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指导性案例

第一篇：最高法指导性案例

指导案例5号：鲁潍（福建）盐业进出口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诉江苏省苏州市盐务管理局盐业行政处罚案

关键词： 行政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规章参照盐业管理

裁判要点：1.盐业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设定工业盐准运证的行政许可，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不能设定工业盐准运证这一新的行政许可。

2.盐业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对盐业公司之外的其他企业经营盐的批发业务没有设定行政处罚，地方政府规章不能对该行为设定行政处罚。

3.地方政府规章违反法律规定设定许可、处罚的，人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不予适用。

相关法条：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三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九条

基本案情：原告鲁潍（福建）盐业进出口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简称鲁潍公司）诉称：被告江苏省苏州市盐务管理局（简称苏州盐务局）根据《江苏省〈盐业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简称《江苏盐业实施办法》）的规定，认定鲁潍公司未经批准购买、运输工业盐违法，并对鲁潍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其具体行政行为执法主体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苏州盐务局无权管理工业盐，也无相应执法权。根据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经贸委《关于改进工业盐供销和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等规定，国家取消了工业盐准运证和准运章制度，工业盐也不属于国家限制买卖的物品。《江苏盐业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与上述规定精神不符，不仅违反了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而且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简称《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简称《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属于违反上位法设定行政许可和处罚，故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苏州盐务局作出的（苏）盐政一般[2009]第001-B号处罚决定。被告苏州盐务局辩称：根据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第四条和《江苏盐业实施办法》第四条的规定，苏州盐务局有作出盐务行政处罚的相应职权。《江苏盐业实施办法》是根据《盐业管理条例》的授权制定的，属于法规授权制定，整体合法有效。苏州盐务局根据《江苏盐业实施办法》设立准运证制度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并无不当。《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均在《江苏盐业实施办法》之后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简称《立法法》）法不溯及既往的规定，《江苏盐业实施办法》仍然应当适用。鲁潍公司未经省盐业公司或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而购买工业盐的行为，违反了《盐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苏州

盐务局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规、规范性文件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驳回鲁潍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11月12日，鲁潍公司从江西等地购进360吨工业盐。苏州盐务局认为鲁潍公司进行工业盐购销和运输时，应当按照《江苏盐业实施办法》的规定办理工业盐准运证，鲁潍公司未办理工业盐准运证即从省外购进工业盐涉嫌违法。2009年2月26日，苏州盐务局经听证、集体讨论后认为，鲁潍公司未经江苏省盐业公司调拨或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从省外购进盐产品的行为，违反了《盐业管理条例》第二十条、《江苏盐业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并根据《江苏盐业实施办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鲁潍公司作出了（苏）盐政一般[2009]第001-B号处罚决定书，决定没收鲁潍公司违法购进的精制工业盐121.7吨、粉盐93.1吨，并处罚款122363元。鲁潍公司不服该决定，于2月27日向苏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苏州市人民政府于4月24日作出了[2009]苏行复第8号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苏州盐务局作出的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29日以（2009）金行初字第002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苏州盐务局（苏）盐政一般[2009]第001-B号处罚决定书。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苏州盐务局系苏州市人民政府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盐业管理条例》第四条和《江苏盐业实施办法》第四条、第六条的规定，有权对苏州市范围内包括工业盐在内的盐业经营活动进行行政管理，具有合法执法主体资格。

苏州盐务局对盐业违法案件进行查处时，应适用合法有效的法律规范。《立法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苏州盐务局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应依照《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实施。法不溯及既往是指法律的规定仅适用于法律生效以后的事件和行为，对于法律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为不适用。《行政许可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施行前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制定机关应当依照本法规定予以清理；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停止执行。《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因此，苏州盐务局有关法不溯及既往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在已经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规章只能在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不能设定新的行政许可。法律及《盐业管理条例》没有设定工业盐准运证这一行政许可，地方政府规章不能设定工业盐准运证制度。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在已经制定行政法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规章只能在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内作出具体规定，《盐业管理条例》对盐业公司之外的其他企业经营盐的批发业务没有设定行政处罚，地方政府规章不能对该行为设定行政处罚。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参照规章。苏州盐务局在依职权对鲁潍公司作出行政处罚时，虽然适用了《江苏盐业实施办法》，但是未遵循《立法法》第七十九条关于法律效力等级的规定，未依照《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指导案例6号：黄泽富、何伯琼、何熠诉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关键词：行政诉讼行政处罚没收较大数额财产听证程序

裁判要点：行政机关作出没收较大数额涉案财产的行政处罚决定时，未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或者未依法举行听证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该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

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

基本案情：原告黄泽富、何伯琼、何熠诉称：被告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简称金堂工商局）行政处罚行为违法，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成工商金堂处字（2005）第020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返还电脑主机33台。被告金堂工商局辩称：原告违法经营行为应当受到行政处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处罚适当；所扣留的电脑主机是32台而非33台。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12月20日，四川省金堂县图书馆与原告何伯琼之夫黄泽富联办多媒体电子阅览室。经双方协商，由黄泽富出资金和场地，每年向金堂县图书馆缴管理费2400元。2004年4月2日，黄泽富以其子何熠的名义开通了ADSL84992722（期限到2005年6月30日），在金堂县赵镇桔园路一门面房挂牌开业。4月中旬，金堂县文体广电局市场科以整顿网吧为由要求其停办。经金堂县图书馆与黄泽富协商，金堂县图书馆于5月中旬退还黄泽富2400元管理费，摘除了“金堂县图书馆多媒体电子阅览室”的牌子。2005年6月2日，金堂工商局会同金堂县文体广电局、金堂县公安局对原告金堂县赵镇桔园路门面房进行检查时发现，金堂实验中学初一学生叶某、杨某、郑某和数名成年人在上网游戏。原告未能出示《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金堂工商局按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擅自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或者擅自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取缔，查封其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场所，扣押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的规定，以成工商金堂扣字(2005)第02747号《扣留财物通知书》决定扣留原告的32台电脑主机。何伯琼对该扣押行为及扣押电脑主机数量有异议遂诉至法院，认为实际扣押了其33台电脑主机，并请求撤销该《扣留财物通知书》。2005年10月8日金堂县人民法院作出（2005）金堂行初字第13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成工商金堂扣字(2005)第02747号《扣留财物通知书》，但同时确认金堂工商局扣押了何伯琼33台电脑主机。同年10月12日，金堂工商局以原告的行为违反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作出了成工商金堂处字（2005）第02026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决定“没收在何伯琼商业楼扣留的从事违法经营活动的电脑主机32台”。

裁判结果：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于2006年5月25日作出（2006)金堂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

一、撤销成工商金堂处字（2005）第0202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金堂工商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三、金堂工商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履行超期扣留原告黄泽富、何伯琼、何熠的电脑主机33台所应履行的法定职责。宣判后，金堂工商局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9月28日以同样的事实作出（2006）成行终字第228号行政判决，撤销一审行政判决第三项，对其他判项予以维持。

裁判理由：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虽然该条规定没有明确列举“没收财产”，但是该条中的“等”系不完全列举，应当包括与明文列举的“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类似的其他对相对人权益产生较大影响的行政处罚。为了保证行政相对人充分行使陈述权和申辩权，保障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对没收较大数额财产的行政处罚，也应当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适用听证程序。关于没收较大数额的财产标准，应比照《四川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暂行规定》第三条“本规定所称较大数额的罚款，是指对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1000元以上，对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20000元以上罚款”中对罚款数额的规定。因此，金堂工商局没收黄泽富等三人32台电脑主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属没收较大数额的财产，对黄泽富等三人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金堂工商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当告知被处罚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本案中，金堂工商局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只按照行政处罚一般程序告知黄泽富等三人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而没有告知听证权利，违反了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

第二篇：最高法指导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一批

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司法改革举措，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6日印发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初步确立。社会各界对此高度关注，并给予大力支持。各高级人民法院根据《规定》要求，积极向最高人民法院推荐报送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专门设立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加强并协调有关方面对指导性案例的研究。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决定将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等4个案例作为第一批指导性案例予以公布。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准确把握案例的指导精神

（一）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旨在解决二手房买卖活动中买方与中介公司因“跳单”引发的纠纷。该案例确认：居间合同中禁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撇开该中介公司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具有约束力，即买方不得“跳单”违约；但是同一房源信息经多个中介公司发布，买方通过上述正当途径获取该房源信息的，有权在多个中介公司中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交易，此行为不属于“跳单”违约。从而既保护中介公司合法权益，促进中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维护市场交易诚信，又促进房屋买卖中介公司之间公平竞争，提高服务质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旨在正确处理诉讼外和解协议与判决的效力关系。该案例确认：对于当事人在二审期间达成诉讼外和解协议后撤诉的，当事人应当依约履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一审生效判决。从而既尊重当事人对争议标的的自由处分权，强调了协议必须信守履行的规则，又维护了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

（三）潘玉梅、陈宁受贿案旨在解决新形式、新手段受贿罪的认定问题。该案例确认：国家工作人员以“合办”公司的名义或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的、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未谋取利益而受贿的、以及为掩饰犯罪而退赃的，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从而对近年来以新的手段收受贿赂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明确指导。对于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有效查处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类型受贿案件，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王志才故意杀人案旨在明确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的具体条件。该案例确认：刑法修正案

（八）规定的限制减刑制度，可以适用于2011年4月30日之前发生的犯罪行为；对于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害方反应强烈，但被告人具有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依法决定限制减刑能够实现罪刑相适应的，可以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这有利于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又进一步严格限制死刑，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二、切实发挥好指导性案例作用

各级人民法院对于上述指导性案例，要组织广大法官认真学习研究，深刻领会和正确把握指导性案例的精神实质和指导意义；要增强运用指导性案例的自觉性，以先进的司法理念、公平的裁判尺度、科学的裁判方法，严格参照指导性案例审理好类似案件，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确保案件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保障社会和谐稳定；要高度重视案例指导工作，精心编选、积极推荐、及时报送指导性案例，不断提高选报案例质量，推进案例指导工作扎实开展；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宣传案例指导制度的意义和成效，营造社会各界理解、关心和支持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良好氛围。

今后，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发布参考性案例等形式，对辖区内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法院的审判业务工作进行指导，但不得使用“指导性案例”或者“指导案例”的称谓，以避免与指导性案例相混淆。对于实施案例指导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改进案例指导工作的建议，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附：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等四个指导性案例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指导案例1号

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

居间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 居间合同 二手房买卖 违约

裁判要点

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关于禁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绕开该中介公司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合法有效。但是，当卖方将同一房屋通过多个中介公司挂牌出售时，买方通过其他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得相同房源信息的，买方有权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其行为并没有利用先前与之签约中介公司的房源信息，故不构成违约。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简称中原公司）诉称：被告陶德华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上海市虹口区株洲路某号房屋销售信息，故意跳过中介，私自与卖方直接签订购房合同，违反了《房地产求购确认书》的约定，属于恶意“跳单”行为，请求法院判令陶德华按约支付中原公司违约金1.65万元。

被告陶德华辩称：涉案房屋原产权人李某某委托多家中介公司出售房屋，中原公司并非独家掌握该房源信息，也非独家代理销售。陶德华并没有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不存在“跳单”违约行为。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下半年，原产权人李某某到多家房屋中介公司挂牌销售涉案房屋。2008年10月22日，上海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带陶德华看了该房屋；11月23日，上海某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简称某房地产顾问公司)带陶德华之妻曹某某看了该房屋；11月27日，中原公司带陶德华看了该房屋，并于同日与陶德华签订了《房地产求购确认书》。该《确认书》第2.4条约定，陶德华在验看过该房地产后六个月内，陶德华或其委托人、代理人、代表人、承办人等与陶德华有关联的人，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机会等条件但未通过中原公司而与第三方达成买卖交易的，陶德华应按照与出卖方就该房地产买卖达成的实际成交价的1%，向中原公司支付违约金。当时中原公司对该房屋报价165万元，而某房地产顾问公司报价145万元，并积极与卖方协商价格。11月30日，在某房地产顾问公司居间下，陶德华与卖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成交价138万元。后买卖双方办理了过户手续，陶德华向某房地产顾问公司支付佣金1.38万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23日作出（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号民事判决：被告陶德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原公司支付违约金1.38万元。宣判后，陶德华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4日作出（2009）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1508号民事判决：

一、撤销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号民事判决；

二、中原公司要求陶德华支付违约金1.65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原公司与陶德华签订的《房地产求购确认书》属于居间合同性质，其中第2.4条的约定，属于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常有的禁止“跳单”格式条款，其本意是为防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跳”过中介公司购买房屋，从而使中介公司无法得到应得的佣金，该约定并不存在免除一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应认定有效。根据该条约定，衡量买方是否“跳单”违约的关键，是看买方是否利用了该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机会等条件。如果买方并未利用该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机会等条件，而是通过其他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得同一房源信息，则买方有权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买卖合同成立，而不构成“跳单”违约。本案中，原产权人通过多家中介公司挂牌出售同一房屋，陶德华及其家人分别通过不同的中介公司了解到同一房源信息，并通过其他中介公司促成了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因此，陶德华并没有利用中原公司的信息、机会，故不构成违约，对中原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指导案例2号

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诉讼 执行 和解 撤回上诉 不履行和解协议 申请执行一审判决

裁判要点

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准许撤回上诉的，该和解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调解书，属于诉讼外达成的协议。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款

基本案情

原告吴梅系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吴梅收旧站业主，从事废品收购业务。约自2004年开始，吴梅出售废书给被告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简称西城纸业公司）。2009年4月14日双方通过结算，西城纸业公司向吴梅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吴梅废书款壹佰玖拾柒万元整（￥1970000.00）。同年6月11日，双方又对后期货款进行了结算，西城纸业公司向吴梅出具欠条载明：今欠到吴梅废书款伍拾肆万捌仟元整（￥548000.00）。因经多次催收上述货款无果，吴梅向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西城纸业公司支付货款251.8万元及利息。被告西城纸业公司对欠吴梅货款251.8万元没有异议。

指导案例3号

潘玉梅、陈宁受贿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 受贿罪 “合办”公司受贿 低价购房受贿 承诺谋利 受贿数额计算 掩饰受贿退赃

裁判要点

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以“合办”公司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经营管理的，以受贿论处。

2.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已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到利益，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3.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等物品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4.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后，因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

基本案情

2003年8、9月间，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分别利用担任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迈皋桥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便利，为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某在迈皋桥创业园区低价获取100亩土地等提供帮助，并于9月3日分别以其亲属名义与陈某共同注册成立南京多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多贺公司），以“开发”上述土地。潘玉梅、陈宁既未实际出资，也未参与该公司经营管理。2004年6月，陈某以多贺公司的名义将该公司及其土地转让给南京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潘玉梅、陈宁以参与利润分配名义，分别收受陈某给予的480万元。2007年3月，陈宁因潘玉梅被调查，在美国出差期间安排其驾驶员退给陈某80万元。案发后，潘玉梅、陈宁所得赃款及赃款收益均被依法追缴。

2004年2月至10月，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分别利用担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迈皋桥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之便，为南京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在迈皋桥创业园购买土地提供帮助，并先后4次各收受该公司总经理吴某某给予的50万元。

2004年上半年，被告人潘玉梅利用担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南京某发展有限公司受让金桥大厦项目减免100万元费用提供帮助，并在购买对方开发的一处房产时接受该公司总经理许某某为其支付的房屋差价款和相关税费61万余元（房价含税费121.0817万元，潘支付60万元）。2006年4月，潘玉梅因检察机关从许某某的公司账上已掌握其购房仅支付部分款项的情况而补还给许某某55万元。

此外，2000年春节前至2006年12月，被告人潘玉梅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迈皋桥办事处一党支部书记兼南京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某某人民币201万元和美元49万元、浙江某房地产集团南京置业有限公司范某某美元1万元。2002年至2005年间，被告人陈宁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迈皋桥办事处一党支部书记高某某21万元、迈皋桥办事处副主任刘某8万元。

综上，被告人潘玉梅收受贿赂人民币792万余元、美元50万元（折合人民币398.1234万元），共计收受贿赂1190.2万余元；被告人陈宁收受贿赂559万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2月25日以（2008）宁刑初字第4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潘玉梅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陈宁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潘玉梅、陈宁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30日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作出（2009）苏刑二终字第002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核准一审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潘玉梅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及其辩护人提出二被告人与陈某共同开办多贺公司开发土地获取“利润”480万元不应认定为受贿的辩护意见。经查，潘玉梅时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陈宁时任迈皋桥街道办事处主任，对迈皋桥创业园区的招商工作、土地转让负有领导或协调职责，二人分别利用各自职务便利，为陈某低价取得创业园区的土地等提供了帮助，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在此期间，潘玉梅、陈宁与陈某商议合作成立多贺公司用于开发上述土地，公司注册资金全部来源于陈某，潘玉梅、陈宁既未实际出资，也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此，潘玉梅、陈宁利用职务便利为陈某谋取利益，以与陈某合办公司开发该土地的名义而分别获取的480万元，并非所谓的公司利润，而是利用职务便利使陈某低价获取土地并转卖后获利的一部分，体现了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属于以合办公司为名的变相受贿，应以受贿论处。

关于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辩护人提出潘玉梅没有为许某某实际谋取利益的辩护意见。经查，请托人许某某向潘玉梅行贿时，要求在受让金桥大厦项目中减免100万元的费用，潘玉梅明知许某某有请托事项而收受贿赂；虽然该请托事项没有实现，但“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不同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项，就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可以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明示或默示的意思表示予以认定。潘玉梅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应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至于是否已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到利益，只是受贿的情节问题，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关于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辩护人提出潘玉梅购买许某某的房产不应认定为受贿的辩护意见。经查，潘玉梅购买的房产，市场价格含税费共计应为121万余元，潘玉梅仅支付60万元，明显低于该房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潘玉梅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产的行为，是以形式上支付一定数额的价款来掩盖其受贿权钱交易本质的一种手段，应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按照涉案房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关于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辩护人提出潘玉梅购买许某某开发的房产，在案发前已将房产差价款给付了许某某，不应认定为受贿的辩护意见。经查，2006年4月，潘玉梅在案发前将购买许某某开发房产的差价款中的55万元补给许某某，相距2004年上半年其低价购房有近两年时间，没有及时补还巨额差价；潘玉梅的补还行为，是由于许某某因其他案件被检察机关找去谈话，检察机关从许某某的公司账上已掌握潘玉梅购房仅支付部分款项的情况后，出于掩盖罪行目的而采取的退赃行为。因此，潘玉梅为掩饰犯罪而补还房屋差价款，不影响对其受贿罪的认定。

综上所述，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潘玉梅、陈宁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但同时鉴于二被告人均具有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认罪态度好，主动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余罪，案发前退出部分赃款，案发后配合追缴涉案全部赃款等从轻处罚情节，故一、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指导案例4号

王志才故意杀人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 故意杀人罪 婚恋纠纷引发 坦白悔罪 死刑缓期执行 限制减刑

裁判要点

因恋爱、婚姻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被告人犯罪手段残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被告人具有坦白悔罪、积极赔偿等从轻处罚情节，同时被害人亲属要求严惩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性质、犯罪情节、危害后果和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可以依法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志才与被害人赵某某（女，殁年26岁）在山东省潍坊市科技职业学院同学期间建立恋爱关系。2005年，王志才毕业后参加工作，赵某某考入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继续专升本学习。2007年赵某某毕业参加工作后，王志才与赵某某商议结婚事宜，因赵某某家人不同意，赵某某多次提出分手，但在王志才的坚持下二人继续保持联系。2008年10月9日中午，王志才在赵某某的集体宿舍再次谈及婚恋问题，因赵某某明确表示二人不可能在一起，王志才感到绝望，愤而产生杀死赵某某然后自杀的念头，即持赵某某宿舍内的一把单刃尖刀，朝赵的颈部、胸腹部、背部连续捅刺，致其失血性休克死亡。次日8时30分许，王志才服农药自杀未遂，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王志才平时表现较好，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与其亲属积极赔偿，但未与被害人亲属达成赔偿协议。

裁判结果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0月14日以(2009)潍刑一初字第3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志才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王志才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18日以(2010)鲁刑四终字第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复核确认的事实，以（2010）刑三复22651920号刑事裁定，不核准被告人王志才死刑，发回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重新审理，于2011年5月3日作出（2010）鲁刑四终字第2－1号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改判被告人王志才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裁判理由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认为：被告人王志才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罪行极其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本案系因婚恋纠纷引发，王志才求婚不成，恼怒并起意杀人，归案后坦白悔罪，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且平时表现较好，故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同时考虑到王志才故意杀人手段特别残忍，被害人亲属不予谅解，要求依法从严惩处，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等规定，判处被告人王志才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被告西城纸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吴梅货款251.8万元及违约利息。宣判后，西城纸业公司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审理期间，西城纸业公司于2009年10月15日与吴梅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商定西城纸业公司的还款计划，吴梅则放弃了支付利息的请求。同年10月20日，西城纸业公司以自愿与对方达成和解协议为由申请撤回上诉。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后，因西城纸业公司未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吴梅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对吴梅申请执行一审判决予以支持。西城纸业公司向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监督，主张不予执行原一审判决。

裁判结果

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7日作出（2010）眉执督字第4号复函认为：根据吴梅的申请，一审法院受理执行已生效法律文书并无不当，应当继续执行。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西城纸业公司对于撤诉的法律后果应当明知，即一旦法院裁定准予其撤回上诉，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即为生效判决，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虽然二审期间双方在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和解协议对相关权利义务做出约定，西城纸业公司因该协议的签订而放弃行使上诉权，吴梅则放弃了利息，但是该和解协议属于双方当事人诉讼外达成的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制作调解书，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西城纸业公司未按和解协议履行还款义务，违背了双方约定和诚实信用原则，故对其以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为由，主张不予执行原生效判决的请求不予支持。

第三篇：最高法司法解释案例指导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2011-5-23 2:05:21

2010年11月26日 法发[2010]51号

为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提高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规定，就开展案例指导工作，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对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指导性案例，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并统一发布。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指导性案例，是指裁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符合以下条件的案例：

（一）社会广泛关注的；

（二）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的；

（三）具有典型性的；

（四）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的；

（五）其他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例。

第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负责指导性案例的遴选、审查和报审工作。

第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业务单位对本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认为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可以向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推荐。

各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对本院和本辖区内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认为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推荐。

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认为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层报高级人民法院，建议向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推荐。

第五条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律师，以及其他关心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认为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可以向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审人民法院推荐。

第六条 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对于被推荐的案例，应当及时提出审查意见。符合本规定

第二条规定的，应当报请院长或者主管副院长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指导性案例，统一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人民法院报》上以公告的形式发布。

第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

第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每对指导性案例进行编纂。

第九条 本规定施行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布的对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根据本规定清理、编纂后，作为指导性案例公布。

第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四篇：最高法公布4个指导性案例 中国式“判例” 头炮有点闷

最高法公布4个指导性案例 中国式“判例” 头

炮有点闷

摘要:

民告官案，一个也没有；热点案件，还没出现；入选案例，适用范围有点小，甚至有些“多余”。学界公众期待很高，法官亟需鲜活经验，最高法院“慎之又慎”。

已决的公正判例，将开始发挥效力。

2011年12月20日，最高法院在出台相关规定一年以后，谨慎低调地公布了第一批4个指导性案例。

这意味着，法官在裁决案件时，除了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还有先例判决作为裁判依据。

人们是否会等来渴盼已久的“同案同判”？这些年法官在拆迁、名誉权等领域摸索出来的裁判规则，是否能够得到普遍确认？最高法此举给社会各界带来诸多期待。

该指导的还没指导

2010年11月26日，最高法院公布《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后，迟至一年，首批指导性案例才得以出炉。

最高法院研究室案例指导处处长吴光侠介绍，遴选过程“慎之又慎”。他们从各级法院报上来一百多个案例中，提出备选案例，然后征求业务部门和学者的意见，再报主管院长，最后经审委会讨论，同意后才公之于众。

“数量少了点，不解渴。”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说。他设想的理想状态是：规定出台后，每三个月出台一次，每次七八个案例，一年就有几十个。“这样才能对普遍的同案不同判问题，起到立竿见影的解决效果。”

广东省珠海中院行政庭庭长唐文感到有点遗憾：4个指导性案例，两个民事案、两个刑事案，没有一个行政案。民告官案件被认为是“最难啃的骨头”，法官们亟需先例判决的指导。

4个案例中，一号案例涉及房屋买卖中的“跳单”纠纷，二号涉及民事诉讼中二审和解协议效力问题，三号案例涉及新型受贿的认定，四号案例涉及婚恋纠纷中的杀人罪免死问题。

“总体来说，对社会热点回应度不够。”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李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发现，这几年几个引起社会关注的案例都没有选上，比如许霆利用ATM机故障取款案、辽宁张剑杀死拆迁者被判正当防卫案等。李轩曾和最高法院副院长苏泽林合作研究案例指导制度。

2011年5月，最高法院表示，已通知各省高院将按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的第一、二起案件上报，最高院将在审查后发布醉驾指导性案例作为审判醉驾的参照。此前，刑法修正案

（八）实施，最高法院院长张军的一句“勿将醉驾一律认定为犯罪”激起巨大争议。

一位接近最高法院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高法院本意是想选醉驾案入指导性案例，但公安和检察机关有不同意见，理论界对此也有分歧，谨慎起见，最终未选。

广东省高院有关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该省上报了20个案例，包括许霆案，全部落选。一位学者指出，许霆案是由于舆论监督引起法院重视才改判的，在类似案件中是否应该遵循许霆案，司法实务界仍有分歧。

有学者评价这次案例遴选：慎重有余，效率不高。

最高法院的慎重也不无道理。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2011年7月在《人民法院报》撰文说，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备选案例不符合指导性案例的要求，或者不具有指导价值，或者有较大的瑕疵与争议。

按照2010年规定中的相关条件，胡云腾解释说，“社会广泛关注的”

是指实实在在的利益争执，不是公众一时的热议或者媒体的炒作；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人身损害的也属于工伤，就符合“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的”；没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例，不论多么典型、疑难或者新颖，都不能作为指导性案例。

指导性案例指导性不足

即使是已经公布的4个案例，在学界和实务界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在受访学者和法官中，三号案例获得的好评最多，法院通过一个职务犯罪案例，就将4种新类型的受贿情节界定清楚。该案主人公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潘玉梅、办事处主任陈宁，与请托人合办公司，未出资，不参与经营管理，但获取“利润”；收了钱但还没“为他人谋取利益”；从房地产公司买低价房；相关人员被查处后赶紧退赃等，这些行为均被认定为受贿。

对其他3个指导案例，仍有一些不同意见。

一号案例被认为适用范围过小。买方与一家中介签了买房确认书，但最终对比多家中介公开的同一房源信息后，选择和报价最低的一家中介签约，此案例明确认定，房主并未违约。但这类“跳单”并不是最普遍的现象，大量的纠纷是买家跳过中介直接和房主签约，此类纠纷明显属于违约，无须“指导”。“虽然法院判决合理，推理过程清晰，但指导性意义的普适性何在？”一位受访专家反问。

二号案例则被疑是否“多余”。民事诉讼二审时，双方签了和解协议，一方忽然翻脸了，要求执行一审判决，此类情况法院是否支持？指导性案例的答案是支持。不过一些学者认为，对和解协议效力的问题，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太多争议，所以指导意义不大。

争议最大的是四号案例。该案中的男青年王志才因和女友结婚不成，愤而杀人，最终被判死缓。案例的指导性意义在于：因恋爱、婚姻矛盾激发引发的故意杀人案，本应判处死刑的，可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角度，判处被告人死缓。

“婚姻家庭等案慎用死刑”是现行刑事政策的原则之一，有学者猜

测，此案是对2011年8月云南省高院重审李昌奎杀人案的“辩解”，重申法院在死刑政策上的立场。

云南农民李昌奎杀死昔日恋人及其三岁幼弟，受害者家属要求严惩，一审被判死刑；由于有坦白悔罪、积极赔偿等从轻处罚情节，云南省高院改判李昌奎死缓，完全符合四号案例的裁判要点。

但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最高法院决定由云南高院重审此案，李昌奎最终被判死刑，一个月内完成核准和执行程序。

无论对4个指导性案例有多少争议，学者们仍感到欣慰。首批案例的推出，意味着中国式判例制度终于跨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判例指导法官：不能“依葫芦画瓢”

法院希望指导性案例有“准强制执行力”，如违背，可构成撤销原判理由

法官应完整参照案例，除了方法论，更要用“心”去领会案例背后的法律精神

不是法律但有约束

2010年11月定型的案例指导制度，即仅有10个条文的《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将指导性案例的效力限制为“应当参照”。

这已离最初设计相差甚远。由最高法院副院长苏泽林领衔的课题组所做的专家建议稿，曾规定，上级法院在审理二审、再审案件时，发现下级法院裁判与最高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相违背的，应予以改判。（参见本报2009年9月2日《“同案同判”是一个神话？》）

自案例指导制度2005年明确列入司法改革二五纲要，到2010年11月最高法院的规定出台，围绕这一制度的最大争议在于，如何避免僭越

立法权问题。根据现行法律，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则被赋予对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司法解释权。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的定调是，指导性案例是“不是造法而是释法”。

世界两大法系，普通法国家如英国、美国的法律渊源是法官的先例判决，即法律规则是由法官在判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作为成文法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是先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法官不能“造法”。研究判例制度二十年之久的广州大学副校长董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最高法院最初搞研究就避开“判例”这个敏感词的原因。

“近年来两大法系都在相互借鉴，中国也这么做了。”最高法院研究室案例指导处处长吴光侠语气轻松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决定性的一步已经迈出，剩下的就是好好实施这个制度。

《法制日报》报道说，为了明确“如何参照”这一问题，目前最高法正在起草具体的操作规范。

此次首批4个案例发布，最高法院研究室负责人的表述可概括为，“应当参照”意味着法官判案时应将指导性案例作为说理依据引用，但不能成为判案的法律依据。

“我认为现在的指导性案例是‘准强制执行力’，次于法律的‘强制执行’。或者说，是‘事实上的拘束力’，而又不是‘法律上的拘束力’。”广东省高院审委会委员、审管办主任廖万春说。

虽然对判例法的借鉴打了折扣，但从法院的角度而言，案例指导制度被期待具有强制约束力。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认为，“应当就是必须”。当法官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应参照指导性而未参照，必须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参照某个指导性案例的要求，法官应当回应并说明理由。

“最高法院审委会通过了，也就是说各级法院审理与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案件时必须适用，如果违背指导性案例，那就可以构成撤销原判的理由。”胡云腾说。

自1985年起，最高法院创办《最高人民法院公报》，陆续发布一些典型案例供各级法院参考，这些案例在未重新公布前，不被视为指导性

案例。

为了保证指导性案例的权威性，最高法院还要求，各高级法院只能发布参考性案例，且不能再使用“指导性案例”或者“指导案例”称谓。

不只是方法论

与普通法国家法官通过判例探索法律规则相似，案例指导制度作为中国式的判例制度，有填补法律漏洞以及解决法律滞后等目标，但更重要的背景是司法不公，特别是“同案不同判”现象引发的司法公信力危机。

2006年广州青年许霆从ATM机取走不属于自己的17.5万元，一审被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经上诉后，改判有期徒刑5年。

因许霆案，曾从ATM机上取出借记卡上无端多出42.9万的云南公安专科学校学生何鹏，命运出现了转机。2009年，经云南省高院重申，已在狱中度过5年的何鹏，由无期徒刑被改判8年零6个月。

案例指导制度，有望弥补法律和司法解释不足，以更直白的方式进一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近几年，先行先试的一些地方取得良好效果。2002年8月，郑州“王海”刘政军知假买假的行为在郑州市中原区法院被确认为消费行为，刘获得双倍赔偿，当第二起类似案件发生后，法院援引“先例判决”，仅用二十分钟就宣告结案。

最高法院研究室负责人还“着重指出”，参照主要指参照指导性案例明确的裁判规则、阐释的法理、说明的事理，不是依葫芦画瓢参照具体的裁判结果。

对于机械追求“同判”的担心并非多余。近几年，“彭宇”成为扶老人被告案的代名词，实际上，几起案件的案情存在差异，并不都适合简单以“彭宇”套用。法官不仅应理解指导性案例的方法论，更应充分理解案例背后的价值观和法律思维。

珠海中院行政庭庭长唐文说，依据先例判决判案，最关键的问题是

对海量的案件相似、不相似的地方进行甄别，这在判例法国家叫做“区别技术”。而中国大量的法官还不具备这样的素质，近些年的培训也不够，对指导性案例制度的适应还有些难度。有学者担心，如果过分强调案例指导，还可能挫伤法官独立判案积极性。

相比“许霆案”或“彭宇案”，小贩刺死城管是故意伤害或合法自卫，批评官员被跨省追捕以诽谤等罪名入刑，贪官似乎级别越高惩罚力度越小，这些案件还反映了“同案不同判”以及其他司法不公现象之所以突出，除了法官自由裁量权过于随意，还夹杂法院内外的各种利益和权力因素。

在北京理工大学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徐昕看来，指导性案例制度最大的效用是树立司法权威，客观上保障法院独立行使审判功能。

除了法律条款的援引，行政干预往往是法官判案时考虑的重要因素。倘若法官有来自最高法院的指导性案例“撑腰”，无疑增加了法官独立办案的心理筹码。（参见本报2010年8月18日《中国式判例制度实验在即》）

“指导性案例有了强制性规定，今后法官绝可能等闲视之。”珠海中院行政庭庭长唐文认为，案例指导制度的实施，也会改变法官审案时先找法条，然后层层请示领导的习惯性做法。

第五篇：最高法公布10大食品药品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用公开促公正 建设核心价值”主题教育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目 录

1.广西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2.陶昌醒等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案

3.徐丙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案

4.黄宁、曾荣芬、刘旭旺销售伪劣产品案

5.谢天、李华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案

6.赵榜河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7.刘希强等人生产、销售伪劣（香油）产品、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

8.吐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案

9.桑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10.姚扬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11.麻秀龙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12.邱某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13.张益祥、张庆裕、农秀勤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14.张佳章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案

一、广西华联综合超市有限公司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4月23日,叶润军在广西华联综合超市(以下简称华联超市)购买了7罐2013年11月20日生产的，保质期为18个月的事农茶花菇预包装食品，每罐73元，共花费511元。后叶润军发现其所购茶花菇菇体布满死昆虫和活虫，叶润军多次与华联超市交涉协商，要求华联超市退回货款及赔偿，但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叶润军遂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华联超市返还购货款511元，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5110元。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叶润军在华联超市购买了7罐事农茶花菇预包装食品，双方之间买卖关系成立，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条关于“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和公众负责，保证食品安全，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是有关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的相关规定。食品销售者，不仅应当审查食品的资质证明、合格证明，还应确保食品安全。

本案中，凭肉眼可观察到华联超市销售的茶花菇菇体上布有死昆虫及活虫，包装瓶瓶底亦有死昆虫，因此，华联超市销售的茶花菇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华联超市以其出售的茶花菇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且华联超市不存在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销售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故叶润军要求华联超市退还货款并支付货款十倍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三）典型意义

依照我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食品销售者负有保证食品安全的法定义务，应当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及时清理下架。本案中，华联超市销售长虫的茶花菇未能及时清理下架，系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在此情况下，消费者可以同时主张赔偿损失和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也可以只主张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叶润军要求华联超市退还货款并支付售价十倍的赔偿金，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判决后，华联超市未上诉。

二、陶昌醒等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以来，被告人周明忠、李雄梅、文绍明（另案处理）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无经营资格且未经卫生检验检疫部门检疫的情况下，从南宁市周边县镇收购死因不明的或病死的猪，其中，周明忠、李雄梅在南宁市兴宁区人民路北一里431号房内对上述收购来的猪进行切分并销售。被告人姚寿林、唐玉奎则在南宁市兴宁区人民路北一里247号帮助文绍明，将文绍明收购来的死因不明或病死猪进行切分并销售。

2014年1月17日，工商部门联合公安机关在南宁市兴宁区人民路北一里431号房内查获周明忠、李雄梅收购的并在切分的疑似病死猪的猪肉1932斤，在南宁市兴宁区人民路北一里247号房内查获文绍明收购的并由姚寿林、唐玉奎切分的疑似病死猪的猪肉1218斤。并抓获被告人周明忠、李雄梅、姚寿林、唐玉奎。经鉴定，从两处查获的猪肉中检出伪狂犬病毒、猪繁殖和呼吸综合症（蓝耳病）病毒核酸、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病毒核酸及猪圆环病毒呈阳性。

另查明，2011年12月起，被告人陶昌醒、黄燕玲、陶国炎为牟取非法利益，先后从“肥英”、周明忠、文绍明处购买切分好的死因不明或病死猪的猪肉，由被告人陶国炎驾驶车辆将猪肉运回南宁市兴宁区燕子岭上六巷23号陶昌醒等人租住的房屋内，三人共同将购回的猪肉加工制作成叉烧后销售至南宁市内的石户桂林米粉店。经核算，仅2013年10月28日至2014年1月25日期间，销售给石户米粉店的叉烧达6702斤，金额为125735元。

（二）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陶昌醒、周明忠、黄燕玲、陶国炎、李雄梅、姚寿林、唐玉奎购买死因不明或病、死猪进行加工，制作成食品对外销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属于病死、死因不明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禽、兽、水产动物及其肉类、肉类制品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故本案七被告人的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据此，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被告人陶昌醒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被告人陶国炎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被告人黄燕玲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被告人周明忠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被告人李雄梅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被告人姚寿林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被告人唐玉奎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社会影响广泛、涉及人民群众食品安全的案件。南宁市石户桂林米粉店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本地知名米粉品牌，米粉也是深受本地人民群众喜爱的食品。在食品安全问题多发，食品安全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仍有不法分子为谋取不法利益，不顾国家对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政策，在食品生产过程中使用不合格原料或者掺入不法添加剂，赚昧心钱。人民法院综合考虑陶昌醒、陶国炎、黄燕玲、周明忠、李雄梅、姚寿林、唐玉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后果，对七人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至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至二十万元不等的刑罚，符合罪责刑相一致原则。

三、徐丙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徐丙华经营管理南宁市石户桂林米粉店并负责食材的采购，徐丙华在采购食材时未要求陶昌醒等人提供工商执照、食品流通证、健康证等相关证件，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从2011年底开始长期低价从陶昌醒处订购使用病死或死因不明的猪肉制作的叉烧用于叉烧粉的制作及销售，将叉烧粉提供给顾客食用。经鉴定，2013年10月28日至2014年1月25日期间，南宁市石户桂林米粉店向陶昌醒处订购叉烧达6702斤，价值达125735元。被告人徐丙华指示员工农永青在制作石户米粉

店的《餐饮单位食品原料进货验收台帐》中填写虚假信息，以备南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抽检。

（二）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徐丙华购买死因不明或病死猪肉制作的叉烧用于叉烧粉的制作，销售给顾客食用，并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据此，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被告人徐丙华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社会影响广泛、涉及人民群众食品安全的案件。南宁市石户桂林米粉店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本地知名米粉品牌，米粉也是深受本地人民群众喜爱的食品。在食品安全问题多发，食品安全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仍有不法分子为谋取不法利益，不顾国家对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政策，在食品生产过程中使用不合格原料或者掺入不法添加剂，赚昧心钱。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徐丙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后果，对其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符合罪责刑相一致原则。

四、黄宁、曾荣芬、刘旭旺销售伪劣产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黄宁系柳州市大鹏农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主要经营农药、种子、化肥等。被告人曾荣芬、刘旭旺系夫妻关系，2009年，夫妻二人在象州县马坪镇马坪新街5号注资成立象州马坪旭旺农资经营部，业主为曾荣芬，经营范围为农药、化肥及种子。平时由刘旭旺负责进货，由曾荣芬负责销售。2012年12月份，被告人黄宁从郑州万安特农化产品有限公司购进“长制?”2%吡虫啉农药，在明知该农药适用于防治黄瓜蚜虫的情况下，其为了增加销量，扩大宣传该农药适用于防治甘蔗的害虫，并以每件370元的价格销售了202件的“长制?”2%吡虫啉农药给马坪旭旺农资经营部，销售额74740元。马坪旭旺农资经营部的被告人曾荣芬、刘旭旺从柳州大鹏农资公司购进了202件的“长制?”2%吡虫啉农药后，其二人主观上均明知该农药的真实性能即防治黄瓜的蚜虫，但其为了增加销售量，将该农药销售给农户时宣传为适用于防治甘蔗的害虫，致使马坪镇大槽屯的秦某某等农户在购买该农药施用于防治甘蔗的害虫，但甘蔗的害虫没有被杀死，造成蔗农损失。经查，被告人曾荣芬、刘旭旺共销售了1512包，每包的售价是55元，总销售额83160元。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农药鉴定所鉴定，“长制?”2%吡虫啉农药系不合格产品。

（二）裁判结果

象州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黄宁、曾荣芬、刘旭旺明知“长制?”2%吡虫啉农药适用于黄瓜蚜虫的防治，但为了牟利，将该产品大肆

宣传为防治甘蔗的害虫，并销售给蔗农用于喷杀甘蔗的害虫，其行为属于以假充真，且销售金额均达五万元以上，均已触犯刑律，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黄宁作为自然人投资的柳州市大鹏农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对该公司的销售金额负责。而被告人曾荣芬、刘旭旺在销售伪劣产品中，一人负责进货，一人负责销售，相互配合，属共同犯罪，且均为主犯，均应按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案发后，被告人黄宁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其销售伪劣产品的事实，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曾荣芬、刘旭旺归案后也能如实供述其销售伪劣产品的事实，当庭自愿认罪，依法均可对其从轻处罚。此外，案发后被告人曾荣芬、刘旭旺能退给蔗农农药款，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可对此二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故判决被告人黄宁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被告人曾荣芬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刘旭旺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三）典型意义

民生案件与公民个人的生存发展和家庭的基本利益密切相关，我国司法机关历来十分重视涉及民生案件的宣判及执行。本案中，黄宁、曾荣芬、刘旭旺明知“长制?”2%吡虫啉农药适用于黄瓜蚜虫的防治，但为了牟利，仍将该产品大肆宣传为防治甘蔗的害虫，并销售给蔗农用于喷杀甘蔗的害虫，最终影响甘蔗生长，给蔗农造成巨大损失，法院依法对此案进行宣判，给广大农药商予以法律震慑，鲜活的案例告诫其切不可为了一己私利，让农民遭受损失，自己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五、谢天、李华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1月底至12月间，谢天、李华春受他人（另案处理）雇请，多次用货车从广东省化州市收购、运输死猪回玉林市玉州区仁东镇旺卢村的肉类加工场，由他人进行加工销售。2013年12月23日，李华春、谢天驾驶一辆货车到广东省化州市合江镇合江桥，收购了一批死因不明且未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的死猪。次日6时许，二人运输该批死猪（共5.57吨）返回玉林，途经玉林市玉州区秀水路时被公安民警查获。经检验，涉案死猪含伪狂犬病病毒和猪圆环病毒。

（二）裁判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谢天、李华春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谢天、李华春共同故意犯罪，属共同犯罪；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共同犯罪中，谢天、李华春均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谢天、李华春归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是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据此，原审法院依照相关法律判决：

一、被告人李华春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四万元；

二、被告人谢天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并处罚金四万元。

谢天上诉提出，在本案中其是受他人雇佣收购、运输死猪，是从犯，且归案后认罪态度好，请求二审法院对其从宽处罚。二审玉林市中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谢天、原审被告人李华春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谢天、李华春共同故意犯罪，是共同犯罪；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共同犯罪中，谢天、李华春均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谢天、李华春归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上，原审法院根据谢天、李华春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所作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谢天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予以驳回。遂于2015年6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药品安全水平是决定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之一。生活在一个能确保食品药品安全的环境里，是人民群众应有的权利和尊严，也是整个社会的底线。然而，近年来我国相继出现的地沟油、毒胶囊等事件，一次次地以各种方式挑战社会的底线，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严重影响国家形象，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刑事审

判职能作用，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从严惩处涉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切实保障了食品药品安全。

六、赵榜河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人赵榜河在苍梧县京南镇木播村枧尾组经营小作坊生产腐竹，将禁止添加到食品的非食品添加剂硼砂添加到生产的腐竹中，并予以销售。2014年4月25日，公安人员查获该小作坊并扣押了生产的腐竹及原料豆浆。经检验，所扣押的腐竹以及原料豆浆均检出硼砂成分。

（二）裁判结果

苍梧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榜河违反国家食品管理法规，在生产的腐竹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硼砂，并予以销售，其行为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赵榜河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三）典型意义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此前对该类案件入刑标准很严格，主要看有没有造成食物中毒等较严重的后果才构成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加重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的处罚，只要有

生产、销售有害食品行为便构罪，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在此案中，仅管被告人添加的禁用食品添加剂的用量很小，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食品生产者必须保障食品安全，避免悲剧发生。同时，作为广大消费者，要擦亮双眼，善于识别危害性食品，多了解食品安全相关知识及有关法律规定，对于食品危害行为要敢于说“不”，共同营造良好的食品安全环境。

七、刘希强等人生产、销售伪劣（香油）产品、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

（一）基本案情

2006年，被告人刘希强、郭秀波共同出资成立哈尔滨希强调味品有限公司。二人为降低生产成本，谋取非法利益，从被告人薛现民处购入香油香精和粗制棉籽油后，指使被告人唐长友等人将香油香精、粗制棉籽油与色拉油勾兑成伪劣香油，或在香油中按一定比例掺入伪劣香油，经灌装、包装后销售，销售金额人民币1千余万元。2012年8月，刘希强在蜂蜜中掺入购买的麦芽糖浆，制成伪劣蜂蜜进行销售，销售金额人民币20余万元。刘希强为向天手公司二厂、天手公司饺子厂销售其生产的伪劣香油，指使他人按照销售数量向天手公司二厂采购员曹研、天手公司饺子厂厂长于光（另案处理）行贿4万余元，（二）裁判结果

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刘希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被告人薛现民犯生产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对被告人唐长友、郭秀波以生产伪劣产品罪和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刑罚。宣判后，刘希强、薛现民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犯罪案件。四被告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在生产香油和蜂蜜过程中掺杂、掺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将伪劣产品进行销售，涉案金额巨大，严重侵犯了国家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制度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刘希强为谋取竞争优势，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又侵犯了企业正常业务活动和公平竞争的交易秩序。此类犯罪行为的发生对企业产品质量诚信造成严重侵害，有损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评价，必须依法严惩。

八、吐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1月起，被告人吐某在没有办理相关手续的情况下，在泽普县泽普镇古勒巴格乡路口开设了《佳吾海尔快餐》，从事煮（烤）鸡肉销售生意。7月25日，其存放在冰箱里的15只生鸡肉变质坏掉（腐烂）。

被告人违反国家食品卫生管理规定，明知这坏掉的15只生鸡肉和冰箱里的其他鸡肉已变质（腐烂），还是把这些鸡肉煮（卤）（烤）好后销售给顾客。7月25日早晨至7月26日18时，先后有53名顾客分别购买了变质腐烂的烤鸡 57只，造成古某等193人食用后中毒，并造成古某和阿某2人中毒死亡。

经法医对尸体进行检验鉴定，认为死者古某和阿某因生前食用被伤寒沙门氏菌污染的食品（鸡肉），出现全身中毒症状，最终以水电解质紊乱，急性呼吸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而死亡。经喀什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检测，检查出被告人吐某和被害人中的托某、艾某等人体内都有伤寒沙门氏菌。

（二）裁判结果

泽普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吐某无视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在明知自己销售的烤鸡是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变质鸡肉，但仍然煮（卤）（烤）后进行销售，结果导致两人严重食物中毒死亡、193人不同程度中毒的食品安全事件，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其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应依法严惩，但被告人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已达成民事赔偿调解协议，亦取得了被害方的谅解，并且有深刻的悔罪表现，因此在考虑这些方面的基础上，对被告人在法定刑范围内，可以适当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能够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并且可以采纳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吐某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判处有

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0000元，剥夺政治权利2 年。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民以食为天。食品、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近年来，我国一些重大、恶性食品安全事件接连不断，瘦肉精、毒奶粉、毒豆芽、地沟油、问题胶囊、病死猪肉等系列案件相继出现，显现出当前社会的食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面对这种形势，人民法院始终努力履行职能依法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对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活动出重手、下重拳，坚决打掉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增强民生保障的责任感，彰显社会主义司法的震慑力和威慑力，弘扬社会正气。

九、桑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07年11月下旬，被告人许某从昌吉市吉丰公司职员芦艳花处先后购进其声称是“303”的油葵种子。2008年春季，由徐某（因犯销售伪劣种子已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在布尔津县阔斯特克乡杰特阿尕什村销售该油葵种子，该村村民及邻村村民高某等21户被害人以直接或转让的方式，共在许某处购买其声称是“303”的油葵种子1683公斤。21户被害人共种植2630亩油葵，支付种子款99，885元。高某等被害农户在油葵生长期发现油葵发叉现象十分严重，遂联名向布尔津县种子站申

请对其所种植的油葵种子进行鉴定。2008年9月6日，经专家鉴定，认定被害农户所种植的油葵种子是假种子。2008年9月25日，被害农户又申请专家进行田间实地估产鉴定，经专家鉴定，高某等被害农户所种植的油葵产量损失337，000公斤，共价值人民币1，213，200元。2009年5月21日，经新疆农林业司法鉴定所鉴定，高某等被害农户所种植的油葵产量损失339，700公斤，油葵单价为3.10元，共计价值人民币1，053，070元。其中，被告人桑某（徐某之妻）在该案中与徐某共同销售假冒303油葵种子445公斤，销售金额达25，070元，涉及被害农户因绝收、减产而遭受经济损失达344，437.35元。

另查明，19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已获得赔偿款516，000元，其中被告人许某赔偿100，000元，罪犯徐某赔偿16000元。

（二）裁判结果

布尔津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和阿勒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被告人许某与罪犯徐某共同销售无标识的假冒“303”油葵种子，致使被害农户因减产而遭受1，044，700元特别重大的经济损失，严重破坏了国家对种子质量的监督管理制度，其行为直接危害了农业生产，已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许某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中，被告人桑某与许某共同销售假冒“303”油葵种子，被告人桑某参与销售假冒“303”油葵种子致使被害农户因减产而遭受344，437.35元重大的经济损失，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种子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桑某的犯罪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许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对其辩护人提出系从犯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许某在公安机关尚未发现其犯罪事实时，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自首，可从轻处罚。对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许某系自首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被告人许某已赔偿被害人损失10万元，具有一定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桑某在销售伪劣种子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桑某主动赔偿被害人部分经济损失，具有一定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根据本案被告人桑某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对其可适用缓刑。据此，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许某犯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98，885.00元。被告人桑某犯销售伪劣种子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25，070元。假冒“303”油葵种子封样品予以没收。被告人许某于判决生效后就罪犯许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高某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损失489，64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人桑某于判决生效后就罪犯许某赔偿上述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高某等油葵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人许某、桑某于判决生效后就罪犯许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高某等19人鉴定费5000元、诉讼费7787.40元、交通费30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典型意义

农业种子的质量好坏事关农民群众切身利益、更关系到农粮生产安全。现在社会上出现少数不法之徒销售假冒伪劣种子的恶劣犯罪行径对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伤害极大，更有甚者造成农民家庭倾家荡产，影响恶劣。人民法院对此类犯罪行为一直以来始终坚持依法从严惩处，对实施此类犯罪的人员绝不姑息、采取高压态势形成震慑效应，做到除恶务尽，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十、姚扬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6月份起，被告人姚扬业在灵山县新圩镇元屋村委会细王坡村9号，开设了一个猪皮、鱿鱼的非法加工点。被告人姚扬业从市场上收购回猪皮、鱿鱼作为生产原料，然后由其雇请的工人檀雪梅、梁思梦，在加工猪皮、鱿鱼的过程中，使用非食品原料过氧化氢（俗称双氧水）进行浸泡，加工完成后，被告人姚扬业再将猪皮、鱿鱼销售给顾客。2014年10月15日上午，灵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查处了该猪皮、鱿鱼非法加工点，执法人员从现场查获干鱿鱼147千克；半成品猪皮126千克；成品猪皮41千克；一桶过氧化氢H2O2/27.5%的可疑溶液22.5千克；一桶食用消毒剂（过氧化氢）35%的可疑溶液27千克。经对被缴的可疑溶液抽样送到广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检验，检出过氧化氢成份分别为34.5%和44.2%（检测依据：GB/T23499-2009）。

2014年10月17日，灵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案件移交灵山县公安局处理，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于2014年10月23日电话通知被告人姚扬业到指定地点接受调查，被告人姚扬业按时到达，到案后如实交待其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主要犯罪事实。当日，被告人姚扬业被灵山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另查明，被告人姚扬业经营的猪皮、鱿鱼加工点没有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被告人姚扬业用于浸泡猪皮、鱿鱼的过氧化氢是从南宁市大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玉林市分公司购进。

（二）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灵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姚扬业为牟利，在生产、销售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持续时间较长，被告人的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公诉机关指控应当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被告人姚扬业的刑事责任成立。被告人姚扬业在其犯罪行为已被公安机关发觉，但尚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按照公安机关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接受调查，可视为自动投案，到案后直至庭审过程中均如实供述其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主要犯罪事实，属自首，依法可以对被告人姚扬业从轻或减轻处罚。

关于被告人姚扬业及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姚扬业犯罪情节轻微，被查获时已停止生产是犯罪中止，建议法院对被告人姚扬业适用免予刑事

处罚的意见。经查，被告人姚扬业从2013年6月份起开始从事食品加工，至案发已有一年多，持续时间较长，销售的对象为不特定的多数人，被告人姚扬业被抓当天不生产不能构成犯罪中止。因此，对被告人姚扬业及其辩护人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根据被告人姚扬业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本案的具体案情，本院决定对被告人姚扬业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但在缓刑期限内禁止其从事食品生产。依照法律规定，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姚扬业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禁止被告人姚扬业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食品生产。宣判后，被告人姚扬业没有上诉，公诉人没有抗诉。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食品安全问题是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一件事。鱿鱼、猪皮都是人民群众最为常吃的食品，这些常用食品的不合格对人身及家庭容易造成巨大精神伤害与痛苦，在社会上易引发恐慌情绪，危害极大，更是从严惩治的重点。在本案中，被告人姚扬业生产的食品没有造成人身伤害，也没有大面积暴发，对其可以从轻处罚。其有自首情节，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十一、麻秀龙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8月起，被告人麻秀龙从广西百色市、宾阳县收购废弃固体牛油，销售给重庆邦明食品有限公司。为进一步精炼提高售价，2013年3月某日，被告人麻秀龙委托广西莫老爷食品有限公司加工提炼牛油。同年4月中旬，麻秀龙雇车将150吨的牛油运至广西莫老爷食品有限公司的工厂进行加工。2013年5月24日，办案民警从麻秀龙租用的仓库缴获牛油57.9吨，从广西莫老爷食品有限公司的工厂缴获牛油约126吨。经检验，查获的牛油不符合《食用动物油脂卫生标准》。

（二）裁判结果

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麻秀龙利用非食品原料生产、加工食品并予以销售，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但麻秀龙在利用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过程中尚未加工完成即被公安机关查处，是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麻秀龙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麻秀龙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三）典型意义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犯罪行为作出了严厉的规定，且在“史上最严厉食品安全法”出台实施的大背景下，犯罪行为依然屡禁不止。除了有犯罪分子牟取暴利、投机取巧的心理，更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处罚力度较轻等有关。本案对被告人麻秀龙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的处罚，彰显了我国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遏制一切形式危害人们舌尖上的安全的决心。

十二、邱某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10月至今，被告人邱某某在昭平县昭平综合市场3幢7号门面经营“小美”面包店。2015年6月25日，昭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该店生产、销售的面包、馒头进行抽检。同年7月2日，昭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将面包、馒头含铝的鉴定结论明确告知了邱某某(由邱某某母亲吴桂群签字)，并对其送达了《国家卫生计生委等5部门调整含铝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的公告》(2014年第8号)(由邱某某母亲签字)。2015年7月3日，邱某某在明知告知事由后继续使用含铝的食品添加剂“泡打粉”生产包子，违反了国家卫计委等5部门公告中“膨化食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含铝食品添加剂，小麦粉及其制品生产中不得使用硫酸铝钾”的规定，危害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二）裁判结果

广西贺州市昭平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邱某某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成立。被告人邱某某辩解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信。为打击刑事犯罪，维护

社会秩序，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三)项之规定，被告人邱某某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三）典型意义

长期以来，“泡打粉”是生产面包的必用食品添加剂，而且使用广泛。《国家卫生计生委等5部门调整含铝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的公告》规定，自2014年7月1日起，“膨化食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含铝食品添加剂，小麦粉及其制品生产中不得使用硫酸铝钾”。“泡打粉”就是含铝的食品添加剂。国家禁止使用“泡打粉”生产包子，如果再继续使用，就是犯罪行为，必须予以严厉打击。

十三、张益祥、张庆裕、农秀勤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11月以来，被告人张益祥、张庆裕、农秀勤三人在南宁市良庆区银海大道景华路东145号左侧自建房内使用过氧化氢（俗称“双氧水”）加工牛百叶、牛肚等食品，加工好后由被告人张益祥销售至广西柳州、贺州等地及贵州省。2013年5月15日公安人员从张益祥的加工点内查获到白色成品牛黄喉1074.4公斤、白色半成品牛黄喉334公斤、白色半成品牛百叶243.1公斤、白色成品牛百叶215.1公斤、白色成品牛肚583公斤、白色半成品牛肚321公斤、黑色成品牛百叶218.7公斤、黑色半成品牛百叶206.4公斤、原料牛百叶150公斤、工业烧碱20斤及记账本（两本）等物品。经广西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对从被告人张益祥加工点提取的食品及加工用原料进行过氧化氢含量分析，其中编号G13-002652的牛百叶浸泡水、编号G13-002654的牛黄喉浸泡水不符合GB2760-2011要求，从编号G13-002744不明液体中检出过氧化氢。

（二）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益祥、张庆裕、农秀勤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张益祥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判处被告人张庆裕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判处被告人农秀勤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2014年1月9日，该院对本案当庭作出判决，目前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双氧水学名过氧化氢，是一种化学药品，也是被禁食品添加剂之一。食品经过双氧水浸泡后，原有营养成分被破坏。食用这些食物对人体有害，可损伤胃黏膜，甚至致癌。被告人使用对人体有害并具有强烈刺激性气味的工业过氧化氢（俗称“双氧水”）与氢氧化钠（俗称“烧碱”）浸

泡加工牛百叶、牛肚、黄喉等食物，并销售到广西区内各个市县的超市、餐馆以及烧烤、夜宵摊位。经过公开审理，根据案件查明的事实与经过质证的证据，最终案件的被告人的行为被认定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力地保障和维护了广大百姓的食品安全。

十四、张佳章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的一天，被告人张佳章为谋取利益，在卖猪肉回家途中的江边捡了一头死因不明的母猪，并将该死猪运输到浦北县张黄镇世聪广场卖给一不知名男人，得款100元。

2012年8月9日11时许，被告人张佳章为谋取利益，在浦北县龙门镇岭岗湖路口桥底下捡了一头死因不明的小猪，将死猪运输到浦北县张黄镇贩卖，在运输途中被公安机关抓获。经广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从查获的死猪中检出猪瘟病毒（一类动物疫病）、猪繁殖和呼吸综合征（蓝耳病）病毒核酸（二类动物疫病）。

（二）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佳章为谋取利益，销售死因不明的畜类动物，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之规定，构成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公诉机关

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应当以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佳章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依据刑法有关规定，以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被告人张佳章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张佳章对一审判决服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在农村、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时有发生案件。本案的发生反映出一些人因收入低，存在贪图小便宜、漠视食品安全、法律观念淡薄的心理，自我管理水平也不高，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处理方式方法不当，对非法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本案的依法审理，对于提高公民食品安全意识及遵纪守法意识，依法经营等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