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制度的运行现状（模版）

第一篇：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制度的运行现状（模版）

文章标题：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制度的运行现状

关于集体财产所有权问题，现有的研究成果大都是从纯法学的角度，以源于欧陆的民法理论为基准，对制度文本中的集体财产所有权进行诠释、分析、评判并提出改进方案。这种文本层面的研究固然不可缺少，但却显得较为单薄，脱离现实。制度文本与生活事实总是或多或少相脱节的，尤其是在乡土本色的中国农村，此种脱节或者说断裂现象更为明显。在乡土生活场域（注：“场域”这个概念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来的，意指由一系列的社会位置及其相互关系所构成的网络或社会空间。在布迪厄的理论中，“场域”以社会分工为基础被分为司法场域、艺术场域、教育场域等，这些场域又构成一个元场域。参见[法]布迪厄著，强世功译：《法律的力量——迈向司法场域的社会学》，载《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2辑，第499页。中国的乡村并没有高度的社会分工，所以场域也没有具体分化，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未分化的、混合性的生活场域，本文称之为“乡土生活场域”，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个元场域，由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村民、村干部以及介入乡村生活的地方政府官员构成。）中，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运行逻辑与法律文本的预设迥然有别。本文借鉴社会学与政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制度的运行现状进行剖析并探索其完善的出路。

一、权力网络中的集体财产：集体所有权的残缺与异化

（一）行政权力控制下的集体财产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文本中，农村的土地、森林、山岭、草原及乡村企业等财产都属于一定社区范围内的农民集体所有，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在民法语境中，所有权是完全物权、自物权与私权，这意味着它具有完整性、自主性与自治性——在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自由地决定如何利用或处分其财产。我国现行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并不具备自主性、完整性与自治性，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受行政权力的控制。对于集体土地，这种控制表现得尤为突出。

行政权力对农村集体财产的控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控制，另一种是间接控制。间接控制是指行政机关通过对村委会、村党支部等村社机构的控制，借助后者的力量间接地支配集体财产。直接控制则体现为行政机关对集体财产拥有收益提取权、征收征用权以及管制权等。

行政机关对农村集体财产收益提取的形式主要是各种农业税费的征收。“税”包括农业税与特产税。“费”主要指由乡（镇）政府收取的五种统筹费与共同性生产费。除此之外，农村居民使用集体土地建造住房还要向政府缴纳一定的费用，其中有些是合法收取的，有些虽是非法收取但在实践中却是普遍现象。[1]（P212）长期以来，这些税费一直是农民的沉重负担。从2000年开始，在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地方，乡统筹被取消了，农业特产税的征收范围也缩小了，某些地方降低甚至取消了农业税。但在还没有进行改革的地方农民的税费负担依然很重，即便在某些已经进行改革的地方，基层政府仍然以各种方式变相地抽取农地收益。

行政机关对集体土地的征收征用权的依据是我国《宪法》第10条与《土地管理法》第2条。按照这两条的规定，国家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集体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在当下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行政机关对集体土地的征收征用权经常被滥用。“公共利益”总是被地方政府扩大解释，以至于企业建造厂房或办公楼、房地产开发商建造商品房等都能被视为“出于公共利益需要”从而成为征地的理由。在国外，政府征地需要向土地所有权人支付相当于土地市场价的征地补偿金。而在我国，政府征用集体土地时所支付的补偿金却与土地的市场价相去甚远。[2]（P260）显然，无论从征地条件还是从征地对价的角度看，在我国，行政机关的征地权都属于对集体财产的过度控制。

行政机关对农村集体财产的管制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集体土地利用或处分行为的审批权。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的规定，将“四荒”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需要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按照《土地管理法》第60条、62条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将其土地提供给其成员或其所设立的企事业单位用于非农建设，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在实践中还需要先过乡（镇）政府这一关。其二，对城乡土地资源流转的限制与垄断。在现行法中，集体经济组织不得直接在其土地上为城镇单位或个人设定建筑用地使用权。城镇单位或个人要想从农村获得建筑用地使用权，必须通过征地程序，由政府将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土地，然后再出让给需要用地的人，这可以说是一种“合法”的垄断行为。

行政权力对农村集体财产的直接控制是公开、正式的，通常也是合法的——从法实证主义的立场看是合法的。与此不同，行政权力对农村集体财产的间接控制通常是隐蔽的，而且没有法律依据，可以说是一种非制度化（非正式）的控制。按照《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反过来说则是协助与被协助关系，二者并非上下级之间的科层关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地方的乡（镇）政府却利用政治组织关系、乡镇干部与村干部的私人交情、经济上的互惠关系以及传统观念的残余影响力等因素建立了其与村委会之间事实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借助这种非正式的科层关系，行政权力对集体财产施加变相、隐蔽的控制。譬如，有些地方乡（镇）政府要求村干部向其上交一定比例的村提留，作为其预算外收入。[3]（P66、264）又比如，国家征收征用集体土地的补偿金本来应当归属于村集体，但有些地方的乡（镇）政府却从中提取一定比例。[4]（P41）

美国经济学家德姆塞茨认为，完整的所有权是由一组未加限定的权利组成的，一旦政府对这组权利的一部分施以限制，就相当于该所有权已被部分地分配给了政府，从而丧失了完整性。[5]（P23）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就是一个范例。行政机关对集体财产的管制权损害了集体财产所有权的处分权能，对集体财产的收益提取权以及间接控制损害了集体财产所有权的收益权能，而对集体土地的过度征收与征用则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存续时刻面临着危胁。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权力控制下的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是一种残缺的所有权。

（二）村社干部权力支配下的集体财产

按照《民法通则》第74条第1款的规定，农村集体财产的所有权属于一定范围内的劳动群众集体。从理论上说，村委会或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统称“村社机构”）是“劳动群众集体”或者说农民集体的代表机关，其负责人是农民集体的法定代表人。作为代表机关，村社机构及其成员的职务行为应当以实现集体的利益为目的，或者说，他们的行为代表了集体的行为。然而，这只不过是制度文本上的理想图式而已。在乡土生活场域中，它并未兑现为生活事实。

在当前我国绝大多数村庄，集体财产都是由村民委员会管理的。[6]（P6）在某些地方的村庄，农地虽然名义上分别属于由过去的生产队延续下来的若干个“次级”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但村委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些土地拥有终极控制权。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与第11条的规定，村委会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按制度设计者的预期，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是基层民主的产物。然而，近年来的许多调查报告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前我国的村委会无论在选举方面还是在职权的行使方面民主化的程度都普遍较低。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欠缺足够的参政能力，在选举过程中容易被人操纵。实际上，村委会成员在很多情形中是在乡镇领导、村党支部的干预下或者在村内某些势力集团（比如家族）的安排下产生的。由于村委会的选举过程不够民主，而且村民缺乏有效的手段监督村委会，无法对村委会形成足够的外部压力，所以村委会对集体财产的经营管理自然就难以真正体现村民集体的意志或者说符合村民集体的利益。这一点突出体现在村委会处分集体土地的行为以及村办企业的经营活动中。

在我国现行的土地法律制度框架内，农民集体原则上无权将其土地出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用于非农建设。例外情况是，依《土地管理法》第60条的规定，农民集体可以用土地使用权入股与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共同创办企业。在实践中，这个例外条款普遍被村社干部滥用。笔者在东南沿海某县县城附近的几个村庄调研时发现，村干部经常以入股、联营为名将农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变相出让给外来企业，从中获得一笔价金。这笔价金有一小部分支付给被出让的农地的承包人，其余的作为村财政收入——当然大部分最终都以各种形式被村干部挥霍掉或转入其私人腰包。有些村干部甚至从土地受让人那里收取回扣，从而少算土地出让金。除了这种变相出让以外，在靠近城镇的农村还普遍存在村委会直接将土地出让给外来的企业或个人用于开发房地产、修建厂房或个人住宅的现象，由此所得的土地出让金有相当一部分变为村干部的私人财产。[7]（P40）村委会将农地变相出让或直接出让给外来企业或个人时，一般都没有经过村民会议同意。这块土地在法律上归村民集体所有，全体村民本来都有权从土地出让中获得一定的利益，然而，在实践中，除了被出让土地的承包人能获得一定补偿外，集体的其他成员通常从中得不到什么利益。可以说，村委会出让集体土地的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形中并不符合集体成员（村民）的意志与利益。换言之，在此种场合，并不是集体在行使其所有权，而是村社干部为了其私人利益行使其对于集体土地的权力，这虽然不是行政权力，但也是一种权力——社会学意义上的事实性权力，亦即不问他人的意愿或者通过操纵他人的意愿，将其意志强加给他人的力量[8]（P29）。

村办企业的经营同样表现为一个权力过程。20世纪80年代，我国沿海一些地方开始创办乡村企业并取得巨大成功，1992年以后，国家以政策形式号召大办乡村企业，乡村企业由此在广大农村得到推广，许多村庄都以各种形式创办了企业。在法律上，村办企业如果不具备法人资格，其财产所有权就直接归属于村集体；如果具备法人资格，村集体就是以独资股东的身份对企业享有股权，但此种独资股权事实上就相当于所有权。本文在此处不作严格区分，一律将村集体对村办企业享有的权利称为所有权。这种所有权只不过存在于制度文本中而已，在实践中，它已经被村社干部的权力覆盖。经济学界与政治学界的一些调研报告表明，村办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受村社干部的控制。在人事方面，村办企业的厂长、经理等管理层成员一般都是由村委会主任——甚至是由村支书——委派的，有不少村办企业的厂长同时也是村委会或村支部成员，大多数村办企业厂长、副厂长、经理都是村社干部的亲朋好友。人事方面的任免权在乡土生活场域中是一种重要的权力资源，村社干部在任命村办企业管理人员的过程中往往能获得某种形式的经济利益。企业管理人员上任后在很大程度上仍受村社干部的控制，村社干部借此得以介入村办企业的经营过程，支配企业的财产，从中为自己谋取私利。在违背市场逻辑的权力型经营模式下，大多数村办企业最终都处于亏损甚至倒闭状态，即使有盈利上交给村委会，这些利益也很少能到达村民手中。作为集体财产所有权人一分子的村民从村办企业中所获得的利益通常是微乎其微的。象华西村、南街村那样真正靠村办企业致富的村庄在全国如凤毛麟角，况且她们的道路能走多远还很难说。

村民集体虽然在法律文本上是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人，但其权利却总是被村社干部的权力阻隔从而未能传达至集体财产。从名义上看，村社机构是村民集体的代表机关，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集体的代理人。然而，由于集体只是一个抽象的乃至虚幻的存在，既欠缺稳固、严密的组织形态，也欠缺针对村社机构的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手段，所以村社机构通常并不能真正表达村民集体的意志。美国法学家麦克尼尔在《新社会契约论》这本书中指出，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是一个没有委托人的世界：在科层化的经济社会里，科层组织的成员听命于其上司，后者又听命于更高级别的上司，整个科层组织是一个自我维系的系统，名义上的委托人——选民或股东——对于该科层组织并不拥有实际的支配权，委托人已经死亡，科层组织及其成员成为没有委托人的代理人。[9]（P72—73）严格说来，我国农村算不上高度科层化的经济社会，充其量只是一个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国家政治建构规划的乡土社会，但笔者以为，麦克尼尔的理论在此仍有适用的余地，将村社机构及其成员（村社干部）称为“没有委托人的代理人”并不为过。

作为“没有委托人的代理人”，村社干部在经营管理集体财产时通常并未面临来自集体成员的外在压力。在乡土生活场域中，村民宁可凭借自己与村社干部的亲缘关系或私人交情从集体财产中获取利益，也不愿通过权利诉求来实现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利益——这种生活技艺对他们而言是陌生的，尚未被他们的生活经验证明是有效的。在乡村经济舞台中，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村社干部的身影，制度文本上的集体财产所有权已经异化为村社干部的权力。这种事实性权力与行政机关对农村集体财产的直接、正式的控制权（规范性权力）及间接、非正式的控制权（也是一种事实性权力）交织成一张权力网络，当前我国农村集体财产就处于这张权力网络之中。

二、程序主义法律范式下的集体财产所有权：一种改良方案

行政权力控制下的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是一种残缺的所有权。实际上，从知识谱系的角度看，我国现行法律文本中的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概念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或者说私法语境中的所有权，它只不过是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集体所有制概念的代名词而已，这个概念欠缺所有权固有的价值内核：主体独立、地位平等以及意志自由。[10]（P107-115）以这种名不副实的所有权概念作为民法的基本范畴显然不妥。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的集体财产所有权应当是蕴涵了主体独立、地位平等、意志自由等价值理念的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所有权，行政权力对集体财产不必要的束缚应当逐步解除，农民集体应当对其财产享有独立、完整的所有权。这是我国将来必须经历的一个立法观念转型过程。然而，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并不能真正解决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面临的困境，因为法律文本上独立、完整的集体财产所有权在乡土生活场域中仍有可能异化为村社干部的权力，集体财产所有权的实现依然成为问题。换言之，把私法语境中的所有权赋予农民集体只能解决集体财产所有权的残缺问题，我们还须进一步寻求集体财产所有权异化问题的对策。

德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在其巨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提出了一个“程序主义法律范式”。他认为，现代法经历了一个从形式主义/自由主义到实质主义/福利国家的范式转换过程。形式主义/自由主义法律范式试图通过为私人划分各自的自由领域（私域），确保一种消极的法律地位，由私人合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并发现自己的幸福，从而实现社会正义。这样一种实现社会正义的规范性期待隐含地依赖于有关市场经济过程之平衡（亦即市场主体经济地位平等——笔者注）的经济学假设以及有关财产之广泛分布和社会权力之近乎平均分配的社会学假设。然而这两种假设已被证明是无法兑现的，这意味着，形式主义/自由主义法律范式所构想的社会正义图景是无法实现的。实质主义/福利国家的法律范式力图通过政府以某种方式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或者对市场过程进行积极的干预、对经济力量的不对称予以矫正，从而为私人实现其平等的消极自由提供物质前提与机会保障，亦即确保私人能够真正实现自主，然而，其家长主义的做法却恰恰妨害了私人自主的实现，结果是自治异化为他治。哈贝马斯认为，固守福利国家的家长主义是不明智的，但回到自由主义法律范式也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是转向程序主义法律范式。在这种法律范式下，处于公共领域中的公民通过民主程序参与法律过程——包括法律的产生、诠释与实施过程，通过这种参与，公共意见转化为交往权力，对立法者进行授权，为导控性行政提供合法化，对法院创造或发展法律的活动科加更强的论证义务，从而确保公民遵守的法律来源于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民主商谈所形成的规范共识。[11]（P500-506）

程序主义法律观对于解决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农民集体与福利国家具有类似之处：福利国家是一个福利性的政治共同体，农民集体则是一个福利性的经济共同体，二者都是福利共同体。在福利国家模式下，存在公共机构的权力与公民的权利相背离的现象，换言之，公民在制度文本上的政治自治可能异化为事实上的他治。同样的道理，在农村集体经济模式下，集体成员（村民）在制度文本上的经济自治也会异化为事实上的他治。发生异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现行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欠缺程序性内涵。

《民法通则》第74条以及《土地管理法》第8条只是简单地宣布哪些财产归农民集体所有，并未具体规定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运作程序，这种权利宣言式的规定只能产生空洞、虚幻的集体财产所有权。农村集体财产大都是由村委会经营管理的，所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的相关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集体财产所有权运作的程序性规范的角色。然而，按照制度设计者的本意，村委会与城镇的居委会一样，都是社区自治组织，其职能主要是负责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经管集体财产本来只是其附带职能。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行使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有所不同。社区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村庄治安、文教、公共卫生、村民纠纷的调解以及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事务通常并未关系到村民个人的切身经济利益，而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行使则关乎每个村民的切身经济利益，甚至牵涉到村民的生存问题。这两种事务的差异意味着它们的运作程序也应当有所差别，相对而言，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行使程序应当设计得更为严密、周全，以便给集体成员的切身利益提供更为有力的保护。现行的村委会运作程序主要是针对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设计的，并未考虑到集体财产所有权问题的特殊性。换言之，现行的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在运作程序方面是在搭《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便车，它并没有适合自身特性的完备的程序。

解决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异化问题要求立法者针对集体财产所有权行使的特殊性为其设置专门的程序。此种程序应该尽可能地确保集体成员有机会参与形成有关集体财产经营、处分的决策，有机会对集体代表机构的职务活动进行监督，或者有机会以其他方式将其意志融入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运作过程中。要而言之，这种程序应具备在集体内部实现经济民主化的功能。

从程序的可操作性角度看，农民集体的规模宜小不宜大。在现行法中，农民集体有三种：乡（镇）集体、村集体以及村内若干个次级集体经济组织（通常是村民小组）。它们分别由当年的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演化而来。在当年的“三级所有”体制中，这三种集体是层层控制的关系，亦即公社控制着大队、大队控制着生产队。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之后，这三种集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乡（镇）集体逐渐淡出农村经济舞台，目前真正属于乡（镇）集体所有的财产已经廖廖无几，甚至已经说不清究竟哪些财产归乡（镇）集体所有——某些财产与其说归乡（镇）农民集体所有，还不如说归乡（镇）政府所有。在当前的集体经济体制中，村集体无疑处于核心地位，不但直接拥有以前属于大队的集体财产，而且还以各种形式控制着本应该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从法律上看，村民会议是村集体的最高权力机关或者说意思形成机关。然而，在今天的乡村，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已经远不如二十多年以前，村民们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自家的生产经营上，对于结果难以预期的村庄公共活动，往往选择不参加，表现出一种“无政治意识”。[12]（P36-43）因此，在那些规模稍微大一点的村庄，村民会议召集的难度很大，即便偶尔能召开会议，由于人数太多，也很难通过讨论形成所谓的集体意志，最终还是由村干部说了算，村民会议已经蜕变成村干部为其权力寻求合法性外衣的工具。在这样的体制下，农民集体的财产所有权异化为村社干部的赢利型权力是不足为奇的。

如此看来，集体规模太大是实现集体经济民主化的一个障碍。欲使集体财产所有权运作程序具有可操作性，应当以村民小组作为农民集体的主要形态，把绝大部分集体财产划归村内各村民小组所有，尤其是耕地。当然，某些在性质上不宜或者说没必要划归村民小组所有的财产仍应当归村集体所有，比如村庄基础设施、荒山、荒滩、荒沟等。应当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村集体及村社机构不得干预、侵犯、剥夺村民小组的财产所有权。至于乡（镇）集体，没有必要再予以保留。一个乡镇通常有数万人口，在技术上根本不可能由数万农民形成集体意志，也不可能由他们分享集体财产的收益。所谓的乡（镇）集体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概念而已，在未来的相关立法中，应当把这种集体形态取消。

笔者认为，我国未来立法中的集体财产所有权运作程序应当包括集体成员大会的召集程序、表决程序、少数派救济程序、日常事务执行及其监督程序等。集体成员大会是集体的意思机关或者说决策机关。对于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财产，任何一项处分行为都应当提交成员大会讨论表决。按照本文在前面所提出的立法建议，由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的财产主要是象耕地那样的能够直接给村民带来经济利益的财产，其处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村民的长久生计问题，理应由小组成员大会进行表决。村民小组的成员数量相对较少，发生财产处分的机会一般也不会太多，所以召开成员大会对财产处分（包括对内处分与对外处分）进行表决具有较强的可行性。村民小组可以选出一名小组长与一名副组长，其主要职责是在必要的时候召集并主持小组成员大会，除此之外不应当赋予其更多的权力——对于村民小组来说，一般也没有什么日常事务需要由小组长执行。召开小组成员大会应当提前一定时间通知各成员，而且必须有五分之四以上成员（可委托代理人）参加方可召开。如果表决的事项是集体财产的对外处分，比如将集体土地发包或出让给本村民小组以外的人，应当经到会成员五分之四多数通过；如果表决事项是集体财产的对内处分，比如土地发包给本小组成员，只须经到会成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即可。少数派成员如果认为小组成员大会在召集、表决等环节违反程序或者有证据表明小组长、副组长或利害关系人为谋取私利使用不正当手段操纵成员大会的表决过程，有权向基层政府的相关部门投诉，或向法院起诉。按照本文前面所提出的立法建议，由村集体所有的财产主要是村庄基础设施、荒山、荒滩、荒沟等与村民切身利益关系不大的财产，所以其财产所有权的运作程序不必设计得象村民小组财产所有权运作程序那样严格，只须对现行法所规定的程序作一些修改即可，比如重大财产处分行为的表决程序可以规定得更严格一些、可增设少数派成员的救济程序等。

三、冷静地对待集体财产所有权

程序主义的权利观为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制度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出路或者说改良方案。这种方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集体财产所有权异化现象，但是集体财产所有权发生异化的危险并未因此被完全消解。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运作程序设计得再完备，一旦将其输入乡土生活场域，都会遭受固有的乡土生活逻辑的抵抗从而发生变异。用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的话说，这种现象体现了“法与社会的间隙”。[13]（P30）

费孝通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通过社区考察得出结论：中国的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社会是封闭的熟人社会，其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所谓的差序格局是一种同心圆结构：每一个人都以亲缘或地缘上的亲疏远近作为尺度，以自己为中心一圈一圈地依次往外推，编织一张社会关系网。[14]（P6-27）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国农村经历了若干次由国家发起的政治经济变革，城市的工业文明在扩张过程中也不断冲击着乡村社会，许多地方的乡村生活方式与文化结构同半个多世纪之前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仍然是一个以差序格局为表征为乡土社会。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在西方的团体格局中，团体（家庭、社团、国家）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团体的界限是清晰的，团体是凌驾于各成员之上的一个超然的实体，它拥有一套超然的“笼罩性”的行为规则。在中国的差序格局中，从处于圆心那个人的角度看，同心圆上的人依其亲疏远近被分为三六九等，由同心圆构成的社会关系网并非一个界限清晰的超然实体，人们眼中只有亲疏不等的亲朋邻里关系，没有超然的团体概念以及“笼罩性”的道德规范。[15]（P27-36）尽管在当下我国的乡土社会中，从表面上看也存在由制度所创设的各种团体，但这些团体却被“嵌”在差序格局之中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被解构或扭曲了。农民集体就是最典型的范例。

按照制度设计者的预期，集体是一个凌驾于其成员之上的超然的团体，集体财产是各成员公有的财产，集体有其公共机关——成员大会与执行机构。然而，集体需要在乡土生活场域中运行，作为集体成员的村民以及村社干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循乡土的差序伦理来参与集体生活的。平等的成员关系只存在于制度文本中，村民的眼中看到的只是其他集体成员与自己的亲缘、地缘以及交情上的差等关系。选举村社干部时，村民们倾向于将选票投给与自己关系近的人，以便于进行互惠的利益交换。在集体财产的运作过程中，村民也倾向于利用他们与掌握权力资源的村社干部之间亲疏不等的关系，依据互惠的原则获取份额不等的隐性利益。即使集体财产所有权的运作程序设计得很完备，让集体成员有充分的机会参与集体决策的形成，那些意图从财产处分中获取利益的村社干部或利害关系人也会设法利用其与某些集体成员之间差序的互惠关系赢得他们的支持。这种以互惠的方式换来的支持如果具备一定的稳定性就会形成一种社会性的权力资源。

如此看来，在乡土生活场域中，程序主义法律范式下的集体财产所有权仍然存在异化为权力的危险。集体财产所有权将会由于此种权力的侵蚀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无形地消解。从另一个角度看，集体财产所有权运作程序的践行要求集体成员具备足够的公共参与能力，亦即能够在公共场合恰当地表达其利益诉求并针对与他们的共同利益相关的问题平等地进行商谈、辩论。当前我国绝大多数农民都欠缺这种能力，这必然会影响集体财产所有权运作程序的实效。

显然，由于乡土社会文化传统的掣肘以及农民公共参与能力的制约，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制度改良的潜力是有限的。把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从权力网络中完全解脱出来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事权利并非易事。在传统的民法理论中，所有权是整个物权体系的核心，其重要性超过各种他物权。然而，笔者认为在当下的中国，应当冷静地看待集体财产所有权，不必把它放在那么显要的位置。

在集体财产上，除了存在所有权之外，还存在包括农地使用权与建筑用地使用权在内的用益物权。所有权是全体农民作为一个集体享有的权利——集体性权利，而用益物权则是农民作为个体对集体财产享有的权利——个体性权利。明智的做法是强化农民作为个体在集体财产上享有的权利，使其成为权能完整的财产权，同时要防止集体及其执行机构利用所有权压制农民的个体性权利。这最后一点尤其重要。在法律上不应当赋予集体的执行机构过多的职权，这种欠缺有效制衡的职权往往对农民个体性权利造成巨大的威胁。即便是集体成员大会也不应当拥有可能危及农民个体性财产权的权利，比如以集体成员大会决议的形式无偿收回农民的土地用益物权的权利。从目前我国农民的整体素质来看，个体理性似乎比集体理性更有实效，因此也更为可欲。

《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制度的运行现状》来源于xiexiebang.com，欢迎阅读我国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制度的运行现状。

第二篇：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完善--以“三农”问题为背景的分析 关涛 烟台大学 教授

关键词: “三农”问题/集体土地所有权/社会保障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农村土地历来被视为农民维持生存的基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也就成为相应的法律保障，但由于种种原因，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完善就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中国长期实行的城乡隔离政策，使众多的农村人口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农村土地承包制决定了我国农业仍以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未形成普遍的规模效益，抗拒自然风险的能力较低，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给予农业的补贴很少，因而有时出现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情况。其实，以农业占GDP的比例之小就不必指望以解决农业问题为突破口来解决全部的“三农”问题。①于是，为缓解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一矛盾，实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心环节，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通过对农村集体土地的有效经营，才能积累、充实和增加农民集体的财产，以此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核心是互助合作

现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建立的，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大致经历了三次变革。[1](P27-52)当初建立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初衷是通过互助合作，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第一次变革的标志是1950年6月3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其中心思想是通过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将其变为农民土地私有制，这一阶段至1953年中共中央宣告土地改革已经完成而结束。新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国家工业化的起步奠定了基础，但也出现了“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为了执行“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共中央决定在农村通过互助合作和人民公社运动使土地的农民私有向集体所有、统一经营过渡。这一阶段从1953年开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结束，最终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模式。

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模式中，生产队的生产经营活动总是受到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的制约，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无偿调拨生产队资金和劳动力的情况普遍存在，人民公社经常无偿征用生产队所有的土地。[2〗(P110)生产队土地所有权的范围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有的地方在同一块土地上存在生产队、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三个所有权，这种现象与“一物一权”的民法原理是相矛盾的，土地的利用效率无法充分发挥，也势必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从1983年起，中央决定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实行政社分设。中央要求原来的公社一级和非基本核算单位的大队，是取消还是作为经济联合组织保留下来，应根据具体情况，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与群众商定，形式与规模可以多种多样，不要自上而下强制推行某一种模式。为了完善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体制，一般应设置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这种组织可以叫农业合作社、经济联合社或群众选定的其他名称;可以以村(大队或联队)为范围设置，也可以以生产队为单位设置，可以同村民委员会分立，也可以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到1985年，全国政社分设工作全部完成。绝大多数地方在原来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解体后，相应组建了不同层次的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国家通过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使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实行集体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进入土地制度改革的第三个时期。其结果是激发了广大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民首先富裕了起来，但同时也出现了大量农村贫困人口，加剧了广大农村地区的贫富分化现象。我国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主要是供农民维持其生存的，只有农村集体组织的成员才有权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因此农民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具有大陆法系传统民法中人役权的性质。[3]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颁布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但这种以农户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制也决定了我国农业生产分散经营的特点而无法形成规模效益，仍不能使我国农村的土地成为维持和提高农民生活的基本保障。为了发展农村的公益事业，需要农民上交“村统筹”和“乡提留”，这是建立在农民收入增加的基础之上的，而农民收入的增加，必须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来实现，目前各地发展农村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营土地所得。为了应对入世给我国农业带来的巨大冲击，减轻广大农民的生活负担，党的十六大将解决“三农”问题摆到重要位置，提出共同富裕奔小康的战略目标。

通过历史考察不难发现，我国当初建立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为了全国广大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尽管现在看来当时有些激进，但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基本思路必然是利用有限的农村土地维持广大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应该成为独立的法人

根据我国现行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我国《宪法》中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定(第8条第1款)先后进行过两次修改，现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形式很多，各地并不统一。1998年修定的《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根据这一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有三种: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内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小组)和乡(镇)集体经济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执行机构是村民委员会，至于村内集体经济组织和乡镇集体经济组织的执行机构，目前我国法律尚未明确。

要做到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与市场化运作，就必须使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而市场主体也就是民事主体。若从民法的角度考察，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不明确。所谓“集体”一词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民事主体可以分为自然人和法人两大类，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组织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仍可以适用有关自然人的规定，法人合伙也可以适用法人的规定。如果将“集体”看作一个特殊的民事主体，那么该如何认识它的内部结构，也就是说，它的决策者与其成员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义务关系，能否直接将“集体”作为民事主体列入《民法典》?对这些问题，如果不通过传统民法理论加以解决，将很难发挥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功能。为了解决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的温饱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相对独立成为必然，由此产生了经济学界所谓集体土地所有权虚置现象，于是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集体土地所有权存在的实际价值，从而使如何发挥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功能成为各界所关注的热门话题。

根据我国《宪法》第111条规定，在农村设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是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1998年11月4日又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最完整的规定是关于村的规定，所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必要统一为村。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层面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创新，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从民商法的角度来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一种民事主体应该具备法人的资格，当然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法人。国内权威学者早已提出关于合作社法人的概念，认为合作社属于“非营利法人”，是一种“自助性经济组织”。鉴于合作社法人的特殊性，我们无法将其纳入现行法关于法人分类和法人登记制度的框架。《民法典:总则编条文草案》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合作社法人”，但为合作社法人预留了适当的位置。第71条规定:“非营利法人，是指为社会公益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而成立的法人。非营利法人，非经有关主管机关登记，不得成立。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此处所谓非营利法人，包括传统分类的公益法人以及介于营利法人与公益法人之间的中间状态的法人。作为自助性经济组织并对社员实行非盈利原则的各种合作社，正是这种中间状态的法人。合作社法人的具体规则，则应由作为民事特别法的《合作社法》加以规定。考虑到合作社与公司均属于经济组织，有许多共同之处，《合作社法》关于出资、社员大会、董事、监事、破产、清算等，均可准用《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规定。[4](P339-348)有关合作社法人的概念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构建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合作经济学会2002年7月5日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建议稿》第2条规定:“合作社，是指以城乡劳动者为主体自愿组织起来，在生产、生活上谋求互助合作或有关服务的自助性经济组织。”第4条规定:“对社员实行非盈利原则”。所谓“对社员实行非营利原则”，仅指合作社的内部关系，并不代表合作社的对外关系，因而不能否定合作社法人的营利性质。合作社的概念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是一致的，所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以合作社法人为基本发展模式。在农村逐渐走向城镇化的今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必须承担起为集体组织全体成员谋福利的重任，将其塑造成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是非常必要的，作为合作社法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可以成为营利法人。必须指出，关于合作社法人的规定应该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协调起来，如果按照合作社法人的概念来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那么村民委员会就应该成为执行机构，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5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的经济职能是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管理本村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全体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应该是合作社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目前，我国东部地区相对发达的农村一般都实行村企合一的组织形式，例如作为农村建设小康社会典型的南山集团是山东省龙口市东江镇一家村企合一的企业集团。南山村的村民家家都有一本“加成手册”，所谓“加成”，其实就是一套特殊的分配机制:集体组织成员领取工资、年薪后，由集团再追加同等金额的报酬，作为“第二年薪”，这笔钱不发现金，而是记入“加成手册”，计息参与集体流动资金，每年发“利息”，当村民因买房、购车、办喜事等需要大笔开销时，可以申请动用。按照集体财富的积累程度和村民个人对集体的贡献，在“加成”的基础上，村民还可以获得5至10倍的“股份”，作为个人对集体企业的内部持股。但“加成”不是“铁饭碗”，若成员有重大失误，则立即取消“加成”，也意味着失去了集体组织成员的资格。当然，若能以功补过，则仍可以重新加入村籍，“加成”从零开始计算。[5]可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使成为企业法人也能达到全体村民共同致富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根据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规范。

三、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基本思路

鉴于目前我国城乡分治的状况，在农村普及社会保障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农村土地仍然是农民生存的基础，通过农村土地的有效经营进行原始积累是在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的基本途径之一。

虽然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已基本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塑造成物权，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利益，但由于农业税只针对土地征收，有地征税，无地不征，地多税多，地少税少，粮农的负担并没有根本解决，再加上劳动条件、经营能力等方面的原因，仍有许多农民生活贫困，有的甚至因欠债而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出售或者抵押，从而又失去了土地。事实上，我国农业用地与非农业用地相比，所创造的价值比例很小。农村大量过剩的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的状况将在我国长期存在。加入WTO后，面对农业生产遇到的重大冲击，农村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农村许多地区还要根据环境保护的要求进行退耕还林、还草、还湖，这些地区农民的生活问题除国家给予适当救济外，尚需农村集体组织积极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以单个农户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目前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小规模分散经营，在每个农村居民只占有1亩多耕地的条件下，即使不顾客观经济规律而把农产品收购价提高一倍甚至几倍，农民的收入水平也难有大的提高，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设施也难有大的改善。因此，应该鼓励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扩大规模的做法之一是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特别是要在更大程度上允许土地的流转，允许不在农村的农民把土地转让给他人，但保留自己的相应股份，并按股份获得土地的收益。这样操作自然会使单个农户耕种的土地面积扩大，带动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对于一些全部农转非的地区，可以吸引现代化的企业对土地进行现代化的农业经营，这也是扩大规模的有效方式。土地经营的规模化程度高了，也会带动农产品的质量提高。

解决“三农”问题最主要的障碍就是我国城乡隔离的传统做法，对此学界已有共识。“城乡统筹、一体规划”意味着农村城镇化是一种发展趋势，于是，城乡土地法律规范的一体化成为必然。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一般均是为城市制定的。只有将我国现行的房地产法律法规适用于农村，才能为农村土地的有效经营提供可能。在城乡土地法律法规一体化的前提下，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作以下调整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第一，从民法角度规范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目前国内各种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农民股份合作制企业已经成为集体经济组织中最活跃的因素，乡镇企业根据投资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合伙企业或个人独资企业等，②而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农民股份合作制企业本身就是集体经济组织，但不同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村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因此，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可分为合作社法人和企业法人两类。乡镇集体、村集体与村民小组分别拥有土地所有权的范围和界线必须严格界定，以防止“一物二权”的现象发生，也为今后可能出现的合并与重组提供正式的法律依据。

第二，村集体可以根据自愿原则进行合并，提高土地的规模化经营程度。例如，南山集团的前身是前宋村，前宋村先富起来以后，从1994年到2000年，后隋、西马、达沟、南张家、西涧、曲家、上观、刁崖8个贫困村先后加入了前宋村，使前宋村的土地总面积由1平方公里扩大到20平方公里，2001年，前宋村改为南山村，南山村通过对这些土地的集中管理和统一经营，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第三，使集体土地所有权名符其实。从民法的角度考察，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缺乏核心权能---处分权，使集体土地所有权名不符实而成为虚有权。1)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得转让，但国家却可以根据所谓公益目的对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强制征用，使集体所有的土地变为国有。我国《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2)集体所有的土地不得出让。《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8条规定:“城市规划区内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幅国有土地的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3)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1条的规定，农村集体公共设施、公益设施建设用地，仍须由县级以上政府批准，集体经济组织没有批准权。4)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2条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无论是利用原有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建房，还是申请新的集体土地建房，均由县级以上政府批准，集体经济组织没有批准权。因此，若使集体土地所有权名符其实，必须赋予其处分权，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能够根据市场行情，结合其自身状况，在执行土地规划、保护耕地、保障粮食生产的前提下，通过出让、出租、抵押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方式有效经营农村土地，不断积累集体财产，以此作为集体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

第四，严格限制对集体土地的征用。目前，国内房地产开发企业疯狂占用农民耕地的现象就是滥用土地征用权的表现之一，既破坏了国家有限的耕地资源，又危及到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因此，防止土地征用权的滥用一直是立法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根据我国旧《土地管理法》第21、22条的规定，国家征用的对象是集体所有的土地或集体使用的国有土地，征用的目的是为了进行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举办社会公共事业。征用的条件基本上有两条，一是列入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或准许建设的国家建设项目才能征用土地;二是必须经过法定机关的批准。新《土地管理法》虽然进一步严格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条件和审批手续，但是关于征用土地的规定仍有缺陷。一方面，征用目的过于含糊，难以明确，容易导致土地征用权的滥用。另一方面，将征地对象确定为集体，忽视了征地行为其实主要涉及拥有土地使用权的个人利益，使得因征地受到损害的个人无法主张权利。另外，建设单位通过划拨的方式取得被征用土地的使用权，法定的征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无法真正补偿被征用者所受损失，而建设单位又不一定符合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3条规定的划拨条件，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对土地征用目的作限制性解释，另一方面应该按市场价格对被征地者给予补偿。发达国家的有关立法对于征地目的一般采取列举性规定，具体而明确，在实践中也便于操作。至于征地补偿问题，发达国家或地区均以弥补实际损失为原则，按市场价格予以补偿。[6](P173-179)

第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力的壮大对于解决“三农”问题意义重大，所以应该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继续发展的空间。根据客观需要，也可以扩大农村集体使用土地的面积，应该鼓励经营效益好的农村集体使用国有土地，对此我国《民法通则》第80条已有明确规定，当然，这需要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例如，南山集团在距本村约15公里的渤海海滨买下了13.5平方公里的荒滩，建设南山集团东海高新技术开发区，使南山集团今后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可能。综上，由于集体经济组织在我国的特殊地位，所以有必要在《民法典》的主体部分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既可以是合作社法人也可以是企业法人，若为合作社法人，则适用《合作社法》的有关规定;若为企业法人，则根据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规范。在物权法中将城乡土地制度统一起来，对于农村集体土地，在遵守土地规划、保护耕地的前提下，允许村集体根据发展需要出让、出租、抵押其土地使用权。并应沿用《民法通则》第80条的规定，允许集体经济组织使用国有土地，有关使用费和期限的问题应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的规定统一起来。

出处:原载于《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上网找律师

就到中顾法律网

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第三篇：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

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个人只享有使用权。禁止买卖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转让农村宅基地。

乙方应当在签订合同后（）天之内支付甲方费用（）元。

甲方将位于（）号的（）平米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子转让给乙方。如果以后政策等有什么变动乙方需要甲方协助配合的，甲方应协助配合乙方。

转让后甲方享有（）号（）平米土地的完全使用权、完全收益权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转让后甲方享有（）号房子的完全使用权、完全收益权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本协议受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保护，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害甲方权益。

本协议最终解释权归甲方所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无事生非。

第四篇：＊＊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

简阳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

我市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以实施农业农村改革为突破口，把培育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作为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重要抓手，作为强农业、美农村、富农民的关键举措，作为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和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大力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努力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民，使支部更有凝聚力，乡村更有精气神，村民更有归属感。

一、基本情况

简阳市共有22个镇（街道），262个村（涉农社区）集体经济组织，2597个村民小组（居民小组）。总农户数24万户，乡村人口76.8万人，农村劳动力44.36万个，耕地117.58万亩，人均耕地1.53亩。2020年集体经济收入1.3亿元，其中经营收入仅2000万元，占总收入比重为15%。预计2021年全市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6亿元，同比增长23%，经营性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提高至20%。

二、主要工作做法

（一）全面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明确集体经济组织功能定位

自2018年以来，我市通过清产核资、成员界定、股份量化、登记赋码等关键性工作，全面完成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一是尊重历史，全面清理集体家底，全市清理核实村集体各类资产53.89亿元，资源177.89万亩，二是稳慎界定既然经济组织成员，赋予村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8万户，92.58万人。三是落实资产股份权利，全面将农村集体资产以股份或份额的形式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量化集体资产股份9258万股。四是依法确立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地位，发放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书262个，颁证率100%。并在村党组织领导下，进一步明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的职能关系，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管理资产、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服务集体成员等方面的功能定位。

（二）纵深推进“四合一”改革，探索集体经济多元增收路径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市通过“四合一”模式发展集体经济改革，全面搭建“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集体经营开发公司+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四合一”经营平台。一是成立村级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262个，覆盖100%的村和涉农社区，强化集体经济组织统领的功能；二是成立集体资产经营开发公司66个，建立集体经济组织的防火墙，降低集体经济组织经营风险，实现集体经济收入6000余万元。三是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189个，通过自主经营或合作开发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经营效益，带动集体增收1500万元。四是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1128个，树立新型经营主体的示范带动作用，带动集体经济增收500余万元。2020年全市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3亿元，同比增长303%。全面消除集体经济收入为零的村，其中10万以上的村达85个，100万以上的村27个，200万以上的村13个。土地规模经营率增长到65%，获得全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典型地区、成都市体现城市新发展理念改革先进区（市）县、成都市农民增收工作先进区（市）县等改革方面的荣誉称号。

（三）积极加强政策扶持力度，不断探索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

制定我市《“四合一”模式改革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实施方案》，建立各类政策保障措施。一是建立用地保障机制，优先满足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所需用地，大力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二是创新金融支持方式，将村集体经济组织纳入乡村振兴风险补偿金和省农担公司业务范畴，对符合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给予信贷支持。三是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对村集体经济组织应缴纳的各类税费符合减免条件的，按政策规定适用减免。四是探索以用好现有各项涉农财政支持政策，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探索以财政补助改股份、基金、购买服务、农业担保、贴息分险的“五补五改”方式支持集体经济发展。

三、存在问题

一是集体经济基础差底子薄，少数村虽然有一定的集体资产资源，但由于综合条件差，开发利用价值不大，难以给村集体带来更多收益。

加上由于历史原因，集体经济组织对村集体资产资源的管理不规范，多数村集体经济组织将集体资源简单处理，一次性收取较长时间的承包费或出让费，导致集体资源利用率低。

二是经营管理人才匮乏，目前村干部懂经济、会管理的人少，履行经济职责能力低。

加上村（居）干部日常工作任务重、压力大，缺乏精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并且我市职业经理人发展较晚，目前全市取得职业经理人资格的仅有120人，且多数为初级资格，驾驭市场经济能力不高。

三是资源整合能力不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闲置集体资产、帮扶资金和剩余劳动力的整合能力还有待加强，未能实现闲散集体资产的集中统一和高效利用和更好地发挥资产潜在效益。

四是市场化竞争力不强，部分村集体经济组织还停留在党支部、村委会代行集体经济组织事务的阶段，未能建立起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等现代企业制度，还存在市场化管理水平不高，经营效益不强，集体经济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

四、下步措施

一是切实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赋能。

抓好农村集体资产确权“回头看回头查”，全部将“三类资产”所有权确权给集体经济组织，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管理运营，切实为集体经济组织赋能。同时，各级财政投入建设在村形成的国有资产，也可以依法依规委托村集体经济组织持有、管护和经营，收益归村集体所有。

二是做好发展集体经济的人才培育。

积极培育干部队伍。大规模开展镇（乡）村干部素质提升培训，提升镇（乡）村干部领导新时代农村经济发展工作的水平和改革创新的能力，培育造就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村经济发展干部队伍。选优配强村级班子。以德才兼备和群众公认为原则，从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人员、退伍军人、大学生村官等人群中，将事业心强、懂经营、善管理的“能人”推选为村党组织书记或村主任。注重优化班子结构，选拔优秀、有干劲的年轻干部，形成阅历和激情优化搭配，知识互补、性格相容、事业心强的村级领导班子，提高班子整体水平和发展经济的能力。培养骨干农民，大力实施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工程、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工程、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工程，实施青年骨干农民“三向递进培养”计划，培养造就一支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引领农村经济发展的青年骨干农民队伍。

三是加强对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指导。

指导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整合聚集集体机动地、农户承包地等资源要素，重点发展以订单生产、订制模式为主的现代农业种植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充分利用集体积累资金或符合项目规定要求的各类扶持发展资金，通过合同约定，投资入股到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持续经营能力较强、市场发展潜力可预期的龙头企业等市场主体，实行按股分红。鼓励集体经济承接耕种防收、农机农技、劳务用工等服务，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坚持以农业为本底，推进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指导集体经济组织自主开发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农产品产地储藏保鲜、仓储中心、烘干设施等物业项目，获得租赁收入。鼓励集体经济组织采取出租、入股分红、联合经营等方式，盘活利用村级建制调整后闲置的原村活动阵地、办公用房、设施设备等，兴办幼儿园、乡村酒店、仓储中心、农村公益用房等业态，多渠道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四是指导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面深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入推行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实行村民委员会事务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事务分离，建立起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一步完善集体经济组织在管理集体资产、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服务集体成员等方面的功能定位。

第五篇：农村集体三资制度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

一、财务收入管理制度

1、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依法、合理组织收入，加强货币资金管理。

2、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主要包括：村内兴办集体公益事业筹资筹劳、集体统一经营收入、发包及村办企业上缴收入、投资收益、上级转移支付以及奖励、补助、补偿资金、社会捐赠资金、集体建设用地收益和其他收入等。

3、村集体经济组织取得的各项收入应当使用规定的票据，确保收入有据可查并在一定的时限内及时、足额上缴乡镇农村集体“三资”委托代理服务中心入帐核算，严禁私设小金库、坐支、截留、挪用或擅自抵顶债务。上级转移支付以及奖励、补助、补偿资金等须直接拨入乡镇农村集体“三资”委托代理服务中心帐户，实行一个漏斗向下。

4、乡镇农村集体“三资”委托代理中心要经常核查村级有关经济往来帐目，定期与开户银行核对，定期盘点库存现金，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二、财务开支审批制度

1、村集体经济组织各项支出应做到集体理财、民主管理、公开透明。

2、村集体经济组织支出主要包括：村（组）干部报酬、办公费用等管理费、五保户供养、集体统一经营支出、公益事业支出和其他支出。村级不得开支招待费。

3、村集体经济组织支出实行备付金制度，每月由村报账员到乡镇农村集体“三资”委托代理服务中心领取一定数量的备付金用于日常开支，发生超出备付金限额的支出事项时，村应提前向中心提出申请，经中心主任审批后预支。

4、财务开支事项发生时，经手人必须取得合法有效的原始凭证，注明用途并签字（盖章），报经村主管财务的负责人审批同意并签字，定期交村务监督委员会集体审核。大额开支，村务监督委员会集体审核后须提交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讨论决定。

5、审核同意后的财务开支票据由村报账员负责到乡镇农村集体“三资”委托代理服务中心报账。中心要加强对原始单据的审核把关，手续不全的单据不得报账入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