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的总体形势如何

第一篇：我国金融的总体形势如何

我国金融的总体形势：

一方面我国是名副其实的金融大国，另一方面我国与金融强国相比还有差距，并且未来我国金融发展还会面临大大小小的挑战。目前我国金融资产总额较上世纪70年代增加了1300倍，金融业增加值提高了420倍，城乡金融网点增加了10倍，而金融从业人员增长了近5倍，外汇储备以美元为单位提升了20000倍以上，我国的银行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自豪的同时，也要看到以下差距：金融国际化程度较低，金融服务功能亟待加强，金融“话语权”不高，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低。为了应对未来我国金融发展面临的挑战，我们应该：

1、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2、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民生；

3、平衡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

4、使金融更好地走向国际化。

第二篇：2013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形势

2013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形势

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艰难，国内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面对错综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各地区、各部门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经济社会发展总的开局是好的，实现了稳中有进、平稳开局。

一、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处于合理区间

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宏观调控不断创新和拓展思路，着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统筹施策，使经济增速、新增就业、物价涨幅等主要指标保持在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

一是经济实现平稳增长。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6%，其中一季度增长7.7%，二季度增长7.5%，经济增速连续5个季度稳定在7.5%左右的区间。着力扩大有效内需，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得到较好发挥。通过促进居民消费升级、优化消费环境等措施，居民消费持续较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4%，增幅同比加快0.2个百分点。“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重点建设项目积极推进，不断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1%，其中民间投资增速达23.4%。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拉动，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99.1%。

二是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切实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加强重要商品产运销衔接，市场供应得到较好保障；针对蔬菜、瓜果由于天气影响价格明显攀升，加强跨区调运和价格监管；年初生猪价格持续走低，适时启动调控预案，猪粮比价逐步回升到合理水平。居民消费价格除2月份受春节等因素影响，其余月份涨幅均在2—3%；上半年同比上涨2.4%，涨幅同比回落0.9个百分点。

三是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各级政府采取多种措施稳定和开发就业岗位，强化就业服务，加上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发展加快，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作用增强，就业形势和劳动关系保持基本稳定。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725万人，同比多

增31万人；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4.1%，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维持在5%左右。重点群体就业稳步推进，截至7月1日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73.3%，同比下降2个百分点；失业人员再就业298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94万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的60%和78%。

二、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转型升级加快推进

利用市场倒逼机制，加强政策引导，把经济下行压力转化为调结构的动力，大力优化产业结构，切实落实支持企业创新的各项政策措施，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一是农业生产继续向好。继续加大“三农”扶持力度，落实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断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继续提高。初步统计，全国夏粮产量达到2638亿斤，比上年增产39亿斤，其中冬小麦连续第十年增产；夏收油菜籽产量1348万吨，同比增长3.4%。畜牧业形势总体稳定，猪牛羊禽肉产量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生猪出栏34211万头，增长1.1%。蔬菜在田面积增加，水产品生产稳定增长，玉米等秋作物长势良好。

二是高新产业和服务业发展较好。强化创新驱动，印发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1.6%，快于规模以上工业2.3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9.6%，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去年以来服务业增速持续加快，对稳定增长、稳定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年上半年增速达8.3%，快于第二产业0.7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45.3%，比上年同期上升1.6个百分点，以金融、物流、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三是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东部地区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加快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转型引领作用明显，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智能设备、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发展良好。中西部地区继续发挥后发优势，依靠资源、劳动力等要素优势着力吸引东部产业转移，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高于东部，上半年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和10.5%，快于东部地区1.3个和1.8个百分点。国家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

四是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积极推进。国家研究部署了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等规划加快实施。严格对涉及电力、煤炭、钢铁等行业的环评审批，大力实施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减排项目。进一步抓好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大力发展节能、资源循环利用和环保产业，加快脱硫脱硝、生活垃圾和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上半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3.4%，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呈下降态势。

三、改革攻坚取得新进展，对外开放迈出新步伐

依靠改革开放解决发展中的难题，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发布实施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国际经贸合作加强，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一是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审议通过，新组建部门的“三定”方案全部完成。政府机构简政放权取得实质性进展，取消和下放了能源、交通、通信、文化等领域183项行政审批等事项。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加快有序推进。铁路政企分开进展顺利，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推动。

二是财税金融改革不断深化。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行业地区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对小微企业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将惠及600万户小微企业。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范围稳步扩大。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民间资本投资金融业的准入条件进一步放宽，人民币兑澳元直接交易启动实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试点扩大至全国。

三是资源性产品价格、教育卫生等领域改革稳步实施。成品油价格形成新机制运转顺利，重点电煤价格与市场煤价格完全并轨，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调整方案平稳出台。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异地升学取得进展，已有30个省份制定了具体工作方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数量由307种增加到520种，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扩大到1000多家。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开始启动。

四是对外经济稳步发展。外贸增速比去年同期有所提高，上半年出

口、进口分别增长10.4%和6.7%，但外需低迷问题仍然突出，6月份当月出口下降3.1%。为有效应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央政府近期研究确定了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进出口稳定发展的一系列措施。自贸区建设取得重大成果，与冰岛、瑞士签署了自贸协定。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启动实施。对外投资合作持续快速增长，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增长28.7%。

四、加大基本公共服务力度，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

紧紧围绕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大对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稳步推进各项社会保障工作，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

一是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取得新成绩。教育均衡发展继续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得到加强，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和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进展顺利，对农村贫困地区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定向增加。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建设加快实施，总建设规模约为450万平方米的全国地市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全面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继续加强，重大公共卫生项目覆盖面逐步扩大。H7N9禽流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二是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覆盖面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达到4.87亿人，比上年底增加350万人。社会保险待遇水平继续提高，连续第9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后月人均养老金近1900元，惠及6800万左右企业退休人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240元提高到280元。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积极推进，截至6月底新开工440万套，基本建成236万套。

三是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加。农民收入增幅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4817元，同比增长11.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2%，其中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6月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7111万人，同比增加444万人，增

长2.7%；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2477元，增长12.6%。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略有放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49元，增长9.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

此外，四川芦山地震灾害救援及时有力有序，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较好保障，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发布实施；及时启动甘肃定西地震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组织力量展开灾后救援。

总的来看，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备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经济基本面是好的，下半年我国经济仍将保持总体平稳发展态势。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国际和国内、长期和短期、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多年未有的错综复杂局面。从国际看，世界经济正在深度调整，复苏基础尚不稳固，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际市场竞争激烈，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多。从国内看，经济既有增长动力，也存在一定下行压力，产能过剩矛盾突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财政金融领域风险不容忽视，雾霾天气、饮水安全和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不容忽视。这些都需要切实采取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当前，既要充分看到经济发展中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坚定发展信心，也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增强忧患意识。在工作中，要贯彻落实好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稳定性，提高针对性、协调性，根据经济形势变化，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和微调，稳中有为。坚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努力实现三者有机统一。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有效地激发企业活力。一是更准确地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稳定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信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盘活存量、优化增量，着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二是更加注重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注重通盘考虑政策设计，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和就业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不超出上限，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潜在风险。三是更多地运用经济、法律和技术手段，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分类指导、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加强政策协同配合，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差别化的调控。四是更好地依靠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和自我调节作用，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后劲。

第三篇：我国金融形势四问1000字论文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许多人觉得金融很神秘，但金融和我们每个人都很近。我们日常的存款取款、刷卡消费、买卖股票。电子转账，甚至交水电费、燃气费、电话费等，都要与金融打交道。可以说，金融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一、总体形势什么样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平稳，经济增长处在合理区间，金融改革持续推进，金融体系整体稳健，但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十分复杂，经济金融平稳运行与隐忧风险并存。可以用一句话简单概括我国金融的总体形势：我国已经是金融大国，但还不是金融强国。

1、我国已经是世界金融大国。

我国金融业的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金融体系日渐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进步提升，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表明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大国。

2、我国还不是金融强国。

当今世界，只要赢得金融交易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在某种程度上就拥有了掌控世界经济的主动权。从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金融服务功能、金融国际化程度、金融“话语权“来看，我们还不是金融强国。

二、金融怎样服好务

1、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对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那么，什么是实体经济？什么是虚拟经济呢？

2、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脱实向虚”

虚拟经济为支撑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要看到，近些年，我国也出现了“脱实向虚”的苗头。

三、民生金融怎么建

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的内容。

1、金融改革应“以民为本”

我国现有金融体系尚未充分满足公众的各类金融需求，今后应该更加注重“以民为本”，充分发挥金融在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的积极作用。

2、重点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的难题，在我国由于政策保障和金融支持体系不完善，变得更为严重，虽然近年来对小微企业融资更加重视，但还有所不足。

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金融风险突发性强、波及面广、危害性大。我们要把防范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生命线，积极稳妥化解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四、金融风险怎么控

1、金融风险概述

防范风险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一家金融机构发生的风险所带来的后果，往往超过对其自身的影响。金融风险突发性强、波及面广、危害性大，如果处理不好，小风险会酿成大风险，区域性风险会酿成系统性风险，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关乎金融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必须时刻绷紧这根弦。

2、我国当前面临的金融风险及对策，面对金融改革创新带来的风险，我们应该做到大胆创新与防范风险相结合。要深刻认识金融创新是金融业发展的动力，积极开发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通过优化金融监管来防范风险隐患，努力做到”促发展”和“防风险”相统一，不断提高我国的金融竞争力。

第四篇：关于我国周边形势

关于我国周边形势

当前，我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多个地缘方向滋生乱局。周边不稳趋于常态化、持久化、复杂化、联动化。周边形势动荡既有自身矛盾错综复杂的“内因”，也有大国角逐与干涉的“外因”。周边动荡给我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为了应对动荡我们应该谨慎应对。

一、中国的主要周边国家的政局

朝鲜半岛问题、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恐怖组织、岛屿之争、东南亚海域之争还有各国政局动荡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起到很大程度上的阻碍。

1.朝鲜半岛问题

自从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一直掌控者朝鲜半岛的形势。美国在战争后在韩国埋下了南 北双方冲突的种子，以至于朝鲜半岛一直纠缠于核问题到现在还未解决。目前朝核问题的僵局在于，朝鲜将美国给予安全表障作为放弃核计划的前提，而华盛顿 则将平壤首先放弃核计划作为展开谈判的关键。为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迄今为止，召开了共六轮会议。但朝鲜在2009年宣布不参加六方会谈，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进行新一轮的核试验。2010年3月26日晚韩国“天安”号警戒舰在韩国西部海域因发生爆炸而沉没，舰上104名官兵中仅有58人生还。此事件发生后，使朝鲜半岛局势日趋紧张，最近又由于美韩决定在11月28日开始举行为期4天的军事演习，朝鲜与韩国在延坪岛交火，使两国处于了战争边缘。如今半岛局面令人担忧。

2.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恐怖组织

美国在今年结束在伊拉克的战争，将兵力投入到了阿富汗战场，甚至巴基斯坦。这种对 恐怖组织的狂轰滥炸，引发了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的强烈反弹，致使南亚恐怖袭击活动有增无减。美国于“9·11”后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已有九年，现在还把巴基斯坦绑上了“反恐”战车，但“塔利班”不但没有被美军剿灭，反而“愈挫愈勇”。

3.岛屿之争

钓鱼岛一直是我国与日本有争端的岛屿。今年9月中旬，日本非法扣押我国在钓鱼岛航

行的渔船，并且扣押了我国渔船的船长。这是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引发了很大的反响。当时全国范围内一片骂声和声讨声，要求日方释放船长并向中国道歉。中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日方不得不考虑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当日方采取措施正与中国改善关系时，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踏上了与日本有争端的岛屿，给日本在外交上雪上加霜。

4.东南亚海域之争

南海之争一直困扰了我国很久，牵扯的国家也很多。在南海，越南与菲律宾等国企图借 助美国等域外大国对我国施压，并力图将中越、中菲之间的双边争议“变 质”为我国与东盟之间的“多边争议”。而美国则想方设法“插手”南海问题，企图以此增加对华制衡“筹码”。

二、周边国家政局动荡主要分为哪几种类型

第一类是所谓的“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演变。如日本、韩国等，主要属于“政党政 治”与“选举政治” 的范畴。对我国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华政策与双边关系的调整变化。

第二类是从所谓“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国家”的“转型阵痛 ”。对我国的影响是双边关系变化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易受冲突击。

第三类则是西方所谓的“问题国家”的政局混乱。

三、周边国家与地区政局动荡的根源与原因

从内因上讲，有三种情况 ：

一是国内政治日趋“两极分化”与深陷“民主困境”所致。

二是国内经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激化社会矛盾。

三是“三股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与部族民族矛盾作祟。

从外因上讲，有四个方面 ：

一是大国在我国周边争夺地缘战略利益。

二是西方大国对我国周边调整与实施“民主改造”战略，激化干涉与反干涉矛盾，加剧周边动荡。

三是对我周边资源与能源争夺加剧。

四是各方围绕“海洋权益”与“制海权”展开较量，加紧角逐“海洋国土”、海上战略通道、海洋资源等，致使岛屿归属、专属经济区与外大陆架划分等海洋争端更趋复杂。

四、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目前面临的主要威胁

1.美国的战略遏制对我周边安全构成全面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对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构成最大的全球性挑战，美国的全球战略则是中国国际环境的主要制约因素。长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在接触与遏制之间摇摆：一是从现在利益考虑发展对华合作，力图将我国纳入以美国利益为轴的现有国际规则；二是担心中国强大后将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形成挑战。基于此，美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积极做好威慑、预防和应急准备，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军事围堵和战略遏制。

美国和日本、韩国强化军事同盟关系。就在今年美日和美韩频繁举行军事演习。现阶段美国与日本举行为期8天的军事演习，是二战后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就刚刚结束的美韩军演，有几天是24小时的高强度的军事演习，对外宣称只是遏制朝鲜再次发生挑衅，但谁不会知道美国背后的真正意义。

美国和印度不断加深政治和军事合作。印度认为：任何可以遏制中国日益强大的实力和傲慢态度的计划对印度的利益都应该是有利的。美国认为：中国作为地区性超级大国，将会谋求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和印度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不谋而合。

美国从遏制中俄的需要出发，加紧对蒙古的拉拢。不仅如此，美国建立和巩固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还将黑手伸向了中亚，同时对台湾事务横加干预。

2.领海、资源争端纷繁复杂，给我国安全和发展带来很大的困扰

近年来，与东南亚各国发生南海争端。由于南海储存了很多资源，导致各国对它觊觎已久。

在东海领域，和日本在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分上存在着严重争议。东海之争既是领土之争，也是资源之争。

在钓鱼岛问题上，我们和日本存在严重争议，并且还发生了冲突。

3.周边地区恐怖主义日益猖獗，对我国的安全威胁增大

东突分子和藏独分子意在分裂中国，还在中国境内发生各种暴力行为。

五、面对周边形势我国该如何应对

首先，以“四片经营“为基础，对周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对东北亚地区而言，我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伙伴是俄罗斯，主要对手是美国。而日本 是我国周边外交战略中可以争取的对象。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我国应继续支持半岛的和平统一，同时大力发展中韩关系，并且 利用共同的儒家文化传统与历史渊源关系来争取韩国，使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在东南亚地区而言，我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为南海问题。我国应继续加强与东盟有关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以争取其支持，并对美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卷入保持必要与足够的警惕。

对南亚而言，我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是悬而未决的中印边界争端。一是继续联合巴基斯坦并给予其更大支持，避免巴基斯坦对美国对美国依赖太深及安全形势恶化失控，二是正视印度的大国身份及其国际地位，增强中印两国的经贸合作与科技交流，并与印度就南亚稳定和国际格局多极化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增进中、俄、印之间的三边合作。

对中亚地区而言，我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是俄罗斯以及与我国接壤的三个国家，而主要对手则是“东突”恐怖势力与“疆独”民族分裂组织。一是维护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捍卫国家统一；二是大力发展我国西北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尤其是交通基础建设与邻国能源开发合作。

其次，在外交战略上，以“大周边战略”为方向，远近结合，稳步拓展。

一是大力强化“周边是首要”与“维权”并举的意识，集中精力、加大投入、专注周边、科学研判、及时反应、积极引导。要对周边重点国家政局演变前景及其原因深入调研、突出预警性。

二是适时制定“大周边战略”，拓展我国周边的内涵与外延，“做深、做实”周边工作。在坚持“四片经营”的基础上，统筹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与南太“六大块”，打破不同区块之间的分割，形成联动机制。

三是针对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三种情形”，对症下药，强化危机管控，维护正当权益。

四是有效应对大国地源角逐，夯实地缘战略依托。

五是与时俱进、调整与发展“不干涉内政”原则，有效应对周边政局。

第五篇：关于我国周边形势

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中国的周边包括六大“板块”，分别是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西亚与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可将这六块地区统称为中国的“大周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多个地缘方向滋生乱局，周边不稳趋于常态化、持久化、复杂化与联动化。周边形势动荡既有自身矛盾错综复杂的“内因”，也有大国角逐与干涉的“外因”。周边动荡加剧对中国构成诸多严峻挑战，中国应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通过积极、有效、妥善应对周边不稳，不仅为自身持续与完全崛起营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而且也为周边的和平稳定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应有的重要贡献。

一、周边出现哪些动荡

中亚不稳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异动最为突出。2010年4月7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发生突变，首都比什凯克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在2005年靠所谓“颜色革命”上台的巴基耶夫政府被一举推翻，以奥通巴耶娃为首的反对派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巴基耶夫先是逃往南方，后流亡国外。而临时政府也一直难以有效掌控巴基耶夫具有传统影响的南方地区。6月10日，吉尔吉斯斯坦南方重镇奥什的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之间爆发大规模族群骚乱，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大量乌兹别克族难民逃往邻国乌兹别克斯坦避难。吉临时政府先后向俄罗斯与美国提出求援，但俄罗斯除了加强其在吉军事基地戒备外一直按兵不动。中国政府展开了大规模的撤侨行动。6月27日，吉就新宪法举行 “全民公决”，新宪法规定吉将由总统制改为议会制，公决获得高票通过。7月3日，吉临时政府总理奥通巴耶娃宣誓出任“过渡时期”总统．任期到2011年底。吉议会选举定于2010年10月举行，吉政局演变前景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变数。

南亚则有多个国家政局剧烈动荡。阿富汗首当其冲，巴基斯坦紧随其后。美国奥巴马政府强力实施“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大举增兵阿富汗，对巴基斯坦一再实施越境打恐，引发极端势力与恐怖组织强烈反弹，致使南亚恐怖袭击活动有增无减。与此同时，美国干涉阿富汗选举，导致当选连任总统卡尔扎伊与“占领国”美国、“占领军”北约部队之间矛盾加深。美国于“9·11”后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已近九年，“塔利班”不但没有被美军剿灭，反而“愈挫愈勇”，影响力趋于增强。美国决策层内部对 “阿富汗新战略”也存在严重分歧，前线指挥官麦克里斯特尔将军对奥巴马总统出言不逊，奥巴马为维护自身权威被迫临阵换将，将“战功卓著”的麦克里斯特尔解职，改以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乌斯将军接任。对于美国“阿富汗新战略”的黯淡前景，英国《金融时报》载文指“美国正在阿富汗走进死胡同”；

巴基斯坦被美国绑上“反恐”战车，巴对本国部落地区极端势力发动清剿，但招致 “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残忍报复。“巴塔”一再制造严重恐怖袭击活动，不断造成巨大伤亡，巴正陷入恐怖活动与“反恐”难解难分的“恶性循环”。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也严重受制于议会，大权趋于旁落；

尼泊尔在野的第一大党尼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发动大规模罢工，迫使尼总理尼帕尔在执政仅13个月后于2010年6月30日辞职，尼政局陷入新一轮“波动”；作为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虽然政局总体稳定，但民族分离组织与反政府武装(印度“毛派”等)不时对印度安全部队发动突袭，破坏铁路等重要交通设施，造成严重伤亡与损失。

东南亚政局动荡以泰国为首。支持泰国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反政府示威者从3月14日开始占据首都曼谷的闹市区，与政府军及亲政府势力不时“擦枪走火”。泰国总理阿披实在“忍让”多时之后，于5月1 3日晚派军方封锁“红衫军”示威地点，试图逼走近万名示威者，“红衫军”军事领导人卡迪亚当场中弹身亡。泰国军队于5月1 9日开进“红衫军”集会区域，展开“清场”行动，双方冲突造成严重伤亡与财产损失。多名 “红衫军”领导人于当天下午集体自首，宣布结束集会示威。阿披实总理于当晚发表电视讲话指出，政府有信心使国家恢复正常和走上可持续复苏道路。5月25日，泰国刑事法院以涉嫌恐怖活动罪名，批准逮捕前总理他信。7月6日，泰国政府决定将在曼谷等1 9个府已实施3个月的紧急状态法再延长3个月，以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泰国乱局虽暂时缓解，但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泰国社会矛盾依旧难解；

缅甸即将举行历史性的全国“大选”，缅甸军政府意图在选前进一步“收编”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引发后者反弹，加之军政府与“民主派”之间矛盾可能激化，致使缅甸局势变数增加；

东南亚地区形势动荡还体现在海洋方面，尤其是南海形势更趋复杂，其中既有海盗活跃威胁海上通道安全，也有南海海洋权益争端加剧，包括岛礁主权争议、专属经济区划分冲突、海洋渔业与油气矿产资源矛盾等。而越南、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企图使双边争议“多边化”，美国也极力“插手”南海问题，致使南海形势更加敏感复杂。

东北亚形势主要因韩国“天安号”事件而骤然紧张。在朝鲜半岛方向，韩国于5月20日公布“天安”号事件正式调查结果。认为导致2010年3月26日韩国海军“天安”号警戒舰爆炸沉没的原因，是遭到了朝鲜小型潜水艇发射的鱼雷攻击。美国和日本政府随即分别表示“强烈谴责”导致“天安”号沉没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同日表示，中方主张各方应冷静克制，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避免局势紧张升级。朝鲜则于5月21日发表声明对此予以坚决否认，指如韩国以“天安”号事件为借口对朝鲜进行报复，朝鲜将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加以应对。韩国总统李明博于5月24日就“天安”号事件对国民发表讲话，要求朝鲜道歉，表示将禁止朝鲜船只进入韩国领海，中断韩朝贸易、合作与交流，并将与有关国家协商后将该事件提交联合国安理会。韩国同日还表示恢复“对朝心理战”，更积极参与“防扩散倡议”，举行韩美反潜军事训练。韩国于6月4日致函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通报其联合调查结果，请求安理会做出反应。特别是，韩国与美国借“天安号”事件，于7月份在黄海一带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由于黄海属于中国近海与高度敏感海域，美韩军演不仅临近中国领海，而且直逼中国的政治中心。何况“天安号”沉没谜团未解，美韩大规模军演不仅将进一步激化朝韩、朝美矛盾，更将威胁中国安全，也不利于东北亚的和平稳定，因而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经中国方面的努力斡旋，联合国安理会于7月9日通过了关于“天安”号事件的主席声明。声明未明确事件的责任归属，只是谴责了导致“天安”号沉没的攻击，并对韩国政府、人民、该事件遇难者及其家人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强调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和平、稳定，鼓励以和平手段解决半岛未决问题，鼓励半岛北南双方恢复直接对话和协商。而致力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已被搁置多时，半岛“无核化”进程仍然充满坎坷；

日本政局持续动荡。先是鸠山由纪夫前首相因驻日美军基地搬迁问题等处置失措与6月份被迫辞职，由菅直人出任民主党新党首并于6月8日出任新首相。接着是7月11日举行参议院改选，由于菅直人的消费税改革方案“得罪”选民，致使由民主党与国民新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失利，在野党占据了参议院过半数议席，在野的自民党赢得选举、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日本由此再次出现了朝野政党分别控制众、参两院的“扭曲国会”，民主党执政难度进一步增大。日本政局前景自2009年9月“变天”后重又趋于动荡不定；朝鲜政权“换代”进程明显加快。朝鲜宣布将于2010年9月份召开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而上一次党代会则是在三十年前的1 980年举行的，此举表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感”增加，其三子金正银即将走上前台。与此同时，朝鲜“货币改革”以失败告终，国内经济困境加剧。

西亚动荡主要是“两伊问题”。伊拉克战争已爆发七年有余，美国扶植的伊拉克政府虽然渐已基本控制局面，美国也加快了从伊拉克“撤军”进程，但“基地”组织仍不时制造重大恐怖袭击活动，伊拉克安全形势难有根本好转。而伊拉克“大选”之后的新政府因为党派矛盾而一再“难产”，伊拉克政治前景难以明朗；伊朗朝野双方围绕2009年“大选”结果爆发激烈冲突的“选举后遗症”仍未彻底消除，而伊朗核问题更是错综复杂。联合国安理会于2010年6月9日通过了对伊朗制裁的1 929号决议，而伊朗总统内贾德则对新决议不屑一顾，表示将继续推进“和平利用能”。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单方面对伊朗新制裁，多管齐下，一面强化军事威慑，一面加大颠覆渗透，而伊朗也是积极备战、毫不示弱，伊朗核问题前景更加堪忧。

在南太(平洋)地区，连政局一向平稳的澳大利亚居然也发生“政变”，陆克文总理因矿产资源税政策失误等严重影响其工党年底选情，陆克文迫于工党内部巨大压力提前辞职，吉拉德出任工党新党首并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吉拉德于7月1 7日宣布将澳大利亚议会选举提前到8月21日举行。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周边动荡呈现普遍化、常态化、复杂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联动化，其中又以一国内部的政局不稳居多，也有两国之间的冲突甚至对抗，还有大国强权的介入与角逐，不同类型的问题相互交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存。尤其是“天安号”事件、吉尔吉斯斯坦“变天”、伊朗核问题僵局、巴基斯坦恶性恐怖活动频发等 “四大危机”同时“发作”，并分别引发东北亚、中亚、西亚、南亚四大“板块”“震动”不已，致使中国周边形势复杂而严峻，“变”、“乱”、“险”交织，“变脸”不断、“乱象”纷呈、“险象”环生。面对“乱云飞渡”的周边环境，中国应准确“把脉”、从容应变。

二、政局动荡主要分哪几种类型

中国的周边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少数属于发达国家，按其政治体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与“稳定程度”，也可大致分成“成熟民主国家”、“转型国家”与“问题国家”三大类，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可依此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类是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演变。如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其主要属于“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范畴，包括主要政党围绕选举与执政权所展开的权力斗争，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权力制衡等。其政局波动具有周期性、规则性、暂时性与可控性，确定性相对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华政策与双边关系的调整变化。

第二类是从所谓“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国家”的“转型阵痛”。中国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多数属于此类，其政局动荡具有中期性、常态性，不确定性与风险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双边关系变化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易受冲击。此类国家大多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期，由于民主体制不健全、旧体制“惯性”强大、军方与权贵等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既有社会矛盾继续存在等，导致政府腐败严重、当局缺乏权威性与政局动荡，甚至不时发生政变等倒退现象。其中屡见不鲜的是外来移植的“民主”产生“水土不服”乃至扭曲变形，各方对选举结果产生争议乃至激烈“碰撞”，选输的不“服输”，以至“选举闹剧”不时上演、“选举综合症”频繁发作。例如，中亚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五个“斯坦”国家均系从“前苏联”解体而来，体制上不同程度带有“前苏联”的痕迹，哈、塔、乌三国政权“新老代际问题”突出，土国新总统尚在摸索之中。而吉尔吉斯斯坦自从2005年在西方大国策动下爆发“颜色革命”以来，虽然“复制”了西方“民主”，但前总统巴基耶夫实际上依旧推行家族式统治，导致民怨沸腾、最终重蹈其前任阿卡耶夫总统的覆辙。

第三类则是西方所谓的“问题国家”的政局混乱。其发展极端则是成为严重影响地区稳定的所谓“失败国家”，其政局异动具有长期性、系统性、突发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刊物《外交政策》2010年第四期推出所谓“2010年失败国家排行榜”，将中国周边多个国家列入其中。包括“第六名”的阿富汗、“第七名”的伊拉克、“第十名”的巴基斯坦、“第十五名”的也门、“第十六名”的缅甸、“第十八名”的东帝汶、“第十九名”的朝鲜等。这些国家大多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其中有些还是与中国存在传统的“特殊关系”，是中国周边安全战略与地缘战略依托带的关键环节，对中国国家安全与周边和平稳定的潜在影响极大，需要重点关注与严密防范。由于这些国家国内矛盾严重激化、不同势力争权夺利白热化、当局治理失效、内外压力巨大、“选举综合症”严重等原因，致使其政局异常混乱，极个别的甚至反政府武装坐大与叛乱蔓延，其典型是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而伊朗、缅甸与朝鲜亦被西方归为所谓的“问题国家”或“失败国家”。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所谓“排名”反映了西方的政治偏见及其惯于对外乱贴“政治标签”的话语霸权，是为西方对外干涉服务的政治工具，但对我们观察与前瞻周边环境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中国周边国家在该“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的还有：孟加拉国第二十四名、斯里兰卡第二十五名，尼泊尔第二十六名、伊朗第三十二名、乌兹别克斯坦第三十六名、塔吉克斯坦第三十八名、老挝第四十名、柬埔寨第四十二名、所罗门群岛第四十三名、吉尔吉斯斯坦第四十五名、不丹第五十名、菲律宾第五十一名、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五十七名。

三、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内因

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各种根深蒂固矛盾是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根源或“内因”。一是国内政治日趋“两极分化”与深陷“民主困境”所致。周边多个国家均已形成以两大主要政党为首“两大阵营”和朝野对峙僵局，如日本的民主党与自民党、印度的国大党与人民党、泰国的“反他信”与“亲他信”势力等，对立双方分庭抗礼、长期相持不下，以至“党争”、“政争”不已。而“民主化”更使得周边一些国家政府权威下降，“政治生态”呈现为“弱政府、强社会”的失衡与无序状态，反对派力量壮大，非政府组织(NGO)活跃，反政府活动盛行，选举争拗与“街头政治”司空见惯，以至内耗不止。其中，日本2009年9月国会众议院选举导致自民党“丢掉”政权，民主党成为新的执政党，日本政治由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逐渐转向“两党制”，其政党结构在形成相对稳定的“两党制”之前日本政治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而泰国“亲他信”的“红衫军”代表了“改革派”，现政府则代表了维护国王与军方权势的“保守派”，二者之间的改革与保守之争远未终结，彼此矛盾还将不时激化。

二是国内经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激化社会矛盾。城乡与不同阶层之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各种弱势群体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激烈抗争。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致使经济大幅下滑、失业问题严重、社会动荡加剧，例如吉尔吉斯斯坦与泰国等。对于泰国独特的“红衫军现象”，国际舆论指出双方之间的争斗暴露并加深了泰国社会中的城乡阶级矛盾。“泰国破碎的民主”及其日益增长的政治无序状态对泰国经济极具破坏性，泰国政府驱散“红衫军”反而可能激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城乡对立，泰国在找到解决该矛盾的持久办法之前，双方仍将陷入政治斗争的“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三是“三股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与部族民族矛盾作祟。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主义继续活跃于西亚、南亚、东南亚与中亚，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成为全球恐怖活动的“重灾区”。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巴基斯坦“塔利班”正在向南亚以外地区流窜，印度反恐频繁拉响“警报”，印度尼西亚破获多起恐怖阴谋；印度东北部与缅甸等存在严重的民族分离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不时制造暴力事件；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部族与民族矛盾突出。

四、导致中国周边动荡的外因

大国争夺激烈等其他因素，催生与加剧了周边动荡。一是大国在中国周边争夺地缘战略利益。为延续世界霸权与防范“主要战略对手”，美国奥巴马政府“主动顺应”世界地缘政治与经济重心“东移”亚太的态势，一改其前任布什政府一味“聚焦”“大中东”尤其是伊拉克的“偏颇”作法，不仅力图 “平衡”兼顾“大中东”与亚太，在“西线”着力“反恐”与推进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的同时，在“东线”着力遏阻中国这一“主要战略对手”，而且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巧实力”。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渗透扩张，自西面推行所谓“大中东”与“大中亚”战略，将“反恐重心”由伊拉克“东移”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通过占领伊拉克与阿富汗、遏制伊朗、渗透巴基斯坦，进而“打通”西亚、南亚与中亚，并诱使中亚国家“向南发展”以削弱俄罗斯与中国的地缘利益。在东面借“天安号”事件强化美韩、美日同盟，加紧“重返”东南亚，对缅甸“诱”、“压”并举，企图以湄公河流域开发与南海问题为“抓手”，加大“介入”力度，加紧寻觅新的“战略支点”。与此同时，美国还对西太平洋第一、第二“岛链”军事部署加快重组，力图构筑多层次战略打击与纵深防御体系。尤其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更加“关注”亚太，加大“战略投入”，给亚太安全与中国周边形势带来复杂“效应”。美国在中国周边大肆进行地缘扩张引起有关国家的反弹，其中，中亚乃美国与俄罗斯地缘角逐“焦点”之一，双方围绕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问题长年角力，俄罗斯对前总统巴基耶夫“脚踏俄、美两只船”早已不满，加之认为美国因深陷金融危机而无力反击．因而“力挺”吉反对派4月夺权，力图通过支持奥通巴耶娃“临时政府”重新夺回中亚“主导权”。

其他大国也在中国周边加紧角逐：俄罗斯外交进一步“向东看”，通过“欧亚经济共同体”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重拾对中亚的传统影响．力争加入“东亚首脑会议”，凭借国力回升加大对东北亚、东南亚与南亚的投入；日本民主党政权更加强调亚洲，极力争夺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重点“经营”东南亚，同时加大对南亚与中亚的投入；印度崛起势头强劲，全方位拓展地缘利益，力图首先“坐大”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与此同时“北上”阿富汗与中亚、“东进”东南亚、“西入”西亚。

二是西方大国对中国周边调整与实施“民主改造”战略，激化干涉与反干涉矛盾，加剧周边动荡。美、欧等西方大国将中国周边作为“民主改造”重点目标，对中亚调整 “颜色革命”策略、企图稳步推进“民主”。对伊拉克、阿富汗进行“民主手术”，对巴基斯坦推进“民主转型”，对伊朗、缅甸、朝鲜三大所谓“问题国家”软硬兼施，通过互联网、非政府组织、反对派等企图实现“政权更迭”。美国在中国周边持续实施 “民主改造”的“终极目的”则是围堵所谓“威权大国”中国以及俄罗斯。西方大国一再在中国周边地区推行所谓“民主”，致使周边多个国家跌入“民主陷阱”，陷入“民主乱象”难以自拔。

三是周边资源与能源争夺加剧。美国在优先掌控伊拉克能源的同时，加大力度攫取阿富汗“万亿美元级”矿产资源，同时觊觎南海油气资源。俄、美、日、印度加紧角逐中亚、东南亚油气资源，各方围绕陆地能源输送管道建设与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展开复杂博弈。

四是周边“海权”角逐升温，海洋形势日趋复杂。各方围绕“海洋权益”与“制海权”展开较量，加紧角逐“海洋国土”、海上战略通道，海洋资源等，致使岛礁归属、专属经济区与外大陆架划分等海洋争端更趋复杂。同时，中国“海洋崛起”导致区域海洋格局重新“洗牌”，美国、日本等老牌海洋强国心有不甘，美国更是极力维护“海洋霸权”。特别是在近期，中国周边地区多个海域军事演习“扎堆”，周边海军竞赛浮出水面。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黄金海道”，国家间权力角逐与海盗等非国家行为体 “活跃”并存交织，海洋安全前景堪忧。其中，黄海因韩国“天安号”事件与美韩军演而骤然“紧绷”；东海因中日专属经济区划分分歧与争端而形势复杂，日本极力强化对中国“钓鱼岛”的“事实占领”，并对中国海军穿越琉球群岛公海海域的正常之举一再反应“过敏”，不时大肆炒作中国军舰“突破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不断炮制“中国海军威胁论”；在南海，中国与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双边岛礁争议日趋复杂化，越南与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对华施压，并力图将中越、中菲之间的双边争议“变质”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多边争议”，而美国则想方设法“插手”南海问题，企图以此增加对华制衡“筹码”；在印度洋，索马里海盗“作战半径”不断扩大，不时劫掠各国商船，致使远洋运输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压力。

五是中国周边地区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危害周边各国。包括上半年的大地震(印度尼西亚、中国青海玉树等)、大旱灾(中国西南五省及中南半岛)，夏季的大洪水、台风、海啸，以及极端恶劣天气、重大疫情等，致使周边安全环境更趋严峻，周边乱局雪上加霜。

五、对中国的挑战严峻而复杂

中国周边形势动荡不安尤其是不少国家政局不稳，给中国带来复杂影响。一方面，包括周边国家政局不稳在内的周边形势动荡，与中国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形成了明显反差，反衬出中国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体制优势，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力与软实力显著增强。周边乱局充分暴露出西方“民主”、“自由”泛滥的弊端与危害，有利于周边国家从各自实际情况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有助于周边国家更好地维护本国主权独立、有效抵制西方大国以“民主”干涉其内政的企图。在周边某些邻国陷入长期“内耗”与难以自拔的同时，中国却能继续保持强劲崛起，彼此力量对比进一步朝中国倾斜，这将有利于中国对“和谐周边”的主动“塑造”。

但另一方面，周边动荡也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

一是周边乱局“外溢效应”直接危及中国的沿边经济发展与安全。中亚、南亚、东北亚、东南亚地区持续不稳定，势必分别波及中国的西北、西南与东北沿边地区，影响中国“西部大开发”与“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例如，2009年8月缅甸军政府大举进剿缅北“民地武”(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导致数万难民逃往中国云南境内。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等中亚、南亚与中国接壤的邻国持续动荡，境外的“东突”与“藏独”等民族分裂势力有可能乘机浑水摸鱼，获得新的立足之地，对中国策划实施恐怖袭击与暴力破坏活动，进而威胁中国新疆与西藏地区的和谐稳定。

二是邻国政局动荡、极端与恐怖势力猖獗严重威胁中国的海外利益。周边地区是中国经济加速“走出去”的重要方向，是中国开拓海外商品市场、投资场所与获取能源资源的重要地区，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拓展国际经济空间。而周边邻国政局动荡不定乃至发生政变与骚乱，将严重危及中国在当地的投资与人员安全。如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突变，尤其是6月在吉南方爆发的严重骚乱，给中国在吉商人造成巨大财产损失。而周边极端势力乘机滋长、恐怖活动泛滥、乃至民族排外情绪发酵，也将严重威胁中国的境外机构与人员安全，如中国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等国开展的重要投资与工程承包项目，长期面临巨大的安全保障压力。

三是周边乱局为某些大国“介入”提供了可乘之机，大国加紧争夺中国周边将危害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中国的地缘战略依托受到侵蚀，中国崛起更将面临“龙困浅滩”的危险。美国对中国周边“趁火打劫”与加大渗透，企图从多个方向、从陆地到海上对中国实施“立体堵截”，日本、印度、俄罗斯也乘机扩张；巴基斯坦、缅甸、泰国、朝鲜等“地缘支点”国家政局持续不稳．分别引发南亚次大陆、中南半岛、朝鲜半岛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其各自“地缘对手”印度、越南、韩国等影响力显著增强，长此以往将不利于所在区域的长远稳定，美国等大国趁势“介入”更是挑战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此外，大国加紧角逐周边油气与矿产资源，中国获取稳定可靠的境外能源资源供应将面临更大的变数。

四是中国与邻国的既有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更趋复杂。随着中国全方位加速崛起，中国与邻国的实力差距不断扩大，这将引发周边某些国家的“反弹”，一些邻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更加突出，企图通过“大国平衡”战略、借助美国等“制衡”中国，而美国则极力“利用矛盾”。特别是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的某些邻国，其“危机感”与 “紧迫感”加深，唯恐争端解决的时间“站在中国一边”，遂加紧强化对中国海洋权益的非法侵占侵蚀，加大对美国的战略借重。

五是周边乱局严重掣肘亚洲经济一体化，影响中国的周边区域合作政策实施与推进。如泰国等东盟某些成员国的政局紊乱对东盟一体化、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10+1”)、中日韩与东盟经济合作(“10+3”)等“拖后腿”；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变天”对上海合作组织(“SCO”)的稳定发展构成棘手考验。

六是中国在周边的“大国责任”压力不断上升，周边外交“两难”困境加剧，“不干涉内政”原则备受冲击。西方大国视朝鲜、缅甸、伊朗等所谓“问题国家”为“眼中钉”，认为中国与其关系“特殊”，敦促中国在防扩散与维护地区稳定上承担“大国责任”，无理要求中国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对“问题国家”施加影响，致使中国在“问题国家”与西方大国之间陷入两难。此外，中国沿边与沿海地区的和平发展、加速拓展的海外利益等面临周边动荡的严重威胁，传统的“不干涉内政”原则面临调整。中国在周边地区既要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尤其是领土领海主权等“核心利益”(“维权”)，又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维稳”)与自身和平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兼顾二者难度日益上升。

六、中国外交迎难而上、应对挑战

尽管周边动荡对中国构成了诸多严峻挑战，但辩证地看，只要我们准确“把脉”周边乱局并“对症下药”，应对得当并主动作为，上述挑战也可被转化成提升中国周边外交能力、增强中国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难得战略机遇。事实上，针对当前周边多个“热点”，中国外交迎难而上、从容应对，充分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

首先，针对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突变，中国冷静观察、果断决策，在第一时间成立了由外交部负责牵头的跨部门快速反应工作组，分别进驻新疆乌鲁木齐与驻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大使馆，一面与吉临时政府积极接触、敦促其维护中国侨民人身与财产安全，一面派包机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紧急撤侨行动，将上千名中国商人安全撤离回国。

其次，针对伊朗核危机加剧之势，作为与伊朗传统友好国家及在伊朗有重大投资的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在各方之间展开积极斡旋，始终兼顾维护不扩散核武器国际机制与尊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有效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坚决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问题，并在西方大国做出了实质妥协的情况下，投票支持安理会通过“制裁”伊朗的新决议，为缓和危机、维护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促进有关各方适时重新启动谈判做出了不懈努力。

再次，针对缅甸即将举行的“大选”与中缅边境不稳态势，中国对缅政策将突出 “睦邻、安邻、富邻”宗旨，加大经济援助，支持缅甸政府和平与公正解决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问题，加快推进中缅印度洋油气输送管道建设。温家宝总理于2010年6月初应邀对缅甸进行了正式访问，他对缅甸领导人表示，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缅甸主权和领土完整，祝愿缅甸稳定、团结、发展。中方愿与缅方继续共同努力，推动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中缅双方同意扩大能源资源等领域合作，实施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战略，共同维护两国边界和平稳定。

针对“天安号”事件引发的朝鲜半岛骤然紧张局势，中国冷静周旋、多方协调，苦口婆心、劝和促谈，尽最大努力维护东北亚和平。2010年5月3日至7日，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邀请，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胡锦涛在与金正日会谈时指出，推动中朝友谊与时俱进发展并世代相传是双方的共同历史责任，巩固和发展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并就加强中朝合作提出5点建议：一是保持高层交往。双方领导人通过互访、互派特使、互致口信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保持密切联系。二是加强战略沟通。双方随时和定期就两国内政外交重大问题、国际和地区形势、治党治国经验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沟通。三是深化经贸合作。双方政府有关部门要就深化经贸合作进行认真探讨。四是扩大人文交流。双方要深化文化、教育、体育等各领域交流特别是青少年交往，使中朝传统友谊世代相传。五是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要加强协调，更好地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金正日认为朝中传统友谊不会因时间推移和世代交替而发生变化，表示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朝方愿同各方一道，为重启六方会谈创造有利条件。双方认为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繁荣符合中朝两国乃至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双方将根据“9·19共同声明”的立场，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而共同努力。双方认为六方会谈各方应该显示诚意，为推进六方会谈进程做出积极努力。

在韩国“天安号”事件上，中国始终坚持“兼听则明”与“以事实为依据”，反复强调“冷静、冷静、再冷静”与“克制，克制、再克制”，敦促南北双方切实负责和以 “大局”为重，强调对事件“真相”的调查应坚持客观、公正、充分与第三方参与的原则，反对仓促武断、鲁莽行事与挑衅滋事。中国一再努力缓和半岛紧张与化解矛盾，力争避免南北双方擦枪走火乃至冲突升级失控，并为朝核问题重回解决轨道争取转机。5月28日，温家宝总理应邀访问韩国，温总理同韩国总统李明博先后进行了约4个小时的深谈，他表示：“天安号”事件是一起不幸事件，我们理解韩国人民尤其是遇难者家属的悲痛心情，中方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对韩国人民和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温总理强调，中国是主持正义、负责任的国家。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不会袒护任何一方”，中方一贯主张并致力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反对和谴责“任何”破坏半岛和平稳定的行为，中方将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客观、公正作出判断，决定立场。温总理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防止事态升级，尤其要避免发生冲突，共同维护半岛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经中方努力斡旋，联合国安理会于2010年7月9日通过了关于“天安号”事件的主席声明，该声明充分体现了平衡兼顾各方立场的特点，强调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和平、稳定，以及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重要性，鼓励以和平手段解决半岛未决问题，鼓励半岛北南双方恢复直接对话和协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随后对外表示，希望有关各方继续保持冷静克制，以此为契机，尽快翻过“天安号”事件这一页，早日重启六方会谈。

七、周边外交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越来越重要

对于中国外交与中国崛起而言，周边外交与“周边工作”具有“无比重要性”。中国外交有“四个布局”之说。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其中，周边不仅占据了“首要”地位，而且周边也是“四个布局”交织并存的地带：周边地区集中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大国美、中、俄、日、印度等，“周边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大国外交”；周边地区绝大部分属于亚洲与大洋洲的发展中国家，“周边外交”在相当程度上属于“发展中国家外交”；周边地区存在各类次区域与区域合作组织，各种多边机制蓬勃发展，“周边外交”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多边外交”。由此可见，“周边外交”“浓缩”了“大国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是中国外交“四个布局”的高度统一，故周边对中国外交“无比重要”。进一步分析，周边外交与周边工作的“无比重要性”也是由中国的国际定位所决定的。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属于地区大国与地区强国，也即周边地区大国，周边是中国国家利益对外而言的主要所在，也是中国综合实力的主要所及。

具体而言，周边外交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国家安全上，周边地区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捍卫中国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开展反分裂斗争的主战场，是中国防御外敌入侵的前沿与前哨，是中国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缓冲带与战略屏障。

其次，在政治与对外战略上，周边地区是保障中国国际政治利益的重要区域，是中国崛起与成为世界大国不可逾越的环节与必经之地，是中国今后崛起为多极格局中单独一极的主要支撑点与战略依托带，是中国与其他力量中心打交道的主要平台。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对外主要体现在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周边地区是中国对外展示实力与施加影响的主要场所，是中国对外发挥国际作用的主要地区，是中国担当“负责任大国”力所能及的主要舞台。再次，在经济上，周边地区关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外贸市场，也是中国能源与资源进口的主要来源，还是中国能源资源进口战略通道(陆上油气输送管道与铁路、海上航线)的集中区域。

能源与资源进口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周边地区的三个方向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一是西面的中亚与西亚两大地区，中亚里海盆地因拥有2000亿桶潜在石油储量而被誉为“第二中东”，中国对该地区开展了大量能源投资。中东地区石油的储量，日均产量与日均出口量分别占全球的64.7％、30.5％与36.7%，而中国原油进口的约50％来自中东，其中来自沙特、伊朗与阿曼的进口占中国全部原油进口量的43.3％；二是东南面的澳大利亚，仅西澳大利亚州，就生产了全世界17％的铁矿石、21％的氧化铝，18％的镍、45％的钽、32％的锆等，其中相当部分出口到中国；三是北面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俄远东油气资源仍将是中国进口的一大重点。

简言之，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平发展、最终崛起与民族复兴具有特殊重要性，是中国对外维护与拓展国家利益的关键所在，其局势稳定与否也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内的发展。而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为中国集中精力于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营造与塑造一个基本安定的周边环境，使其不干扰与分散中国的主要精力，并尽量避免被卷进周边地区的战乱与动荡之中。

八、周边外交方针：一脉相传又与时俱进

当前的中国周边外交是历史的延续与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周边外交方针具有强烈的历史连续性，以及中华文明“和、和平、和睦、和谐”的鲜明特色。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周边外交“思想脉络”及其实践，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周边外交，主要标志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中国与印度、缅甸等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要成就是我国与大部分接壤邻国明确划分了边界。

二是从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末期的周边外交，主要标志是“睦邻外交”大发展。中国率先摆脱了国际“冷战”格局的羁绊，不以意识形态“画线”，改善了与有关邻国的关系，最终与所有邻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为集中精力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总体上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三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周边外交．周边外交方针实现了一系列的创新发展：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发表题为“中国的发展与亚洲的振兴”演讲，将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进一步概括为“睦邻、安邻、富邻”六字方针。在2004年召开的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正式提出“周边是首要”。在2005年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并提出了“和谐世界”的重要战略思想，而周边地区与周边外交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战略都具有关键意义。在2006年8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利共赢”、“以人为本”等重要战略思想。

四是自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周边外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顺势而上”与“大周边”成为新的“关键词”。面对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范围“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面对中国崛起加速与“亚洲崛起”加快同步并进，面对周边环境错综复杂的现实“热点”、“难点”，中国的周边外交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多管齐下、全方位推进。

特别是在2009年7月17日20日召开的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阐述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强调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提高外交工作能力和水平，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其中的“四个力”之说(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形象亲和力、道义感召力)兼顾了物质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对当前与今后的中国周边外交必将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还升华与发展了中国外交“四个布局”的战略思想，即“运筹好大国关系，做实做深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工作，巩固发展中国家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基础地位，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大力加强各领域外交工作，同时还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依法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海外合法权益”。胡总书记讲话中对周边外交强调“做实做深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不仅将周边外交定位为“地缘战略依托”，而且提出了开展周边外交的侧重点与方式方法——“做实做深”．所谓“实”即务实、扎实，所谓“深”即深入周边、“深耕”周边、不浮在表面。

当前中国周边外交的一大“亮点”，便是从多个方向稳步推进的区域多边合作，如中亚方向的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方向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10+3”、东北亚方向的中日韩三国合作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

这其中，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中日韩三国在东亚经济合作进程中的关键“分量”，适时加速推进中日韩三国合作的机制化程度也就显得更加重要而现实。在2010年6月举行的中日韩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就加强三国合作明确提出，推动合作机制和框架建设，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尽快达成中日韩投资协议，加强标准化合作，设立三国合作秘书处。会议发表了《2020年中日韩合作展望》等共同文件，确定三国在机制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人文交流等领域以及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合作。包括于2011年在韩国设立三国合作秘书处，加强旨在消除技术壁垒的标准化合作，争取2012年前完成中日韩自贸区联合研究，尽快完成三国投资协议谈判，扩大三国人员特别是青少年和大学交流等。会议为今后十年中日韩三国合作指明了方向，就三国重点合作领域进行了规划，三国合作的前进步伐将更加坚实，并将有力地带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

另外，在2010年6月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深化务实合作维护和平稳定》的重要讲话，就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深化合作提出6点建议：一是巩固团结互信，夯实本组织发展的政治基础。二是加大反恐力度，构筑本组织发展的安全环境。三是深挖合作潜力，增强本组织发展的持续后劲。四是扩大友好交流，巩固本组织发展的人文基础。五是完善内部建设，健全本组织发展的决策机制。六是秉承透明开放，营造本组织发展的良好环境。

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中“逆风飞扬”与稳健崛起，中国的实力与潜力进一步凸显，中国的卓越表现与辉煌前景引发了周边一些国家的心态失衡、心理落差乃至疑惧。面对不少邻国对中国强大的“担忧”，“增信释疑”成为了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中国周边外交的当务之急。2010年1月22日，中国外交工作的主管领导——国务委员戴秉国在位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东盟秘书处发表演讲，诚挚而朴实地“表白”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战略与周边外交宗旨。他指出，“从我们的根本政策看，不称霸，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和战略选择。中国不称霸，要友好，在周边就是要始终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就是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就是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的长治久安、发展繁荣对周边邻国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更不是灾难。相反，有13亿人口的中国如果不稳定、不发展，反倒会拖累你们。甚至会给你们带来祸害。”针对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普遍“追捧”中国与“中美共治论”(所谓“G2”)甚嚣尘上的情况，戴秉国国务委员还特别强调，“现在世界上有人给我们戴很多高帽子，说什么我们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很快与美国平起平坐了，等等。朋友们，你们不要相信，那是神话I我们自己不谋求霸权，也不会同别国在我们这个地区争夺霸权，或搞什么共同霸权。你们知道，我们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主张大家的事情由大家商量着办，反对由一两个国家或某种国家集团主宰国际事务。”他郑重重申： “我们愿意永做东盟和亚洲各国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我们的意图是透明的、善意的。如果还有人不相信，想再看一看中国到底想干什么，那就请看下去，只是别把同中国合作的机遇看掉了，那样就不划算了。”

九、应对周边形势新变化的分析与思考。

当前，对周边形势出现的新变化，要以“四片经营”为基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首先，对东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有蒙古、俄罗斯、朝鲜、韩国与日本，以及一个“特殊的邻国”——美国。

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伙伴是俄罗斯，中俄两国在经济与军事合作、维护各自国家的统一以及维持国际力量对比的战略平衡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之间还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美国是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对手，美国在日本与韩国维持着大量驻军，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将该地区作为其设想的主要战场。美国还在距该地区不远的关岛基地大力加强了远程投送与远程打击能力，美国将中国的正常崛起视为挑战其霸权地位的主要战略威胁，并与中国的台湾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包括坚持对台军售。

日本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美国的战略盟国，它既没有对其侵略历史认真反省，又对中国的发展强大心怀不满，也不愿看到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之间的和平统一；另一方面，日本也不满足于仅仅作为美国的附庸国，完全受美国摆布，而希望成为更加独立的“正常国家”。日本对中日之间的经贸合作潜力也非常看重。故日本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中可以争取的对象，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应继续支持半岛的和平统一，同时大力发展中韩关系，并利用共同的儒家文化传统与历史渊源关系来争取韩国，使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中国还将继续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与“无核化”目标，积极化解矛盾、缓解危机。

其次，对东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主要是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十个国家，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为南海问题，即与东盟有关国家在南海岛礁及其海域划分上的争端。中国的主要对手为东盟有关国家以及美国对其给予的支持，而中国的主要伙伴也是东盟的其他有关国家。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南海问题(其中又以南沙群岛及其海域最为突出)现已成为异常棘手、甚至难以逆转的“老大难”问题。东盟有关国家对中国的南海岛礁及其附属海域的非法侵占早已是既成事实，中国的主权领土及宝贵资源遭到了众多东盟小国的侵吞瓜分，南海问题可谓积重难返。

中国的南海岛礁及其附属海域不仅扼守着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便捷通道及将中东石油运送到东亚地区的海上生命线，其在地理位置上占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本身还蕴藏着丰富的海底油气资源与渔业资源，它不仅受到东盟有关国家的觊觎，而且还引起了美日两国的高度重视，并由此而使南海问题更为复杂化与尖锐化。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要对手是菲律宾与越南两国。越南是因其占据着为数最多的南沙岛礁，菲律宾则是因其态度蛮横且不断带头对中国挑起事端，并仰仗美国的撑腰而忘乎所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策，一方面既要现实可行与量力而行，要等待时机，加快自身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发展，以备后用；另一方面也应尽快开展行动，而不可拖延或一味消极地“搁置争议”。当务之急应坚持南海争端的“双边属性”，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并对有关国家的无理取闹及强权行径采取更为有力的坚决措施，决不手软。同时调整对南海资源进行“共同开发”的政策。

中国应继续加强与东盟有关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以争取其支持，例如泰国以及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应缓解中越两国在南海岛礁上的矛盾美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卷入保持必要与足够的警惕。

再次，对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邻国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悬而未决的中印边界争端(印度非法占领了中印边界东段近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国的主要“竞争者”是印度，而主要伙伴则是巴基斯坦。对于同样正在快速崛起的印度，中国的南亚政策应保持“平衡”：一是继续联合巴基斯坦并给予其更大支持，避免巴基斯坦对美国依赖太深及其安全形势恶化失控，防止南亚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与印度“独大”；二是正视印度的大国身份及其国际地位，大力增强中印两国的经贸合作与科技交流，并与印度就南亚稳定和国际格局多极化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增进中、俄、印之间的三边合作；三是对美国自“9．11”之后在南亚地区军事存在与政治影响急剧增加之势，包括其“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略”前景，美印军事合作等予以密切关注与高度警觉。

第四，对中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主要是俄罗斯与中亚五国，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即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这三股恶势力。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是俄罗斯以及与中国接壤的三个国家，而中国的主要对手则是“东突”恐怖势力与“疆独”民族分裂组织。

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任务有两点，一是维护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捍卫国家统一，包括为此开展的反分裂与反恐怖斗争；二是密切结合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大力发展中国西北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中邻能源开发合作。中国的中亚政策将坚持“安全”与“经济”并举的“双轮驱动”，坚持双边合作与上海合作组织多边合作兼顾的“双管齐下”。

对美国自“9．11”之后在中亚地区军事及政治存在显著增加之势，中国既应保持足够的警觉，也可与美国就反恐等问题进行对话与合作。

十、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周边外交要以“大周边战略”为方向，远近结合、稳步拓展。对当前周边地区动荡加剧的态势，进行密切关注与持续跟踪。对周边乱局既要分又要统筹应对，积极促进周边总体和平稳定与发展，切实维护自身地缘战略利。

一是大力强化“周边是首要”与“维稳”、“维权”并举的意识，集中精力、加大投入、专注周边，科学研判、及时反应、积极引导。要树立“和平发展、重在周边”与 “和谐世界、始自周边”的战略意识，整合处理周边事务的体制机制、形成合力，对周边重点国家政局演变前景及其原因深入调研、突出预警性。

二是适时制定“大周边战略”，拓展中国周边的内涵与外延，“做深。做实”周边工作。在坚持“四片经营”的基础上，统筹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与南太“六大块”，打破不同区块之间的分割，形成联动机制。稳步推进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整合与创新周边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建构和谐、有序、安全、繁荣的周边新秩序。

三是周边地缘战略坚持“东西兼顾”。“陆海并举”和“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统筹”方针。妥善兼顾地缘“西线”与“东线”，同步开拓“陆权”与“海权”，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

四是针对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三种情形”，对症下药，强化危机管控，维护正当权益。针对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突变，防止其；中击与中国的双边关系；针对所谓“转型国家”的政局异动，防止其对华政策出现严重倒退；针对所谓“问题国家”的政局“混沌”，妥善维护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有效防范海外利益重大风险。

五是有效应对大国地缘角逐，夯实地缘战略依托。与主要大国增加沟通、协调与战

略互信，积极应对其对华渗透．挤压与围墙，致力于共同促进有关国家与周边稳定。在

反恐、防扩散、抢险救灾、发展援助、“维和”行动等方面自主承担力所能及的“大国

责任”，维护中国“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

六是与时俱进。调整与发展“不干涉内政”原则，有效应对周边乱局。改进对所谓“问题国家”的政策，既要反对外力粗暴干涉，又要敦促所谓“问题国家”应以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大局为重。

七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确保周边总体和平稳定，坚决捍卫中国沿边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大力强化中央统筹，充分发挥沿边与沿海省份的积极性。有效防范邻国乱局的“外溢效应”，有效遏制境外敌对势力乘机进行渗透破坏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