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司法过错鉴定
司法过错鉴定
医疗事故鉴定和司法鉴定,哪个更能反映事实一直在理论界争论不休,司法过错鉴定。
医疗事故鉴定一般由当地医学会组织医学专家进行事故评定,被认为不能排除和医院千丝万缕的联系,影响其公信力.医疗的司法鉴定由法医得出结论,因缺乏临床实践的认定和判断,被认为不能反映真实。,这两个鉴定本身不冲突,两者的效力是相同的。医疗事故鉴定实际上包含了司法鉴定的内容,认定构成医疗事故的条件必须符合:医疗过错造成患者损害,过错与患者损害存在因果关系。所以一旦被认定为医疗事故,则没有必要进行司法鉴定,法院也不会受理要求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或如本案没有给出鉴定结论的,一方如果申请进行过错司法鉴定,是否受理需由人民法院决定,如果确有必要,可在医疗事故鉴定后,进行司法鉴定。如患方在判决后再申请进行司法鉴定的,法院均不予受理。不甘做“便宜老窦”,偷偷收集孩子指甲、血液到亲子鉴定中心检测;本是地贫儿基因检测,却意外发现孩子并非亲生;怀了孩子后为确定哪个才是生父,每次带一个情人检测,一个个排除;一对亲生父子,一度检测发现不符合遗传规律的矛盾基因座,进一步检测判断是基因突变导致,验明正身的确为父子……亲子鉴定就是人生小舞台,出于各种原因和目的做亲子鉴定的人撑起了亲子鉴定市常专家指出,亲子鉴定技术成熟,最快6小时能出结果;而目前,广州有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仅5家。
现场一幕
偷偷藏起孩子指甲、血液做亲子鉴定
日前一个周二的下午3点钟,法医鉴定中心大堂显得格外安静,只有寥寥可数的两三人,有的拿着医院拍的片子来做司法鉴定,有的在缴费、取报告,只有杨先生显得有点局促不安,司法鉴定《司法过错鉴定》。
只见这位杨先生,理着平头,身着蓝色短袖上衣、西装长裤,看起来一副“小老板”样,但此刻的他脸色却有些凝重,心中暗自祈祷着千万不要遇到熟人。要不是迫不得已,谁想来做亲子鉴定呢?为着妻子近来的行踪不定和模棱两可的话语,夫妻俩的争吵越来越频繁,他脑中甚至蹦出一个可怕的念头:该不会一直在帮着别人养孩子吧!一旦萌生了这样的想法,他就坐立不安了,觉得不能坐以待毙,于是,趁妻子不留意,假借给孩子剪指甲,藏起3岁儿子的几段指甲;骗孩子说要检查扎手指,偷偷用纸巾吸了些血液,就带到鉴定中心做亲子鉴定。但当被工作人员问到来做什么时,他眼中闪过一丝忧郁,嘴巴同时言辞闪烁地回答说:“别人委托我来帮做亲子鉴定。”
现状篇
亲子鉴定有多普遍?
广州每年亲子鉴定量超5000宗
所谓DNA亲子鉴定,即通过根据人类遗传学的理论,对可疑的父与子或母与子的DNA进行比对,以判断之间的亲生关系,其理论基础是遗传规律与统计学原理。“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有DNA亲子鉴定,近10年的数量一直呈上升态势。”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台运春讲师向新快报记者介绍称,该中心由2005年成立之初的3个月七八宗亲子鉴定,到前年的1500宗,增长幅度明显。
有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广州就做了2400多宗亲子鉴定。台运春对记者称,仅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两家去年年检测宗数就在3500宗左右,据此估计,广州市有司法鉴定资质的亲子鉴定机构去年做的亲子鉴定量会在5000宗左右。
第二篇:司法过错鉴定申请书
尸体检验申请书
申请人:舒万林,男,侗族,1973年7月24日生,贵州省凯里市人,住址:贵州省岑巩县羊桥乡两河村两河组。系死者的父亲。
申请人:周家琴,女,汉族,1971年7月2日生,住址:贵州省岑巩县羊桥乡两河村两河组。系死者母亲。
申请事项: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指定鉴定机构对死者舒丽红的身体进行尸体检验,确定死者的死因。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的女儿于2010年10月29日在贵州省人民医院进行心脏修复手术,手术完成后,医院安排舒丽红(死者)在重症监护室观察了三天,主治医生认为已经脱离危险,就安排申请人把女儿就转入普通病房,于2010年11月18日(转入普通病房的第十天)在医院死亡。医院出示的死亡原因为:死者为右肺感染而死亡。申请人对医院的医生的行为和不负责任的态度严重不满,为了查明事实,还原案件真相,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二十五条规定,依法向贵院提出申请,恳请批准。
此致
南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
二〇一一年三月八日
第三篇:体检过错鉴定
体检过错鉴定
尊敬的领导:
您好!
我名叫周涛,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农民,体检过错鉴定。我的丈夫卢星为了切除一个良性脂肪瘤,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给他做了两次大手术,由于严重误诊和术中操作严重失误,丈夫带着健壮的身体走进手术室,但他永远离去了,幸福的家庭被彻底毁在手术刀下,留下孤子寡母两人相依为命。
2年了,我丈夫的尸体还在殡仪馆里,为了让我丈夫能尽早入土为安,绝望中的我向您求助,渴望能得到您的援助!渴望您解救母-子两人。
全国高检法医黄雪梅看了卢星住院病历,十分震惊!
胡-总-书-记指出:了解基层民-意、倾听基层民声、化解基层矛盾是提高执政基础打牢执政基石的关键。目前,案件重审中申请司法鉴定困难重重,医院不讲医德,法院不讲公正,故渴望能做好医疗事故的司法鉴定,查清死因,明确责任,依法裁决,还我一个公道,还科学一个清白,还党和政府一个公信。
一、术前诊断错误导致重大医疗过错
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2008年底我丈夫体检时,发现左肾上极有一个小小的良性脂肪瘤。后来,医生告诉我们说做腹腔镜手术取出肿瘤是目前最先进的手术方式,这个手术方式的优点是对人体损伤不大,术后康复快。于是,我们采纳了医生的建议,于2009年2月18日在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行腹腔镜左肾部分切除术,手术进行5个多小时,术中、术后出血多。后来,我们才发现医生为了诱骗我们做手术,误导我们选择错误的手术方式:理由是肾脏血流非常丰富,术中被切断的动脉血管超声刀无法止血,只有扩大手术切口形成开放性手术方式才能彻底止血。证明术前选择的手术方式是错误的,最终导致严重併发症的发生:降结肠穿孔后解大量血便,为了止血不得不做第二次手术。
第二次手术的目的是为了切肠止血。2009年11月4日下午,卢星突然解暗红色血便400ml(0.8斤)后,急救车接诊入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11月5日,做肠镜检查拟诊为“降结肠癌”,当晚转入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住院治疗。11月7日和8日共解血便14次,失血约4斤,医生认为卢星解血便的原因是“降结肠癌破溃出血”,准备“行降结肠癌根治术”。11月8日下午8时15分开腹,很明显医生采取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式是最愚蠢的,未能考虑到卢星解大量血便的原因是第一次手术后有关联。手术进行中,我在手术室门外焦急等候,发现护士们每隔几分钟就拿一袋血冲进手术室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可能手术发生意外?!手术进行2小时45分,有一名医生从手术室里出来要求我签字切除左肾,说是左肾门动脉大出血。为了“止血保命”,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左肾门动脉大出血,为了救活我丈夫补签另一份手术同意书,因术中出血28斤后医治无效死亡。
之后,我觉得很奇怪:术前说的是“降结肠癌破溃出血”,术中肾门动脉怎么会大出血呢?于是,我要求把术中切下的内脏组织器官全部拿去作病理检查,其结果显示:左肾门动脉正常,解血便的原因是降结肠炎症引起坏死穿孔所致。
后来,在名医的帮助下,获知术前诊断错误。假如术前医生能够考虑到卢星解血便的原因是与第一次手术后有关联,假如术中误切左肾门动脉后能及时切除左肾,那么33岁复员军人卢星,现在还活着。
除严重误诊和术中操作严重失误,医院还多收费,乱收费,销毁重要的病历资料,涂改病历等重大医疗过错行为。
二、为什么申请司法鉴定就这这么难呢?
事发后,我曾与医院协商未果,后起诉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鉴定材料《体检过错鉴定》。
案件受理后,法院错误地委托没有鉴定资质的广西区南宁市医学会作为本案件的鉴定单位,所作出鉴定结论没有事实和科学依据,如没能出示其合法的有效证件,也没有鉴定人员签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九条第(六)第(七)项的规定。同时也违反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十条的规定。也违反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同时对左肾门动脉出血作出的分析意见没有病理支持。更为离谱的是,医学会用一份根本就不存在的CT检查作为依据,证明医院没有过错。事实上,医院有CT检查收费记录,无检验报告单,实在太荒唐了。因此,我对鉴定结果不服,多次申请法庭要求有鉴定资质和权威的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作为本案件的鉴定单位,对卢星左肾门动脉出血的原因和解大量血便的原因,以及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有因果关系,进行医疗过错的司法鉴定,但是被青秀区人民法院错误的驳回。
申请司法鉴定为什么这么难?后来,一审法院没有对案件重新鉴定就驳回我的诉讼请求。我不服,上诉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发回青秀区法院重审。
两次庭审中查明:术前尿常、CT和术后的全血细胞计算十五分类有收费结果出现,但医院却无法提供检查报告单,报告检查结果。同时,医院为了隐瞒事实真-相,对重要的病历资料进行销毁,但是一审法庭并没有追究医院的过错责任,而错误地采纳没有鉴定资质的南宁市医学会作出错误的鉴定结论,没有再对卢星死亡原因重新作鉴定或尸检,就强行驳回我们的诉讼请求,我对原审判决不服,上诉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中,医院称:拿去作病理检查不包括左肾门动脉,术前尿常规检查、CT检查和术后全血细胞计算十五分类,这三项检查医院确实收钱了,但没有做检查。
全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法院黄雪梅看了卢星病历感到很震惊,都不敢相信有这样的医院,并在博卢星的在天之灵让我在汗颜中顿悟》上比较详细解读了案例。
三、失去党的温暖必将会失去天下人心
丈夫走了,家庭破了。至今,丈夫躺在殡仪馆2年多,不能瞑目,也没入土为安。作为妻子的我心已碎,带着3岁的孩子,支撑着风雨飘摇的家,不知能撑多久!
“小家不稳,大家不安”。在生死面前,我需要爱、需要关怀,一些热心的“兄弟姊妹”经常来看望和慰问我。
尊敬的领导,我需要得到您的帮助,需要解救我们母女两人。
我知道,一个农民与医院在经济实力上不对等,在社会关系是上不对等,在时间成本上不对等,但我还是决心牺牲全家的生命和一切讨回公道。
面对医院严重误诊和术中操作严重失误等重大医疗过错行为,我已经负债10多万元,仍在坚强地支撑着……
目前,我全家生活犹如在黑暗的苦难中,在绝望中,我带着一个不满4岁的小孩,求助无果,投诉无门,乞讨上天,曾寄托神灵,年迈的家婆在绝望中投入“教徒”的怀抱,天天乞求上帝来拯救我们,寻找精神支柱。
最后,我和小儿哀求您帮帮这可怜的孤子寡母吧!把我们从精神的鸦片中解放出来。
毛主席说,群众是党最亲的人。盼望党和政府真心倾听群众的苦难,希望法院能准许我的申请,对卢星死亡原因与医院在诊疗过程存在的错误重新做医疗过错的司法鉴定,在此基础上作出公正的法律裁决。
致礼!
周涛
2011年 11 月30 日。
第四篇:医疗过错鉴定申请
医疗过错鉴定申请
申请人:谢本平,男,44岁,汉族
住 址:重庆市南川区南平镇兴湖村9组
申请事项
请求对南川区人民医院与徐红梅医疗纠纷中的医疗过错进行鉴定。
事实与理由
2010年8月13日,重庆市医学会受南川区人民法院委托,对“徐红梅医疗事故争议”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并作出重庆医鉴
[2010]022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申请人认为,该鉴定书不足以成为本案的判案依据。理由如下:
一、申请人在一审中主张的最根本的法律关系是“过错赔偿”,这应该是法院委托鉴定的重点,而不是“徐红梅医疗事故争议”委托鉴定。申请人在一审诉讼中,主要是追究南川区人民医院的医疗过错,而一审法院直接以“徐红梅医疗事故争议”为由委托重庆市医学会进行鉴定,显然有误导当事人的意思,是欺负申请人不懂法律、不懂医疗诉讼程序的恶劣行径,是从法律上蛮横的强奸了申请人,是司法不公正的表现。
二、重庆医鉴[2010]022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在鉴定意见中表述的医方过失行为与鉴定结论自相矛盾,其过错与死亡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的表达严重不符合客观逻辑。
羊水栓塞的死因是否可以掩盖医疗机构的一切过错责任?徐红梅发生羊水栓塞死亡后果与整个手术诊疗过程究竟有没有关系?是否徐红梅此次手术必然会发生羊水栓塞? 申请人认为:徐红梅作为39岁高龄产妇,有前二次剖宫史,目前是实施第三次剖宫术,本来发生各类产科并发症的机率就较大,而医方在主观意识上并没有将徐红梅列入高危产妇,也没有配备足够应对高危产妇的技术力量来实施本次手术,甚至连最常规的术前多项必要的检查也是延用十天前的产检结
果„„正所谓“意识决定成败”——医方的主观轻率意识是造成徐红梅发生羊水栓塞死亡的主观因素,应当承担主要或完全责任。任谁都可以看出,重庆医学会下达的 “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轻微责任” 的鉴定结论与医方存在的过失之间是不符合逻辑的,我们有理由认为:医学会是站在医疗机构的立场上给予的结论,是一种对医疗机构过失的保护行为,因此需要重新对医方过错责任程度进行司法鉴定。
三、重庆医鉴[2010]022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有遗漏。在鉴定现场,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论用口述还是书面提出,均应成为专家鉴定的参考,患方当时曾口头提出医方在手术前未对徐红梅做血常规、尿常规、B超、心电图等一系列的术前常规检查,而是采用十天前徐红梅在该院检查的结果作为手术依据(详见病历),这符合诊疗法规吗?但在《鉴定书》中,专家只字未提。——这些常规检查延用十天前的结果是否符合诊疗规范?如果不符合诊疗规范,是否属于术前准备不充分的过失范畴?这需要在过错责任鉴定中进一步鉴定。另外,医方在手术过程中,在对病人实施所谓的抢救过程中,让病人家属签署了两份病危通知书,这是怎么回事?合符诊疗规范吗?如果不符合规范,是否涉嫌病历造假?这些疑问也需要在司法鉴定中予以鉴定。
四、通过对羊水栓塞病理的研究而得出的几点推断。
大家都知道羊水栓塞是羊水进入母体循环引发的产科并发症,但羊水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进入母体循环的,除非达到下列条件:
1、损伤:产程中,宫颈扩张过程过速或某些手术操作损伤宫颈内静脉或剥离胎膜时蜕膜血窦破裂。
2、过高的宫内压:不恰当或不正确地使用缩宫素以致宫缩过强。另外在第2产程中强力压迫子宫以迫使胎儿娩出,这些都是人为地导致AFE的重要因素;而双胎、巨大儿、羊水过多则系病理性因素的宫腔内压过高而使羊水经破裂的胎膜从开放的血窦进入母体血循环。
3、某些病理性妊娠因素:胎盘早期剥离、前置胎盘、胎盘边缘
血窦破裂,羊水可经破裂的羊膜及已开放的血窦进入母血循环。
申请人认为:徐红梅产生羊水栓塞,符合第二个条件:过高的宫内压。重庆市医学会在组织鉴定会时,南川区人民医院麻醉医师王福田是唯一一名全程参予手术并到场参加鉴定会的见证人。他用很直观语言描述了手术现场:当胎膜刺破后,羊水一下子就“标”出来了,溅得主治医师张敏口罩和帽子上都是,紧接着病人徐红梅就出现异常情况„„以上描述,可以推断出:徐红梅是在羊水“标”出之后才引发的羊水栓塞。申请人曾询问在场专家:是否属宫缩过强的表现?专家回复:全身麻醉情况下,无宫缩。由此是否可以推断:徐红梅羊水能“标”出老高的前提条件,要么是人为的强力压迫子宫,要么是羊水过多,如果羊水过多,则是可以通过B超检查出来的。以上推断,是否可以断定徐红梅发生羊水栓塞系医师手术操作不当或术前准备不充分而导致的呢?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仅以重庆医鉴[2010]022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作为唯一依据来判决本案,让医方在徐红梅的死亡后果中只承担轻微责任,于法理不通,于情理更是不通。今为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特请求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请予批准。此致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委托人:谢晓东
2011年6月7日
电话:***
第五篇:医疗过错鉴定申请书
医疗过错鉴定申请书一: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申请书
申请人:*** 住址:************************ 电话:
被申请人:
联系人:
电话:
请求事项
请求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依法指定司法鉴定机构对被申请人的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与申请人的损害结果是否有因果关系进行鉴定。
具体鉴定事项
1,CT复查不及时
2,神经外科会诊不及时
3,手术延误
4,上述过错与最后病人出血量增加,以及后来的严重后遗症有因果关系
5,过错与后果因果关系的参与度有多大
事实和理由
1,CT复查不及时
患者于8月2日2点出现再出血症状并不断加重,需要神经内科及时复查CT。但事实上5点才在会诊后做的CT。根据复查CT报告脑出血已经从入院的10毫升增加为60毫升。因为手术不能清除全部出血,而手术记录记载清除出来的血有60毫升,证明出血量在60毫升以上。根据**主任查房意见出血在100毫升。如果及时做CT,可能在出血30-40毫升的时候及时手术。
根据8月1日22点10分的门诊病历记载,发病已经5小时。到次日2点,发病已经9小时。如果在3点左右完成CT检查,在4点至5点之间做手术已经符合时间要求。
2,神经外科会诊不及时
根据病程记录,从2点后病情不断加重。已经具备需要神经外科会诊的条件。但5点神经外科会诊才进行。
3,手术延误
因为上述原因,手术在发病后次日7点开始。此时,发病已经14小时,再出血已经发生5小时。出血量在60-100毫升之间。已经丧失了最佳手术时机,尽管手术挽救了生命,但确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
综上所述,被告葫芦岛中心医院存在诊断和治疗的延误,导致本有可能及时诊断治疗的脑出血因为过错而加重了病情。其过错和病人后来的大量脑出血存在因果关系。此致
北京法源司法鉴定中心
申请人:*** 20XX-3-8 医疗过错鉴定申请书二:医疗过错鉴定申请书(868字)申请人:,女,年月日生,汉族,北京人,唐山市有限公司科退休,现住: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号,联系电话:
诉讼代理人:
申请事项: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医院对陈的诊疗行为进行医疗过错鉴定。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诉医院一般医疗损害一案现北京市区人民法院已经立案。
为查明事实,明确责任,现申请人依法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医院对徐陈诊疗行为进行医疗过错鉴定,请法院依法核。
1、鉴定书认为,肝衰竭(重型乙、丙型肝炎,药物性肝炎共同作用)是导致患者死亡原因。事实是,患者完全是因为单一的重型乙型肝炎肝衰竭导致患者的死亡,与丙肝病毒和药物无关。李可文死亡前的各项化验指标足以证明本次鉴定书的关于患者死亡原因的结论是错误的。
2、供体的病原学检查没有检验记录,法律原则是重证据不重口供,被告口述进行了检查没有检验记录的证据支持,病原学检查的事实不能成立。因此,鉴定书认为供者的肾脏符合肾移植要求的结论是错误的。
3、鉴定书认为患者长期接受免疫抑制剂,全身处于免疫抑制状态,病死率高预后差,故被告的医疗过失行为对患者的死亡应承担轻微责任。这一结论是错误的。事实是,李可文术前肝功化验各项指标完全正常,免疫状态正常,因为本次住院术后感染乙型肝炎,是被告医院造成的医源性乙肝感染,被告不能举证证明提供了合格的肾源,并非法私自使用了生物制剂ALG(可能带有乙肝病毒)药物,导致了李可文的乙肝病毒感染。其后,又因被告的误诊误治,导致了李可文乙肝病毒巨量复制肝细胞坏死肝功能衰竭,从而导致李可文死亡!举例说,司机驾驶机动车违规发生交通事故将行人撞死,鉴定责任时要对死者分别对待,这位死者身体太弱不禁撞,如果死者身体强壮就不会撞死,所以,死者身体太弱应当承担死亡的主要责任,而违规的司机承担轻微责任。这样的鉴定结论难道不够可笑吗? 故此,原告再次提出进行医疗过错责任比例的司法鉴定。请求本案法庭支持原告的上述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