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儿童阅读能力的反思

第一篇：当前中国儿童阅读能力的反思

当前中国儿童阅读能力的反思

来源：六一中国网

家长简单地将阅读作为教会儿童识字的工具，或过早强调将儿童的读书活动作为儿童获取信息和知识的主要工具，是中国儿童早期阅读最主要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 舒华 教授

在满足了儿童的基本生活消费和进一步的享乐型消费后，中国家庭，尤其是城市家庭，开始普遍关注儿童的早期成长教育。中国已经形成了重视阅读的精神土壤。

一方面，家长们投资教育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日渐增多；但另一方面这些投入又大多带有盲目冲动的色彩。家长对早期教育的理解和认识存在诸多的误区，由此产生了普遍的焦虑心态。

中国还缺乏一套针对幼儿阅读教育的专业、权威和系统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中国儿童在开展早期阅读教育时，存在着非常多的缺憾和不足。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对早期阅读的认识存在误区

（1）对儿童阅读发展阶段的认识不足：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对早期阅读重要性和起始年龄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的偏差，很多家长把阅读和识字看成是不同阶段的事情，认为在学前开展阅读对儿童来说太早，阅读是上学以后的事情。

（2）片面的定义早期阅读：一说起早期阅读，人们往往自然而然地把阅读与识字联系在一起，把早期阅读当作提前开始的识字教育。相关调查显示：83%的家长不能理解儿童阅读活动的正确含义，对儿童早期阅读活动缺乏科学的认识，简单的将阅读作为教会儿童识字的工具。

社会上种种填鸭式的识字教学法(目前全国共有二十多种)机械地教会儿童认字，但是整体阅读能力，阅读兴趣以及相伴随的写作能力却受到了压抑。

（3）过分功利性的目标设计：过早强调将儿童的读书活动作为儿童获取信息和知识的主要工具。忽略了兴趣的提高和能力的培养才是早期阅读的价值所在。让低幼儿童大量阅读知识性、文学性内容，对他们的成长起到拔苗助长的作用。

2/缺乏优秀的阅读材料

目前，少儿读物已成为中国出版业的热点，有些“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味道，但就现在的读本来看存在着很多问题：

(1)儿童读物创作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在美国，儿童读物的创作要求创作者有很高的学历，要求有儿童教育背景。而国内读物的出版仍然集中在对一些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童话的包装，书籍出版总体水平不高、适合儿童阅读的书籍和种类有限。

(2)从目前少儿读物的年龄段来看，中国出版业刚刚具有了年龄段的概念，但段级区分仍不清晰，各年龄段面向低幼的读物极其缺乏。2003年1月中国少儿图书排行榜上，6岁以上儿童文学类图书仍占主流。

(3)目前，中国儿童读物最为常见，市场销量较好的仍然是一些文学性书籍，功能性读物比例很小。中国儿童读物的数量巨大，但分享阅读等功能性读物却几乎为零。

如果说目前的儿童读物在满足一般阅读需求方面已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那么培养儿童阅读能力的功能性读物及以此为基础的儿童发展服务还很缺乏。

（4）主题上过于单一，无趣，唐诗宋词、古典童话，新老三字经仍然备受推崇，小猫小狗仍是常见的主角，扬善抑恶的道德说教仍是常见的主题，具有时代感和现代气息的作品

很少。

3/家庭早期阅读方法失当

望子成龙，求成心切

家长指导儿童读书时，对各年龄段的阅读能力发展特点认识不够，开展方式的针对性差，缺乏有效的过程控制。对处于阅读能力发展关键期的低幼儿童来说，阅读能力的培养必须基于年龄特征，如儿童个体差异大、接受信息方式不同等，必须确保阅读能力的培养过程是快乐的、轻松的、游戏化的，单纯强调阅读能力的发展而缺乏对方法的选择会陷入给孩子增加学习负担的困境，从而剥夺孩子的快乐童年。

有些家长过早地让孩子接触一些与其年龄特征不适应，他们不感兴趣的文字，如四岁就开始读名著，或者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机械的背诵古诗，读形形色色的“新三字经”等等……。对于低幼儿童而言，这样的“开卷”未必有益。

愿意花钱，不愿意花时间

中国家庭早期教育普遍存在着愿意多花钱（资金投入），但是时间投入（人力投入）少的特点，缺少共读时间。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投资很多（已占家庭收入的40%），却非常缺乏在时间上的投入，如跟孩子进行亲子阅读。据我们的调查，能够经常和孩子一起读书的家庭，即使是在北京这样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城市，比例也不足20%。

4/幼儿园和小学低年龄段的阅读教育也存在诸多问题

在阅读教育的目标设计上，很多教育机构为了迎合家长的功利性心理，也将识字量作为主要的教育目标来追求。在阅读教学策略上大多依照字、词、句、段、篇的传统策略进行，重视测验，忽视阅读兴趣的培养，过分注重对一篇文章的深入分析而缺乏对阅读量的追求。教育观念的落后，如忽视儿童独立价值的培养，强制性教学普遍，缺乏开放的教学思维；教育资源有限：教师教学水平较低，班级规模太大—学生人数多、教师空间小，教学设施缺乏等等一些客观因素也对阅读教学的开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目前儿童语言教育领域新理论层出不穷，但是缺乏以对儿童认知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为基础的系统、可操作的方案，使得教学工作者无所适从。

阅读环境与氛围缺失

缺乏氛围营造和场所建设。调查显示，许多中国家庭环境的布置不利于早期阅读的开展，有意识地为孩子准备书房、书橱和书桌的家庭比例不到3%。幼儿园、小学的阅读角区建设也很不完善。公共阅读学习场所严重缺乏，社区系统没能为儿童阅读提供必要的支持。社会特定转型时期，早期阅读的社会支持系统存在很多不足

（1）功利性极强的潜能开发、天才教育在很多专家和家长那里备受推崇，而对儿童的一些基本素质的培养—如阅读能力和兴趣，往往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2）传播媒体的多元化，尤其是电视卡通的滥觞，吸引了儿童相当多的注意力，不利于阅读能力的培养。

（3）在语言教育上，普遍存在着重外语，轻本国语言的倾向。

（4）社区的图书馆普遍缺乏，未能在阅读的方便获得上发挥作用。

（5）针对阅读的社会组织发展不健全，读书类的社会组织、兴趣小组非常缺少，2004年是国际阅读协会成立40周年，中国尚未加入会员国。

受种种不利因素的制约，中国儿童早期阅读水平堪忧

西方发达国家儿童在6—9个月时就开始阅读，而中国儿童则普遍要到2—3岁左右才开始阅读活动。

美国儿童在4岁后进入独立的、自主性的大量阅读阶段，而中国儿童平均到8岁（小学二年级）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虽然汉语阅读在阅读障碍发生率上比英语国家低，但是根据专家对城市儿童的测量，汉

语儿童阅读障碍的发生率也在6—8%左右。

中国儿童阅读能力落差极大，有的4岁儿童能读名著，而有的10多岁的儿童却不能完整的读书，这种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由于社会发展不平衡，在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背景下，中国儿童的阅读教育获得严重不足，除去那些能够接受正常学前教育的儿童，中国有将近2000万的流动儿童，6000万的残障儿童，以及数量更为庞大的农村儿童，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书本对他们而言仍然属于昂贵的奢侈品。

“我要读书” 而不能读书的高玉宝在现代中国仍然为数不少。儿童阅读“一个也不能少”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中国儿童阅读的种种不足和我们国家的“知识经济”“学习型社会”建设、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以及中华民族的跨越式发展是极不相称的，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需要社会教育工作者贡献更大的力量，付出巨大的努力，共同携手来改变这种状况！

第二篇：当前中国形势

当前中国形势

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养精蓄锐、调整力量，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动荡、格局大调整、体系大变革、模式大发展的新阶段。世界多极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稳定、局部动荡紧张的状态。

首先是世界加快朝多极化发展。美国一强称霸的局面暂时无法改变，综合实力无人能及。同时其他国际政治力量正在发展并逐步成为多极化世界的某一极，中国迅速发展、俄罗斯国力恢复、欧盟自我意识觉醒、印度崛起等，再加上非盟、阿盟等地区性国际政治组织的作用日益显现，多极化世界的雏形日渐明朗。其中中国国际地位与作用不断增强，对国际规则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对国际秩序重塑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其次是局部地区动荡局势短期内难以扭转。如中东的伊朗核危机、巴以危机，南亚的印巴土地争端，非洲的党派、部族、宗教之争，索马里的海盗猖獗、国际恐怖主义兴起等造成当前世界总体缓和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而局部动荡、总体和平而局部冲突的局面。而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持续上升，全方位外交活跃世界舞台。现在，我国国际地位变化及面临的新挑战

2010年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始，国际社会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中国，视中国崛起为本世纪最重大的全球性事件。中国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进一步上升。今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灿荣：08年奥运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动员力和民族凝聚力，09年阅兵向外展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2010年上海世博会体现了中国科技创新的能力。）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中国的外交自信心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

但是，随着中国地位和影响的迅速增大，各种外部阻力与压力也随之增加。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在国际上影响力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国际场所都活跃着中国的身影。但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已成为美日欧等力量“假想潜在竞争对手”，在各个领域给中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目前美国在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不断对我国进行打压。日本、印度等国不断加强军事扩张，朝鲜半岛核问题也有随时恶化的可能。东西方均存在着现实威胁，中国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不少国家和外部力量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产生不适应感，“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不断出现。一些大国更对我产生明显的战略敌意，使我国面临更多的麻烦和事端。今年年初以来，美国在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接连发难，谷歌事件、美对台军售、西藏问题、贸易纷争和压人民币升值及南海军事问题。此轮中美关系的紧张，除了美国国内急于摆脱经济困境和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因素外，担心中国实力增强后会挑战美国的霸权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朝野普遍认为，中国正变得“自大傲慢”，我国维护海洋权益的举措，被美国视为与美争夺亚太主导权，对美国在亚太的利益构成了威胁。美国国内一些智库的重量级人物公开主张，重新审视美国的对华政策，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中国成长产生的大国崛起效应也引起一些周边国家的疑虑和防范心态，增加了我们维护周边环境稳定的难度。我国周边环境复杂，邻国众多，又存在大量历史遗留的领土及边界划分争端。出现任何纷争，不仅当事国陷入麻烦，也为外部力量介入提供了机会。近年来中国在周边地区的一些维权活动，如中国渔政船在南中国海巡航、护渔、伸张主权，以及中国海军舰队在冲绳附近海域演习等，就引起周边国家的严重焦虑。一些周边国家为缓解中国实力上升的压力，希望美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平衡者”作用。菲律宾等国一直希望美国介入南中国海的争端。一旦外部大国介入，极易造成我周边安全形势的恶化。近期南海主权争端表面化和复杂化，美国的介入便是重要原因。（近两年，随着对中国护海行动疑虑的加重，美国一方面向中国施压，指责中国在南海问题处理上，妨碍了海上贸易的开展，违背了国际海洋法，另一方面，加快重返南海地区的部署。不仅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为借口，增加在该地区的投入，频繁派遣军舰在南海活动；还通过军售、联合军演来提升与部分国家的军事合作。今年8月，美国就与越南在南海进行了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近年我国已经面临日益严峻的领海权益维护的考验。象南沙群岛，钓鱼岛及东海大陆架划界和东海油气开发等问题上，与越南、日本等国的争端都呈现加剧之势。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上对中国关注和重视的增加，对我国的期待也大大上升。国际舆论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使我国面临履行大国义务的压力明显加大。（如对巴援助问题；气候问题解决上要求中国承担过重的责任）尽管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有利于我国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可以增加我国的战略份量。但是，以我国现有的能力履行过度的国际责任，将影响到我国自身的长期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必须平衡好自己的国家实力与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

面对我国国际地位变化和国际形势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我国以更主动的姿态展开全方位外交，积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维护了总体有利的外部环境。

一是积极开展峰会外交，扩大我国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国际峰会的高规格、权威性，既是各国直接表达自己声音的最佳场所，也是有效处理问题和发挥影响力的极好机会。去年以来，我国领导人频繁出席和参加了一系列重要峰会，象联合国系列峰会、金融峰会、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及今年更为密集的核峰会、四国峰会、G20峰会、上合组织峰会，以及即将举行的中欧领导人峰会、亚欧首脑会议、APEC峰会等众多国际峰会。通过领导人参加这些峰会，直接向世界阐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使世界了解中国的主张和诉求，既有利于展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同时也使中国的重要利益得到维护。

二是稳定和发展同主要大国的关系。大国关系是我国外交关键所在。与大国的关系出现问题，往往产生损害到发展和安全的严重后果。今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压力明显加大，复杂性的一面进一步显现。面对中美关系事端频发的不稳定状态，我国在正视现实，承认中美结构性分歧长期存在的基础上，为化解纷争展开了高层战略对话和协商，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排除两国关系的干扰，维持了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不断深化，在能源、安全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同时还保持了中欧关系平稳发展势头，加强双方在国际金融改革、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巩固和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增进政治互信，改善民意基础。加强同新兴大国的协调与合作。

三是深化同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今年我国在与周边地区国家的安全、能源及多领域合作得以切实推进。此外，通过推进多边区域合作还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政治上的互信。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将在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带动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两岸之间的ECFA签署生效，建立中日韩东亚自由贸易区成为谈判议题。在区域安全合作上，今年我国在哈萨克斯坦参加了上合组织举行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促进了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政治关系及在反恐和维持地区安全稳定上的密切合作。但与一些海上邻国的领土和权益争端问题迄今尚未得到解决，其中包括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尤其是南沙群岛领土争端，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东海大陆架的划界和东海油气开发等问题上的争端。一些领土争端有日趋国际化的倾向，某些外部大国和地区多边组织介入其中，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

四是积极参与解决热点和全球性问题。金融危机后，我国不仅积极推动国际经济重建和国际体系的调整，我们还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伊核、朝核问题会谈，支持周边国家政府稳定国内政局的努力，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在防核扩散、能源、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主动与国际社会展开合作。中国还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既从自身做起，也积极承担国际义务，发挥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

第三篇：反思中国当前教育的尴尬

反思中国当前教育的尴尬

成伦帖子言：从对《中国德育的另类解读与思考》起步，到《当前教师遭遇的十大束缚解读》，我知道我没有任何理由停止自己思考的脚步。尽管有的时候很累很苦，甚至可以说是很痛，但当我敲打出一行行文字，接受着各位网友的鼓励时，心中涌动着是真实的感动。人生不能没有感动，正如生活不能没有色彩一样。于是，我又把目光投向教育，投向我们的生存空间，搜寻着我们教育生活中遭遇的尴尬，为我自己和与我一样命运的同仁寻找到新生的阳光，用心灵的律动为平凡而短暂的生命留下些精彩的跨越„„

1、素质教育，步履维艰地爬行

素质教育在中国落地生根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二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有过高歌猛进的骄傲，但更多的则是陷入到步履维艰的尴尬地爬行之中，因为素质教育较应试教育而言毕竟道行太浅。尽管这么多年来自上而下，大会小会，义正言辞地批判着应试教育之丑，以血泪诅咒着应试教育之恶，用生命的代价控诉着应试教育之罪，大有将其推上历史的断头台之势。可激情燃烧过后，笑看风云的依旧是素质教育旗帜庇护下的应试教育，因为谁也无力改写“考试是教育的法宝，分数才是硬道理”的最朴实最根深蒂固的百姓教育哲学，谁也无力真正动摇有厚重科举文化为背景的应试教育之山？

众所周知，科举源于隋唐，自上个世纪初才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走下了“神坛”。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毫无疑问带来的是“灾难”，这种灾难主要在于诱发了人的功利欲望，奴化了人的个性思想，扼杀了人的潜能张扬，造就了文人不可理喻的软弱„„这一点从上个世纪末权威机构评选出来的影响世界历史的100名人中，榜上有名的13位中国人孔子、老子、孙武、赢政、蔡伦、刘彻、司马迁、成吉思汗、李时珍、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袁隆平得到了最好的佐证，因为13位名人仅有李时珍、成吉思汗处于科举存在的历史年代，而这两人却都是未受科举之恩的人。可见科举实在是罪孽深重，它让1300 年的中国历史在世界上失去了位置，再来看看科举制度下的状元进士，他们多数人的一生大多是在摇头晃脑地念四书五经，吟诗作赋以谢皇恩，在唯唯诺诺的日子里苟活。个性萎缩，想象贫乏、鲜有创见，认为天下所有的道理都在几本书中，读得昏头颠脑，自以为是，读得一眼障目，不见泰山。当我们的国人还沉迷于科举，追逐金榜提名，一天到晚“颜如玉”“黄金屋”“千钟栗”等话才能吊起读书劲头的时候，西方已经出现了牛顿、伽利略、瓦特。一边是无数的“范进”为了科甲及第疯疯颠颠，一方是斯宾诺沙在昏暗的作坊里打磨镜片。于是，近代地大物博的中国硬是被那些仅有弹丸之地的西方列强烧杀欺辱，这也许就是“科举之路”的最好“回报”。

尽管科举制度因为它残害生灵堕落民族贻害国家而被废除已近百年，但谁都清楚，它的阴魂依旧在中国大地上舞蹈，以它特有的魅力旋转起美丽的诱惑灿烂的旋涡，感召着陷入竞争夹缝生存的普通百姓萌生突破命运的希望。尽管在这样的希望中，可能会失掉爱迪生，会毁掉爱因斯坦，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巨大实惠，又有多少人能抗拒得住呢？如此这般，应试教育深得人心也就不足为奇了。而素质教育在与应试教育的较量中之所以举步维艰，尴尬爬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给百姓的生活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实惠与希望，让他们能切身感受到素质教育就是比应试教育好，而教师作为普通百姓的一个特殊群体，更需要优先享受到素质教育的恩泽与光辉。

让素质教育摆脱尴尬放步前行，使教育回归到不仅仅是捧上一张张高一级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而是捧出一个个有鲜明个性的活生生的人；不仅仅是追求百分之多少的升学率，而是追求每个学生的生动、活泼、主动的发展；不仅仅是汇报时的总结、评比时的数据，而是教师、学生与家长共度的生命历程、共创的人生的体验„„最主要的就是要让我们的百姓能真实的享受素质教育的恩泽与光辉，尤其是作为普通百姓中特殊群体——教师，更要让他们享有优先的享受权，走出目前生存遭遇的沉重。只有这样，素质教育才能征服民心，赢得师心，从而调动起广大教师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教育教学的实践与探索中，引领着家长、学生享受美丽的教育。

2、思想理念，外国“月光”普照中华大地

“中国教育为什么举步维艰？最根本就是缺少我们的‘教育领袖’，因为只有领袖的聪慧与才智才能真正在累并快乐着承受着脆弱着抱怨着的戴着镣铐跳舞的教师们实现精神的突围。可以这样说，尽管这是一个崇尚多元的时代，但这个时代需要领袖。因为只有有了智者的开拓，我们才能早日走出沼泽，淌出泥潭„„正如我们的红军能摆脱几十万大军的尾追堵截，能够在荒芜人烟环境恶劣的雪山、草地绝处逢生，没有领袖的大智大勇是实现不了这最苦难最伟大的人性美的超越。为此，我们的教育呼唤领袖！”这是我两个月前在新教育在线宏观教育论坛抛出的《教育呼唤”精神领袖》的讨论话题。此话题一出，立刻引来众多网友的热切关注，点击率回帖数一路攀升。大家都有同感，当今的中国教育之所以病态百出，就是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思想家。因为只要我们放眼四顾，会很尴尬地发现不管是“以人为本”、“教育民主”“终身学习”、“人文精神”等前卫的教育思想，还是“完美教学”、“多元智能”、“课程资源”、“建构主义”、“最优策略”“模式研究”、“对话共享”等先进的教育理念都是“舶来品”，几乎没有一项是国人发明创造的。

众所周知，我们古老的中国有5000的文明史，早在2000多年前就诞生了闻名世界的大教育家、思想家孔子，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用精练的语言总结出来的诸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教育思想依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然而，孔子似乎成了中华大地永远定格的丰碑，2000多年里竟没有一人超过他的声名。而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同时代的道家、法家、释家学说，竟然断送了中国的延续文明的梦想，用诸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糟粕思想诱惑压抑愚弄着平民百姓，从而剥夺了中国人生成思想诞生智慧的“土壤、空气、光线和场地”。当西方一个个思想巨人精神才子傲然挺立，如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牛顿的“我不需要假说”、康德的“不经过理性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爱因斯坦的“上帝不掷骰子”等思想普照大地引领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国度却依旧在中庸之道中孤芳自赏夜郎自大。于是，英国人的几艘战舰就将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以及被愚弄了毫无个性的国人从此推向了屈辱和灾难。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征战，随着一个巨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振聋发聩的宣告，中国人才结束了噩梦，重新站起来做人。而触动国人灵性的激起国人斗志的改变国人命运的还是人家外国人的思想。

中国人虽然站起来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只要我们细数才感觉我们是个无“学”的民族，把我们今天在小学、中学、大学所使用的教材，原原本本从头到尾检视一遍，除了中国语文、中医中药、中国戏剧、书、画等极少甚至难以称作“学”而只能称作“术”的“土产”之外，在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哲学、教育学都不是中国发明与创造，因而我们中国大地上很多地方尤其是教育依旧感恩着的是外国人的“月光”。其实，我并非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在这个属于知识经济世界共融共享资源的年代，很多东西已经没有了界限，但我相信许多国人同我一样都觉得有些不平，为何我们拥有5000年文明的华夏民族就不能为世界贡献出先进的思想超前的理念，就再也诞生不了如孔子一般的思想巨人挺立在世界的潮头浪尖，好让国人扬眉吐气一回？

当然，要走出尴尬，决不是继续崇古、复古，大量制造易经、老子式的混沌文献或论语、孟子式的独断式文献；也决不是崇洋、媚洋，食洋不化，生吞活剥，以大量引用新问世的洋概念、洋名词为时髦，毫不知其实际所指，便胡乱针对中国的现实张冠李戴，虚张声势，哗众取宠。而是需要我们的教育引领我们的学子从小就信仰“真”，追求“善”，热爱“美”。

3、尊师重教 ,时常被口号亵渎的美丽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尊师重教之风也劲吹了上千年。尤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等口号声如惊雷般激荡神州大地，并将每年的9月10日法定为教师节，凡为师者无不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然而，近二十年过去了，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愈来愈多的老师却在“尊师重教”的关照下活得沉重而脆弱，甚至有的走上了不归路：今年3月28日11时30分许，家住本溪县小市镇站前社区17号楼5单元602室的戴某像往常一样回家吃午饭。可推开门后，他吓呆了：妻子张某和8岁的儿子都面色青白地躺在地上。他颤抖 地把手指放在两人的鼻孔下，发现他们都停止了呼吸。戴某赶紧报了警。警方询问报案人后得知：张某是初中教师，平时工作很要强，在单位的工作也很出色，受到领导和同事的好评。28日早晨戴某出去上班，中午回家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经过现场勘察、技术鉴定及被害人张某现场留下的遗书查明：张由于工作压力大，厌世，便用抹布堵住亲生儿子的嘴，令其窒息死亡后，自己服毒自杀。

一个受到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的教师为了摆脱职业的压力和着她可爱的儿子就这样去了，而更多的老师还得默默地承受着超负荷的工作以及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盘剥”，无怪乎一位校长无奈的慨叹：“从我身边的情况看，“厌教”情绪象瘟疫一样在迅速蔓延，其后果很快将显现。怎么办哦？！。”是啊，我们的公仆们大会小会上高谈阔论着尊师重教，而暗地里却紧缩教育经费，克扣教师工资，征收“苛捐杂税”。前些年，要不是国家强有力的干预，不知有多少老师会因失去最起码的生存保障而逃亡。眼下，尽管绝大多数教师的工资有了保障，但在“尊师重教”美丽口号下，又有多少人真正关注过教师不堪重负的心灵，又有多少人求真务实地替广大教师分忧解难，又有多少人会把最重的资金投向见效不快周期较长的教育。于是，在沉重的负担下，在激烈的竞争中，在苛严的规训里„„我们众多的老师拿什么去坚守教育理想，迷茫中又怎能不被逼到了近乎崩溃的边缘？

尊师重教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是“科教兴国”的前提与基础。请以“尊师重教”的名义，切实加大教育投入，改善教师的生存环境；同时，也请以“尊师重教”的名义，为我们教师的心灵松松绑吧，让我们能在快乐与自由中舞蹈出教育的美丽，造福千秋万代。

4、学校文化，柔弱中飘摇的小草

提起校园文化，我得从身边的一件小事说起：为提升教师的素质，笔者所在学校每年专门为教师提供一百元的购书款用于博学工程。然而，在近日举行的“博学工程”展览时，全校百余名教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能认真读书做笔记的不足十人。绝大多数教师为应付检查只草草在书上勾画了几笔，有的甚至还拿旧书来滥竽充数。其实类似上述的教书人不爱读书的事例，在当前的学校教育生活中 较为普遍。如此尴尬，不能不说正是长久以来校园文化严重贫血的一个缩影。正是校园文化的“贫血”，使我们的教师失落了对理想和有意义生活的追寻，只能苦苦挣扎于三尺讲台，苦心孤诣执着于用分数来打通学生的升学之门，在浮躁的现实和虚无的精神支配下，在内部管理体制动辄以“下岗”“走人”的精神奴役下，逐渐步入迷惘的泥潭，从而失去了对教育和教育对象热情真实而又勇敢的关怀和触摸。而学生则在应试“招魂”下，在题海里挣扎，在作业中爬坡，在斥责强制中长大，少有学生与莎士比亚、普希金、雨果、巴金展开跨时空的心灵对话，与贝多芬、德彪西、阿丙展开情与情的交流；与黑格尔、马克思展开思与思的晤对，沉醉于凡高、达芬奇、徐悲鸿的色彩与线条中，感受生命的脉动与震颤，而一些渴望自由且缺乏免疫力的孩子也就很快被“爱情+武侠+暴力”的影视书刊“灰色+黄色”网吧所诱惑，接受着将爱情缩减为性，将精神缩减为感官享受，将大自然缩减为豪华装饰的污染，最终让精神沦落为“灵魂的空场”。于是，师生的生活因缺少诗歌、音乐、绘画、哲学的参与，失去了精神的放牧，损伤了理智和创造的活性，弱化人性中的情感，危及道德人格的生成与建构，让心灵情感逐渐走向沉重、荒芜与僵死，最终丧失幸福人生。而教育应该有的“天下为公”的高迈理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凛然风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贞操守，“先忧而忧，后乐而乐”的博大胸襟，“位卑不敢望忧国”的内在精神，“无为而不为”的理性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法则等也就逐渐褪色为“伪圣化”的标签或是被彻底的抛弃和遗忘。

校园需要营造一汪健正而纯洁的沐浴心灵的文化深潭，才能使师生在向善、启智、审美、舒展性灵的空气中接受情理通达、才智清明、视界敞亮的触摸，让年轻人的心激荡。当高洁的文化陶冶着教师心灵的时候，教师就能以审美的态度从事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驻足于感性生活，怀揣着冷暖关怀，用活泼欢跳的生动情感去正视世俗生活中的欲望和感觉，看到职业生活的意义，看到学生纯洁心灵的美好，看到潜藏于人的生命的力量，看到又教育所营造的世界的奇妙，为学生小小的发明陶醉，为学生的不幸流泪，为集体的成功欢呼，为学生的失利而难过。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潜心修养、独善其身、积极创造，寻到那一直在深情地呼唤着他、祝福着他的美丽女神，从而培植学生热情的人生态度，唤起学生心中对美好人生的憧憬和向往，并引导学生自信而勇敢地走向社会，用自己的双手 和智慧创造美好人生。当高洁的文化陶冶着学生心灵的时候，就能给学生一种精神的支撑，给学生一种创造的智慧，在主动参与中成长，在独立探索中起飞，在自主发展中成熟，任思绪在文化的天地里自由翱翔，用热情体验生命的律动，领会和感悟校园生活的深刻意蕴，在品悟浑然中获得人生的睿智„„

校园呼唤丰厚的文化，只有在文化熏陶下的教师，才能真正品味到充满诗意的教育人生：

“我从古老的童谣中走来，韵味悠长的童谣里浸润着爱的音符；

我从青春的脚步走来，且行且吟的脚印里撒满了爱的阳光；

我从生命的花圃中走来，姹紫嫣红的花朵上挂满了爱的露珠.此生，我将注定为爱忙碌，犹如屋檐下面筑巢的春燕.让我们为爱忙碌，用爱造句！”

5、教育产业，非议声中的悲喜消费

说起教育产业，可以说是中国教育近几年最热门话题。由于是新鲜事物，自它诞生之日起，就遭到了各方非议，赞成者、反对者、欢迎者、责骂者各执其词。赞成者普遍感到，发展教育产业，鼓励教育消费是促进人口素质提高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双重好事，有益于社会和经济发展。而反对者则认为“教育产业化”剥夺了穷人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等于消灭了他们通过受教育改变命运的希望，而让他们永远沦为无知愚昧的苦力。不过，“开弓没有回头箭”，自教育产业生长于中华大地，就逐渐流行开来，眼下四处都能见到它存在的影子。远的不说，就拿笔者所在学校来说，每年小学毕业250人左右，而能按考试升学的重点中学指标仅有50余个，剩下的则分片划到一般中学去接受义务教育，但每年真正去一般中学就读的学生都没超过50个，其它的150人则是交1—4万不等的择校费后进重点中学就读。换句话说，为了能让子女享受到所谓的优质教育，单笔者所在学校的家长而言，每年就得支出几百万的额外教育经费。尽管家长们的巨额投入并非心甘情愿，但在“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面前，也只有默默地承受。倘若基础教育阶段受教育产业的影响教育消费还处于“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阶段，那么高等教育名目繁多如狼似虎张开血盆大口漫天要价的收费则成了“宰你没商 量”。难怪我们的普通百姓这一两年视教育为洪水猛兽暴利行业贪婪的黑洞！

近几年，教育产业的兴起，的确给教育注入了不少的生机与活力，不仅满足了部分家长对优质教育的需求，而且还让一些学校靠家长的消费投入改善了办学条件，提高了教师员工的福利待遇，但其负面影响也逐渐凸现出来，受教育产业的影响，教育收费的超乎寻常的快速增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劳动人民被高昂的学费压迫得喘不上气，造成了很多普通家庭对子女上学开销的畏惧，小康人家，只好降低生活标准，勒紧裤腰带给孩子交学费；温饱人家，只好砸锅卖铁甚至卖血卖淫供孩子上学；贫困人家，只好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地借钱、借高利贷，被迫陷入“先要赚钱，再去读书”的艰难困境，有的甚至被逼上绝路。据《中国农村报记者》最近就农村教育问题进行调查时，不少老师反映，农村初中生实际辍学率远高于国家控制的3％的标准，一些地区，实际辍学率高达40％。而教育产业化同时也让学校教育的教育质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反教育的行为时有发生。由于升学质量成为了多数学校拿来牟利的工具，校级之间常常展开恶性竞争，从而让功利教育泛滥成灾。广大家长因高额投入渴望回报的心里，患上了严重阻碍教育良性发展的教育病，过分压抑并桎梏着孩子的需要，使不少孩子在不堪重负中陷入绝境„„难怪一些有识之士高呼教育产业化是拿一个民族的未来作赌注，它将吞噬整个民族的希望。

当然，教育产业到底何去何从，让其存在或是毁灭。就目前来说，还没有定论。最后，我借用大哲学家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把答案留给未来，让时间去证明一切吧！

6、老师家长，合作伙伴成“天敌”

说起老师与家长的关系，我先从本学期放假前，笔者所在学校的校长在全校大会上通报的一件事说起：一位刚毕业学生的家长在领毕业升学成绩那天知道孩子落榜后给校长去了一个电话，说自己在某个老师手下已经承受了四年，今天终于可以发泄了„„当然校长并没有把家长滥骂该老师的内容通报出 8 来，只是用了“简直不堪入耳”来形容家长辱骂。为此，我不免又想到了去年我的一位同学因某个家长的再三请求收费给该孩子补课，没想到毕业时该补课学生因没有考上，家长就翻脸不人人，在校长哪儿告了我同学一状，结果我的同学不仅受到了学校的通报批评扣发当月奖金，而且还失去了当年晋升职称的资格，可谓损失惨重。其实，类似这样的例子，在近些年来随着功利主义教育的蔓延，教育消费的悄然兴起，本该是教育合作伙伴的老师家长间的关系逐渐走向冷漠与功利，让本该纯净的校园一时间刮起了“人情风”，而在教育问题上，许多老师们开始纷纷指责家长，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现在的家长太溺爱孩子，让孩子随心所欲，有错也不加以指正；学生在家的时间远远超过在校的时间，家长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远胜过学校的教育；现在许多家长只关心孩子的成绩，通过种种方式给学校施加压力，而没有多少家长重视学校的思想品德教育，孩子出现的教育问题都是家长一手造成„„。而家长们也不甘示弱，很多时候就当着孩子的面对教师横加指责，说现在的老师缺少师德，利用家长办这办那；有些老师平常不认真上课，但对于从事高价家教却十分积极；有时甚至将一些道听途说的批评老师的新闻，添油加醋地传播一番„„如此这般的尴尬关系，使得原本有的家访传统在许多老师身上悄然丢失，而家长把进学校与老师面谈也视作是“洪水猛兽”。

探究老师家长的关系为何如此尴尬，这不能不说都是应试教育下功利盛行物欲横流金钱至上惹得祸。因为就家长而言，面对竞争愈来愈激烈一切都以文凭论高低的现实社会，一心“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他们不得不从功利角度设计来孩子的未来，再苦、再累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享受到最优质的教育，为今后成为“人上人”打下坚实的基础。比如说，现在教育消费逐年看涨就是最好的例证。但学校教育优质资源毕竟有限，一些家长节衣缩食投巨资虽然能把孩子送到好的学校，但不一定就能寻到心满意足的好老师，因为就目前而言，家长虽能花钱进名校，但决没有资格选择老师。不过虽然没有资格选名师，但还是可以用物质去“贿赂”老师，以求让自己的孩子得到特殊的关照。如此这般，当家长认为老师的教育教学水平达不到自己期望值，尤其是能决定孩子命运的分数距自己的要求甚远时，势必就会在心理失衡中抱怨或是责难，甚至反目成仇。而在这种家长期望挤压下的教师，所面临的精神压力可见一斑，更何况老师面对的是 全体学生，还要进行学校所要求的各项改革，因此每个家长的期望不可能都得到相应的满足，当老师遭遇到家长学校有形无形的指责时，势必也会在不平中抱怨或是责难家长。当然，这其中也有不少利欲熏心的教师，打着这样或那样的旗号，要挟学生或是家长拿好处得恩惠，让广大家长在承受中愤怒。如此恶性循环，家长和老师的关系自然就走向了紧张与漠然，甚至相互攻击。

要走出目前老师和家长业已形成的尴尬“怪圈”，家长需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单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去设计孩子的未来期望老师的教育教学水平，而老师更应该加强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的教育教学观念，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品质，用高尚的师德修养和丰厚的学识底蕴赢得家长发自内心的尊重。

7、法律法规，苍白无力的文本

提到与教育相关的各种法律法规，可能绝大多数老师会同我一样漠不关心，不管是《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还是《学校体卫工作条例》《教师资格条例》《中小学职业道德规范》等法规，在我们老师的眼中似乎都仅仅是一种文本的形式。其实这种尴尬的产生并不是说这些法律法规不重要，而是在中国这个长期实行“人治”的国家，人们的法律法规意识普遍淡薄，尤其是手中握有权力之人，只要不造成重大的损失与恶果，不引起民众的公愤，到处都可见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等现象。远的不说，就拿去年暑假，笔者所在地区的一教委领导曾在笔者所在学校的教师大会上发过这样一通牢骚：由于去年国家为减轻农民的负担在农村实行了税改费的优农政策，为了不影响西部农村的基础教育，国家向笔者所在地区拨款了一百多万元教育专项基金。没想到的是，这些专项教育基金分拨到各镇乡，那些公仆竟公然挪用没有把一分钱用到教育上。为此，我们的这位教委领导义愤填膺。如此严重违法，谁去追究其法律责任？没有，因为我们的那些公仆就是“法律”，而这样的事情又比比皆是，一旦追究起来，可能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就要陷入瘫痪。再比如，本学期期末期间，笔者所在一位学生家长打电话状告某老师随意把其它挪做它用，为消除影响，学校就在这个年级展开调查，结果查出这个年级所有的老师都有过这样的行为。于是，学校对这个年级的老师按照情节轻重作出了相应扣发奖金的处罚。对于这样的处罚，该年级的老师表示强烈不满，其理由有二：一是这种现象 10 不是他们年级才有，为何只查他们年级；二是当全校普遍出现这样的现象，难道领导不负有管理责任？老师们的质疑，校方并没有采纳，原因很简单其它年级没有家长投诉，而对领导的失职校方没有做解释，因为谁都清楚，我们的领导不可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正如现在不少学校流行的，倘若在领导授意下的造假作假老师们可以畅通无阻，若是老师个人造假作假就格杀勿论。可以说“人治”的泛滥，使我们的广大老师对法律的神圣失去了起码的信任，因为信任的失去，法律意识自然就淡薄，而将这种淡薄的意识带到工作中去，自然就同样以“人治”的威权教育管理学生，近几年在老师中再三强调不准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现象屡禁不决就是最好的例证。当然，我们老师在工作中也少有人会拿起《教师法》等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去年，在我们重庆发生的在全国教育界引起掀然大波的一起一教师状告学校遗失教案案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是极其罕见的“珍品”。

要走出目前的尴尬，维护法律法规的尊严，提高广大教师的法律意识。除了教师自身应该多加强学习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领导干部不仅应该自觉成为守法的模范，而且时时刻刻都要注重维护法律法规的尊严，不要让自己的行为凌驾于法律之上，手中的权力应该受到有效的监督。只有这样，法律法规才不会尴尬的成为苍白无力的文本，“法治”才能真正取代“人治”，而“法是死的，人是活的”的观念就会土崩瓦解，而尊重法律维护法规的行为就会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不过，要达到这样的“法治”高度，就目前来说还比较遥远。

8、义务教育，收费泛滥成灾

第一次听到义务教育这个新鲜的词汇，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我还是个初中生。尽管我还是个学生，但听到改革后的中国就要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也许我和许多国人一充满了兴奋与期待，因为普通老百姓的心中义务教育就意味着读书不再交费了，这对穷人家孩子来说简直就是“福音书”。然而，义务教育终究不是百姓期盼中的免费教育。不仅如此，随着普九进程的逐步展开与实施，义务教育愈来愈变味为收费教育，而且到上个世纪末简直可以说是泛滥成灾。据不完全统计，教育乱收费问题自1995年以来连续治理已近10年，最近5年来，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共组成数万个检查组，检查了47万多所小学和12万多所中学，查出中小学各种违规收费5年合计15亿元，清退10亿元；查处乱收费案件3万余件，有4600余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但由于造成乱收费的社会原因复杂、治理力度不够，其势头仍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由于义务教育阶段乱收费的肆意横行，在加上高中、大学教育的市场化商业化，已经使普通老百姓不堪重负，一些边远山区的学生辍学逐年上升，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百分之四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所标榜的“义务教育”无形地成为当前教育最大的尴尬。

翻开世界的义务教育史，它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其一是强迫入学而不实行免费的阶段，在德国始于1617年，在北美殖民地始于1642年，日本始于1872年但。没有一个国家提供了不免费而能实现义务教育普及的先例。其二才是真正普及性的实行免费教育的阶段，它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由美国教育家贺拉斯等人倡导的“免费公立学校运动”，这样才使义务教育得到了真正的普及。可以说。免费义务教育制度的确立，是一个国家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标志。如果说，各国义务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教训，那么第二个阶段恰恰提供了成功的典范。为此，德国花费了270年时间，才从失败中清醒，日本则走了28年的歧途后痛改前辙，急起直追；许多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跨越了上述第一个发展阶段，在推行义务教育之初就宣布免费。而我们开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义务教育由于一开始就只能步入义务教育的第一个发展阶段，这也许就注定了义务教育的尴尬。而教育经费3．19％投入无法同发达国家相比，就是发展中国家4．1％（1998年的统计）的教育投入也达不到，再加上物欲横流的利益驱动，巨大的经费缺口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紧缺等也就自然成了许多基层政府和部门乱收费的由头和借口，因而名目繁多的乱收费也就成了中国教育的“一大景观”，教育也就在金钱的污染腐蚀下沦落为商品，背上了莫须有的众多骂名。

鉴于目前的情况，中纪委二次全会提出，今年治理教育乱收费主要有两大重点：一是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中小学校坚决落实“一费制”，12 二是在大中城市公办高中严格执行招收择校生“限人数、限分数、限钱数”的政策。教育部近日也提出，今年要做好包括建立义务教育阶段收费听证制、校务公开制和收费公示制度在内的十项工作，从严治理教育乱收费歪风。但这样就真的能制止住一已成为教育的乱收费吗？答案的肯定性只有由时间来证明。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今的择校费依旧居高不下，许多望子成龙盼女成风的家长们似乎已经在无可奈何中默认了这样的不合理收费。

中国的教育要真正走出这收费泛滥成灾的尴尬，路也许只有一条，那就是让义务教育真正实行免费教育，但它的实现需要时间，因为中国的人太多了，中国的钱太少了„„

第四篇：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

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

周业安

内容摘要：新制度经济学自科斯以来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设的研究方法，即以案例研究为主的经验实证分析，这是因为制度本身的复杂性导致的。但是，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建立在对理性选择模型的简单理解的基础上，再加上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简单两分法，不仅没有提炼出自己的想法，而且无法有效的把握案例研究方法。国内新制度经济学家所致力的主流化实际上阻碍了研究本身。

关键词：新制度分析、经验实证、理性选择模型。

新制度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所运用的最早和最持久的理论依据和工具之一，经过近20年的模仿和局部创新之后，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似乎陷入了低谷，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他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和转轨过程中经济现象的日趋复杂；另一方面则是和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狭隘视野有关。本文将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这个似乎人所共知的问题着手，分别讨论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某个特定对象时内部出现的分野及相对的局限条件，着重指出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落后并不是在所掌握的工具上，而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和局限条件本身缺乏深刻的理解。本文指出，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要走出低谷，和国际接轨，必须和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站到同一个起点上，中国丰富的制度实验资料正是这一目标的保证。

一．边际成本的引入与作为经验科学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按照科斯的说法，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目的是与早期康芒斯等人的老制度经济学相区别。2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政治、法律、货币、习俗等制度形式对经济体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认可，但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如新古典经济学；要么假定制度可以无成本地运行，或者没有专门的分析制度运行成本，如斯密、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伦、米切尔、康芒斯等的老制度经济学分析。由于制度是不重要的，或者制度可以被无成本地生产与选择，所以，不需要专门的制度理论。

科斯在评价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以前的经济理论时说得非常中肯，他在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讲演中提到，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模型化那只“看不见的手”，“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我曾称之为'黑板经济学'。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关注定价体系时，竟忽略了市场，或者说忽略了制约交换过程的制度安排3 他进一步提到，”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说明，在市场中交易的东西不是像经济学家经常认为的那样，是物理实体，而是采取确定行动的权利和个人拥有的、由法律体系创立的权利。“ 4科斯的确不是第一个正视交易背后的权利关系的人，斯密、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已经很关注这些问题，但正是科斯第一次通过边际分析方法解释了现实的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常常被定位到思想创新上，但其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却被很容易被人们忽视。5从科斯的论文中可以发现，其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6 ；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着手。科斯迄今为止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少，而且都是研究一些细小的问题，比如灯塔制度、电讯产品生产和消费出现的纠纷、农夫和养牛者的利益纠纷、环境污染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些细小的经济现象都是熟视无睹，但科斯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发现，所有这些纠纷的背后其实是产权的界定和变迁，而产权结构的重要性又要取决于利益关系人之间相互协调和影响的成本。纠纷的解决有很多的机制，人们选择某一种机制的标准是每一种机制所内生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的大小，比如法律诉讼和私下协商，当两者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制度均衡出现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实的世界会存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同时，如果前者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小于后者，那么当事人就会选择法律诉讼，这就可以解释不同状态下当事人会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最重要的是，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种制度就是多余的，现实的经济中制度的显要地位和多元化恰恰反映了交易成本的现实性，而这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时被忽视的。

1.特别感谢唐寿宁博士对本文所作的指导和建议；本文曾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比较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论文发表，感谢景跃进教授的支持；感谢武京闽主编的审阅和谅解。

2.参见Coase, 2000,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 Institutions, Contracts and Organizations, C.Menard(ed.), Cheltenham, UK &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P3.3.[美] 罗纳德?哈里?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中译本，第352-353页。

4.[美] 罗纳德?哈里?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中译本，第358页。

科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那种”黑板经济学“式的研究，同时也不赞成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最大的不足并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在过去的制度分析中，一直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制度变量，比如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后果；或者家庭、国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这种所谓方法论整体主义除了对各种经济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人们关于制度的详细故事，这些分析仅仅留下了一堆有待证明的猜想而已。例如，过去的制度分析把企业和市场处理成不同利益集团解决利益纠纷的场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习惯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是作为决定当事人行动的社会整体出现的，当事人的行为反映了这些制度的特征。而科斯从一些具体的企业活动中发现，企业和市场本身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企业和市场的共存说明了两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在科斯那里，任何制度安排都是当事人根据具体环境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科斯所运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所以我们才说，科斯重视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但不放弃演绎推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纯粹归纳的不足。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最大的不同则在于，通过引入边际分析，使得各种具体制度的起源、性质、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个人为基础的比较精确的实证分析上。

科斯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交易成本的意义在那儿呢？从张五常（1969）当年写作《佃农理论》开始，新制度经济学就表现出过去的制度分析所从未有过的活力，那就是制度研究可以在经验实证层面上进行了7。这恰恰满足了波谱尔关于科学的可证伪性要求8。因此，在我看来，科斯论文的意义并不在于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而是通过边际交易成本的引入，创立了可以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这是科斯以前的制度理论所无法做到的。

如果制度分析仅仅停留在价值观的讨论上或一般性的规范分析上，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对制度的性质及其演化做出深刻的理解。科斯的开创性研究导致了制度分析的复兴，这一复兴并不是得益于科斯使人们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而是在于科斯教会了人们如何接近科学的研究制度问题。后来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张五常等人的契约探讨、威廉姆森等人关于组织的理解等等都是从现实的经济形态出发，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如果理论不符和现实，就需要修正理论模型本身。这种强调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没有陷入象牙塔式的推理，而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件中挖掘理论，所以，这种新制度经济学特别重视案例和历史 9。

5.参见科斯（1993）的系列论文。

6.科斯对模型前提条件的看法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53）的方法论观点有根本差别，后者认为前提条件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只要模型本身具有预测力。不过，林毅夫（2001）最近也强调，模型的前提条件不能太过偏离显示，才能对现象有足够的解释和预测力。7.张五常在他的这本博士论文中，通过平均成本向边际成本转换的技术处理，使得科斯的理论得以在台湾农地契约的演化中得到检验。

8.关于可证伪对经济学科学化的意义参见布劳格（1980）。

由于实际经济过程的复杂性，导致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必然从细节处着手，试图在讲故事中解释制度的演化，从这一点来看，这种制度分析既没有古典制度分析和老制度经济学那种宏大的框架，也没有新古典经济学那种精致的演绎。因为注重实际制度安排运行中的细节，难免一叶障目，这就给新制度经济学范畴本身的界定带来很大困难。但是，科斯所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运动并不是完全按照其原有的思路展开，在后来的研究中，古典制度分析、老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相互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子分支，众多的子分支构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这些分支存在很多差别，导致国内的研究出现方法上的混乱，这一点在最后一节讨论。

二．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野

科斯的研究方法建立在理性选择模型基础之上，但他用于证伪的论据却不是大样本的特征值，而是一些小样本（或称为小故事）特征值，这就难免使人疑惑。事实上，科斯的这种处理的确对后续的研究带来了巨大影响，简而言之，就是以理性选择模型为主要研究范式的分支和以小样本为基础的经验实证分支之间在新制度分析上的分野。

历史的看，各种不同的制度分析模型实际上来自相应的理论渊源，按照其理论内核来整理，可以得到三个大类：一是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一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一是制度演化理论10。契约经济学直接源于科斯，科斯对企业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的讨论使得人们注意到经济活动的协调机制的自我实施性，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当事人的利益矛盾可以通过契约的谈判、制订、修改和违约惩罚等来解决，就不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因此，对当事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设计出这种可以对当事人形成自我约束的契约，这些契约就构成制度安排。科斯对边际交易成本的处理在这里得到直接应用，交易成本在契约活动中就体现为契约成本，边际契约成本和收益决定了一项最优契约安排的选择。此时，当事人面对的不再是复杂环境的约束，而是契约成本的约束，给定某个水平的契约成本，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竞争市场假定仍然适用。所以，契约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新古典框架中的制度选择理论模型。通过对边际契约成本的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可以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运用纯粹的演绎方法，从一些基本假定条件来推理复杂制度的产生和变迁。诺斯等人早期发展的制度变迁理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制度选择的动态优化问题，在诺斯那儿，制度变迁通常也是从边际上开始的，边际制度安排的变化则是当事人的跨期最优选择结果。公共选择理论不过是关于社会契约的新古典模型，布坎南等人试图寻找的是一个社会中选民如何通过理性选择来实现自身权益的最优保障。尽管布坎南和诺斯等可能并不完全同意他们自己和众多的继承者发展的模型。由于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新古典化，所以许多人认为新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模型是等价的，并且由于这个分支与主流经济学有效融合，因此经常被国内人看作主流的新制度分析。

但是，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复杂过程，仅仅依靠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不足以反映现象后面所隐藏的本质，哈瑞等人（Hira, A.and R.Hira, 2000）最近指出，新制度经济学正确地认识到理性选择模型的局限性，但在处理这些局限条件时显得很矛盾、很混乱，特别对技术、文化和观念等因素的外生和内生处理上，新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模型并没有一致的共识，这一点在卢瑟福(1994)那儿也有详细的分析。正是考虑到这种模型的局限性，所以威廉姆森并没有象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张五常和哈特那样迈入主流，而是试图把康芒斯和西蒙、科斯、巴纳德等人的思想结合起来，从经济学、法律和管理学的交叉点上研究组织问题。一方面，威廉姆森认识到，经济生活中组织的多样性说明每一种组织必然存在一个边界，和科斯一样，他也认为组织的边界是由边际交易成本决定的，当一种组织内部的边际交易成本和外部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组织实现了均衡，从这一点看，他部分接受了理性选择模型。另一方面，威廉姆森不完全接受理性选择模型，而是坚持西蒙的有限理性假定和巴纳德的组织人假定，认为经济生活中的当事人实际上是契约人，这种契约人既存在认知能力上的不足，而且也可能受信息成本的约束；组织的活动要分解到单个契约人的行为层次上研究，但契约人本身则处于一个交易关系中，其行为会带来外部性，同时也受到其他人行为的干扰。结果，契约人在决策时，除了面临环境不确定性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要面对当事人行为不确定性的约束。基于这些不同的假定，威廉姆森的理论中虽然以单个人的行为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强调契约关系中的个人，由此不仅可以研究标准的新古典契约，而且还可以扩展到权威、强权、关系网络、文化等组织必然包括的元素的分析。在这一点上，威廉姆森的理论已经脱离了主流的理性选择模型，试图调和理性和非理性、规则和习惯、经济人和社会人等社会科学中由来已久的矛盾范畴。

9.案例研究近年来被新制度经济学家逐渐重视，前期成果已经被马斯滕汇编成一本文集，参见马斯滕（Masten，1996）。

10.更详细的分类参见Williamson（2000）和周业安（2001）。

由于威廉姆森的理论试图做一种调和，也就无法象新古典模型那样做精致的理论模型，显然，对经济生活的现实模拟与牛顿世界是矛盾的。科斯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其实他自己并不赞成新古典范式，尽管其结论是符合新古典精神的。科斯所运用的以案例研究为主体的经验实证模式在经济学中并不普遍，因为主流的经济学通过计量模型的设计可以处理大样本数据，而主流经济学家也相信，只有通过大样本数据的反复检验才可以发现和证实经济生活中普遍的规律。但是，案例研究在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中却被普遍应用，而这些学科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一种制度分析基础之上的。如果制度作为研究的基础，那么当事人的处理就不能原子化，社会约束必需纳入进来，新古典模型中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社会约束的复杂性，人的行为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此时对各种制度的抽象仅仅可以表达那些可以标准化的东西，而对一项制度安排来说，可以标准化的东西往往是外显的，恰恰可能是不重要的，这意味着制度研究中的大样本检验根本无法解释制度本身的性质。因此，威廉姆森建立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绝大多数依赖案例的检验，通过个案的累积来获得大样本类似的效果。正是这种研究特点，使得交易成本经济学正逐步离开主流经济学，逐步向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靠拢。

制度研究中的这种以交易成本为基本分析单元的案例实证模式在历史制度分析中得到一定的体现。在诺斯的研究推动下，巴泽尔、尼尔和格雷夫等人研究了一些国家某个特定时段的制度特征和经济绩效的关系，发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远比我们原先理解的要复杂，特别是制度的自我实施强度对制度安排的影响非常重要，这恰恰证明了选择自由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所在。不过，这些研究进一步发现，选择自由可能是一个被决定的变量，奴隶在法律上没有选择自由，但个人知识的积累和奴隶主的企业家活动可能事实上赋予了奴隶一定的选择自由，这部分自由决定了努力的积极性和私人财产制度社会化的可行性。因此，公平地说，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或新经济史运动实际上是从历史的角度做的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而这种研究恰恰不是大样本的，诺斯等人更多的依赖个案的分析，从案例中推断一种制度的共性和特性。这种历史制度分析同样隐含的体现了边际原则，诺斯就认为，制度变迁从历史上看更多的是从边际上开始的，也就是说大多数制度变迁都是渐进式的。

显然，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研究一开始带有理性选择模型的痕迹，但随着他们对制度演变的认识的深入，和契约经济学的分化也就变得明显。在威廉姆森那儿，等级和市场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被扩展到组织均衡，从个人原子化的交易到等级严密的政府，构成组织的谱系，其中众多的组织中间形态呈现不同的特征，从而形成组织之间的替代关系；但是，契约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导致每种组织在面对相应的环境时，都不可避免的产生出局限性，从而导致各种组织之间的互补关系，组织的多元化由此形成，均衡取决于各种组织的边际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特别是，在威廉姆森后来的理论探索中，契约的延展性和部分组织的权威性得到关注。前者暗示契约的治理形式可能随交易的过程自发演化；而后者把等级看作裁决利益纠纷的内部法庭，这样在一个契约集合中就有了更高一层的治理机制，这一机制常常被新制度经济学的批评者成为”权力“。诺斯的转换也是很明显的，在其专门的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中，制度动态优化模型中被安装了路径依赖装置，这就使得长期契约的最优设计不太可能，偶然的扰动因子常常决定制度演化路径。可惜的是，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都没有继续讨论演化过程的条件、特征及后果，而这一点正是哈耶克等人一直强调的。哈耶克所论证的自发秩序演化和内在秩序与外在秩序的对立统一正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模型，这一模型迄今能够被有效处理的工具是演进博弈论，但是这种方法实质上是适应性预期为基础的贝叶斯学习机制，违背了哈耶克的认识论。这一点最后一节还会进一步说明。

所以，契约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新经济史及制度演化理论等都可以归结到新制度经济学门下，但无论是模型内核还是研究方法，两者均有本质的差别。如果从工作重点上看，笔者更愿意把契约经济学称为规范的新制度分析；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的制度分析可以称为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 11。

三．个性化与主流化--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困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科斯早期开创性论文在一个理性选择模型中运用小样本特征值来实现其观点的可证伪性，这一方法上的矛盾后来演变出了契约经济学和其他新制度分析的分支。由于契约经济学开发了大量的数理模型，并且论文大多发表在公认的一流刊物上，所以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它是一种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而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由于试图抛弃理性选择模型，再加上模型化不够，逐渐退出主流刊物，所以似乎使人觉得这些新制度经济学分支在走下坡路。这种认识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把主流化作为最重要的任务12，并且有意或无意地忽视JITE（制度与理论经济学）、JEE（演化经济学）等制度经济学的主流杂志，也就是说，当新制度经济学的重心转移时，我们并没有及时跟上，结果造成现在的“主流”误区。很明显，从现在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低潮可以看出，主流化的力不从心严重阻碍了理论研究本身。

1、重塑制度分析的认识论基础--科斯的研究方法的矛盾与解决

在进行制度分析时，背后的认识论问题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即使向科斯这种理论大家也不例外。前几节已经指出，科斯的研究方法存在令人困惑的一面，一方面，科斯从边际成本着手，把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运用到制度分析中，使得制度分析得以精确化；另一方面，科斯没有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证伪自己的理论，而是选择了个案，试图通过个案的连续性展示来获得大样本的效果。如果理性选择模型可以充分揭示制度相关的各种现象，那么构成决策变量的特征值应该可以标准化为共同的知识，比如价格和数量。显然，可标准化的变量正是大样本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所适用的。科斯没有使用大样本检验，可能是意识到和制度有关的特征之中关键的部分无法标准化，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其后的研究明显分歧了，契约经济学把理性选择模型作为制度分析的主流工具，从而把新制度经济学成功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制度演化理论则重新寻找理论的基础。所以，尽管科斯开创了独特的新制度研究方法，但缺乏相应的认识论基础作支撑，结果误导了部分后来者。

11.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也作一些经验实证，但这种实证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验实证很类似。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历史制度分析则侧重于案例研究，从故事叙述中揭示原理。12.主流化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者试图得到国外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另一层就是这些研究者在研究中国的制度变迁时基本上采用主流的新制度分析方法和思路。

威廉姆森和布坎南等人显然意识到了科斯的局限性。威廉姆森在一系列市场和等级的研究中，所依赖的关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前提就是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不过，威廉姆森并没有强调有限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应用过程中总是脱离不了新古典的影子。实际上，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通过一定的技术化处理，可以获得适应性预期同样的效果，这种通过技术可以完成的学习机制在制度演化模型中得到充分运用，但仍然不足以说明制度演化本身，诺斯等人对制度演化的理解没有更好的后续工作可能源与此。

布坎南比威廉姆森更清楚的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仅仅讨论了特定制度安排下的当事人互动关系与后果，没有讨论更广泛的规则结构背景的影响 13。在他看来，经济实际上是被一组规则所规定的，这些规则被称为”宪政“；人们选择宪政作为行为约束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规则稳定预期，从而解决了每个人认知上的差异。因此，布坎南认为，科学化不能有效揭示经济活动的本质，因为理性选择模型是要求当事人认知一组确定关系的变量，而对于认知差异的当事人来说，变量的关系时不确定的，当事人只能选择一组规则来达成共识，然后在这组规则下从事交易。

布坎南显然认识到，公共选择模型需要相应的认识论基础，而哈耶克的思想正好可以满足。这不仅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思想渊源 14，更重要的在于，哈耶克的认识论思想与布坎南的立宪理论是相通的。哈耶克明确指出，人的认识来自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部落文化所遗留的集体特征；另一部分是个人在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文化，前者对后者起到明显的限制作用15。两种文化特征构成单个人的感觉秩序，这种秩序是在演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秩序使得个人所积累的知识只能是经验性的，是一种可能犯错的秩序，通过新的经验对原先知识的证伪，学习机制持续作用。因此，获得知识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个别过程，一方面，通过相互交流，知识扩散使得可靠的只是作为整体性知识被单个人所确知；另一方面，个别的知识获得过程使得个人无法知道其他个体所知道的东西，并且人们知道的越多，个人所能吸收的知识在整体知识中所占份额越少，结果表面上看人们知道很多，实际上人们处于一定程度的无知当中 16。

因此，在哈耶克看来，理性并不是制度选择的必要条件，给定知识形成的个别化过程，社会中知识的分布是分散的，每个人既面临可靠知识的总体，又面临独特的经验性知识的差异，无知的个人通过学习机制和持续试错来发现新的知识，任何试图通过知识标准化的制度来协调当事人行动都是徒劳的。这种强调个性化的认识论在波兰尼（1958）那儿也有系统论述，在波兰尼看来，知识一部分是明示的（也就是可标准化的），还有一部分是默示的（不可标准化的），两者都是客观的，但不同于客观主义知识论，波兰尼的知识是客观性和个人化的有机结合。显然，波兰尼和哈耶克的知识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认识论构成演进理性主义的基础。正因如此，制度研究在近年来越来越倚重演化模型，这恰恰是后来者重新回到哈耶克等人发展的认识论传统的结果。

2、主流化的本质是标准化，它不代表制度研究的主流

契约经济学依据理性选择模型，这种模型要求变量之间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并且可以通过方程式表达出来，理性的经济人只要依据这些方程式求最优解，所以，弗里德曼才认为，假定是否符合现实并不重要，只要模型本身具有预测力。这种方法论早就被哈耶克、布坎南等人批判过，在他们看来，经济是无目的的，理论模型本身不具有预测力，只能更好的解释已经发生的现象，通过经济现实的真实再现，揭示现象背后的轨迹。很明显，这种方法论的分歧根植于认识论的分歧上。理性选择模型标榜科学化，依据客观主义的知识观，它所要求的是清除所有个性化的东西，以从中提炼出普遍规律，计量经济学依赖的大样本特征值就是如此，在一个大样本的范围内，成为共性的正是可以标准化的普遍特征，所有不能标准化的个别特征被认为是不影响结果的，或者是作为误差项。哈耶克恰恰反对这种认识论，如上所述，他的理论的前提是知识的分散化，也就是个性化，由于个人的知识有一部分很难标准化，也就无法通过外显的计划机构来组织。

13.关于布坎南的这些观点的深入讨论参见唐寿宁（1999）的立宪经济学的综述和制度经济学演进的回顾。

14.就是威克塞尔，参见布坎南对自己思想演变的介绍（布坎南等，1999）。15.关于哈耶克的知识论的形成及相关的争论，参见帕普克（2001）。

16.哈耶克实际上说，知识的分散化是建立在知识的个性化基础上的，所以标准化的计划机制无法协调这些

强调知识的个性化对制度研究尤其重要。通常来说，制度就是社会交往规则，这些规则有一部分可以明确界定，并通过书面形式写下来，如各种法规和章程等；有一些不可以明确界定，只能通过习惯性遵从或意会或默认，如文化、习俗等。前者被称为正式制度，后者被称为非正式制度。显然，正式制度体现了可标准化的知识，而非正式制度更多的体现了个性化的知识。从制度的实际形态来看，一项完整的制度安排的理解不仅包括正式制度，而且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或者说，一项制度既有正式的部分，又有非正式的部分。道理很简单，以企业为例，正式制度包括激励制度和治理结构等，但是，如果不考虑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些正式制度即使存在，也毫无意义。套用社会学中的一个术语，就是这些正式制度安排是嵌入在非正式制度安排中，任何简单剥离两者的意图都是徒劳的。这种嵌入关系决定了相关的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只能作为一个制度整体来理解。科斯所要处理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正式契约，而是把企业这个整体制度简化为一组契约的集合，不过一旦做出这种简化，制度分析本身就表面化了，因为签约各方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而是嵌入在某种关系中的个体，委托代理模型轻易地把这种嵌入背景省略，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制度的作用。

主流的新制度分析要寻求一个确定的均衡，或称最优制度安排，就必须设定一系列稳定的因果关系，即使不考虑当事人理性预期的局限性，这种关系设定也要求交易是可以标准化的，事实上，当事人理性预期和交易关系标准化必须同时存在，因为后者忽略了不确定性，前者才有成立的可能，所以，威廉姆森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关系标准化的处理，他所发明的资产专用性概念和贯穿始终的行为不确定性假设都是针对非标准化的部分。对制度研究来说，建立在标准化知识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模型尽管有用，充其量仅仅能解释一些制度表象，真正决定制度绩效的却是以个性化知识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部分，这可以理解制度分析中大量使用案例的原因，因为非标准化的东西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可能说清楚。从这个角度看，契约经济学对制度研究的贡献其实不大。

2、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和取向

由于所谓的主流化其实就是标准化，并不代表新制度分析的主流，所以，国内对新制度分析的主流界定实际上并不符合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从这几届新制度经济学年会上提交的论文看，形式化仅仅占一小部分，大多数论文都属于经验实证范畴 17。这种局面并不说明形式化不重要，而是反映出现有的模型技术揭示制度的各方面问题的能力太有限了，如前所述，正式制度的潜在特征和影响通过交易关系的标准化能够推导出来，但非正式制度部分所治理的交易关系就无法标准化了，只能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才能说明清楚。当然，博弈论的引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更好的理解了习惯和文化等非正式制度部分，但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迄今即使通过历史制度分析也还是没有说清楚，包括哈耶克本人也是如此。由于制度只能作为正式部分和非正式部分的整体来理解，那么理性选择模型所依赖的经济当事人心理特征的良好定义只能内生于制度的非正式部分。考虑到正式制度部分仅仅是外显的、嵌入到非正式制度部分当中的，那么我们所讲的制度变迁到底是正式制度部分的变迁，还是作为制度整体上的变迁？笔者一直以为，把改革划分成激进和渐进毫无意义，因为这种划分正好对应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两分法，但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制度转型过程的经验研究结果分析可以看出，那些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并没有达到制度变迁的快速实现，表面上看，这些国家都迅速建立了和发达国家类似的正式制度，不过决定这些国家经济绩效的恰恰不是这些制度，而是那些潜在的还在缓慢进化的非正式制度。因为嵌入性的存在，原有的非正式制度部分还会作用于已经变革的正式制度部分，导致这些部分的异化。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先进制度的水土不服，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作为制度的整体所包含的复杂的嵌入关系。

知识，只有市场可以做到（Hayek, 1945）。

17.相关论文参见梅纳德（Menard, 2000）编的论文集。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简单两分法导致了理性选择与规则遵循、制度设计与演化之间的矛盾，主流的新制度分析依赖当事人的理性预期，把认知能力上的缺乏化解为信息成本的缺乏或交易频度，使得各种不完全契约模型和有限理性模型可以和主流经济学兼容，从而激励经济学家不断的寻找最优制度。不幸的是，作为整体的制度包含了复杂的嵌入关系，使得当事人的偏好是内生的，当事人会根据环境和经验的变化调整心理特征，从而无法实现理性预期。不过，适应性预期的处理也存在困难，因为当事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根据环境调整，这中间存在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就是说，人在决策时依赖其嵌入的社会关系，但人又不可能很盲目，纯粹是社会的动物，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正是建立在当事人在社会关系背景中的自主决策这一前提之下，这种自发秩序既不接受理性选择模型中的经济人假定，也不接受社会人假定，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威廉姆森称之为契约人，就是一种尝试。不过，威廉姆森缺乏一种演化的观点，而是在理性选择模型和自己的理解之间徘徊。布坎南在讨论立宪问题时注意到宪政的演化，但他缺乏执行层次的分析，所以在讨论具体的立宪问题时又回到理性选择模型。基于社会人假定的理论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人的决定性作用，但无视个人的独立存在，不能很好的处理制度的可设计部分。演化经济学试图运用随机过程来模拟自发秩序，同样由于对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互动关系的简化，不能体现哈耶克自发秩序的真实含义18。可以说，哈耶克发展的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一直被冷遇，并不是因为其极端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是其所隐含的作为整体的制度的演化理论无法明确说清楚，更谈不上模型化。

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困扰迷惑了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从过去15年的研究看，国内新制度经济学家正确认识到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价值，并且应用了许多研究方法来解释各种新现象，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开始出现 19。但总体来看，研究进展并不令人满意，这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流化的强劲动力促使众多的研究者一味追求理性选择模型的完美，忽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内在关联；二是案例研究没有上升到揭示个性化知识在制度变迁中的关键作用的高度，使得很多案例本身没有精炼出有意思的观点。前面已经提到，科斯的矛盾就源于认识论的缺乏，而后来的各种制度模型已经开始融合哈耶克等人的认识论，强调制度演化特征。由于国内研究没有采取正确的认识论作指导，也就没有提炼出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型，缺乏理论指导的案例研究也就显得苍白。案例研究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思想作指导，主流化在制度研究中的危害就在于，作为指导的理论单一的锁定在理性选择模型上，很少有人尝试探索其他模型，而从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趋势看，主流的恰恰是反对理性选择模型的各分支。

形式化的演绎是重要的，大样本的经验实证也是需要的，但正如约翰●内维尔●凯恩斯（2001中译本）所指出的，纯粹的演绎和纯粹的归纳同样危害很大。对复杂的经济现象来说，演绎方法、经济实验及大样本为基础的比较分析都不可依赖，经济学家需要从大量的实例中直接观察并进行归纳，归纳先于演绎可能较为有用。德国历史学派更是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方面，以及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相互依从的特征，因此，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必须以跨学科研究为重点，而且还必须有现实性。这些早期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论述恰恰适用于现在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因为制度分析实际上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当前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正是沿着科斯所创立的三个特征走的，并进一步试图克服科斯早期的比较静态分析的局限性，结合哈耶克等人的演化思想，发展出制度变迁的动态演化模型。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如果看不到这一趋势，势必走入死胡同。

18.关于新制度经济学各种分支的讨论参见笔者今年的工作论文。19.关于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综述参见笔者过去的几篇论文。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尽管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离一个成熟的理论还有很大距离，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更多侧重于经验实证以及与社会学等融合表明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自觉努力。国内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时把理性选择模型作为主导的研究方法，不仅不能给新制度经济学本身添砖加瓦，而且还浪费了身边的大量的具有研究价值的事件。原有的案例研究过于依赖理性选择模型，现在也走入困境，近两年已经很少有高水平的案例出现。如果国内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要走出低谷，只有弱化方法论的争论和理性选择模型的影响，从案例研究和历史制度分析着手，重点考虑制度的执行层面的特征与后果，当实际的制度形态和演化特征被深入研究后，才有可能对新制度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Friedman, M., 1953,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Hayek, F.A., 1945,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 pp:519-530.Hira, A.and R.Hira, 2000,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Contradictory notions of changes“,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59(2).Masten, S., 1996, Case studies in contracting and organization, NY: Oxford U.Press.Menard, C.(ed.), 2000, Institutions, contracts and organizations, Cheltenham, UK & Northampton, MA, USA: Edward Elgar.Williamson, O.E.,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Williamson, O.E., 2000,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aking stock, looking ahea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38, pp.595-613.[英]迈克尔 波兰尼，1958，《个人知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中译本。

[英] 马尔科姆 卢瑟福，1994，《经济学中的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中译本。

[美] 罗纳德 哈里 科斯，1993，《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中译本。

[英]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2001，《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华夏出版社，中译本。

[英] 马克 布劳格，1980，《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中译本。

[英] 罗杰 E巴克豪斯（编），1994，《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中译本。

[德] 格尔哈德 帕普克（编），2001，《知识、自由与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

[美] 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1999，《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中译本。

唐寿宁，1999，《个人选择与投资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林毅夫，2001，”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经济研究》，第4期。

张五常，1969，《佃农理论》，商务印书馆，2000中译本。

周业安，2000，”中国的经济转轨与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经济研究资料》，第10期。

周业安，2001，”新制度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工作论文。

第五篇：如何培养儿童语言能力

简介编辑本段 折叠点读笔通过孩子参与各种针对性的游戏和活动，不断刺激触觉、视觉、听觉等感官来丰富他们的体验，增长他们的兴趣，开发他们的脑神经。点读笔小巧方便，非常便携，可随时、随处使用，即点即发音，它将声音加于枯燥的文字之上，使图书内容更丰富，使阅读和学习更有趣，可充分实现寓教于乐。

点读笔可以说是一个突破传统思维的具有高科技的学习工具,它通过点到哪里读到哪里的方式,结合听说读的学习方法,提高孩子的学习兴趣,刺激右脑的开发,在快乐中学习,吸收课本知识,让提高学习成绩不再成为难题.而且它体积小巧,轻松携带,无论是在学校或是在课外,都可以使用。点读笔不是玩具，也不是教具，让孩子在玩乐中得到知识，而且没有光源，相比于带屏幕的电教产品而言，点读笔对孩子的眼睛没有任何辐射，近视的风险几乎没有。

功能编辑本段 折叠

一、点读功能

在图书上点不同的位置发不同的声音，也可以点同一个地方发不同的声音；点中文说中文，点英语说英语，点故事讲故事，点儿歌唱儿歌。笔头使用第二代加密型OID笔头；感应十分灵敏，哪里不懂点哪里，早点早聪明，越点越聪明。

二、同步翻译 点读笔通过特定的翻译按钮可以实现诸如“点汉语说英语”；“点英语说汉语”的翻译功能。

三、益智游戏

通过有语音反馈的游戏设定，把练习变成游戏，大大提高学习兴趣，有趣的游戏互动还可以帮助孩子增强自信，迅速开发智力。

四、朗读复读

点读笔操作简单，反复点击即可实现复读功能；或在读完正文内容后，轻按开关键1秒，即可重复阅读。从学前识字、汉语拼音、趣味算术、儿歌、到国学三字经，唐诗和英语朗读，给孩子一个全面立体式学习。

五、双嗽叭高清发音

点读笔真人原声发音，提供最权威的普通话方案和美国英语发音方案；高音质双喇叭，保证高清晰音质，为孩子提供良好的语言学习语境。帮助孩子从小接触和培养正确的发音，养成良好的语感，让孩子一开始就站在正确的起点上。

六、安全环保

点读笔无毒无味，没有噪音污染。内置锂电池，安全、经济、环保。笔头设计圆滑，适合儿童好学又好动的特点。外壳采用环保的ABS材料和UV（抗紫外线）材料，声音是电流直接在喇叭上产生的机械波，无电磁辐射；音量多控制在60分贝之内，适合孩子的听力或跟读。

七、海量存储

4GB内存，可容纳上百本图书，通过USB接口可以自由下载海量图书配套语音。还可以通过在线升级的方式享用最新科技成果。

八、MP3音乐

支持MP3播放功能，正常音量时时长可达5-6小时。可通过USB通讯线自由下载儿歌、歌曲、小故事，更好地发掘孩子的潜在能力。

优势编辑本段 折叠点读笔全球独创自动语音教学模式，以新奇有趣的卡通为载体，真人发音为媒介，以丰富多彩的卡通剧 情帮助孩子轻松学历史、学英语，听故事，做游戏。集学习娱乐于一身，提高孩子学习兴趣，增强专注力，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再也不用担心孩子不爱学，不听话的问题。在英语学习方面，推出了剑桥幼儿英语启蒙，李阳疯狂英语，新概念幼儿园英语，迪士尼情景英语和地球家族英语等等，让孩子在有声环境中轻松的学习。

选择编辑本段 折叠

1、选择低电磁辐射的、健康的无线笔，点读笔应配备无线笔先进、时尚，具有健康、精准、方便、实用等优势。

2、选择内容充实、教材全面、丰富健康的点读笔。

3、选择经久耐用，产品质量有保障的点读笔。

4、发音直接影响孩子的学习。购买时挑选发音纯正标准的点读笔。

特点编辑本段 折叠

1、点读功能。点读笔只需轻轻一点，就可以发出美妙的声音。可以在图书上点不同的位置发不同的声音，点汉字读汉字，点拼音读拼音，点故事讲故事，点儿歌唱儿歌。真正实现哪里不懂点哪里，令您的小孩早点早聪明，越点越聪明

2、益智功能。点读笔通过有语音反馈的游戏设定，把普通的练习变成游戏互动，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孩子的学习兴趣，提高孩子的学习积极性，让孩子轻松愉快的学习。让孩子在学习中找到快乐。还可以调动小孩子的思维逻辑能力，令他学会独立思考问题，开发他的大脑。

3、益智游戏。点读笔把练习变成游戏，可以大大提高孩子的学习兴趣，让孩子轻松愉快的学习。让孩子在娱乐中学习，学习中娱乐，学习娱乐两不误。让孩子爱上学习。全方位感官调动

让孩子从“要你读”变成“我要读”

点读笔紧跟时代潮流，将枯燥乏味的知识融入有趣的故事、游戏中，采用标准的普通话读音，原汁原味的英文发音，让孩子轻松融入标准规范的学习环境中。同时充分调动人体五大感官，实现手动、眼看、耳听、口 说、脑记的全方位超级互动，最大限度提高孩子的学习积极性，让孩子对书本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要你读” 变成“我要读”。

迅速开发智力，锻炼大脑，激发潜能

每个孩子都是天才！孩子的兴趣在于引导。点读笔首创即点即读学习模式，点到哪读到哪，全方位开发孩子智力，在游戏、故事中锻炼大脑，激发孩子内在潜能，将孩子好奇心和兴趣引致学习上。配套的多本开发 逻辑能力、思维能力、观察能力、想像能力、动手能力等潜能开发图书，让孩子快人一步，赢在起跑线上！提供丰富多元的知识 保证孩子多元智能的优秀品质

虽然每一种智能都能用来解决问题，也都能在人生的任何一个时刻给人们带来快乐，但是多元智能的品质是在儿童早期设定的。虽然发展多元智能的大门是永远不会全关上的，但是所有的智能都是在儿童早期的智能导入中发展起来的。在孩子年幼的时候开发智能，可以促使他们将来发展一些专家型智能，也可以让他们在发展智能时得到快乐。增强孩子自信心 塑造孩子良好的性格。

生动有趣的互动游戏，游戏中孩子答错了，有趣的童音会给孩子鼓励；答对了，会给与适当的表扬，这对增强 孩子的自信心有很大帮助。正面、有趣、生动的学习内容，互动欢乐的学习氛围，塑造孩子活泼、开朗、积极、正面的良好性格。点读笔的特点

1、科学设计：符合儿童人体工程学特点，结实耐用。

2、记忆重播：按功能键找到停顿处，继续学习。

3、高保真音质：原人原声美国外教配音，高清播放。

4、操作简单：打开开关即可学习，无需大人辅助。

5、海量内存：一支点读笔可点读所有配套有声图书。

6、高速识别内置摄像头，快速读取真人纯正口语。

7、互动游戏：千种互动游戏，让孩子玩会英语。

获得帮助编辑本段 折叠学前教育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阶段，从孩子呱呱落地到正式步入学堂，它对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开发他们的智力潜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量事实证明，高质量的学前教育能为孩子将来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是孩子成功人生的开端。点读笔为孩子打造有声有色的学习世界，提供丰富多元的知识，培养孩子高品质的多元智能。学前开发孩子的各种智能，对孩子将来的发展大有帮助。双语有声挂图

丰富的图画，美妙的声音带着宝宝认识中国地理、世界地理、各种动物、各种颜色、形状、生活用品、交通工具、动物世界、标志、汽车、节日、加法口诀，数字等等。睡前故事

收录了古今中外共288个故事，涵盖了九大类别，经典耐听。每个故事都优中选优，独到极致。每个故事都配有一副精美的图，帮助孩子理解。孩子在故事中学到知识，懂得道理。成语故事

加入了其他品牌不同的成语篇，以丰富多彩的画面、细致的有声环境，让孩子了解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和想象能力，更重要的是学习优秀的品格，让孩子们从小知道对与错，变的心胸开阔，知书达理。快乐国学院

加入了其他品牌不同的三字经篇，因为《三字经》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多得的儿童启蒙读物。它短小精悍、琅琅上口，千百年来，家喻户晓。其内容涵盖了历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所以说熟读《三字经》可知天下事。国学院中还包括弟子规、增广贤文、论语等 学前识字

包含学前必备的600多个汉字，分初级、中级和高级，双语同步，而且结合配套图片，更深刻的让孩子体会字词的含义，听、说、学、读、写全方位打通儿童的认知触觉，让孩子在游戏中快乐、主动的学习汉字。学前拼音

所针对的年龄段和学汉字差不多，书中收录了大量的拼读练习和词汇，突破了传统的幼儿拼音学习模式，各页穿插儿歌和小童谣，发音提示等，帮助孩子在玩耍中学到知识。唐诗

录制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大纲中指定与补充的必备古诗词篇目，诗词脍炙人口，并配有精准的注音和解释分析，还有孩子们喜爱的卡通插图，帮助孩子进一步加深理解 学前英语 它将带孩子进入一个有趣的英语世界，不仅可以掌握26个字母的读写，还可以接触并学会很多日常生活常见的英语单词。能提高孩子的语音听力，培养他们的观察能力、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学前数学

由权威幼教专家精选推荐，包括了儿童初学数学的最基本的主题：蒙氏互动数字游戏、涵盖诸多方面的数学知识，比如等分、单双数、10以内的加减法、几何、相邻数等，特别适合学龄前儿童使用。

区别编辑本段 折叠点读笔和点读机的区别

点读笔和点读机都是幼教学习电子产品。

点读笔的使用:是在课本上加印二维浅码，选择要点读的某一页，随便点击该页上的图案，文字，数字等,点读笔就识别二维浅码就能发出对应的发音。识别准确率高达99.8%。

点读笔的原理:点读笔的笔头采集所点文字的位置，结合制作的发音文件，发出相应的声音。点读笔的笔头是一个光学传感器，它能比较准确的采集任何位置信息。

点读机的使用:把课本放在机器平板上，用专用的笔点课本上的文字内容，机器就会发出相对应的发音。点读机的原理:是在制作发音文件时，给发音文件预先设置好所对应文字内容的“经纬位置”。

比如说：“西瓜”在小学语文的第三页从左上角起（X,Y）处，那么选中这一本书这一页后，平板感知到所配备的笔点触（X,Y）这一点，就收到指令，读出关于这一点相对应的发音文件，即“西瓜”。

点读机点读课本，没有有声环境，比较枯燥，孩子容易失去兴趣，因为课本都是老师课堂里讲过的。

有要了解更多关于读笔的可以去发消息qq1599849239，欢迎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