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合同纠纷案例范本[共五篇]

第一篇：买卖合同纠纷案例范本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XX新技术开发公司。

法定代表人: ；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峰华，北京市首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邵XX，1968年8月26日生，汉族，个体业主，住承德市

委托代理人吕剑英，河北世纪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承德XX冶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XX，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XX，男，1954年11月12日生，汉族，住承钢家属区

上诉人北京XX新技术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北京XX开发公司）与被上诉人邵XX、承德XX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冶金公司）、刘XX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前由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3）承民初字第67号民事判决，北京XX开发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北京XX开发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峰华，被上诉人邵XX的委托代理人吕剑英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刘XX及XX冶金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1999年9月17日刘XX以北京XX开发公司的名义与邵XX签订《铁矿石买卖合同》一份，此后，邵XX依约定组织货源进行发货。截止2000年5月邵XX计发铁矿石13603吨，合款1972435元（每吨145元）。另查，1999年12月9日XX冶金公司与北京XX开发公司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了铁矿石的价格是每吨90元，数量4000吨并约定了质量、运输方式等内容，供方有承德XX冶金冶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XX签字。需方只有北京钢研XX开发新技术开发公司字样，既无公章亦无经办人员签名。而北京XX开发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从内容上看与上一份合同基本相同，只是价格是每吨87元，需方一栏盖有北京XX开发公司合同专用章。另外，北京XX开发公司向法院提交的“1999－2000年北京钢研XX开发新技术开发公司与承德XX冶金冶金有限公司钒钛矿贸易一览表”表明，自1999年11月3日至2000年7月25日计收到矿石12587.5吨。截止2000年4月25日北京XX开发公司只付货款120万元，尚欠772435元货款未付。而XX冶金公司收到货款后只转付给邵XX货款50万元，其余70万元货款被XX冶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XX占用。

原审法院认为，XX冶金公司与北京XX开发公司所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由于内容不尽一致，且实际发货时间与合同签订时间相矛盾，因此应认定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未生效。北京XX开发公司称原告提交的《铁矿石买卖合同》及收条系伪造，要求对其进行鉴定，但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同期验材样本，致使鉴定工作无法进行，故此北京XX开发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刘XX系北京XX开发公司下属单位的副经理，其代表北京XX开发公司与邵XX所签《铁矿石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刘XX的行为具有表见代理的性质，而且在实际履行该合同过程中，北京XX开发公司既未制止该合同的履行，亦未声明刘XX代表公司签订的合同的行为无效，况且其他相关证据已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证明该合同已实际履行，故应认定邵XX与北京XX开发公司所签《铁矿石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北京XX开发公司拖欠邵XX部分货款不予给付属违约行为，应承担给付货款并赔偿经济损失之责任；XX冶金公司及刘XX既无法律规定，又无合同约定而占有邵XX货款属侵权行为，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法律后果。综上，该院判决：

一、北京XX开发公司给

付邵XX货款772435.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自2000年9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全部贷款之日止）；

二、XX冶金公司返还邵XX货款7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计算自2000年4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全部贷款之日止）；

三、刘XX对XX冶金公司返还邵XX货款并赔偿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完毕。诉讼费21510元，财产保全费8500元，其他办案费10500元，由被告负担。

宣判后，北京XX开发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理由：

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邵XX之间根本不存在铁矿石买卖合同关系，两者之间也从无业务往来，更谈不上拖欠货款。

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XX冶金公司于1999年12月9日签署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证明在1999－2000年上诉人与XX冶金公司进行的铁矿石买卖，且双方实际履行了铁矿石买卖合同，上诉人与XX冶金公司结清了铁矿石款。该合同条款完备，且双方已实际履行，完全符合合同生效条件。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是完全错误的。

三、邵XX是XX冶金公司的财务出纳，还参加了公司第一界股东会，说明邵XX是公司的核心成员，XX冶金公司只有两个股东：刘XX占60％，王XX占40％，王XX和邵XX是夫妻关系。因此刘XX与邵XX之间存在密切的利害关系，刘XX为邵XX出具的关于铁矿石买卖的相关证明（个人签字的合同与收条），不具有证据效力，法院不应采信。

四、被上诉人邵XX明知1999年8月16日以后刘XX的法定身份是XX冶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经理，在无任何授权文件和公司盖章的情况下，邵XX在1999年9月17日没有理由认为刘XX有权代表另一法人单位（北京XX开发公司）对外签署《铁矿石买卖合同》。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表见代理根本不成立。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判，依法驳回邵XX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邵XX答辩称，上诉人北京XX开发公司与被上诉人邵XX签订的铁矿石买卖合同有效，且已实际履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刘XX及XX冶金公司未进行答辩，亦未到庭参加二审诉讼。

经审理查明，北京XX开发公司院新字（1999）第001号文件《 XX开发公司所属经营部干部任命通知》载明：1999年3月3日北京XX开发公司院新字（1999）第004号文件《关于下发XX开发公司经济合同管理制度的通知》载明：代理人签订合同必须向总公司申请《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并持有证明书在授权范围和期限内签订合同，未经授权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从XX冶金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看，XX冶金公司成立于1999年8月16日，刘XX作为股东占60％股份，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XX（邵XX之夫）占40％股份，邵XX为公司出纳。邵XX在原审期间出示的《铁矿石买卖合同》载明，合同签订于1999年9月17日，合同最后签有“甲方：北京钢研XX开发新技术开发公司 刘XX，乙方：邵XX”字样。

本院认为，刘XX作为北京XX开发公司部门副经理，对公司经济合同管理制度应该是明知的，其未取得公司授权委托证明书的情况下，无权代理公司对外签署合同。刘XX以北京XX开发公司的名义与邵XX签订合同时，刘XX已经是XX冶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此，作为XX冶金公司会计，又是股东王XX的妻子，邵XX应该是明知的；且刘XX在合同书上仅有签名，没有公司盖章。在这种情况下，仅凭刘XX出示的北京XX开发公司工作证和任命书认定邵XX有理由相信其有权代理北京XX开发公司签订买卖合同，认定刘XX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理据不足。邵XX与北京XX开发公司不存在购销铁矿石的法律关系，故其以北京XX开发公司作为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关于邵XX与刘XX、XX冶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发回重审；原审法院应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据实确认邵XX与刘XX、XX冶金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依法判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决

如下：

一、撤销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承民初字第6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邵XX对北京XX开发新技术开发公司的起诉；

三、邵XX与刘XX和承德XX冶金冶金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发回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第二篇：二手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例_1

二手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例

二手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例

湖北省法院民一庭民事调解书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孝感市分行(以下简称孝感建行)，住所地湖北省孝感市城站路120号。

代表人王明星，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张才金，湖北黄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志雄，湖北黄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拓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业集团)，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一路51号。

法定代表人冯渭，该集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汪应东，湖北省孝感市人民政府驻广州办事处干部。

委托代理人黄红，湖北睡虎律师事务所律师。

案由：返还购房款纠纷

上诉人孝感建行因返还购房款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XX)孝民三初字第89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拓业集团的全部诉讼请求，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经审理查明，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孝感中院)于1995年8月8日下发的(1995)孝经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书生效后，孝感市建银实业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建银公司)即申请孝感中院对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原孝感市物资协作总公司(以下简称物协公司)拥有的广州市黄埔大道105号房屋首层已出租给张朝成，张朝成又将该房转租给广州市拓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拓业)，故由孝感中院于1995年12月12日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给广州拓业和张朝成，要求其将应缴纳给张朝成，并由张朝成交给物协公司的租金，直接划转孝感中院，由孝感中院转付给建银公司，每月万元(人民币，下同)。随后，又应建银公司的要求，将广州市黄埔大道105号房首层进行委托评估，准备作价过户给建银公司或是拍卖获取资金履行建银公司应得到的受偿权，至1997年3月4日，孝感中院受理并调解了原告孝感市经协开发总公司诉物协公司的房屋代管协议纠纷案。孝感市经协开发总公司于1997年4月11日向孝感中院提出执行异议，孝感中院下发了(1997)孝经监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将该院(1996)孝经执字第12号民事裁定书予以撤销，后经建银公司于1997年8月28日向本院提交申诉材料，本院于1997年9月30日以(1997)鄂法立函第5号指令孝感中院重审。孝感中院即于1997年12月31日下发(1997)孝经监字第12-

1、孝经监字第12-2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了该院(1997)孝经监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和(1997)孝经二初字第27号民事调解书，对建银公司与物协公司的案件进行再审，结论是物协公司对广州市黄埔大道105号房首层并不享有产权和处分权，说明其长期的出租和收取租金的行为都是非法的，并于1998年12月26日下发了(1997)孝经监字第12-3号民事裁定书，将黄埔大道105号房首层的产权确认仍为孝感市政府驻广州办事处。

建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毕从良，委托代理人涂志于1996年11月12日、14日、15日向原广州拓业出具委托手续，提供孝感中院的相关法律文书，与其签订《房屋抵偿协议》、《抵偿借款合同》，约定由广州拓业借款200万元给涂志，建银公司则以孝感中院执行裁定确认的建银公司为申请执行人，物协公司为被执行人，并以收取广州市黄埔大道105号房首层租金每月万元近一年的法律文书判决的物权进行担保，在《房屋抵偿合同》中约定，如甲、乙双方任一方违约，将向对方支付违约金200万元。至1996年11月15日，原广州拓业即依约将200万元银行汇票交给涂志，涂志和毕从良在出具的收条上签字并加盖贴去“财务专用章”字样后的建银公司公章。1997年2月26日，建银公司又与广州拓业签订《房屋转让合同》，约定：建银公司依照孝感中院(1996)孝经执字第12号民事裁定书，将原误属于物协公司座落于广州市黄埔大道105号房首层平方米抵偿给广州拓业，总计价款为4123968元，合同签字后5天内建银公司收取广州拓业200万元(实际指的是前一年11月15日已交给涂志、毕从良的200万元)，建银公司保证在6个月内将房屋产权过户给广州拓业，转让费由广州拓业承担，过户十天内广州拓业将余款2123968元付清给建银公司。此后建银公司未如期将房屋过户手续办妥，即于1998年2月23日，再次找到广州拓业(此时广州拓业已更名为拓业集团)，一方面解释是案件在进行再审，一方面提出可以马上办理，并要求拓业集团再付50万元作为过户费用，拓业集团即又支付50万元给建银公司，建银公司亦开具了50万元的收款收据。1999年元月15日、XX年7月1日，建银公司向拓业集团发函，确认涂志的200万元借款和后期的50万元过户费已转付该公司，并确认两笔收款均于1998年元月14日和2月24日开具收款收据的事实，承诺待案件再审完结后一定为其办理过户手续，并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还在《说明》中承认由孝感中院执行提取的物协公司应收取的每月万元租金已转达付建银公司的事实，亦加盖了贴去“财务专用章”字样后的建银公司公章。此后拓业集团在知道广州市黄埔大道105号房首层产权已经易主，即于XX年4月9日、6月4日发电报、函件给孝感建行，请求退还预付的250万元购房款无果而引起纠纷。拓业集团于XX年8月诉至孝感中院，请求判令孝感建行退还原下设的建银公司预收的250万元购房款，并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

另查明，孝感建行下设的建银公司成立于1992年6月22日，毕从良任总经理至该公司被注销，虽然孝感建行曾于1994年以《孝建银人字(1994)第15号文件》将建银公司的总经理一职任命由罗建武担任，将毕从良调回行里就任他职，但直至建银公司于1996年7月9日经申请注销，孝感建行和建银公司均未到工商局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

第三篇：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典型案例剖析

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典型案例剖析

近日，记者从贵阳仲裁委获悉，2010年贵阳仲裁委受理各类仲裁案件308件，其中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纠纷等涉及房地产的案件占到七成以上。商品房认购纠纷、逾期交房、逾期付款、逾期办理产权证、房屋质量问题等依然是2010年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的热点。就以上热点问题，有关法律界专业人士对一些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希望能对购房者有所警示。

热点一：认购纠纷

案例回放：

2010年7月，市民张先生与某房开公司签订了一份商品房认购协议。协议中就认购商品房的房屋位置、房型、价格、建筑面积等进行了明确约定。由于张先生认购的房屋还处于开发初期，尚未取得预售许可证，张先生依照认购协议，向房开公司支付了2万元的认购金。2010年9月，张先生收到房开公司的书面通知：“一期物业已取得预售许可证，可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与此同时，房开公司表示由于整体楼市房价大幅上涨，所以张先生之前订购的房屋房价也由之前约定的每套20万元左右，上调至25余万元。若张先生在10日之内不能按房开公司通知的价格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则视为放弃原定的认购协议。对此，张先生表示不能接受，在双方协商未果情况下，张先生与其他多名购房者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

近日，法院已对该案作出判决，在交易中违背了诚信原则的开发商将向购房者们作出巨额赔偿。法院判决认为，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但本案中某房开公司在认购协议签订完、购房者按约支付了认购款后，却提出了大大超过双方预约时约定的价格条件，违背了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导致购房者缔约机会的丧失，应对此承担责任并作出赔偿。最后，法院参照房开公司向购房者发出的通知中的售价与原认购价的差额，酌情确定了赔偿标准。张先生获得了2万元经济损失赔偿，已支付的2万元认购款也如数返还。

律师点评：商品房认购纠纷相当复杂，一般认为，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在违背认购协议的约定不履行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违约方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方式为损害赔偿，其中包括直接利益的减少和失去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机会的损失，并不包括强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责任。热点二：逾期交房纠纷

案例回放：

市民李女士于2010年2月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房屋的交房日期为当年8月31日。但在到期交房时，房开公司却无法出示房屋竣工验收合格证、消防验收合格证明、房屋验收备案表等证件及资料。为此，李女士以房屋达不到交房条件为由拒绝收房。事后，李女士将房开公司告上法庭，申请法院判令房开公司给付因逾期交房而产生的已付款利息、违约金、租房费等损失共5万元。庭审中，房开公司辩称，涉诉商品房并非李女士所说，其实已经符合了业主入住的条件，已经取得竣工验收报告。而且合同中约定的交付条件并不包含房屋验收备案表，故无需出示验收备案表给李女士。此外，房开公司对李女士提交的租赁协议等均不认可。

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中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对房开公司逾期交房所要承担的责任也有所规定，故法院对房开公司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此外，依照《合同法》规定，违约金和实际损失不能重复计算，在本案中，违约金数额不能弥补李女士的租房费损失，则违约金应以李女士的房租替代。最终，法院判令房开公司赔偿李女士已付款利息、租房费等损失共计3.6万余元。

律师点评：对于商品房(建筑工程)的交付条件，我国多部法律、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对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条件予以核实。未经核实或者经核实不符合规划条件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这

一条既对规划部门的验收作了强行性的规定，同时也表明规划部门的验收应在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之前。《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根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房地产开发企业向买受人交付的商品房的强制性条件必须是“经验收合格”的商品房。

2008年新修订的《消防法》对消防验收制度作了重大修改，即只有对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才实行竣工验收制度，未经验收合格不得投入使用；对于其他的建设工程，实行消防备案制度。因此，住宅小区的消防验收合格不再是法律规定的交付标准之一。

就贵州省地方规定来看，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的《贵州省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商品房交付使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是房地产开发项目经竣工验收合格，依法取得建设、城乡规划等有关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并经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二是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水、电、道路、绿化等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具备国家规定的投入使用条件，已经明确产权、管理权，并且以书面形式明确管理责任；三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综合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不难看出，自2009年5月1日起，我省对于商品房的验收原则上实行的是备案制，验收主体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当然，交房条件除了上述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外，还应当符合合同的约定。

热点三：房贷难引发的逾期违约责任纠纷

案例回放：

2010年3月，市民黄女士与某房开公司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黄女士购买该公司位于某区的一套房屋，房屋总价为40万元。其中，黄女士计划贷款28万元。在签订合同当日，黄女士即向房开公司支付了12万元首付款。在黄女士与房开公司签订合同后不久，“国十条”调控政策出台。“国十条”要求严格限制各种名目的炒房和投机性购房。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商业银行可根据风险状况，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在随后办理贷款过程中，银行以此套房屋属于第三套房为由拒绝为黄女士发放贷款。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情况下，黄女士要求解除与房开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返还当初支付的12万元首付款。房开公司却认为，在黄女士申请银行贷款问题上房开公司并无过错，黄女士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履行合同。黄女士除一次性付清28万元余款外，还应按合同约定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至此，买卖双方因贷款问题引发的纠纷开始不断升级。

律师点评：购房者因无法获得银行贷款而导致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究竟该由谁承担？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以黄女士买房纠纷为例，黄女士与房开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在房贷新政发布前签订的，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改变，这是黄女士在签订合同时无法预见的。在此情况下，如果要求黄女士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明显不公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如果案例纠纷中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是在新政施行后发生的，就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在没有其他约定的情况下，购房者还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该规定明确：“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以担保贷款方式付款、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并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未能订立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并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款本金及其利息或者定金返还买受人”。虽然人民法院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解除合同，但适用形式变更原则并非简单地豁免债务人的义务而使债权人承受不利后果，而是要充分注意利益均衡，公平合理地调整双方利益关系。

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一般采取的是积极引导当事人重新协商，改订合同；重新协商不成的，争取调解解决。对买卖双方而言，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违约，都有可能要承担违约责任。

那么，购房者如何防范此类纠纷的发生呢？在现阶段国家对楼市调控力度加大，不时会有房产新政策出台的情况下，市民在准备购房前，最好能事先咨询有关银行，全面了解当前贷款政策后，再与开发商签订正式合同，以避免因无法贷款而引发不必要的违约纠纷。

律师提醒：

从以上几个典型案例不难看出，商品房买卖双方对合同的重视不够或对合同内容约定不明是造成纠纷的根源。因此，交易双方应充分意识到合同的重要性，从根源上规避纠纷的产生。尤其是购房者，在签订认购协议时应尽量明确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尽量多涉及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实质内容、商品房买卖合同磋商不成的处理方式、违约责任等；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应尽量明确交房条件及违约责任、房屋的接交方式及违约责任、产权证的办理时限及违约责任，以及约定的其他事项等，以防范纠纷的发生。(

第四篇：买卖合同纠纷代理词

买卖合同纠纷代理词

审判长:

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指派我担任了原告云海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李晓富、李向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通过庭审,结合事实和法律发表补充代理意见如下,供人民法院审判参考。

中心代理意见:

被告没有在XX年11月25日销售过销售单上的货物,也没有派业务员原告送过货。所以,原告诉称的被查封、罚没的货物不是被告的货物,因而被告不需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XX年11月25日,被告没有给原告销售过销售单上的货物,也从来没有派过业务员给原告送货。

原告诉称,被告是在XX年11月25日将将销售单上的货物由业务员送到遂川的。实际上,被告是在XX年11月26日才将销售单上的货物销售出去。并且,被告没有自己的业务员,不可能派人也从来没有派人给原告送过货物。

第一、被告销售单上的货物是XX年11月26日在长沙高桥大市场卖出的,不是XX年11月25日卖出的;

目前,关于销售单上货物销售出去的时间,原告讲是11月25日、被告讲的11月26日,原告证人讲是11月27日。

1、证据表明,销售单上的货物只能在XX年11月26日。在原告提供的货物销售单中,有一张销售单开出的时间是11月26日。很显然,11月26日才开出的销售单上的货物,不可能在11月25日卖出。

2、原告证人证明货物是XX年11月27日由被告送给原告的,不能采信;

首先、两位证人是原告的职工,为原告做伪证很有可能。因为证人和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证人为了自己能够在原告处工作,很有可能做伪证。

其次、两证人的在法庭上的证词相互矛盾。关于货物是27日什么时候送到遂川的,他们的回答不一致。男证人说是上午、女证人说是下午(在原告当庭的提醒下,女证人又改时间为中午)。问到是谁到被告处联系买卖货物的,男证人回答是他和女证人两人,女证人回答是她自己一人(在原告的当庭提醒下,女证人又补充男证人是司机)。

基于证人和原告的关系以及证人做证的前后矛盾和证词的不稳定性,法院不应该采信证人的证言。

其三、假定XX年11月27日原告收到了被查封、罚没的货物是真实的,恰好也证明原告被查封、罚没的货物不是被告的。因为被告的货物是XX年11月26日白天销售出去的,按照时间的推断,假定货物真是原告的,货物也应当是在当天夜间送到原告处的。如果是11月27日早上发出的,当日上午是不可能到达原告处的。这样的推断只能说明一个问题,XX年11月27日原告收到了被查封、罚没的货物肯定不是原告的。

其四、证人为什么会证明货物是11月27日送到原告处的。

在案件审判进入质证的最后阶段,本代理人指出原告提供的销售单中有张是在XX年11月26日开出的。原告听了以后马上改口说货物是11月27日送到的。接着原告自己用电话在法庭外通知自己的两位证人出庭做证(证人当时没有来到法院),代理人很清楚的听到原告在出法庭门的时候,说道“11月27日”,代理人可以用信誉担保原告当时在和证人串供。同时,需要补充的是,原告目无国家法律、藐视法庭,在代理人质证证人时,经常性的打断代理人的问话,并且还有意引导了证人做假证(虽然审判长予以了制止,但是其仍为所欲为)。代理人要求法庭追究证人做伪证的法律责任。同时,追究原告妨碍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责任。

既然,存在原告所讲的进货时间在前,被告的发货时间在后这样不可以克服的矛盾;那么可以肯定的讲,原告所诉的货物不是被告销售单上的货物。

第二、被告没有业务员,没有派人给被原告送过货物。

1、晓富日化总汇的《个体工商户开业情况打印》(原告提供证据),证明晓富日化总汇从业人数只有2人。根据晓富日化总汇的销售单(原告提供证据)上记载,晓富日化总汇的从业人员只有两被告。如此,可以判断晓富日化总汇除两被告以外,没有其他的人。再说,如果其有业务员,销售单上也应该有记载。

2、被告的左右邻居,即证人蔡一拥、李宽红、金有玲均证明没有看到被告有自己的业务员。更为关键的,原告的两位证人作为到被告联系业务的人,在被告处也没有看到被告有业务员。

3、原告凭什么说给他送货的是被告的业务员。

按照正常的程序,既然原告的业务员(两证人)在被告处没有看到被告有业务员(两证人证言)。当所谓的被告“业务员”送货给原告,作为原告收货负责人的女证人收货时,应当核对被告“业务员”的身份。应该查看所谓的被告“业务员”有没有被告的委派证明、工作证明等证明其身份的东西。原告并没有查看这些,连来送货所谓的被告“业务员”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都没有查清。我不知道原告是凭什么来说给他送货的被告的业务员,自己还将6万多元的货款支付给这个所谓的被告“业务员”。这很难想象。

既然,存在原告讲被告有业务员,被告又实际并没有业务员,而原告又不能提供是被告业务员送货的证明这样不可以克服的矛盾;那么可以肯定的讲,该原告送货物的肯定不是被告的“业务员”。

第三、如果判决被告承担对原告的赔偿责任的法律后果分析。

既然原告不能证明货物是被告处的货物,那么凭原告持有被告开出的销售单,判决被告对原告承担法律责任。那就会造成,无论谁拿着被告的销售单,说在被告处买了货物。然后,以货物存在质量问题等向被告索赔,被告就只有赔偿的份了。为了避免这一结果,请求法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二、原告诉请的赔偿数额存在的问题;

第一、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返还货款60156元”。

即使,原告和被告之间存在真实的货物交易关系,原告的请求是不可能实现。因为原告已经将部分货物出卖出去。所以,原告根本不可能在“被告”返换货款后,返换“被告”货物。再且,原告目前是以货物的中的每一类商品质量存在问题,认为被告违约,要求解除合同的。那么,“每一类商品质量存在问题”是否构成根本违约,是否达到可以解除全部合同的条件。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五条“标的物为数物,其中一物不符合约定的,买受人可以就该物解除,但该物与他物分离使标的物的价值显受损害的,当事人可以就数物解除合同”的规定看来,合同也只能部分解除。

第二,第二项诉讼请求的“原告经济损失9万余元”是怎么来得?

原告没有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书和处罚单,以及原告已经缴纳了罚款的标准票据,如何认定原告有38000元的行政处罚损失。确实不知道原告9万余元是怎么来的。

三、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具体;

第一、本案是违约之诉,还是侵权之诉?诉的性质不具体;

原告的第一项请求是要求两被告返还货款60156元,根据原告在庭审中的说法(见庭审笔录),原告是提起的是一个被告产品质量存在问题的违约之诉。但,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根据请求的数额,以及原告在庭审过程中的说法(见庭审笔录),原告提起的又是一个侵权之诉,要求被告承担的损害赔偿的侵权责任。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在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竞合的时候,当事人只能选择一种承认方式起诉。原告在本案件中提起一个侵权之诉的同时,又提起一个违约之诉,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具体、明确,违反了法律的规定。

第二、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请求的赔偿数额“90000余元”,“余”字是说明原告请求的数额是不确定;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请求人民法院依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四、被告李向阳不是案件的主体,请求依此驳回原告对被告李向阳的诉讼请求,并解除对其财产的保全,并要求原告赔偿因财产保全造成的损失。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46条: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为当事人。有字号的,应在法律文书中注明登记的字号。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业主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被告李向阳不是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请求人民法院裁定取消李向阳的被告主体资格,或判决被告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同时,解除对其帐户资金的查封,并要求原告承担因财产保全产生的财产损失。

审判长:

在结束代理意见的时候,代理人不得不重提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在庭审结束的时候,原告竟然在贵院要殴打第一被告,当时并扬言要第一被告出不了贵县。如果不是审判长的亲自一路护送第一被告和本律师,第一被告不知道将面临什么样的打击。被告不怕原告的非法的打击,也决不会向原告低头。基于此,被告将不再接受和原告的任何调解,并将一直和原告将诉讼进行到底。相信真理是经的住考验的!

以上意见,供审判长参考!

第五篇：买卖合同纠纷管辖权

篇一：买卖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申请书 管辖权异议申请书

申请人：安徽*******有限公司，住址：***市**路**，法人代表：***。请求事项：

申请人因原告合肥市****有限公司诉申请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贵院提出管辖权异议。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与合肥市****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由贵院审理。依据购销合同，原告为申请人承建的合肥市***************小区提供钢材，因此本合同的履行地为合肥市***********，申请人认为本案的管辖法院应当为合肥市**********区人民法院。综上所述，请贵院依法裁定将此案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此致

*******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安徽*****有限公司年 月 日

下周一即8月22日通过ems邮件，邮寄时需要注意按以下方式填写邮件详情单：

一、收件人姓名：方业剑（民二庭）单位名称：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电话：5352663，4298001 地址：合肥市新海大道

二、寄件人姓名：周兴斌

单位名称：安徽东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电话：4286648，4286608 地址：合肥市芦岭路康城水云间一号商办楼

内件品名：合肥市宽宏商贸有限公司管辖权异议申请书 数量：原件一份篇二：从履行地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从履行地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 作者： 卢国平发布时间： 2002-12-03 08:50:10 民事诉讼中，买卖合同纠纷是人民法院受理合同纠纷案件最基本、最常见的类型，买卖合同纠纷管辖权的确定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实践中，由于对合同履行地的不同理解，使得个案中合同履行地的争议从未停止过，同时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使管辖权争议愈演愈烈。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法律分析，并试图解决此类纠纷引发的管辖权争议问题。对买卖合同履行地的法律分析 所谓“合同履行地”，通说认为指“合同规定履行义务的地点”，也即义务清偿地点。可具体到个案中，由于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法律行为，这决定了买卖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因此买卖合同的双方既是权利人又是义务人，不管是出卖人还是买受人都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具体说来，出卖人必须履行交付约定标的物的义务，而买受人则必须履行支付约定价金的义务。如此看来，买卖合同与其他有名合同最重要、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即一方转移货物的所有权、一方转移货币的所有权，它包含两个相对的所有权转移。

那么，一个买卖合同因有两个履行行为而有可能有两个不同的合同履行地，如在甲地付款，在乙地交货，这如何确定合同的履行地呢？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在合同约定的众多义务中，必有一个能反映该合同之本质特征的义务，买卖合同也是如此，买卖合同的目的是一方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他人，而他人取得该标的物所有权，因此，买卖合同的特征义务应是标的物的交付，即所有权的转移，一般应以该特征义务履行地作为该合同的履行地，基于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均以此作为买卖合同的履行地。

笔者认为，买卖合同的特征义务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既包括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也包括转移价款的所有权。其原因在于买卖合同是比较特殊的双务有偿合同，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应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合同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支付价款。”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合同法对出卖人的主要义务规定了三条，而对买受人的主要义务也规定了三条，要求买受人在约定的时间、地点，将约定价款的所有权转移给出卖人。众所周知，价款也是财物，仅把买卖合同中标的物义务的履行看成特征义务而不把价款义务的履行看做是特征义务的履行，厚此而薄彼，显然从理论上讲不通。

既然买卖合同的特征义务是两个，那么，买卖合同的履行地自然也应是两个，即卖方主要义务履行地和买方主要义务履行地（有些情况下可以合二为一），可以说买卖合同的履行地具有二重性。接下来，我们分开来讨论：

首先，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和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卖方义务履行地应为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的地点。这一点最高法院在１９８８年４月２２日的司法解释中已有提及，１９９６年的司法解释精神也与之暗合，只不过这两个司法解释未将标的物交付地与所有权转移地加以区分，使人容易产生歧义。到底是以实物交付地点来确定合同地，还是以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地点来确定合同履行地不甚明了。在一般情况下，标的物交付的地点，就是产品所有权转移的地点。对于买卖合同，其义务清偿地应是所有权转移的地点，只有将所有权转移给了对方，才能算合同义务履行了。而在法律定有要式行为所有权转移之条件时，例如登记，只有履行了要式行为，所有权才算转移，如果出卖人在此之前已将标的物交由买受人占有、控制，若以标的物事实上交付之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则要式行为地又为何地点呢？不可能不是合同履行地。实际上此时要式行为地才为合同义务之清偿地。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和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出卖人应按照约定的地点交付标的物。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一）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受人；

（二）标的物不需要运输，出卖人和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出卖人应当在该地点交付标的物；不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应当在出卖人订立合同时的营业地交付标的物。”由此可见，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一是应以交付为标志（包括现实交付、简易交付、占有改定、指示交付等交付方式）；二是对特殊动产应以登记为标志，而交付与交货显然不是同一概念，交付与所有权的转移也不完全等同，故而确定买卖合同卖方义务履行地应以双方约定的标的物所有权转移地为履行地，约定不明的，按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和第一百四十一条确定。

其次，我们谈谈如何确定买方义务（即支付价款义务）的履行地，这个问题显然比较简单。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条均有明文规定。归纳起来，可以概括表述为：有约定，依约定；无约定的，以接受价款一方所在地为履行地。买卖合同履行地的二重性对管辖权的影响

纵观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立法例，以“合同履行地”这个概念来确定管辖的并不多见。如前所述，由于各国民法对动产所有权转移的理论依据不同，从而影响到了民事诉讼的相关立法。一是以法国、日本等国为代表的“意思主义”认为，合同生效时，财产所有权即转移给了买受人。基于此，法国民诉法第４６条规定：“合同案件，物之实际交付地法院”管辖。二是以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认为，所有权的约定和转移，除了须有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之外，还必须履行一定的形式，交付行为即为所有权转移的形式。基于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２９条规定：“因契约关系而发生的争议，由有争议的债务的履行地的法院管辖之。”在这里，德国民诉法作了非常理性的划分，它以“涉诉债务”为联接点，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确定管辖的难题，即涉讼债务履行地法院为有权管辖法院。

买卖合同纠纷管辖权的确定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当然没有异议，问题是如何确定“合同履行地”以及合同履行地在选择上是否对己方有利。所谓“合同履行地”，通说认为指“合同规定履行义务的地点”，也即义务清偿地点。可具体到个案中，由于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法律行为，这决定了买卖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因此买卖合同的双方既是权利人又是义务人，不管是出卖人还是买受人都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具体说来，出卖人必须履行交付约定标的物的义务，而买受人则必须履行支付约定价金的义务。如此看来，买卖合同与其他有名合同最重要、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即一方转移货物的所有权、一方转移货币的所有权，它包含两个相对的所有权转移。对于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在确定管辖法院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１、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当事人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中约定的货物到达地、到站地、验收地、安装调试地等，均不应视为合同履行地。２、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履行地点或交货地点，但在实际履行中以书面方式或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变更约定的，以变更后的约定确定合同履行地。当事人未以上述方式变更原约定，或者变更原合同而未涉及履行地问题，仍以原合同的约定确定履行地。

３、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履行地点、交货地点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或者虽有约定但未实际交付货物，且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均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以及口头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均不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

综上考虑后，最后考虑的是选择法院能否对己方有利。实践中，很多的是买卖合同最后演变为欠款纠纷的案件。如原来是供货合同（即工业品买卖合同类或其他），后买方由于各种原因无法结清全部欠款，于是双方又签订一份《还款计划》或《欠条》，如此一来，当债务方不履行还款义务因为双方诉至法院时，案由便是欠款纠纷，而管辖法院也只能是被告住所地。因此，当买受人出现无力还款时，出卖方应综合考虑后再决定是否要与之签订还款协议类文书，以免将来在管辖地方面限于被动。篇三：本案如何确定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权 本案如何确定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权

作者： 林诒高 发布时间： 2004-06-28 11:10:52

一、案例

2001年11月21日，原、被告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第三条交货地点、方式中约定“由供方（即原告）送货至需方（即被告）仓库或指定地点”。原告完成供货义务后，双方于2003年7月3日共同确认出具了一份《对账单》，载明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55万余元，但对付款方式和付款地点未作约定。原告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履行地为由，向原告所在地法院起诉被告偿付货款。

二、分歧

对本案的履行地及其管辖法院存在不同看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双方共同出具的《对账单》，对付款方式和付款地点未作约定。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根据本案《对账单》，原告是接受货币的一方，本案的履行地应在原告一方，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作为合同履行地的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的《对账单》是基于双方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而成立的买卖法律关系，应以该买卖合同的履行地确定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的规定》，交货地点为该买卖合同的履行地，作为合同履行地的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三、管辖权的确定依据

买卖合同（即购销合同）纠纷管辖权的确定依据有《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意见》）第１９条“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的，依交货方式确定合同履行地；实际履行地点与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地点不一致的，以实际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以约定的履行地点或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 “（合同）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给付一方的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的所在地履行”；《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第一百四十一条“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交付标的物”、第一百六十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支付价款”等等。实务中，对以确定管辖的被告住所地争议不大，但是，由于对买卖合同履行地的不同理解，使得此类纠纷引发的管辖权争议问题较多，前述就是典型的案例。

四、合同履行地的理解 所谓“合同履行地”，通常认为是“合同规定履行义务的地点”，也即义务清偿地点。可具体到个案中，由于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法律行为，这决定了买卖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因此买卖合同的双方既是权利人又是义务人，不管是出卖人还是买受人都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具体说来，出卖人必须履行交付约定标的物的义务，而买受人则必须履行支付约定价金的义务。合同法对买受人的主要义务规定了三条（第159、160、161条），要求买受人在约定的时间、地点，将约定价款的所有权转移给出卖人，对出卖人的主要义务规定了四条（第135、136、138、141条），要求出卖人在约定的期限、地点，将标的物或提单交付买受人并转移所有权。既然存在买方主要义务履行地（即交付价款地）和卖方主要义务履行地（即交货地），那么，买卖合同的主要履行地自然也应是两个（有些情况下可以合二为一），还可能有一些与履行该合同有关的地点，如：货物到达地、到站地、验收地、安装调试地等，理论上讲这些有关地点均是合同履行地。

五、管辖的确定

既然一个买卖合同因有两个履行行为而有可能有两个以上不同的合同履行地，那么，这如何确定管辖法院呢？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该规定是确定所有合同管辖的一般性规定，理应适用于确定买卖合同的管辖，按该条的本意，与买卖合同有关的履行地（包括接受价款地等）法院本应都有管辖权，但《民诉意见》对买卖合同的履行地作了专门规定，第１９条“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的，依交货方式确定合同履行地；实际履行地点与约定不一致，以实际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而《规定》对买卖合同的履行地作了最狭义的规定，仅以约定的履行地点或交货地点为买卖合同的履行地，其它地点（应包括价款接受地点等）均不应视为合同履行地。既然有了对买卖合同履行地的专门规定，那么,对买卖合同的履行地只能作狭义的理解，就不应按《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作广义的理解。还要值得注意的是《规定》和《民诉意见》第１９条有冲突，因《规定》的颁布生效在后，故对买卖合同的履行地及管辖权的确定自然应适用《规定》。

对《规定》笔者的理解：

1、当事人在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履行地点或交货地点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或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那么，上述地点的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2、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履行地点或交货地点，但在实际履行中以书面方式或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变更原约定的地点，以变更后的约定确定合同履行地。否则，仍以原合同的约定确定履行地。这里的其他方式应包括双方实际已交付和接收地点，即以实际交货地点作为履行地而确定管辖。

3、当事人在合同中虽有约定的履行地点或交货地点，但未实际交付货物，且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均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不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即按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

4、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履行地点、交货地点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无论是否实际履行或交货，均不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即按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

5、口头购销合同纠纷案件，均不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即按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

六、存在问题值得注意是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虽有约定的履行地点或交货地点，但未实际交付货物，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规定》中没有明确如何确定案件管辖，笔者认为理应按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即只要未实际交付货物，按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对是否已实际履行，存在一个程序和实体审查的问题，原告方往往认为自己已经履行了义务，故在履行地法院起诉，而被告方可能以对方没有履行而抗辩，要求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以是否实际履行属于实体审查范围，在程序阶段就以原告的诉请确定管辖。发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可能在于管辖权异议纯属程序问题,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定性属实体问题,程序审查不应审查实体问题。如此认识则过于机械，因为，许多程序问题的确定，必须依赖实体问题的正确认定，如特别地域管辖就是依不同性质、种类的实体关系来划分的，实体关系的性质、种类不同，是适用不同管辖规定的连接标志。所以，就被告依实体关系而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法院审查的关键就在于当事人之间属何种性质、种类的实体关系，不能简单以“据原告诉称双方应属于某种关系”而确定管辖。

七、该案的处理

前述的案例双方虽然有《对账单》，载明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55万余元，但是，必须查明被告欠原告货款的原因，即被告是基于什么事实、原因欠了原告155万余元，对发生争议的合同纠纷分清是什么性质的合同，这才是双方法律关系的真实所在。如果被告曾向原告借款，而仍有155万余元未还，说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因而原告所在地因原告是属接受的给付货币一方而被认定为合同履行地就没有问题。但是本案双方是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而产生纠纷，《对账单》只是对以前的发生的事实加以追认和明确下来，仅是一个“从合同”而已，应按该“主合同”即买卖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作为合同履行地确定管辖。该案合同约定“由供方送货至需方仓库或指定地点”，因此，需方仓库或指定地点为该买卖合同的履行地，作为合同履行地的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八、结束语

基于买卖合同发生的纠纷，无论是货款纠纷，还是货物数量、质量、期限纠纷等等，应依照《规定》确定买卖合同的履行地，再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确定管辖。（作者单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从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谈根本违约

作者： 周英立 张振宇 发布时间： 2005-08-09 19:15:15 [案情简介] 2001年12月17日，原告黄山才在被告四川省盐业总公司成都分公司（下简称盐业公司）处购买食用精制非碘盐，而被告将堆放在盐业公司彭州支公司露天坝子里，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食盐6吨（单价825元/吨）卖给了原告，原告将其中3.45吨食盐作为封口盐加入至569桶山露中，造成该569桶山露中盐水出现大量黑褐色泡沫，盐水中有细小黑色悬浮物，不符合原告与上海浦东公司签订的山露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质量标准，该569桶山露被上海浦东公司拒收，至今仍在原告处。另查明，每桶成品山露的重量是50公斤，569桶山露的重量为28.45吨,每吨价格为4 500元，该569桶盐渍山露的价款应为128 025元(569桶×50公斤×4 500元)。又查明，盐渍山露主要通过外贸公司出口日本，国内无销售市场。[裁判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