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信托时代我国信托投资公司核心盈利模式的再思考

第一篇：后信托时代我国信托投资公司核心盈利模式的再思考

后信托时代我国信托投资公司核心盈利模式的再思考

天津北方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发展研究所所长 邢成

2002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陆续颁布实施为标志，中国信托业开始全面步入以回归信托主业为主要特征的“后信托时代”。现阶段信托投资公司主业的内涵是什么？主要展业方向是什么？核心盈利手段是什么？主要利润来源是什么？上述问题已成为目前我国完成重新登记后的信托投资公司生存、发展乃至做大做强的关键所在。

一、信托投资公司主业分析

按照《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规定，信托投资公司的经营范围共包括十二项，即：

1、受托经营资金信托业务，即委托人将其合法拥有的资金，委托信托投资公司按照约定的条件和目的，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

2、受托经营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的信托业务，即委托人将自己的动产、不动产以及知识产权等财产、财产权，委托信托公司按照约定的条件和目的，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

3、受托经营法律、法规允许从事的投资基金业务，作为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

4、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中介业务；

5、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国债、政策性银行债券、企业债券等债券的承销业务；

6、代理财产的管理、运用和处分；

7、代保管业务；

8、信用见证、资信调查及经济咨询业务；

9、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10、公益信托业务；

11、信托公司所有者权益项下依照规定可以运用的资金，可以开展同业拆放、贷款、融资租赁和投资等业务；

12、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包括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办理的同业拆借业务等。

显然，按照上述规定，信托投资公司的主营业务应该十分清晰，即：资金信托业务、财产信托业务、投资基金业务以及公益信托业务构成信托主业，而其他各项则属辅业。

正是基于上述分类和判断，众多信托投资公司从公司的主营方向和盈利模式的确立到实际业务的实施和操作，均将通过开展资金信托业务，特别是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来收取管理佣金定位为信托投资公司的主要业务模式和主要利润来源。自2002年7月《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至2002年底，共有20余家信托公司，共推出22个信托品种（见附表），资金规模近50亿元，2003年上半年共推出30多项信托业务，资金规模超过30亿元，其中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几乎占了90%以上。信托业务类型 数量 基础设施建设信托 8 房地产开发信托 8 MBO收购信托 1 汽车消费信托 1 证券投资信托 1 融资租赁信托 1 汽车营运权信托 1 教育信托 1 发行资金信托产品，收取管理佣金究竟能否支撑信托投资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呢，从现阶段各信托投资公司的资产结构、实收资本规模以及各类运营成本指出标准分析，答案基本是否定的。

以一项信托规模为一亿元人民币的资金信托计划为例，发行成功一项一亿元人民币规模的资金信托计划，按照行业惯例，所收取的管理佣金应为信托财产的1％左右，即100万元。而实际上信托投资公司从目标企业或项目的选定、论证、可行分析到设计信托产品、推介、宣传、营销以及该信托项目的后期管理、信息披露、账簿核算、收益派发、信托合同终止，直接成本就会抵去约0.2％，再将各类固定成本和变动费用摊销进去，又会抵去约0.2％，如此计算下来，一项规模为一亿元人民币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约为信托投资公司带来50万元人民币的税后利润。而信托投资公司除维持正常的运营成本和费用支出外，还要不断扩充发展，增加积累，扩大自身净资产规模。特别是一些按照市场化原则已实行股份制或法人治理结构较为合理的有限责任公司，一般都由多家投资股东组成，每年分红派利的压力巨大，以实收资本为十亿元的信托投资公司为例，较为中性的分红率（利润回报率）大致为8％－10％，这就需要约1.5亿元的税前利润规模作为支撑，而要通过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收取佣金实现1.5亿元的利润规模的话，则需要发行销售约15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亦即需约500至700个信托项目作为前提。但据初步统计，自2002年7月18日上海爱建信托发行第一支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至2003年6月，全国近五十家信托投资公司共推出的近40余项集合资金信托规模也不过寥寥百亿元人民币。

综上所述，得出以资金信托作为现阶段信托投资公司的主业或主要利润来源的结论显然是过于理论化和匆忙的。

二、现阶段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的主要约束性因素：

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真正成为信托投资公司的核心盈利手段，需要具备若干重要的前提条件，诸如迅速形成巨大发行规模、运行成本低廉、市场受众群体广泛、市场环境基本成熟、委托人风险意识清晰等。然而现阶段信托投资公司开展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尚存在诸多约束性因素。

（一）政策性约束

按照《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2]314号）的有关规定，将信托投资公司发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基本定位于非公募性质，从而在下述方面进行了较为刚性的约束。

1.信托规模。每项信托计划不得超过200份信托合同，每份信

托合同的最低金额不得低于5万元人民币。如此单项资金信托计划发行规模的限制，导致资金信托产品的设计和推出与大多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规模以及高达十万亿元人民币的居民储蓄所产生的投资需求都产生了巨大差距。而且作为一种独立金融业态推出的投资产品与其他投资品种相比，例如每年均达千亿规模的基金和国债、万亿规模的股票以及数百亿规模的企业债券等，作为四大金融支柱之一的信托产品规模几乎微不可感。

2．营销宣传。按照有关规定信托投资公司不可在报刊、电台、电视等新闻媒体上对信托计划做广告宣传和产品的营销宣传。而无法直接进行信托产品的营销宣传，不仅导致销售渠道不畅，产品信息闭塞，投资人无法从常规渠道规范获取和了解信托产品，而且也使信托产品推介过程中的公开效应大大削弱，无法通过公开产生公信，使信托产品合法性、真实性和诚信度不同程度打了折扣。

3.区域性限制。信托投资公司因明确不能设置分支机构而使其在异地的展业功能受到明显的限制。而是否能够通过其他金融机构代理开展异地业务则尚无明确的政策性界定。然而，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是全国性乃至国际性市场，资金信托业务不可能，也不应该只局限于一城一地。

4．流动性操作。尽管《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了信托产品的受益权可以转让，但转让方式、转让价格、转让手续和转让场所均无明确规定。从而使资金信托产品的流动性，特别是机构委托人的大额信托合同的转让严重缺乏操作性。

（二）市场性约束。1.市场体系尚不健全。

规范意义上的信托市场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的市场要素还不健全，市场运行机制也不完善。信托产品的市场主体和市场客体尚不十分清晰，市场流通渠道也没完全形成，有些环节还不十分畅通，市场风险的概念和载体也较为模糊。诸如资金信托产品的流通和转让，财产信托业务的登记和过户，信托收益的纳税范围、纳税环节和纳税标准以及信托财产的会计核算制度等配套环节还都没有同步出台，甚至存在缺失和空白。2.市场信誉尚不成熟。

信托投资公司和信托产品市场形象与市场信誉在历经长达八年之久的五次清理整顿之后，受到前所未有的重挫。如何建立信托市场信誉，重塑信托公司形象，是信托业务面临的极为严峻和紧迫的问题。现阶段全国保留的六十余家信托公司大部分已完成了重新登记工作，其资产质量、资本规模、人员素质、管理水平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信托市场信誉重建仍任重道远，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培育、引导、提升和完善的过程。因此在信托市场信誉先天不足，广大投资人对信托产品较为陌生，对信托公司的功能和资信仍持有一定观望态度的状况下，加之信托投资公司无法大规模的通过主流媒体对信托业务和信托产品进行宣传和推介，就使得这一进程更为艰难和需要耐心。3.市场定位尚不确定。

集合资金信托产品的市场主体如何构成，迄今仍处在摸索阶段。是机构投资者为主，还是个人投资者，如果是机构投资者如何解决其资金成本和流动性问题？如果是个人投资者是低端客户还是高端客户，高端客户市场份额有多大？低端客户如何协调单项信托规模的限制与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矛盾。从中国社会财富分布结构分析，以少数、大额、长期的机构投资人为主要对象的纯私募方式似乎不太现实。因为拥有较大资金规模的机构投资人往往是理财能力较强的企业经营者或专业投资人，委托信托公司理财的动机不足，甚至其本身经常是资金的需求者，缺乏大规模长期闲置的资金。而短期闲置沉淀资金，又因信托产品缺乏流动性而无法操作。加之信托投资公司尚不具备一批专业拓展私募市场的营销队伍，我国有关私募基金的法律尚未出台，因而也就难以形成一批稳定的机构投资人客户群体。

（三）运用性约束

从近期各家信托投资公司开展资金信托业务的过程看，虽然在营销阶段即资金的募集阶段遇到一些瓶颈问题，但应该还不是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主要矛盾。可以说信托投资公司发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来源问题虽然有一定的约束因素，但现阶段并非关键环节，真正的瓶颈约束是信托资金的运用和投向问题。根据现已推出的资金信托产品的运用方式和方向分析，主要是通过贷款或投资的方式运用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等行业和项目。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我国当前分业管理的金融体制下，信托产品的创新空间受到分业经营、交易市场不充分、缺乏避险工具等诸多因素的局限，因此信托产品的诸多功能难以体现；其次是众多投资者短期化的投资理念根深蒂固，进而对信托产品短期设计和推出机制要求强烈；第三是广大中小投资者对专业服务和专业投资机构的信用仍持较强的轻视和怀疑态度，而政府崇拜的心理则惯性十足。基于此，众多信托投资公司纷纷推出中短期限，明示一定预期收益，甚至附加有财政和政府信用色彩的信托产品和投资项目也就成为不二的选择了。而与此同时，面对源源而至的集合信托资金，具备上述要件的投资项目则日显稀缺。

三、现阶段信托投资公司核心赢利模式的再思考

综前文所述，集合资金信托业务虽然在2002年大出风头，但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判断，该项业务只能作为信托投资公司核心赢利模式的重要工具之一，而绝非实现信托投资公司主导利润的直接手段。

（一）现阶段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相对成本较高。

一项信托投资项目从项目筛选、研究开发、产品设计、营销推介、投资管理到最后清算终结，往往耗费信托投资公司大量人力和财力，甚至有的项目耗时数年，成为信托公司的优质资源和重点项目。其间不仅开发成本巨大，营销成本、管理成本和运行成本也都需较大的投入。

（二）多数资金信托产品的科技含量不高。

资金信托作为目前各家信托公司信托业务的主要产品，其存在的一个严重不足是科技含量过低，极容易被其他机构所模仿，从而导致该项业务无法形成信托投资公司的专属性业务。在2002年继信托公司推出集合资金信托业务不久，深发展和民生银行就推出了几乎与资金信托业务完全相同的，“多方个人委托贷款”业务，且在一些技术细节上还占有优势。因此门槛低、无专属性、缺少立体化和组合化优势，成为目前多数资金信托产品的突出缺陷。

（三）信托产品隐形风险与实际收益失衡。

资金信托业务应属委托理财范畴，信托公司只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佣金。按照“一法两规”的有关规定，凡资金信托项目运营中的市场风险、政策风险均由委托人即投资人承担，信托投资公司只就因违约而管理失责所导致的信托财产损失承担责任。换言之，资金信托业务按照有关规定，对信托投资公司而言应是非负债业务。

然而在现阶段信托投资公司的业务实践中，在各信托公司推出的信托产品计划、信托合同以及各类宣传推介材料中，无一不明示预期收益。尽管从理论上讲，预期收益是弹性的，不同于承诺固定收益，但各信托公司在业务开展中，实际已承担了赢利预期和信托财产完整退出的巨大管理风险和信誉风险。如此巨大的隐形风险与只有不到1%的管理佣金收益相比，显然是非常不对称的。

四、发挥资金优势，全面提高直接投资管理能力，重点探索高收益领域的赢利模式。

虽然信托投资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业务门类十分广泛，但本人以为其赢利手段基本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投资收益类；第二类是中介服务费。而投资收益类业务应是目前信托公司的核心赢利手段。

伴随信托投资公司重新登记工作的完成，各信托公司实收资本规模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流动性资产比例大大提高，整体资产质量普遍得以提升。与此同时，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开展，也为信托公司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和广阔的融资平台，依托如此巨大的资金优势，信托公司首先应在充分论证和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对电子、通讯、汽车制造、环保等朝阳行业的优质项目进行重点投资，在市场化选择的原则下，获取高回报；其次对高科技企业、金融机构（包括新型股份制银行、大型证券公司、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类公司、担保公司、）能源石化企业、信息工程企业以及优质拟上市企业等高成长性的企业进行较大规模的股权投资，在获取高收益的同时，掌握和熟悉相关的行业发展趋势和企业运行规律，迅速培养和形成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项目投资经理和信托执行经理，真正具备专家理财的水平，充分体现专业理财机构的功能；再次应重点突出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全面拓展与外资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合作的机遇，特别是与世界五百强中的大型跨国集团进行紧密型的合作，借船出海，优势互补，实现超常发展。

信托资金的运用应在上述投资架构的平台之上，充分依托信托产品的创新和信托业务手段的组合，要逐步由单一佣金型资金信托模式逐步过渡为共同受益型的资金信托模式，共享信托财产运用和管理产生的信托收益。这不仅能够有效的化解信托公司的隐形风险，解决收益与风险失衡的弊端，而且能够进一步获得委托人的信任和市场的认可，迅速扩大信托资金规模，同时也提高了信托公司专业能力和理财水平，特别是项目投资和项目管理的能力，进而真正形成信托投资公司稳定的、高水平的主导利润来源和核心赢利手段。

在重视实业领域投资的同时，信托投资公司还应充分发挥熟悉资本市场投资的特殊优势，调整投资理念，适应新形势的变化，与信托业务、投资银行业务和财务咨询业务密切组合，对证券市场上具备行业优势、成长潜力大、管理规范的优质企业，以长期投资的理念进行投资持有，共享伴随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宏观背景下资本市场成长的果实。

五、发挥信托制度优势，组合运用信托业务工具为客户提供立体化信托服务。信托投资公司信托规模的增加，不能单纯依赖资金信托规模的扩大，信托公司应大力拓展规范意义上的资产管理类信托业务。通过组合运用投资、贷款、融资租赁、担保等业务手段，搭建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信托制度平台，通过个性化设计和产品创新，对国有资产管理，国有企业改制、重组购并、破产清算、债务托管、管理层收购、员工持股计划、企业上市、国有股份管理、附担保公司债等诸多领域进行信托化安排和设计，进而在不断推出创新信托产品的同时，超常规扩张信托资产规模，规避诸多市场风险，同时也衍生和带动了诸如投资银行业务、融资顾问业务、财务咨询业务、信用见证业务等一系列中介业务，使信托公司通过开展资产管理等管理型信托业务，不仅大大增加了低风险的信托管理佣金收入和中介咨询收入，使之成为信托公司赢利手段中的重要组成成分，逐步形成信托公司因制度优势而特有的专属业务，创出该业务领域中信托公司的品牌效应，而且通过上述业务的开展，又进一步为直接投资业务拓展市场，发现机遇，开发潜在客户和优质投资项目，进而形成两大类业务互动的良性循环，使信托投资公司在“一法两规”政策框架内，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其特有的资金优势和制度优势，充分体现其各项职能，逐步形成信托投资公司高品质、高稳定、专属性的赢利模式。

第二篇：价值、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一个再思考

价值、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一个再思考

作者：杨耕 《光明日报》（2015年12月02日 13版）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断地追求和创造价值，同时又不断地认识和评价价值，并逐步形成了价值观。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也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核心利益，应当也必须是社会主义价值关系应然状态的展示和期盼。

价值关系：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的确如此。音乐，对于有没有音乐素养以及不同素养的人来说，领悟、诠释和评价显然是不一样的。对于没有音乐素养的人来说，音乐没有意义；对于有音乐素养的人来说，有意义；对于职业音乐家和爱乐者来说，意义又不一样。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属于价值范畴。从哲学的视角看，价值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意义关系。

在实践活动和日常生活中，主体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掌握和占有客体，利用客体的属性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定的关系，这就是，主体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客体及其属性进行选择、利用和改造的关系，或者说，是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满足的关系。这种特定的关系就是价值关系，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意义关系。某事、某物能够满足主体的需要，就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不能满足主体的需要，就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物及其属性是价值关系形成的客体依据，人及其需要是价值关系形成的主体依据，只有人才是价值的创造者、实现者和享有者。物及其属性有无价值、有什么价值，都是相对于人、相对于不同主体而言的。

人是在需要的推动下从事实践活动，把身外的事物变成自己活动的对象，变成自己的价值客体的，价值关系就生成于人对自然的改造过程中。同时，人对自然的改造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并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这就是说，有了人、人的活动和社会关系，才产生了自然界原本不具有的价值现象，才形成了物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事物能否成为价值客体，不仅依赖于事物自身的属性，而且取决于人的认识水平、实践性质和社会制度。正如马克思所说，“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同时，人的需要不是纯粹的动物性的需要，而是“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是在实践活动中不断被改造、不断变化发展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

单纯的生理需要都是有限的，动物是这样，人也是如此。中国有句古语，那就是，“日食三餐，夜眠八尺”，但实际上，人的需要是无限的。生产不仅满足需要，而且生产需要；生产越发展，需要也就越丰富。更重要的是，人与人的需要也不是同一的。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人的需要本身也发生了异化，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需要甚至迥然不同，人的需要又因此分化为正常需要与非正常需要，后者导致奢侈品、畸形消费。

这就是说，尽管人人都有需要，但并不是每个人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需要的内容及其满足方式、满足程度，取决于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我们不能仅仅把价值理解为人与物的关系，不能把价值与使用价值混为一谈。如果说使用价值只涉及人与物的自然属性的关系，那么，价值不仅涉及人与物的自然属性的关系，而且涉及人与物的社会属性的关系；不仅体现着人与物的关系，而且体现着人与人的关系。在我看来，大气污染实际上是以“天灾”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人祸”，生态危机实际上是人的危机，它不仅反映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表明，人们需要的内容及其满足，就是利益。因此，价值关系的核心就是利益，价值关系本质上是利益关系。作为利益的主体，可以是个体，可以是集体，也可以是社会。实际上，任何一个现实的个人必然同时具有这三层关系：既是个体，又属于某个集体，同时还是社会的成员。因此，个人的利益是多层次的，既有个体利益，又有集体利益，还有社会利益，仅仅以个人利益作为价值评价的依据，显然会失之片面。

所谓评价，就是主体在对客体认识的基础上，把自身需要的内在尺度运用于客体，对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进行评判，其着眼点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效用关系。所以，价值评价必须考虑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必须把主体的需要和利益作为内在尺度运用于评价的客体。任何一个个体、群体的价值评价都受到他们的需要和利益的制约，都受到反映这种需要、利益的观点和立场的制约。从来不存在一个脱离需要和利益、没有观点和立场的价值评价，价值评价总是依据评价者的需要和利益、观点和立场的不同而不同，包括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其意义的评价。

价值观：价值关系应然状态的展示和期盼

所谓价值观，是指人们关于如何区分好与坏、善与恶的总体观念，是关于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基本原则。价值观属于观念形态，但它却存在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有对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成果的评价；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有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评价；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有对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评价，如此等等。各种价值评价都有自己特殊的标准和基本原则。就内容而言，价值观的根本是价值原则。有什么样的价值原则，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规范和价值理想，价值原则规定了价值观的性质。基督教的价值观以上帝为价值原则，并将之作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以个人利益为价值原则，并将之作为评判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以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为价值原则，以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最高价值。

价值原则总是渗透在价值规范中。所谓规范，其本意就是规则、标准或尺度，明确规定人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任何价值观只有通过价值规范具体化为如何行动的规范，才能引导人们的活动。有什么样的价值原则，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规范。确定的价值原则、价值规范必然导致确定的价值理想，价值理想是以对未来应然状态的规定和把握为内容的。价值原则、价值规范、价值理想都属于价值观的内容。

价值观与价值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价值关系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关系，是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实际的利益关系。利与害、好与坏、得与失等等都不是单纯的主体的自我感受，而是实际的利益关系。比如，一个奴隶可以满足自己的奴隶地位，但并不能因此改变奴隶与奴隶主的价值关系，不能因此改变奴隶与奴隶制的价值关系。价值观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不同的人对价值关系的理解和把握。这就是说，价值关系不同于价值观，价值关系是客观的社会关系，价值观则是人们对客观的价值关系的观念把握。人们正是基于意识到的需要对价值关系进行判断、整合和反思及其升华，才形成了价值观。一言以蔽之，价值观即是对价值关系应然状态的展示和期盼。

在社会生活中，价值观构成了个人的心理定势。因此，任何一个社会都要通过法律、舆论和教育，有目的、有计划地把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灌输给每个社会成员，促使他们形成共同的价值观；都要通过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告诉人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从而为人们的社会活动、日常生活提供规则、标准和模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实际生活体会这种核心价值观，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决定选择还是不选择这种核心价值观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因此，我们应当根据自己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人们的实际利益建设核心价值观，并通过多种渠道使社会成员能够理解、认同、接受这种核心价值观，并内化为社会成员的个人价值观，从而形成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否则，社会所提供的核心价值观就只能成为人们的外在规范，而不能成为人们的内在意识。

不同人的价值观主要决定于不同人的社会地位，反映了人们多样的生存条件、活动方式和利益关系。但是，我们应当注意，社会地位相同，价值观并不一定相同。同样是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工人，有起来反抗雇佣劳动制度的工人，也有满足自己雇佣劳动地位的工人。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同，但价值观念不一定相同。在阶级社会中，被剥削者接受剥削阶级的价值观念的现象并不罕见。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价值观与价值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进行价值判断的尺度，属于主观的思想领域，价值关系则是人们之间实际的利益关系，属于客观的社会关系。人们的价值观可能正确地反映了价值关系，也可能歪曲地反映了价值关系，二者并不是绝对一致的。实际上，价值观的形成是包括价值关系、经济关系、传统文化和社会教育积淀在内的复杂过程。任何社会都需要进行核心价值观、主导价值观和共同价值观的建设。儒家价值观之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共同价值观，就与长期以来封建社会统治者的倡导，与整个封建社会的教育，尤其是与科举制度和官吏任用的标准密不可分。

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反映的都是该社会的本质特征和核心利益。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个人本位。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既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任务，也是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核心理念。我们应当注意，社会形态的变化同时也就是社会核心价值、核心价值观的变化。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是社会形态的根本变革，这一变革在价值观上的标志，就是核心价值的变化。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与以往社会的核心价值不存在全盘继承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以及封建主义核心价值的变革。

因此，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我们既不能移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不能挪用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因为它们都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也必须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及政治制度相适应，应该也必须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核心利益，应该也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定的精神气质，应该也必须是社会主义社会价值关系应然状态的展示和期盼。

任何社会大变动时期都会发生价值重估和价值观重建的问题。西方的启蒙运动，是对古希腊罗马时期关于人的思想的一次重估，是被中世纪神学所压抑的古代人文思想的一次重生。中国的“五四”运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重估，是科学和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一次重生。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这一变革最突出特征和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了，构成了一场前无古人、艰难复杂而又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它必然引发价值重估和价值观重建的问题，也必然为重建社会主义价值观开辟广阔的思维空间和社会空间。

（杨耕，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第三篇：我国农业保护问题的再思考

与高速发展的国民经济相比，我国农业呈现逐渐相对萎缩的趋势，这与我国整体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宏观战略要求是不相符的。为此，在农业保护的问题上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在农业保护的连续性、法制性和农业保护方式的多样性方面，我们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作法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正视我们的问题和差距，借鉴国际上农业保护的先进思想和方法从而逐步完善我们的农业保护政策，这正是本文的研究主题和目的。

一、我国农业保护的现状及问题

自新中国成立至开始改革开放的30年间，由于脆弱的工业体系所支撑的国民经济急需得到发展，因此一直实施着以“暂时”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工业倾斜”战略，同时附带着“待工业发展后再‘反哺’农业”的期待和允诺。这个时期，农业是净流出产业而工业是净流入产业，从经济角度谈不上对农业的保护。1979年以后，对农业基础地位的重新定位以及中央旨在稳定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措施，使得严重扭曲的工农产品比价关系多少得到了一些矫正，农业生产也以1984年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新高为标志而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但以后对农业形势的盲目乐观导致国家对农业投入的锐减，从而使得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逐渐拉大，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重新陷入了波动和徘徊的境地。至1993年第四季度，由南方水稻严重歉收而引发一轮严重的农产品及副食品价格的轮番上涨，对当时本已十分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才真正触动政府对农业基础地位的再认识。之后，1994年和1996年两次对农产品实行大幅度的提价，从而出现1995年和1996年连续两年农产品的大幅度增产。

农业丰收以后出现了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粮食价格大幅度的回落。1996年秋收后，国家多次要求各地制定和实施粮食保护价，但收效甚微。针对这一情况，1997年的夏粮收购，国务院出台新的政策：对国有粮食部门敞开收购、正常销售后的超储粮，国家补贴仓储费用和利息；所需资金从中央和地方共同建立的粮食风险基金中支付。这一政策终于有了成效，当年市场粮价出现了大幅度的回升。

至此，可以说我国农业保护终于正式启动且已初见成效。但是，我国的农业保护仅仅处于开始阶段，无论是政策体系还是组织实施都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自那以来，我国农业保护的政策除最近国务院宣布五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这一条外，本质上没有什么大的动作。这些问题如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农业保护的效力就会大打折扣，现行农业保护措施也难以持久。

2.实施农业保护的方法过于简单化。我国迄今为止的农业保护，主要局限于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而由于我国财力不足，即使是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也明显力不从心，效果难尽人意。另外，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其贸易规则来看，对农产品实施价格支持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因此，仅仅实施农产品价格支持的农业保护，不是完整和合理的政策选择。

3.缺乏合理的农业保护的政策载体。我国的农业保护在组织落实方面，是以国有粮食部门为政策载体的，即国家农业保护的政策由粮食部门督促具体实施。这里存在着一个与市场经济原则严重相悖的问题：经过改革后的我国粮食部门，已经成为盈利为目标的商业企业单位，它是农产品市场的参与者；农业保护由粮食部门具体实施，又使得它扮演着粮食市场管理者的角色。这使粮食部门处于非常滑稽的地位：作为以盈利为目标的市场参与者，它由于各种政策性行为而造成巨额亏损（表现为对财政的巨额挂帐），因而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作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它又由于盈利目标的压力而无法或者是无意全力地执行国家政策。事实上，1996年秋收农产品保护价政策之所以基本没有执行，1997年大部分地区的农产品保护价之所以难以到位，皆因粮食部门执行政策不力使然。

4.中央与地方及地方之间利益上的不平衡。如在1997年实施粮食保护价的政策时，国务院规定，对国有粮食部门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超储粮，其所需的资金从中央和地方共同建立的粮食风险基金中支付。这样就产生了两种利益冲突：一是中央与地方在利益上的冲突。实施农业保护是中央宏观经济的需要，但对超过市场价的粮食保护价，地方也得拿出资金，对此，地方没有积极性是非常自然的；二是地方之间在利益上的冲突。在执行粮食保护价时增加地方财政的负担，产量越多、对国家贡献粮食越多的省份，地方财政因此而增加的负担也越大，这对于农业大省、大县是极不公平的。同时，各地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必然受到压制，这无疑于鼓励地方重工轻农，从而对国家发展农业这一宏观政策目标的落实也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

美国是个资本和技术大国，但美国对农业这一传统产业仍然极为重视，并对其农业进行了世界上最完善的保护。借鉴美国农业保护的方式方法，对于我国实施完整的农业保护应该是有极大参考价值的。

（一）农业生产保护政策体系

美国农业生产保护政策的作用对象是广大的农业生产者，因此其作用范围是农业生产领域。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农业生产能够摆脱因农业的弱质性和风险性对其基本利益所造成的威胁，保证农业生产者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从而保护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其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农业信贷优惠。主要形式是所谓的“无追索权贷款”，即参与该项计划的农场主获得的由农业部农产品信贷公司（ccc）提供的一种担保贷款。其基本作法是，为保证农业生产的基本收入水平，政府事先制定出每单位农产品的支持价格，在农产品收获后的任何时间，生产者可将农产品按支持价格抵押给农产品信贷公司而取得该项贷款。之后，如果市场价格不能达到支持价格水平，信贷公司无权索回贷款，而当市场价格高于支持价格时，农场主可自己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然后再偿还该贷款的本息。一般来说，政府制定的支持价格等于或略高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且贷款利率远低于商业贷款利率，所以农业生产者可从此项计划中以较低的成本（贷款利率）得到获取高收益（市场价格高于支持价格）的机会。

2.目标价格补贴。这项措施自1970年实施，具体内容是：政府事先确定某些农产品高于支持价格（即贷款利率）的目标价格，以此作为计算差价补贴的基础，在农产品收获后，如果农业生产者以低于目标价格的价格水平出售农产品，则可获得政府的差额补贴，其数额等于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或政府支持价格（贷款率）这两种差额中的较高者。这种直接收入补贴措施填补了市场价格与目标价格之间的差额，从而保证了生产者的最低收入水平，此时的目标价格也就成为农产品的最低保护价。

4.生产控制。采用多种诸如面积控制及休耕补贴等办法，使其国内农产品供给保持一定水平，以减少政府的农业预算开支及保持国内农产品的较高价格，从而达到保护农民利益的目标。

5.农业保险。农业保险是美国实施农业保护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手段和方式。为减轻自然灾害给农民可能造成的风险损失，美国政府对从事农业保险的机构提供大规模的保费补贴，从而使农民能以较低的保费率普遍参加农业保险。1990年修订后的农业法规定，凡参加联邦农作物保险的农作物，在遇灾害时可根据农业保险的有关规定获得较高的赔付，即使没有参加保险的农作物，如遇灾害时，也可获得按规定产量40％的赔偿。

（二）农业贸易保护政策体系

美国农业贸易保护政策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贸易控制计划。为使美国国内农产品不受外国竞争者的冲击，政府利用世贸组织的相关进口限制免除条款，对农产品的进口数量制定进口限额，对进口总量进行限制，控制外国农产品的进入，从而达到保护国内农产品市场对国内农产品强力需求的目的。

3.食品援助计划。出于政治和整体经济战略的目的，美国长期以来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各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援助，其中食品援助是其经济援助的一个主要内容。由于美国的经济援助总是带有各种附带条件的，所以这种援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有偿”的。既然提供经济援助是必要的，那么提供食品援助就是一种最合理的选择：一方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食品短缺的困境，食品援助极受欢迎；另一方面美国农产品剩余的矛盾也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客观上又起到了保护农业的极佳效果，真可谓一箭双雕。

三、对我国农业保护的政策建议

1．对农业保护立法。这是使我国农业保护走向正常轨道的关键环节。对农业实施保护，其收益不在于实施农业保护的当年，而在于取得其滞后效应。这一特点往往使人们在连续丰产之后产生对农业问题的麻痹认识，从而产生对农业保护必要性的怀疑。而一旦农业保护开始削弱，其后遗症往往要等一年甚至几年后才会显现，在那个时候再重新实施农业保护，则必须等一年甚至几年后才会产生效果，这样必然会造成农业发展过程的人为震荡。因此，如果农业保护措施不是连续的，那么从农业保护这一措施中的收益也必然不是连续的，同时农业保护的效率也必然会因农民对农业保护政策产生信任危机而大打折扣。要使农业保护政策保持必要的连续性，就必须有法律上的保证。

2.改造农业保护的政策载体。在目前体制下，我国的粮食部门作为农业保护的政策载体显然是不适宜的，这一政策载体的改造可参考农业银行的作法进行。农业银行在向商业化转轨过程中，为了剥离市场行为和政策行为，把原来的农业银行一分为二，在原农业银行之外成立了农业发展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主要任务就是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功能。粮食部门可进行类似的改造，即将农业保护的政策职能从现在的粮食部门中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产品收购部门，具体执行国家对农产品的保护价政策。这样，一方面可以顺利地将庞大的粮食机构真正地彻底推向市场，另一方面又可使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得以顺利和坚决的贯彻执行。这种改革只是粮食部门的一种分化，而不是另起炉灶，不致因新机构的设立而增加国家更多的负担。目前粮食部门将经营部门和国库部门进行了分离，但因为这种分离不彻底，所以仍然无法实现我们所谓的政策载体的职能。

3.实行农业保护形式的多样化。农业保护的实质就是政策对农业的倾斜，就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参与和干预市场运转，进行部分经济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置。因此，只要农业在其发展过程中能超越于市场规则而获得政策优惠，都可视为对农业实施了保护。

4.建立中央与地方及地方之间在实施农业保护政策过程中的利益平衡机制。对农业的保护就意味着超越于市场机制之外的、产业之间利益的强制性再分配，对此中央和地方的目标显然是有差异的。为此，必须建立一种能够合理解决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在实施农业保护政策时的利益平衡机制。在中央还没有充足的财力单方面解决实施农业保护政策所需的资金时，动员地方财力共同达到这一政策目标是可行的。正确处理地方之间的公平负担是建立这种利益平衡机制的关键。笔者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可以设立一种统一的全国性粮食风险基金，其出资比例或出资额度不是按各地方的粮食总产量的多少确定，而是按照各地国民生产总值的多少确定。这样就能够保证农业大省有一个合理的、可接受的负担水平，也能使那些工业大省对农业保护这一符合国家宏观经济需要的政策的有效实施作出应有的贡献。

5.真正减轻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农民之所以有不合理负担，本质原因是社会对农民地位的不合理定位，也就是说，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没有真正取得商品经营者的公平地位。实施农业保护政策，实质是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鉴于当前我国农民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只有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农业保护政策才能真正收到实效。

第四篇：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再思考

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再思考

当今社会企业无处不在，对社会的发展和你我的生活都具有超凡的影响。一方面，企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企业也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企业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是，如果只强调这一部分的片面发展而忽视社会的其他细胞，社会这一理想蓝图将不会完美，而我们片面强调的这一部分也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因此，企业在追逐利润的同时，还应承担其应有的社会责任，树立以人为本、诚实守信、社会反哺、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精神或价值观。

概念的明确是研究的前提，因此，我们需要明确和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实际上是一个舶来品。二十世纪初的欧美地区受自由放任经济思潮的影响下，企业声嘶力竭的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后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兴起，它包括环保、劳工和人权等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承担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等方面的社会责任。简而言之，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在企业内部要营造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和谐氛围；另一方面，在企业外部，企业要承担对自然环境、对社会各个利益相关者如消费者、社区的义务。此外，《中国青年报》曾有调查显示，公众眼里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给予员工较好的福利和薪（73.5%）不侵犯消费者权益（73.8%）、致力于生产环保型产品服务（63.7%）、严格遵守商业道德规则（73.3%）、不凭借垄断地位获取暴利（67.5%）、参加捐款捐赠等慈善活动（48.7%）。

然而，现实很骨感，很多企业包括行业翘楚选择漠视企业的社会责任，甘当社会责任的旁观者。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近日发布2011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该报告分别从国企、民企和外企的百强中选取研究对象。在三百个对象中，平均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只有19.7分。我国外资企业100强的社会责任整体水平低得可怜。没有积极推进社会责任管理的公司占了78%。这些企业中，很多母公司为财富世界500强企业。这或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企业只追求短期的利润，漠视社会责任的行为已经产生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首先，企业在疯狂的追求利润的过程中直接损害了员工尤其是工人福利。工人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长时间的工作，得到的薪酬却少得可怜；其次，在利润的驱使之下，大量假冒伪劣产品、豆腐渣工程、有毒有害食品层出不穷，而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却要为此买单。让人耳熟能详的三鹿奶粉、三聚氰胺、地沟油等事件即是例证。第三，为了谋取高额利润，企业完全不顾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肆意地排放各种废水、废弃、废物严重的污染了我们的生存环境。第四，不少企业凭借垄断地位不断谋取暴利，这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甚至于出现了两级分化。可见，企业以牺牲社会利益，片面追求利润增长的短视行为无异于杀鸡取卵，最终也将导致企业的毁灭。

相反，企业企业在追逐利润的同时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强调以人为本、诚实守信、社会反哺、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才是企业生存的王道、企业的未来。一个长期善待社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可以提升自己的品牌形象，增加无形资产，这就为企业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企业的金字招牌。荷兰王国驻华大使威勒姆·范·伊表示：“企业社会责任一个双赢战略，因其既有利于企业的经营和获取利润，又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它与公司的将来、社会的将来以及孩子的未来都息息相关。”此外，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也是企业的义务。古语有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企业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 的受益者，也理应成为社会责任的践行者。

重塑企业的社会责任势在必行，企业应当把社会责任提升到战略的高度予以重视，把社会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企业的发展之中。具体而言，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企业应关注、了解并严格遵守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工人权利等方面的规定；第二，企业应当树立以人为本、诚实守信、社会反哺、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精神或价值观；第三，制定非财务绩效指标；第四，企业应反哺社会，绝尽全力做好慈善事业，保护环境，改善污染，造福子孙后代；第五，各政府部门也应就就如何进一步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形成共识；最后，工业企业和行业协会定期编制和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形成公开透明的自我约束机制，同时媒体也应发挥监督作用，消费者和员工也

应形成权利意识，自觉抵制企业片面追逐利润的行为，从而建立社会监督机制。

俗话说，“只有懂得一桶粥的付出，才能得到一桶金的收获。”，在社会道德下滑、企业责任中落的现实背景之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将不再是选择性行为，而是企业为保持基业长青的必然选择。企业社会责任一个双赢战略，它既有利于企业的经营，又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它与我们每个人以及我们孩子的未来都息息相关。因此，企业应自觉承担其对社会的责任，用以人为本、诚实守信、社会反哺、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指引其长期持续发展，最终为我们的社会描绘一幅美好的蓝图。

第五篇：对我国青年失业问题对策的再思考

对我国青年失业问题对策的再思考

林立

（厦门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福建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

当前，我国青年失业问题日益严峻。尽管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收效甚微。其原因主要是现行对策存在着不足。应从提高对青年失业问题的重视程度，实施积极的促进就业政策，整合力量，形成社会支持网络等方面加以弥补。还需关注和重视社会资源的整合与失业青年的沟通，满足失业青年就业需要。

【关键词】青年失业；对策不足；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０３６（２００８）０２－０１３６－

２００５年５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对外公布《中国首次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在就业数量上，‚１５岁至２９岁的中国青年总体失业率为９％，高于中国目前６．１％左右的社会平均失业率‛，其中，‚失业一年以上的长期失业者占７２％‛；在就业质量上，‚青年就业质量相对较低，大部分青年就业无保障，工作不稳定，工作时间长，工资低‛。［１］青年就业是青年生存与发展的基础，青年不充分就业或失业将容易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另外，青年不充分就业或失业导致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将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尽管在青年失业问题上，我国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但从目前看来，这些对策收效甚微，我国青年失业问题依然相当严峻。因此，笔者拟对当前我国青年失业问题对策进行解析与再思考，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既有对策存在的不足

（一）政府关注度有限我国政府虽未回避青年失业问题，但长期以来给予的关注却相当有限。尽管近年来失业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学界到政府基本上已达成将我国的发展战略由经济增长优先转向就业增长优先的共识，但遗憾的是，政府在关注失业问题上，往往将目光集中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下岗失业人员身上，集中在‚４０５０‛人员身上，而对我国失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失业群体，至今还停留在公众的视野之外。即便是现有的些关注也主要集中在近些年出现的应届大学生‚毕业即失业‛问题上，尚未将焦点触及整个青年失业群体。学者孙立平将这一部分群体称为‚新失业群体‛，另有学者称其为‚２０３０‛人员，舆论界有时称之为‚啃老族‛。在孙立平看来，政府在关注国有企业及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的同时，必须予以青年失业群体足够的关注。因为，‚第一，在一些地方，‘新失业群体’的绝对人数已经超过了国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的人数；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分群体将会成为我国失业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２］由于他们普遍缺乏社会的关注与扶持，‚新失业群体‛在就业问题上面临着比下岗失业职工与‚４０５０‛人员更为不利的局面。因为，下岗职工、‚４０５０‛人员尚能享有政府给予的种种政策倾斜和优惠措施，但对‚新失业群体‛而言，其所能享有的就业优惠政策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失业群体‛是一个比下岗职工和‚４０５０‛人员更为弱势的群体。因而，政府在青年失业问题上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在整个社会发展战略的考虑上，应更加强调‘面向下一代的发展’，切实改善下一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２］

（二）政策实施重点停留在消极的事后救助在失业问题上，我国政府长期以来都将政策实施的重点放在为失业人员提供生活保障上，忽视对就业机会的提供，换而言之，即政府政策尚未从消极的事后救助及时转变到积极的就业帮扶上。政府在失业问题上仅充当消极的事后救助角色是远远不够的，应当扮演起保障失业人员生活和促进失业人员就业的双重角色。因为提供生活保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失业者的痛苦，而提供就业机会却能够阻止失业恶性复制，促进失业人员重新就业。这既可以减轻失业人员的心理压力，促使其重新融入社会，又能够充分利用闲置的人力资源，推动社会发展。青年失业群体年富力强，学习能力强，创新、创业意识浓厚，若政府能够为其提供足够的培训机会和适当的实习岗位，并在就业政策上给予倾斜帮扶，青年失业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员都能有业可就。因此，今后政府应在资金投入、政策制定等方面向青年失业人员倾斜，侧重于考虑如何实现促其就业功能的最大化。

（三）缺乏对社会力量及社会资源的整合利用青年失业作为结构性失业的一部分，其形成和经济结构转变、社会转型密切相关，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既不可急于一朝一夕，也不可片面依靠政府力量。‚多项研究成果表明，社会合作者的介入有利于加强青年就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因为社会合作者在决定青年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必要时，政府还可向社会合作者进行咨询，共同开拓青年稳定就业的出路，这样将有利于社会各方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原则共同改善青年的劳动条件。‛［３］

当前，我国在青年失业问题的解决上过于依赖政府力量，企业、非营利组织及社区等各种社会力量、资源在这方面所能发挥的巨大潜力尚未得到发掘，导致企业参与不够、就业与职业培训脱钩、培训目标偏离市场需求，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缺乏相关政策的激励，为青年失业群体提供就业岗位的积极性不高；社区作用发挥有限，青年失业群体不易对社区产生归属感，难以缓释因失业造成的心理巨大压力。

（四）解决问题的方式过于单一在我国，目前主要通过提供生活保障的方式来解决青年失业问题，而在提供政策帮扶、实施创业援助等其他方式上应用相当有限。实际上，青年失业不仅是一个严峻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在选择问题的解决方法时应将经济支持、政策支持、心理支持、社会文化支持等各种方式结合起来，系统运作，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方式的作用，促进青年失业群体尽快实现就业。

二、弥补不足的建议

（一）提高对青年失业问题的重视程度，实施积极的促进就业政策 １．在宏观层面上，政府应确立就业优先的政策导向，为青年失业群体制定特殊的就业帮扶法案。政府应从战略角度出发，在确立就业优先地位的基础上将目光投向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的青年失业群体。政府可根据青年失业群体的优势与不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为其度身制定《青年就业促进法》或《青年就业保障法》等特殊法案，以法律的形式将促进青年就业的政策举措程序化、规范化，为青年失业群体的就业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保障。

２．在中观层面上，政府应完善现有的劳动预备制度，建设全国性的就业市场，完善现有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平台。各地政府应建立专门的青年就业信息网络，及时发布就业信息，减少市场失灵，提高青年就业的服务质量，使劳动力市场在青年就业中真正发挥‚蓄水池‛和‚疏导站‛作用，推动青年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这既可有效填补欠发达地区的岗位紧张，推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还能缓解目前发达地区职位空缺，劳动力不足的局面。３．在微观层面上，政府要拓展青年就业途径，增加青年就业岗位，加大对青年技能培训的投入。在拓展青年就业途径，增加青年就业岗位方面，政府可通过召开专场青年人才招聘会等方式，在青年与用工单位间搭建桥梁，为青年提供最快捷的就业途径。值得一提的是中小企业在提供工作岗位、解决就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因此政府可通过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投入支持、减免税赋、提供多项优惠政策等方式加快中小企业的发展，以此增加可供青年就业的岗位。此外，可鼓励青年失业群体实现灵活就业，推行非全日制就业、临时就业和弹性就业等制度，缩短工时、分解岗位以增加就业机会。在技能培训方面，政府应按照市场的实际需求，组织青年参加相应的职业技能培训，切实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青年就业。

长期以来，我国的职业技能培训存在着忽视市场需求，教学内容与市场需求脱节，导致培训效果不佳的问题。因此，今后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必须注重就业需要，按照岗位要求开展培训，实现学以致用。各部门要加大对青年就业观念的指导，帮助他们客观地认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实事求是地选择自身职业发展计划，为他们提供心理辅导以消除其心理障碍和社会边缘感，重建融入社会的勇气与自信心。

（二）整合力量，形成社会支持网络

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浪潮历史背景下，政府需要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形成推动青年失业群体实现就业的社会支持网络。

１．政府要引导企业在职业培训、创造就业机会和参与就业政策制定等诸多方面发挥作用。企业参与职业培训，按上岗要求进行培训，可以提高培训实效。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企业可实行特别见习计划，分割就业岗位，雇佣更多的失业青年。在制定就业政策方面，企业从用人单位的角度参与就业政策的制定、研究、评估工作，有助于提高政策的可行性。

２．政府要充分重视非营利组织在促进青年就业上所具有的独特专业优势。作为非营利组织，他们秉持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能够站在平等的角度，了解青年失业群体的心理特征和需求，与青年失业群体建立起平等、融洽和相互信任的关系，从而达到助人自助的目的。同时，非营利组织还能大力促成政府、企业等各方力量的对话，加强社会各界在青年失业问题上的沟通，加快各方力量的凝聚，推动问题的顺利解决。

３．社区应致力于帮助青年失业群体恢复其受损的社会功能，提高他们适应生活的信心和能力。社区与青年失业群体联系紧密，信息沟通便捷，政府应重视发挥社区能为青年失业者提供就业信息，充分了解青年失业者的心理和社会需求，为他们提供心理支持，协助其正确处理好与家人、与朋友的关系，增强其公民意识与责任感。

三、亟待关注的方面

（一）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并不意味着对政府主导地位的放弃在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明确政府的主导地位。政府要积极承担起应履行的行政责任，例如：提供法制框架，明确劳资双方权利与义务，确保青年就业的良好制度环境，对失业青年应给予资金支持与政策保障（政府要通过积极的劳动工资政策刺激就业，要实施适当的补贴政策鼓励用人单位为青年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等。除上述责任外，在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设施以确保机会均等、确保青年失业群体对信贷等重要资源享有平等权利、强化处于劣势地位的青年失业群体话语权、将促进青年就业根除贫困置于绝对优先地位等，一些与青年发展直接相关的环节上，政府也应充分履行好所肩负的职责。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是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客观力量，在明确政府主导地位的基础上，通过政府与企业、非营利组织、社区等各种社会力量的密切协作，可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社会力量与资源的功能，高效、公平、充分地解决好青年失业问题。

（二）重视与青年失业群体的沟通交流，倾听他们的诉求，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青年失业群体是失业灾难的直接承受者，只有倾听其诉求，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出有效的政策举措，实事求是地分析、解决问题，达到最佳的政策效果。若仅停留在自上而下、刻板地制定政策举措这一层面，与问题的解决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在解决青年失业问题上，政府及社会力量要把握好自己的角色，既不要大包大揽，又不要行责过当；既体现各界对青年失业群体的关怀，又不妨碍他们的意愿诉求和自主权利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