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千万绪——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5篇范文]

第一篇：浮生千万绪——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浮生千万绪——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清泠 发表于：01-11-03 09:4

4（一）无话可说

看完一本书，信手写一点随感，是多年来的习惯了，而这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岂知读完以后，反而没话可以说了。

倒是作者的写作方法倒使我颇多教益。在传记当中，这个传记应该算是严肃的，求实的，几乎没有一处话不用原引，不引出处，但是因为陈老晚年的足不出户，很多事情不得不采取一种类似推理的方法，但即使推理，也是很严肃，很正规的。

通过诗文、作品中的内涵，以此来阐释被撰人的精神世界，这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写作方法。以前的看到的一些传记，引用诗文之意无非是表示他这时期创作了这些作品，最多是浅显的以诗文印证了当时心情，或者是交代什么情况下写作此文，而绝少见到以诗证人，不能不说作者是受到了陈寅恪“以诗鉴史”的影响，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可取的写传方法。

（二）严肃

仔细的想一想，我仍然没有很好的具备来写“读后感”的资格。在此以前，我能很大大咧咧的对他做一番完全很主观的臆想，但看完了之后，反而什么想法都生不出了。

首先，他很严肃。这让我不能不对着书本文字望而生畏，也不由得严肃起来。

其次，他治学的方法，也很严肃，不但严肃，而且严格，对自己的要求，对同人的要求，对学生的要求，对治学的要求。

他写的很多诗，粗粗浏览一遍，只觉艰涩无比，实难读懂，然而字字句句在心里流过，又似觉对那些晦涩诗句爱不忍释，仿佛那诗句中藏着天大的心情，使人不忍弃去，读一遍，再读一遍，仍然是不能懂得，可心里平添了几许沉重。以藏典出名的，有辛弃疾和李商隐，可这之间的风格还是天差地异的，他既不似辛之豪放，更不似李之纤弱，亦大别于李贺之鬼郁，他的诗里，只有一个字，“苦”。让人回味不已的苦。让人体会不尽的沉。

（三）精神俯就，草间藏生

浏览目录的时候，很有些惊心动魄，仿佛生与死的冲突不断向他袭去，细看全书才知全非这么一回事。其中一章“草间藏生又一年”，看到“草生藏生”就糊涂，好象五六十年代倒又回到了国民革命的大动荡时期了。

内容却不是想象中的。

陈寅恪的晚年，有教学，有著书，而占传记最重要部分的，是他的精神，和外表看不出来，而后人去探索的内心。

他的精神世界，是关系到他晚年一些言行，和思想。没有改变的则是他的治学方法。──外表是有所变的，他把主观感情放进了历史研究对象之中；其实却没有变，他的治学精神是不变的。

陈寅恪作出了一个大时代之下的选择，寻找着“时闻”与旧精神世界的契合点，并不得不做出一再的妥协。书中以极多的笔墨交代了他拒绝中央的邀请，重上北京，但没有明确交代他在五十年代中后期连任三届某形式性委员的背景。这是他一生中一个寻常的事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倔犟如他，力持自由学说已成体系的这样一位大师，也不得不对政治进行一点小

小的妥协。尽管“小”，可见之无奈。

至于对陈学说的批判与研究，主要集中在唯心与唯物，资产阶级与共产主义的阵营，在今日看来固然是极荒唐的“抽刀断水”的举动──你想，一种学说的建立，怎么可以以一种概念就轻而概之呢？但直到八十年代重新研究陈学思想，赞叹者仍不时举出其治学的“唯物性”为证，可见几十年来学术界根深蒂固的研究方法了，这种研究方法的存在，对陈的伤害不言而喻。他临死之前自言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这怕只是一句负气之言：你逼得我这样，你要我认这样，我就认这样，我就是与你划清关系，而在他自由之说的一贯立场来看，本来他这一句话也是坚决不会承认的。

（四）沉迷

我是个比较容易受到引诱的人，一旦对某一事物感兴趣之后，往往会沉迷在内而不可自拔。我之爱看书，并无一定的取向，中国古代小说只取《红楼梦》一者，其他宁可看国外的小说，但也仅看国外的“古典”小说，于当代涉猎极少。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五千年的历史，也是从文学的书藉对历史开始产生兴趣的，在我心中，从一开始，就把历史和文学混为一谈了。只觉得，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太让我着迷了，而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蔡文姬》，读《屈原》，不知不觉，历史仿佛已经把我魔住。最近的文字里总是念念不忘历史的痕迹，我已无法再让自己从历史的光环中跳出来了。

在念书方面，我的求知欲一直都很强，也很好读书，我也算是很勤奋，但是却有个最大的缺点不能克服，那就是懒。惫懒到了骨子里的懒，使我读书而不求甚解，粗而不细，略而不精。大约所有我看过的书中，只有《红楼梦》是最具耐心的了，但也背不出书中所有诗词。出乎意料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竟然还起到了一个非凡的推动作用，令我一时振奋，我的求知欲望，似乎从来也没有这一刻这么强烈过。

因为对这个人着迷，读起来也就分外小心翼翼，而读完之后更加着迷，别的不提，即如他的博学强记，也足够让我战战兢兢、无比神往。之所以要战战兢兢，是感到自己的读书方法太不认真，太不负责了，这和他的治学方法可是大悖其道的呀，敬他，慕他，自然要接受他的态度，学习他的方法。

非仅是他，书中展现了一幅五十年代中国学人的异彩画卷，纵览全书，只觉得才华遍地流，光彩熠熠辉，你会不由自主被那浓厚的学界氛围所感染，不由自主的想要向那种才华那种渊博亲近。

陈寅恪知道多少书，记得多少书，怕若图书馆般渺茫难计；而仅仅书中一个图书馆馆长，也能把书类书目记得一清二楚，－－现在还会有这样的馆长吗？

读他们，才真切地体会到时下的文化浮浅、急燥和无聊，你会觉得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难觅了，你会觉得严肃治学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你又会觉得什么才是正确的创作态度。－－看陈寅恪的、洗玉清的创作成果，吴宓的日记，还有那些一笔带过的，以排炮方式研究陈端生的郭沫若，以无限热情上纲上线出作品的汪笺。列举的一行行文字，在我看来无不闪烁着耀眼夺目的光彩，我心慕之！

读着，读着，我难以自拔了，我爱他们，爱那一代走过几个时代变迁的才华横溢的学人；爱历史，因为爱他们所爱的历史。

（五）旧式文人

看书时，浓浓的文人气质不时隐现于全书，叫我这个素本向往旧风范的人越发向往。

书中收集一些照片，陈寅恪很瘦，始终很严肃，干瘦的身躯由不得教人心冷，心沉。他的身上，并不只是有一股浓得化不开的书卷气，还有那种——就是你想象中只有古人才会拥有的优雅、隽永、深遂和安谧。

他所交往的人，书中所见，是中华历史时代变迁之后遗留下的最后的文人。

洗玉清，书中以“奇女子”来对她下评注，我认为不该用这三个字。文人风范其实不分男女，不应该把她从这个有着无穷魅力的群落中单独分离出来。洗玉清不“奇”，她是“诚”──诚实、诚恳、忠诚。

在“检讨”风潮中，洗玉清自承：向往“贤人君子”的人格，向往旧道德、旧礼教、旧文化。常游于古迹之间，临风独立，思古之幽情，神游超世。最同情自古忠心耿耿、而遭馋受屈之人。在这些言辞中，我们无疑是看到了我们所心仪的典型旧传统的形象。

她被迫离开教坛，她的家庭即是教学，而在五十年代她被赶出了她意识中的“家”。她曾含泪向陈薄责“世人之凉薄”，在香港力邀她重返讲台之良机时，她却毫不犹豫的向党请示并因此放弃。而在人们纷纷传言她将一去不返时，陈寅恪却坚信她一定会回到广州。这使人流泪。

陈寅恪的气质与洗玉清不同。他的坚持“自由”，几乎坚持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向盛情邀他入京的中央提绝无可能的要求，书稿送检勃然大怒，即使大悖时事也断不肯改之一字，如此种种，所以说他是“不屈的陈寅恪”，在精神而言，真是恰当的比喻。他的固执，他的硬脾气，坏脾气，与洗玉清的忠肝义胆一样，令人不觉有泣下之心痛。

友情，他们也是“旧”的，在当代这种利益熏心纷繁嘈乱的年代，我不晓得是否还残存着这样的“旧文人”特有的友情方式。陈寅恪和吴宓的几十年交情，人远天涯而心相知；陈寅恪和陈序经的君子之交淡如水；陈寅恪和洗玉清的相知相怜；黄萱协助陈寅恪的十几年如一日风雨无阻，无不深深感动着人。

吴宓六一年从四川赶赴广州，是夜大雨，到陈寓是子夜十二时。陈寅恪犹柱杖独自一人在客厅苦待，那一刻塑雕般的画像无法再现，而感动，却久久的汇成了一曲生命之音的绝响。陈寅恪是有多少话，十几年来无从诉起的生命倾诉，要向这位十几年来也从未见过面的知交全盘倾吐啊。吴宓的日记，使我颤抖。

心与心的交流，只能发生在这些“贤人君子”的身上。

（六）文化失落

旧式文人有一刻如此生动的站在我面前，令我狂喜，而振奋。但又倍觉彷徨：传统文化到今天，显然已经失落了。

传统文化，沉甸甸的有五千年历史。传统是看得见的，是那些思想，那些历史，那些民俗，那些自然。

当汽车驶在莫干山弯曲蜿蜒的山道上时，我想的是当年干将莫邪是如何有这样的胆量走进莽丛的。与此同时，想起的就是那些炼剑殉身刺客的惊心动魄。

人人在过着西方的情人节时，我想着七月初七晚上的从前，星光月色轻盈如水，城市静谥无喧，仰头数一数天上的星辰，偷听一下树梢蝉鸣，诉说牛郎织女鹊桥会的故事。

我喜欢龙舟，但不爱看到电视里装腔作势的龙舟健儿们；喜欢庙会，但对庙会铺天盖地的广告喇叭宣传避之若瘟；出北京昆明湖某一个门，有一条不热闹的道，我喜欢那边的各式摊子，挂着的是和前门一模一样的小物件，却分明多了几分原汁原味的乡土气。

我知道在今天要保存那样的完整完美已不可能，也显然太过落后，但在读到陈从周谈香山饭店，心里便涌起两全齐美的强烈愿望，新式与旧式的完美统一，那未必就是不可能的事啊！传记中，最吸引我的就莫过于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其间时时的闪耀，是那种本质，精神的本质，思想的本质，而并非外在。陈寅恪不穿长衫，我依然会觉得他是典型的旧式文人；他走在门前特修的白色水泥路上，在我眼里，有他的缓步，也如原野山乡一般的风貌。

今天，找不到陈寅恪这样学术精湛治学严苛的大师了；找不到吴宓那感伤的灵魂了；也找不

到陈序经那至诚的君子风度了。

真正的传统精华，并不体现在外表，而体现在潜移默化中，这种潜移默化是需要时间的，我不能想象，长期对于旧传统的忽略，再过几十年几百年，你能把它再拾起来么？当中华失去了中华的特殊性，它还会有那五千年的骄傲？还是去加倍的尊洋为崇，以一统成大统？ 一切都怕失落了。

中国戏剧也正是在经历着相同的失落，它和要商业经济联手，努力的争取生存之道。其实从前的传统未必不和“利益”相关，真到今天，就无法统一了吗？

还是人心的浮夸造成今天这一切。

（七）一抹亮色

书中少有笑声，只有广州京剧团演员探访陈寅恪时，书中用浓浓的笔墨描画了那一时的神采，我听见的并不是演员们亮丽的嗓音和爽朗的笑声，我感觉到的是那位双目失明老人难得有的一份轻松、宁静，慈和在他身上随意夺目的闪现，未知那些幸运的演员们，能否有人有心的能接下这份长者赐予的荣光，那必是一辈子无价的宝物。这位守在教坛四十多年的教授啊！眼枯不废教学，体弱不止身传，即使股折以后，仍然不放弃学术性的创作。一生如此，相对的，他的忧患重，快乐却是太少了。

还有一则趣话，不是书中重要的故事，我却津津有味再三品之。

原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校长陈序经，早年是力持“全盘西化”的一位先锋将。而陈寅恪则是终年穿长衫、执旧礼，表面上看起来真和陈校长有天壤之别。有趣的是，陈寅恪在长期的留洋生涯中，养成了吃西餐的习惯，不喜欢执筷，而陈序经却坚吃中餐，不肯吃西餐的，陈寅恪便借此开玩笑，说：陈校长，你的全盘西化是假的，我的全盘西化才是真的。

这自然只是一句玩笑。而这位“全盘西化”的陈校长，生活中却是一位可敬的学者，真真说得上一句“才德兼备”，从他身上，似看不到一丝一毫悖于中国旧文人的气质、道德。说倒底，从清末民初走过来的那一代文人，不可能也并不是真心要“全盘西化”，其宗旨，我想比林则徐之“师夷之长技”仿佛，但更多了一层用意，也可能是想要落后的中国尽快在精神面貌上与西方强国接轨吧？

（八）一本黑颜色的书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一本黑色装帆的书，封面上一位干瘦清矍的老者柱杖独坐。这本书的欢笑很少，即使有，也无不掺杂着沉重的成分。就象它的封面那样，这是一本黑颜色的书，凝重，而发人深思，叫人胸中呼出一声由衷感叹。

这本书所尽力追述的人，是永远值得记念的；而记念他的最适当颜色，便是那沉沉的黑色。从第一篇读后感开始，陆续写下这么多，从头再览，竟无真正阅读陈寅恪的“读后感”。他让我不能触及，无法分析，在他，仍是留下一片黑色，教人远远观望的黑色。

掩上书卷，静静的沉默一回，在他最后二十年的光阴中的意识中走一回。

（完）

（我热爱我的网站，因为我为它投入了最大的精力和心血）

网友评论：

沽名钓誉 发表于：01-11-03 16:03

那一个时代的那一些人，渐渐地少了！

那年月让人缅怀，而那些人总让你欲说还休。

熔匠 发表于：01-11-03 23:07

五四以来皆是乱世，不管解放前后，对于文化来说都是乱世，反而更衬托出大师的伟大，他们西学精湛，虽主张西化却没有一些先锋人士的浮躁。因为他们同时中学渊博。他们主张“立德，立功，立言”。能做到学贯中西，是这些大师的特色。陈先生如是，王国维先生如是，后起之钱钟书先生亦如是。然而，经过十年的断裂，这一学风已然不再，我们这些后学也只能从尘封的历史中略窥大师们的丰采。可笑无知如金庸还在寻找学贯中西的弟子。其本人尚不文，实缘木而求鱼也。

三极彝道，训深稽古。

致化归一，分教斯五。

性灵熔匠，文章奥府。

渊哉烁乎，群言之祖。

半夏

蚕豆小妖 发表于：01-11-05 09:34

正是“人心的浮夸造成今天这一切”：到哪里再去寻那学术精湛治学严苛的大师？到哪里去找到“贤人君子”？怎样去体会那“回味不已的苦”？怎样去感受传统文化精髓的闪耀？ 读君一篇贴，胜念十篇贴。

毁诺 发表于：01-11-06 19:00

那人，那学问，那风骨

真不明白他们怎么有时间、有精神看那么多书的。

一世歌

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阴不多时，又有炎霜和烦恼。

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须满把金樽倒。世人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

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白头多。春夏秋冬拈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

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草里多少高低坟，一年一半无人扫。

qiaoqiaode 发表于：01-11-08 06:48

就是现在，真正做学问的也有，只是现在还没有人发现罢，过50年或一百年，大家就都知道了，这些人才真正是中国的脊梁。

仰天笑看云生处，俯耳静听花落声

我在哪里？

第二篇：读《陈寅恪的最后20年》有感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读《陈寅恪的最后20年》有感

第一次看到陈寅恪这个名字，是去年帮一位朋友在网上买书时知道的，说来羞愧，我竟连他的名字都不知该怎么读。今年春年买了一本名为《民国课堂：大先生也挺逗》的书，王国维、蔡元培、胡适等德高望重的学问大家赫然在列，突然看到陈寅恪也在其中，翻看了几页有关于他的文字后，心中更是燃起了对这位大师的仰慕之情。于是买来《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本书，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

作者陆键东并不是什么出名的作者，也不是对陈寅恪有多么深刻研究的学者，但这本书却带给人一个真实的陈寅恪，一个孤独但又不甘寂寞的老人，一个清高自傲、有着自己坚持的独立精神、自由学术追求的学者。这本书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展露了陈寅恪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这二十年，不仅仅是陈寅恪一个人的二十年，更是其妻子、其助手、其学生、其朋友的二十年。他们相互扶持，相互映衬，共同构建了一幅悲壮的画卷。

书中从1948年陈寅恪南下决定定居广州开始，到1969年陈寅恪在文革中含恨而亡为止，对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做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从1948年陈寅恪面对的彷徨，面对出国就教于剑桥，抑或前往台湾，或者留在香港大学，还是回归大陆，到受聘于岭南大学，后合并为中山大学，到他在学术上孤独的前行，再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的坚持的精神，再到他倾注心血的著述历程，最后默默的走完人生最后历程。这以全景而又细致的描写，让人叹其之无奈，赞其之学术精神与人格魅力，愤其之不幸遭遇。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也是中国文化在那个时代的超浓缩体验。陈寅恪始终是寂寞的，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精神，时代如果把他遗忘了，那也许会比较好点，但是，一个最不想出名的人却总是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从他写《论再生缘》到《柳如是别传》，再到《元白诗证史稿》，他都是一边经受着批判一边呕心沥血的著述，面对时代的疯狂，他有着自己的观察，所谓“吾的之碑文必将流于后世，是不会堙没的”。他的坚持正是因为他坚信这一点，陈寅恪在那个时代是孤独的，但他的精神不是孤独的。

陈寅恪毕生之追求可用8个字概括，“独立精神，自由意志”，这种思想在其为悼念好友王国维之悼文中即是清清楚楚。陈寅恪一生为学术而生为学术而死，从拒绝国民党的专机到拒绝与共产党的合作，包括在文革期间要求毛泽东作书面保证，都遵从了他不问政治的信念。他所强调和一生践行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在国共交战的后期，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然来临。面对这种大趋势，很多知识分子主动向新政权靠拢，并在新的国家建设中迅速转换思想，洗心革面，焕发了新的激情，为新中国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除了顺应时代的大多数，还有少数人并没有和新的时代合作，而是选择了另外的道路。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是一个极端意义的象征。另外还有很多人，他们或者是自甘于平淡从此慢慢归隐而去，或者是在学术中保持特立独行的个性，成为现实中的不合时宜的另类。我们只能偶尔在他们的惊世骇俗的发言中，感受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无论如何，即使他们没有选择极端的道路，也终因为无法也不愿适应新时代，而在人生的道路上行走得异常艰苦。

可以说，“陈寅恪们”是一个时代文化的承担者。用陈寅恪说的话来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像陈寅恪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生命已经跟他们所研究的学术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倾其生命坚守的，不是哪一个旧的政权，而是一种超越时代的自由独立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他们全部的信仰所在。在他们身上，学术和思想，都不再是一种用以安身立命的职业，而是他们生命的象征。他们的学术，已经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读完这本书，我仿佛在陈寅恪的身上看到了一种超越时代、超越人格的光辉。这种人格的魅力是如此的炫目，以至于它可以超越任何时代超越任何国家种族，让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它。陈寅恪，一个独行者，前进在自由的道路上，他的最后二十年献给了文化，他恪守了他的准则。他除了留下学术成就外，更值得我们继承的是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作为后学，我很怀念陈寅恪。

第三篇：读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

读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

王雷

陈寅恪1936年的《桃花源记》旁证认定桃花源并非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文学象征，所谓“桃花源”是的确有可考的原型的。陈氏于此给出了详细的逻辑梳理：

东晋戴延之，从军至洛阳西征，奉命勘察洛水，回来写了《西征记》，无奈该书亡佚，文章内容今残存于《水经注》。《水经注·洛水》保留了参军戴延之之游历：“即舟溯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所至之处。”又“洛水又东，径檀山南。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俗谓之檀山坞。”

而陶潜与那场战事的佐将不仅相识，而且还有诗文酬答，“与征西将佐本有雅故”。于是，陶渊明听闻了檀山坞或桃源的故事受之启发做《桃花源记》可能极大。

陈氏之逻辑缜密，可以说难以撼动。魏晋之际，为避战乱，百姓常常聚族而居，在险要地方筑堡储粮（这听起来似乎和通常教科书上讲的“门阀氏族地主经济”不一样，但事实上的确如此），以求自保。既是檀山坞在地理和聚落上形成的原因，也是世间思潮渴望太平胜景的愿望。

陈氏以其视野之辽阔，以一线逻辑贯穿《桃花源记》始终，为后世研究魏晋“人民共同体”的形成开了无数门径。陈氏考证的难以动摇，使得在《桃花源记》的写作之中，嬴秦与符秦的巧妙替换，成就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千古名句。

陈寅恪以史学巨擘眼光特别留意了坞堡碉寨。“西晋末年，其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3，则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他对“坞”字特别留意，为了探讨坞，甚至检索敦煌文书，见西凉建初十二年敦煌县户籍写本有“赵家坞”地名。虽有种种痕迹，“坞”字的更早出典则在《汉书·麻原传》涉及到西北羌人边界。但陈氏仍未得出“坞”乃西北方言的结论。他仅仅是提醒“所可注意者，及地之以坞为名者，其较早时期以西北地区为多。”陈氏态度之严谨，今天仍然让我们对他的学术产生敬畏。

倒是“源”字更该留意，说不定，“源”字是“塬”字的文学嫁接，或者是“原”也说不一定。这样想来，我们就会很顺利的想到西北的那些地名：董志塬、五丈原。坞虽淹没，而塬（原）却存在。后人读到陶公的文章满心欢喜，但却没想到它未必在水润的江南，而是肃杀的西北。文学上的意义在这里，但是我们更要注意到还是陈寅恪留下的“坞”，那是一个社会的“共同体”，我们今天仍然可以追问这些“共同体”形成的核心是什么？其形成的内在原因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追问下去，再回头来读《世说新语》、《晋书》这样的史料。我们得到的恐怕就不止是史学上的意义了。

按：陈寅恪的史学，是通史实而有史义，并且有相当的史才。在中国史学界这是不多的人物。陈氏史学的风格是“精细化”的，是善于以小见大的，此篇文章的目的在于说明陈寅恪对于魏晋时期的社会形态和社会阶层的构成。如同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证明“杨玉环是否是处女入宫”一事，用了大量的篇幅，实际上是为了证明朱子“唐源流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意”，更深层次就是说明唐代社会风气、社会开放程度等等与当时的种族、家族、地域等等的关系，随从小事着眼，但是其间的关系是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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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疏误管见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

《桃花源记》中的这段话，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当渔人走进桃花源时，很可能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里面的人穿的衣服在他看来都很奇怪;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里面的人说的话可能他一句也听不懂。

因为与外界的隔绝，“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源中人“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保持着先秦的原始风貌，可是桃花源外时移世换，人们的服饰自然也发生了改变，因此在渔人的眼中，桃源中人的衣着恐怕和外界有较大差异，这一点早已为众多研究者发现，并给出了种种见仁见智的答案。有人盲目提出新见解，不知或故作不知前人早有同样结论;有人另辟蹊径，搜罗单文孤证以充实自己的意见，不顾语境、语法;有人将外人解释为“方外之人”“外国人”;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外人”纷争几时休。

而语言问题就较为复杂了，先秦时代“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并没有如今日普通话一样的共同语;秦灭六国后统一时间不长，也未能实现语言的统一;汉魏以来，中原(河洛一带)的语言才逐渐成为共同语基础，直至东晋南迁;陈寅恪先生以为“洎乎永嘉之乱起，人士南流，则东晋南朝之士族阶级，无分侨旧，悉用北音”，可见东晋上层士族说的也近于洛阳音。但是，陈先生总结颜之推的意见，以为当时的一般认识是“以金陵士族所操之语为最上，以洛阳士庶共同操用之语居其次，而以金陵庶人所操之语为最下也”。可见东晋时期金陵士族与庶人语音尚不一致，而武陵地处湘鄂，少数民族众多，方言土语不可胜数，渔人是否为汉族尚存疑问(陈寅恪先生疑其为蛮族)，而避秦的桃源中人原籍何地、原属何族更不可考，因此，渔人与桃源中人见面就能无碍交流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与聚讼纷纷的“外人”相比，渔人与桃花源人的语言差异对这个故事真实性的影响更大，但学术界关心的人反而不多。

笔者觉得与其勉强帮陶公解决这两个问题，倒不如承认这就是他笔下的纰漏，这于诗人的高风亮节无损，于我们欣赏其文其诗也无碍，如果深入考虑一下致误的原因，对我们了解这篇作品反而会有更进一步的帮助。

《桃花源记》出现这样的疏误的原因，陈寅恪、唐长孺两位史学大师其实早已考证得很明白了，只是他们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而已。陈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记〉旁证》中说：“陶渊明《桃花源记》乃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其为寓意之文，则古今所共知，不待详论。其为纪实之文，则昔贤及近人虽颇有论者，而所言多误。故别拟新解，以成此篇。”他以为，《桃花源记》中“自云先世避秦时乱”之“秦”，不是“嬴秦”，而是“苻秦”;所谓的桃花源不是人间仙境，而是北方人民为了躲避“苻秦”的战乱而聚族自保所建的坞堡。因此 “由苻生之暴政或苻坚之亡国至宋武之入关，其间相距已逾六十年或三十年之久。故当时避乱之人虽„问今是何世‟，然其„男女衣着，悉如外人‟”。

唐长孺先生《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对陈寅恪先生的观点略有考辩，他说：“我们认为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的一种传说，这种传说在晋、宋之时流行于荆湘，陶渊明根据所闻加以理想化，写成《桃花源记》，但闻而记之者不止渊明一人。” 唐先生以为桃花源不在北方，就在武陵一带；桃源中人“避乱”不全是避兵，也可能是逃避徭役和赋税。他还搜集了同时代与《桃花源记》相似的多种版本的民间传说，以及饱受官府剥削奴役、社会**之苦的乡民逃入溪峒蛮族的山泽中的史料作为旁证。

合陈唐二位先生之论，陶渊明的这篇文章当是根据当时某些地方的民间故事或传闻所作，只不过在写作过程中加入了一些自己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又加入了一些道家思想因素，这才将一个避乱的坞堡或者逃避赋役的蛮族山寨美化成一个“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理想社会，并且将其中的人民想象成了久居深山以避乱的遗民。

“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桃花源人能够和渔人正常交谈，这就是作者由纪实转向虚构时出现的疏误，因为故事来源的坞堡或蛮寨中人本就是当时的百姓，所以衣着当然“悉如外人”，而两者的交谈就更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当作者将那些百姓安上了秦代遗民的身份，并且在诗里特意以“衣裳无新制”来加强虚构故事的现实感时，衣着变迁问题和语言问题就被作者忽略了!

这其实是虚构性的作品诞生初期的正常现象，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正集》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也认为魏晋时人“亦非有意为小说”。在大家还停留在仅仅将听到的故事“如实”记录下来的时代里，将传闻结合自己的想象写成文章的陶公已是得风气之先者，在他笔下偶然显出一丝故事来源的影子，实在无可厚非。

(作者王雷：黑龙江哈尔滨市幼儿师范学校；来源：语文报·教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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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的草本与定本问题

——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补说

摘要:1936年,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提出,陶渊明的经典名文《桃花源记》有《搜神后记》本和《陶渊明集》本两种差异很大的文本,认为前者是“陶公草创未定之本”,后者是“增修写定之本”,“二者俱出陶公之手”。本文依据我国当代的古小说研究成果,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充分肯定陈寅恪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及其对陶渊明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时,本文还纠正了陈寅恪关于《搜神后记》本桃花源故事“渔人姓黄,名道真”的七字夹注出自陶渊明本人之手的错误观点,指出此处夹注可能出自南宋道士之手,其来源乃是刘宋元嘉时代黄闵所著地志《武陵记》。

关键词:桃花源记 搜神后记 陈寅恪 黄闵 武陵记

在传世《陶渊明集》的各种版本中,《桃花源记》的文字大同小异,我们可以统称为陶集本;其次是唐宋各大类书的引文,如《艺文类聚》卷八十六,《初学记》卷二十八,《太平御览》卷六百六

十三、卷九百六十七,与陶集本的差异略多一些,而互有高下①;与陶集本有更大差异的是明清人辑刻的《搜神后记》本。今以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②卷六《桃**花源记》与清张海鹏(生卒年不详)《搜神后记》③卷一《桃花源记》④相比较,可以发现二本最明显的差异是前者有记有诗,后者有记无诗。另外,在文字上这两种文本也互有不同。如陶集本“忘路之远近”,《后记》本无“之”字;陶集本“忽逢桃花林”,《后记》本无“林”字;《后记》本“渔人甚异之”一句下,有“渔人姓黄,名道真”七字夹注,陶集本无此夹注;陶集本“便舍船”,“船”,《后记》本作“舟”;陶集本“其中往来种作”,《后记》本无此句;陶集本“乃大惊”,《后记》本无“乃”字;陶集本“自云先世避秦时乱”,“时乱”,《后记》本作“难”;陶集本“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后记》本无“来”字;陶集本“遂与外人间隔”,《后记》本无“人间”二字;陶集本“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后记》本无“为”字;陶集本“及郡下”,《后记》本无“下”字;陶集本“诣太守”,“诣”字上,《后记》本有一“乃”字;陶集本“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太守”下,《后记》本有“刘歆”二字,“其”字,《后记》本作“之”;陶集本“遂迷不复得路”,《后记》本无“遂迷”二字,“路”字,《后记》本作“焉”;陶集本“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后记》本无此段。针对《桃花源记》的这两种文本,陈寅恪(1890—1969)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指出:

今本搜神后记中桃花源记,依寅恪之鄙见,实陶公草创未定之本。而渊明文集中之桃花源记,则其增修写定之本,二者俱出陶公之手⑤。

陈氏此文发表于1936年,当时学术界对他的这一论断反映冷淡,几乎不置一词。而为证实此说,就必须对《搜神后记》的作者问题作出判断。从四库馆臣开始,我国学者大都认为《搜神后记》是一部托名陶潜的赝撰嫁名之作。《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二《子部》五十二《小说家》三《搜神后记》十卷:旧本题晋陶潜撰。中记桃花源事一条,全录本集所载诗序,惟增注渔人姓黄名道真七字。又载干宝父婢事,亦全录《晋书》。剽掇之迹,显然可见。明沈士龙跋,谓潜卒於元嘉四年,而此有十四十六年两事。陶集多不称年号,以干支代之,而此书题永初、元嘉,其为伪托,固不待辨。然其书文词古雅,非唐以后人所能。《隋书·经籍志》著录,已称陶潜,则赝撰嫁名,其来已久。又陆羽《茶经》引其中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入武昌山采茗一条,与此本所载相合,《封演见闻记》引其中有人因病能饮一斛二斗,后吐一物一条,与此书桓宣武督将一条,仅文有详略;及牛肺字作土肚,茗瘕字作斛二瘕,其事亦与此本所载相合;知今所传刻犹古本矣。其中丁令威化鹤、阿香雷车,唐、宋词人并递相援引,承用至今题陶潜撰者固妄,要不可谓非六代遗书也

后来学者承续此说者有周中孚(1768—1831)、鲁迅(1881—1936)等人,如李剑国所言:“正如今本《后记》确实是后人所辑,辑录质量也很差,因而留下许多疑点,使人怀疑《后记》究竟是不是陶潜所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沈士龙跋,即认为„其为伪托,固不待辨‟,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亦以为„依托‟之书,都是认为它是后人托名陶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十分明确地说:„续干宝书者,有《搜神后记》十卷。题陶潜撰。其书今具存,亦记灵异变化之是如前记,陶潜旷达,未必拳拳于鬼神,盖伪托也。‟《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也说:„至于《搜神后记》,亦记灵异变化之事,但陶旷达,未必作此,大约也是别人的托名。‟”①而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则指出:今传世之搜神后记旧题陶潜撰。以其中杂有元嘉四年渊明卒后事,故皆认为委托。然其书为随事杂记之体,非有固定之系统。中有后人增入之文,亦为极自然之事,但不能据此遽断全书为伪托。即使全书为伪托,要必出于六朝人之手,由抄辑昔人旧篇而成者,则可决言。……《搜神后记》卷一之第五条即桃花源记,而太守之名为刘歆,及无“刘子骥欣然规往”等语。其第六条纪刘之即刘子骥入衡山采药,见涧水南有二石囷,失道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灵方药,之欲更寻索,不复知处事。此事唐修《晋书》玖肆隐逸传亦载之。盖出于何法盛晋中兴书。何氏不知何所本,当与搜神后记同出一源,或即与渊明有关,殆未可知也。

李剑国对《搜神后记》的作者问题有深入的考论,足以证实陈氏的上述观点,他说:“陶潜撰《搜神后记》倒有许多旁证。梁释慧皎在《高僧传序》中已经说过:„临川康王义庆《宣验记》及《幽明录》、太原王琰《冥祥记》、彭城刘悛《益部寺记》、沙门昙宗《京师寺记》、太原王延秀《感应传》、朱君台《征应传》、陶渊明《搜神录》,并傍出诸僧,叙其风素,而皆是附见,亟多疏缺。‟《高僧传》附王曼颖与慧皎书亦称:„兼且搀出君台之记,糅在元亮之说,感应或所商榷,幽明不无梗概,泛显傍文,未足光阐。‟„元亮之说‟指的就是陶潜(字符亮)《搜神录》。此后,隋萧吉《五行记》„车甲‟条也引自陶潜《搜神记》(《太平广记》卷四四三引)。唐初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神僧感通录》著录有《搜神录》,下注陶元亮,释法琳《破邪论》卷下亦载:„晋中书侍郎干宝撰《搜神录》,彭泽令陶元亮撰《搜神录》。‟自梁至唐初都众口一词地提到陶潜《搜神录》,应当是真实可信的,只不过佛徒把《搜神记》、《搜神后记》都称作《搜神录》,书名相混。实在不应剥夺陶潜对《搜神后记》的著作权,清人王谟早已感叹前人编次陶集于此书„弃而不省‟,不过那主要不是出于„漫以为稗官小说‟的轻视,而是根本就不认为是陶潜的作品。”①其实,在清代以前,并没有人怀疑陶渊明是《搜神后记》的作者,所以,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绝不能因为清人对它的怀疑剥夺陶渊明的著作权,除非有人能够找到坚实可靠的文献依据证明从萧梁到隋唐时代所有关于陶渊明《搜神后记》的记载都是错误的。

在《搜神后记》中,有三则故事与《桃源记》记述的情境非常相似:会稽剡县民袁相、根硕二人猎,经深山重岭甚多,见一群山羊六七头,逐之。经一石桥,甚狭而峻。羊去,根等亦随渡,向绝崖。崖正赤,壁之,名曰赤城。上朝水流下,广狭如匹布。剡人谓之瀑布。羊径有山穴如门,豁然而过。既入,内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②。荥阳人姓何,忘其名,有名闻士也。荆州辟为别驾,不就,隐遁养志。常至田舍,人收获在场上。忽有一人,长丈余,萧疏单衣,角巾,来诣之,翩翩举其两手,并舞而来,语何云:“君曾见《韶舞》否?此是《韶舞》。”且舞且去。何寻逐,径向一山。山有穴,才容一人。其人命入穴,何亦随之入。初甚急,前辄闲旷,便失人,见有良田数十顷。何遂垦作,以为世业。子孙至今赖之③。长沙醴陵县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樵,见岸下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斫木片逐流下,深山中有人迹,异之。乃相谓曰:“可试如水中看何由尔?”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穴才容人。行数十步,便开明朗然,不异世间④。

而《桃花源记》属于第5条。这种序列关系表明,《桃源记》确实属于《搜神后记》的条目。至于“原文于„遂迷不复得路‟下有„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一节”⑤,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理解为陶渊明为避免与刘之好遊山水事重复而删去者,而非旧本之辑录者删去。明清人所辑《搜神后记》自有其原始依据,而非抄自陶集,其文字差异,在流传有绪的陶集版本系统中基本得不到印证;同时,陶集在宋明时代乃是人手一部的普通集部之书,所以,如果说因为笔录之误造成了诸多文本的差异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我们绝不可因诸书未引作《搜神后记》或《续搜神记》而将有关桃花源的那一条排除在《搜神后记》之外。

上文提到《搜神后记》“渔人甚异之”一句下,有“渔人姓黄,名道真”七字夹注,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认为这是陶渊明自注。在《魏书司马睿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⑥中,他对这一观点有更多发挥:“《续搜神记》中载有《桃花源记》一篇,寅恪尝疑其为渊明之初稿本,其文著录武陵捕鱼为业之溪人姓名为黄道真,黄氏乃溪洞显姓。”云云。他由此推论浔阳陶氏家族与天师道之关系,可谓逸思横飞,天马行空。汪绍楹指出:渔人姓名,《太平寰宇记》一一八引黄闵《武陵记》(又《太平御览》四九引,文略)黄闵又有《神壤记》,见《隋志》地理类。姚振中《考证》云:“黄闵始末未详。”但《记》中云“昔有临沅黄道真”,又云„陶潜有《桃花源记》‟,是成书当在陶后。此渔人姓名,当因陶记附会而成。本书此处夹注,当又系后人据《武陵记》增入。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亦正以此七字为夹注。本书卷二“镜甖”条夹注“文献王导谥”五字,卷三“程咸”条夹注“一作程武”四字。余例尚多。至卷五“刘广”条夹注“刘或作王”四字,此明指《法苑珠林》作“刘”,《太平御览》作“王”,更足以证夹注为后人附加。陈寅恪先生以“黄道真”为陶自注,说似非①。李剑国则进一步指出:“渔人甚异之”下夹注“渔人姓黄名道真”非原文所有,乃据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李本夹注有此七字,遂以知本条据李本所辑也。渔人名黄道真,见《太平寰宇记》卷一一

八、《御览》卷四九引黄闵《武陵记》。《御览》引云:“昔有临沅黄道真,在黄闻山侧钓鱼,因入桃花源。陶潜有《桃花源记》。今山下有潭。立名黄闻,此盖闻道真所说,遂为其名也。”②此注盖即后人据《武陵记》而加。原文但言“太守即遣人随其往”,未有太守姓名,此言“太守刘歆”,亦据李本,李本“诣太守说如此”下注称“太守刘歆”。这里主要讨论了有关渔人姓名七字夹注的来源问题,也表达了与陈寅恪不同的意见。案《隋书·经籍志》:《神壤记》一卷,记荥阳山水,黄闵撰③。此书之前是:“《荆州记》三卷,宋临川王侍郎盛弘之撰。”此书之后是:“《豫章记》一卷,雷次宗撰。”据此可知,黄闵是刘宋元嘉时期(424—453)的人。唐虞世南(558—638)《北堂书钞》卷一百六“援棹咏歌”条,《后汉书》卷一百十六《西南夷传》第七十六《南蛮传》唐章怀太子李贤(652—684)注皆引黄闵《武陵记》,可知黄闵确有此书,而为《隋志》所漏载。唐狄中立(公元841前后在世)《桃源观山界记》:桃源洞在祠堂北。大江南岸渔人黄道真见桃花处,备于陶渊明、伍安贫记云。会昌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军事判官前华州下邳县尉狄中立记④。狄中立的依据显然也是黄闵《武陵记》。宋陈葆光(1154年前后在世)撰集《三洞华仙录》卷五“秦避桃源”条引《桃源记》:晋太康中,武陵渔人黄道真泛舟自沅溯流而入,见山中桃花夹岸,落英缤纷,睹一石洞涓流中吐,寒声漱玉,居室蝉联,池亭连贯,虽男冠女服,略同于外,然所服鲜洁,颜色灿然。见道真甚悦,递邀至家,为具酒食,问今所历代,道真具以实告,众皆感叹曰:“何人世之多迁贸也!”道真辞出,他日复寻花源之路,乃迷不复见矣⑤。

这里直接用黄道真替代了《桃花源记》所写以捕鱼为业的武陵人。李公焕是宋末元初人,比陈葆光要晚得多,所以《搜神后记》本桃花源故事的夹注极可能出自南宋道士之手,其来源即是黄闵的《武陵记》。究其实,这种情况与桃源故事的道教化、道家化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唐宋时代武陵道教的发展以及桃源观的建立,使《桃花源记》这篇表达作家社会理想的文学作品几乎成了描写洞天福地的道教文本。

总之,陈寅恪关于《桃花源记》的“草创未定之本”和“增修写定之本”的说法对于我们研究陶渊明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其关于《桃花源记》陶渊明自注的观点并不符合实际,我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态度。

第四篇：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读后感

《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读后感

经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本书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大背景，记述了1977年邓小平最后一次复出到1997年去世的二十年人生传奇，用纪实的文体讲述了邓小平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光辉实践、英明决策、理论创造和人格风范，记述了邓小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这本书，共分七章，即“历史拐点”、“杀出血路”、“铁血长城”、“伟大构想”、“政治嘱托”、“桑榆暮景”、“遗爱九州”。其中不但引用了很多已有的史料，而且还加入了作者亲自采访的真实感受，融实景再现和历史回忆于一体，对读者了解邓小平最后20年的思想，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有很大的帮助。

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可谓是波峰浪谷，“三起三落”而历经坎坷，但是最终都是转危为安，化险为夷。邓小平最后一次复出后，站在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上，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开放，凭着超越常人的智慧、高瞻远瞩的眼光、运筹帷幄的气魄，将 “文革”之后满目疮痍的中国引向了发展之路、希望之路。

本书内容和书名非常一致，重点在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之后一直到他的逝世。第三次的复出，也就是“四人帮”灭亡的时候，在中国风雨飘摇的关键时刻，他又出来主持大局工作。而且执政

观点鲜明，大胆。首先是否定“两个凡是”，禁止把毛泽东神化，提出要公正、客观地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甚至把全国各地很多地方的毛泽东画像给取下来，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需要非常大的胆量和气魄的，让人不得不佩服。文中提到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到最后所做的几件大事，每一件都是决定中国命运前途的大事，其中惊心动魄的过程没有做过多的披露，给我们呈现的是真真实实地体现在我们面前的中国的改变。对毛泽东的公正客观评价，主张把毛泽东当成凡人而非神类来看待，估计是让世人对他注意力骤然集中的一个亮点。其次是主动积极的外交政策，出访日本、美国，这是文革时期从来没有过的。77年恢复高考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机制，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尊重科技人才；肯定“包干到户”的做法，让农业空前发展；裁军百万，把全国的重点拉到经济建设上面来；学习新加坡，大胆开放经济特区，成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对香港、澳门问题的妥善解决；“一国两制”的提出，在对主权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硬和自信；主动退休，建立合理科学的领导机制。这系列的举动造就了新时代的中国，正如人说所说的那样“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了

他以高屋建瓴的姿态，在中国的南海边杀开一条“血路”，为打开国门练兵，创造了深圳特区的神话。

他以过人的胆识做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惊人论断，迅速果断地做出战略决策--裁军百万，锻造雄师劲旅，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

他纵观历史，总揽全局，为祖国的和平统一提出了“一国两制”创造性的伟大构想，顺利地将香港回归到祖国的怀抱，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实现了中国人的百年梦想。

他在南巡的途中谈笑风生，一路妙语连珠，使神州大地又一次春潮涌动，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更高更新的发展阶段。

他主动辞去现任职务，为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作出表率，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使人们更加钦佩他的人格风范。这些都是书中的主要看点。但是，让人们真正感动的还是充溢着全书的一个“情”字，当镜头对准政治舞台外的邓小平，这一侧面的“镜像”更为引人入胜。

邓小平可说是位无微不至的关心着国家的每点每滴，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那对科技与人才的尊重。由于文革十年的破坏，我们的祖国已经是千疮百孔，科技的落后，人才的缺失无不影响着我国的发展。这些曾经遭受迫害的科学家们再不回来，谈何发展，谈何建设。由于他的精明，废止十年高考制度也正常化了，多少考生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一位位曾经被诬蔑的科学家们都被请

了回来，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一件事情。知识分子的光环又重新批在了身上。例如，伟大的数学家陈景润先生惨遭了多少羞耻，被困在了小房间里，但还是在微弱的灯光下演算出了令人佩服的数学理论，我们伟大的小平同志终于在他走后为他平反了，这也表现着他对科技人才的厚爱与尊重。谈到这里，文革时期酿成的冤假错案都在他的指引下得到了平反，这一列列痛恶的丑闻牵动着广大人民的心，这回，人们心中的一块巨石终于得以脱落了，值得欢庆。

1984年建国35周年庆典时，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前打开的“小平您好”的横幅，道出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心声，成为人们脑海中经典的一幕。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那句“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至今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当人们在看到香港蓬勃发展之时都不禁为这位老人扼腕痛惜。1997年，在为邓小平送别之时，北大人又一次打出了“再道一声，小平您好”的横幅，可以说承载着人们太多的思念和无尽的情怀。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中国人的钱袋子鼓起来，腰杆子硬起来，过上了小康的生活。一代伟人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他的幽默情趣和人格魅力将永远印记在人们心中，让人们久久不能忘怀。

邓小平，一个令国人景仰的名字。然而在医护人员眼中，他

是一个非常配合治疗的老人，他也有着普通人的情感和心态。在他晚年活动中身边常跟随着医护人员。人们通过医护人员的眼睛，看到了一个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间的伟人。小平同志在医院里的常用语是“我没事”，从不忌讳提生老病死，他的乐观豁达令我们老百姓难以企及，它曾开朗的说，“医院是谁也离不开的地方，人吃五谷杂粮的，哪能担保一辈子不生病。生了病就要到医院。曾经老子亦提过，无私则天下都会属于你，不追求反而会更容易得到”。这乐观的态度怕也是邓小平能达93岁高龄的秘诀之一吧。

书中这样描述小平同志：

“是的，作为政治家，他既是一个威严的人，又是一个幽默的人。在重大原则的问题上，他从来没有、也决不会作出半点让步。在待人接物上，他又十分平易近人，举止随和，谈笑风生，富于幽默感。他的个性反映到语言上，就是鲜明、新颖、别致，富有个性化。如“ 扭着不放”、“ 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些带川味的个性语言实在形象、生动，让人回味无穷。

坦诚、直率而不矫揉造作，这是邓小平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他对不赞成的东西决不曲意逢迎。比如，他是传统京剧艺术的爱好者，他对江青搞的京剧改革和革命样板戏并不赞成，因而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据说，有一次，看江青主持拍摄的一部新影片，邓小平未等终场就走了。他就是这样从不掩饰个人真实的观点，这种坦诚就是他的个人魅力。"

这是对小平同志的真实刻画。不论生活中还是工作上，邓小平同志善于做思想工作，往往是三言两语，就起到了指点迷津的作用，甚至由此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正是如此，他的话总是让人过耳不忘，终身受益。他善于应付复杂、危急的局面，常常是三言两语，就能完成一个部署，而事后你才会发现隐含其中的超人智慧。他曾在抗日战争时说：“指挥机构大了不行，越精简越安全。”邓小平同志惜时如金，从不开长会，不讲长话。他写文章也是惜墨如金，怎么简明就怎么写。刘志坚同志称赞说，其文章字字珠玑，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堪称精练的典范。

读完了这本书，我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了中华民族的坚强品格。我们都曾经为一点点挫折而难过，甚至不敢争取成功。但现在，我才真正意识到伟大的坚强是一个人永远上进的强大动力。尽管学习上会碰到难题，生活中也会有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但我相信：只要坚强的面对，什么“坎”都可以跨过。

我们不一定能成为伟人，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学习伟人的优良品质，小平同志的的确确是我们心中的丰碑„„

第五篇：读《最后一分钟》有感

读《最后一分钟》有感

读了《最后一分钟》，我感到无比自豪，心里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样，久久不能平静。

这首现代诗主要写了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到来的最后一分钟时，作者无比激动的心情，表达了全国人民蓄积心中强烈的爱国之情和对香港回归祖国后美好前程的衷心祝福。

回家、归航，沐浴过一个世纪的风雨，一个信念伴随着一个民族走过了百年的沧桑。一个长久的期待、苦苦的渴望，紫荆花以一瞬的盛开凝聚了一个世纪的守望。历经了百年沧桑的香港终于回到了祖**亲的怀抱。这时，我仿佛看到了飘扬在香港上空的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我仿佛看到了那些英国人不舍的表情，看到了米字旗降下来了，我仿佛听到了英国人惋惜的叹泣声，听到了全中国人民的欢呼声，听到了回荡在香港夜空中的国歌声……

在香港同胞的脸上缓缓流淌的泪水中，我看到了他们久久的期盼和无限的渴望……我坚信，香港的明天必将更加辉煌，这颗“明珠”必将迸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读了这首现代诗，我不禁想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情景：所有中国人都在欢呼，每个中国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想到了“神州九号”和“天宫一号”成功对接时，所有中国人欢呼雀跃。想到了“蛟龙号”潜水突破七千五百米时，中国人的欢欣鼓舞！

古人云：“居安而思危”，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平安，但也不能掉以轻心，要时刻小心菲律宾和日本这两条“野狗”。中国政府不是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十四亿中国人民会用血肉之躯捍卫祖国领土的完整，因为我们是龙的传人—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