编纂成史书和产生史学。(2)历法的产生。因为史学史以时间为基础的，有了历法才能推算时间，确定岁时年月。一部史书如果没有确定的时间，即使史料载丰富也是毫无简直的。（3）历史意识的产生。统治阶级的需要以史为鉴，作为施政的依据；同时作为教育后代的教科书等

9．《 史记》与《汉书》在体例在体例在体例在体例、、、、内容等方面有哪些差异？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西汉武帝约三千年的历史。《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仅记载西汉一代历史。在体例上，《汉书》对《史记》体例进行了改造，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同时创设了《惠帝纪》、《地理志》、《食货志》、《艺文志》等。在一些人物的传记中，增入大量有用的文献，如《董仲舒传》全文收入了他的“天人三策”，《食货志》中收入董仲舒的“限民名田说”等。《汉书》还详细记载了昭、宣、元、成、哀、平及新莽历朝的历史）《）《）《）

10．刘知几的史学贡献

1、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唐以前史学发展状况，使史学评论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

2、揭露了古史记载的虚伪，批判了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观念。对古人和经典进行了批判，体现了一种不盲目崇拜古代、不迷信圣人和经典的批判精神。

3、提出整套修史方法，规范史书修撰环节。对史料：主张“采摭群言”，对“阙之不足为少，书之唯

益其累” 的材料，必须坚决舍弃；论史事：主张荀悦、干宝提倡的“五志”，再广以“三科”，反对“四烦”； 论人物：选择恶可戒世、善可劝后者，反对“愚智毕载，妍媸靡择”。

4、论述了各类史体的长短得失，提出了史体特别是纪传体的发展方向。

（1）论古今史体，归为“六家”。认为古代史学是发展变化的，史书体裁是不断演进的，他把古代史籍分为记言体、记事体、编年体、国别体、通代纪传体、断代纪传体六家，并一一考镜其源流发展、宗旨意趣和利弊得失。（2）对编年、纪传二体短长进行剖析。编年体按年记事，但人物或有或无，或详或略。纪传体内容丰富充实，但纪传体多重复，时间概念不清。“二体”各具短长，尤其对纪传体的体例和结构作了理论总结。

5、爬梳了史官制度的发展，揭露了史馆修史的弊病（1）史官制度的发展：在《史官建置》篇，刘知几对唐初以前的史官发展脉络加以条梳。（2）唐代设馆修史的五大弊病：人浮于事，各不相下；史料保存制度不健全；难以直书；监修者众，史官无所适从；监修不当，铨配无 法。

6、提出“史才”标准，奠定后代史学人才标准 史官素质：彰善贬恶，不避强御；编次勒成，郁为不朽；高才博学。史学人才标准：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才”：组织史料和表达的能力；“学”，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识”：是对历史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的能力。

郭沫若的史学贡献

郭沫若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科学道路。他在1929年写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论证了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的存在，而奴隶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转化而来，奴隶制本身后来又转化为封建制。它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中国历史的进程同样是受这个普遍规律所制约的。这是郭沫若对中国史学的重要贡献，也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重要论点。郭沫若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这是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姐妹篇，他还为中国古史研究作出了文献学方面的卓越成就，他在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他根据形式、花纹、文体和字体，为中国青铜器的分期提出了权威性的看法

第四篇：中国史学史复习材料

先秦史学的特征：

1、史学撰述体例的特征。

先秦史学在撰述体例方面，历经了一个持续不断的演进变化的过程，这与史学形成与发展所应具备的相关要素及相应条件密切相关。文字形成之后，结绳刻画和口述传承被神话传说的追述形式所替代。历法的逐步完善、史官的出现、政事的需要，渐次形成甲骨、金石、竹木等不同载体的政令档案汇编，进而形成早期的编年体史著。随着史官制度的完善和分工的细密、社会生活剧烈变动的需求等诸多因素，史学撰述体例逐渐丰富多样，并驾齐驱，编年体渐趋完备，国别记言体形成，纪传体通史规模初具。

2、史学记载内容的特征。

随着文字的形成、史官及史官制度的逐步完善、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史学撰述体例自身的发展、史学主体意识的形成、史学功能认识的提升，促使并且推动史学记载的内容不断发生相应变化。先秦史学记载的内容，呈现着记事内容从简到繁、单一到多重、简单到复杂、重神到重人、事件到观念、制度到思想、政事到社会人生的全貌的层递式的发展变动演进的特征。

3、史学主体意识的特征。

在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发展变化进程中，中国古代先人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在争取生存、发展和追逐利欲的纷争中，史学主体意识逐次呈现出从古到近、人数由少到多的自觉意识不断累积增强的发展变化趋势。

4、史学功能原则的特征。

随着史学的发展完善，史官制度的发展完备及其职分职责的细密化，历史经验教训的累积，史学意识的自觉化的增进，以及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形势变动的需要，人们对史学功能原则重要性的认识与时俱进，使之呈现出渐次加深及逐步形成共识的特征。如史学借鉴功能的形成，疏通知远认识功能的形成。

5、史家历史观念的特征。

伴随着史学多重因素的发展变化，历史社会生活环境的剧烈变动，历史典籍的渐次增加累积，史家认识的不断提高深化，史家的历史观念呈现出层出不穷、多家并存、互促互进、各领风骚的竞争不息的特征。先秦史家的历史观念的不断变化，依次或并行而形成天命史观、圣王史观、民本史观、复古史观、循环史观、变易史观等历史观念，不断推动影响着先秦历史的发展进程。

总之，先秦史学的特征是多方面的。它促进并且推动了先秦史学从萌芽到规模初具的发展进程，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形成奠定了坚实宽广的基础，并对其后中国史学的发展演进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秦汉时期的史学特征：

1.开创了纪传体编史的先例。

纪传体是秦汉史学的创造，司马迁是开创者。他在《史记》中采用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本纪放在全书之首，按年月次序编写帝王的历史，以记载帝王的言行政绩为主，同时叙述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重大事件；表采用表格的形式排列人物或事件；书记载典章制度；世家主要是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的历史；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这五个部分既有分别，又有联系，相辅相成，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五种体例中，又以本纪和列传为主，故称为纪传体。在《史记》的影响下，纪传体成为我国史学的最重要编写体例，其他正史都是采用这种方法编写的。2.厚今薄古的史学观念。

秦汉人写时大多厚今薄古，与现实紧密联系。在著史中，略古详今。《史记》用一半以上的篇幅撰述当代史，班固的《汉书》，荀悦的《汉纪》以及官修的《东观汉记》都是以当代史为主，而且由当代人写当代史。充分说明秦汉史学家著述为现实服务的观念。

3.秦汉史学进入了新的时期。

秦汉史学出现了繁荣的现象，史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愈来愈高，它的重要性也愈益明显。因而编写历史书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出现了大部头的史学著作，如《史记》，《汉书》等巨著，而且这两部著作均为私人编写。与此同时，统治者愈来愈重视史书的编写工作，特别是组织人力集体编写，如《东观汉记》等就是统治者组织学者进行编写的。官修史书由此登上历史舞台。另外，随着史学地位的提高，史书的列别比以前明显增多，在纪传体之外，还有编年体、杂史、起居注等形式。

魏晋南北朝史学特征：

1、史学的多样化发展以及学科批评的展开。

史学的多样化发展，集中体现在四点：第一，史书的数量宏富，体制不断创新，种类多样；第二，史书的作者来自社会不同阶层，而且既有汉族，又有少数名族，成分多样；第三，史书的领域一再拓展，专史门类多样；第四，史学评论的逐步深化，史评对象多样。从主要评论史事，到转而以评论史家、史书为主，再到开始探讨历史学发展的历程。

2、史学的学科独立及其官化倾向。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又一显著特征，是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地位而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史学的学科独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图书目录的分类，二是学校教育与学术机构的设置。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官化倾向更集中的体现，一是自曹魏起开始设置专职史官修史，二是北朝后期初步形成以宰臣监修国史的“史馆”制度。

3、史学上的门阀观念和民族意识之印记。

当时的史学，从形式到内容，都烙上了门阀观念的印记：一是谱牒、谱学的盛行和“谱局因此而置”。二是家史和别传的大量涌现。三是正史的本纪和列传成了门阀士族的谱牒家史。狭隘的民族意识是魏晋南北朝史书中的最普遍的表现。史学成了他们为本族和本族政权争夺“正统”地位的工具。同时，主张各民族间友好相处的思想和坚持国家统一的观念，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中也有所发展。

隋唐五代史学特征：

1、官方控制史学的程度加强。

这一时期的统治者，承北齐之制，设立史馆，扩大编制，吸收一部分有才学的人为史官，以宰相监修，直接控制史书的修撰。

2、更加重视史学的鉴戒作用。

这一时期以魏征为代表的史学家，强调史学的鉴戒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人事，否定天命；第二，重视民心向背与政权兴衰的关系；第三，注重君臣关系，强调君臣相辅。总之，这一时期编撰的史书，主要把亡国之君的行为当成本朝皇帝“取鉴”的基本内容，从反面向当时的统治者提供了一整套值得取鉴的治国方略，即注意调整君民关系、君臣关系，实行“以静求治”的施政方针。

3、史书种类与体裁的多样化。

史学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各类型、各种不同体裁的史书纷纷出现。旧有的编年、纪传体史书无论记载内容，还是形式都得到了更加的完善，典志体、地理书、方志、史注、史评等新的史体也大量出现。同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大量的杂史、故事、笔记，有价值的类书以及众多的佛道经典，文集数量明显增加。

宋辽金元史学特征：

1、完备的修史制度。

宋代修史制度趋向完备，不仅超过了前代，而且比明清严密。辽金元设立了自己的修史机构，虽然没有宋朝完整，但也比较系统地保存了本民族的历史。元代翰林兼国史院，开明清翰林国史院的先河。

2、会通的史学思想。

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叙述从战国到五代的治乱兴衰；南宋郑樵继承司马迁通史之风撰《通志》，并明确提出了“会通”的思想；宋末元初的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是继杜佑《通典》后又一部典治体通史。“主通明变”成为当时的风气。

3、史学的义理化倾向。

一方面宋人学习《春秋》褒贬笔法，借以惩恶劝善。以义理断史事，以史事证经义是义理史学的另一个内容。朱熹认为汉高祖、唐太宗虽然有大功业，也不值得肯定，因为他们的本心是出于利，而不是义。到元代，理学被确立为官方思想，理学化的史学占据主导地位。

明清史学的特征：

1、历史著述的总结性趋势。唐甄的《潜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总结性著作。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与《宋论》是历史评述的总结性成果。章学诚是全面总结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杰出史学家。《校雠通义》是一部系统的历史文献学理论的总结性著作。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我国第一部最为完整的学术史专著。《大明会典》、《大清会典》、“六通”是典章制度史集大成之作，明《永乐大典》、清《古今图书集成》两部类书以及空前的大丛书《四库全书》，都是古代文献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总目》则是目录学的总结性成果。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均为体大思精的历史地理学杰作。

2、求真务实的治史方法。

明清史家大都是具有求真务实的治史方法，追求史事之真实。王世贞治史求真务实的精神，开这一时代史学考证风气之先河。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是清代考据学的先驱。乾嘉学者严密的考证方法，实事求是的学分、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值得提倡。

3、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展。

大凡明清史家，往往是博通百家的学者，不仅精通经史子集，而且关注天文、地理、水利、医药、士农工商等应用学科，表现出宽广的文化视野。

明清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展，还表现在通俗史学的繁荣。纲鉴类史书、历史演义、历史小说、历史纪实、蒙学乡塾读本等普及类历史读物，盛极一时。明清史学不断走向社会深层，获得了更加丰富的表现形式，历史知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到了普及。

4、具有启蒙色彩的史学思想。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出现了市民阶层。社会的变化，也曲折地反映到史学领域，兴起了反理学、“六经皆史”与经世致用三股史学思潮。

刘知几的史学理论：

１．刘知几在《史通》中明确指出，史家治史不仅仅是劝善惩恶，而必须将史学作为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重视史学的功用，强调史学与政治的联系，这种理论不仅在当时，就是在后世也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２．刘知几以前的史学家多鼓吹“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今不如昔”、“是古非今”等，刘知几对此大加批评，他认为成败与天命无关，今未必不如昔，只不过历史在发展。社会发展必然出现新特点，这是一种客观的、不以“天命”或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势”在起作用。这在当时是进步的历史观。

３．刘知几史学思想最大的贡献在于他考察中国封建史学发展过程时，从理论上论证了以下两个问题。首先，他提出了“史才三长论”，认为一位优秀的史学家应该具有史才、史学、史识。所谓史才，是指选择、组织史料的能力和书写记事的技巧；所谓史学，是指丰富的史学知识和史料知识；所谓史识，是指过人的见识，即分析历史事件和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态度。刘知几认为一位史学家要搞好历史，“三长”缺一不可，而其中史才、史学又离不开史识。其二，他主张直笔著史。刘知几从历史记载的真实出发，大声疾呼“直书”、“实录”，揭发和斥责对历史进行歪曲的现象。并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史学发展中提倡直书的传统，明确地将“直书”作为编纂史书的基本原则，在理论上加以论证。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

1、经世致用论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对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作了深刻阐发。他认为，研究历史要有效发挥作用，必须坚持详近略远的原则，注重研究当代史；还应根据不同的社会特点，使研究符合时代需要，以持世救偏；要敢于开风气之先，千万不可为世风所囿。

2、六经皆史论

章学诚认为六经是古代切合时事、服务于时事的历史著作，“六经皆史”的“史”，既具有“历史资料”的含义，用以矫正宋学空谈义理的弊病，同时，又具有经世之史的内容，以反抗乾嘉考据学派闭口不谈义理的流弊。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为史料搜集、历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3、史义论

史义论是章学诚史学思想的中心，最终把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推向最高峰。史义（又作史意）是相当于史事（历史事实）、史文（历史文笔）而言，指的就是历史理论和观点。章学诚主张只有具备史义的著作，才称得上是“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否则只是史料汇编。

4、史德论

章学诚在总结唐代刘知几才、学、识三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史家更重要的素质是具备史德。史德的内容不只是据实直书、书法不隐，更重要的是尽可能如实反映客观历史，能以理性制约情感。

5、史书编纂论

（1）章学诚提出要创立新史体，以改造旧书籍。新史体由本纪（按年编排的大事纪要）、因事命篇的纪事本末、图表三部分组成，纲举目张、图文并茂。

（2）主张编写通史。

（3）将史籍按内容和功能分为撰述（著作之书）和记注（为著作提供材料的资料汇编）两类。

（4）扩大了史料收集的范围。

（5）文人不能修史。文人修史讲求文字技巧，往往影响史书记事的真实。

野史：野史是与正史相对应的史学门类，由私家撰述而成，既包括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典志等体裁的私俢史书，也包括笔记、诗话、纪闻、稗史等，形式不拘，内容包罗万象。

通俗史学：通俗史学是历史演义、历史小说、历史纪实、蒙学乡塾读本等普及类历史读物的总称，在扩大史学的社会影响、普及历史知识方面作用大。笔记：笔记（又称杂记、笔录、丛谈等），是随笔记录当时见闻、阅读心得的一种书籍，大致可分为小说故事、历史琐闻、考据辨证三类。

第五篇：《中国史学史》读书笔记.doc

史学理论读书笔记

从远古传说到马克思主义史学

——读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看中国史学发展

文学院中文系08级1044408029 徐卫明

[摘 要]白寿彝主编，瞿林东、陈其泰、吴怀祺、施丁、顾诚等五位教授撰写的《中国史学史》，于200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史学史》是历史学专业基础课程系列教材，但又不同于其他教材，它上起远古时代神话传说，下迄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部通史性质的史学史教本。这本书汇注了白寿彝及他的学生两代人的心血，是白寿彝先生在史学史研究领域的智慧结晶，是推动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强劲动力。

[关键词]白寿彝

《中国史学史》

著作特色

启示与反思

史学史是一门还在树立中的学科，还处于发展期。“史学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

[1]1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在整个史学史领域，我们须照此推演中国史学史的梗概。

中国史学史是研究中国史学本身发展过程与及其规律的学科。1941年，金毓黻代表作《中国史学史》出版，标志着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初步建立，早在20年代，梁启超便第一个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专著的设想，而后，此领域学者前赴后继。我们一般说，在20世纪20到40年代，中国史学史初现雏形。而作为史学史学科丰碑式的人物白寿彝，其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及建设贡献巨大，影响不言而喻。

1964年2月29日，白寿彝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文《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在文中，他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阐明我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在阐明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同时，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要批判地总结我国史学成果。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史研究的两个经常任务。”基于此，写好教本又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中的重要环节，一本不同于一般史学专著的、具有通史性质的《中国史学史》教本孕育而生。

一、读《中国史学史》所思：著作特色分析

《中国史学史》内容上起远古的传说时代，下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学。全书共8章，43万余字，即：第一章，先秦时期：中国史学的童年；第二章，秦汉时期：中国史学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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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第四章，宋元时期：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第五章，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衰老时期的史学；第六章，近代史学(上)；第七章，近代史学(下)；第八章，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本书总结和借鉴中华民族史学的优良传统和成果，阐明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特点与规律。白寿彝先生深受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影响，十分注重将中国史学史发展放入中华民族文化系统中来考察，使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得到了科学的说明。参加本书编写的成员，都是在史学研究领域内有很深厚功力的专业工作者，还是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该书文笔流畅，叙述清楚，说理深邃而又不显枯燥，对于非历史学专业的我来说，其也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1.远古的神话传说是中国史学的起源

中国史学的起源，是研究中国史学史分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人认为史学的起源是文字，也有人认为史学开端于史官。而本书首章第一节即远古的传说，这就意味着白寿彝先生把中国的史学起源定格在远古神话传说。他说，“中国史学的历史起源，可以从远古的传说说起。无论从历史意识来看，还是从传述历史的形式来看，追本求源，中

[1]1国史学还是要从远古的传说说起。”所以本书开篇便谈远古的神话传说，这体现着白寿彝先生的独特见解。

在我看来，本书利用神话和传说来说明历史，探索史学发展的渊源，是极具开创性的。从书中我们知道，远古的神话传说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战胜自然灾害和在生产中取得成功的传说，主要有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农神烈山氏的柱、后稷周人的始祖弃等；一类是氏族由来和氏族、部落间原始战争的传说，如禹、契、弃、公刘的传说，黄帝、蚩尤大战等。远古的传说不仅反映氏族社会人们的历史意识，而且或多或少保存了一些真实的历史内容，包含更多的历史真实性。依据这些神话传说，我们可以了解到远古时期的神意史观。在这些零零散散的神话传说资料中，有关于远古时期英雄人物的故事，有关于氏族神的传说，有关于朝代更替原因的传说，“在具体事件上这些传说不一定完全真实，但作为当时人们的一种意识的存在却是真实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2]它们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念。”白寿彝先生告诉我们，应透过神话传说的表象而注意其内在的思想性，并利用它们来探讨氏族社会人们对于自然、社会、神和人及其相互关系的原始意识，这种意识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着文明时代史学家的历史观点的发展和史学的面貌。

在对待整个历史分期上，本书共八个章节，即八个分期，白寿彝先生既考虑到史学自身所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又充分兼顾到史学发展与当时社会的关系这一横面；既突出了史学史的“史”的特色，又展示了中国史学发展大的趋势，使中国史学史的脉络清晰明朗。

2.注重史学发展脉络的整体性，同时在时代潮流中把握史学家的学术生活和成就 本书以时间顺序来阐述史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以历史朝代为线索，贯通古今；同时注意史学家在历史发展潮流中的思想变化，把史学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及时代思潮中去考察，多角度、多层次地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如著者在介绍刘知几和《史通》时，不忘提及其所处时代背景。在隋唐时期，门阀地主形成和发展起来，代替了前一时期的世家地主，成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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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占据主要统治地位的阶层，有不少皇朝重视以皇家力量组织官书的撰述，并作出了成绩，刘知几著《史通》正是得益于官书撰述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在时代发展潮流中，著者还提到刘知几的史学批评理论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体现在他一方面提倡直书精神，认为直书产生“实录”，其社会影响是“令贼臣逆子惧”；另一方面，他始终维护“名教”观念，认为“夫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是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此，“实录直书”理论便在彻底性上大打折扣，强烈的“激扬名教”意识，也和直书原则“唱反调”。著者在分析刘知几的理论思想时，结合时代背景，阐明了隋唐时期极重的门阀观念是体现在刘知几思想和著作上的时代印记，从而，我们也能在时代大潮中把握史学家刘知几的思想变化。

在我看来，从时代潮流中把握史学家的理论和思想，从而看到时代潮流对其理论和思想形成的影响，我们也就能够辩证地看待史学家的思想理论的进步性和局限性。站在这个角度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章学诚的史学和方志学尚属封建文化的范畴，在其方志学的理论表述中带有明显的儒家传统思想和道德。我们也就不能强求章学诚以新史学批判封建的旧史学，在时代潮流中，这不是生于乾嘉之世的章学诚所能承担的任务。在这一点上，本章编者在著作中作了深刻的分析，见解是独到的。

3.注意史学发展同社会现象、社会思想的内在联系

在第二章第一节中，著者特别提到“尊儒和阴阳五行说、谶纬说的流行”这一内容，旨在说明社会现象、社会思想对史学发展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著者在书中提到“儒学国教化，也就是儒学的神化和思想的僵化，一切都是以统治者所能承认的教义为准则，必须顶礼膜拜，[1]3刻板地服从，这对于史学的演进当然产生了消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禁锢了史学家思想，钳制了史学发展多元化趋势。在论述阴阳五行说和谶纬迷信思想的盛行对史学演进的影响时，书中分述两方面：一方面，阴阳五行说和谶纬说对包括史家在内的学者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了思想史上的低潮，对学术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刘向、刘歆父子著书宣扬阴阳五行说为封建政治服务；但另一方面，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得到了考验，有识见的史家和学者在唯心主义思想泛滥的困难条件下，继承了孔子和司马迁以来不妄灾异、重视人事、重视总结政治成败经验的传统，对唯心迷信的邪说有程度不同的抵制和批判，如桓谭和王充所做的努力。

在我看来，把握史学同社会现象、社会思想的内在联系，有利于我们理解史学思想产生的影响因素和史学思想的时代印记。以第四章第二节中“理学对宋元史学思想的影响”为例，本书著者探讨了史学思想发展与理学间的相互关系。理学的产生，使这个时期的史学思想打上了的鲜明的时代印记，理学家关于天人问题的探究，左右着宋代史学求通的观点，同时，理学家把史学作为“格物穷理”的一种手段，求历史盛衰之理，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用。而史学思想的发展对理学体系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促进的作用。把社会思想同史学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能明晰史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和规律，从而在横向上把握史学发展的方向和动机。

4.体现对史学发展规律的探索和学术传承

史学发展规律体现在诸多方面。在史书编撰体例上，白寿彝先生致力于史学在每个阶段的发展情况，描绘其发展线索。如司马迁开创“纪传体”史书编撰体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二十四史”相继继承和发展“纪传体”体例，白寿彝先生将其体例一一道出，以寻求著史书的规律性，同时，每谈及一部著作，必说明其体例，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都作论述。在史学思想的传承性上，白寿彝先生将每位史家的史学思想单作论述，如第二章第三节“刘氏父子的史学思想”、第三章第五节“杜佑的史学思想”、第四章第七节“马端临的史学思想”、第五章第三节“王夫之的史学思想”等，注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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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和前后的内在联系。在历史文献学的发展上，白寿彝先生同样是采取类似论述方法，如第三章第七节“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其后对郑樵、马端临在历史文献学上的造诣也多加论述。这种一脉相承的写法，很好的体现了著者对史学发展规律的探索和建树。

在我看来，《中国史学史》的这种编写方式很好地体现了白寿彝先生在史学史研究领域著书的思想。以线条的方式将属于一个系统的知识很好地穿起来，逻辑性强，呈现一个完备的整体。而这个整体又反映发展的全过程和发展特点及内在规律性，给读者一个清晰的系统和明朗的概念体系。在前后对比对照中，找寻史学时代特点和运动规律。

5.著作内容丰富，细致入微，点面结合

对每一位编者来说，《中国史学史》都是他们智慧的结晶。该书内容翔实，引证丰富，细致入微。该书在整体上勾勒出中国史学发展的框架和脉络图，同时又对每个时期的史学发展面貌做了全面而又详细的论述。我们来看书中第四章“宋元时期：中国史学的继续发展”，开头两节，综述宋元时期史学、史学思想和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在这其中包括六个小点来佐证宋元时期的史学发展的总体特点。在每一小点中，著者善于运用原始史料来论证其观点，让读者甚觉踏实。如著者直接采用《进<资治通鉴>表》中“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来阐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的意图。

本书点面结合可谓匠心独运。“点”，最明显的体现是代表史家和代表著作的单独论述；“面”即是指史学发展的整体概貌。作为教本，该书十分注意史学史知识的全面性；作为学术著作，该书又在宽的基础上有重点地深入论述。通过“面”的论述，也就是俯瞰式的方法，我们对该时期的史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然后通过“点”的分节或分目对重要史家、史著、史学现象或史学思想进行细致剖析。通过对典型史著或史学现象的评述，精雕细琢般把史学发展的水平具体而微地展现出来。

总的来说，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是高水准的中国史学史著述，有自己独特的体系、风格和规模，读后我们在感叹之余更多的应该是一份思考。

二、读《中国史学史》，我的几点认识

中国史学的发展和中国历史的演进，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中国这片土地是中华民族的[3]1古代先民生息并创造了灿烂文明和辉煌历史的环境和舞台。”同样，我们回顾中国史学的发展，也不应该忽视这片孕育了几千年文明的中华大地。中国史学的起源是远古的神话传说，我想，神话传说是离不开这块土地，离不开这片土地上的先民的生息、创造和探索。史学史知识的两块内容是过去的史学发展的状况和今天对那些史学面貌的理解，过去发生的史学正是我们民族智慧的体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杰出人物探求史学。历史在演进，史学在成长，史学史记录着史学的演进，环环相扣，中国史学发展的系统，在《中国史学史》中得到完美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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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极具教本特色。我们知道史学论文的表达方式有4种，即专著、论文、综合体史书和教材。教材区别于其他三种表达方式的特征在于其系统性和公允性，即以公允之心系统地陈述该领域尽可能全面的知识。教材的编写不要求对知识的创新，也不要求对已采纳的观点进行论证，至于论证，是读者需要做的思考，读者要懂得教本为什么这么说而不那么说；同时，教本旨在给读者一种总述方式上的一点启示和引导，这是《中国史学史》编写所秉承的一些准则。当然“那种教本中只能写大家公认的有结论的东西的说法和做法，对

[1]2于新兴的学科只能是一种阻碍”，所以本书在编写上也谋求一些变化，比如在编排体例（章节体，注意历史时期的阶段性）和编写内容（远古神话、史学思想、历史文献学、历史文学史学著作）上都有一些创新。

当然，《中国史学史》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有些章节在论述过程中，引用史家著作内容有些过多。在第五章第六节“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大段引用章学诚原话，不利于本书著者的观点表达，同时给读者造成不便，有损教本的传播旨意。另外，书中对修史机构、史官制度的论及较少，我们只能从“皇朝史撰述的兴盛”、“明代官修史籍”等内容中初见修史机构、史官制度的端倪。当然，没有一部著作是十全十美的，尽管有一些缺点存在，我们却不能忽视《中国史学史》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地位，所谓瑕不掩瑜。

一本《中国史学史》虽不能囊括中国史学发展的全貌，但作为大学教本，其价值却不言而喻。读罢，写下一些东西，以飨劳自己。

参考文献

[1]白寿彝.中国史学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薛莹.读<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散记[J].史学史研究：1987，01.[3]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 /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