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十大消费者维权典型案例

第一篇：最高法：十大消费者维权典型案例

最高法：十大消费者维权典型案例

2014-03-17 點擊右側關注 天同诉讼圈

3月15日，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落地实施，其中网购7日内无理由退货、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责任、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等相关规定，充分回应了广大消费者和法律界人士“让消费更有尊严”的呼声。

昨日，最高法院公布十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天同诉讼圈（微信号：tiantongsusong）摘编如下，看真实情景下消费者如何拿起武器维护权益。

图：2010年-2013年人民法院受理消费者维权民事案件类型

案例1：违规使用添加剂的保健食品属于不安全食品，消费者有权请求价款十倍赔偿

2012年7月，孟健购得7盒“养生堂胶原蛋白粉”共计1736元。各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产品为普通食品，成分含有食品添加剂D-甘露糖醇，属于超范围滥用食品添加剂，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孟健因向食品经营者索赔未果，遂起诉要求监制商、生产商退还货款1736元，十倍赔偿货款17360元。法院认定，本案适用《食品安全法》第96条的规定，消费者可以向生产者或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二审法院判决杭州养生堂公司向孟健支付赔偿金17360元，海南养生堂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本文案例由天同诉讼圈缩编，如需阅读原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案例2：板木材质家具作为实木家具出售构成商业欺诈，应承担“退一赔一”的责任

2010年10月，赵晓红在泛美家具公司购买了23960元家具，送货单以及泛美公司产品宣传图片中的文字介绍表述均为“某某木”或“实木”，后被发现其材质为板木结合。赵晓红起诉请求退还涉案家具及货款等，并赔偿23960元。泛美公司并不能提供涉案家具的进货凭证、购货发票、产品合格证、说明书等。法院认为，泛美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家具的真实信息及品质，应承担相应的产品质量责任。同时该家具公司存在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构成对赵晓红的欺诈，判决支持赵晓红的诉讼请求。

案例3：销售者承诺“假一赔十”，所售商品为冒牌货，应按其承诺赔偿

2011年10月，王卫文在孙云才的经营场所购买了一部1180元的诺基亚手机，孙云才向王卫文出具的购货单据上载明“保原装、假一赔十”。经鉴定，王卫文获悉该手机为假冒产品，故起诉请求判令孙云才按照“假一赔十”的承诺支付赔偿金11800元，并支付鉴定费260元。法院认为，孙云才为促销商品而承诺“假一赔十”是一种合同行为；王卫文决定购买该商品，买卖合同成立，“假一赔十”的合同条款具有法律约束力，孙云才应依约履行，故判决支持王卫文的诉讼请求。

案例4：销售者对保健用品作虚假说明，消费者知假买假后有权向销售者主张“退一赔一”

2009年3至8月间，吴海林在朱网奇经营的药房购买了3080元广恩堂牌霍氏鲜清喷剂10盒，该产品由广恩堂委托贵州苗仁堂公司生产。苗仁堂公司于2006年取得的生产批准证书已于2008年7月被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依法公告注销。鉴此，吴海林起诉请求朱网奇加倍赔偿其6160元。朱网奇认为吴海林知假买假不是消费者，应当驳回起诉。法院认为，广恩堂公司委托已被注销生产许可的苗仁堂公司生产鲜清喷剂属违法行为，且该产品存在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故销售上述产品应认定为存在欺诈行为，应当增加的赔偿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的一倍，故判决朱网奇赔偿吴海林6160元。

案例5：消费者购物虽未遭受经济损失，但因人格受到侮辱并遭受严重精神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2011年10月，汪毓兰在武汉汉福超市有限公司购买“买五赠一”的西麦麦。因4袋麦片没有粘贴赠品标签，保安对汪毓兰及选购的商品拍照，放入《每日抓窃记录》，并在其有眼疾的情况下让汪在《保安部报告暨收据》表格上签名。汪毓兰以汉福公司严重侵犯其人格尊严并损害其名誉为由，起诉请求汉福公司向其书面道歉并公布道歉函，以及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法院认为，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消费者购物虽未遭受经济损失，但因人格受到侮辱并遭受严重精神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支持了原告诉求。

案例6 ：销售者以虚假宣传方式售药造成消费者损害，构成欺诈，应当依法承担“退一赔一”的责任

2006年10月，糖尿病患者毕永振于看到河南安阳“德国华格纳生物晶片”宣传页后，在专卖店经营者侯广周处购买了华格纳生物晶片一块，价值2390元，随后停止服用治疗糖尿病的药品。次年三月毕永振感到身体不适，住院治疗后个人支付医药费2919.24元。毕永振遂起诉要求侯广周返还购物款2390元，并给付加倍赔偿款2390元。法院认为，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退一赔一”，并支持了原告诉求。

案例7：消费者取款时银联卡号及密码被他人复制，卡上存款被取走，由提供银联卡的银行承担赔偿责任

2009年1月，刘中云用建行银联卡到中行衡阳分行ATM机取款，而该取款机已被他人非法安装了摄像头，利用摄像资料复制了刘中云的银行卡信息。次日，刘中云的银行卡被他人在他行ATM机上相继取款41372元。法院认为，中行衡阳分行将存款支付给刘中云，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而履行代为支付存款的义务。根据民法通则，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刘中云在建行衡阳分行办理了银联卡，双方之间形成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故应承担刘中云银行卡内资金被盗取的民事责任，向刘支付储蓄存款41372元。

案例8：保健服务合同中的“霸王条款”无效，未消费的预付服务费应予退还

2010年7月，孙宝静与上海一定得美容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协议，声明孙宝静如因个人原因不能配合致疗程失败或进度缓慢，一定得公司不负任何责任。孙宝静向一定得公司支付了10万元并接受了相应的瘦身服务。后孙宝静因体重未能减轻，对法院要求解除协议，一定得公司返还9万元。法院认为，该服务协议约定系由一定得公司提供的格式化条款，未遵循公平的原则来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明显加重了孙宝静的责任，排除了其权利，故该约定无效。综合考量协议的履行程度、提供服务等因素，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二审法院依法判决一定得公司返还孙宝静48200元，驳回孙宝静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例9：销售的食品包装上标明的质量等级虚假，应承担“退一赔一”的责任

2012年12月，陈曦在重庆远东百货有限公司购买了21瓶蜂蜜共计873.3元，该批产品外包装标签上标注了质量等级为一级品，但卫生部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蜂蜜》中无一级品等级，陈曦遂起诉，请求退货、退还全部货款、增加赔偿一倍货款。法院认为，卫生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蜂蜜》中无一级品等级，诉争商品应属标识不合格产品。《产品质量法》第23条规定，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和其他标识。远东百货公司未尽严格的审查义务，销售了标注内容虚假的商品，误导消费者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其行为已构成欺诈。故对陈曦要求退货及赔偿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退货赔偿费用共计1746.6元。

案例10：因经营者违约，消费者主张退还部分服务费的，依法予以支持

2009年7月，滕爽与南京城际公司签订辅导班报名协议书，其中约定辅导班地点在南京市山西路。滕爽支付了辅导费6020元。2009年10月中旬，城际公司迁移到远处办班，合同约定地点的辅导班随之停办。因城际公司未能按约定提供教育服务，滕爽起诉要求城际公司退还辅导费5000元。法院认为，城际公司以预收款方式向滕爽提供教育类商品及服务，应当按照报名协议书的约定提供服务。现城际公司因自身经营原因不能提供在指定报名点的辅导班，仅开设三个多月即停办，故对滕爽的诉求予以支持。该院依法判决城际公司退还辅导费5000元。

（本文来源：《人民法院报》2014年3月16日，天同诉讼圈改编，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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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最高法公布十起消费者维权典型案例

最高法公布十起消费者维权典型案例

新《消法》实施一年多来，消费者维权呈现出六个新特点： 一是消费者维权案件数量增多。人民法院注重运用惩罚性赔偿和举证责任倒置等制度，加大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和虚假广告宣传的制裁力度；正确适用新《消法》关于“退一赔三”和最低赔偿500元的规定，加大经营者违法成本，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消费者权益。

二是消费者维权诉讼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广大农村仍是消费者维权的薄弱地带，“山寨食品”仍在泛滥，消费者维权意识亟待提高。

三是“职业打假”、“知假买假”纠纷较为普遍。各级人民法院依照食品药品纠纷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个人打假者具有消费者身份，加大了消费者维权的力度。

四是网络购物作为新兴的交易方式，对促进消费增长作用凸显，但是由于网购商品假货较多，严重影响质量安全，售后责任难以落实，网购纠纷明显上升。

五是消费者维权不足与过度维权并存，影响了维权效果。一方面由于消费者不熟悉法律，要求惩罚性赔偿不够，另一方面其诉求超过法律限度，譬如有的在合同纠纷中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商品标识不全请求惩罚性赔偿等。

六是消费者维权难依然存在。由于买卖双方之间商品信息不对称，维权成本高，违法成本低，商品质量检测费用高，以及鉴定难、举证难，依然困扰着消费者诉讼。人民法院将顺应新形势，营造良好司法环境，让消费者更有尊严和力量。目录

1.殷崇义诉武汉汉福超市有限公司汉阳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经营者销售过期食品，属于明知食品不安全而销售的行为，消费者有权请求退还货款并支付价款十倍赔偿

2．刘新诉陕西立新药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经营者出售假冒其他批号的保健食品，属于出售明知是不安全的食品，消费者有权请求退还货款并支付价款十倍赔偿

3．王辛诉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销售者网上销售商品有价格欺诈行为，诱使消费者购买该商品的，即使该商品质量合格，消费者有权请求销售者“退一赔三”和保底赔偿

4．李晓东诉酒仙网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网购合同纠纷案

——电商作为销售者利用他人网络销售货物过程中有欺诈行为，交易后与消费者达成赔偿协议而不履行，消费者有权请求销售者依照协议承担赔偿责任

5．杨波诉巴彦淖尔市合众圆通速递有限公司乌拉特前旗分公司、付迎春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消费者网购的货物在交付过程中被他人冒领，消费者主张销售者与送货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由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

6．范建武诉广东省文物总店买卖合同纠纷案

——销售者以普通石榴玉石手镯冒充翡翠手镯出售，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消费者有权请求向销售者退货，销售者向消费者退还货款并支付价款三倍赔偿

7．于奥泳诉毕丽萍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案

——经营者对其保健用品作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购买，构成商业欺诈，消费者有权请求经营者退还货款并支付货款三倍的赔偿

8．王某诉北京伊露游婴儿用品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消费者在使用预付卡消费过程中，因经营者不在原地址经营，导致消费卡无法使用，其有权请求解除合同并退还预付卡余额

9．吴军梅诉浙江苏宁云商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销售者依约安装其销售的空调机，安装过程中因其不慎发生安全隐患，造成消费者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0．王毅诉天津中进沛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经营者销售已公告召回的汽车，构成商业欺诈。消费者有权请求退还所购汽车，并由经营者退还购车款并赔偿一倍的购车款

一、殷崇义诉武汉汉福超市有限公司汉阳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经营者销售过期食品，属于明知食品不安全而销售的行为，消费者有权请求退还货款并支付价款十倍赔偿

（一）基本案情

2013年6月17日，殷崇义向武汉汉福超市有限公司汉阳分公司（以下简称汉福超市）支付251元，购买桃花姬阿胶糕一盒，食品外包装载明的生产日期为2012年8月7日，保质期为10个月。购买后殷崇义发现食品已过保质期，即向该超市要求退货无果，遂向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汉福超市退还货款251元，十倍赔偿货款2510元，支付交通费3000元、精神抚慰金3000元。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殷崇义提供的购物发票可以证实其与汉福超市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关于殷崇义现持有已过期并据以提起诉讼的桃花姬阿胶糕是否就是当时汉福超市所销售的商品的认定。首先，殷崇义提供了商品实物及购物发票，完成了证明消费者购物的举证责任，且殷崇义于购买当日就向汉福超市反映情况要求退货，双方协商不成于同日就向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汉阳分局进行了申诉，殷崇义反映产品质量问题很及时。汉福超市虽辩称殷崇义要求退货的过期桃花姬阿胶糕不是汉福超市卖场提供的，但未向法院提交同期进货的证据证实不是汉福超市卖场销售的，与殷崇义提供的桃花姬阿胶糕不是一批次产品。汉福超市不能提供完整的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出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据此，一审法院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判决汉福超市退还货款251元，十倍赔偿货款 2510元，赔偿殷崇义交通费500元。汉福超市以原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为由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汉福超市主张本案所涉商品不是由其销售，但又不能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其对殷崇义出具的购物发票没有异议，故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汉福超市销售过期食品为法律所禁止，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对其不是故意销售过期食品，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判决维持原判。

二、刘新诉陕西立新药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经营者出售假冒其他批号的保健食品，属于出售明知是不安全的食品，消费者有权请求退还货款并支付价款十倍赔偿

（一）基本案情

2012年10月19日，刘新向陕西立新药房（以下简称立新药房）支付280元购买4盒“快速瘦身减肥胶囊”，产品包装注明批准文号为卫食健字（2003）第0129号。刘新购买后未拆封、未食用。后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查询，未找到该产品的相关信息。另根据产品包装上注明的批准文号卫食健字（2003）第0129号，查询出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准的该文号下的保健品名称为：“俏妹牌减肥胶囊”。刘新认为其所购的保健食品未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登记，应为不合格的假冒产品，遂向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立新药房退还货款280元，十倍赔偿购货价款2800元。

（二）裁判结果

受诉法院经审理认为，立新药房销售的“快速瘦身减肥胶囊”属于保健食品，该食品上标注的“食卫健字（2003）第0129号”批准文号，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中的同一批准文号的产品名称“俏妹牌减肥胶囊”不一致，立新药房也未能提供该产品相关准许生产的证明文件。《保健食品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凡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的食品必须经卫生部审查确认”；该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规定：“保健食品标签和说明书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要求，并标明保健食品批准文号。”立新药房销售的保健食品“快速瘦身减肥胶囊”系冒用批准文号的商品，其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立新药房作为销售者，在进货时未审查相关批准证书，使该产品进入流通环节，其行为构成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应依法退货退款并支付赔偿金。该院遂判决立新药房退还刘新货款280元，并向刘新赔偿十倍购物价款2800元。立新药房未上诉。

三、王辛诉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销售者网上销售商品有价格欺诈行为，诱使消费者购买该商品的，即使该商品质量合格，消费者有权请求销售者“退一赔三”和保底赔偿

（一）基本案情

2014年4月8日，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小米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的广告显示：10400mAh移动电源，“米粉节”特价49元。当日，王辛在该网站上订购了以下两款移动电源：小米金属移动电源10400mAh银色69元，小米移动电源5200mAh银色39元。王辛提交订单后，于当日通过支付宝向小米公司付款108元。同月12日，王辛收到上述两个移动电源及配套的数据线。同月17日，王辛发现使用5200mAh移动电源的原配数据线不能给手机充满电，故与小米公司的客服联系，要求调换数据线。小米公司同意调换并已收到该数据线。此后，王辛以小米公司对其实施价格欺诈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网络购物合同，王辛退还小米公司两套涉案移动电源，并请求小米公司：1.赔偿王辛500元；2.退还王辛购货价款108元；3.支付王辛快递费15元；4.赔偿王辛交通费、打印费、复印费100元。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网络购物合同有效，小米公司的行为不构成欺诈，王辛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故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王辛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小米公司提前一周打出原价69元电源“米粉节”卖49元的广告，欺骗消费者进行排队抢购，销售当天广告还在，但商品却卖69元，小米公司为网购设定了定时抢购，抢购时间不到20分钟，其行为已构成价格欺诈。二审法院认为，涉案网购合同有效，消费者拥有公平交易权和商品知情权。由于小米公司网络抢购此种销售方式的特殊性，该广告与商品的抢购界面直接链接且消费者需在短时间内作出购买的意思表示。王辛由于认同小米公司广告价格49元，故在“米粉节”当日作出抢购的意思表示，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价格应为49元，但从小米网站订单详情可以看出，王辛于2014年4月8日14时30分下单，订单中10400mAh移动电源的价格却为69元而非49元。小米公司现认可小米商城活动界面显示错误，存在广告价格与实际结算价格不一致之情形，但其解释为电脑后台系统出现错误。由于小米公司事后就其后台出现错误问题并未在网络上向消费者作出声明，且其无证据证明“米粉节”当天其电脑后台出现故障，故二审法院认定小米公司对此存在欺诈消费者的故意，王辛关于10400mAh移动电源存在欺诈请求撤销合同的请求合理，对另一电源双方当事人均同意解除合同，二审法院准许。据此，该院依法判决王辛退还小米公司上述两个移动电源，小米公司保底赔偿王辛500元，退还王辛货款108元，驳回王辛其他诉讼请求。

四、李晓东诉酒仙网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网购合同纠纷案

——电商作为销售者利用他人网络销售货物过程中有欺诈行为，交易后与消费者达成赔偿协议而不履行，消费者有权请求销售者依照协议承担赔偿责任

（一）基本案情

2012年8月9日，李晓东在淘宝网购买了酒仙网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仙公司）销售的白酒6瓶，网上商品页面描述为“白酒中国名牌52度五粮液（1618）500ml特价”，成交价为8349元。交易完成后李晓东查询上述网页发现，其购买的白酒在酒仙公司的淘宝店铺中标注的商品“特价和原价”相等，于是向北京市价格举报中心举报。之后，李晓东与酒仙公司达成《谅解协议书》，约定双方于协议签订后5日内完成退货、退款手续，酒仙公司赔偿李晓东8394元，如一方违约，承担总金额20%的违约金。因酒仙公司未履行该协议，李晓东诉至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请求酒仙公司赔偿8394元并承担违约金1678.8元。

（二）裁判结果

受诉法院认为，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经营者在交易过程中，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的真实信息，不得作虚假宣传。在本案网络交易过程中，酒仙公司以网上销售的是特价商品来误导消费者，其行为已构成欺诈，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李晓东在请求赔偿过程中与酒仙公司达成了谅解协议，因酒仙公司未能按照该协议约定义务履行，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此，李晓东要求酒仙公司按照协议履行赔偿义务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支持。经受诉法院合法传唤，酒仙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其抗辩权，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受诉法院判决酒仙公司给付李晓东赔偿款8394元，并承担违约金1678.8元，共计10072.8元。酒仙公司未上诉。

五、杨波诉巴彦淖尔市合众圆通速递有限公司乌拉特前旗分公司、付迎春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消费者网购的货物在交付过程中被他人冒领，消费者主张销售者与送货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由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

（一）基本案情

2013年3月19日，杨波以网购形式从付迎春开办的电子经营部购买价值15123元的电脑一台，下单后货款及邮寄费95元均已向付迎春付清。同日，付迎春委托巴彦淖尔市合众圆通速递有限公司乌拉特前旗分公司（以下简称速递公司）送货。该货物于同月24日到达交货地后被他人冒领。为此，杨波多次要求付迎春交货未果，遂诉至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人民法院，请求判令速递公司、付迎春赔偿其电脑款15123元和邮寄费95元。

（二）裁判结果

受诉法院认为，杨波以网购形式从付迎春处购买商品，并向付迎春支付了货款和邮寄费，付迎春作为托运人委托速递公司将货物交付给杨波，分别形成网购合同关系和运输合同关系。从当事人各自的权利义务来看，在网购合同中，杨波通过网上银行已经支付了货款和邮寄费，履行了消费者的付款义务，付迎春作为销售者依约负有向杨波交货的义务。虽然付迎春已将货物交给速递公司发运，但在运输过程中，速递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送货时未验证对方身份信息擅自将货物交由他人签收，销售者付迎春尚未完成货物交付义务，构成违约，故对杨波请求付迎春赔偿已付的电脑款15123元、邮寄费95元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只约束缔约双方当事人，速递公司将货物错交给他人，属于付迎春与速递公司之间的运输关系。速递公司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故对杨波关于速递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受诉法院判决付迎春赔偿杨波已付的电脑款15123元及邮寄费95元。当事人均未上诉。

六、范建武诉广东省文物总店买卖合同纠纷案

——销售者以普通石榴玉石手镯冒充翡翠手镯出售，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消费者有权请求向销售者退货，销售者向消费者退还货款并支付价款三倍赔偿

（一）基本案情

2014年4月17日，范建武在广东省文物总店（以下简称文物总店）花17100元购买了一只手镯，该商店向其开具了发票，发票载明的商品为“yqgda-0765玉镯”，金额为17100元。同月24日，范建武又到该商店要求换开发票，该商店遂收回原来开的发票，重新为范建武开具一张发票，发票载明的商品为“yqgda-0765翡翠手镯”。所购手镯经广东省地质科学研究所鉴定为“水钙铝榴石手镯”。后应该商店要求，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广东省珠宝玉石及贵金属检测中心对手镯进行重新鉴定，鉴定结果为“石榴石质玉手镯”。范建武认为文物总店将普通的石榴石手镯冒充翡翠手镯出售，以假充真，对其构成欺诈，遂向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文物总店向其退还货款17100元，并依法赔偿其51300元。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文物总店开具给范建武的销售发票显示为“翡翠手镯”，但经鉴定实为“石榴石质玉手镯”。虽然该商店辩称其是经范建武一再恳求，才将第一次发票项目“玉镯”更改为“翡翠手镯”，但从范建武提供的录音证据来看，该商店主张其销售给范建武的手镯质地就是翡翠，并明确告知范建武购买的玉镯是翡翠制成。该商店作为经营者将“石榴石质玉手镯”冒充“翡翠手镯”销售给范建武，以假充真，能够认定为欺诈消费者。一审法院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范建武将所购手镯退还文物总店，该商店退还范建武货款17100元；文物总店向范建武赔偿手镯三倍价款51300元。文物总店不服，以原审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有误为由提起上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文物总店开具的发票以及范建武提供的谈话录音，已充分证实其向范建武销售的是“翡翠手镯”，现该手镯经双方共同委托鉴定后被确定为“石榴石质玉手镯”，与文物总店在销售过程中所声称的商品品质存在显著差异，故原审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欺诈并无不当。文物总店以讼争的手镯具有文物价值为由，主张其行为不构成欺诈，范建武未遭受损失，理由均不成立。据此，该院判决维持原判。

七、于奥泳诉毕丽萍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案

——经营者对其保健用品作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购买，构成商业欺诈，消费者有权请求经营者退还货款并支付货款三倍的赔偿

（一）基本案情

2014年4月16日，于奥泳在毕丽萍处以14100元的价格购买双宁牌功能性保健床垫二套，规格为2米×1.5米×0.12米。经使用，该床垫并没有毕丽萍宣传的预防癌症发生、抑制癌细胞生长、治病防病等功能。为此，于奥泳向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毕丽萍的行为对其构成欺诈，请求判令毕丽萍退还货款28200元，并按购货价款三倍赔偿其84600元。

（二）裁判结果

受诉法院经审理认为，毕丽萍认可于奥泳所主张的事实，其行为构成了商业欺诈，并承认应按原告诉讼请求返还货款并支付货款三倍的赔偿。该院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毕丽萍返还于奥泳货款28200元并赔偿于奥泳购货三倍的价款84600元。毕丽萍未上诉。

八、王某诉北京伊露游婴儿用品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消费者在使用预付卡消费过程中，因经营者不在原地址经营，导致消费卡无法使用，其有权请求解除合同并退还预付卡余额

（一）基本案情

2013年9月3日，婴儿王某在北京伊露游婴儿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露游公司）体验游泳一次，其母向伊露游公司交纳办理游泳卡押金100元。同月5日，其母向伊露游公司交纳办理40次游泳卡余款2498元（期限为2013年9月5日至2014年9月5日）。办卡后王某曾游泳一次，未出现哭闹的现象，在第三次和第四次游泳时出现哭闹。二审中伊露游公司已不在原地址经营，王某的游泳卡已不能继续使用。王某以伊露游公司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王某无法实现合同目的为由，要求与伊露游公司解除合同，并退还剩余款项，但遭拒绝，遂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伊露游公司返还其押金100元和游泳卡余额2387.55元。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王某与伊露游公司之间口头订立的服务合同有效。王某诉称的伊露游公司经营范围、地址与发票问题，与合同目的无关；所称伊露游公司违反相关管理条例及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约定，证据不足，无法证明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与伊露游公司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故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王某提起上诉称，伊露游公司有违约行为，合同应予解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在本案二审过程中，伊露游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在其经营地及注册地经营，致王某购买的游泳卡无法继续使用，合同事实上已无法履行。王某要求解除合同的上诉主张，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情形。据此，该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解除王某与伊露游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伊露游公司返还王某游泳卡费用2262.65元，押金100元。

九、吴军梅诉浙江苏宁云商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销售者依约安装其销售的空调机，安装过程中因其不慎发生安全隐患，造成消费者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一）基本案情

2008年4月30日，吴军梅向浙江苏宁云商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公司）购买大金牌空调机一台，总价款8051元。苏宁公司向吴军梅出具安装单，并依约于2008年5月11日派人到吴军梅家中安装空调机。2013年8月，吴军梅家中客厅及相邻房间的地板、墙面被水侵蚀。经大金空调售后人员检查确认，空调机排水管通过的墙洞处没有封堵，老鼠咬断墙洞处排水管漏水所致。吴军梅对受损地板、墙面及相关区域进行了维修，维修费用未获赔偿。吴军梅遂向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苏宁公司赔偿其损失14104元，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二）裁判结果

受诉法院经审理认为，吴军梅与苏宁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空调机是一种安装规范要求较高的制冷设备，苏宁公司作为销售者，不仅应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机器设备，也应提供符合规范要求的安装服务。吴军梅购买的空调机不论实际是由生产厂家安装还是由销售者安装，都不能排除销售者作为合同相对方负有的确保空调正常使用，不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义务。苏宁公司未尽到合理谨慎注意义务，未能确保空调排水管通过的墙洞封堵，以致老鼠能够进入墙洞咬断排水管，造成漏水，引起屋内墙面、地面受损。其未妥善履行合同义务与受损结果有因果关系，对吴军梅因此遭受的损失负有责任。吴军梅作为消费者，要求苏宁公司赔偿修复地板、墙面产生的费用，该院予以支持。吴军梅主张的误工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缺乏依据，该院不予支持。该院判决苏宁公司赔偿吴军梅实际修复费用12175元。苏宁公司未上诉。

十、王毅诉天津中进沛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经营者销售已公告召回的汽车，构成商业欺诈。消费者有权请求退还所购汽车，并由经营者退还购车款并赔偿一倍的购车款

（一）基本案情

2013年9月28日，王毅向天津中进沛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进汽车公司）购买欧蓝德JE3A2693的小型越野客车一辆，价款249800元。中进汽车公司为王毅代缴车辆购置税22700元、车船税225元、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险保险费1100元、机动车辆综合险保险费10752元，共计34777元，收取上牌费900元。2013年10月15日，中进汽车公司向王毅交付车辆。2014年2月7日，中进汽车公司通知王毅该车辆应当被召回。2013年6月4日，三菱汽车销售（中国）有限公司发布召回部分进口欧蓝德汽车公告，召回时间为2013年6月5日至2014年6月4日，召回车辆范围包括王毅所购车辆。缺陷情况系供应商制造原因，导致电动动力转向控制组件的监视内部微机电源的元件出现故障。可能出现电源监视线路错误启动等后果，存在安全隐患。维修措施为更换电动动力转向控制组件（EPS-ECU）。王毅遂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退还汽车，中进汽车公司返还购车款285477元，三倍赔偿购车款749400元。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生产者已经通过媒体发布公告的方式向公众告知了部分进口欧蓝德汽车存在产品缺陷应当召回的事实及需要召回的范围，因此诉争车辆属于应被召回车辆一事属于已向公众告知的事项，不存在隐瞒的情形。另外，根据生产者发布的召回公告，诉争车辆的缺陷可以通过更换改进工艺的电动动力转向控制组件（EPS-ECU）的方式予以消除，且事后中进汽车公司主动告知王毅诉争车辆尚未消除缺陷，需更换组件，故中进汽车公司对此不存在隐瞒的故意。综上，中进汽车公司的行为不构成欺诈，故判决驳回王毅的诉讼请求。王毅以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中进汽车公司作为经营者，对车辆是否属于被召回的范围应当知道，其抗辩对涉案车辆召回不知情的理由不能成立。中进汽车公司隐瞒车辆瑕疵而销售，构成商业欺诈。本案车辆销售行为发生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前，故中进汽车公司应当承担“退一赔一”的法律责任。该院二审判决：撤销本案一审判决，王毅向中进汽车公司退车，中进汽车公司退还王毅购车款249800元，加倍赔偿王毅249800元，并赔偿王毅车辆购置税等共计35677元。

第三篇：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消费者维权十大典型案例

综合法律门户网站 www.xiexiebang.com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八起2016全省法院消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016年，新型消费纠纷日益增多，省法院高度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开展了专题调研，全省各级法院也大力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的审理工作，有力地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净化了市场环境。近期，省法院梳理了一批保护消费者权益典型案例，现予以发布，希望广大消费者勇于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希望广大经营者依法诚信经营，共同促进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

网约车只投保非营业性保险，其从事营运活动未通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不负赔偿责任

【案情】

2015年7月28日下午，被告张某通过打车软件接到网约车订单一份，张某驾驶其自有轿车搭载网约车乘客，途中遇原告程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两车碰撞，致程某某受伤、车辆损坏。原告程某某受伤住院治疗，医院诊断其急性闭合性重型颅脑损伤。经鉴定，原告程某某颅脑损伤所致轻度精神障碍，日常活动能力部分受限构成九级伤残；颅骨缺损6平方厘米以上构成十级伤残；误工期限180日，护理期限90日，营养期限90日。被告张某驾驶的轿车行驶证上的使用性质为“非营运”。2015年3月27日，张某在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为该车投保了交强险以及保额为100万的商业三者险，保单上的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汽车”。法院认为，张某的营运行为使被保险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张某应当及时通知人保南京分公司，人保南京分公司可以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返还剩余保险费。张某未履行通知义务，且其营运行为导致了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人保南京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不负赔偿责任。

【点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保险合同是双务合同，保险费与保险赔偿金为对价关系，保险人依据投保人告知的情况，评估危险程度而决定是否承保以及收取多少保险费。在当前车辆保险领域中，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车辆的用途，将其分为家庭自用和营运车辆两种，并设置了不同的保险费率，营运车辆的保费接近家庭自用的两倍。这是因为，相较于家庭自用车辆，营运车辆的运行里程多，使用频率高，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自然更大。家庭自用车辆的风险小，支付的保费低；营运车辆风险大，支付的保费高。以家庭自用名义投保的车辆，未投保营运型商业保险，从事营运活动，车辆的风险显著增加，投保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可以增加保费或者解除合同并返还剩余保费，投保人未通知保险公司而要求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赔偿营运造成的事故损失，显失公平。

安全气囊有缺陷，车辆制造商应承担相应产品责任 【案情】

2015年8月30日，裴某某驾驶其所有的汽车与路边树木相撞，造成自己受伤，车辆及树木损坏。裴某某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事故发生过程中，该车安全气囊未展开。张家港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裴某某夜间饮酒（构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盲目行驶是造成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在该起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原告认为裴某某的死亡与汽车安全气囊没有打开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该车存在明显的产品缺陷，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车辆制造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系产品责任侵权纠纷，裴某某驾驶涉案车辆与路边树木相撞后，车头严重损害，安全气囊却未能展开，不符合作为一个善良人在正常情形下对一件产品所具备的安全性的期望，不符合可期待安全性的标准，故涉案车辆存在不合理的危险。现原告已经提供了涉案车辆存在缺陷的初步证据，汽车安全气囊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未能发挥保护作用，与裴某某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汽车制造公司未能就法律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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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免责事由提供证据加以证实，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鉴于死者裴某某夜间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违法行为是造成本案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可以减轻被告公司的责任，法院确定由被告公司对原告因裴某某死亡所造成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由原告自理。

【点评】

汽车作为高速行驶的交通工具，其质量直接关乎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汽车的安全性设计，分为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两种，主动安全是指汽车防止发生事故的能力，被动安全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汽车保护乘员的能力。目前被动安全系统主要有安全带、防撞式车身和安全气囊防护系统等组成。鉴于交通事故难以预测和突发性特点，被动安全性设计对于车辆乘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产品责任侵权纠纷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受害人在发生侵权纠纷中处于劣势地位，其举证能力相对有限。因此，我国法律对生产者规定了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同时对受害人的举证责任也规定了区别于一般侵权行为的特殊规则。具体到本案中，死者裴某某驾驶涉案车辆与路边树木相撞后，车头严重损害，安全气囊却未能展开。受害人方已经提供了涉案车辆存在缺陷的初步证据，涉案车辆安全气囊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未能发挥保护作用，与裴某某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汽车制造公司无法提交证据证实涉案车辆安装的安全气囊不存在缺陷，故应承担举证不利的相应后果。

中途退学的，扣除相关损失后，教育培训机构应当退还剩余学费 【案情】

2014年9月19日原告陆某和被告某教育机构签订《学生入学注册合同》一份，协议约定，被告提供常规班4个级别课程，每个级别最长不超过6个月，学习期限为2014年9月19日至2016年9月19日，学费为32800元。该协议还约定，除以下情况外，学校无法受理学员提出的退学申请：本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学员提交退学申请单并经学校认可的，学校在扣除退学手续费及管理费1500元、学员的银行刷卡手续费后，将余款退还给学员；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5个工作日但不满30天，学员提交退学申请单并经学校认可的，学校在扣除退学手续费及管理费4200元、学员的银行刷卡手续费后，将余款退还给学员。签订该协议后，原告交纳了学费并开始上课，后因原告2015年7月生育了一个小孩，上课中断了一段时间，直至2015年12月14日，原告第二级别课程小班课、沙龙课尚未达到总课时的一半，之后原告未再上小班课、沙龙课。2016年1月初原告因自己没有时间、课程接受程度等原因向被告提出退学，并要求退还尚未上课的第三、四级别学费16400元，同时要求返还第二级别已上课但未过半的课时费4100元。学校认为，根据合同约定，学员提出的退学申请超过了约定的期限，故学校无须退还学费。双方协商不成，原告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学生入学注册合同》合法有效，但该合同具有人身依附性，在原告明确表示因生育等原因拒绝履行的情况下，涉案教育培训合同事实上已不能履行，故法院认定双方《学生入学注册合同》于2016年1月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学生入学注册合同》解除后，原告尚未上课的学费，被告应当予以退还，但本案合同解除系原告不履行合同义务所致，原告系过错方，应当赔偿被告因解除合同导致的损失。据此，法院酌情认定被告退还原告第三、四级别学费16400元，其余学费作为被告的损失，不予退还。

【点评】

根据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的苏教规【2010】1号《江苏省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设置和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学期在一年以上的应按学期或学年收取学费，不得跨学提前收费。本案被告作为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已经跨收取学费，明显违反了上述规定。实践中，因学员未能审慎考量学程安排而中途退学，学员在合同解除过程中系过错方，其亦应对学校因合同解除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

合同约定免除开发商交房通知义务的条款应属无效 【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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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某、李某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由龙某、李某购买某房产开发公司的房屋，房屋总价款为1160万元，约定于2014年5月20日前交房，同时该合同第九条约定出卖方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其中约定“每逾期一天，出卖方按天向买受方支付本合同第四条约定房屋总价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该合同第二十二条约定“本合同未尽事项，双方应当在本合同附件五中补充约定。补充约定中不得约定与本合同内容相冲突的、减轻或免除出卖方责任的、加重买受方责任或排除买受方权利的条款”。该合同附件五第四条对房屋交付作出特别约定“在本合同约定的交房期限届满时，买受人仍未收到出卖人书面接房通知的，买受人应在本合同约定的交房期限届满的当天到出卖人索取书面接房通知，除本合同约定可延期交付外，出卖人应在当天按接房通知规定为买受人办理交房手续，买受人未按本约定到出卖人索取书面接房通知或未在当天办理接房手续的，由此产生的逾期交付责任由买受人承担”。

合同签订后，龙某、李某按约付清了全部房款，但直到2014年10月12日才收到某房产开发公司邮寄的商品房收房催告书，龙某、李某随即前去收房。龙某、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房产开发公司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龙某、李某与某房产开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交房时间并约定“每逾期一天，出卖方按天向买受方支付本合同第四条约定房屋总价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且主合同条款中约定“补充约定中不得约定与本合同内容相冲突的、减轻或免除出卖方责任的、加重买受方责任或排除买受方权利的条款”，但其合同附件补充协议关于房屋交付的相关约定不仅与商品房买卖合同内容相冲突且均为减轻某房产开发公司责任并加重龙某、李某责任的条款，将某房产开发公司通知收房的义务全部转嫁到龙某、李某处并免除了某房产开发公司未通知收房所应承担的逾期交房违约责任。前述条款系某房产开发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且实质上免除了某房产开发公司关于通知房屋买受人收房的义务，故该条款无效。据此，某房产开发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逾期交房违约条款承担自合同约定的交房之日至收房通知书到达龙某、李某之日期间的逾期交房违约赔偿责任。法院遂判决：某房产开发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龙某、李某逾期交房违约金841000元。

【点评】

开发商与购房者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其中多为格式条款，系开发商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购房者进行协商的条款。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开发商与购房者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有关于购房者支付购房款、开发商交付房屋的具体时间及方式约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开发商作为商品房的建设方和房屋交接前的初始登记权利人，其系房屋具体有无建造完成、是否验收合格、是否达到交房条件的第一责任主体，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提供符合法律规定交房条件的房屋并书面通知购房者房屋交接时间及房屋交接中注意事项，购房者只有在收到开发商的书面通知时才能够确认房屋交接时间。因此，开发商对购房者的房屋交接书面通知义务至关重要，不能通过将房屋交接义务及后续风险转嫁给购房者的条款约定来免除开发商的房屋交接通知义务，开发商提供的实质上免除其关于通知购房者房屋交接义务的格式条款无效。

标签上未标注有食用量限制的特殊物质的每日食用量警示语，违反食品安全标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案情】

2015年4月25日，原告潘某在被告某公司商场购买了若干芦荟饮料，分别为纤荟哈密瓜芦荟饮料、纤荟西瓜芦荟饮料、纤荟椰子芦荟饮料，价款共计906.87元。每瓶的中文标签中标注的原产地为中国台湾，经销商为某公司，标签的配料中标注有“库拉索芦荟凝胶和汁”，并标注有“本品添加芦荟，孕妇与婴幼儿慎用”，未标注每日食用量警示语。2016年2月24日，原告潘某诉至法院，认为某公司商场销售的该饮料并没有标注食用量，根据食品安全法等规定，构成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现请求被告退还价款并十倍赔偿。法院认为，由于案涉饮料缺失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标签要求，故应认定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告潘某依法有权要求被告某公司商场返还价款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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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标准既包含与食品安全有关的质量要求，也包含对与卫生、营养等食品安全要求有关的标签、标志、说明书的要求。本案涉及的是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标签要求。卫生部等六部门《关于含库拉索芦荟凝胶食品标识规定的公告》（2009年第1号）规定：

一、芦荟产品中仅有库拉索芦荟凝胶可用于食品生产加工。„„，每日食用量应不大于30克。但是，孕妇、婴幼儿不宜适用。

二、添加库拉索芦荟凝胶的食品必须标注“本品添加芦荟，孕妇、婴幼儿慎用”字样，并应当在配料表中标注“库拉索芦荟凝胶”。

四、企业应在企业标准中对添加库拉索芦荟凝胶的食品的每日食用量作出规定。若无法确保消费者芦荟日摄入量在安全范围内，应在包装上标注每日食用量警示语。该规定要求在包装上标注每日食用量的警示语，那就应在每瓶包装上同时标注库拉索芦荟凝胶的含量，否则消费者并不能正确控制食用量。被告某公司商场作为销售者，对卫生部等六部门关于含库拉索芦荟凝胶食品标识的规定应当明知。被告某公司商场销售的案涉饮料的标签中对上述规定第二条的相关要求进行了明确标注，而对库拉索芦荟凝胶的含量及每日食用量警示语却未标注，且标签中也无能够确保消费者芦荟日摄入量在安全范围内的内容。这就会导致消费者无法安全确定摄入量，以避免身体受到损害。由于案涉饮料缺失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标签要求，故应认定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告潘某依法有权要求被告某公司商场返还价款并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销售有维修记录的手机构成欺诈，应承担责任 【案情】

2015年3月25日，原告顾某在被告宝应县某通讯器材经营部经营的“中国电信3G手机卖场”购买了一部手机，手机价格为人民币6688元，2015年3月27日，原告顾某到被告宝应县某通讯器材经营部提取手机。后原告顾某在使用该手机过程中，发现手机并非原装机，遂于被告交涉，双方协商未果，遂引起本诉。本案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原告顾某申请，法院对本案涉及的手机向某公司进行调查取证，某公司于2015年7月8日向法院出具一份调取证据通知书回执，该回执载明，该手机有一次维修记录。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张某某作为销售手机的经营者，应向消费者提供正当渠道的手机，且提供的手机应为无任何瑕疵的产品，但被告张某某出售给原告顾某的手机，经向官方直营店查询，该手机购买日期为2014年12月24日，于2015年1月30日有一次维修记录，也就是说，原告于2015年3月27日购买该手机之前，已有维修记录，该手机应为瑕疵产品，如原告知晓上述情形，显然不会购买，被告张某某作为实际经营者，对其销售的产品存在瑕疵应是明知的，其未向原告如实告知，被告张某某的行为应定性为欺诈消费者的行为，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原告顾某要求被告返还购机款并支付三倍赔偿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

【点评】

部分商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不惜以“水货”、“官翻机”冒充全新行货手机向消费者出售。本案中，被告张某某向原告顾某出售的手机为典型的“官翻机”，即已经出售并使用过的手机，在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通过官方维修渠道修理过的手机，商家在出售此类手机时负有向消费者如实告知的义务，如故意隐瞒事实，应构成欺诈，除接受消费者的退货要求外，还应承担三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商品包装标注“极品”字样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案情】

2015年10月，原告王某在被告某公司购买“乐陶陶极品海参”4盒，每盒3200元人民币，共计花费人民币12800元。“乐陶陶极品海参”包装盒正面标有“极品”字样，侧面引用《本草拾遗》、《本草纲目拾遗》、《本草以新》的内容，表明海参在治疗疾病、提高免疫等方面的功效，包装盒背面标注质量等级为三级。法院经审理认为，食品广告的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夸大的内容，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本案中诉争商品的外包装上使用“极品”字样，与“最高级”、“最佳”等用语含义相同，属于绝对化语言，同时引用文献表明具有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极易误导消费者；涉案商品外包装正面显著位置标注有“极品”字样，在背面却标注质量等级为三级，法律家·法律法规大全提供最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法规的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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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欺诈行为。遂判决某公司向原告王某退还货款人民币12800元，赔偿人民币38400元；原告王某向被告某公司退还“乐陶陶极品海参”4盒。

【点评】

经营者提供商品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的三倍。本案中，涉案商品外包装正面显著位置标注有“极品”字样，同时引用文献表明具有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故意以误导的文字内容加重消费者鉴别、考察商品的责任，目的是引导消费者基于错误的认识购买产品，应认定构成欺诈。

销售者未尽告知义务欺诈消费者应担责 【案情】

2015年12月26日，原告杨某某与被告泰兴市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签订《汽车购销（代购）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某品牌汽车，车辆价格为178000元。合同签订后，原被告双方依合同约定支付购车款并交付汽车，原告亦于2016年2月23日办理了车辆行驶证。后原告在汽车官方网站通过所购车辆车架号查询得知，其所购车辆在2015年8月12日天津港集装箱码头发生爆炸时曾停放于天津港区域。后原告找被告交涉未果。汽车销售公司于2016年5月20日作出说明称，其公司于事后对该车辆实施了清洗和清洁，更换发动机空气滤清器及空调滤清器，并对天窗进行了调节；但涉案车辆作为特殊车辆由该公司通过非授权经销商渠道销售，并对涉案车辆提供有限质保。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购买汽车系因生活需要自用，如发生欺诈纠纷的，可以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处理。原告向被告购买汽车时，被告应当就汽车的实际状况履行告知义务，但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将涉案汽车的瑕疵如实地告知了原告。客观上，原告于取得汽车后才获知了汽车经过维修和清洗的事实，故被告的行为构成销售欺诈，原告主张的退还汽车、返还购车款并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法院应予支持。遂判决被告泰兴市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返还原告杨某某购车款人民币178000元并赔偿原告损失300000元，原告将汽车返还给被告。

【点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汽车本身属于商品，是当今社会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代步工具，是人们日常生活消费的组成部分，因此，原告为家庭生活消费的需要购买汽车，与销售者发生欺诈纠纷的，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主张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原告向被告购买汽车时，被告应当就汽车的实际状况履行告知义务，但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将涉案汽车的瑕疵如实地告知了原告。客观上，原告于取得汽车后才获知了汽车在销售前已经经过维修和清洗，也即被告在销售汽车时向原告隐瞒了车辆的真实情况，故被告的行为构成销售欺诈。根据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原告的诉讼请求并不违反此项规定，故依法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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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最高法发布十大环境侵权典型案例

最高法发布十大环境侵权典型案例

目 录

一、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诉谢知锦等四人破坏林地民事公益诉讼案

二、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三、常州市环境公益协会诉储卫清、常州博世尔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等土壤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四、曲忠全诉山东富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

五、沈海俊诉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六、袁科威诉广州嘉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七、梁兆南诉华润水泥（上思）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八、周航诉荆门市明祥物流有限公司、重庆铁发遂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九、吴国金诉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十、李才能诉海南海石实业有限公司粉尘污染责任纠纷案

案例1: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诉谢知锦等四人破坏林地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08年7月29日，谢知锦等四人未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擅自扩大采矿范围，采取从山顶往下剥山皮、将采矿产生的弃石往山下倾倒、在矿山塘口下方兴建工棚的方式，严重毁坏了28.33亩林地植被。2014年7月28日，谢知锦等人因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分别被判处刑罚。2015年1月1日，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自然之友）、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以下简称绿家园）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四被告承担在一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的责任，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34万元；如不能在一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应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万余元；共同偿付原告为诉讼支出的评估费、律师费及其他合理费用。

【裁判结果】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谢知锦等四人为采矿占用林地，不仅严重破坏了28.33亩林地的原有植被，还造成了林地植被受损至恢复原状期间生态服务功能的损失，依法应共同承担恢复林地植被、赔偿生态功能损失的侵权责任。遂判令谢知锦等四人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五个月内恢复被破坏的28.33亩林地功能，在该林地上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三年，如不能在指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则共同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万余元；共同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27万元，用于原地或异地生态修复；共同支付原告支出的评估费、律师费、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16.5万余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全国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涉及原告主体资格的审查、环境修复责任的承担以及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的赔偿等问题。本案判决依照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确认了自然之友、绿家园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主体资格；以生态环境修复为着眼点，判令被告限期恢复被破坏林地功能，在该林地上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三年，进而实现尽快恢复林地植被、修复生态环境的目的；首次通过判决明确支持了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赔偿请求，提高了破坏生态行为的违法成本，体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理念，判决具有很好的评价、指引和示范作用。

案例2: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公司）是一家从事玻璃及玻璃深加工产品制造的企业，位于山东省德州市区内。振华公司虽投入资金建设脱硫除尘设施，但仍有两个烟囱长期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大气污染，严重影响了周围居民生活。2014年，振华公司被环境保护部点名批评，并被山东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多次处罚，但其仍持续超标向大气排放污染物。2015年3月25日，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振华公司立即停止超标向大气排放污染物，增设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并投入使用后方可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赔偿因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损失2040万元及因拒不改正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造成的损失780万元，并将赔偿款项支付至地方政府财政专户，用于德州市大气污染的治理；在省级及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承担本案诉讼、检验、鉴定、专家证人、律师及其他为诉讼支出的费用。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向振华公司送达民事起诉状等诉讼材料，向社会公告案件受理情况，并向德州市环境保护局告知本案受理情况。德州市人民政府、德州市环境保护局积极支持、配合本案审理，并与一审法院共同召开协调会。通过司法机关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联动、协调，振华公司将全部生产线关停，在远离居民生活区的天衢工业园区选址建设新厂，启动老厂区搬迁工作。2015年9月21日，法院组织原、被告双方质证，就相关证据材料、被告整改情况等问题见面沟通、交换意见。本案尚在审理之中。

【典型意义】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要依法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支持政府部门行使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职责，督促企业在承担环境保护义务与责任基础上更好的经营发展。本案是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受理的首例针对大气污染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院立案受理后，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环境保护部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的要求，及时与政府部门沟通，发挥司法与行政执法协调联动作用，促使被告及时停止污染行为，主动关停生产线，积极整改，重新选址，搬离市区，防止了污染及损害的进一步扩大，促进振华公司向节能环保型企业转型发展。本案虽然尚未审结，但上述做法符合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原则和工作要求，所取得的阶段性审理成效值得肯定。

案例3:常州市环境公益协会诉储卫清、常州博世尔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等土壤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12月11日，储卫清经常州市博世尔物资再生利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世尔公司）同意，使用该公司场地及设备，从事“含油滤渣”的处臵经营活动。其间，无锡金科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公司）明知储卫清不具备处臵危险废物的资质，允许其使用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并以该公司名义从无锡翔悦石油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悦公司）、常州精炼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炼公司）等处违规购臵油泥、滤渣，提炼废润滑油进行销售牟利，造成博世尔公司场地及周边地区土壤受到严重污染。2014年7月18日，常州市环境公益协会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储卫清、博世尔公司、金科公司、翔悦公司、精炼公司共同承担土壤污染损失的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组成由环境保护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合议庭审理本案，依照法定程序就环境污染损害情况委托鉴定，并出具三套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在受污染场地周边公示，以现场问卷形式收集公众意见，最终参考公众意见、结合案情确定了生态环境修复方案。法院认为，储卫清违反国家规定，借用金科公司的危险废物经营资质并以该公司名义，将从翔悦公司、精炼公司购买的油泥、滤渣进行非法处臵，污染周边环境；博世尔公司明知储卫清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为储卫清持续实施环境污染行为提供了场所和便利，造成其场地内环境污染损害结果的发生；翔悦公司、精炼公司明知储卫清行为违法，仍然违规将其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交由储卫清处臵，未支付处臵费用，还向储卫清收取危险废物价款。五被告之行为相互结合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应当共同承担侵权责任。遂判令五被告向江苏省常州市生态环境法律保护公益金专用账户支付环境修复赔偿金283万余元。一审判决送达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生效后，一审法院组织检察机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鉴定机构以及案件当事人共同商定第三方托管方案,由第三方具体实施污染造成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修复。

【典型意义】

环境侵权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对于污染物认定、损失评估、因果关系认定、环境生态修复方案等问题，通常需要从专业技术的角度作出评判。受案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邀请环境保护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鉴定评估，制作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很好的发挥了技术专家和专业机构的辅助与支持作用。此外，受案法院将土壤修复方案向社会公布、听取公众意见，保障了公众对环境修复工作的有效参与；引入第三方治理模式，通过市场化运作，将环境修复交由专业公司实施，既有利于解决判决执行的监管，也有利于提高污染治理效率。

案例4:曲忠全诉山东富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1995年，曲忠全承包一处集体土地种植樱桃。2001年，山东富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海公司）迁至曲忠全樱桃园毗邻处从事铝产品生产加工。2009年4月，曲忠全提起诉讼，请求富海公司停止排放废气，赔偿其损失501万余元。为证明其主张，曲忠全提交了烟台市牟平区公证处勘验笔录、烟台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樱桃叶片氟含量检测报告等证据。后经双方共同选定和取样，一审法院委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中心实验室对樱桃叶片的氟化物含量予以检测，检测报告表明：距离富海公司厂区越近，樱桃叶片氟化物含量越高。富海公司提供樱桃树叶氟含量检测报告、厂区大气氟化物含量检测报告、烟台市牟平区气象局出具的2008年2月至2009年5月的气候情况等证据，拟证明其不存在排污行为，曲忠全樱桃园受到损害系气候原因所致。

【裁判结果】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令富海公司停止排放氟化物，赔偿曲忠全损失204万余元。曲忠全、富海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令富海公司赔偿曲忠全224万余元。富海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曲忠全提交的公证勘验笔录和检测报告，与相关科普资料、国家标准以及一审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曲忠全的樱桃园受到损害，富海公司排污，排污和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已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富海公司作为侵权人，其提交的樱桃树叶氟化物含量检测报告中距离厂区越近浓度越低的结论有悖常识；厂区大气氟化物含量检测报告系2010年5月7日作出，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天气原因亦不能否定排污行为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考虑到确实存在天气恶劣等影响樱桃生产的原因，二审法院酌情判令富海公司对曲忠全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无不当。

【典型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被侵权人的损害;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证明材料。本案判决作出于上述司法解释之前，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臵原则的同时，要求被侵权人就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关联性负举证证明责任，对于细化被侵权人和污染者之间的举证责任分配，衡平双方利益具有典型意义，体现了审判实践在推进法律规则形成、探寻符合法律价值解决途径中的努力和贡献。同时，本案判决运用科普资料、国家标准以及专业机构的鉴定报告等做出事实认定，综合过错程度和原因力的大小合理划分责任范围，在事实查明方法和法律适用的逻辑、论证等方面提供了示范。

案例5:沈海俊诉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沈海俊系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机械设计院）退休工程师，住该院宿舍。为增加院内暖气管道输送压力，机械设计院在沈海俊的住宅东墙外侧安装了增压泵。2014年，沈海俊认为增压泵影响其休息向法院提起诉讼。后双方达成和解，沈海俊撤回起诉，机械设计院将增压泵移至沈海俊住宅东墙外热交换站的东侧。2015年，沈海俊又以增压泵影响其睡眠、住宅需要零噪声为由，再次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机械设计院停止侵害，拆除产生噪声的增压泵，赔偿其精神损害费1万元。根据沈海俊的申请，法院委托蚌埠市环境监测站对增压泵进行监测，结果显示沈海俊居住卧室室内噪声所有指标均未超过规定的限值。

【裁判结果】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经监测，增压泵作为被测主要声源，在正常连续工作时，沈海俊居住卧室室内噪声所有指标均未超过规定的限值。沈海俊关于增压泵在夜间必须是零噪声的诉讼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沈海俊的诉讼请求。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条规定，环境噪声污染是指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与一般环境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同，环境噪声侵权行为人的主观上要有过错，其外观须具有超过国家规定的噪声排放标准的违法性，才承担噪声污染侵权责任。因此，是否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是判断排放行为是否构成噪声污染侵权的依据。经委托鉴定，在增压泵正常工作过程中，沈海俊居住卧室室内噪声并未超过国家规定标准，不构成噪声污染，机械设计院不承担噪声污染侵权责任。本案判决有利于指引公众在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同时，承担一定范围和限度内的容忍义务，衡平各方利益，促进邻里和睦，共同提升生活质量。

案例6:袁科威诉广州嘉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袁科威购买了广州嘉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富公司）开发的商品房。2014年2月，袁科威委托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测试分析中心对其居住的房屋进行环境质量监测。该中心作出的环境监测报告显示袁科威卧室夜间的噪声值超过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规定的噪声最高限值标准。袁科威认为住宅电梯临近其房屋，电梯设备直接设臵在与其住房客厅共用墙之上，且未作任何隔音处理，致使电梯存在噪声污染。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嘉富公司承担侵权责任。嘉富公司主张案涉电梯质量合格，住宅设计和电梯设计、电梯安装均符合国家规定并经政府部门验收合格，故其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裁判结果】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嘉富公司主张案涉电梯在设计、建筑、安装均符合国家相关部门的规定并经验收合格才投入使用，且电梯每年均进行年检并达标，但这只能证明电梯能够安全运行。袁科威购买的房屋经监测噪声值超过国家规定标准，构成了噪声污染。嘉富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对涉案房屋超标噪声不承担责任或者存在减轻责任的情形。一审法院判令嘉富公司60日内对案涉电梯采取相应的隔声降噪措施，使袁科威居住的房屋的噪声达到《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规定的噪声最高限值以下；逾期未达标准，按每日100元对袁科威进行补偿；支付袁科威精神抚慰金1万元。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电梯是民用建筑的一部分，电梯的设计、建设与安装均应当接受《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的调整。经过监测，涉案电梯的噪声值已经超过国家标准，构成噪声污染。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嘉富公司要对其行为与损害不存在因果关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在嘉富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袁科威对涉案电梯噪声超标存在过错或故意，亦不能证明噪声超标系第三人、不可抗力、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等原因造成，其不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本案的审理结果具有很好的警示作用，尤其是生产经营者要在机械设备的设计、建造、安装及日常运营过程中，关注噪声是否达标，自觉承担应有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

案例7:梁兆南诉华润水泥（上思）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5日，上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接到梁兆南报告，梁兆南所承包的下走水库因华润水泥（上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公司）所属华润水泥厂所排入的污水污染致使大批鱼类死亡。该局与县环境监测大队、思阳镇政府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多次前往现场调查，调查报告显示，下走水库水质发黄混浊，水库周围靠近岸边的水面及其他水面出现死鱼；华润水泥厂的排水沟有水泥、煤炭等粉灰不断排入水库。上思县渔政管理站出具的《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记载，华润水泥厂位于水库上游，有水沟直接排到水库。上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会同思阳镇政府、六银村、龙怀村及华润公司等单位到现场勘察，发现库中鱼类基本死亡。梁兆南提起诉讼，主张华润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经法院委托鉴定确认，梁兆南的鱼类损失为11万余元。

【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华润公司有污染源进入梁兆南的养殖水库，其水库中鱼类基本死亡。上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出具的调查报告，是在联合调查组三次现场勘察、对周边群众进行询问后形成的，并无违法情形，调查报告得出下走水库鱼类死亡与华润公司排污有因果关系的结论，应予采信。华润公司存在污染侵权行为，其所举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行为与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故其应承担环境污染的侵权责任，赔偿下走水库鱼类死亡的损失。一审法院判令华润公司赔偿梁兆南经济损失11万余元。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环境污染具有易逝性、扩散性，污染事件发生后，必须尽快收集、固定相关证据。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职权或应当事人申请对污染者、污染物、排污设备，环境介质等进行查封、扣押、记录、检测、处罚，形成的行政文书有助于人民法院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本案污染事故发生后，政府相关部门及时介入，成立联合调查组，出具调查报告，固定、保全证据，为受案法院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奠定良好基础。受案法院根据调查报告等，认定华润公司有污染行为，梁兆南承包的水库确有鱼类死亡的损害事实存在，水库鱼类死亡与华润公司排污有因果关系，本案对促进行政、司法联动，发挥行政文书的证明作用，解决环境侵权案件的举证难问题具有示范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出具的环境污染事件调查报告、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或者监测数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进一步肯定了本案的做法。

案例8:周航诉荆门市明祥物流有限公司、重庆铁发遂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2年2月20日，荆门市明祥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祥物流公司）所有的油罐运输车，在重庆铁发遂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渝高速公司）管理的成渝环线高速公路发生意外事故，所载变压器油泄漏。事故发生后，遂渝高速公司及时处理交通事故，撒沙处理油污路段。经铜梁县环境保护局现场勘验，长约1公里、宽约10米的路面被泄漏的变压器油污染。泄漏的变压器油顺着高速公路边坡流入高速公路下方雨水沟，经涵洞流入周航承包的鱼塘，鱼塘水面有大面积油层漂浮。经铜梁县环境监测站监测，鱼塘挥发酚、石油类浓度均超标。经鉴定，周航损失鱼类经济价值为35万余元。周航提起诉讼，要求明祥物流公司、遂渝高速公司承担侵权责任，赔偿其损失。

【裁判结果】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明祥物流公司运输车辆在遂渝高速公司管理的成渝环线高速公路发生意外事故，变压器油泄露，导致周航承包的鱼塘中鱼类死亡，明祥物流公司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遂渝高速公司作为事故路段的管理者，应充分了解其控制、管理路产的周边情况，在交通事故导致变压器油大量泄漏并可能导致水污染事件的情况下，应当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污染源，防止损害的扩大。遂渝高速公司在事故发生后仅应急处理路面交通情况，并未对该路段周围油污进行清理，致使油污流入周航承包的鱼塘造成进一步损害，应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次要的赔偿责任。遂判令明祥物流公司承担70%的赔偿责任，遂渝高速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系在高速公路发生意外事故导致的环境污染及财产损害纠纷。随着我国高速公路的延伸和行驶车辆的增多，高速公路及两侧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高速公路及其沿线的环境保护，不仅仅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责任，更需要车辆所有人与使用人、高速公路建设单位与运营单位等方面的共同参与。本案中，遂渝高速公司虽然不是污染事故的肇事者，但在高速公路意外事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水污染事件的情况下，其理应依法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处臵，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遂渝高速公司没有履行上述义务，造成损失扩大，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判决对于高速公路的运营、管理单位提高认识，完善机制，履行环境保护义务具有规范、引导作用。

案例9:吴国金诉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五局集团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在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五局）、中铁五局集团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公司）施工期间，距离施工现场约20至30米的吴国金养殖场出现蛋鸡大量死亡、生产软蛋和畸形蛋等情况。吴国金聘请三位动物医学和兽医方面的专家到养殖场进行探查，认为蛋鸡不是因为疫病死亡，而是在突然炮声或长期噪声影响下受到惊吓，卵子进入腹腔内形成腹膜炎所致。吴国金提起诉讼，请求中铁五局、路桥公司赔偿损失150万余元。

【裁判结果】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吴国金养殖场蛋鸡的损失与中铁五局、路桥公司施工产生的噪声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中铁五局、路桥公司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按照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吴国金应证明其具体损失数额。虽然吴国金所举证据无法证明其所受损失的具体数额，但中铁五局、路桥公司对于施工中产生的噪声造成吴国金损失的事实不持异议，表示愿意承担赔偿责任。但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依据公平原则，借助养殖手册、专家证人所提供的基础数据，建立计算模型，计算出吴国金所受损失并判令中铁五局、路桥公司赔偿35万余元。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肯定了一审法院以养殖手册及专家意见确定本案实际损失的做法，终审判令中铁五局、路桥公司赔偿吴国金45万余元。

【典型意义】

环境损害数额的确定，往往需要通过技术手段鉴定。但在鉴定困难、鉴定成本过高或不宜进行鉴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参考专家意见，结合案件具体案情，依正当程序合理确定损失数额。本案中，吴国金能够证明其开办养鸡场在先，二被告施工行为在后，在二被告施工期间其养殖的蛋鸡出现异常死亡，并提交专家论证报告及其自行记载的蛋鸡死亡数量，但是难以举证证明损害的具体数额。在此情况下，受案法院并没有机械地因吴国金证据不足，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而是充分考虑噪声污染的特殊性，在认定蛋鸡受损系与二被告施工噪声存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通知专家就本案蛋鸡损失等专业性问题出庭作证，充分运用专家证言、养殖手册等确定蛋鸡损失基础数据，并在专家的帮助下建立蛋鸡损失计算模型，得出损失数额并判决支持了吴国金部分诉请，在确定环境损害数额问题上做了有益尝试。

案例10:李才能诉海南海石实业有限公司粉尘污染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海南海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石公司）未经依法批准，自2010年起租赁集体土地建设灰沙环保砖厂，所建厂房位于李才能羊圈及屋舍西面隔壁。李才能认为海石公司生产经营排放的石灰粉尘、烧锅炉产生的蒸汽、废烟及设备噪声等造成了山羊和种植的菠萝蜜树叶损害，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海石公司停止侵害，停止石灰粉碎和烧锅炉生产作业，赔偿其菠萝蜜树叶及林下草地失去草料价值所致损失以及其身体健康损害、水井污染和孕羊流产等损失共计53000元。

【裁判结果】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指导李才能委托法律援助律师，并免去其需预交的案件受理费用。承办法官及时赴现场查勘、拍摄固定海石公司污染行为的有关证据，向环境保护、国土主管部门调取海石公司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违法占地及排污等证据。考虑到损害鉴定费用高、周期长，而本案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晰，为依法妥善解决纠纷，一审法院在明确案件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明之以法、晓之以理，促成李才能、海石公司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海石公司一次性赔偿李才能损失53000元，并于签收调解书时当场支付赔偿款。调解书生效后，一审法院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以监督海石公司限期整改，消除污染，防止后续环境损害行为的发生。

【典型意义】

调解是贯穿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在环境侵权案件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当统筹社会力量，健全完善调解机制，推动形成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整体合力，充分发挥司法在环境资源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中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本案受案法院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积极探寻当事人个人利益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根本利益的交汇点，在依法保障个人合法权益，促成李才能与海石公司达成和解的同时，注重环境治理、修复，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促进了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机衔接，共同强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此外，受案法院依法免除原告应预交的诉讼费用，指导原告委托法律援助律师，将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对接，引导当事人依法理性表达诉求、维护环境权益的做法，亦值得肯定。

第五篇：最高法发布征收拆迁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法发布征收拆迁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人民法院征收拆迁十大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介绍说，这批案件均为2013年1月1日以后做出的生效裁判，涉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违法建筑拆除，有的反映出个别行政机关侵害当事人补偿方式选择权、强制执行乱作为等程序违法问题，有的反映出行政机关核定评估标准低等实体违法问题以及在诉讼中怠于举证问题，这些行政行为有的被依法撤销，有的被确认违法；同时，也有合法行政行为经人民法院审查后判决维持，这批案件对于指导人民法院依法履职，统一裁判尺度，保障民生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一、杨瑞芬诉株洲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07年10月16日，株洲市房产管理局向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作出株房拆迁字[2007]第19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杨瑞芬的部分房屋在拆迁范围内，在拆迁许可期内未能拆迁。2010年，株洲市人民政府启动神农大道建设项目。2010年7月25日，株洲市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准立项。2011年7月14日，株洲市规划局颁发了株规用[2011]006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杨瑞芬的房屋位于泰山路与规划的神农大道交汇处，占地面积418㎡，建筑面积582.12㎡，房屋地面高于神农大道地面10余米，部分房屋在神农大道建设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2011年7月15日，株洲市人民政府经论证公布了《神农大道项目建设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公众意见。2011年9月15日，经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为C级。2011年9月30日，株洲市人民政府发布了修改后的补偿方案，并作出了[2011]第1号《株洲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以下简称《征收决定》），征收杨瑞芬的整栋房屋，并给予合理补偿。

杨瑞芬不服，以“申请人的房屋在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项目建设拆迁许可范围内，被申请人作出征收决定征收申请人的房屋，该行为与原已生效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冲突”和“原项目拆迁方和被申请人均未能向申请人提供合理的安置补偿方案”为由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认为，原拆迁人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取得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已过期，被申请人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征收申请人的房屋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申请人的部分房屋在神农大道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且房屋地平面高于神农大道地平面10余米，房屋不整体拆除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属于确需拆除的情形，《征收决定》内容适当，且作出前也履行了相关法律程序，故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征收决定》。杨瑞芬其后以株州市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征收决定》。

（二）裁判结果

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关于杨瑞芬提出株洲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011]第1号《株洲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与株洲市房产管理局作出的株房拆迁字[2007]第19号《房屋拆迁许可证》主体和内容均相冲突的诉讼理由，因[2007]第19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已失效，神农大道属于新启动项目，两份文件并不存在冲突。关于杨瑞芬提出征收其红线范围外的房屋违法之主张，因其部分房屋在神农大道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征收系出于公共利益需要，且房屋地面高于神农大道地面10余米，不整体拆除将产生严重安全隐患，整体征收拆除符合实际。杨瑞芬认为神农大道建设项目没有取得建设用地批准书。2011年7月14日，株洲市规划局为神农大道建设项目颁发了株规用[2011]006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杨瑞芬认为株洲市规划局在复议程序中出具的说明不能作为超范围征收的依据。株洲市规划局在复议程序中出具的说明系另一法律关系，非本案审理范围。株洲市人民政府作出的 [2011]第1号《株洲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判决维持。

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株洲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011]第1号《株洲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是否合法。2010年，株洲市人民政府启动神农大道建设项目，株洲市规划局于2011年7月14日颁发了株规用[2011]006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杨瑞芬的部分房屋在神农大道建设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虽然征收杨瑞芬整栋房屋超出了神龙大道的专项规划，但征收其房屋系公共利益需要，且房屋地面高于神农大道地面10余米，如果只拆除规划红线范围内部分房屋，未拆除的规划红线范围外的部分房屋将人为变成危房，失去了房屋应有的价值和作用，整体征收杨瑞芬的房屋，并给予合理补偿符合实际情况，也是人民政府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担当责任的表现。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在房屋征收过程中,如果因规划不合理,致使整幢建筑的一部分未纳入规划红线范围内,则政府出于实用性、居住安全性等因素考虑，将未纳入规划的部分一并征收，该行为体现了以人为本，有利于征收工作顺利推进。人民法院认可相关征收决定的合法性，不赞成过于片面、机械地理解法律。

二、孔庆丰诉泗水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4月6日，泗水县人民政府作出泗政发[2011]15号《泗水县人民政府关于对泗城泗河路东林业局片区和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区实施房屋征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征收补偿方案规定，选择货币补偿的，被征收主房按照该地块多层产权调换安置房的优惠价格补偿；选择产权调换的，安置房超出主房补偿面积的部分由被征收人出资，超出10平方米以内的按优惠价结算房价，超出10平方米以外的部分按市场价格结算房价;被征收主房面积大于安置房面积的部分，按照安置房优惠价增加300元/m2标准给予货币补偿。原告孔庆丰的房屋在被征收范围内，其不服该《决定》，提起行政诉讼。

（二）裁判结果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第十九条规定，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根据立法精神，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应参照就近区位新建商品房的价格，以被征收人在房屋被征收后居住条件、生活质量不降低为宜。本案中，优惠价格显然低于市场价格，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价格也明显低于被征收人的出资购买价格。该征收补偿方案的规定对被征收人显失公平，违反了《条例》的相关规定。故判决：撤销被告泗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的对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原则，应贯穿于房屋征收与补偿全过程。无论有关征收决定还是补偿决定的诉讼，人民法院都要坚持程序审查与实体审查相结合，一旦发现补偿方案确定的补偿标准明显低于法定的“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即便对于影响面大、涉及人数众多的征收决定，该确认违法的要坚决确认违法，该撤销的要坚决撤销，以有力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

三、何刚诉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29日，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政府(以下称淮阴区政府)发布《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决定对银川路东旧城改造项目规划红线范围内的房屋和附属物实施征收。同日，淮阴区政府发布《银川路东地块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何刚位于淮安市淮阴区黄河路北侧3号楼205号的房屋在上述征收范围内。经评估，何刚被征收房屋住宅部分评估单价为3901元/平方米，经营性用房评估单价为15600元/平方米。在征收补偿商谈过程中，何刚向征收部门表示选择产权调换，但双方就产权调换的地点、面积未能达成协议。2012年6月14日，淮阴区政府依征收部门申请作出淮政房征补决字[2012]0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主要内容：何刚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59.04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商住。因征收双方未能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成补偿协议，淮阴区政府作出征收补偿决定：

1、被征收人货币补偿款总计607027.15元；

2、被征收人何刚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7日内搬迁完毕。何刚不服，向淮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后淮安市人民政府复议维持本案征收补偿决定。何刚仍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淮阴区政府对其作出的征收补偿决定。

（二）裁判结果

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是否侵害了何刚的补偿方式选择权。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称《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产权调换。通过对本案证据的分析，可以认定何刚选择的补偿方式为产权调换,但被诉补偿决定确定的是货币补偿方式，侵害了何刚的补偿选择权。据此，法院作出撤销被诉补偿决定的判决。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在房屋补偿决定诉讼中，旗帜鲜明地维护了被征收人的补偿方式选择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而实践中不少“官”民矛盾的产生，源于市、县级政府在作出补偿决定时，没有给被征收人选择补偿方式的机会而径直加以确定。本案的撤销判决从根本上纠正了行政机关这一典型违法情形，为当事人提供了充分的司法救济。

四、艾正云、沙德芳诉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3月20日，雨山区人民政府发布雨城征[2012]2号《雨山区人民政府征收决定》及《采石古镇旧城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公告》。艾正云、沙德芳名下的马鞍山市雨山区采石九华街22号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 其房产证证载房屋建筑面积774.59平方米；房屋产别：私产；设计用途：商业。土地证记载使用权面积1185.9平方米；地类（用途）：综合；使用权类型：出让。2012年12月，雨山区房屋征收部门在司法工作人员全程见证和监督下，抽签确定雨山区采石九华街22号房屋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为安徽民生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2012年12月12日，安徽民生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向雨山区房屋征收部门提交了对艾正云、沙德芳名下房屋作出的市场价值估价报告。2013年1月16日，雨山区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艾正云、沙德芳作出雨政征补[2013]2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艾正云、沙德芳认为，被告作出补偿决定前没有向原告送达房屋评估结果，剥夺了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故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该《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二）裁判结果

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将房屋分户初步评估结果在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示。公示期满后，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向被征收人转交分户评估报告。被征收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自收到评估报告10日内，向房地产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自收到复核结果10日内，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从本案现有证据看，雨山区房屋征收部门在安徽民生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采石九华街22号作出的商业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报告后，未将该报告内容及时送达艾正云、沙德芳并公告，致使艾正云、沙德芳对其房产评估价格申请复核评估和申请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鉴定的权利丧失，属于违反法定程序。据此，判决撤销雨山区人民政府作出的雨政征补〔2013〕2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通过严格的程序审查，在评估报告是否送达这一细节上，彰显了司法对被征收人获得公平补偿权的全方位保护。房屋价值评估报告是行政机关作出补偿决定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如果评估报告未及时送达，会导致被征收人申请复估和申请鉴定的法定权利无法行使，进而使得补偿决定本身失去合法性基础。本案判决敏锐地把握住了程序问题与实体权益保障的重要关联性，果断撤销了补偿决定，保障是充分到位的。

五、文白安诉商城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商城县城关迎春台区域的房屋大多建于30年前，破损严重，基础设施落后。2012年12月8日,商城县房屋征收部门发布《关于迎春台棚户区房屋征收评估机构选择公告》，提供信阳市明宇房地产估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安徽中安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商城县隆盛房地产评估事务所作为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选择。后因征收人与被征收人未能协商一致，商城县房屋征收部门于12月11日发布《关于迎春台棚户区房屋征收评估机构抽签公告》，并于12月14日组织被征收人和群众代表抽签，确定信阳市明宇房地产估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该次房屋征收的价格评估机构。2012年12月24日，商城县人民政府作出商政[2012]24号《关于迎春台安置区改造建设房屋征收的决定》。原告文白安长期居住的迎春台132号房屋在征收范围内。2013年5月10日，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出具了房屋初评报告。商城县房屋征收部门与原告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未能达成补偿协议，被告于2013年7月15日依据房屋评估报告作出商政补决字[2013]3号《商城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原告不服该征收补偿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裁判结果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被诉征收补偿决定的合法性存在以下问题：

（一）评估机构选择程序不合法。商城县房屋征收部门于2012年12月8日发布《关于迎春台棚户区房屋征收评估机构选择公告》，但商城县人民政府直到2012年12月24日才作出《关于迎春台安置区改造建设房屋征收的决定》，即先发布房屋征收评估机构选择公告，后作出房屋征收决定。这不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有关“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通过多数决定、随机选定等方式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规定与《河南省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违反法定程序。

（二）对原告文白安的房屋权属认定错误。被告在《关于文白安房屋产权主体不一致的情况说明》中称“文白安在评估过程中拒绝配合致使评估人员未能进入房屋勘察”，但在《迎春台安置区房地产权属情况调查认定报告》中称“此面积为县征收办入户丈量面积、房地产权属情况为权属无争议”。被告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且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系因原告的原因导致被告无法履行勘察程序。且该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登记的权利人均为第三人文然而非文白安，被告对该被征收土地上房屋权属问题的认定确有错误。据此，一审法院判决撤销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从程序合法性、实体合法性两个角度鲜明地指出补偿决定存在的硬伤。在程序合法性方面，依据有关规定突出强调了征收决定作出后才能正式确定评估机构的基本程序要求；在实体合法性方面，强调补偿决定认定的被征收人必须适格。本案因存在征收决定作出前已确定了评估机构，且补偿决定核定的被征收人不是合法权属登记人的问题，故判决撤销补偿决定，彰显了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价值的双重意义。

六、霍佩英诉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上海市顺昌路281-283号283＃二层统间系原告霍佩英租赁的公有房屋，房屋类型旧里，房屋用途为居住，居住面积11.9平方米，折合建筑面积18.33平方米。该户在册户口4人，即霍佩英、孙慰萱、陈伟理、孙维强。因旧城区改建需要，2012年6月2日，被告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作出黄府征[2012]2号房屋征收决定，原告户居住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因原告户认为其户经营公司，被告应当对其给予非居住房屋补偿，致征收双方未能在签约期限内达成征收补偿协议。2013年4月11日，房屋征收部门即第三人上海市黄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向被告报请作出征收补偿决定。被告受理后于2013年4月16日召开审理协调会，因原告户自行离开会场致协调不成。被告经审查核实相关证据材料，于2013年4月23日作出沪黄府房征补[2013]010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认定原告户被征收房屋为居住房屋，决定：

一、房屋征收部门以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补偿公有房屋承租人霍佩英户，用于产权调换房屋地址为上海市徐汇区东兰路121弄3号204室，霍佩英户支付房屋征收部门差价款476,706.84元；

二、房屋征收部门给予霍佩英户各项补贴、奖励费等共计492,150元，家用设施移装费按实结算，签约搬迁奖励费按搬迁日期结算；

三、霍佩英户应在收到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搬迁至上述产权调换房屋地址，将被征收房屋腾空。

原告不服该征收补偿决定，向上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上海市人民政府经复议维持该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原告仍不服，遂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诉征收补偿决定。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具有作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行政职权，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行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规范正确，未损害原告户的合法权益。本案的主要争议在于原告户的被征收房屋性质应认定为居住房屋还是非居住房屋。经查，孙慰萱为法定代表人的上海杨林基隆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基隆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住所地均为本市金山区，虽经营地址登记为本市顺昌路281号，但两公司的营业期限自2003年12月至2008年12月止，且原告承租公房的性质为居住。原告要求被告就孙慰萱经营公司给予补偿缺乏法律依据，征收补偿方案亦无此规定，被诉征收补偿决定对其以居住房屋进行补偿于法有据。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对如何界定被征收房屋是否属于居住房屋、进而适用不同补偿标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实践中，老百姓最关注的“按什么标准补”的前提往往是“房屋属于什么性质和用途”，这方面争议很多。法院在实践中通常依据房产登记证件所载明的用途认定房屋性质，但如果载明用途与被征收人的主张不一致，需要其提供营业执照和其他相关证据佐证，才有可能酌定不同补偿标准。本案中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系非居住房屋，故法院不支持其诉讼请求。

七、毛培荣诉永昌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1月，永昌县人民政府拟定《永昌县北海子景区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期满后，作出《关于永昌县北海子景区建设项目涉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并予以公告。原告毛培荣、刘吉华、毛显峰（系夫妻、父子关系）共同共有的住宅房屋一处（面积276平方米）、工业用房一处（面积775.8平方米）均在被征收范围内。经房屋征收部门通知，毛培荣等人选定评估机构对被征收房屋进行评估。评估报告作出后，毛培荣等人以漏评为由申请复核，评估机构复核后重新作出评估报告，并对漏评项目进行了详细说明。同年12月26日，房屋征收部门就补偿事宜与毛培荣多次协商无果后，告知其对房屋估价复核结果有异议可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在接到通知之日起10日内向金昌市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毛培荣在规定的期限内未申请鉴定。2013年1月9日，县政府作出永政征补（2013）第1号《关于国有土地上毛培荣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对涉案被征收范围内住宅房屋、房屋室内外装饰、工业用房及附属物、停产停业损失等进行补偿，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总补偿款合计人民币1842612元。毛培荣、刘吉华、毛显峰认为补偿不合理，补偿价格过低，向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经审查维持了县政府作出的征收补偿决定。毛培荣、刘吉华、毛显峰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征收补偿决定。

（二）裁判结果

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县政府为公共事业的需要，组织实施县城北海子生态保护与景区规划建设，有权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征收原告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因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未达成补偿协议，县政府具有依法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的职权。在征收补偿过程中，评估机构系原告自己选定，该评估机构具有相应资质，复核评估报告对原告提出的漏评项目已作出明确说明。原告对评估复核结果虽有异议，但在规定的期限内并未向金昌市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因此，县政府对因征收行为给原告的住宅房屋及其装饰、工业用房及其附属物、停产停业损失等给予补偿，符合《甘肃省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被诉征收补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遂判决：驳回原告毛培荣、刘吉华、毛显峰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通过发挥司法监督作用，对合乎法律法规的征收补偿行为给予有力支持。在本案征收补偿过程中，征收部门在听取被征收人对征收补偿方案的意见、评估机构选择、补偿范围确定等方面，比较充分到位，保障了当事人知情权、参与权，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通过法官释法明理，原告逐步消除了内心疑虑和不合理的心理预期，不仅未上诉，其后不久又与征收部门达成补偿协议，公益建设项目得以顺利推进，案件处理取得了较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八、廖明耀诉龙南县人民政府房屋强制拆迁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廖明耀的房屋位于龙南县龙南镇龙洲村东胜围小组，2011年被告龙南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建设县第一人民医院，廖明耀的房屋被纳入该建设项目拆迁范围。就拆迁安置补偿事宜，龙南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多次与廖明耀进行协商，但因意见分歧较大未达成协议。2013年2月27日，龙南县国土及规划部门将廖明耀的部分房屋认定为违章建筑，并下达自行拆除违建房屋的通知。同年3月，龙南县人民政府在未按照《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催告、未作出强制执行决定、未告知当事人诉权的情况下，组织相关部门对廖明耀的违建房屋实施强制拆除，同时对拆迁范围内的合法房屋也进行了部分拆除，导致该房屋丧失正常使用功能。廖明耀认为龙南县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和毁坏财产的行为严重侵犯其合法权益，遂于2013年7月向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法院确认龙南县人民政府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移交安远县人民法院审理。安远县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于法定期限内向龙南县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举证通知书，但该府在法定期限内只向法院提供了对廖明耀违建房屋进行行政处罚的相关证据，没有提供强制拆除房屋行政行为的相关证据和依据。

（二）裁判结果

安远县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未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本案被告龙南县人民政府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和举证通知书后，始终没有提交强制拆除房屋行为的证据，应认定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不具有合法性。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确认龙南县人民政府拆除廖明耀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

该判决生效后，廖明耀于2014年5月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赔偿诉讼。经安远县人民法院多次协调，最终促使廖明耀与龙南县人民政府就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及拆除其全部房屋达成和解协议。廖明耀撤回起诉，行政纠纷得以实质性解决。

（三）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凸显了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和司法权威，对促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积极应诉，不断强化诉讼意识、证据意识和责任意识具有警示作用。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不在法定期限提供证据，视为被诉行政行为没有证据，这是法院处理此类案件的法律底线。本案中，被告将原告的合法房屋在拆除违法建筑过程中一并拆除，在其后诉讼过程中又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供据以证明其行为合法的证据，因此只能承担败诉后果。

九、叶呈胜、叶呈长、叶呈发诉仁化县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强制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间，仁化县人民政府（下称仁化县政府）规划建设仁化县有色金属循环经济产业基地，需要征收广东省仁化县周田镇新庄村民委员会新围村民小组的部分土地。叶呈胜、叶呈长、叶呈发（下称叶呈胜等三人）的房屋所占土地在被征收土地范围之内，属于未经乡镇规划批准和领取土地使用证的“两违”建筑物。2009年8月至2013年7月间，仁化县政府先后在被征收土地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张贴《关于禁止抢种抢建的通告》《征地通告》《征地预公告》《致广大村民的一封信》《关于责令停止一切违建行为的告知书》等文书，以调查笔录等形式告知叶呈胜等三人房屋所占土地是违法用地。2009年10月、2013年6月，仁化县国土资源局分别发出两份《通知》，要求叶呈发停止土地违法行为。2013年7月12日凌晨5时许，在未发强行拆除通知、未予公告的情况下，仁化县政府组织人员对叶呈胜等三人的房屋实施强制拆除。叶呈胜等三人遂向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仁化县政府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二）裁判结果 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虽然叶呈胜等三人使用农村集体土地建房未经政府批准属于违法建筑，但仁化县政府在2013年7月12日凌晨对叶呈胜等三人所建的房屋进行强制拆除，程序上存在严重瑕疵，即采取强制拆除前未向叶呈胜等三人发出强制拆除通知，未向强拆房屋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张贴公告限期自行拆除，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四的规定。而且，仁化县政府在夜间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有关“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行强制执行”的规定。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判决：确认仁化县政府于2013年7月12日对叶呈胜等三人房屋实施行政强制拆除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充分体现了行政审判监督政府依法行政、保障公民基本权益的重要职能。即使对于违法建筑的强制拆除，也要严格遵循《行政强制法》的程序性规定，拆除之前应当先通知相对人自行拆除，在当地张贴公告且不得在夜间拆除。本案被告未遵循这些程序要求，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行政强制法》自2012年1月1日起至今施行不久，本案判决有助于推动该法在行政审判中的正确适用。

十、叶汉祥诉湖南省株洲市规划局、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拆除违法建筑法定职责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7月，株洲市石峰区田心街道东门社区民主村小东门散户111号户主沈富湘，在未经被告株洲市规划局等有关单位批准的情况下，将其父沈汉如遗留旧房拆除，新建和扩建新房，严重影响了原告叶汉祥的通行和采光。原告于2010年7月9日向被告株洲市规划局举报。该局于2010年10月对沈富湘新建扩建房屋进行调查、勘验，于2010年10月23日，对沈富湘作出了株规罚告（石峰）字（2010）第（462）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其建房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属违法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限接到告知书之日起，五天内自行无偿拆除，限期不拆除的，将由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政府组织拆除。该告知书送达沈富湘本人，其未能拆除。原告叶汉祥于2010年至2013年通过向株洲市石峰区田心街道东门社区委员会、株洲市规划局、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政府举报和请求依法履行强制拆除沈富湘违法建筑行政义务，采取申请书等请求形式未能及时解决。2013年3月8日，被告株洲市规划局以株规罚字（石2013）字第6021号对沈富湘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沈富湘的建房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和《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属违法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和《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限沈富湘接到决定书之日起，三日内自行无偿拆除。如限期不自行履行本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和《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五十四条及株政发（2008）36号文件规定，将由石峰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强制拆除。由于被告株洲市规划局、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政府未能完全履行拆除违法建筑法定职责，原告于2013年6月5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裁判结果

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政府于2010年12月接到株洲市规划局对沈富湘株规罚告字（2010）第004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和株规罚字（石2013）第00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应按照株洲市规划局的授权积极履行法定职责，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违法建设。虽然被告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政府在履行职责中对沈富湘违法建设进行协调等工作，但未积极采取措施，其拆除违法建设工作未到位，属于不完全履行拆除违法建筑的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被告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政府在三个月内履行拆除沈富湘违法建设法定职责的行政行为。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以违法建设相邻权人提起的行政不作为诉讼为载体，有效发挥司法能动性，督促行政机关切实充分地履行拆除违建、保障民生的法定职责。针对各地违法建设数量庞大，局部地区有所蔓延的态势，虽然《城乡规划法》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违反城市规划、乡镇人民政府对违反乡村规划的违法建设有权强制拆除，但实际情况不甚理想。违法建设侵犯相邻权人合法权益难以救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和薄弱环节，本案判决在这一问题上表明法院应有态度：即使行政机关对违建采取过一定查处措施，但如果不到位仍构成不完全履行法定职责，法院有权要求行政机关进一步履行到位。这方面审判力度需要不断加强。

最高法解析征收拆迁典型案例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随着全国各地城镇化建设的大力推进，因征收拆迁引发的行政纠纷也日益增多。最高人民法院统计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房屋征收案件一直排在行政诉讼案件前3位，去年达到8600件。

日前，最高法发布拆迁十大典型案例。一些拆迁当中的普遍问题在案例当中都有体现，法院的判决也让很多模糊的法律问题得到了澄清。比如补偿标准怎么定，补偿方式谁说了算，强拆夜里可以进行吗等等。

问题一，被征收的房屋该不该拆，法院怎么判断。

杨瑞芬诉株洲市政府房屋征收决定案中，被征收房屋大部分在建设规划红线范围内，仅有小部分没有纳入红线。如果只拆除规划红线范围内的房屋，保留下来的房屋将成为危房。而法律要求政府实施房屋征收工作时必须受到建设规划红线的约束，不得任意突破。依据法院的裁决，支持政府整体征收杨瑞芬的房屋，并给予合理补偿。

最高法行政庭副庭长王振宇：在房屋征收过程中，如果因规划不合理,致使整幢建筑的一部分未纳入规划红线范围内，则政府出于实用性、居住安全性等因素考虑，将未纳入规划的部分一并征收，该行为体现了以人为本，有利于征收工作顺利推进。人民法院认可相关征收决定的合法性，不赞成过于片面、机械地理解法律。

问题二，被征收房屋补偿标准怎么定？

被拆迁人孔庆丰状告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政府，理由是《房屋征收的决定》中确定的价格不合理。

王振宇：其中讲到，货币补偿的话，按照安置房的优惠价进行补偿，安置房的优惠价比市场价要低。你要房子，产权调换的话可以一比一，原来多大返多大，超面积的，超出10平米以内，按安置房差价，你老百姓付这个差价，10平米之外，按市场价卖给老百姓。原告孔庆峰就提，安置方案太低。

法院审理认为，政府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

王振宇：国务院条例规定的是按市场价，它这个是按什么？货币补偿按优惠价，远远低于市场价，就把这个决定撤销了。

根据立法精神，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应参照就近区位新建商品房的价格，以被征收人在房屋被征收后居住条件、生活质量不降低为宜。

问题

三、补偿方式谁说的算？

王振宇强调，老百姓有补偿方式选择权。王振宇：按照《条例》规定，补偿的方式有两种，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你要钱还是要房子，老百姓可以选。

在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的一个拆迁项目中，政府为被拆迁人做了决定，引发诉讼。

王振宇：这个案件的原告何刚，是个被拆迁人，开始跟他谈判的时候他说“我要房”，但是这个房具体地点安置在哪，面积多大，他跟政府就谈不下来，政府做决定时就直接给他算成多少钱，给他补了六十多万。然后他就起诉这个补偿决定，认为这个决定侵犯了我的选择权，我要房，最后你给我钱。法院说这个确实触犯了法律的底线，判决撤销了被诉的补偿决定。

问题

四、程序违法，法院会判政府败诉。

在艾正云、沙德芳起诉马鞍山市雨山区政府，请求撤销《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一案中。证据显示，房屋征收部门没有将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报告内容及时送达原告，法院认定这属于违反法定程序，判决撤销政府作出的《决定书》。

王振宇：房屋价值评估报告是行政机关作出补偿决定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如果评估报告未及时送达，会导致被征收人申请复估和申请鉴定的法定权利无法行使，进而使得补偿决定本身失去合法性基础。

叶呈胜等三人的违法建筑被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政府拆除，法院认定，政府在强拆时，未发强行拆除通知、未予公告，而且是在凌晨5时（休息时间）进行，属于行政行为违法。

国家法官学院王雅琴：不能因为行政行为相对人违法，执法者就可以以违法对违法。我国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节假日实行行政强制执行，除非情况紧急，也不能以停水、停电、停热、停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决定，如果行政执法人员违反法定程序，实行行政执法，必然不会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