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案二审判决（含五篇）

第一篇：票据案二审判决

上诉人河南利兆置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菏泽建华管桩有限公司票据纠纷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

2014-11-29中国裁判文书网 关联公司：河南利兆置业有限公司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郑州恒基混凝土有限公司河南殷商置业有限公司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律所：河南未来律师事务所河南卓衡律师事务所

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2004修正)第1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第6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修正)第170条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利兆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默，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艳玲，河南未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菏泽建华管桩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敬阳，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解东志，系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李晓华，河南卓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河南利兆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兆置业公司）与被上诉人菏泽建华管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菏泽管桩公司）票据纠纷一案，菏泽管桩公司于2014年6月4日向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

1、确认被告对诉争汇票不享有票据权利，原告为该汇票的票据权利人，被告应返还原告诉争汇票。

2、被告承担票面金额的相应利息及公示催告的通知费用1000元，并赔偿经济损失30000元。

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及相关保全费用。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1日作出（2014）商睢民初字第01220号民事判决，利兆置业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1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上诉人利兆置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艳玲，被上诉人菏泽管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解东志，李晓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出票人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因与郑州恒基混凝土有限公司有业务往来，于2013年12月4日在中国光大银行园田路支行开出票号为22343770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为500000元，出票人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郑州恒基混凝土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出票日期为2013年12月4日，到期日为2014年6月4日。出票后，直接支付给收款人郑州恒基混凝土有限公司，后因业务量发生变化，经协商，郑州恒基混凝土有限公司又将此票还给了出票人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2014年1月16日，出票人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将此票支付给河南殷商置业有限公司的安泰国际广场项目部桩基工程的项目经理宋某某，宋某某为取现金给工人发工资于2014年1月26日将该汇票转给了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该公司的员工程某某、陈某某负责在商丘建业十八城工地管桩工程时与菏泽管桩公司签订管桩买卖合同，双方发生业务关系，2014年3月2日双方对业务结算后，经陈某某将该票号为22343770的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给了菏泽管桩公司。该公司在商丘的业务员周某某因保管不善，于2014年3月16日将该汇票丢失并报警。2014年3月18日，菏泽管桩公司在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24日发出公告。利兆置业公司在公示催告期间内主张了权利。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于于2014年6月3日裁定终结了公示催告程序。菏泽管桩公司于2014年6月4日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被告对诉争的汇票不享有权利，原告为该汇票的票据权利人，并要求被告返还原告诉争汇票，赔偿经济损失300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另查明，商丘元洲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12年6月20日被商丘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睢阳分局吊销营业执照。原审法院认为，票据的功能在于发挥其流通转让效能，让更多的经营者通过票据转让、受让实现其经营目的。以票据偿还欠款是票据实现经营目的一种形式，此时受让票据的公司、组织即为合法持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取得、转让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必须给付对价。本案中票号为22343770的银行承兑汇票自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4日出票后，经过河南殷商置业有限公司、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分别转让与受让流转至原告，且后手均向前手支付了对价，符合票据法规定的“其它合法方式转让”规则，菏泽管桩公司是该诉争汇票的最后合法持有人。而本案中票据持有人利兆置业公司，辩称是从商丘元洲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取得，而商丘元洲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又出具证明是从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取得的该票据。经核实，商丘元洲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12年被吊销了营业执照，无合法经营权利，而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又否认与商丘元洲装饰有限责任公司有任何业务往来，并没有将本案争议的汇票转让给商丘元洲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因此应确认利兆置业公司取得该诉争票据的程序不合法，本案菏泽管桩公司为该诉争汇票的最后合法持有人。菏泽管桩公司请求确认被告对该诉争汇票不享有权利，原告为汇票的票据权利人请求应予以支持。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票据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

一、被告河南利兆置业有限公司对出票人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郑州恒基混凝土有限公司，出票日期为2013年12月4日，付款银行为中国光大银行郑州分行，票号为30300051／22343770，票面金额为500000元的汇票不享有票据权利。

二、原告菏泽建华管桩有限公司为该上述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人。

三、驳回原告菏泽建华管桩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75元，保全费3020元，合计3695元由被告河南利兆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利兆置业公司上诉称，1、原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是原审认定被上诉人与前手之间是具有真实的交易基础，但上诉人与前手之间也具有真实的交易基础。在此情况下，原审却认定被上诉人是票据权利人，上诉人系非法取得，该事实认定明显对上诉人不公。二是被上诉人将承兑汇票丢失与事实不符，究竟何时丢失，是否向公安机关报案，被上诉人与前手之间是否有真实的交易基础，是否合法取得，被上诉人在一审开庭时均未提供证据证明。三是涉案票据未记载被上诉人的背书信息，无法认定其对争议票据享有权利。被上诉人称未来得及背书，并不可信。

2、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票据具有独立性，无因性，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上诉人从商丘元洲装饰有限公司处以其他方式取得涉案银行承兑汇票且支付了对价，其虽未在该银行承兑汇票上签章，但不能否认上诉人是该银行承兑汇票的持有人。上诉人是善意的、无辜的，即使是被上诉人真的票据丢失，也是自己的过错造成，被上诉人应承担风险和责任，上诉人无任何过错

3、原审取证不合法。一是原审收集证据程序不合法，该证据不属于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范围，也非依据当事人庭前的书面申请，且原审收集的证据和本案需要解决的争议焦点没有相关性。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菏泽管桩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其委托代理人在庭审中口头辩称，1、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是原审已查明，被上诉人与其前手之间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而上诉人与其前手没有真实的交易关系，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商丘元洲装饰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交易关系，被上诉人是该票据的合法持有人。二是涉案票据丢失后被上诉人报了警也进行了公示催告，被上诉人在一审已提供了相关的证据证明。

2、原审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是合法的票据权利人，而上诉人在一审所举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是善意取得，且商丘元洲装饰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已被吊销了营业执照。2009年的投资款及投资的什么项目，如何支付不清，且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支付了相应的对价。

3、原审取证合法。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取证，程序并不违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确认该案的争议焦点是：

1、原审在调取和采信证据方面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2、原审确认被上诉人为涉案票据的权利人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双方当事人对此争议焦点无异议并进行了论辩。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取得，转让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必须给付对价。本案是承兑汇票，金额为500000元，自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4日出票后，经河南殷商置业有限公司，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分别转让与受让人至被上诉人均是基于业务往来，后手向前手不仅支付了对价，而且前手又出具了收据，同时有公司账目，结算清单相互印证，被上诉人系合法取得涉案承兑汇票，对此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第七页）已认可，被上诉人取得该票据的原因是基于与其直接前手之间正常进行的交易行为，亦属于合法取得。上诉人虽诉称其是合法善意取得，但未有相关证据证明。第一，从前手与后手的交易上看，上诉人称涉案汇票是从商丘元洲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取得，而商丘元洲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又称是从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取得。经核实，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商丘元洲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并无业务往来，又未将涉案承兑汇票支付给商丘元洲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商丘元洲装饰有限责任公司虽在2014年2月27日出具证明：本公司将涉案承兑汇票一张，用于抵偿所欠利兆置业公司在商丘运河项目的投资金额为50万元。但经核实，商丘元洲装饰有限公司于2012年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无合法经营权利，且如何抵偿的并无账目清单显示。其次。从票据流转的方式看，上诉人称其从商丘元洲装饰有限公司取得涉案票据，但没有收据和具体签收人等相关证据支持。由于上诉人在一审中未能举出其与商丘元洲装饰有限公司，商丘元洲装饰有限公司与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其诉称是合法善意取得的理由不能成立。尽管涉案票据未记载被上诉人的背书信息，但加盖有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且有河南殷商置业有限公司安泰国际广场项目部桩基工程项目经理宋某某的签字，双方之间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故原审认定被上诉人为涉案票据的合法权利人并无不当。2014年3月16日，被上诉人由于对涉案票据保管不善而丢失，即于同日向公安机关报警，有商丘市公安局新城派出所于2014年3月16日接处警登记表为证。2014年3月18日，被上诉人又在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公示催告，及时申报自己的权利，理由正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为了查明涉案票据后手与前手是否存在真实的业务往来和债权债务关系，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了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购销合同，账目结算清单等相关材料，并对涉案票据流转经办人陈某某、宋某某、张某某进行了调查，程序并不违法。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5元，由上诉人河南利兆置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文志林 审 判 员

彭世峰 代理审判员

刘玉杰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邵 甜

第二篇：信诚案二审判决

信诚案二审判决

民 事 判 决 书（200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9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233号中信广场60楼6002—6008室。

法定代表人：李恒勋，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小江，国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女，汉族，1941年8月出生，住所地：广州市黄华路。

委托代理人：闵卫国、习宏，均为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因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02)天法经初字第10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为：投保人谢权与上诉人的保险代理人黄某共同签署了《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人寿(投资连结)保险投保书》(下简称《投保书》)，《投保书》已列明投保人谢权及上诉人的权利义务，双方已就保险合同的条款达成一致意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原保险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且投保人谢权已于签署上述投保书的次日向上诉人缴付了首期保费，已履行了其作为投保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应负的主要义务，因此，投保人谢权与上诉人的信诚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合同及其附加合同(含附加提前给付长期疾病保险、附加住院津贴长期医疗保险、附加手术津贴长期医疗保险、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成立。

信诚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是上诉人预先制定、重复使用的格式合同条款，其第五条第一款中的“保险责任自投保人缴纳首期保险费且本公司同意承保后开始”未约定上诉人何时同意承保及以何方式同意承保，表述不清，实属不明确，依法应作出有利于投保人谢权的解释，应视为合同已生效。投保人谢权已依上诉人安排，到上诉人指定的医院进行了体检，已履行了健康告知义务。至于上诉人凭投保人谢权体检报告及财务资料对投保人谢权进行健康审查及财务审查实为上诉人内部规定，法律、法规对此并无强制性的规定，故上诉人以其未收取投保人谢权体检报告为由而称其未同意承保理由不足，法院不予认定。上诉人辩称其向被上诉人赔付了的信诚智选投资连结保险金lOO万元是其对被上诉人的通融赔付理由不成立，法院亦不予认定。

投保人谢权与上诉人的信诚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合同及其附加合同成立、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投保人谢权在2001年10月18日被人杀害，发生保险事故，上诉人应负保险责任，应赔付保险金(包括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金)给被上诉人(保险合同受益人)，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向其索赔后，只赔付信诚智选投资连结保险金100万元给被上诉人，拒赔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金200万元，实属违约，应负违约责任，应赔偿被上诉人的利息损失，并立即赔付200万元保险金给被上诉人。现被上诉人起诉要求上诉人支付保险金200万元及其利息的诉讼请求成立，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一、二款、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上诉人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保险金2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02年1月l5日起至付清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给被上诉人孙某。案件受理费20250元由上诉人负担。

原审判决后，上诉人不服上诉称：

一、原审判决认为：“投保人谢权与保险代理人黄某共同签署了投保书，《投保书》己列明投保人及上诉人的权利义务。双方已就保险合同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实属认定事实错误。

1、《投保书》只是投保人向保险人提出的投保申请，是投保人向保险人发出的保险要约，上诉人从未以任何形式进行承诺。该《投保书》只是投保人单方的意思表示，根本不能证明投保人与保险人已就保险合同达成合意。

2、《投保书》根本没有列明投保人及上诉人有关保险合同的主要的权利义务。《投保书》的内容只是填写投保人的基本信息，拟投保保险的险种名称和保险金额，提醒投保人注意投保的程序等。保险合同除保险条款外，还包括保险单、批注等等，《投保书》的内容只是作为保险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怎么能仅凭一份《投保书》就认定双方已就保险合同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可见，原审判决对保险合同的构成缺乏认识，对于人寿险的投保流程根本不了解。

3、上诉人并未在《投保书》上盖章。保险代理人黄某在《投保书》上的签名仅反映黄某是该份保险的代理人，表明保险代理人已经接到该投保申请，并不代表上诉人同意按《投保书》的内容进行承保。因此，根本不存在上诉人(或其保险代理人)与谢权已就保险合同条款达成一致的问题。

二、原审判决认为：“投保人已于签署上述投保书的次日，向上诉人缴付了首期保费，已履行了其作为投保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应负的主要义务”也属认定事实错误。

1、上诉人并未收取投保人谢权缴纳的保险费。根据保险行业惯例，投保人只是将一定的资金预存于上诉人处，待上诉人同意承保并根据投保人的财务、健康状况核定实际保险费后，将此项资金用于缴纳(转为)保险费，以减少以后的手续。所以上诉人出具的是《临时收款凭证》，该临时凭证本身就表明谢权只是预缴费，而不是实际支付保险费。

2、投保人谢权预存的款项仅为11944元，尚不足支付首期保险费11962.70元。可见，谢权预存款项的行为根本不等同于实际缴纳保险费。因此，原审判决认定“投保人谢权向上诉人缴付了首期保费”缺乏事实依据。

三、根据《保险法》有关规定，上诉人与投保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未成立。

1、上诉人从未以任何方式表示同意承保。上诉人安排投保人进行体检，要求提交财务报告等表明，合同的订立正处于商谈过程中，上诉人需要根据投保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财务状况来决定是否承保以及承保的条件。

2、原审判决认定：“信诚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五条第一款中的„保险责任自投保人缴纳首期保险费且本公司同意承保后开始‟未约定上诉人何时同意承保及以何种方式同意承保，表述不清，实属不明确，依法应做出有利于投保人谢权的解释，应视为合同已生效”，而事实上，原审判决书引用的该条款同一行，已经对承保方式作了明确约定：“本公司应当签发保险单作为承保的凭证”，即保险人以签发保险单的方式作出同意承保的意思表示，合同才生效，不存在约定不清，作对投保人有利解释的问题。

3、上诉人不仅没有签发保险单作为承保的凭证，而且从原审判决已经认定的事实也表明，上诉人根本不可能做出同意承保的任何决定。谢权于2001年1O月17日进行体检，并于2001年1O月l8日凌晨死亡，而有关体检报告在2001年lO月l8日上午1O时后才由医院出具。即在谢权死亡前，上诉人尚未收到谢权的体检报告，根本无法判断其是否符合承保要求，不可能同意承保。而谢权死亡后，虽然上诉人收到谢权的体检报告，但此时被保险人已经死亡，实际上已不可能进行承保。

4、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凭投保人谢权体检报告及财务资料对投保人谢权进行健康审查及财务审查实为上诉人内部规定，法律法规对此并无强制性的规定，故上诉人以其未收取投保人谢权体检报告为由而称其未同意承保理由不足”。但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可以就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即上诉人可以对投保人的健康情况和财务情况进行调查，投保人有义务如实告知。这是保险法赋予保险人的权利，并非上诉人的内部规定。投保人有义务在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合同成立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根据保险人的要求提交必需的体检报告和财务状况证明。原审判决罔顾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判决主文自相矛盾，主观臆断认定保险合同成立，无异于剥夺了上诉人核保和自主决定是否承保的合法权利，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基于上述事实和有关法律规定，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投保人谢权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不成立，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作出赔付。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公。

1、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02)天法经初字第lOl8号民事判决，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2、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答辩称：

一、原审判决确认投保人与上诉人之间已就“信诚(运筹)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合同(即本案所争议的主险)及其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即本案所争议的附加险)的条款达成合意，保险合同成立，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其一，投保人是在上诉人的代理人的宣传和推荐下产生投保上述主险及附加险的意向，并且以上述主险及附加险条款为基础，与上诉人的代理人共同签署《投保书》的。《投保书》签署之后次日，上诉人便通过其代理人向投保人提交了一份盖有上诉人总经理印章的《信诚运筹建议书》。以上两份文件加上信诚(运筹)智选投资连结保险条款及其附加保险条款共同构成了以下几层意思：l、表明了投保人的投保要求；

2、是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重要证明；

3、双方针对被保险人个体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保险合同中的主要条款，如：保险人、被保险人、投保人、受益人、保险产品(保险标的)、保险金额、保险费及缴付方式、保险合同成立条件、保险期间、保险责任、争议的处理等；

4、表达了双方对主险及附加险条款效力的认可。因此，双方共同签署并确认以上文件的行为以及文件内容，反映了双方就保险合同主要内容进行磋商并形成合意的过程，并非上诉人所称的“仅是表达其收到投保申请”。

其二，更值得注意的是，投保人正是依据以上文件，尤其是上诉人针被保险人个体实际情况计算出来的保费向上诉人缴纳了首期保险费，而上诉人也接受了投保人缴纳的保费，且给投保人开出了收款凭证。如若像上诉人所称的那样，双方尚未就保险合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意见，那么，上诉人又凭什么来收取投保人依保险法的规定应当在保险合同成立时或之后才缴付的首期保费？足见，投保人缴纳首期保费、上诉人收取首期保费的客观行为进一步证实了双方就保险合同主要内容已达成了一致意见，形成了合意，而非上诉人所称的“是投保人单方的意思表示”。

其三，保险单不是证明保险合同成立的唯一凭证。上诉人似乎特别强调保险单对保险合同成立所起的作用。不错，保险单是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但与保险合同并不是同一概念，能够证明保险合同关系的文件也不仅仅局限于保险单。根据保险法第十二条的立法意义，保险单的本质作用是将双方就合同主要内容已经达成的合意，以书面格式化方式固定下来，而不是保险合同成立的标志。正因如此，保险法将出具保险单规定为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之后的首要义务。没有签出保险单不等于保险合同没有成立！原审判决所以作出保险合同成立的认定，正是基于以上系列文件的内容以及双方就首期保费缴付与收取的客观行为。上诉人片面而孤立地强调《投保书》，有意撇开双方交费、收费行为和其它法律文件的客观存在，割裂它们间的相互关系，无非是想达到歪曲原审判决真正含义的目的。

上诉人反复强调其所收取的投保人的款项不是保险费，而是所谓的“预缴费”，上诉人的这种说法既偏离事实，又毫无法律依据，难以自圆其说！首先，保险法第五十六条就人身保险合同保险费的缴付问题作了专项规定，即无论是一次性还是分期缴付，应当在合同成立后或者在成立时缴付首期保险费。据此，在保险合同成立之前，保险人依法不得要求投保人缴付保险费！因此，“预缴费”的说法因缺乏应有的法律依据而不能成立！

上诉人又以“行业惯例”为由，以此说明“预缴费”的合规合理性。被上诉人对此不禁要问：一个不符合我国保险基本法律的操作手法，就因其在某些保险公司的部分操作流程中流行，就可以成为上诉人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抗辩理由？况且，上诉人与投保人在无其它经济往来的情况下，如果双方又无保险合同关系，上诉人又凭什么无故占有投保人的资金？显然，这种“预缴费”之说也违背“公平原则”而失去其合理性。

实际上，在许多海内外人寿保险公司的操作流程中，特别是对于大额保单的核保规则均毫无例外地强调不得预收保费，有趣的是上诉人自己的核保规则也同样有上述类似的规定。即便是某些保险公司对于小额保单有在签发保单前收取保费的做法，但都会给予投保人一个保险的承诺：即在收取投保人的保费后至签发保险单之前，当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公司仍然要承担保险责任。原因就在于，一来接收投保人的保费且在合理期限内未作明示拒绝，表明保险公司同意承保或者容易使投保人相信保险公司已经同意承保；二来基于公平原则。

其次，上诉人收取的投保人的保费是在投保人投保后，根据被保险人的实际情况计算出来的，如果是上诉人所说的“预存一定的资金”，又何须劳神通过计算来定数额？至于上诉人收取保费是以临时收据还是以发票的形式开出凭证，在其与投保人间无其它经济关系且投保人已经投保的前提下，并不影响保费性质的当然确立！何况，上诉人开给投保人的《临时收款凭证》上记载的内容均是与投保人所投保险产品相关的事项，并且，也无注明是除保费之外的其它费用。

再者，上诉人置明摆的事实于不顾，其在原审中提交的《谢权第一期保费计算依据》显示道，投保人未缴足的是“信诚附加住院津贴长期医疗保险”的保费18.7元。与本案所争议的主险及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无关，且不影响主险及其它附加险的效力。换言之，投保人已经缴足了本案争议的主险及附加险的首期保费，何况，上诉人后来又以文印费的方式补收了l8.7元的保费，可见其对本案争议的主险及附加费丝毫没有拒保的意思表示。

原审判决确认上诉人与投保人就本案争议的主险和附加险已成立合同关系具有法律依据。第一，从保险法第十二条关于保险合同成立的规定不难得出：保险合同只需要“投保人与保险人就保险合同条款达成协议”即达成一致意见即告成立，保险人签发保险单或其它保险凭证是对业已成立的保险合同予以确认、提供书面证明。因此保险单虽然是保险合同已成立的凭证，但不是保险合同成立时的标志，也即保险单签发日不等于保险合同成立日！那么，保险合同成立时的标志是什么？显然，“双方就合同条款达成协议”是合同成立时的标志。第二，关于合同成立的问题，事实上合同法在这一点上与保险法的规定相一致。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当事人已经履行了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合同成立。”该项条款十分明确地肯定了当事人可以客观行为作为达成合意的方式，或者说当事人的客观行为也可以成为合同成立的标志。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法律”自然也包括保险法。第三，作为中国保险公司的监管机关——中国保监会也认可以行为作为意思表示来约定或变更合同内容。第四，本案的投保人在投保后，又依据上诉人的代理人针对其实际情况计算出的保费数额，向上诉人缴付了首期保费，上诉人也接受了保费并开出收款凭证为证。

以上双方往来文件和行为，再加上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完全可以认定在本案的上诉人同投保人之间已就主险及附加险成立了合同关系。第五，至于体检报告、财务报告则依法不能成为否定保险合同成立的因素。

从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可见，凡保险人未询问的情况或保险代理人已问过的情况，均推定保险人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投保人无须主动告知。如果保险人应当询问而没有询问，属于保险人的过失。因此投保人填写了投保单、告知书、口头回答了上诉人代理人的提问，应视为投保人已经履行了告知义务。“大额保单要提供财务证明” 仅在上诉人的内部核保规则中有记载，投保人无法知晓，同时，对投保人也无强制性的约束力。

本案所争议的附加险是意外伤害险，其特征决定了该险种的保险费率与被保险人的年龄、身体状况关系不大，体检并非承保的必经程序。因此，当投保人填写了投保单、健康告知书，则其告知义务就算己经履行了。何况投保人已经按照上诉人的安排完成了体检。所以，当上诉人接受了投保人交付的首期保费，鉴于意外伤害险的特征，投保人有理由认为他的投保能够立刻被上诉人承保。检查被保险人身体和提供财务证明是上诉人为了核实投保人告知内容是否属实所作的调查工作的范围，是上诉人在调查工作中采取的最直接和最便捷的手段，不属于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如果上诉人通过上述调查手段发现投保人有不实的告知，上诉人可行使合同解除权来控制风险。可见，这些调查工作与保险合同的成立并无直接的关系。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上诉人与投保人之间已成立保险合同关系，并责令上诉人给付保险赔偿金与被上诉人，既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民事活动中所崇尚的诚信、公平原则，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2001年lO月5日，被上诉人的长子谢权在上诉人的保险代理人黄某的介绍下，与黄某共同签署了《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人寿(投资连结)保险投保书》一份，《投保书》注明：被保险人谢权；受益人孙某；主合同为信诚智选投资连结保险，缴费年期终身。基本保险金额lOO万元；附加合同为附加提前给付长期疾病保险(附加于主合同，最高不超过主合同保险金额的80%)、附加住院津贴长期医疗保险、附加手术津贴长期医疗保险、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基本保险金额200万元)、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缴费方式为半年缴一次；在投保须知一栏中还注明了本投保书为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本保险合同自投保人缴纳首期保险费并经保险公司审核同意承保后方成立，合同生效日及保险责任开始日以保险单所载日期为准，本投保书所列各项保险合同(主合同/附加合同)，其权利、义务及释义依其条款约定办理等内容。

谢权在签署上述投保书的次日，依据黄某的建议及计算，谢权每年应向上诉人缴纳23888元人民币的保险费，其中：信诚[运筹]智选投资连接保险年缴保费为人民币17482.7元；信诚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年缴保费为人民币4400元；信诚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每年续保)年缴保费为人民币197.6元；信诚附加提前给付长期疾病保险年缴保费1605元；信诚附加住院津贴长期医疗保险(保费每五年重新确定)年缴保费为人民币149．6元；信诚附加手术津贴长期医疗保险(保费每五年重新确定)年缴保费为人民币53.1元。因谢权选择的是半年缴费一次，故谢权向上诉人缴费11944元，并由黄某向谢权倒签一份开具日期为2001年9月30日的上诉人的临时收款凭证给谢权(该临时收款凭证注明须于2001年9月30日前开具，逾期无效)。

上诉人收到谢权的投保书及11944元后，即安排谢权于2001年1O月l7日进行体检。2001年lO月l7日，谢权到上诉人指定的广州市东山区人民医院进行了体检，谢权乙肝表面抗原(HBsAg)报告、梅毒抗体测定(VDRL)及艾滋病毒测定(HIV)报告、尿RL报告均在2001年lO月18日8时至同日lO时23分期间由广州市东山区人民医院出具。2001年lO月l8日凌晨，投保人谢权被人杀害。上诉人在2001年10月18日收到谢权的体检报告后，即安排黄某通知谢权办理保险的财产告知手续及补缴保费l8.7元。黄某在通知过程中，得知谢权已于2001年1O月18日身故，即向被上诉人告知谢权向上诉人投保了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其附加险。

2001年11月13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出索赔申请。被上诉人在索赔过程中，于2002年1月1O日向上诉人补交了谢权的财务证明资料(含房产证、存款证明等)。2002年1月14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出函件一份称：“……经我司契约部2002年1月11日审核，谢权先生生前的财务状况和其他情况符合我司承保要求，根据„信诚智选投资连结保险‟第二十二条，虽然我司未同意承保，但投保人在本公司签发保险单前先缴付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且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已签署投保书，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并符合本公司承保要求时，若发生保险事故时，我司仍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赔付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整。但根据谢权先生的身体状况，仍须补交首期保险费人民币￥18.7元。附加合同„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附加住院津贴长期医疗保险‟„附加手术津贴长期医疗保险‟之保险责任，自投保人交付首期保险费且本公司同意承保后开始，而谢权先生的保险事故发生于2001年10月18日，我司尚未同意承保，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附加合同„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不予赔付。考虑该保险合同之受益人提供谢权先生生前的财务证明及相关资料的文印费用￥18.7元，我司将补偿文印费用，故我司决定理赔给付的金额为：￥100万元-￥18.7元+￥l8.7元=￥100万元整……”。2002年1月l5日，上诉人赔付保险金100万元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不同意上诉人拒付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金，于2002年7月16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关于谢权应补交18.7元保费的问题。在上诉人提供的其公司精算师杜某致原审法院的函中载明：“根据我司报备中国保监会的费率表，现将被保险人谢权的主契约及各附加契约的保费计算如下：被保险人：谢权；缴费方式：半年缴；被保险人年龄：32岁；被保险人性别：男。信诚[运筹]智选投资连结保险(U1)总保费为8741.4元，它包括最低保费部分和额外投资部分。根据费率表，每1000元保险金额每年需缴纳的最低保费为15.14元，被保险人保额为1000000，每半年缴费一次(在年缴保费的基础上乘以系数O.5)，故最低保费=15.14×1000×0.5=7570元，额外投资的保费为1171.4元。信诚附加提前给付长期疾病保险(DDUl)的保费为802.5元，每1000元保险金额每年需缴纳的保费为5.35元，被保险人保额为300000，每半年缴费一次(在年缴保费的基础上乘以系数0.5)，故被保险人所需缴纳的保费=5.35×300×0.5=802.5元。信诚附加住院津贴长期医疗保险(UHIB)的保费为93.5元，每投保单位的保险费为37.4元，被保险人投保4个单位，每半年缴费一次(在年缴保费的基础上乘以系数0.5)，且被保险人为次标准体，需交25%的附加保费，故被保险人所需缴纳的保费=37.4×4×0.5×(1+25%)=93.5元。信诚附加手术津贴长期医疗保险(USIB)的保费为26.5元，每投保单位的保险费为10.61元，被保险人投保5个单位，每半年缴费一次(在年缴保费的基础上乘以系数0.5)，故被保险人所需缴纳的保费=10.61×5×0.5=26.5元。信诚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PA)的保费为2200元，每1000元保险金额每年需缴纳的保费为2．2元，被保险人保额为2000000，每半年缴费一次(在年缴保费的基础上乘以系数0.5)，故被保险人所需缴纳的保费=2.2×2000×0.5=2200元。信诚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AMR)的保费为98.8元，被保险人投保50单位，根据费率表，每50单位需交费197.6元，每半年缴费一次(在年缴保费的基础上乘以系数0.5)，故被保险人所需缴纳的保费=197．6×0.5=98.8元”。根据该函的计算，谢权应补交信诚附加住院津贴长期医疗保险(UHIB)的保费18.7元。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人寿(投资连结)保险投保书》投保须知一栏中第三条注明：依据我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应如实告知，如因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第四条注明：本保险合同自投保人缴纳首期保险费并经保险公司审核同意承保后方成立，合同生效日及保险责任开始日以保险单所载日期为准；第五条注明：本投保书所列各项保险合同(主合同/附加合同)，其权利、义务及释义依其条款约定办理。

上诉人的信诚[运筹]智选连结保险条款(2001年4月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备案，保监复[200l]108号)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本公司对本合同应负的保险责任，自投保人缴付首期保险费且本公司同意承保之日二十四时开始，本公司应签发保险单作为承保的凭证。上述保险条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投保人在本公司签发保险单前先缴付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且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已签署投保书，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并符合本公司承保要求时，若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本公司将负保险责任。(1)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而发生保险事故(意外伤害事故是指遭受外来的、不可预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由疾病引起的使身体

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2)被保险人因疾病身故，但被保险人已完成本公司要求之身体检查，且身体检查结果不影响本公司是否承保的决定。上述保险条款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本合同的生效日以保险单所载的日期为准。保险单周年日、保险费到期日和每月保障费用及保单帐户管理费应缴日均以保险单生效日之对应日计算。

上诉人的信诚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000年9月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备案，备案号15200007)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主合同的条款也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互有冲突时，以本附加合同为准。信诚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本公司对本附加合同应付的保险责任，自投保人缴付首期

保险费且本公司同意承保后开始，本公司应签发保险单作为承保的凭证；本附加合同自保险单生效日的二十四时起产生效力。

上诉人认为杀害投保人谢权的凶手曾经对谢权进行过死亡威胁，谢权在填写投保书时，未将该事实告知保险公司，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上诉人对其所述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

1、上诉人与投保人谢权之间的保险合同有无成立及生效；

2、保险公司应否向被上诉人赔付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金。

关于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关于“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原十二条)关于“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上诉人与谢权签订的《投保书》投保须知一栏中第四条关于“本保险合同自投保人缴纳首期保险费并经保险公司审核同意承保后方成立”的规定，本案保险合同须经上诉人作出同意承保的承诺时成立。

保险合同订立需经过投保、核保、承保三个阶段，其中，投保是要约、承保是承诺。上诉人与谢权签订《投保书》后，谢权须按照上诉人的安排进行体检，还须向上诉人提供相关的财务证明，故《投保书》所能充分说明的是谢权向上诉人投保的事实，并不当然意味着上诉人已同意承保；从签订《投保书》至谢权遇害身亡时，本案保险合同仍处于核保阶段，上诉人尚未作出同意承保的意思表示；

根据《保险法》第十四条(原第十三条)关于“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事件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的规定以及第五十七条(原第五十六条)关于“投保人于合同成立后，可以向保险人一次支付全部保险费，也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分期支付保险费”的规定，在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才按照约定支付保险费，即保险合同的成立不以缴付保险费为必要条件，投保人缴付保险费与否，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成立，保险公司只要同意承保，即使未交保险费，保险合同也成立，反之，投保人交了保险费，但保险公司不同意承保，保险合同依然不成立，保险费的缴付与合同的成立没有必然的联系，谢权在与上诉人签订《投保书》后，向上诉人缴纳了相当于首期保费11944元的行为并不足以认定上诉人已作出承保的承诺。

在本案中，根据谢权的体检结果，谢权还须向上诉人补缴保费亦说明上诉人在接受被上诉人所交付的11944元后仍可继续行使核保的权利；根据《投保书》投保须知一栏中第四条关于“合同生效日及保险责任开始日以保险单所载日期为准”的规定，至谢权遇害身亡时，上诉人尚未作出核保的承诺，亦未出具保单，故不存在保险合同有无生效的问题。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本案所涉保险合同因投保人谢权已实际履行了保险合同的主要义务而成立、生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保险公司应否向被上诉人赔付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金的问题。上诉人与谢权签订的《投保书》投保须知一栏第一条约定“本投保书为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虽然上诉人与谢权之间的保险合同尚未成立，但《投保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上诉人、谢权仍有约束力。《投保书》投保须知一栏第五条约定“本投保书所列各项保险合同(主合同/附加合同)，其权利、义务及释义依其条款约定办理”，故投保书所列各项保险合同的条款对上诉人、谢权同样具有约束力。《信诚[运筹]智选投资连结保险》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约定：“投保人在本公司签发保险单前先缴付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且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已签署投保书，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并符合本公司承保要求时，若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本公司将负保险责任。(1)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而发生保险事故(意外伤害事故是指遭受外来的、不可预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由疾病引起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2)被保险人因疾病身故，但被保险人已完成本公司要求之身体检查，且身体检查结果不影响本公司是否承保的决定”，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出的理赔通知的内容来看，上诉人是根据该款约定决定赔付给被上诉人信诚[运筹]智选投资连结保险的保险金1OO万元的，故上诉人称其向被上诉人赔付100万元是“通融赔付”的理由不能成立。

虽然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赔付了信诚[运筹]智选投资连结保险的保险金1OO万元，但上诉人是否还须向被上诉人赔付信诚附加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金，仍需根据投保书及有关合同条款的内容来确定。根据《信诚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第一条第二款关于“主合同(主保险合同)的条款也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互有冲突时，以本附加合同为准”的规定，《信诚[运筹]智选投资连结保险》条款的规定只有在与《信诚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不冲突时才能适用。

《信诚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第五条第一款仅约定：“本公司对本附加合同应付的保险责任，自投保人缴付首期保险费且本公司同意承保后开始，本公司应签发保险单作为承保的凭证。本附加合同自保险单生效日的二十四时起产生效力”，并没有类似《信诚[运筹]智选投资连结保险》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信诚[运筹]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和《信诚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约定的是不同的险种，保险范围、保险金额、保险责任均不相同，在《信诚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条款中，并未对上诉人在投保人已签署投保书并缴付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上诉人尚未签发保险单期间所发生的意外伤害事故应否承担保险责任作出约定，实际上就是排除了《信诚[运筹]智选投资连结保险》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关于这种特殊情形的规定，故《信诚[运筹]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和《信诚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对保险责任开始时间的约定是有冲突，故《(信诚[运筹]智选投资连结保险》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不能适用《信诚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由于上诉人在谢权遇害身亡之前尚未作出同意承保的承诺，故上诉人对谢权投保的信诚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承担保险责任期间尚未开始，上诉人对于发生在保险责任期间之外的意外伤害事故无需承担保险责任。故被上诉人认为《信诚[运筹]智选投资连结保险》和《信诚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对保险责任开始时间的约定没有冲突，上诉人应当依照《信诚[运筹]智选投资连结保险》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赔付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金给被上诉人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二审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 下：

一、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03)天法经初字第101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孙某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0250元，由被上诉人孙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第三篇：离婚案二审代理词(定稿)

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张建秀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二审诉讼代理人。现依据一审判决书、上诉请求和二审的庭审情况，主要针对二审庭审争议的焦点提出以下代理意见，请法庭参考：

一、关于世纪大道58号光明花园1号楼152号住房的产权归属及分割。

原审审判决查明2006年12月4日该房产日登记于上诉人名下，2007年1月26日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证明，2007年4月17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登记结婚，2007年6月上诉人仍在偿还该房屋公积金贷款。

1、根据物权法第十条规定：“不动产的所有权以登记为准。”而本案中该套房产婚前就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应系上诉人婚前个人财产。

2、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六条规定：“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依据该条款即使该房产系被上诉人出资购买，但已经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已完成赠与不能撤销，该房产应系上诉人个人所有。退一步讲婚前该房产已经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即使上诉人婚前有过赠与被上诉人房产的想法和承诺，在没有完成产权变更以前，上诉人可

以撤销，因此该房屋始终为上诉人个人所有。

3、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因此该房产婚前就已经登记在上诉人名下，婚后又由上诉人偿还公积金贷款，法院依法应当将该房产判归上诉人个人所有。

2、原审判决在被上诉人就该套房产出资情况未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上诉人偿还3万元贷款想当然的认定被上诉人在购买该套房屋时出资70000元，并将该套房屋按7：3的出资比例进行分割本就是错误的,同时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一条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尚未收益属于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因此，依据7：3的出资比例只能分割该房屋购房时的价款10万元，剩余房产收益36万元应该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平均分割。

二、关于东大街90号武装部家属楼2-2-2号住房的出资及归属。

该房屋系上诉人父母出资购买，只是接受中介公司避免遗产税的建议而登记在自己名下，有上诉人与其父母签订的赠与协议和中介公司出具的证明为证。上诉人父母出资8万元系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同时上诉人从公积金账户中提取23200元，加之房屋租金6800元，共计3万元。上诉人提交的赠与协议和中介公

司的证明，均能反映该套房屋系上诉人父母赠与上诉人的个人财产，不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提取的公积金系夫妻共同财产，要对该房屋进行分割，也只能按照上诉人父母出资8万元，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夫妻共同财产出资3万元的比例分割房屋。将该房产收益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是不合理的。

三、原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退付上诉人20000元集资款完全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在2013年单位集资100000元，这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该均分。上诉人对被上诉人陈述的当时刷卡透支60000元交纳集资款不持异议，但信用卡的还款属性要求被上诉人在一定期限内偿还借款。因此原审法院在60000元信用卡透支债务还款情况不明的前提下，将其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显然是不合理。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恳请贵院依法作出公正裁决，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此致 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人：

二O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第四篇：票据公示催告期间和除权判决后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

票据公示催告期间和除权判决后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

一、申报后的两种结果

1、《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一条： 利害关系人应当在公示催告期间向人民法院申报。人民法院收到利害关系人的申报后，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并通知申请人和支付人。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三十条：利害关系人在公示催告期间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利害关系人在申报期届满后，判决作出之前申报权利的，同样应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

2、《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三十一条：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人民法院应通知其向法院出示票据，并通知公示催告申请人在指定的期间察看该票据。公示催告申请人申请公示催告的票据与利害关系人出示的票据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利害关系人的申报。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与利害关系人出示的票据不一致

该公示催告与我方无关，不会影响我方票据相关权利。

三、公示催告的票据与利害关系人出示的票据一致后的处理

1、公示催告程序终结

2、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票据权利归属

（1）如果双方在察看票据时对票据权利产生争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申请人或者申报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2）如果利害关系人是以非法手段取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七条：失票人为行使票据所有权，向非法持有票据人请求返还票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期限：公示催告程序作为非诉程序，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确权票据权利归属诉讼程序：受诉讼时效限制？

四、票据归属的审查依据

1、《票据法》第十条： 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

审查票据取得时有无交易合同和税票，证实发生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 1

务关系。（举证义务）

2、其他不合法行为取得票据：《票据法》十二条： 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票据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依照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持票人有责任提供诉争票据。该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谁主张谁举证）

第十五条 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对持票人提出下列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与票据债务人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并且不履行约定义务的；

（二）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非法手段取得票据，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

（三）明知票据债务人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

（四）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

（五）其他依法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

3、票据背书是否连续。《票据法》第三十一条：以背书转让的汇票，背书应当连续。持票人以背书的连续，证明其汇票权利；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

前款所称背书连续，是指在票据转让中，转让汇票的背书人与受让汇票的被背书人在汇票上的签章依次前后衔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九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对持票人提出下列抗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欠缺法定必要记载事项或者不符合法定格式的；

（二）超过票据权利时效的；

（三）人民法院作出的除权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四）以背书方式取得但背书不连续的；

（五）其他依法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的。

五、公告期间无人申报或者申报被驳回，申请除权判决；除权判决生效后，申请人有权依据除权判决请求付款。

六、除权判决后，善意持票人的救济办法

第二百二十三条 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

七、其他

第十七条 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

（一）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见票即付的汇票、本票，自出票日起二年；

（二）持票人对支票出票人的权利，自出票日起六个月；

（三）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六个月；

（四）持票人对前手的再追索权，自清偿日或者被提起诉讼之日起三个月。票据的出票日、到期日由票据当事人依法确定。

第十八条 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

第五篇：复旦投毒案二审裁定书

发布日期：2015-12-14

林森浩故意杀人二审刑事裁定书 •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14）沪高刑终字第31号

原公诉机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林森浩，男，1986年9月14日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汉族，原系XX大学XX医学院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XXXX级硕士研究生，户籍所在地上海市XX路XXX号，暂住上海市XX路XXX号XX大学XX校区西XX宿舍楼XXX室；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13年4月12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同年4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第三看守所。

辩护人斯伟江，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唐志坚，上海徐伟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林森浩犯故意杀人罪一案，于二○一四年二月十八日作出（2013）沪二中刑初字第110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林森浩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威，代理检察员安宁、刘大庆出庭履行职务。被害人黄某亲属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上海刘春雷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春雷、叶萍，上诉人林森浩及其辩护人斯伟江、唐志坚，鉴定人陈忆九及有专门知识的人胡志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

被告人林森浩和被害人黄某均系XX大学XX医学院XXXX级硕士研究生，分属不同的医学专业。2010年8月起，林森浩与葛某某等同学同住于XX大学XX校区西XX宿舍楼XXX室（以下简称XXX室）。2011年8月，黄某调入该XXX室，与林森浩、葛某某同住。之后，林森浩因琐事对黄某不满，逐渐对黄怀恨在心，决意采用投毒的方法加害黄某。

2013年3月31日下午，被告人林森浩以取物为名，通过同学吕某进入XX大学附属XX医院（以下简称XX医院）XX号楼X楼影像医学实验室XXX室（以下简称XXX实验室），趁室内无人，取出其于2011年参与动物实验时剩余的装有剧毒化学品二甲基亚硝胺的试剂瓶和注射器，并装入一只黄色医疗废弃物袋中随身带离。当日17时50分许，林森浩将前述物品带至XXX室，趁无人之机，将二甲基亚硝胺投入该室的饮水机内，尔后，将试剂瓶等物连同黄色医疗废弃物袋带出宿舍楼予以丢弃。

同年4月1日上午，黄某从XXX室饮水机中接取并喝下已被林森浩投入二甲基亚硝胺的饮用水。之后，黄某发生呕吐，于当日中午至XX医院就诊。次日下午，黄某再次至XX医院就诊，被发现肝功能受损严重，遂留院观察。4月3日下午，黄某因病情严重被转至外科重症监护室治疗。在黄某就医期间，林森浩故意隐瞒黄某的病因。4月11日，林森浩在两次接受公安人员询问时均未供述投毒事实，直至次日凌晨经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刑事传唤到案后，才如实供述了上述投毒事实。被害人黄某经抢救无效于2013年4月16日死亡。经鉴定，被害人黄某符合二甲基亚硝胺中毒致急性肝坏死引起急性肝功能衰竭，继发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第一，证明被害人黄某发病、死亡原因的证据：查获的饮水杯等物证及照片，上海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调取证据清单》，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及《关于检验报告中”N-二甲基亚硝胺”名称的说明》，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的三份《检验报告书》及《关于检验报告书中化学试剂”二甲基亚硝胺”品名的说明》，上海市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相关发票，黄某的病历资料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检材料，证人葛某某、吴某某、孙某某、王某、于某某、潘某某、罗某某、刘某、沈某某、钟某、黄某某、马某、顾某某、向某、杨某某的证言。

第二、证明涉案毒物来源和被告人林森浩取毒、投毒、丢弃犯罪工具等的证据：查获的饮水机和饮水桶等物证及照片，上海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接受证据清单》、《调取证据清单》、《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勘验检查提取痕迹、物证登记表》、《扣押清单》及相关照片、《侦查实验笔录》及相关照片，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检验报告》，XX大学保卫处提供的《情况说明》和监控视频，XX大学XX学生生活园区管理委员会《关于黄某、林森浩宿舍入住情况说明》，相关销售记录、客户信息，证人张某某、吕某某、吕某、盛某、张某的证言，被告人林森浩的供述及相关辨认笔录。

第三，证明被告人林森浩投毒动机及主观故意等的证据：上海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接受证据清单》、《关于对”二甲基亚硝胺”化学试剂品名、特性说明的函》，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定书》，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电子数据检验报告》，上海浦东软件平台有限公司计算机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及其附件光盘部分内容的打印件，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关于对”二甲基亚硝胺”化学试剂品名、特性说明的复函》，林森浩硕士毕业论文《超声弹性成像评价肝纤维化的实验及临床研究》和林森浩等人发表的《实时组织弹性成像定量评价大鼠肝纤维化》等论文，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证人葛某某、付某某、盛某、吴某某、赵某某、马某、薛某某、丁某、徐某、黄某某的证言，被告人林森浩的供述。

此外，证人王某、孙某某、张某某的证言以及上海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刑事侦察大队《案发情况及到案经过》证实了本案案发情况。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林森浩为泄愤采用投放毒物的方法故意杀人，致被害人黄某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林森浩故意杀人的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林森浩到案后虽能如实供述罪行，尚不足以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林森浩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林森浩上诉辩称，其系为作弄被害人黄某而投毒，投毒后曾将饮水机内部分水舀出倒掉并用自来水对饮水机内剩余水进行稀释，主观上没有杀人故意。辩护人在本院开庭审理时，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胡志强出庭，并宣读和出示了下列证据材料： 第一组，北京云智科鉴咨询服务中心《法医学书证审查意见书》认为，黄某系爆发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致急性肝坏死，最终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第二组，证人孙某某的证言：其系天津市化学试剂研究所课题组组长，按《现代化学试剂手册》研发生产了100毫升装的二甲基亚硝胺，经检测含量大于99%。第三组，化学工业出版社《现代化学试剂手册》第一分册有关内容的复印件；相关《公证书》及部分中文翻译件；《饮用水含氮消毒副产品NDMA的形成与去除研究进展》；关于二甲基亚硝胺的制作、包装等特性的材料；有关人员与二甲基亚硝胺生产商之间的电子邮件及中文翻译件等；林森浩发表的相关论文及部分内容的中文翻译件等。

第四组，《XX大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XX大学实验动物科学部《动物实验注意事项》。

此外，有专门知识的人胡志强当庭就北京云智科鉴咨询服务中心《法医学书证审查意见书》相关内容向法庭作了说明，并就相关鉴定意见提出了意见。

辩护人认为，认定本案涉案毒物系二甲基亚硝胺证据不足，并申请调取相关检验报告的质谱图；认定被害人黄某系死于二甲基亚硝胺中毒证据不足，相关鉴定意见的鉴定程序不合法，申请对黄某死亡原因进行重新鉴定；林森浩主观上没有杀人故意，其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据此，辩护人斯伟江认为，林森浩故意伤害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应构成故意伤害罪，请求二审法院对林在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辩护人唐志坚认为，林森浩基于开玩笑而实施了投毒行为，轻信不会发生致黄某死亡的后果，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应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此外，辩护人认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检察员在本院开庭审理时，申请鉴定人陈忆九出庭作证，并宣读和出示了下列证据材料： 第一组，证人王某2014年5月19日证言：其与黄某等人于2013年3月31日晚在上海市徐家汇附近唱歌后至饭店聚餐，在唱歌过程中无人饮酒；证人孙某某2014年5月19日证言：2013年3月31日晚，其没有参加黄某等人唱歌，但与黄某等人至饭店聚餐过程中，相关人员中均未饮酒。

第二组，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沪公物鉴（检）化字（2014）第0910号《检验报告》，内容为：送检XX大学XX校区西XX宿舍楼X楼盥洗室的自来水中未检出二甲基亚硝胺成分；上海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刑事侦察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2013年4月16日，案件侦办民警向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调取了部分涉案证据，后在将上述物证送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时，将其中”编号

1、名称饮用水、数量0.5毫升”的物证写成”饮水机里的水样0.5毫升”。

第三组，上海市司法局《关于组织市司法鉴定中心组织专家委员会重新鉴定的情况说明》，内容为：上海市司法局可以组织本市相关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和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成员，对涉及重大案件或者遇有特别复杂、疑难、特殊的技术问题进行重新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市司法鉴定中心承担本市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的鉴定组织工作，是专家委员会的运作平台。此外，鉴定人陈忆九当庭就上海市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依据向法庭作了说明。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林森浩将二甲基亚硝胺投入XXX室饮水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和《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均证实被害人黄某系二甲基亚硝胺中毒死亡；原判认定林森浩犯故意杀人罪，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建议二审法院驳回林森浩的上诉，维持原判。

诉讼代理人认为，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对原判确认的证据及辩护人、检察员当庭宣读和出示的证据材料，二审法庭均进行了当庭质证。原判确认的证据及在二审庭审中辩护人举证的证人孙某某证言，检察员举证的证人王某、孙某某的证言和上海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刑事侦察大队《情况说明》及上海市司法局《关于组织市司法鉴定中心组织专家委员会重新鉴定的情况说明》，经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相同。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检察机关和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本案涉案毒物的认定 辩护人提出，认定本案涉案毒物系二甲基亚硝胺证据不足，并申请调取相关检验报告的质谱图。经查：

1、林森浩2011年进行动物实验时使用了二甲基亚硝胺。证人孙某某证言证实，其作为天津市化学试剂研究所课题组组长，按《现代化学试剂手册》研发生产了100毫升装的二甲基亚硝胺，经检测含量大于99%；证人张某某证言证实，其作为天津市化学试剂研究所供销科业务员，于2011年3月向XX大学吕某某销售了一瓶100毫升装的二甲基亚硝胺；证人吕某某证言证实，其于2011年3月向天津市化学试剂研究所购买了一瓶100毫升装的二甲基亚硝胺，用于与林森浩等进行大鼠肝纤维化实验；证人赵某某、马某、薛某某、丁某的证言均证实，林森浩、吕某某等人于2011年使用二甲基亚硝胺进行大鼠肝纤维化实验；林森浩对此亦供认不讳。

2、林森浩案发前从XXX实验室取得了二甲基亚硝胺。证人吕某某证言证实，实验结束后剩余的约75毫升二甲基亚硝胺等存放于XXX实验室一柜子里，林森浩知道试剂存放的位置；证人吕某证言证实，2013年3月31日下午林森浩两次到XXX实验室，第二次去时林还向吕要了一只黄色的医疗废弃物袋；证人盛某的证言和相关监控录像等证实，林森浩于2013年3月31日17时41分至47分持一只黄色医疗废弃物袋与盛某返回宿舍楼；林森浩供称，其从XXX实验室取出二甲基亚硝胺试剂瓶等装入一只黄色医疗废弃物袋中带回宿舍楼。

3、林森浩向XXX室饮水机内投入二甲基亚硝胺。证人孙某某、王某、葛某某、于某某、罗某某、刘某、沈某、钟某、黄某某、马某、顾某某、向某的证言分别证实，因怀疑黄某中毒，他们于2013年4月4日、4月7日，先后将黄某喝过的水、使用过的杯子以及黄某的尿液、血液等物送去检测；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报告书》证实，所送饮用水中检出二甲基亚硝胺成分；上海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刑事侦察大队《情况说明》及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检验报告》证实，送检的饮用水、XXX室的饮水机和相关饮水桶出水口封装盖上均检出二甲基亚硝胺成分。林森浩供称，其将上述取回的二甲基亚硝胺全部倒入XXX室的饮水机内，林的供述得到上海市公安局文化保卫分局《侦查实验笔录》及相关录像、照片的印证。综上，现有证据足以证实上诉人林森浩将其与他人进行动物实验后剩余的二甲基亚硝胺投入XXX室饮水机的事实。辩护人关于认定涉案毒物系二甲基亚硝胺证据不足的意见，不能成立；辩护人申请调取相关检验报告质谱图的意见，不予支持。

（二）关于被害人黄某的死亡原因 辩护人提出，认定被害人黄某系死于二甲基亚硝胺中毒的证据不足，相关鉴定意见的鉴定程序不合法，申请对黄某的死亡原因进行重新鉴定。经查：

1、黄某饮用XXX室饮水机内的水后即发病并导致死亡。黄某的医师规范化培训体检材料证实，黄某于2013年2月21日进行医生规范化培训体检时身体健康；证人孙某某、王某的证言均证实，黄某在案发前晚未饮酒；黄某病历资料及证人吴某某、孙某某、王某、葛某某、于某某、潘某某、罗某某、刘某、沈某某、钟某、黄某某的证言分别证实，黄某于2013年4月1日上午饮用了XXX室饮水机内的水后发病，后经抢救无效于同年4月16日死亡；林森浩亦供称，黄某于2013年4月1日上午饮用了饮水机内被其投入二甲基亚硝胺的水。

2、黄某体内检出二甲基亚硝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报告书》证实，送检的黄某血液、尿液、饮用水、饮水杯、刷牙杯中未检出常见杀虫剂及毒鼠强成分；证人葛某某、孙某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4月8日深夜，葛某某根据黄某系急性肝损伤，林森浩曾使用二甲基亚硝胺做过动物肝纤维化实验等情，提示孙某某针对二甲基亚硝胺进行鉴定；证人王某、刘某、杨某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4月10日，王某、刘某至杨某某所在的上海惠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购得二甲基亚硝胺比对物后再次送检测；证人向某证言证实，在前述送检的饮用水样本中检出二甲基亚硝胺，后向某将相关检测样本交给了公安机关；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检验报告》证实，送检黄某尿液和黄某使用过的饮水杯中均检出二甲基亚硝胺成分。

3、黄某系二甲基亚硝胺中毒死亡。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上海市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以及鉴定人陈忆九当庭证言证实，黄某符合二甲基亚硝胺中毒致急性肝坏死引起急性肝功能衰竭，继发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另查明：相关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均有鉴定资质，其鉴定程序规范、合法，鉴定依据的材料客观，检验方法、检验过程、分析说明和鉴定结论不存在矛盾之处，且能够相互印证，均应予采信。综上，现有证据足以证实，被害人黄某系二甲基亚硝胺中毒致急性肝坏死引起急性肝功能衰竭，继发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北京云智科鉴咨询服务中心《法医学书证审查意见书》和有专门知识的人胡志强当庭发表的”黄某系爆发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致急性肝坏死，最终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辩护人关于认定被害人黄某系死于二甲基亚硝胺中毒证据不足、相关鉴定意见鉴定程序不合法的意见，不予采信；申请对黄某死亡原因进行重新鉴定，不予准许。

（三）关于林森浩的主观故意及本案定性

林森浩上诉提出其主观上没有杀人故意，辩护人认为林森浩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经查：证人赵某某、马某、薛某某、丁某的证言和林森浩的硕士毕业论文、林森浩等人发表的《实时组织弹性成像定量评价大鼠肝纤维化》等论文及林森浩的供述等证据证实，林森浩于2011年与他人用二甲基亚硝胺做过大鼠肝纤维化实验，二甲基亚硝胺是肝毒性物质，会造成大鼠急性肝功能衰竭死亡；林森浩到案后直至二审庭审均稳定供述，其向饮水机中投入的二甲基亚硝胺已超过致死量。据此，林森浩具备医学专业知识，明知二甲基亚硝胺系剧毒物品会造成人和动物肝脏损伤并可导致死亡，仍故意将明显超过致死量的该毒物投入饮水机中，致使黄某饮用后中毒死亡，依法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林森浩关于投毒后将饮水机内水进行稀释的辩解，仅有其本人供述，缺乏相关证据证实，不予采信。林森浩关于其没有杀人故意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关于林森浩构成故意伤害罪及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意见，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此外，林森浩居住地系XX大学校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本案，并无不当。

本院认为，上诉人林森浩为泄愤采用投放毒物的方法故意杀人，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应予惩处。林森浩的犯罪手段残忍，犯罪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极大。林森浩到案后虽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但其所犯罪行极其严重，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原判认定被告人林森浩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林森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意见，应予支持。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的规定，本裁定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审判长 孟 猛 审判员 左学静 审判员 罗 靖

二〇一五年一月八日 书记员 陈艳南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十四条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 第二百三十五条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