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犯罪（写写帮推荐）

第一篇：银行犯罪（写写帮推荐）

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金融系统从业人员尤其是银行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国家及公民财产、滥用职权的现象屡见不鲜。进入工行后，第二天的培训内容就是。。。。作为一个银行新进员工，我将结合此次培训以及之前对此现象的了解，谈一下自己的体会。

银行是金融管理货币资金的行业，干部员工整天与现金、票据打交道，责任重大。银行工作性质特殊，其工作人员既有各岗位各职级相关职责及权利，同时又存在各岗位各职级人员利用职务进行非法活动的土壤。根据互联网数据统计分析，银行职务犯罪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从犯罪从犯罪类型来看，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件居高不下。从犯罪人员来看，单位负责人与基层操作岗位人员比较多，特别是信贷财会一线人员；从犯罪方式来看，内外勾结和合伙作案增多，导致串窝案发生。从过去一人一案一罪的情况转向以联手犯科、狼狈为奸的团伙特点，主要表现为内部人员与开户企业人员串通勾结和内部员工合伙作案贪污、骗贷现象，导致一些串窝案的发生。从涉案金额来看，金额巨大，性质恶劣。

银行工作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员工直接面对着金钱的考验。职务犯罪的产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根据我的理解，应该从外部市场环境、银行内部管理制度、员工素质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市场环境方面：金融体制改革不彻底是产生犯罪的大环境。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银行不再是国家计划的执行部门和财政的出纳部门，有了一定的市场资源选择权和被选择权，但与此同时，金融法规健全程度、金融监管到位程度与金融体制改革发展不够协调，使有寻租条件和寻租机会的人蠢蠢欲动，为一己私利钻空子、找路子，最终导致犯罪的产生。

银行内部管理制度方面：内控制度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监督不严，检查流于形式，稽查走过场，监管措施落实不到位。对基层操作人员设置严密的制度和措施，但是忽视了对基层单位“一把手”和重要岗位人员权力的监督与制约，造成整体控制上的失衡。加之营业网点较多，控制就更加流于形式了。

员工自身：缺乏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指引，法制观念淡薄。贪欲膨胀是职务犯罪的催化剂。由于社会分配体系不健全，员工之间存在盲目攀比，造成心理失衡，且存在侥幸心理，工作压力和金钱诱惑成倍增长，于是一些人不惜利用职务和职权之便以身试法，妄图以一时之风险换取一世之享受，最终跌入犯罪的深渊。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预防银行职务犯罪需要社会、银行及员工的共同努力。应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银行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银行自身要制定完善的制约监督机制，将监管措施自上而下落实到位。此外，作为工商银行的一名新进员工，我会在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技能的同时，不断了解工行各项管理制度，努力学习法律，提高自身的法制观念和自律意识，克服贪欲，把握正确的人生方向。

第二篇：银行犯罪员工案件读后感

银行犯罪员工“潘某”案件读后感

近几年金融系统案件频频，如今看了潘某锒铛入狱的故事和他的一纸忏悔书，让我触目惊心，扼腕叹息，同时引起了我深深的沉思。。

从潘某的案例中，我感悟到许多：潘某之所以走上犯罪的道路，是因为在主观上放松对自己的世界观改造而导致理想信念动摇、思想蜕化变质，这是导致犯罪的致命诱因。潘某拜金主义思想严重，私欲贪婪。“钱”是一切犯罪的导火线，金钱固然重要，但是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更不能买来灵魂和尊严，潘某却成为了金钱的奴隶。他贪恋赌博，一而再地犯赌瘾，不仅葬送了自己的美好前程，还给家人带来不幸和灾难，甚至连累了领导，同事，朋友。但凡敢“以身试法”的人都对犯罪存在着一种侥幸心理，过高估计自己的作案能力，总以为不会被别人发现，或是抱着一种捞一把就远走高飞的心理。殊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还是要接受法律的审判。潘某就是抱有侥幸心理，开始假造凭证，然后以为逃之夭夭就没事，但是潜逃了10余年，没有一顿安稳觉，最终被锁上手铐，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再者潘某法律意识淡薄，无视银行规章制度，违章操作，践踏法律，最终受到法律的严惩。

潘某锒铛入狱后，后悔不已，然而世间没有后悔药，我们不愿看到在播下罪恶的种子后再去亡羊补牢，我们宁肯防范于未然，把罪恶的种子消灭在萌芽状态。工作中只有照章办事，从小事做起，严于律己，时刻保持高度的责任感，才能防范于未然。除此外，我们银行系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预防和控制犯罪。第一，要加强员工的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使大家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御各种腐蚀思想的侵蚀。第二，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做到未雨绸缪，把犯罪的苗头扼杀在摇篮里。第三，加大惩处力度，不能姑息迁就犯罪分子。建立和完善银行系统的稽核审计体系，完善专业监督检查制度，强化内部管理和监督，严格执法执规。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潘某为鉴，今后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心存侥幸心理以身试法，踏实做人，坦荡做事。

第三篇：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犯罪银行是否承担责任

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犯罪银行是否承担责任

时间：2015-10-16 | 作者：王寅翼

| 浏览：1632 金融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利用客户的信任以及金融机构自身类似国家信用的权威，在从事金融工作中利用金融机构场所、自身工作人员的身份从事诈骗等犯罪活动，给信任金融机构的客户造成经济损失金融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利用客户的信任以及金融机构自身类似国家信用的权威，在从事金融工作中利用金融机构场所、自身工作人员的身份从事诈骗等犯罪活动，给信任金融机构的客户造成经济损失。犯罪分子必将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金融机构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金融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利用客户的信任以及金融机构自身类似国家信用的权威，在从事金融工作中利用金融机构场所、自身工作人员的身份从事诈骗等犯罪活动，给信任金融机构的客户造成经济损失。犯罪分子必将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金融机构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一、证券公司员工盗卖客户股票，证券公司和银行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320号[裁判摘要]: 证券公司员工利用职务之便盗卖客户股票获取价金，应承担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证券公司员工的职务身份增加了其侵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和危险性，证券公司对此种行为应当预见到并应采取一定措施予以避免，但因其内部管理不善、内部监控存在漏洞导致未能避免，应当认定证券公司员工的侵权行为与其履行职务有内在关联，证券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该损失的计算方法，应根据客户的投资习惯等因素加以判断。如果受害人的投资行为表现长线操作、主要通过对股票的长期持有，获取股票增值以及相应的股利等收益，则其股票被盗卖的损失通常应当包括股票被盗卖后的升值部分以及相应的股利。受害人的开户银行如未履行相应审查义务，导致证券公司员工获取价金的，则应在被盗卖股票的现金价值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认为：关于新疆证券公司应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杨桃作为新疆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其在新疆证券公司的工作便利，借助新疆证券公司的终端操作平台完成其侵权行为，杨桃在新疆证券公司的职务增加了其侵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和危险性，新疆证券公司对此种行为应当预见到并应采取一定措施予以避免，但因其内部管理不善、内部监控存在漏洞导致未能避免。因此，应当认定，杨桃的侵权行为与其履行职务有内在关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同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九条之规定，新疆证券公司与杨桃应当就前述张春英的全部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工行昌吉州分行的责任问题，本院认为，银行作为发放银行卡的专业机构负有谨慎审核办卡人身份及在他人代办时审查授权合法性的义务，本案中，工行昌吉州分行在杨桃以张春英名义办理银行卡过程中，未按照规程审核其代理手续、未按要求审查代理人签名，具有过失，为杨桃实施侵权行为提供了条件，并造成了杨桃通过该银行卡非法取得盗卖股票所得的91270元的损害后果。因此，工行昌吉州分行虽与杨桃无共同的故意或过失，但工行昌吉州分行的过失行为与杨桃的故意行为直接结合，共同造成受害人张春英91270元的损失，工行昌吉州分行、杨桃和新疆证券公司应当对该91270元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超出91270元之外的其他损失，因工行昌吉州分行的过失行为导致的损失只能是杨桃利用银行卡盗卖股票的价金损失，而被盗卖股票的其他损失是因股票被盗卖所产生的，而与工行昌吉州分行的过失行为并无因果关系，工行昌吉州分行对此部分损失不应承担责任。张春英主张工行昌吉州分行应对所有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根据，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二、机构工作人员向罪犯提供机构公章属于职务行为，机构承担法律责任。裁判要旨：陈献德作为中投行营业部的经理，对外进行经营业务活动代表着中投行营业部，陈献德向任成建提供印模，同意任成建刻制印章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向任成建提供印模应认定是职务行为，中投行营业部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现中国投资银行并入中国光大银行，应由中国光大银行履行赔偿义务。中国光大银行称陈献德提供印模不属于原中投行营业部过错行为，原中投行营业部不应为陈献德个人犯罪行为承担责任等事由，不予支持。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豫法民二终字第071、072、073、074号本院认为，任成建以非法骗取资金为犯罪目的，以中投行营业部名义与河南证券公司签订的资金拆借合同、存款协议在民事上无效。任成建是以三仁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身份进行诈骗活动的，故合同无效后，应首先以三仁集团的财产进行返还，不足部分应有对合同无效有过错的其他当事人根据过错大小承担相应责任。河南证券公司不具有对企业拆借资金的业务范围，而其副总经理李晓却与三仁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任成建、中投营业部负责人陈献德协商向三仁集团非法拆借资金，且李晓在中投行营业部人员未到场的情况下与任成建签订拆借合同、存款协议及委托书，虽然任成建是以中投行营业部的名义，但李晓在此前与三仁集团任成建多次来往，应当知道任成建的真实身份。因此李晓对资金拆借合同、存款协议无效及河南证券公司的6800万元资金被任成建诈骗具有明显过错，李晓的行为属职务行为，故河南证券公司对此应负主要责任。中投行营业部负责人陈献德与李晓、任成建协商通过中投行营业部为三仁集团非法拆借资金，陈献德并向任成建提供中投行营业部公章及其个人私章印模，以致任成建用私刻中投行营业部的公章与陈献德的私章以中投行营业部名义对与李晓签订拆借合同骗取资金，陈献德的行为亦属职务行为，故中投行营业部对资金拆借合同、存款协议无效及河南证券公司的款项被诈骗，亦有过错，亦应承担相应责任。

三、银行工作人员在银行场所利用虚假银行公章出具定期存单，银行不承担民事责任。

最高院(2013)民提字第95号裁判要旨：(一)关于李德勇与农行云阳支行之间是否成立储蓄存款合同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该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订立合同必经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本案中，判断李德勇是否与农行云阳支行之间成立储蓄存款合同，需要认定如下问题：

1、李德勇是否发出要约，即对农行云阳支行作出存款1000万元的意思表示。本案查明事实表明，李德勇在农行云阳支行杏家湾分理处办理业务时，并未向柜员表示存款1000万元。李德勇称其明确向“行长”谭文力表示存款，应视为向农行云阳支行作出存款的意思表示。李德勇该主张能否成立，关键在于谭文力能否代表农行云阳支行，即谭文力在与李德勇商谈存款事宜时，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该条规定目的是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市场交易安全。从立法目的解释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应当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相对人相信代理人所进行的代理行为属于代理权限内的行为;二是相对人无过失，即相对人已尽了充分的注意，仍无法否认行为人的代理权。本案中，李德勇在与谭文力商谈存款事宜过程中，在以下方面存在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的过失。一是，对谭文力行长的身份未经核实即轻信。李德勇是经刚认识的刘红等陌生人介绍认识“行长”谭文力，谭文力接待李德勇时并未在农行云阳支行办公地点，而是在农行云阳支行云江大道分理处的办公室，作为“行长”的谭文力亲自带李德勇到柜台办理“存款”业务，李德勇因为疏忽，对谭文力作为“行长”不符合常规的作法未产生怀疑，未尽合理注意义务;二是李德勇对存款过程存在的诸多不合常规操作未产生怀疑。谭文力交给李德勇的《承诺书》载明，农行云阳支行在三个月存款期内承诺对款项“不抵押、不查询、不提起支取”。上述承诺内容均为李德勇作为存款所有权人可以行使的权利，放弃权利的承诺应当由权利人作出。但“农行云阳支行”却对此作出承诺。李德勇应当注意到承诺书内容的不合常理之处。李德勇作为储户应当知道在银行柜台办理业务时，需向柜员表明业务办理事项，却未在柜台交易时作出存款的意思表示。李德勇作为办理过银行存款业务的储户，应当知道存款应当填写存款凭条，存单应当由柜员直接交付储户。李德勇没有填写存款凭条，存单又是放在信封中从银行柜台递出，李德勇因疏忽轻信而未向柜台工作人员核实。三是，李德勇主观上具有违规追求高额利息的故意。钟道明承诺给李德勇每月5.5%的高息，换算成年息为66%，李德勇对如此高的利息未产生怀疑，亦未向农行云阳支行核实，主观上并非善意。因李德勇不符合善意无过错的表见代理构成要件要求，谭文力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李德勇向谭文力作出的存款意思表示不能视为向农行云阳支行作出的意思表示。李德勇关于在农行云阳支行办公室这一特定环境内，造成其相信谭文力行长身份，确信谭文力代表农行云阳支行，存款业务无需储户亲自到柜台向柜员说明的观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2、农行云阳支行是否作出承诺。农行云阳支行并未向李德勇出具储蓄存单。李德勇称假存单由该行柜台递出，故储蓄存款合同成立。从程建履行职务角度看，其从柜台递出的是装有伪造存单的信封，本案并无证据证明程建与谭文力共谋诈骗，故意递出信封以使李德勇相信存款事实的发生。程建因与谭文力的私人约定将信封递交给谭文力，无证据证明程建知道信封内装有何种物品。因此，程建递出信封行为，并非其履行职务行为。从李德勇是否可以确信程建递出信封为履行职务行为看，程建在办理李德勇业务中，李德勇并未向程建作出存款的意思表示，程建也未让李德勇填写存款凭条、未向李德勇出具储蓄存单。程建递交谭文力信封的行为不足以让李德勇产生已经存款的信任，其行为不能认定为履行职务行为，进而推定农行云阳支行与李德勇之间已经成立了数额为1000万元的定期储蓄合同关系。

(二)关于农行云阳支行是否应对李德勇的1000万元款项承担兑付义务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对一般存单纠纷案件的认定和处理。(一)认定当事人以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为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存单纠纷案件和金融机构向人民法院提起的确认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无效的存单纠纷案件，为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二)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中，除应审查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外，还应审查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的真实性，并以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以及存款关系的真实性为依据，作出正确处理。(4)存单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如有充分证据证明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系伪造、变造，人民法院应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确认上述凭证无效，并可驳回持上述凭证起诉的原告的诉讼请求或根据实际存款数额进行判决。李德勇系依据存单提起诉讼，应作为一般存单纠纷处理。李德勇所持存单系伪造，该存单所涉1000万元款项并未向农行云阳支行交存，双方并未成立储蓄存款合同，李德勇依据犯罪分子伪造的存单，主张农行云阳支行兑付存单上载明的存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李德勇认为谭文力利用农行云阳支行办公场所实施犯罪，造成李德勇相信谭文力“行长”身份，柜员程建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存在过错，造成李德勇资金通过银行柜台被犯罪分子获得，农行云阳支行对其上述工作人员的行为具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责任，但在一审法院向李德勇释明其与农行云阳支行之间可能不构成储蓄合同关系的情况下，李德勇仍坚持原诉讼请求而未就此提出其他主张，本院亦不宜于再审程序中作超越李德勇原审诉讼请求范围的审理和裁判。李德勇因1000万元款项损失与农行云阳支行产生的其他纷争，应另寻法律途径解决。

四、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身份之便，使用银行进账单骗取钱财，银行不承担责任。

裁判要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借助银行工作人员身份上门吸储，伙同他人骗取存款单位开出的本票，并将伪造的银行单位存款开户证实书、银行进账单交存款单位，使存款单位误认为存款已经存入银行，从而骗取公共财物，其行为符合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案情：被告人胡X松，中国光大银行X分行X支行客户经理部原客户经理。胡X松因自己经手的人民币200万元贷款到期未能收回，且多次向借款人南京X公司法定代表人王X(已判刑)催要未果，遂与王X合谋骗取钱财用于归还所欠贷款及个人使用。胡X松以光大银行客户部经理的身份上门吸储，取得被害单位存款后交给王X，王X则提供虚假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再由胡X松转交存款单位的手段，多次共骗取人民币近3000万元，案发前归还人民币近1000万元，其中：2001年9月，胡X松通过他人介绍，骗取X特公司的信任，同意将人民币1000万元存入光大银行X支行。胡X松以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取得该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本票一份交给王X，并向X特公司提供虚假的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后王X将该钱款以X特公司的名义在广东发展银行X支行开设通知存款，并伪造该公司的印鉴章，将钱款转移。2002年3月，胡X松再次骗取X特公司的信任，同意将人民币1000万元存入光大银行X支行。胡X松以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取得该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本票一份交给王X，并向X特公司提供虚假的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后王X将该钱款以X特公司的名义在广东发展银行X支行开设通知存款，并伪造该公司的印鉴章，将钱款转移。为掩盖骗取存款的事实，胡X松三次支付给X特公司“利息”合计人民币97万余元。2003年4月1日，胡X松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裁判：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胡X松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银行结算凭证，骗取公共财物，其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胡X松犯罪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胡X松案发前已经以支付利息名义给付苏富特公司人民币97万余元，不应计入犯罪数额，故其金融凭证诈骗犯罪数额应认定为人民币1900余万元。被告人胡X松犯罪后自首，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胡X松与王X共谋，由王X通过他人联系存款单位并骗取其信任，胡X松以银行工作人员身份上门吸储，取得被害单位开出的金融票证，并将票证交王X，由王军利用伪造的存款单位印章将款取出，同时，胡X松将王X伪造的光大银行X支行单位存款开户证实书、银行进账单交存款单位，使存款单位误认为存款已经存入本单位在光大银行开设的账户。在整个诈骗过程中，虽然被告人胡X松系光大银行工作人员，但其没有向被害单位出具任何单位委托证明，被害单位仅凭中间人及其本人的介绍，误认为其是代表银行进行吸储工作;亦未在其银行的办公地点接待过被害单位，或办理过任何手续;犯罪所得钱款均未进入本单位，其给被害单位出具的相关银行凭证也均系伪造。被告人胡X松在实施犯罪中，除了其本人身份是银行工作人员外，其所有的行为及后果均与光大银行无关，光大银行不应对其犯罪后果承担责任，故被告人胡X松的犯罪行为与其职务无必然联系。

五、客户经理在客户资金进入银行后，擅自开通网银划走资金，银行承担责任。《2012上海法院涉银行纠纷案件审判情况通报》：如在俞某与甲银行储蓄存款合同一案中，案外人徐某与甲银行客户经理陈某为谋取非法利益，以虚构的银行高息揽储业务名义诱骗俞某至银行办理开户手续。陈某利用陪同俞某办理开户之机，在俞某填写好个人基本信息且尚未在打印具体办理业务内容的回单上签名确认时，擅自将上述账户开通网上银行并领取U盾。在俞某将2000余万元资金存入账户后，徐某等采用冒名登录网上银行的方法将资金划走。经过刑事追赃程序，仅追回赃款数十万元。俞某根据其与银行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起诉要求甲银行归还账户内的钱款及利息、违约金。法院认为，陈某作为甲银行的客户经理，在银行的营业场所和营业时间为原告提供服务，系代表银行的行为，银行与原告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有效成立，银行应当负有保证客户资金安全的义务，客户资金因银行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被骗取，银行显然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向原告返还存款本息的责任。

六、储户900万存款被银行员工盗走法院判银行无责。

2008年6月2日，浙江温岭人张菊花在江苏扬中工行开户并办理了半年期的银行储蓄存款业务，将900万元存入该行。存款到期后，张菊花去扬中工行提取存款时，发现900万元存款已被该行营业部主任何卫华转走。扬中工行拒绝按储蓄合同偿还张菊花存款及相应利息。2009年8月31日，张菊花向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扬中工行向其支付本金9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镇江中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6月2日，张菊花经郑云素介绍，与郑云素等人一同来到扬中工行，办理了活期一本通存折及牡丹灵通卡，张菊花本人设置了密码，同时开通了网上银行对外转账功能、电子商务功能，并申领了U盾，张菊花对上述业务签名确认。

据张菊花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办好手续后，好像是将卡交给了何卫华或是银行里面的人。

当日办好手续后，何卫华向张菊花出具了盖有“中国工商银行扬中市支行业务公章(2)”的承诺函和保管单。承诺函载明了存款人、账号、金额，并对此存款作出承诺：“

1、保证存款安全;

2、在约定期限到期日凭活期存折或保管单来扬中工行营业部支取本金;

3、如若违反上述条款，扬中工行将承担一切经济责任。”该承诺函上何卫华签了两次名，并捺有手印，其余签名是当天为张菊花办理存款业务的该行柜员洪伯章。

根据张菊花与何卫华之间的约定，张菊花在扬中工行的存款期限为半年，除扬中工行应支付正常活期存款利息外，张菊花还可享受月息2分的利率。存款期间，张菊花共计收到利息137万元，其中从郑云素处收取利息100万元，从何卫华处收取利息37万元。

然而，自2008年6月2日起至2008年12月21日止，何卫华用U盾通过网银将张菊花账户中的900万元陆续转出，用于偿还其个人债务。

一审判决银行无过失储户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扬中工行与张菊花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储户应尽到对自己的存折、银行卡、U盾及密码妥善保管的义务。但是张菊花自己将与存折相对应的银行卡及密码、U盾交由何卫华控制，实际是授权何卫华个人支配张菊花账户中的存款，造成存款被何卫华支取，扬中工行对此并无过错。何卫华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何卫华出具的保管单、承诺函对扬中工行没有约束力。张菊花提供的证据及申请调取存款900万元的流向，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定、准许

第四篇：监外执行犯罪材料

监外执行罪犯，是指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的可以监外执行其刑罚的被管制、剥夺政治权力、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

目前，司法机关对罪犯的改造工作普遍存在重墙内轻墙外的现象，对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管理缺乏统一规范的管理办法，致使监外执行罪犯监督管理不力失控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承担着对监外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职能。实践中，有些执行机关在此项工作中缺乏必要的监管力度，脱管、漏管现象比较严重。结合我院对监外执行活动法律监督情况分析。

对哪些罪犯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暂予监外执行，是指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对因身体状况不适合在监狱或者其他关押场所执行的罪犯，经过法定的程序，采用暂时不关押而在监外执行刑罚的一种执行方法。经过一定时间，如果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已不存在，而且刑期还没有执行完毕，或者符合取消监外执行的条件时，执行机关仍然要将其收监执行。

为了正确执行暂予监外执行的制度，法律严格规定了监外执行的条件和批准程序：１．必须是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并且还在执行过程中。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已经被剥夺了生命自由，不存在暂予监外执行的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大多是罪行严重，主观恶性比较深的罪犯，具有一定的社会危险性，如果允许其暂予监外执行，势必造成不安定的社会影响，使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失去信心。被判处管制或者单独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属于开放性的刑罚，即不关押而放到社会上对其执行所判处的刑罚，也没有暂予监外执行的必要。

２．必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１）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至于罪犯所患何种疾病属于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需要由执行机关根据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开具的证明文件，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确定。以防止一些人利用此规定，逃避刑罚的执行。而确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来出具证明文件，也是为了防止各种医院都出具证明文件，造成执行中的混乱，使执行机关难以确定。在一般情况下，如果罪犯患有的疾病危害到自己或者其他人的生命健康，靠关押场所的医疗条件难以治好的疾病，可以认定为严重疾病等。（２）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这是人道主义原则的重要体现。其目的是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不在执行场所执行刑罚，而使罪犯回到家庭中，得到更好的照顾或者照顾好婴儿。（３）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罪犯，可以暂予监外执行。这主要考虑到有些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虽然不符合上述两种情形的规定，但由于其年老体弱等原因，生活不能自理，不适宜继续执行刑罚。

法律上规定了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也规定了不允许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罪犯不得暂予监外执行：（１）适用保外就医可能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不得适用保外就医。（２）自伤自残的罪犯，不得保外就医。自伤自残是罪犯在关押场所内故意吞食异物，如钉子、大头钉等，使自己身体受到伤害、残疾等。对这类罪犯不能暂予监外执行。有权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主要包括对罪犯判处刑罚并交给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人民法院，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机关和看守所、拘役所的上级主管公安机关。在对罪犯判处刑罚时，人民法院发现没有被关押在看守所的罪犯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如罪犯因患有严重疾病被取保候审等，此时，人民法院在判处刑罚的同时，有权决定对该罪犯暂予监外执行。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的判决，公安机关将罪犯送交监狱执行时，监狱在将该罪犯收押前，应当对送交执行的罪犯进行身体检查。如果在检查中发现罪犯符合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时，可以暂不收监执行，而由原来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来决定暂予监外

执行。在刑罚的执行过程中发现罪犯有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由执行机关（如监狱、拘役所、看守所）提出书面材料和意见，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机关或者看守所、拘役所的主管公安机关批准，暂予监外执行。

为了保证刑事诉讼法的正确执行，人民检察院应当对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进行有效的监督。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应当将批准的决定抄送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人民检察院认为被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也就是说，认为批准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是错误的。那么，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通知当天起一个月内将书面意见送交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的书面意见后，应当立即对批准决定进行重新审查，如果确实属于批准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放归社会后，由罪犯户口所在地或者常年生活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监督执行。执行的公安机关应当对其严格管理监督，在执行过程中，如果发现被保外就医的罪犯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或者严重违反保外就医规定的，应当及时通知原执行机关将罪犯收监，继续执行刑罚。执行中，该罪犯户口所在地或者常年生活所在地的基层组织或者罪犯所在的原单位也应当积极协助公安机关进行监督。

如果暂予监外执行已不存在，但罪犯刑期还没有结束，应当及时收监继续执行剩下的刑期。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是人民法院在判决的同时，对该罪犯也判处暂予监外执行的，由罪犯户口所在地或者常年生活所在地的公安机关通知原判人民法院将该罪犯交付执行；如果罪犯是在执行刑罚的过程中，被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由罪犯户口所在地或者常年生活所在地的公安机关通知原执行刑罚的监狱或者看守所、拘役所等执行机关将该罪犯收监继续执行剩下的刑期。

监外执行的一般特点和监管方式的现状

监外执行具有非监禁性及附条件性，对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按照法律的规定不在监管场所关押，采取非监禁的刑罚方法，罪犯可以回家居住，但限制其一定的行动自由，交给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和群众监督改造的开放型的刑罚方法。此外，对缓刑犯、假释犯、暂予监外执行犯的监外执行是附条件的，一旦条件消失，应当收监执行。如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病情痊愈、怀孕条件消失或哺乳的婴儿已满一周岁的应当收监执行。缓刑犯、假释犯，如果不遵守有关规定，情节严重或犯新罪的，应当撤销缓刑或假释收监执行。

此外，由于《刑法》第五十八条规定，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从徒刑、拘役执行完毕之日或者从假释之日起计算；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当然施用于主刑执行期间。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督管理的规定，服从监督；不得行使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各项权利。这就意味着剥夺政治权利这种资格刑的执行也涉及到监外执行，公安部２３号令对剥夺政治权利罪犯的监督管理中也同时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罪犯“应当遵守公安机关制定的具体监督管理措施”，“具体监督管理措施”的用语是一种指引性的规范，本身不够具体明确，致使各地理解不一样，造成了实践中几种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管理措施几乎没有区别，在社区矫正地区对剥夺政治权利罪犯仍然安排公益劳动、外出要经过批准、报告自己活动情况等，只是在安排公益劳动的量上、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的时间上相对宽松一些，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地限制人身自由和限制思想自由。另外，客观上，公安机关限于警力不足等原因，对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管理工作也不够重视，难于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对监外五种人有针对性地区别管理，监督管理工作走形式的状况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三、对完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监外执行程序，确保罪犯交付执行到位

1、目前，监外监外执行除了如何交付这个程序环节不够具体外，其余比较明确，从判决、裁定的送达，到指定单位执行，从接受罪犯应告知的规定，到监外执行期满的宣布解除，均有具体规定，其中的每一个法定程序都有它应有的作用，不可随意缺漏。有关部门只有严格按程序执行，才能使监外罪犯刑罚的执行落到实处，维护法律的权威。

2、有关部门应在现有的交付执行规定的基础上，制定更为明细的规定，便于各执行机关在实践中具体操作，保证监外罪犯从监狱或看守所到执行地派出所之间的交接到位，避免交接过程中的脱管失控。

3、对监外执行罪犯的刑罚执行和监督考察，政法各职能部门必须依法办事，严格管理，对那些未经批准而擅自离开所在地域的监外执行罪犯，该扣除执行期的要坚决扣除，该顺延的就要顺延，该收监执行的就要收监执行。

4、公、检、法要严格按照《刑诉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履行职责，要以基层派出所为骨干，以社区、村委会为基础，建立健全帮教组织，构建基层帮教网络，发挥联手帮教的作用，加大对监外服刑罪犯的监管教育工作，从根本上解决脱管失控现象。

（二）规范刑罚暂缓或中止执行的鉴定机制

为了防止罪犯在监外“无限期地治疗或哺乳婴儿”，决定暂缓或中止刑罚执行时应当附设相应的期限。罪犯是否需要在监外较长时间治疗，判决期间的，由法院组织多名专业医生进行集体鉴定；服刑期间的，则由所在监狱组织鉴定，从而改变仅凭一名医生的诊断意见即可同意外出就医的现状。更不允许任由罪犯本人私下去找医生出具诊断证明。集体作出的医学鉴定应当提出外出治疗的建议期限。期限届满前，若罪犯及其家属认为需要延长治疗期限的，则由执行监督机关组织专业医生进行病情康复鉴定，以决定是否按时收监或者延长治疗期限。鉴定医生的资质条件、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应当适用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相关规定。不论何种鉴定，均应通知所在地的检察机关派员进行现场监督。对不按规定程序进行的鉴定结论，检察机关有权予以否决。属于正常怀孕情形的，一般给予正常的孕育时间和哺乳期。哺乳期的长短，则应当适用劳动规章的相关规定即自婴儿出生之日起1年。若婴儿体质特别虚弱，经医学鉴定后可以延长2个月。怀孕的女罪犯中途中止妊娠或者分娩后胎儿死亡而没有哺乳需要，或者婴儿出生后拒不哺乳婴儿或将婴儿送给他人抚养的，可以给予一定的康复期限后提前收监。

（三）强化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管理

1、明确各方的监督管理职责。居住地公安机关和原监狱等监管场所职责分明。居住地公安机关承担日常性监督管理职责，原监狱等监管场所定期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进行考察，双方要建立经常性的信息通报制度，动态掌握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情况，以便发现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及时收监执行。

2、强化基层组织协助监督之责。对有条件的社区，设立社区矫正平台，落实具体的帮教对象，努力帮助罪犯改邪归正，促其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对没有条件的社区，要继续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不能给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管工作留下空白。

3、强化保证人的管束和教育职责。明确规定保证人应当具备一定的管束和教育能力，保证人在提供担保时，应当被告知应履行的义务及不履行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以此来督促监督暂予监外执行罪犯自觉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4、重视发挥被害人的监督作用。被害人与罪犯的刑罚执行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罪犯刑罚执行的效果如何对被害人情绪的安抚有着重要作用，因而被害人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作用不容忽视，事实上也存在监督的可行性。

5、强化检察机关对监督管理行为的法律监督。建立健全罪犯脱管、漏管的责任追究机制。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由于渎职行为造成暂予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情节严重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建议其主管机关对直接责任人员做出批评教育、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篇：青少年犯罪

关于预防青少年犯罪的调研报告(2009-09-21 16: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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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关于预防青少年犯罪的调研报告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市也呈现出青少年犯罪人数逐年增加，并且有低龄化、团伙化、暴力化发展的趋势。为深入研究我市青少年犯罪的情况和问题，探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有效措施，遏制青少年违法犯罪上升的势头，从八月上旬开始，市政协就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就专题调研情况及工作建议报告如下：

这次调研活动由市委办和政协办联合下发了调研方案，市政协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安排有关工作，并于8月14日召开了由各乡镇(办)、市政法委、宣传部、关工委，市公、检、法、司，市教育局、文化局、妇联、团委等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的预防青少年犯罪座谈会，共同研究确定了开展预防青少年犯罪调研的任务、要求以及调研内容。随后，市政协成立了调研组，相继走访了市公安局、文化局、法院等部门和单位，了解了我市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相关情况。调研组还专程到我市看守所、五方乡宁城村、五方初中，通过与青少年犯罪嫌疑人及其祖父母、学校教师的座谈交流，多层面的了解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经历，并听取了看守所民警、学校教师等人员对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分析和预防措施建议。参与这次调研的各成员单位能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认真落实，按照确定的调研内容安排，积极开展各种形式调研活动，及时向市政协办上报调研材料20余份，为形成最后的调研报告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一、近年来我市青少年犯罪的基本情况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总体上看，近三年来，我市青少年违法犯罪上升趋势明显。据市公安局统计，2007年至2009年上半年，我市共发生青少年犯罪案件54起，涉案青少年人员达133人，其中07年9案29人，08年22案41人，09年上半年23案63人。青少年

违法犯罪占全市各类刑事案件的比率分别是5.9%、6.5%、6.9%，每年均以0.5个百分点速增。

从法院受理各类刑事案件的情况来看，我市青少年犯罪案件占案件数的比率分别是70%、75.7%、77.8%，犯罪人数比率分别是52.7%、56.6%、61.8%，我市青少年犯罪数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案件类型主要为抢劫、盗窃、故意伤害、寻衅滋事。

我市青少年犯罪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恶性化犯罪突出。从犯罪类型看，青少年参与盗窃、抢劫犯罪最为突出，未成年人更是如此。近三年来，我市未成年人作盗窃案件起数、人数分别为：2007年3起3人，2008年4起12人；2009年上半年无。抢劫案件情况：2007年为3起11人，2008年5起15人，2009年上半年5起15人。未成年人甚至参与强奸、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抢夺、诈骗等犯罪，无所顾忌，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对被害人没有丝毫的同情怜悯之心，行为令人发指。从目前案件类型增幅上看，增势最为明显的是抢劫罪，近几年上升幅度很大，说明当前未成年人犯罪中暴力劫财型犯罪的严重性。这些犯罪中，作案成员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例如，今年3月发生在五方乡的宋某(系五乡初中初二学生)等五名学生伙同辍学人员刘某抢劫10元钱一案，五名学生年龄全部刚满14周岁；5月发生在玉泉广场西侧的学生抢劫案，其中熊某、贾某年龄均刚满14周岁，而嫌疑人苗某作案时只有13岁。

二是团伙化犯罪居多。青少年违法犯罪大多是团伙犯罪，一般以纠合型为主。未成年人由于心理和生理处于未完全成熟时期，单人作案胆小害怕，加之经常游荡于社会，与一些无业人员纠合在一起，便三五成群，拉帮结伙，逞一时之气，或进网吧歌厅，或聚集在一起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或在成年人的引诱带动下参与犯罪。从检察院去年办理的未成年人案件看，团伙犯罪有25人，单人作案只有1人，而从公安局提供的数据来看，仅2009年上半年我市就打掉未成年人犯罪团伙12个，涉案53人(部分人员不够刑事立案，按照治安案件处理)，且其发展势头较快。尤其以今年发生的3月30日卫峪乡初中生和4月30日岳庙办小学生伤害致死案件最具典型。

三是低龄化发展趋势明显。从发生的案件来看，犯罪年龄相对集中在16至18周岁，但15周岁以下的人数也呈逐年递增趋势。近几年来，我市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当中，2006年，14—16周岁的4人，16—18周岁的17人；2007年，不满14周岁的1人，14—16周岁的6人，16—18周岁的20人；2008年，不满14周岁的1人，14—16周岁的5人，16—18周岁的27人；2009年上半年，14—16周岁的8人，16—18周岁的13人。从这组数据也可以看出，14—16周岁年龄段为未成年人犯罪发展阶段，16—18周岁年龄段为高发阶段。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已提前了2—3岁。例如，检察院办理的吴某等4人(抢劫城关初中学生1元钱)以及张某等3人(持刀抢劫奶羊1只、山羊2只)抢劫案，嫌疑人均为14周岁。

四是成人化作案方式日渐突出。受到影视、网络的负面影响，未成年人犯罪时的作案方式逐渐向成人化发展。表现在犯罪使用的工具越来越现代化，在通讯工具上使用手机、网络等，在代步工具上使用摩托车甚至小轿车。同时犯罪智能化。有模仿成人作案的心理痕迹，实施犯罪之前精心部署，作案后伪造现场，毁灭、转移证据。例如发生在仙峪河道里的张某等3人持刀抢劫山羊一案，就有明显的预谋性质。3人在持刀抢劫之前，就将事先准备好的安眠药碾碎后放入矿泉水中，让放羊的喝，因其闻出水有异味没喝，三人没能得逞后才进行持刀抢劫。而有的青少年甚至因为刑法有“未成年人犯罪减轻或免予处罚”的法律规定，有恃无恐，借助“年龄优势”故意犯罪。

五是社会闲散青少年犯罪比例高。目前，违法犯罪青少年多数是辍学生、失学生，或者是毕业后还没有就业的，这些人闲散在社会上，无所事事，有不少人整天泡网吧，出入卡拉OK厅、游戏厅，极易发生违法犯罪行为。例如，在看守所提审的王某(17岁，犯案时16岁)，小学六年级辍学后，在社会上流浪，08年9月，伙同郭某(犯案时18岁)、李某、崔某、王某(17岁)四名社会闲散人员抢劫蓝光学校学生100元。这五名嫌疑人均为早早辍学的社会闲散青少年。

二、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分析

造成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有很多，既有青少年个体自身的主观原因，也有学校教育、家庭环境和社会文化等诸多客观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两个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导致了青少年违法犯罪心理的形成和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一)、青少年生理、心理因素的影响。从生理因素来说，青少年正处于身体发育期，大脑皮层的兴奋性强，情绪、情感的社会化还很不完善，行为易受情绪的影响和左右，难以有效控制自己的心理冲动。加之青少年心理状态不稳定,自控能力差，容易激动和感情用事，以及强烈的争强好胜心理和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遇到挫折时，往往会寻求精神上的平衡与满足，容易走上犯罪道路；自我意识强，文化素质低，社会阅历浅，辨别是非的能力弱，缺乏真正的独立性和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和感染，容易受骗上当而犯罪；好奇模仿心理和青春叛逆心理的作用,加上哥们意气、报复心理，在不良社区环境和社会诱因的作用下，使得一些缺乏正确引导的青少年走上犯罪的道路，而且逐步向低龄化发展。

(二)、家庭教育的诸多缺陷。家庭的不良环境是形成青少年违法犯罪倾向的重要原因。现在的家庭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家庭往往侧重于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身体健康和学习成绩，而忽视了精神需求和健全人格的培养，从而造成家庭教育往往存在偏差及片面化教育情况较为严重，而家庭结构的失调、家长的不良言行及教育方法的不当都有可能导致青少年犯罪。家庭经济上贫困使一些青少年失去学习的机会和信心；家庭宠爱、溺爱使青少年从小就形成以自我为核心，随心所欲，骄横任性，我行我素的性格；家长望子成龙心切，使青少年承受了过大的竞争压力，幼小心灵受到撞击和伤害；家庭的暴力的影响，会在孩子幼小的心里埋下了逆反的种子和实施暴力犯罪的祸根；父母的离异造成家庭不稳定，使青少年失去家庭温暖，缺少亲情的呵护，极易误入歧途。(家庭环境和气氛的恶化，家庭教育的失当：家长的言传身教不够、沟通不够、溺爱等)

(三)、学校教育的偏差。学校教育是青少年发展的关键时期。但是学校教育未能摆脱应试教育体制的约束，许多学校没有实现从应该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根本转变。学校在教育上存在重智轻德的现象，片面追求升学率和经济效益，法制、道德教育方式滞后，内容简单且流于形式，使得青少年错过了接受法制教育、培养法制观念的最佳时期。加之个别教师缺乏对“双差生”的关怀和帮助，任其发展，导致部分学生自暴自弃，厌学、逃学、辍学，过早地流入社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学校教育的短视、功利、强制性和片面化)

4、不良文化的侵蚀。社会不良文化是现代校园暴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引起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诱因。文化市场上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文化娱乐等所充斥的大量的封建迷信、凶杀暴力、淫秽色情等不健康内容对青少年带来了消极影响，其中宣扬的有血性、讲义气、嫉恶如仇、生活洒脱等人物形象，很受青少年青睐，容易诱使青少年进行模仿，个别青少年在一些侦察破案片的剧情指引下完成了与其年龄并不相称的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一些网吧、不健康的娱乐场所及一些灰色民谣、黑话，也对青少年身心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如7月29日《焦点访谈》所曝光的“黑帮”游戏就是典型的一例。这些黑帮游戏充满暴力，内容低俗，以“江湖”、“黑社会”、“黑手党”等“黑帮”情节为主要题材，渲染血腥暴力，严重威胁、扭曲社会的法制和道德规范，极易引起青少年思想混乱、价值观扭曲，导致短期化行为增加和越轨行为的泛滥，诱使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此外，社会违法犯罪团伙的诱骗、教唆、威胁、对缺乏分辨力的青少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诱惑力、侵蚀性。(影视、网络等暴力亚文化及不健康娱乐场所的影响)

5、升学率低、就业难。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太低，而且我市职中的办学水平低，吸引不了初中毕业生前去就读，使部分青少年过早地走向社会；就业渠道不多、岗位不足，相当一部分青少年找不到就业岗位，游荡于社会；社会上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使得这部分青少年产生更不平衡的心理，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歧途。

6、“齐抓共管”的缺失。(社会治安投入的不足，社会控制成本过低，打击犯罪力度小)目前，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所谓“齐抓共管”，实际上变成了谁都不抓、谁都不管，既没有问责的制度，又没有问责的主体、程序，多数闲散游荡在社会上的青少年，得不到关爱、教育、管理和服务；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没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进行帮教和转化；对解释后的违法犯罪青少年缺乏帮教与救助。对于在校生来说，寒、暑假期间，学校管不上，家庭管得少，管不了，又缺少社会相关机构的管理，其中所出现的管理漏洞，在一定程度上为青少年违法犯罪埋下了隐患。而政府对社会治安投入的不足，社会控制成本过低，所造成的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减小，也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一个因素。

三、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意见及建议

1、切实加强领导，建立并完善青少年犯罪的防控体系。

(家庭、社区、学校、政府部门“四位一体”)党政部门要把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作为创建平安华阴、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来抓，充分认识到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切实加强领导，明确任务和要求，进一步夯实责任，建立家庭、社区、学校、政府部门“四位一体”的立体防线，共同做好

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首先，各级党委、政府要负起政治责任，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统一组织协调，实行综合治理，全社会共同开展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其次，要建立对青少年违法犯罪状况监测系统，经常分析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状况，认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狠抓各项措施的落实。实行职能部门包社会成员、单位包职工、学校包学生、家庭包子女的教育承包责任制，社区、村组要分片包干，联系到户，务求实效，形成齐抓共管的格局。第三，成立以村组、社区为单位的监管组织，落实村组、社区干部对重点监管对象的帮教，扎实开展日常教育工作，公安、法院、司法等基层单位要主动参加本辖区内监管组织的青少年教育会，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法制宣传，积极参与预防青少年犯罪活动；第四，严格工作绩效考核，实行问责制。对有关职能部门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履行职责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制。

2、改进家庭教育，构筑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第一道防线。

(家长学校建设)搞好家庭教育是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家庭和谐，社会和谐才有可靠的基础。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不当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市妇联、教育局和中小学要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切实担负起指导和推进家庭教育的责任。建立和完善家庭教育规划，办好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帮助和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科学教育子女的能力。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城乡基层组织要教育引导职工、居民重视子女特别是学龄前儿童的思想启蒙和道德品质培养，支持子女参加道德实践活动；要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为子女作表率。全社会都要特别关心单亲家庭、困难家庭、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教育，为他们提供指导和帮助。

3、突现学校教育，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

(素质教育、德育、法制教育，问题学生、留守学生)全市各学校必须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摒弃“重应试教育、轻素质教育，重智育、轻德育，重优等生、轻后进生”的错误办学倾向，把德育教育和法制教育摆在素质教育的首位，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节，要将法制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对学生进行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法制宣传教育，努力培养青少年学生的爱国意识、守法意识和权利意识。要防止歧视“问题学生”，尊重他们的人格，积极引导他们克服缺点，改正错误；在严格控制“辍学生”的同时，认真做好“双差生”的转化工作；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能将“问题学生”推向社会，针对不同年龄的青少年，要根据其生理、心理的不同特点，开展相关教育，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同时要高度关注留守学生，建立农村、社区留守学生教育和监护体系，成立留守儿童活动中心，引导他们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和发挥他们的个人兴趣和专长，使留守学生身心得到健康成长。

4、加大打击力度，优化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大环境。

(娱乐场所、网吧的监管、路段巡查、校园周边环境治理、场馆建设)

首先，要加大对文化娱乐场所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相关部门要严格贯彻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建立健全监管的长效机制，切实加强对网吧、游戏厅的整治和管理，解决过多、过滥的状况。对违反规定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的营业性网吧、电子游戏厅、歌舞厅，要依法严肃查处，对屡教不改的要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要全面取缔黑网吧。对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市场要加大巡查力度。坚决查处传播淫秽、色情、凶杀、暴力、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出版物；坚决打击歌舞厅内猖獗的营利性陪侍活动；坚决打击非法使用童工等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其次，要加大对社会治安重点地段、复杂场所的巡查力度。落实对特种行业的监管措施，定期与不定期检查遍布大街小巷的小宾馆、小旅社，取缔黑旅店。加大对管制刀具的收缴力度和贩毒犯罪的打击力度。此外，还要加大对吸毒人员强制戒毒的管理力度，建立市戒毒所，对吸毒人员进行强制戒毒。第三，要加强对校园周边环境整治，进一步优化校园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校园周边的网吧、美容美发等各种不良场所。第四，重视青少年活动场所建设，鼓励多渠道、多元化投资，多方筹建青少年活动中心、体育馆等，建立德育、素质教育基地，解决青少年的专门活动场所问题，广泛开展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等一些积极向上、寓教于乐、形式多样的活动，不断丰富中小学生的假期生活，有效陶冶青少年的道德情操。

5、努力拓宽渠道，有效解决青少年升学就业难的问题。针对初、高中毕业升学、就业难的现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增加教育投入，尽量扩大高中阶段教育，增办各类职业技术学校，扩大招生比例，减少闲散社会青少年，让大部分初中毕业生能够继续在校园生活，继续受到严格的管理和教育；建立扶贫济困教育基金，多渠道筹集资金，解决贫困和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学费之忧，满足他们求学的愿望；建立健全就业服务机制，对应届和往届初高中毕业生进行劳动技能培训，提供劳务需求信息，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以来，既能减轻社会的承载力，又能降低青少年犯罪率。

6、不断强化措施，积极探索构建青少年司法保护体系。

司法机关要充分发挥专政职能，开展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活动，严厉打击各种侵害青少年权益的违法犯罪分子，保障青少年的民事、经济合法权益。要进一步探索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新方法、新途径，遵循寓教于审、审教结合的工作思路，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聘请妇联干部、政协委员等作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的人民陪审员，初步建立起惩处、教育、矫正、预防等完整的少年审判工作新机制，切实加强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司法保护，更好地贯彻落实“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要创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案机制，推行“恢复性司法”，建立专门的少年司法审判机构，制定单独的少年刑事审判规范和量刑原则，采用更加符合青少年特点的审判方式，运用特殊的教育手段促进犯罪青少年的转化，以有效矫正问题少年。同时要进一步延伸司法机关的社会帮教职责，完善对犯罪青少年的矫治机制和帮教安置机制，积极推进实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全面落实未成年罪犯的村组、社区矫正工作及回访考察工作，让全社会都主动去关心、帮助他们，使其转化为合格的社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