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精神鉴定

第一篇：司法精神鉴定

司法精神鉴定

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及其他有关法规，为司法机关依法正确处理案件，保 护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权益，特制定本规定，司法精神鉴定。

第二条 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根据案件事实和被鉴定人的精神状态，作出鉴 定结论，为委托鉴定机关提供有关法定能力的科学证据。

第二章 司法鉴定机构

第三条 为开展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工作，各盛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地 级市，应当成立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负责审查、批准鉴定人，组织技术鉴定 组，协助、开展鉴定工作。

第四条 鉴定委员会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司法、卫生机关的有关 负责干部和专家若干人组成，人选由上述机关协商确定。

第五条 鉴定委员会根据需要，可以设置若干个技术鉴定组，承担具体鉴定工 作，其成员由鉴定委员会聘请、指派。技术鉴定组不得少于两名成员参加鉴定。第六条 对疑难案件，在盛自治区、直辖市内难以鉴定的，可以由委托鉴定 机关重新委托其他盛自治区、直辖市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

第三章 鉴定内容

第七条 对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的下列人员应当进行鉴定：

(一)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被害人;

(二)民事案件的当事人;

(三)行政案件的原告人(自然人);

(四)违反治安管理应当受拘留处罚的人员;

(五)劳动改造的罪犯;

(六)劳动教养人员;

(七)收容审查人员;

(八)与案件有关需要鉴定的其他人员，司法鉴定《司法精神鉴定》。

第八条 鉴定委员会根据情况可以接受被鉴定人补充鉴定、重新鉴定、复核鉴 定的要求。

第九条 刑事案件中，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包括：

(一)确定被鉴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患何种精神疾病，实施危害行为时的 精神状态，精神疾病和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有无刑事责任能力。

(二)确定被鉴定人在诉讼过程中的精神状态以及有无诉讼能力。

(三)确定被鉴定人在服刑期间的精神状态以及对应当采取的法律措施的建议。

第十条 民事案件中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任务如下：

(一)确定被鉴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患何种精神疾病，在进行民事活动时 的精神状态，精神疾病对其意思表达能力的影响，以及有无民事行为能力。

(二)确定被鉴定人在调解或审理阶段期间的精神状态，以及有无诉讼能力。

第十一条 确定各类案件的被害人等，在其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 的精神状态，以及对侵犯行为有无辨认能力或者自我防卫、保护能力。

第十二条 确定案件中有关证人的精神状态，以及有无作证能力。

第四章 鉴定人

第十三条 具有下列资格之一的，可以担任鉴定人：

(一)具有五年以上精神科临床经验并具有司法精神病学知识的主治医师以上 人员。

(二)具有司法精神病学知识、经验和工作能力的主检法医师以上人员。

第十四条 鉴定人权利

(一)被鉴定人案件材料不充分时，可以要求委托鉴定机关提供所需要的案件 材料。

(二)鉴定人有权通过委托鉴定机关，向被鉴定人的工作单位和亲属以及有关 证人了解情况。

(三)鉴定人根据需要有权要求委托鉴定机关将被鉴定人移送至收治精神病人 的医院住院检查和鉴定。

第二篇：司法精神医学鉴定

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探究与规制

摘要：强制医疗涉及到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问题，若适用范围过宽，可能造成“不该收治的乱收治”、“被精神病”的问题，从而侵害公民的人身权益；若适用范围过窄，则可能造成“该收治而不收治”的问题，从而遗漏对部分具有社会危害的精神病人的管教，进而削弱强制医疗程序防卫社会的目的。限制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与保护社会安定之间的平衡点就是准确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本文通过对强制医疗的标准、鉴定人员和机构、拒不出庭作证的规制等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对具体的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关键词：强制医疗；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人；鉴定意见

对犯罪的精神病人准确地进行医学鉴定是正确适用强制医疗的前提，其在整个强制医疗程序中处于核心地位。实践中所曝出的极个别机关为了降低上访者、轻微违法者的数量，而将此部分人员当做“精神病人”送至强制医疗的现象，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此种现象的发生与强制医疗的监管，尤其是对司法鉴定方面的监管有莫大的关系。对强制医疗程序的明确规定是此次刑诉法修改的一大亮点，强制医疗程序走上了“诉讼程序之路”，由过去的行政机关垄断式审查发展到公开的司法审查，并贯彻司法最终裁判原则，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程序实行全程监督，最终保障该程序的公正性。

一、现行法律的解读

1、《精神卫生法》的相关规定

2013年5月1日起实施的《精神卫生法》，用85个法律条文对精神障碍患者诊断、治疗、合法权益的保障等做了规定。第19条、第25条、第29条分别规定了监管机构、诊断机构资质和鉴定人条件，进一步规范了精神病人的鉴定、治疗等工作。第30条明确了住院自愿原则和非自愿治疗的实体标准，明确了非自愿治疗不再由医学标准界定，而是要执行法律规定的实体条件。具体来讲，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法律同时规定，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第32条规定了精神病人及其监护人对强制医疗鉴定意见不服的申请重新鉴定权，“„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有异议，不同意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 对再次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自主委托依法取得执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精神障碍医学鉴定„”，该条文体现了对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与社会正常秩序的保护之间的平衡。即对于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疑似患者，应有人或机构出面负责，将其送进医疗机构，进行诊断。此处的由谁出面并非关键问题，关键是一旦发生误诊、错诊，不该收治的被收治，当事人如何自救？此条文予以回应。《精神卫生法》的颁布实施，对于强制医疗的规范和完善、“该收治不收治、不该收治乱收治”现象的缓解，具有重大意义。

2、新《刑诉法》的相关规定

新《刑诉法》共有6个条文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作出规定，明确了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条件、审理程序、对被强制医疗人的救济及检察院的法律监督。由于强制医疗涉及

到对精神病人基本人身自由权利的干预，必须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和条件，否则，将造成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故新刑诉法第284条规定，强制医疗必须同时满足“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不负刑事责任；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等条件。新刑诉法第285条对强制医疗的申请、决定程序进行了规定，即公安机关出具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检察院审查后，由检察院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决定。第286条至第289条分别对审判组织形式、审理期限、被强制医疗人的诉讼权利和检察院的监督权做了规定。此规定贯彻了一种控辩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格局，对于充分保障人权、防止司法权滥用具有积极意义。

二、存在的问题

1、鉴定标准不够明确

《精神卫生法》第30条规定了强制医疗的标准：“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新刑诉法第284条规定“„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从上述条文可以看出“有伤害行为的危险、有危害社会的可能”的标准过于笼统，至于什么情形属于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由哪一主体来评估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及其评估和认定标准，这些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这就给裁判者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实践中办案机关对这个条件如果把握不好，就易造成强制医疗的滥用，甚至严重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

另外，《精神卫生法》第32条规定了精神病人及其监护人对强制医疗鉴定意见不服的申请重新鉴定权，新刑诉法第287条规定了被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申请复议权，这些权利行使的前提就是对是否构成司法精神医学上的精神病存在异议。鉴定标准不统一，势必造成同一案件的被反复鉴定，既浪费了司法资源，又会使当事人久拖于诉讼之中，难以解脱。

2、鉴定机构不够明确

《精神卫生法》第25条规定了精神障碍诊断治疗机构的资质条件，第19条规定了相关监管机构。从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只要某机构在司法行政部门登记有资质，就可以进行司法精神鉴定，而不再完全由省级政府制定的医院来进行。

另外，鉴定人作为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核心人物，其资质及选任问题在整个鉴定程序中举足轻重。然而，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人执业资格考试制度，司法鉴定人只需具有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相关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专业执业资格，或具有符合一定年限的工作经验即可。至于其专业鉴定水平到底如何，能否胜任相关鉴定业务，没有客观的评定标准，不同鉴定人的水平高低无法认定，这也是我国鉴定中“重复鉴定”、“多头鉴定”大量存在的一个重要症结所在。

3、质证程序存在漏洞

当前，我国对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意见的质证程序缺乏系统性的规定，虽然新刑诉法第48条将鉴定意见作为独立的证据类型予以规定，第190条规定了鉴定意见应当当庭宣读并

接受控辩双方的发问，在查证属实之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我国缺乏类似德国的“专家证言的开示程序”，容易造成质证过程的形式化、片面化。

另外，新刑诉法没有规定鉴定人强制出庭作证的规定，只是在第187条规定了“„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鉴定人是否出庭，决定权在于法官。而司法实践中，鉴定人不出庭的现象时有发生，鉴定人出庭率低，使得鉴定意见在庭审中沦为“普通书证”的待遇，这不仅使得法官希望通过鉴定人出庭作证来审查判断书面鉴定意见的有效性和证明力的目的无法实现，也使得立法者希望增强法庭抗辩性、防范庭审流于形式的预期严重落空。

三、相关完善措施

1、进一步细化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标准

虽然《精神卫生法》第30条对强制医疗的标准进行了界定，但是“有伤害行为的危险、有危害社会的可能”过于笼统，不利于实践操作。德国通说和判例认为，要构成“严重违法行为”须满足三个要件，一是达到最低法定刑（最低刑为1年以上的自由刑），二是严重侵害人身法益（采用暴力或暴力威胁人身），三是具有公众危险性。在“再犯可能性”方面，德国的通说和判例反对“推定危险性”，注重结合“人格、治疗记录、与被害人关系”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纵观两大法系关于强制医疗程序中“社会危险性”的不同表述，其都将“严重的再犯行为”和“极高的再犯可能性”作为“社会危险性”的应有之义，对我国相关标准的细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我国强制医疗案件事实的审查标准不应低于同类刑事犯罪的标准，必须在案件事实查证后确认达到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形方可决定适用强制医疗。对于社会危险性标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综合考量：第一，精神病人的犯罪行为是否在向严重性发展。即前后两次犯罪行为，其危险性是否呈递增趋势。第二，精神病人是否具有攻击性人格。若精神病人有幻觉妄想、有敌意猜测、有遗传缺陷、自我价值认可度低，则一般应认定其具有较高的社会危险性。第三，精神病人是否长时间持续缺乏对自己病情的理解和对不法行为的辨别和控制能力。第四，精神病人和被害人的关系是否是导致暴力行为的唯一原因。该类精神病人往往攻击与其有冲突关系之人，冲突关系结束，则 “再犯可能性”往往随之消失。

2、明确鉴定机构及鉴定人

根据《精神卫生法》的相关规定，只要符合一定资质的医疗机构均可以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但由于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在业务素质、工作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鉴定结果也往往参差不齐。为规范对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程序，确保强制医疗制度的公正落实，笔者建议在县、市、省三级分别设立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由同级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同一级别的鉴定委员会针对同一案件只能出具一份鉴定意见，当事人对鉴定意见不服的，可以向上级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每一案件最多进行三次鉴定。每份鉴定意见都是独立的，不因鉴定机构级别的高低而不同，鉴定意见是否被采信、采信哪份鉴定意见由法官自由裁量。

根据《精神卫生法》第29条的规定，鉴定人应为精神科的执业医师。笔者认为，精神

科的执业医师在成为司法精神医学的鉴定人之前需在司法鉴定所进行一定时间的实习工作，如文字记录、实验辅助等，后履行一定的岗前培训程序，最终能否进行独立鉴定，由鉴定机构的专家、高校教授等人组成的评定小组根据其参与鉴定的案件数量、测试情况、职业道德水平等进行综合考察。待条件成熟，可以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关于鉴定人的管理模式，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人执业资格考试制度，通过专门针对法医精神病学的考试来选拔专业人才。

3、完善强制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

鉴定人出庭作证是现代诉讼的基本要求，是衡量一个国家刑诉制度是否科学和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最为理想的状态。但实践中，鉴定人出庭率极低，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庭审的抗辩性。为有效缓解此状况，新刑诉法第187条确立了强制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及鉴定人不出庭所带来的程序性制裁后果——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但由于缺乏对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实体性制裁规定，鉴定人不出庭的状况难以彻底缓解，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很难保证。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虽然对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规定：“„鉴定人经法院依法通知，拒绝出庭作证的，由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情节严重的，撤销登记；鉴定人故意做虚假鉴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此规定显然过于原则、过于笼统，不利于责任的及时追究，不足以引起鉴定人的足够重视。因此，笔者建议在今后的司法解释中可以规定：法院以传票形式传唤鉴定人，若鉴定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鉴定人被拘传到庭后，在法庭上仍拒绝作证或有意隐匿证言，且对案件的判决结果产生不良影响的，可以根据影响的严重程度予以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依照拒不作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鉴定人故意做伪证的，或在开庭前向控方提供鉴定意见，控方以此作为指控被告人犯罪的基本证据，而在庭审中鉴定人又全面推翻其鉴定意见，以伪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篇：司法笔迹鉴定

司法笔迹鉴定

第一、预备检验阶段

受理鉴定是预备检验阶段中由鉴定部门所做的一项准备工作，在受理委托单位送检的鉴定时，应注意做好以下工作：

一、了解案情明确送检要求

即向送检人了解案件的发生、发现及侦察调查中的有关情况。了解案情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确定案件的性质，决定是否应当受理鉴定;其次是明确笔迹物证与案件的关系，以便结合案情对遇到的疑难问题作出客观科学的鉴定。在受理鉴定时一般应向送检人员了解以下内容：

1.发案情况，即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发现经过。

2.侦察调查工作的开展情况，主要包括对作案范围的判断以及根据是什么?嫌疑人嫌疑的根据是什么?

3.嫌疑人的情况，即了解嫌疑人的年龄、籍贯、职业、文化程度、社会经历、个人爱好、平时表现等情况，便于确定其究竟有多大的伪装能力。

4.物证的鉴定与查证情况，即了解送检的笔迹物证是否经过其它部门检验，鉴定结论及依据如何?另外还要了解案件中的其它物证如纸张、书写工具、手印、脚印等现场遗留痕迹物证的调查和鉴定情况如何?

5.明确鉴定要求，即向送检人员了解要求鉴定解决什么问题，必要时还可根据笔迹物证和样本条件商定、修改鉴定要求。

二、查验物证笔迹

1.查验物证笔迹是否清晰完整，有无检验条件。凡具有检验条件的虽然检验条件差些也要尽可能利用现有条件予以鉴定，而对那些字数很少又模糊不清确已失去检验条件的可以不予受理。

2.了解物证笔迹原始状况，主要是对那些直接书写在某些物体上的字迹应了解它在现场上的原始状态，如具体位置、倾斜方向、字迹大小以及使用什么工具在何种物体上书写的，物体表面状况如何等，必要时应当对现场进行实地勘察。

3.了解物证笔迹本身情况，对于支票、收条等证据应了解哪些是作案人字迹，哪些是无关人员字迹;对于照片、复印件类的物证笔迹材料更应向送检人员了解其中的某些笔画的连接、搭配及笔顺关系，有的还需要确定哪些是无关痕迹等。

4.了解物证笔迹在提取、拍照、包装、运送过程中是否发生过变化及变化的程度和原因等。

5.核对物证笔迹的数量和名称并进行登记。

三、查验样本1.核实样本笔迹哪些是嫌疑人书写，哪些是无关人员所写。

2.了解物证笔迹的种类和收集方法，以确定其使用价值。

3.查验样本笔迹的数量是否充分，质量是否符合鉴定要求，以决定是否需要提请送检部门补充收集笔迹样本。

4.对样本笔迹的种类及名称进行登记，鉴定完毕后与物证笔迹一并交还送检部门。

四、办理受理鉴定手续

1.送检部门提交委托鉴定手续，如委托鉴定书或委托鉴定公函。只有公、检、法、司及地市以上的纪检监察机关具有委托鉴定权。

3.送检人员填写《委托鉴定登记表》，其内容主要包括案件名称、简要案情、送检单位送检人名称、物证笔迹和样本笔迹情况、嫌疑人情况介绍等。

第二、检验鉴定阶段

笔迹检验的过程是同一认定的过程，也是对案件笔迹材料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依据同一认定理论笔迹鉴定应分三个步骤进行，即分别检验、比较检验和综合评断。

一、分别检验

分别检验是笔迹鉴定的第一个环节，分别检验是对物证笔迹和样本笔迹分别的进行观察研究，以确定它们是否自然正常，有无伪装变化;然后从中找出能够反映各自书写习惯的笔迹特征把它们记录在特征比对表上。分别检验的过程如下：

(一)分析物证笔迹

即分析研究物证笔迹是否自然正常，有无伪装变化以及引起变化的原因和程度如何?通过物证笔迹的分析可以明确物证笔迹能否真实的反映出书写人书写习惯，并为解释检验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提供客观依据。物证笔迹分析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鉴定结论的准确性，因此分析物证笔迹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1.正常笔迹的特点

正常笔迹是指在正常的书写环境、正常的书写条件以及正常的心理生理状态下书写的笔迹材料。正常的笔迹主要有以下特点：

(1)书写水平前后一致;

(2)文字布局、搭配比例、运笔形态自然合理;

(3)书写水平与语文水平基本适应;

第四篇：司法医学鉴定

司法医学鉴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颁布实施以来，“司法医学鉴定”这一词语，在诉松活动过程中出现频率明显增高，这与以往诉讼活动过程中的“法医学鉴定”、“刑事技术鉴定”等词语相比照，体现了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司法医学鉴定。在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不断统一、规范的过程中，司法医学鉴定标准日益显现出其不平衡与有待统一的矛盾。因此，如何协调、统一司法医学鉴定标准，已成为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过程刻不容缓的工作。

一、统一司法医学鉴定行业标准是司法鉴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众所周知，建国五十余年来的“法医学鉴定”、“刑事技术鉴定”体系已在公、检、法等行政办案机关形成的了一种贯性轨迹，其所制定、采用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等技术操作标准，已被大多数鉴定人所接受。然而，正如目前的自然科学还无法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一样，我国现有的司法医学鉴定标准还远未能解决司法鉴定过程中所遇到的疑难问题。尤其是在纷繁复杂的刑事、民事诉讼案件中，涉及人身损害致残程度的司法医学鉴定，目前尚无统一的司法鉴定标准及司法解释，这已经成为人们对鉴定争议及影响司法公正的焦点问题，合理调整制定统一的司法医学伤残鉴定标准已成为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目前我国司法医学鉴定领域还存在着众多不能统一的问题，这不仅体现在“劳动工伤鉴定、医疗事故鉴定、保险理赔鉴定、残疾人劳动能力认定、刑事技术鉴定及司法医学鉴定”等主管行业之间管理模式与适用范畴不统一的矛盾;还体现在人身损害伤残评定标准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明显不统一的矛盾。以上矛盾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与《职工公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所体现的“同伤不同残”的矛盾，暴露出劳动行政仲裁的标准与民事诉讼标准在法理上的差异。②机动车行车途中车内乘车人员意外伤害与道路交通肇事所致人身损害伤残评定适用标准的问题，体现了我国道交通法对交通事故案件性质法律界定的相对模糊性。③不同地域对治安伤害性案件人体损伤使用评残标准不同的问题(江苏省省内统一制定了人体意外伤害伤残评定标准)，体现了伤残评定标准目前还存在适用领域内的空白。④临时雇佣(帮工)关系与长期劳动和同关系受伤人员的工伤认定、伤残评定适用标准及鉴定权归属问题(劳动仲栽院仅采信劳动工伤鉴定委员的所出据的伤残鉴定报告)，再次突显了“行政仲裁鉴定”与司法鉴定之间行业适用效率的矛盾。⑤伤残评定时机与民事审案时限相矛盾的问题，体现了我国现有司法诉讼活动机制还有待完善的一面。⑥医疗终结时间及实际功能康复期与误工损失日之间的矛盾问题，体现了个体医患配合关系及地域医疗技术水平差异的矛盾，同时也提示了制定国内统一的医疗终结时间参考标准的必要性。⑦医疗纠纷、事故鉴定与民事诉讼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鉴定之间的关系问题，体现了行政仲裁与司法诉讼活动之间的落差与矛盾。⑧目前我国还缺乏医药合理性与医药费用审查的司法鉴定标准。⑨残疾人辅助用具类型与个体消费能力及需求之间的矛盾问题等等……以上问题从不同层面上体现了我国目前“行政仲裁鉴定”与“司法鉴定”之间对立统一关系，同时也体现了我国现有“鉴定体制”与“法制建设”相对不平行且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实际现状。建立建全统一的行业司法鉴定标准，不但需要行政仲裁与司法诉讼相关行业协调与规划，而且需要有明确统一的法律、法规，以保障同一被鉴定客体，在不同的鉴定领域有着统一的鉴定衡量标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多头、重复、分散、久鉴不决等”鉴定的问题，才能更加和-谐的体现科学与公正的价值观。

二、同一鉴定标准内部条款的缺陷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与统一

我国目前的司法鉴定标准不但存在着主管行业的多极化与适用范畴的多样性，而且存在着同一鉴定标准内部的不合理因素。如对于“GB 18667——2002《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中第4.10.10条第i.款的理解与掌握，部分学者认为四肢长骨骨折内固定术后，即可认为一肢功能丧失10%以上，而标准中附录C.8.2条明确规定了肢体功能丧失的计算方法是以肢体关节活动度丧失比例乘以相应的权重指数来计算是否达到肢体功能丧失10%以上。因此，在实际检案过程中就会出现鉴定意见的严重分岐，即是否构成伤残等级的问题。此外，对于“GB/T 16180——2006《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中第j)第14)款规定的身体各部位骨折愈后无功能障碍为十级伤残的理解上，鉴定人员也是众说不一。部分学者认为“身体各部位骨折”是指脊柱及四肢长骨骨折，另一部份学者则认为适用于全身各部位骨折(其中包括鼻骨、颅骨、锁骨、胸骨、肋骨、骨盆诸骨及跟骨等)，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人们发现“GB/T 16180——1996”标准中曾有胸骨、锁骨、肋骨骨折愈后无功能障碍伤残等级为十级伤残的规定，但在“GB/T 16180——2006”标准中却未做出明确规定，这更增加了人们对“身体各部位骨折”的猜测……诸如此类，我国目前现存的伤残等级评定的国家标准中内容、条款、解释不够完善的环节，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与改进。只有明确界定统一的鉴定标准条款与解释，才能使司法鉴定人有据可循，有法可依，也才能使我国的司法鉴定事业更好的为诉讼活动提供科学证据。

三、建立统一的人体意外伤害伤残评定标准是减少鉴定差异的有效途径

人体意外伤害，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发生频率很高的案件，特别是治安、刑事案件中的人体伤害，日常生活中因他人非故意直、间接导致的人体意外伤害，以及医疗意外导致的人体意外伤害等都是与人们日常和-谐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都会引发民事赔偿等诉讼纠纷，而解决纠纷的重点问题之一，就是对其伤残评定的问题，司法鉴定《司法医学鉴定》。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尚无统一的“人体意外伤害伤残评定标准”。全国各地对此类案件的伤残等级评定主要依据三种标准，其中包括“GB 18667——2002《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GB/T 16180——2006《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及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及部份省份自行制定的《人体意外伤害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于此，部分学者认为《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制定时充分考虑了事故的意外性与施害方的非故意性，标准制定相对严格，门槛儿较高，兼顾了受害人与非故意施害方的利益;而《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则充分考虑了弱势群体的利益，标准制定相对宽松，体现了公与私、强与弱的平衡。然而，以上两种标准势必导致“同伤不同残”情况的发生，使得不同省份、不同地域的鉴定机构对同一案件的鉴定结论相去甚远，从而引发人们对司法鉴定客观性的疑虑。部份地区为了解决此类问题，结合自己省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适合本省的“人体意外伤害伤残评定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诉讼活动中控、辩双方的矛盾，然而并没有从法理上根本上解决我国的诉讼证据的需求。因此，部分学者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同案件出现“同伤不同残”的情况势必会导致法理与社会心理需求上的不平等，会引发涉案当事人心理上的失衡，也会给人体意外伤害侵权案件的司法鉴定人提供了可以游动的空间，这势必会导致鉴定人员主观性的发挥，不利于司法公正。因此，笔者主张制定全国统一的“人体意外伤害伤残评定标准”，以体现法律的严肃性、公平性与同一性。

四、司法鉴定人的鉴定理念需要统一

建国以来，我国的法医学工作者主要分布于公安战线、检-察-院及人民法院系统从事鉴定工作，另一部分专家型鉴定人则工作在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从事司鉴定工作理论研究与培训工作(同时兼职从事重大疑难案件的鉴定工作)，其分布特点及工作性质决定了实践型与理论型两种发展模式。实践型法医工作者的特点在于其对于案件的案情、性质相对敏感，能够在短时间内以简单、直接的原理达到快速鉴定、侦案的效果，满足办案的需要，并从中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但多数实践型法医工作者对于法医学的理论研究与掌握程度往往不尽如人意：如在法医病理鉴定工作中，多数县、市级的法医病理工作者的技术水平往往停留在现场堪验及尸体剖验等宏观大体法医病理水平;而活体损伤鉴定工作则经常会出现依据经验综合分析得出鉴定结论，这无疑增加了鉴定结论的神秘感，使法官、当事人对于鉴定结论的法律依据(条款)如同雾里看花，从而降低了司法鉴定可信度，势必导致“重新鉴定或者复核鉴定”甚至缠诉缠访案件的发生。与此相反，理论型司法鉴定人，在受、检、鉴案过程中，则充分考虑了案件的科学理论逻辑性，更倾向于追求法律依据，侧重于法律条款的依赖性，鉴定结论中经常对应了具体的法律条款规定，这种鉴定方式增加了鉴定依据的法律透明度，但面对没有具体条款规定的情形，往往难下结论，也会在实际鉴案过程中捉襟见肘，含混其辞。以上两种鉴定工作模式中的尴尬，不仅暴露了我国现有鉴定标准不统一、鉴定条款不详劲司法解释不全面的缺憾，也暴露司法鉴定人执业理念与技术技能水平的差异。因此，统一司法鉴定人鉴定理念，统一执行行业鉴定标准，切实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提倡“鉴必有据，据必科学”的工作作风，也是司法鉴定管理工作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综上所述，随着人大《决定》对司法鉴定注册管理权限的转移，我国司法鉴定机构的管理格局已发生了重大转变，进一步统一司法鉴定工作的规范化管理是协调、解决我国目前司法鉴定领域众多不统一矛盾的唯一有效途径。为此，首先要进一步加强对司法鉴定机构、人员的统一规范化注册管理。其次，要跨行业协作，制定全国统一的司法医学鉴定标准(不能详尽规定的，应制定出统一的司法解释条款)，使司法鉴定人鉴定工作简化为科学与公正，最大限度的减少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可游动的空间。第三，尽快制定司法鉴定法，以法律形式明确司法鉴定的管理、效用及监督机制。第四，进一步完善鉴定机构(人)的准入制度，杜绝“商业鉴定”机构(人)的生存空间，建立建全县(市)、盛国家三级鉴定机构制度，解决屡鉴不决案件的难题。第五，进一步完善司法鉴定人继续教育培训制度，不断提高司法医学鉴定水平。以确保司法鉴定工作切实为诉讼活动提供科学、客观依据。

原 创 声 明

根据学术道德规范，本人承诺如下：

《司法医学鉴定标准需要统一的现状与探讨》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不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文字。本人对本论文导致的任何违反知识产权的情况承担全部责任。

第五篇：司法亲子鉴定

司法亲子鉴定

亲子鉴定还包括：亲缘鉴定(父系或母系)，移民鉴定等

根据鉴定目的的不同，亲子鉴定可以分为司法鉴定和个人鉴定，司法亲子鉴定。

1、个人亲子鉴定本身就是不公开的，所以鉴定委托人有权不提供任何证件。样本可以自行取样，送到专业鉴定机构，其鉴定结果仅提供给鉴定委托人。鉴定结果可以作为上诉依据，但不能作为法庭上的呈堂证供。仅做为鉴定人亲权鉴定的一个凭证，并可作为证据之一，但鉴定流程、鉴定结果准确性是和司法鉴定一致的。

2、司法亲子鉴定是完全公开的，必须鉴定委托人父、母、孩子三方同意，面对面到场，带齐相关有效证件包括身份证，户口本等。鉴定结果可以用做司法用途(上户口、办移民、打官司等)，也可以做为法庭上的呈堂证供。

1）司法鉴定只能适用于诉讼活动，是在特定的诉讼审判程序过程中，由法官启动的一项科学鉴定活动。换言之，不参与诉讼活动的，也就是不在法庭打官司，就不需要做司法亲子鉴定;需要打官司，诉讼到法院后，由法院启动的鉴定，才叫司法鉴定。

2）司法鉴定活动必须遵循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进行，程序违法的鉴定结论不能成为鉴定材料。司法鉴定要做到：鉴定主体合法，鉴定材料合法，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步骤合法，鉴定方法、标准合法。司法鉴定必须由相关机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出具委托书，经过一系列司法公证程序所完成的鉴定，才叫司法鉴定，并只作为法庭证据使用，鉴定结论必须接受法庭质证方为有效。

3）目前亲子鉴定80%以上都没有启动司法鉴定，都属于个人鉴定。

个人鉴定是鉴定机构对个人的遗传基因所做的生物学鉴定，在取样环节，不需要公检法出具委托书，也不完全需要申请人提供身份证等证件和同意书，仅做为鉴定人亲权鉴定的一个凭证，并可作为证据之一，但鉴定流程、鉴定结果准确性是和司法鉴定一致的。

什么情况下需要做亲子鉴定

DNA鉴定在刑事案件方面的应用

1、强奸致孕，需要确定犯罪嫌疑人;

2、高度腐-败的无名尸体或骸骨，需要确定身份的;

3、对拐卖的儿童进行的亲子鉴定;

4、交通事故至死，亲属需要认领尸体求得应有赔偿。

DNA鉴定在民事方面的主要应用

1、办理移民;

2、子女户口登记;

3、财产继承纠纷;

4、怀疑婴儿被调换;

5、超生子女的血缘鉴定;

6、非婚生子女的血缘鉴定;

7、失散子女的血缘鉴定;

8、男子想证实孩子是否是亲生;

9、被领养的孩子寻找亲生父母;

10、帮助寻找失散的家庭成员;

11、鉴别双胞胎是否来自同一父亲;

12、帮助妇女从孩子生父处获得子女抚养费用;

13、帮助父母亲取得亲生子女的监护权和探视权;

14、试管婴儿的血缘鉴定，鉴别经体外授精获得的试管婴儿有无实验室的差错;

15、其他情况需要进行DNA亲子鉴定的，自我鉴定《司法亲子鉴定》。

上户亲子鉴定

上户亲子鉴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也是在中国独特的户口管理制度衍生出的一项亲子鉴定，在亲子鉴定领域应用非常广泛，2010年的人口普查，由于有上户口的优惠措施，掀起了亲子鉴定热。

一、以下情况，需要在上户口前做亲子鉴定：

1、无出生证。因种种原因，孩子没有在有妇产科资质的医院出生，或没有在医院出生，因而没有规范的出生证，上户口时就需要做亲子鉴定。或已有出生证，但出生证上父母的名字和身份证、户口本上名字不一致，需要亲子鉴定证明。

2、因孩子被拐卖、遗失，后又通过各种途径找回，户口需要和亲生父母上到一起，而需要亲子鉴定报告书证明。

3、未婚生育，现有法定证件无法证明孩子的亲生父母关系。或单亲家庭，孩子户口需从父亲一方转入到母亲一方，或需从母亲一方转到父亲一方，要做亲子鉴定。

4、弃儿回家上户。孩子被抱养出去，又需领养回来，或因躲避计划生育，孩子户口上在他人名下需要转到亲生父母名下，需要做亲子鉴定。

5、部门特殊规定，因某些部门在招工、招干时，因怕其他行业人员进入特殊行业，在招工招干时需要本行业父母和孩子做亲子关系证明。如郑州铁路系统招工就需要亲子鉴定证明。

6、领养的孩子上户，需要证明孩子与养父母并非亲生关系。

二、上户亲子鉴定所需要的手续：上户亲子鉴定属于上户关系人自行举证过程，因而鉴定证明仅需鉴定当事人提供：

1、能够证明被鉴定人身份的证明：如身份证、户口本、军人身份证明、出生证等。无以上证明者就需要乡镇以上人民政府、街道办、公安派出所申请鉴定证明。

2、被鉴定人必须到司法鉴定中心采血参加鉴定，并完成身份验证工作。主要验证身份证明、留指纹、照相。

3、如因鉴定人确因不便，不方便到司法鉴定中心采样等，可联系司法鉴定中心工作人员上门采样和验证身份。

三、选择鉴定机构。目前做亲子鉴定的机构很多，但上户亲子鉴定，属于司法鉴定的范畴，所以，选择鉴定机构，必须要有《司法鉴定许可证》，亲子鉴定报告一定要全国有效并被全国的公安、司法等部门认可，必要时还需要国际认可的司法鉴定机构做鉴定(如孩子被拐骗到国外或香港等地区)等。

四、上户亲子鉴定参与鉴定的人员：仅从上户需求考虑，可以是父子(女)或母-子(女)鉴定就可以凭鉴定结论上户。但因亲子鉴定中基因突变因素及上户口诸多因素考虑，上户亲子鉴定最好是做父母-子(女)三人做亲子鉴定。

五、被鉴定者半年内输过他人的血，或在两年内进行过骨髓移殖，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需要鉴定者应该避过以上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