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3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调研报告

第一篇：1833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调研报告

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调研报告

序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刻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为了深入了解和谐社会的建设情况，我在青浦区白鹤镇范围内随机对108人进行了调查。关键字：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小康

一、社会结构的主要变化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特别是全市国有集体企业改革的深入推进，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社会阶层不断演化，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形成和壮大。

1、传统农民阶层发生分化。长期以来，传统的农民阶层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由于社会流动的不断加快，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农民的数量逐年减少。应该说，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民阶层的转移分化是与社会进步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尽管农业劳动力转移很快，其速度也是过去不曾有过的，但我们认为这只是农民阶层结构分化转移的开始，并没有最后完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业劳动者的数量还将继续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需要。

2、民营业主阶层正在兴起。民营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个新兴阶层，主要包括民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业主，这一阶层不仅发展速度很快，而且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民营业主阶层的兴起，主要是得益于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

3、打工阶层逐渐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在促进民营业主阶层兴起的同时，也带来了打工阶层的逐步发展壮大。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市内外打工的农民工激剧增加。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加速了社会结构与阶层的分化，使得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也相继出现，在政治、经济、分

配、就业、劳动保障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影响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

1、农民收入水平过低。当前，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和打工收入，总的来说是有增长但增长缓慢，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尽管现在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惠农举措，包括粮食直补、取消农业税等，但毕竟杯水车薪，农业产业的弱势性制约了农业增收的空间，农民增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打工收入。

2、城市贫民处境艰难。城市贫民主要是指部分下岗失业职工、农民工和少数城市失地农民以及其他特困群体。这个群体面临的困难主要有：生活难。就业难。就医难。教育难等问题。

3、政策落实难以到位。政策落实的弹性是引发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是一个政策，但在落实过程中、在具体操作中由于各种利益关系往往会千差万别。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对策和建议

第一，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增强社会创造活力。充满创造活力是和谐社会的显著标志，社会创造活力来自于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政策上、体制上、制度上调动和保证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一是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增强发展活力。加快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之道。二是全面贯彻“四个尊重”的方针，增强创业活力。社会活力源于人们的创造活动，创业活力越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越足，步伐越快。三是坚持深化改革，增强体制活力。体制活力是最强大、最持久、最根本的活力，直接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和活力。

第二，妥善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协调稳定。一是完善利益协调机制，构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利益格局。二是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真正做到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

三是树立安全意识，健全安全网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防控体系，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要建立健全预警机制，增强防范和处置重大自然灾害、社会风险和突发事件的能力。

第三，构建美好人居、人际环境，推进社会安居乐业。一是以提高人的文明素质为核心，营造和睦融洽的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社会，首先是人自身的和谐和

全面发展。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让全体人民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有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二是以打造绿色仙桃为载体，营造舒适优美的人居环境。三是以充分就业为第一责任，营造稳定可靠的社会保障环境。充分的就业和健全的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

第二篇：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调研报告

一、目前我市社会结构的主要变化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特别是全市国有集体企业改革的深入推进，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市的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社会阶层不断演化，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形成和壮大。

1、传统农民阶层发生分化。长期以来，传统的农民阶层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由于社会流动的不断加快，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一部分农民“洗脚进城”，一部分农民外出务工经商，传统的农民阶层逐渐分化，农民的数量逐年减少。应该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市农民阶层的转移分化是与社会进步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市出现过两次大型的农民转移潮：其一是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十万农民进流通”后，通过制定出台一系列的鼓励引导措施，先后有10多万农民进入流通领域，活跃在市内外的城乡街头；其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初步统计，从1999年到2004年，全市农业人口从116.34万人减少到104.15万人，减少12.19万人，年均递减2.2%，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从73.53%下降到70.42%；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也从1999年的33.01万人减少到2004年的30.06万人，年均递减2.8%。尽管农业劳动力转移很快，其速度也是过去不曾有过的，但我们认为这只是农民阶层结构分化转移的开始，并没有

最后完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业劳动者的数量还将继续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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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营业主阶层正在兴起。民营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个新兴阶层，主要包括民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业主，这一阶层不仅发展速度很快，而且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市民营业主阶层的兴起，主要是得益于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近年来，我市坚持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来抓，把民营经济作为市场主体来塑造，使民营经济成为机制最活、发展最快、贡献最大的经济增长点。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根据中央“抓大放小、有进有退”的方针，我们确定了“1+X”的改革模式，大面积、大规模、大力度地推进企业改革。除办好迈亚1家国有控股公司外，其它600多家国有集体企业实现整体转制，全部转为民有民营。同时，围绕改革带来的体制优势，我们以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为突破口，着力大招商、招大商，招商引资成效显著。近4年协议引资100多亿元，实际到位资金80多亿元，实际到位资金超过改制前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总和，台湾旺旺集团、南方路机集团、中百包装富思特集团、英国联合利华公司等一大批大企业、大项目纷纷落户仙桃。我市这种大改革、大开放，有效地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使民营经济成为投资主体、税收主体和就业主体，完成投资、上缴税收、提供就业岗位均达到90%以上，民营经济的主体地位初步确立。初步统计，全市民营企业现在已发展到2400多家，个体工商户达4.5万户。

3、打工阶层逐渐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在促进民营业主阶层兴起的同时，也带来了打工阶层的逐步发展壮大。在“1＋X”的国有集体企业改革过程中，全市共有6万多名国有集体企业职工通过付现、转股、投保等多种补偿方式转变身份，其中绝大部分职工以打工者身份进入新企业，成为打工阶层的主体。同时，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市内外打工的农民工激剧增加。初步统计，我市外出打工人员已达25.83万人，比1999年的7.89万人增加了3倍多。在民营工业企业的从业人员也从1999年的2.76万人增加到了6.74万人；个体从业人员已达到6.83万人。我市彭场镇是全国著名的无纺布加工基地，近两年新增企业50多家，全镇民营企业达到140 多家，吸纳2万多人就业，从过去的“就业难”变为了现在的“招工难”。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加速了社会结构与阶层的分化，使得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也相继出现，在政治、经济、分配、就业、劳动保障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影响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

1、农民收入水平过低。当前，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和打工收入，总的来说是有增长但增长缓慢，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尽管现在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惠农举措，包括粮食直补、取消农业税等，但毕竟杯水车薪，农业产业的弱势性

制约了农业增收的空间，农民增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打工收入。资料显示，近些年来我市农民打工收入快速增长，1999年为1.94亿元，2004年达到5.59亿元，5年增加3倍。2004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615元，比1999年的2946元增加了669元，增长了22.7％；但同期我市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655元增加到6895元，增加了2240元，增长了48.1％。因此，城镇居民收入不仅比农民收入绝对数要高出1倍左右，而且增幅也要高出1倍，加上城镇居民在医疗、教育、保险等方面的较好保障，使得农民在收入分配上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过低，潜藏着引发社会矛盾的可能性。

2、城市贫民处境艰难。城市贫民主要是指部分下岗失业职工、农民工和少数城市失地农民以及其他特困群体。这个群体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一是生活难。很多城市贫民基本生活没有保障，有的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靠低保金过日子的不在少数，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而这部分人绝大多数年龄在40~50岁，“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生活压力很大。有些农民工在城市缺乏社会保障，缺乏生存的本领，生活也非常艰难。二是就业难。相比其他群体而言，这部分人往往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能力较弱，就业机会相对较少，存在就业无门问题。绝大多数就业在收入水平较低、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三是就医难。大部分城市贫民有病无钱医，特别是重症病人根本就看不起病。四是教育难。主要是子女上学问题，有限的生活费用很难支付起高额的教育费用。

3、改革发展欠帐太多。这几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很快，特别是在体制改革和招商引资方面力度很大，但发展过程中也存在“阵痛”，在某些方面作出了较大牺牲，遗留问题较多。一是土地征占问题。随着招商引资力度加大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征占的土地不断增多，由于征地补偿标准过低以及失地农民安置补偿资金难到位等原因，在土地征占过程中群众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二是下岗职工安置问题。我市国有集体企业改革一直走在全省的前列，绝大部分企业职工通过付现、转股、投保等多种补偿方式顺利实现再就业。但受多种因素影响，还是有少数职工补偿标准偏低、养老保险没有交齐、再就业没有落实、低保金没有到位，引发群众的抵触与不满。三是环境污染问题。我市的产业定位主要是轻纺型，绝大多数企业污染较小。但在少数地方、少数项目仍然摆放了一些污染较重的企业，直接影响了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此外，在城市管理、农业结构调整、体制改革等过程中，都存在着一些需要迫切解决而又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推进农业规模经营与农民失地的矛盾、城市建设与拆迁补偿的矛盾等。

4、政策落实难以到位。政策落实的弹性是引发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是一个政策，但在落实过程中、在具体操作中由于各种利益关系往往会千差万别。国家先后出台许多利民惠农的政策，如取消农业税、实行粮食差价直补，但这些政策在少数地方并没得到完全落实，有些资金甚至被克扣、占用。造成政策落实难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执法执纪的不公正性，包括司法腐败、执法执纪标准弹性过大以及“三乱”现象严重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三个方面：

1、思想观念的大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社会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发生着显著而深刻的变化。过去那种僵化的、束缚的思想观念被解放，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民主观念、人本主义思想正在生成和发展，追求公平、正义，维护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的理念逐渐形成。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认为完全合理、天经地义的，认为是和谐的事情，现在也逐步开始质疑，逐步改变过去那种“不能问、不敢问、也不想问”的局面。这种思想观念的变化直接导致社会行为方式的转变，从而带来一些社会矛盾。

2、利益格局的大调整。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一场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在这次大调整中，在许多具体和直接利益上往往又表现出矛盾和冲突，尤其是以农民和企业下岗职工两大群体受到的利益损害最大。这种利益格局调整的不公平性，决定了社会不和谐的必然性。和谐社会应该是一种追求的目标，是治国安邦的过程，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指望有什么灵丹妙药，指望仅靠出台一个文件，就会使和谐社会一蹴而就。同时，和谐社会是相对和谐、总体和谐，往往一时的和谐被打破，又会逐步形成新的和谐，在社会的动态发展中逐步实现和谐。构建和谐社会要坚决反对“人造和谐”和“花钱买和谐”。在对待群众上访、社会稳定等问题上，不能过分追求零上访、零纠纷，而忽视问题的成因，忽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把主要精力全部放在“人盯人”、当“灭火器”上，一味地想办法“捂盖子”，用钱来买稳定，用钱来营造和谐氛围，这实质上是一种不作为，是一种“假和谐”。

3、转型时期的大磨合。当前正值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和利益主体日益多样化，利益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和分化，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碰撞磨合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些矛盾。比如由于干部与群众在执政理念上难以对接，在理解执行党的政策上难以取得一致，在社会发展变化的认识上存在偏差等，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一些社会摩擦与矛盾。再如，在对待群众上访问题上，很多党员干部对党与群众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缺乏认识，总认为上访群众是“刁民”，是无理取闹，总感到无可奈何、束手无策。有些群众上访动不动就几十人、上百人静坐示威，扰乱社会秩序，方式方法固然不对；但同时也有一些干部“官本位”意识时时作怪，一看到老百姓上访，就认为是“犯上”，责怪基层、责怪群众。现在很多地方通过建立政府集中接访室，给群众在思想上建立排解情绪的“缓冲站”，对防止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起到有效地作用。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对策和建议

为了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市专门出台了《关于提高执政能力，打造和谐仙桃的意见》，这个《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打造和谐仙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了打造和谐仙桃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以及具体措施。结合我市改革发展的实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点应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增强社会创造活力。充满创造活力是和谐社会的显著标志，社会创造活力来自于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政策上、体制上、制度上调动和保证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一是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增强发展活力。加快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之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更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现阶段，发展不够始终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实际。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始终把发展放在首位，始终保持一种强烈的发展冲动和激情,抢抓发展机遇，激发发展活力。二是全面贯彻“四个尊重”的方针，增强创业活力。社会活力源于人们的创造活动，创业活力越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越足，步伐越快。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努力营造鼓励人们干事，支持人们干成事的创业氛围和环境，激发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让“创业”、“创造”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三是坚持深化改革，增强体制活力。体制活力是最强大、最持久、最根本的活力，直接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和活力。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不懈地深化体制改革，坚持不懈地破除妨害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力的体制机制弊端，特别是坚持不懈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植根于民、成长于市、贡献于社会，是机制最活、生命力最强、发展最快的经济，最有利于调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积极性。要进一步消除民营经济进入社会各领域的门坎和体制障碍，让民营资本畅通无阻地进入法律未禁止的范围，让社会力量参与发展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第二，妥善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协调稳定。

没有稳定就没有和谐。妥善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保持社会的协调稳定，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成为打造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一是完善利益协调机制，构建统筹兼顾、各得

其所的利益格局。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说到底是利益的冲突，改革实质上就是各方面利益的不断调整。必须建立健全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利益的协调机制，切实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要切实维护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又要统筹兼顾好不同社会阶层、各方面群众的利益，特别是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既要保持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又要维护群众最关心的直接利益，决不能以名义上的公共利益、大局利益侵害个人合法的现实利益、直接利益，要把改革的力度、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群众的承受程度结合起来，实现社会可持续的健康发展。既要坚持效率优先，又要注重维护社会公平，在经济发展上鼓励竞争、鼓励先富、鼓励培植优势和特色，在利益分配上注重公平、关注民生、扶贫济困、雪中送炭。

二是妥善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人民群众是党执政的基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要根据群众工作出现的新情况，切实转变工作方式方法，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和民主管理，切实把管理方式从行政命令为主转到民主管理、依法管理的轨道上来。要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居民自治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民主制度，保证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扩大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愿望，把决策的过程作为群众意见表达和意见统一的过程。要加强群众政治思想工作，善于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各种方法，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增强对群众的感情，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困难，多干群众急需的事，多干群众受益的事，真正做到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

三是树立安全意识，健全安全网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当前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维护社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防控体系，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要建立健全预警机制，增强防范和处置重大自然灾害、社会风险和突发事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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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调研报告

一、目前我市社会结构的主要变化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特别是全市国有集体企业改革的深入推进，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市的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社会阶层不断演化，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形成和壮大。

1、传统农民阶层发生分化。长期以来，传统的农民阶层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但

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由于社会流动的不断加快，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一部分农民“洗脚进城”，一部分农民外出务工经商，传统的农民阶层逐渐分化，农民的数量逐年减少。应该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市农民阶层的转移分化是与社会进步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市出现过两次大型的农民转移潮：其一是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十万农民进流通”后，通过制定出台一系列的鼓励引导措施，先后有10多万农民进入流通领域，活跃在市内外的城乡街头；其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初步统计，从1999年到2004年，全市农业人口从116.34万人减少到104.15万人，减少12.19万人，年均递减2.2，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从73.53下降到70.42；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也从1999年的33.01万人减少到2004年的30.06万人，年均递减2.8。尽管农业劳动力转移很快，其速度也是过去不曾有过的，但我们认为这只是农民阶层结构分化转移的开始，并没有

最后完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业劳动者的数量还将继续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需要。

2、民营业主阶层正在兴起。民营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个新兴阶层，主要包括民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业主，这一阶层不仅发展速度很快，而且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市民营业主阶层的兴起，主要是得益于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近年来，我市坚持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来抓，把民营经济作为市场主体来塑造，使民营经济成为机制最活、发展最快、贡献最大的经济增长点。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根据中央“抓大放小、有进有退”的方针，我们确定了“1 X”的改革模式，大面积、大规模、大力度地推进企业改革。除办好迈亚1家国有控股公司外，其它600多家国有集体企业实现整体转制，全部转为民有民营。同时，围绕改革带来的体制优势，我们以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为突破口，着力大招商、招大商，招商引资成效显著。近4年协议引资100多亿元，实际到位资金80多亿元，实际到位资金超过改制前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总和，台湾旺旺集团、南方路机集团、中百包装富思特集团、英国联合利华公司等一大批大企业、大项目纷纷落户仙桃。我市这种大改革、大开放，有效地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使民营经济成为投资主体、税收主体和就业主体，完成投资、上缴税收、提供就业岗位均达到90以上，民营经济的主体地位初步确立。初步统计，全市民营企业现在已发展到2400多家，个体工商户达4.5万户。

3、打工阶层逐渐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在促进民营业主阶层兴起的同时，也带来了打工阶层的逐步发展壮大。在“1＋X”的国有集体企业改革过程中，全市共有6万多名国有集体企业职工通过付现、转股、投保等多种补偿方式转变身份，其中绝大部分职工以打工者身份进入新企业，成为打工阶层的主体。同时，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市内外打工的农民工激剧增加。初步统计，我市外出打工人员已达25.83万人，比1999年的7.89万人增加了3倍多。在民营工业企业的从业人员也从1999年的2.76万人增加到了6.74万人；个体从业人员已达到6.83万人。我市彭场镇是全国著名的无纺布加工基地，近两年新增企业50多家，全镇民营企业达到140多家，吸纳2万多人就业，从过去的“就业难”变为了现在的“招工难”。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加速了社会结构与阶层的分化，使得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也相继出现，在政治、经济、分配、就业、劳动保障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影响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

1、农民收入水平过低。当前，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和打工收入，总的来说是有增长但增长缓慢，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尽管现在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惠农举措，包括粮食直补、取消农业税等，但毕竟杯水车薪，农业产业的弱势性制约了农业增收的空间，农民增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打工收入。资料显示，近些年来我市农民打工收入快速增长，1999年为1.94亿元，2004年达到5.59亿元，5年增加3倍。2004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615元，比1999年的2946元增加了

669元，增长了22.7％；但同期我市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655元增加到6895元，增加了2240元，增长了48.1％。因此，城镇居民收入不仅比农民收入绝对数要高出1倍左右，而且增幅也要高出1倍，加上城镇居民在医疗、教育、保险等方面的较好保障，使得农民在收入分配上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过低，潜藏着引发社会矛盾的可

能性。

2、城市贫民处境艰难。城市贫民主要是指部分下岗失业职工、农民工和少数城市失地农民以及其他特困群体。这个群体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一是生活难。很多城市贫民基本生活没有保障，有的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靠低保金过日子的不在少数，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而这部分人绝大多数年龄在40~50岁，“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生活压力很大。有些农民工在城市缺乏社会保障，缺乏生存的本领，生活也非常艰难。二是就业难。相比其他群体而言，这部分人往往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能力较弱，就业机会相对较少，存在就业无门问题。绝大多数就业在收入水平较低、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三是就医难。大部分城市贫民有病无钱医，特别是重症病人根本就看不起病。四是教育难。主要是子女上学问题，有限的生活费用很难支付起高额的教育费用。

3、改革发展欠帐太多。这几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很快，特别是在体制改革和招商引资方面力度很大，但发展过程中也存在“阵痛”，在某些方面作出了较大牺牲，遗留问题较多。一是土地征占问题。随着招商引资力度加大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征占的土地不断增多，由于征地补偿标准过低以及失地农民安置补偿资金难到位等原因，在土地征占过程中群众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二是下岗职工安置问题。我市国有集体企业改革一直走在全省的前列，绝大部分企业职工通过付现、转股、投保等多种补偿方式顺利实现再就业。但受多种因素影响，还是有少数职工补偿标准偏低、养老保险没有交齐、再就业没有落实、低保金没有到位，引发群众的抵触与不满。三是环境污染问题。我市的产业定位主要是轻纺型，绝大多数企业污染较小。但在少数地方、少数项目仍然摆放了一些污染较重的企业，直接影响了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此外，在城市管理、农业结构调整、体制改革等过程中，都存在着一些需要迫切解决而又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推进农业规模经营与农民失地的矛盾、城市建设与拆迁补偿的矛盾等。

4、政策落实难以到位。政策落实的弹性是引发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是一个政策，但在落实过程中、在具体操作中由于各种利益关系往往会千差万别。国家先后出台许多利民惠农的政策，如取消农业税、实行粮食差价直补，但这些政策在少数地方并没得到完全落实，有些资金甚至被克扣、占用。造成政策落实难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执法执纪的不公正性，包括司法腐败、执法执纪标准弹性过大以及“三乱”现象严重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三个方面：

1、思想观念的大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社会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发生着显著而深刻的变化。过去那种僵化的、束缚的思想观念被解放，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民主观念、人本主义思想正在生成和发展，追求公平、正义，维护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的理念逐渐形成。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认为完全合理、天经地义的，认为是和谐的事情，现在也逐步开始质疑，逐步改变过去那种“不能问、不敢问、也不想问”的局面。这种思想观念的变化直接导致社会行为方式的转变，从而带来一些社会矛盾。

2、利益格局的大调整。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一场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在这次大调整中，在许多具体和直接利益上往往又表现出矛盾和冲突，尤其是以农民和企业下岗职工两大群体受到的利益损害最大。这种利益格局调整的不公平性，决定了社会不和谐的必然性。和谐社会应该是一种追求的目标，是治国安邦的过程，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指望有什么灵丹妙药，指望仅靠出台一个文件，就会使和谐社会一蹴而就。同时，和谐社会是相对和谐、总体和谐，往往一时的和谐被打破，又会逐步形成新的和谐，在社会的动态发展中逐步实现和谐。构建和谐社会要坚决反对“人造和谐”和“花钱买和谐”。在对待群众上访、社会稳定等问题上，不能过分追求零上访、零纠纷，而忽视问题的成因，忽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把主要精力全部放在“人盯人”、当“灭火器”上，一味地想办法“捂盖子”，用钱来买稳定，用钱来营造和谐氛围，这实质上是一种不作为，是一种“假和谐”。

3、转型时期的大磨合。当前正值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和利益主体日益多样化，利益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和分化，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碰撞磨合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些矛盾。比如由于干部与群众在执政理念上难以对接，在理解执行党的政策上难以取得一致，在社会发展变化的认识上存在偏差等，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一些社会摩擦与矛盾。再如，在对待群众上访问题上，很多党员干部对党与群众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缺乏认识，总认为上访群众是“刁民”，是无理取闹，总感到无可奈何、束手无策。有些群众上访动不动就几十人、上百人静坐示威，扰乱社会秩序，方式方法固然不对；但同时也有一些干部“官本位”意识时时作怪，一看到老百姓上访，就认为是“犯上”，责怪基层、责怪群众。现在很多地方通过建立政府集中接访室，给群众在思想上建立排解情绪的“缓冲站”，对防止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起到有效地作用。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对策和建议

为了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市专门出台了《关于提高执政能力，打造和谐仙桃的意见》，这个《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打造和谐仙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了打造和谐仙桃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以及具体措施。结合我市改革发展的实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点应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增强社会创造活力。充满创造活力是和谐社会的显著标志，社会创造活力来自于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政策上、体制上、制度上调动和保证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一是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增强发展活力。加快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之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更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现阶段，发展不够始终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实际。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始终把发展放在首位，始终保持一种强烈的发展冲动和激情,抢抓发展机遇，激发发展活力。二是全面贯彻“四个尊重”的方针，增强创业活力。社会活力源于人们的创造活动，创业活力越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越足，步伐越快。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努力营造鼓励人们干事，支持人们干成事的创业氛围和环境，激发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让“创业”、“创造”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三是坚持深化改革，增强体制活力。体制活力是最强大、最持久、最根本的活力，直接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和活力。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不懈地深化体制改革，坚持不懈地破除妨害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力的体制机制弊端，特别是坚持不懈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植根于民、成长于市、贡献于社会，是机制最活、生命力最强、发展最快的经济，最有利于调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积极性。要进一步消除民营经济进入社会各领域的门坎和体制障碍，让民营资本畅通无阻地进入法律未禁止的范围，让社会力量参与发展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第二，妥善处理各方面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协调稳定。

没有稳定就没有和谐。妥善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保持社会的协调稳定，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成为打造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一是完善利益协调机制，构建统筹兼顾、各得

其所的利益格局。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说到底是利益的冲突，改革实质上就是各方面利益的不断调整。必须建立健全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利益的协调机制，切实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要切实维护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又要统筹兼顾好不同社会阶层、各方面群众的利益，特别是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既要保持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又要维护群众最关心的直接利益，决不能以名义上的公共利益、大局利益侵害个人合法的现实利益、直接利益，要把改革的力度、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群众的承受程度结合起来，实现社会可持续的健康发展。既要坚持效率优先，又要注重维护社会公平，在经济发展上鼓励竞争、鼓励先富、鼓励培植优势和特色，在利益分配上注重公平、关注民生、扶贫济困、雪中送炭。

二是妥善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人民群众是党执政的基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要根据群众工作出现的新情况，切实转变工作方式方法，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和民主管理，切实把管理方式从行政命令为主转到民主管理、依法管理的轨道上来。要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居民自治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民主制度，保证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扩大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愿望，把决策的过程作为群众意见表达和意见统一的过程。要加强群众政治思想工作，善于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各种方法，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增强对群众的感情，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困难，多干群众急需的事，多干群众受益的事，真正做到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

三是树立安全意识，健全安全网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当前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维护社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防控体系，保持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要建立健全预警机制，增强防范和处置重大自然灾害、社会风险和突发事件的能力。

第三，构建美好人居、人际环境，推进社会安居乐业。

社会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是和谐的直接体现。要把精神文明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营造和睦融洽的人际环境，舒适优美的人居环境和坚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形成全体人民安居乐业的祥和社会。

一是以提高人的文明素质为核心，营造和睦融洽的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社会，首先是人自身的和谐和全面发展。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让全体人民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有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要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全社会形成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团结友爱、和睦相处的良好氛围，提高市民素质和社会文明水平。

二是以打造绿色仙桃为载体，营造舒适优美的人居环境。人居环境的改善是现代城市文明与自然生态文明的综合体现。要积极推进城市化，不断提高城市化水平，让更多的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村群众享受到现代文明带来的成果。同时，要加强生态环境的保，促进人与自然长远协调发展。

三是以充分就业为第一责任，营造稳定可靠的社会保障环境。充分的就业和健全的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要把充分就业和健全保障作为党委和政府的第一责任，让每个市民都能壮有所为、老有所养，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构筑一道稳定可靠的社会保障网。要结合企事业单位改，把社会保障向民营企业延伸，向农村空间拓展，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第四篇：乡构建和谐社会调研报告

乡构建和谐社会调研报告

社会调研报告

编者按：重庆开县麻柳乡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在短短几年中，创造出了“八步工作法”，形成了“麻柳经验”，做到了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实现了由“管压

型”向“服务型”的政府职能转变。从而使麻柳乡由乱到治，政通人和，连续5年零上访。为解读“麻柳现象”，国家行政学院、重庆市委组织部、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的有关同志组成联合调查组，于新年伊始，共赴开县麻柳，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结果表明，“麻柳经验”具有方向性意义，值得借鉴、推广。

由“不和谐”到“和谐”的麻柳乡

“九沟十梁四面坡，沟深坡陡悬崖多，往上望得草帽落，往下看得打哆嗦。”说的是大山深处的重庆开县麻柳乡，它与四川省宣汉县接壤，距县城66公里，是国家贫困县的特困乡。该乡交通不便，饮水困难，信息闭塞，自然灾害频繁，生产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是开县位置最偏远、经济最贫穷的乡之一。

5年前，由于多种原因，麻柳乡的群众普遍滋生不满情绪，散（心散）———怨（怨气）———乱（非理性行为）现象弥漫民间。村民们认为乡政府只收钱，不办实事。于是上访、打干部、砸烂干部摩托车的事时有发生。1997年，全乡的农业税和统筹款只完成了60％，完成20％以下的有6个村。特别是1998年，在集中清查追收计划生育、殡葬改革、国土、林业等罚款执法中，搞户户过关，全乡30％左右的农户遭到处罚，罚款高的农户超过千元。在当时农民人均负担达到140元左右的情况下，这一大规模的罚款行为激化了矛盾。发生数百农民聚集、以铳为号、围攻乡政府的事件。县里派出警力帮助维护秩序，竟有村民相约要炸毁山沟里唯一的桥梁通道，以使警察进得去、出不来。最后，是县领导去做化解工作才解了围。乡干部脱离了险境，闷在屋内几天不出门，茶饭不思，人心难聚。

麻柳乡党委、政府一班人带领全乡人民经过卧薪尝胆，艰苦创业，近5年来经济社会发生显著变化，党群干群关系根本好转。连续5年零上访，农村各项税费年年按时完成，群众自发地给乡党委、政府送有19面锦旗，立有两块“德政碑”。5年前，乡村干部到农民家，常常吃“闭门羹”，群众恨干部、怕干部，而现在群众盼干部、亲干部，干部下村，总是争着往家里请。兴坪村村民廖华山曾与乡政府闹过对立，2003年乡里筹资修建乡中学时，他不但捐款300元，还把自己留下来准备养老的2万元借给了政府。在给乡党委的一封信里，他写道：这2万元“我儿子修房子、买车子时我都没有借，现在借出来，和你们一起共度难关……”真可谓，党群干群鱼水情深。

是什么原因使一个边远偏僻、贫穷落后、干群关系紧张的特困乡发生如此明显变化？用鹿峒村一位时年65岁的老党员李元生的话说：“以前是很难看到党委书记到农民家，现在是党群之间接上了气。”言简意赅，含义深刻。在麻柳乡的群众座谈会上，村民们给出了答案：是“八步工作法”改善了干群关系，是“八步工作法”促进了乡村巨变。在开县、在重庆各地，人们把麻柳乡党委、政府探索出的党的基层组织践行“三个代表”、坚持执政为民的以“八步工作法”为内核的经验，称为“麻柳经验”。

“八步工作法”产生的背景

“八步工作法”是开县麻柳乡党委、政府一班人为破解难题、走出困境，在实践中探索的伟大创举。而这种创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期多种原因交织而形成的，既有其产生的特殊性原因，也有带普遍性的原因。

深刻反省，找准原因。首先是体制上的因素。如在乡级财政体制问题上，麻柳乡财政负担重，年刚性支出340多万元，而本级财政收入仅达60多万元。收入支出之间悬殊过大，财政缺口难以解决，乡政府正常工作运转存在问题，一些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难以承受。其次，政策执行上的因素。在农村政策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乡干部主观愿望想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出实绩，但又缺乏手段，不知怎样服好务。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政策性计划指标，催粮催款、刮宫引产，强制性建设骨干产业基地。经济上不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政治上不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事事代替农民作主，使农民利益受到侵害。第三，领导方式和领导作风上的因素。不少干部从传统的思维定势出发，对广大群众采取“管压”式的简单行政命令和强制干预。一些干部官僚主义严重，不深入民间了解民情，在村民面前摆架子、耍威风、好吃喝，引起农民反感。第四，教育引导不到位的因素。不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忽视教育引领群众的工作，导致农民对一些政策法规不理解，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基层干部。

重树形象，寻求切入点。找准了原因，弄清了症结，麻柳乡党委、政府一班人敢于

直面现实，勇于自我剖析，重树形象，为寻求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和路径，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首先，凝聚人心，高扬旗帜。在大家情绪低落、精神不振之时，麻柳乡党委书记李红彬率先提出了“头要昂起来，腰要挺起来，劲要鼓起来，正气要树起来，精神要振作起来，工作要干起来”的响亮口号。唤醒大家的党员意识、责任意识、执政意识。

其次，转变观念，变“官本位”为“民本位”。为了打破僵局，麻柳乡党政领导班子立下了“重事业如山当好领头雁，淡名利如水甘为孺子牛”的座右铭，开展了“乡村干部进万家”活动，发放近万份征求民意表。领导干部“家访”，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以真情去融化党群、干群之间的“坚冰”，从而化解民怨。

其三，找准切入点，探索新的工作机制与体制。老办法不能用了，只有创新。麻柳乡的干部们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方法、工作机制与体制。他们将突破口选在速办一件群众急需办又能办好的事上，那就是修建双河口大桥，取信于民。

当时，麻柳乡4个村数千名群众进出都要经过“双河口”，由于没有桥，给群众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曾经有5个学生1个成人因过河淹死。几届班子都酝酿过修桥，但因干群不一心，迟迟没有落实。1998年12月，乡党委牵头，4个村推荐组成了“双河口大桥建设领导小组”，通过一再找技术人员规划、测设和预算，每人需集资35元。方案出台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是少数群众不愿集资；二是不少群众有顾虑，“修桥是假，干部想捞油水是真”。负责此项工程的乡村干部的积极性大为受挫，都不愿干了。面对难题，乡党委做出果断决定，调整了建桥领导小组，由建桥后直接受益的4个村各推荐1名群众代表加入领导小组，分别担任会计、出纳、保管、工程质监；干部不管钱不管账不管物，只负责组织修桥的具体事务；建桥方案交由群众讨论公决。通过这样的方式，吸纳群众也参与到决策、管理和监督中，结果95％的群众同意此方案。大桥竣工后，建桥领导小组将结余的34695.4元按每人9.4元如数退给了群众。群众说：“这9.4元，买回了我们的心啊！”

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党建工作的推动。自1998年以来，由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民政局牵头协调，大力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加快了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进程。农村“一事一议”决策村务等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和普遍推行，为“八步工作法”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政策导向。基层党的建设的创造性实践为“麻柳经验”的提升提供了契机。在“三讲”教育中，重庆市委严格落实了市级领导干部和部门联系村的制度，市里不少领导常到开县调研，体察民情，联系基层。市委组织部对口联系开县。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马儒沛同志更是多次深入开县乡镇指导工作。2000年，重庆市委在全市开展了“以转变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领导方式，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为内容的“三转一推”活动，上万名机关干部进村入户解难事、干实事、办好事，加快了基层干部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角色转换的进程。

正是由于上述时代背景与环境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麻柳乡党委、政府一班人真抓实干、艰苦奋斗、善于创新，从而创造出了以“八步工作法”为内核的“麻柳经验”。

“八步工作法”的时代内涵

“八步工作法”起源于1999年修建双河口大桥。此后，在“全乡公路建设大会战”、兴办“万人饮水工程”、新修麻柳初级中学等工作中形成、发展与完善，最终形成一种机制。它顺应时代的要求，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时代内涵。

“八步工作法”的内容。凡涉及村级经济发展规划、村级财务预决算、村内兴办公益事业、重点项目和村民切身利益的大事，都要通过八个程序，即：第一步，深入调查收集民意，弄清大多数群众希望办什么。第二步，召开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形成初步方案。第三步，宣传发动统一思想，征求群众对初步方案的意见，争取最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第四步，民主讨论确定方案。多次召开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会议，根据群众的意见修正完善方案，推选工程建设财务管理领导小组人选，人选中普通群众必须达到50％以上。第五步，户户签字进行公决。赞同率达到85％以上才予以实施。第六步，分解工程落实到户。第七步，村民小组组织实施。第八步，竣工结算张榜公布。工程竣工后，由群众财务管理小组清算财务，多退少补，并张榜公布，每个群众均可随时查账。

“八步工作法”的程序和要件。“八步工作法”，最基本的程序是：深入调研、集思广益、全民公决、阳光作业。具体而言，深入调研就是要听取民意、讨论民意、善解民意，弄清大多数群众需要办什么，希望干部做什么；集思广益就是为群众办实事的决策方案必须经过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上下联动、多次反复，广泛吸取民智才形成方案；全民公决就是民主决策，大多数群众意见一致，形成公决意见书，户户签字进行公决，赞同率超过85％以上方可实施；阳光作业就是从工程开始到结束，群众全程参与，接受群众监督。对所有涉及钱物的事情都以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进行，在“全”、“真”、“常”字上做文章，确保“亮政”的全面性、真实性和经常性。

最基本的要件是：群众代表全程参加，实行民主管理；群众代表管账管物管钱，实行民主理财。

“八步工作法”的实践效果

“麻柳经验”结硕果，乡村面貌换新颜。“八步工作法”实施的短短几年来，从根本上解决了山区群众多年来的行路难、饮水难、通话难、照明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麻柳乡党委、政府敢于从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善于从群众最需要的事情办起。“现在的干部大家都喜欢，把他们当成自家人。因为靠‘八步工作法’，件件事都办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大碧村村民赵乐均如是说。2004年，乡党委、政府应用“八步工作法”组织群众、共谋发展，发动300余名党员带领600多个农户，投资90多万元进行结构调整，培育畜牧支持产业。目前，长毛兔已发展10万只，建立起山羊良繁场，实施滚动发展，极大地增加了农民收入。

民主理念得到落实，执政能力获得提高。麻柳乡党委、政府真正确立了“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树立了正确的权力观、群众观和政绩观。首先实现了从“执政就是管你”向“执政就是服务”的转变，建立“让干部经常受教育，使群众长期得实惠”的“八步工作法”长效工作机制，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其次，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群众方法，牢固树立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最后，树立了重实干、求实效、创实绩的政绩观。麻柳乡党委、政府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数字工程”，而是正如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马儒沛所说，把执政为民的理念落实到了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之中。在“全乡公路建设大会战”的第一年，平均每位乡村干部穿破了6双胶鞋，他们总结说：“农村工作没得巧，深入一线是法宝”，“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近几年，麻柳乡党委、政府运用“八步工作法”，增强了凝聚力和战斗力，着力培养了干部干实事、解难事的能力，提高了干部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水平。特别是在“12·23”井喷事件和两百年一遇的“9·4”洪灾灾后理赔工作中，通过实施民主管理、分类救济的机制，严格按照实地查实、乡村干部初审、群众大会公布、张榜公示、灾民签收的程序，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受灾群众的利益，保持了灾区的稳定。

实现农民当家作主，形成社会和谐氛围。麻柳乡由乱而治、由不和谐到和谐，“八步工作法”起了关键的作用，正如重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镇东指出的，麻柳乡最可贵、最成功的一点，就是找到了为群众办成好事的办法———“八步工作法”，麻柳乡党委、政府通过群众的事情依靠群众自己来办，并且在办好事的过程中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营造了和谐的社会氛围。在党群干群关系方面，它把党委的意图和群众的意愿有机统一了起来，把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人翁地位还给了农民，“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要由群众说了算”。通过干部和群众商量着办事，实现了群众当家作主。特别是通过民主理财，有效地加强了民主监督的力度，“干群之间也就有了诚心”。在群众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方面，“八步工作法”通过全民公决，能够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并通过程序化的方式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形成了农民群众之间利益协调和谐的机制。如该乡非元村地势险峻，修路24.8公里，是全乡最长的村路。公路路线的走向如何，各村民小组争执不下，乡里组织共召开了7次群众大会，设定了三道方案，最后“两头赶中间，26个转盘转上山”的方案获得了所有村民的赞同，纷纷在公决书上签了字。公路竣工后，老百姓自发地立了一块德政碑：排忧解难公仆显身手，劈山斩碍人民立头功。

“麻柳经验”可以说是中国西部特困农村的农民在新世纪之初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指导作用将会进一步显示出来。它对治国理政，对21世纪头20年这一关键时期，特别是对“矛盾凸现期”诸多问题的预防和解决，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它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成功而有益的借鉴。

执笔人：唐洪英魏爱云

联合调查组由国家行政学院、重庆市委组织部、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重庆市委党校的有关同志组成总

负责人：马儒沛

负责人：周旬、王立民、师明、刘熙瑞、贾立政

成员：洪承义、唐洪英、陈文权、张萃萍、吴建国、魏爱云、段龙飞

第五篇：县乡构建和谐社会调研报告

县乡构建和谐社会调研报告

社会调研报告

社会调研报告

编者按：××××县××乡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在短短几年中，创造出了“八步工作法”，形成了“××经验”，做到了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实现了由“管压型”向“服务型”的政府职能转变。从而使××乡由乱到治，政通人和，连续5年零上访。为解读“××现象”，国家行政学院、××市委组织部、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的有关同志组成联合调查组，于新年伊始，共赴××县××，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结果表明，“××经验”具有方向性意义，值得借鉴、推广。

由“不和谐”到“和谐”的××乡

“九沟十梁四面坡，沟深坡陡悬崖多，往上望得草帽落，往下看得打哆嗦。”说的是大山深处的××××县××乡，它与四川省宣汉县接壤，距县城66公里，是国家贫困县的特困乡。该乡交通不便，饮水困难，信息闭塞，自然灾害频繁，生产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是××县位置最偏远、经济最贫穷的乡之一。

5年前，由于多种原因，××乡的群众普遍滋生不满情绪，散（心散）———怨（怨气）———乱（非理性行为）现象弥漫民间。村民们认为乡政府只收钱，不办实事。于是上访、打干部、砸烂干部摩托车的事时有发生。1997年，全乡的农业税和统筹款只完成了60％，完成20％以下的有6个村。特别是1998年，在集中清查追收计划生育、殡葬改革、国土、林业等罚款执法中，搞户户过关，全乡30％左右的农户遭到处罚，罚款高的农户超过千元。在当时农民人均负担达到140元左右的情况下，这一大规模的罚款行为激化了矛盾。发生数百农民聚集、以铳为号、围攻乡政府的事件。县里派出警力帮助维护秩序，竟有村民相约要炸毁山沟里唯一的桥梁通道，以使警察进得去、出不来。最后，是县领导去做化解工作才解了围。乡干部脱离了险境，闷在屋内几天不出门，茶饭不思，人心难聚。

××乡党委、政府一班人带领全乡人民经过卧薪尝胆，艰苦创业，近5年来经济社会发生显著变化，党群干群关系根本好转。连续5年零上访，农村各项税费年年按时完成，群众自发地给乡党委、政府送有19面锦旗，立有两块“德政碑”。5年前，乡村干部到农民家，常常吃“闭门羹”，群众恨干部、怕干部，而现在群众盼干部、亲干部，干部下村，总是争着往家里请。兴坪村村民廖华山曾与乡政府闹过对立，2003年乡里筹资修建乡中学时，他不但捐款300元，还把自己留下来准备养老的2万元借给了政府。在给乡党委的一封信里，他写道：这2万元“我儿子修房子、买车子时我都没有借，现在借出来，和你们一起共度难关……”真可谓，党群干群鱼水情深。

是什么原因使一个边远偏僻、贫穷落后、干群关系紧张的特困乡发生如此明显变化？用鹿峒村一位时年65岁的老党员李元生的话说：“以前是很难看到党委书记到农民家，现在是党群之间接上了气。”言简意赅，含义深刻。在××乡的群众座谈会上，村民们给出了答案：是“八步工作法”改善了干群关系，是“八步工作法”促进了乡村巨变。在××县、在××各地，人们把××乡党委、政府探索出的党的基层组织践行“三个代表”、坚持执政为民的以“八步工作法”为内核的经验，称为“××经验”。

“八步工作法”产生的背景

“八步工作法”是××县××乡党委、政府一班人为破解难题、走出困境，在实践中探索的伟大创举。而这种创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期多种原因交织而形成的，既有其产生的特殊性原因，也有带普遍性的原因。

深刻反省，找准原因。首先是体制上的因素。如在乡级财政体制问题上，××乡财政负担重，年刚性支出340多万元，而本级财政收入仅达60多万元。收入支出之间悬殊过大，财政缺口难以解决，乡政府正常工作运转存在问题，一些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难以承受。其次，政策执行上的因素。在农村政策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乡干部主观愿望想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出实绩，但又缺乏手段，不知怎样服好务。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政策性计划指标，催粮催款、刮宫引产，强制性建设骨干产业基地。经济上不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政治上不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事事代替农民作主，使农民利益受到侵害。第三，领导方式和领导作风上的因素。不少干部从传统的思维定势出发，对广大群众采取“管压”式的简单行政命令和强制干预。一些干部官僚主义严重，不深入民间了解民情，在村民面前摆架子、耍威风、好吃喝，引起农民反感。第四，教育引导不到位的因素。不××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忽视教育引领群众的工作，导致农民对一些政策法规不理解，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基层干部。

重树形象，寻求切入点。找准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