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庐山会议 为何第二次几乎不为人知（样例5）

第一篇：三次庐山会议 为何第二次几乎不为人知

三次庐山会议 为何第二次几乎不为人知？

钱伯城 怀旧好声音 2018-08-23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

作为中央全会或中央工作会议的庐山会议有三次。第一次打倒了彭德怀及其“军事俱乐部”；第三次打倒了陈伯达，并重重敲打了林彪及其同伙；第二次会议在相关党史著作中则似有似无，似密非密，几乎不为人知……

【毛泽东三上庐山】

建国后，毛泽东曾三上庐山，主持中央会议。

第一次，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和8月2日至16日，先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开八届八中全会，讨论“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

第二次，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执行调整经济八字方针。

第三次，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开九届二中全会，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加强战备等问题。

第一次会，打倒了彭德怀和他的“军事俱乐部”；第三次会，打倒了陈伯达，兼带重重敲打了林彪夫妇及其同伙。这两次会最有名，尤以第一次会可以独擅“庐山会议”之名，第三次会还只能放在“林彪事件”中述说（见1981年颁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7节、21节；《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章、38章）。但毛泽东说过“三次庐山会议”的话（《我的一点意见》），因此人们习惯统称为“庐山会议”。

但是，夹在上述一、三两次会议中间的第二次庐山会议，同样是由毛泽东主持召开，却处于一个神秘的地位，没有公开报道，也没有发布公告，似有似无，似密非密，几乎不为人知。即使进入改革开放的30年间，关于一、三两次庐山会议的报道或研究，基本已无禁区；但对于这个第二次会议，其出席人员名单，在一些党史著作中仍闪烁其词，特别是会议主持人毛泽东的名字更是讳莫如深，不见一提。例如——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在提“工业七十条”和“高教六十条”时，都只说一句“经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无出席人员名单，更无毛泽东名字。（见该书第387页）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3章为《〈工业七十条〉的诞生》，提到“8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开幕”，邓小平在大会讲话，但仍无出席名单，更避开毛泽东名字，也不提刘少奇、周恩来，似是故意回避。（见该书第959页）

《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与《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都只在相关年月日下记载刘、周各自的上山与会，不提毛泽东是否出席。（见《刘少奇年谱》第538页，《周恩来年谱》第429页）

最有意思的是《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77页），引用《我的一点意见》全文时，在“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后，因为其中谈到第二次庐山会议，而把整段文字用删节号作了代替。可见至少到此书出版为止，毛泽东曾主持召开这次会议的历史，尚在史家回避之列。

其实这段文字，早在1990年由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叶永烈的《陈伯达其人》一书中，引用《我的一点意见》全文时，无意中已全段发表过了。现特引录如下：

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叶永烈在《出没**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一书中说，《陈伯达其人》曾经北京有关部门审阅，同意出版。据叶永烈说，胡绳和金冲及都看过这本书。胡绳以为书中所写的陈伯达，就是他所认识的陈伯达；金冲及说“这本书写得扎实，透露了大量档案中所没有的信息”。但这些还不足以完全解开第二次庐山会议未得全部公开的谜团。

最近在一家官方网站青岛新闻网上，看到一篇题为《1961年庐山会议为何不公开报道》的新闻评论，无作者署名，发表时间是2005年11月9日，却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如下的回答：

中共中央曾于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工业、粮食和教育等重大问题。可是，这样重要的会议，很长时间却没有公开发布信息。这是什么原因呢？

1961年8月下旬，当时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的张国华，因路途遥远，没有按期赴会报到。会议秘书处挂长途电话催他尽快赶来开会，这一电话内容被泄密。就在会议举行翌日，台湾当局广播电台播送了中共在庐山召开高级军事首脑会议，商议解放台湾的消息。当时蒋介石得知这一情报，坐立不安，派了几批特务赴大陆刺探虚实，其实，会议没有半点涉及解放台湾的内容。由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把会议泄密的坏事变成好事，将计就计，即对会议绝对保密，不作任何新闻披露。深谙孙子兵法的毛泽东，当时采用的大概是“虚张声势”一计吧。

既然这条信息已在官方网上传播，也就表示已不在保密范围之内，虽然尚有待正式文件佐证，但已可公开备此一说了。

按前文所述，从毛泽东身边不告而别的行为，陈伯达是有“前科”的。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陈伯达随毛泽东访问苏联。有一天，毛泽东要起草文件，却找不到陈伯达了。据《陈伯达其人》记载：

“陈伯达哪里去了？”毛泽东问机要秘书叶子龙。

“他搬走了！”叶子龙答道。

“他搬到哪里去了？”毛泽东又问。

“搬到大使馆去了。”叶子龙答。

“他为什么搬走？他到大使馆去干什么？他是我的秘书，他的工作在这边呀！他搬走，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毛泽东显得非常不高兴。他要叶子龙通知大使馆，陈伯达必须立即搬回来！

陈伯达只得灰溜溜地搬回来。陈伯达向毛泽东解释说：他的儿子陈晓达在苏联学习，十六岁了，多年不见，想在大使馆跟儿子一起住几天……

“你为什么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搬走？你的工作岗位究竟在哪里？”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

望着毛泽东愠怒的脸，陈伯达知道事态已相当严重，赶紧向毛泽东赔不是，作了检讨。

毛泽东在陈伯达作了检查后，仍把他留在身边工作。不过，这件事在毛泽东心中，从此留下不愉快的阴影。

这段描写十分生动，有纪实文学笔调，但可相信不是虚构。师哲是毛泽东访苏的翻译，他的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中有专节详细记载陈伯达随同访苏活动，却没有不告而搬一事，只提到“毛泽东确实说过陈伯达‘老鼠搬家’，但我不清楚指的什么”，想即指此事，但他不得其详。叶永烈这里所写，应是得之于当时在场的毛的机要秘书叶子龙的口述回忆，并向陈伯达本人求证。正如作者最后所说，毛泽东虽然对陈伯达有所不满，还是要用其所长，留在身边。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陈伯达忘乎所以，旧病复发，又一次不告而行；但毛仍容忍在心，继续留用，甚至1966年还大用特用，委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进入中央常委，排名第四位。直到1970年的第三次庐山会议上，“把他拿下来”（毛泽东语，见《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坠为阶下囚。这让人怀疑，是不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从陈伯达与毛的关系和陈的起落，可看到毛泽东的用人之道或驭人之道。所以，《我的一点意见》这篇文章关于第二次庐山会议陈伯达逃会获谴的一段文字，应该得到重视，说明陈伯达以及同他一样的人，平日一举一动，都在毛的洞察之中。陈伯达的悲剧在于，即使晚年服刑放归幽居的日子里，他还不知错在哪里，他对儿子陈晓农说：“我想不通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我？我又没有得罪他。在他那里工作，我还是很小心的。在庐山说他是天才，那也是说好话嘛，紧说好话也不行？”毛泽东曾告诫江青：“人贵有自知之明。”（《毛泽东传1949—1976》）陈伯达缺少的正是这点“自知之明”。【两次会议 一个版本】

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1970年的庐山会议，两次会议相距11年之久，却惊人地相似，几乎像是一个模子里制造出来的。走的程序，用的手法，讲的词汇，达到的目的，无不似曾相识，稍有异同，但大同而小异。巧合多了，就不像巧合了。

马克思有一段常被引用的话：“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对于第二次出现的事变和人物，马克思又称之为“再版”和“同样的漫画”。证之以两次相似的庐山会议，不妨称后一次是前一次的“再版”，实际是一个版本。

现就两次会议，作一简单比照，以年份代表会议顺序。

一、相似的开场气氛

1959年会。《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49页）载：“周总理也曾谈到过大家初上庐山的心情：‘那时候，是本着一年的党的总路线的执行情况，跃进了一年，大家都很忙，找到庐山来把经验总结总结。主席说了，也带点休息的意思。这一年的大跃进成绩伟大，有些问题，逐步解决，已经解决了不少，剩下的还在解决中，在认识上前途是光明的。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意思上山的。’”

《毛泽东传1949—1976》（第966～967页）载：“连日来，会议的气氛是比较轻松的，被称作‘神仙会’。（七月）五日是星期天，休会一天，天气晴朗，是上庐山以来天气最好的一天，与会者纷纷出游。”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载：“为什么叫做神仙会？庐山天下名山，富历史古迹，多神仙故事，权且都来当当‘神仙’吧。”“主席约谈了一次，小舟、周惠同在（开同乡会也），心情甚舒畅，相机进言，颇为融洽”。

1970年会。《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70～1571页）载：“到庐山的头几天，毛泽东心情很轻松，一直在自己的住地看书、休息。”“吴德回忆说：‘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

《吴法宪回忆录》（第789～790页）载：“叶群对我们说：‘这次来庐山开的是神仙会，没有什么事情。你们都忙了大半年，就在这里避避暑，放松一下。”

徐景贤的《十年一梦》（第200页）载：“周恩来告诉来访者，这次全会的议程很简单。主要是讨论通过宪法修改草案，还要讨论一下国民经济计划等。会期不长，有三五天就可以了。”

二、相似的中途变局

1959年会。《毛泽东传1949—1976》（第983页、第988～989页）载：“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大会并讲话。”“毛泽东这篇出人意料的讲话，引起很大震动。黄克诚后来回忆说：‘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我对主席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负担更重，我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

《彭德怀自述》（第276页）载：“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从高度原则上批判了那封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并且指出我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听了主席的讲话，当时很难用言语形容出我沉重的心情。回到住所以后，反复思索主席的讲话，再衡量自己主观愿望与动机，怎么也是想不通。当时抵触情绪很大。”

1970年会。《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77～1579页）载：“八月三十日，他（指毛泽东—作者按）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在这个批语的抄清件上，他又加上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在这篇仅有七百字的短文中，毛泽东尖锐地揭露了陈伯达等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他把批评集中地指向陈伯达一人，而对林彪仍不去触动，而采取保护的态度。”

《吴法宪回忆录》（第801~802页）载：“叶群对我说，林彪同志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去了……时间不长，林彪回来了。他一坐下就对我说：‘毛主席的态度变了，不高兴了’……”

《十年一梦》（第222页）载：“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一下达，全会的风向立即转变，前几天还是陈伯达一伙大叫‘揪人’，不几天马上又变成了众人狠批陈伯达。林彪给吴法宪下达指示说：‘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叶群则给吴法宪打电话予以安抚。”

三、相似的没完没了的“检讨”

1959年会。《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65页）载：“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志，在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和尖锐批评面前，在小组会和大会的严厉批判、斗争面前，再加上一些战友好心规劝彭德怀同志‘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作检讨’，于是他们便采取‘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一次又一次地检讨。”

《黄克诚自述》（第259～260页）载：“身处此境，真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主席这时已确认我们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常委也同意这个判断。于是在作决议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我们认罪”。

《庐山会议实录》（第334页）载：“这个连续开了40多天的庐山会议，已经到了‘大获全胜’可以闭幕的时刻了，尽管还认为彭德怀并没有彻底低头认罪，也不必再在庐山逼他‘更深刻的检讨’了。反正庐山会议之后，紧接着还要开军委扩大会议，总的来说，彭、黄、张、周都已经认了错，服了输，八届八中全会可以圆满闭幕了。”

1970年会。《毛泽东传1949—1976》（第1579～1580页）载：“九月一日，毛泽东在由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

《吴法宪回忆录》（第809～810页）载：“我的检查写好以后，由周恩来送到康生那里以后，康生借机报复，批了一大通……这样我只好写第二次检讨……结果这个检讨又一次被康生批回来。我又写了第三次检讨，康生还说不行，周恩来说：‘人家已经三次了。’康生只好说：‘那好，就算了吧。’”

以上比照1959年和1970年前后两次庐山会议的相似之处，仅举三例，已可见其大概。若各以四字点评，可分别为：诱敌深入，突然袭击，穷寇必追。其他还有相似的批判斗争方式、相似的新账老账一起算、相似的定性判词（“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目的”）、相似的组织处理，以及相似的大会总结与通过的决议、公告等等，可比照与可写之处还有很多。就这两次会议的各自影响来说，似乎各不相同，但若就其影响的大而广而言，也有相似的地方。1959年这次会，直接导致了继续“大跃进”后的大匮乏、大饥荒，不得不在3年后的1962年，再开一次“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七千人大会”来挽救生产和经济的颓势。而1970年的会，则引发了毛泽东1971年8月的南巡，边调查，边“吹风”，8月30日在由长沙去南昌前夕，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及汪东兴谈话，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预示尚有下文。果然不及半月，发生“九一三”事件，掀起了新一轮的接班人之争。

如果再往深处思考一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8节指出，“文革”前10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第21节又指出，“文革”的发生，“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热的程度”。这两次庐山会议，正好一前一后，以相似的方式，为这座“一言堂”的建立，起了相似的进一步加强加固的关键作用。这确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2009年8月18日，上海。《同舟共进》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作者系文史学者）

第二篇：70年庐山会议“中枪”的为何是陈伯达

70年庐山会议“中枪”的为何是陈伯达

70年庐山会议“中枪”的为何是陈伯达

林彪为何提出“天才论”并倡议设置国家主席？毛泽东为何勃然大怒？闹剧的主角是林彪，中枪的为何是陈伯达？这些问号就像飘荡在庐山山麓间的云雾，让人捉摸不透。不弄清楚其中原因，就读不懂庐山会议的诡谲多变。

1970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林彪第一个发言时，不顾大会议程，大谈特谈“天才”问题，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第二天，陈伯达在参加华北组会议时，不点名地指责有人(实际上就是指康生、张春桥等人)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同时陈在中央委员中鼓动要设国家主席。此外，吴法宪、叶群、王洪文、邱会作等也分别在西南组、中南组、上海组、西北组发言，附和林彪的讲话。当天，华北组还出了简报，刊发陈伯达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编为全会第六号简报在全体中央委员中散发。

毛泽东的反应怎样呢?他在8月25日就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宣布停止讨论林彪8月23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做检讨。继而，由毛泽东找林彪谈话，周恩来找吴法宪等人谈话，要他们向中央做检查。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会前，陈伯达摘录了很多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称天才”的材料，为庐山会议造势。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这份材料上写了一段话，这就是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文章不长，全文照录于此：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地配合了。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显然，为了挽救、教育林彪，毛泽东仅仅批评了陈伯达一人。而且，特意点明“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

以毛泽东的身份和影响，这篇700多字的文章宣告了陈伯达政治生命的终结。接下来的会议上，陈伯达就被控制了，他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主席台上。所有的新闻、简报都不再点到他的名字。从外界来看，曾经地位颇高的陈伯达，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林彪为何提出“天才论”并倡议设置国家主席？毛泽东为何勃然大怒？闹剧的主角是林彪，中枪的为何是陈伯达？这些问号就像飘荡在庐山山麓间的云雾，让人捉摸不透。不弄清楚其中原因，就读不懂庐山会议的诡谲多变。

“天才论”实际上是老调重弹。在此次修改宪法中要提到毛泽东。此前对毛泽东的评价，最权威的无过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话，“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段话随着《毛主席语录》的问世，成了毛泽东的“专用”评价语言。林彪本人也在多次讲话中，称颂毛泽东是“天才”。中共九大召开时，这段话一度写进政治报告和党章草案。可毛泽东在审阅时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词语删除，只保留了“继承、捍卫和发展”三个动词。这说明，毛泽东对近几年泛滥成灾的个人崇拜思潮是有所警惕的，甚至是反感了，有意识在这方面降温。正如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表示，“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了，要降温了。”林彪是否真的没有觉察到毛的情绪变化? 但真正让毛泽东生气的其实是国家主席之争。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按照《宪法》规定，中国设置了国家主席职位。第一任国家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继任者是刘少奇。1964年，刘少奇再次当选国家主席。1966年“文革”开始，刘少奇遭受批判，被解除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国家主席职位自此出现空缺，一直到1969年刘少奇病逝也未恢复。林彪对国家主席非常感兴趣。虽然当时他已经是党的唯一副主席，党章确定的“接班人”，但实际上拥有的权力并不大。在党内，一切重大事项都必须毛泽东拍板;在政府方面，则由周恩来主持工作。林彪深知，他想当国家主席，首先就必须恢复这个职位。只要这个职位一恢复，当选者只能是他。毕竟，毛泽东早就辞去了国家主席，一定不会在77岁高龄时再次出任。

但是，毛泽东多次反对设置国家主席。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4月12日，他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建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等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我不再做此事，此议不妥。”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以《三国演义》“孙权劝曹操当皇帝”的典故告诫林彪不要打国家主席的算盘。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毛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林彪置毛泽东多次反对设置国家主席的意见于不顾，在23日的大会讲话中发动“突然袭击”，继续重申了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毛泽东的不满可想而知。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天才论”和建议设置国家主席的并不止陈伯达一人。除了林彪，叶群、王洪文、吴法宪等人也持相同意见。周恩来在东北组的发言也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天才论”观点。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单单拿陈伯达开刀，而不涉及林彪等人呢?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固然有前面所言挽救和教育林彪的原因，也有策略方法上的考虑。毕竟，陈伯达虽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手中没有实权，在党内影响远远不能与林彪相比。拿他开刀，风险最小。当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最高领导早就对陈伯达不满了。陈伯达是毛泽东一手提拔上来的。毛泽东看重的是陈伯达的“书生”本色与“理论”头脑。31年来，陈伯达的确为党做了大量宣传和理论工作，特别是“文革”中，进行了舆论导向和理论宣传总结，从而丰富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但最近一些年来，陈伯达的表现越来越令人失望，在理论工作上跟不上毛泽东的节拍，屡次受到毛的严厉批评。更犯忌的是，他还由于各种原因与林彪、叶群等人走得很近。

应该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虽然毛泽东偶尔会批评敲打陈伯达几句，总体说来还是信任他的。因此，才会在“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钦点陈伯达为组长。从很大程度上讲，也正因为这个组长职位，陈伯达才得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爬上权力的顶峰。但随着“文革”的深入，陈伯达不断受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排挤。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手下大将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已经被打倒，陈日渐孤立。在中共中央，其地位日渐被张春桥取代。江青可以肆无忌惮地骂他，连康生都嘲讽这位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是“乌龙院院长”。孤独的陈伯达得重新寻找“靠山”或者说“盟友”。找谁呢?在政治局常委里面，毛泽东和周恩来显然都不是合适的对象。找来找去，最终找到了林彪。此时的林彪，在军队里的势力越来越大，可手下没有靠得住的“笔杆子”，因此，两人一拍即合。1968年，中共九大召开前夕，陈伯达与林彪握手了。一次，陈伯达在电话中无意说出想吃海蟹，叶群马上以“林办”名义，让空军用飞机送到陈伯达处。这种“抱团取暖”的行为犯了大忌。

第三篇：三次会议

一、1959年庐山会议

1959年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武汉，6月24日乘专列由罗瑞卿、王任重陪同，经岳阳到长沙，住蓉园。6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陪同者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还有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毛泽东在韶山住了三天，看到了一些乡亲骨瘦如柴，但是乡亲们不愿“苦情重诉”，不愿让毛泽东知道“五风”的灾难，怕引起他的痛苦，只愿谈些使他高兴的事情。在毛泽东的心里，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缺点，仅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缺点是可以纠正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前途是光明的，正是凭着这种乐观精神，他挥笔写下了《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豪迈诗篇。而此时彭德怀在他的故乡湘潭县乌石乡考察后，又到了平江。这是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参加革命的首发地。像回到家乡乌石一样，成千成百的农民、老红军战士欢迎他，向他倾吐实情。有一位残疾的老红军黄杜芳向他递了一道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这首诗给彭德怀留下了深刻印象。人民的深沉寄托时刻在他的脑海里徘徊。毛泽东得到的表面现象与彭德怀获得的实情成了鲜明的反衬。

6月27日傍晚，毛泽东回到长沙。在长沙蓉园接见了杨开智、周世钊、李淑一等多位亲友，一起合影留念，和李淑一——杨开慧当年的同窗挚友单独合影。6月28日，毛泽东一行到达武汉。6月29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及各大区负责同志从汉口同乘“江峡”轮向九江进发。这么多的领导同志同船共渡，源于毛泽东6月21日上午的一个电话。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6月21日日记中写道：“主席已到郑州，来电话提议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地点在庐山，征求常委会同志意见，12时在少奇同志处开会，同意主席提议，并决定我后天先去庐山。6月23日晨，杨尚昆乘坐飞机到达江西省会南昌，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江西省副省长方志纯交代了任务，下午经修水、德安、星子三县6个半小时的路程，晚上9点半钟到达庐山牯岭。6月29日下午，毛泽东从汉口乘船到九江。6月30日上午乘坐高广江开的吉姆车上了庐山。这时的毛泽东，以雷霆万钧之力，结合他性格中的浪漫情怀，谱写了一首千古绝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他放眼庐山景色，遥想晋代诗人陶渊明描绘的世外桃源，现在已是现实——人民公社。按照毛泽东的构想，人民公社就是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社会组织，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是他的伟大创造，谁敢说半个“不”字呢！

庐山会议初期，气氛温馨、和谐、欢乐、白天开会、总结经验、纠正“左”的失误，晚上散步、谈心、跳舞，还适当安排了一些时间观赏人间胜景。会议选在这里开，意在让大家消除“大跃进”的疲劳，静静热得发昏的脑袋。

会议之初，毛泽东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当时，与会者对于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很大分歧。毛泽东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从郑州会议到现在已经初步解决了。从全局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有一些同志认为“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肯定，但是存在的缺点、错误和带来的后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承认指导思想有失误，采取措施切实纠正。也有一些同志不愿多讲缺点和教训，还有意无意地压制别人揭露问题、提意见。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越来越多。会议开到7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彭德怀直言不讳，写信给毛泽东，对1958年以来发生的错误、教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彭德怀的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大跃进的成绩是肯

定无疑的”，人民公社化中的失误，经过中央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关于全民炼钢，多办了一些土高炉，浪费了一些人力、财力、物力，付出了一笔学费，是“有失有得”；第二部分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指出“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诸如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并指出“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文如其人，彭德怀的信反映了一个朴实、纯洁、坦率、耿直的共产党人忧国忧民的心境和忠于党忠于人民，敢于直谏的胸怀、品德。而且信的前言已说明仅供毛泽东决策“参考的”。然而，事与愿违。彭德怀的信，特别是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激怒了毛泽东，“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毛泽东检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解决1958年以来出现的问题有一条原则，即必须在充分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下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适当调整，谁都不能逾越这条界线。而彭的信，触犯了这个戒条。还有，这时的毛泽东在党内已是“绝对权威”，谁也反不得。毛泽东阅信后，强抑自己的愤激情绪，批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给与会同志，并在政治局常委内部打了一个招呼，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彭德怀的信印发后，就像平地起风雷，看法很不一致，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但都是少数，极大多数认为“基本正确”。毛泽东静观了7天后，说：“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例如“讲‘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类人，有些动摇。”讲话中没有提彭德怀的名字，但谈吐的锋芒直指彭德怀。他接着说：“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之下。”这些人“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

毛泽东说“大跃进”中的缺点，“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毛泽东的意思，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成绩与问题相比，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不值得大惊小怪。毛泽东激起与会者对彭德怀的批判情绪，又继续讲了两段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其次，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有推广之权。”于是人们对彭德怀信的思想由“基本正确”转到“有组织、有准备、有纲领地向党进攻”。庐山会议由总结经验、纠正“左”的失误的主题急转直下变为反“右倾机会主义”了。

劝说、责难、批判、挖根子、追历史、查关系，“对事，也要对人”，接踵而来。大会、小组会、个别谈话，连续半个月，甚至连在战场上牺牲的彭雪枫将军也当作批判的靶子，其场景令人心寒。毛泽东为促进彭德怀作检讨，让聂荣臻、叶剑英去劝说。7月30日上午，两位元帅来到彭的住处，说：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你不是常说一个共产党员要能任劳任怨，今天当自己作检讨时，就要表现这种精神。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劝说者和被劝者都是热泪盈眶而别。

7月31日与8月1日召开常委会议，着重批评彭德怀所谓“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实质上是反对毛泽东。”这是要害。会议开始时，朱德发言，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这些发言，当然没有击中“要害”。毛泽东见势，没等朱德讲完，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自言自语说：“隔靴搔痒”，弄得朱总司令红了脸，终止了发言。接着，毛泽东自己发言，从世界观到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批评彭德怀的世界观是经验主义；在历次路线

斗争的关键时刻动摇、站错队；在革命征途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野心，并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接着，林彪紧紧跟上，上纲上线。刘少奇、周恩来也改变发言的基调了。刘少奇说：“在延安，关向应病危时，我同你去看关向应。关向应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世界。根本问题在此。”8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8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刘少奇作了讲话。他说：“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也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林彪、康生、柯庆施等人更是附合，一味迎合毛泽东：“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庐山会议后，个人崇拜推向了极至，毛泽东成了神。党内民主集中制遭到了严重破坏，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这是刘少奇所没有料到的；林彪也没有料到在12年后的第三次庐山会议上，他也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旋涡；同时也是毛泽东本人根本无法料到的。当年，毛泽东还作了这样的批语：“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这成为毛泽东晚年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环，从而导致了十年内乱的发生。这个教训是不能忘记的。

二、1961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普遍紧缺的粮食、肉类诸多问题，犹如倒春寒，不断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引起毛泽东的反思。

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听取各中央局汇报时插话：庐山会议的估计不灵了。当时认为一年之内形势可以好转，以为右倾压下去了。“共产风”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当时有人说：逢单年不利，逢双年有利。今年是双年，要说逢双年有利，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共产风”比1958年刮得还厉害。

1961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再次作自我批评，对党所犯的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他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在毛泽东的倡导下，那一年从上到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促使全国经济形势很快好转，人民公社“六十条”在全国范围试行初见成效，系统地解决工业、教育、科学战线问题的时机成熟。

7月20日，毛泽东第二次上庐山，于8月23日在第一次庐山会议的同一会场——庐山人民剧院里主持召开了党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与国计民生生死攸关的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根据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早先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讨论、制定了由邓小平主持修改定稿的《工业七十条》和《高教六十条》。会上强调，今后3年的工作“必须以调整为中心”。由于执行了较为正确的方针，国民经济得以克服“左”的倾向，缓慢地恢复。但是，在政治上对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仍未纠正。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正如毛泽东所希望的，进行得有条不紊，一切顺利。与会者的心情轻松起来，一些干部往往三五成群聚在一处聊天、讨论，间而打打扑克、玩玩麻将。此时毛泽东却感到从来没有的凝重。中国共产党又到了严重关头。不仅是国内严重的自然灾害，还有中苏国家利益的冲突，以及已经拉开了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美国的“反

华大合唱”越演越烈，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又出现新的不同意见。内外交错，严峻复杂。年近古稀的毛泽东，面对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每天晚上仍是笔耕不止，圈定不疲。9月9日，一幅庐山仙人洞的大照片摆在毛泽东的书桌上，这是李进（江青）所摄，照片没有正面拍摄仙人洞，而是以仙人洞北边苍劲的松枝为近景，摄取了仙人洞左前方的御碑亭影、空中飞动的白云、山麓依稀可见的山川等景象，画面别具一格。毛泽东诗兴大发提笔写下了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挥毫泼墨，笔走龙蛇，书写了这首诗，留下了一幅行草书法珍品。这幅书法作品用笔苍劲挺拔，由平稳而险绝，尺幅之间，天广地阔，气韵生动，字里行间，有一种从容自信勇于险远的神采，并通过庐山的自然奇观表达了他追求险峰之巅的壮观与瑰丽，以及建设“桃花源”的美好理想。他把感情都隐于这山中，隐喻在这诗中。不过毛泽东已抛弃了不少“快马加鞭实现理想社会”的主观构想，多出几分面对困难与挫折的反思。美好的风光只有在历经坎坷与险阻之后才能得以观赏，诗人毛泽东此时此刻更愿意用隐喻的方法来表述自己的不平心绪。

三、九届二中全会

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一场史无前例的内乱迅速在中国大地上蔓延。1970年中央决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这是毛泽东第三次把中央全会放在庐山，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上庐山。1970年8月，毛泽东第三次到庐山，再次走进了那个会场，主持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与前两次上山不同，这次警卫工作的气氛明显紧张。上山前，毛泽东与林彪就设不设立“国家主席”有过几次较量。对林彪，毛泽东已有所警惕和疏远。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召开四届人大，并修改宪法。毛泽东同时提议，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陈伯达与张春桥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中产生了争论：陈伯达主张应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张春桥则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此时，林彪正在苏州休养，但他全身的神经触角都伸进了北京中南海。他向北京放风：“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对林彪的意见不予理睬。毛泽东回避这个话题，意味着他持否定态度。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说：

一、关于这次设不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就在接到林彪电话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对此作了指示：“我不再做此事，此议不妥。”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否定了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毛泽东不动声色的提防和林彪的具体部署，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前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在一年前召开的“九大”，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共21人，他们依次为毛泽东、林彪、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冶。九届与八届政治局委员相比，变化比较大。八届政治局委员17人，依次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恒、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一中全会政治局委员进行了调整，先后补选了政治局委员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八届政治局委员除病故的外，没有进入九届政治局的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陶铸、徐向前、聂荣臻、李井泉、谭震林，至半数。九届政治局与八届政治局相比，人员变化大，军队的代表竟占据了半数之多。军队代表依次为林彪、叶群、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陈锡联、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这就完全打破了新中国建立后，政治局委员军队约占三分之一的不成文规定，造成了尾大不掉。更严重的是和过去军队代表来自“各个山头”不同，军队代表一半以上来自于四野，甚至是一一五师，这在党的历史中比较罕见。

8月22日，九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预备会议。这次会上，毛泽东再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也许毛泽东已预感到林彪将有大文章在会上出台，最后他告诫大家，要把这次会议形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让林彪、陈伯达等不要再提什么“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次日，在毛泽东主持的全会开幕式上，林彪全然不顾毛泽东事先的警告，大谈“天才论”和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翻来覆去地讲他的这些观点，讲了一个半小时。他既没有讲形势，也没有讲其他新的问题。林彪的讲话明白地把“国家元首”这个毛泽东坚决推卸的头衔加予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与会人员没有感到异常，认为这是中央的安排，并报以热烈的掌声。林彪的发言，无疑是对其同伙的动员令，军权在握的几员大将立即响应拥护。陈伯达马上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天才的语录》，为林彪的讲话提供理论依据，他还在华北组的发言中说：“竟然有个别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

“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

陈伯达的这些发言被印成华北组2号简报（大会第6号简报）发给与会者。林彪听秘书读过这份简报后，一向不苟言笑的他高兴地笑了起来，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华北组的简报一出，整个会议声调大变，一些委员表现得情绪激动，会议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各组都谈到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

会议没有按毛泽东预先的希望开成一个团结的会。陈伯达充当先锋，挑起争论，矛头直接江青、张春桥等人。两个集团的斗争趋于公开化。

“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江青气急败坏，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绘声绘色地反映大会的情况。会上出现这种背着毛泽东的明显是有统一布署的“揪人”行动，使他感到事态严重。毛泽东知道这次的对手是远远超过彭德怀了。如果说1959年庐山会议的“军事俱乐部”纯系乌有，那么，林彪军人集团却是虎视眈眈，随时可以起事的威慑力量。毛泽东不能不提防军权在握的林彪。当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2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毛泽东的目光射向陈伯达，十分严厉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泽东的话，使陈伯达丢魂丧胆，使林彪极为难堪。大约为了给林彪留点面子，毛泽东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他的话音里除了威严还透出一种凄楚。这种话是他从未说过的。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那种高屋建瓴，那种嬉笑怒骂的潇洒已经从他身上消失了。8月31日，毛泽东又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要大家“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给了林彪迎头一击，使会议走上了正确轨道。陈伯达被揭发批判后，主席

台上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陈伯达坐的那把藤椅消失了。他从政治生涯的顶峰跌落进了历史的深渊，在政治舞台上永远地消失了。他被警卫战士押下庐山之时，完全没有了上山时那种潇洒和前呼后拥的显赫。回到北京没多少天，这位著名的理论家就住进了秦城监狱。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即9月9日，毛泽东在庐山军民的夹道欢呼中频频招手致意，而后登车离去。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外蒙温都尔汗。

发生在庐山的事情，尤如庐山之云，如烟如瘴，难辨东西。几十年过去了，人们还是不识其真实的面目，或许这也算历史之谜。

第四篇：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８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选举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等出席会议。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就选举法修正案草案作了说明（全文见第二版）。王兆国说，选举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选举法是保障公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法产生各级人大代表的重要法律。选举法最早于１９５３年制定，１９７９年重新修订，其后经过四次修改。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的要求，有必要在深入总结选举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选举法进行适当修改。

王兆国说，选举法修正案草案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党的十七大的要求，总结实践经验，完善选举制度，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更好地体现人人平等、地区平等和民族平等原则，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草案起草工作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把握方向，扩大民主；二是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三是积极稳妥，分类处理。

王兆国说，根据常委会的工作部署，从２００８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即着手研究选举法的修改，研究整理近几年来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修改选举法的议案、建议和其他方面的意见；会同有关方面组成调研组，先后到８个省（区、市）进行调研，并召开３１个省（区、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和中央有关部门座谈会，重点听取对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问题的意见；对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涉及的问题，深入分析、反复论证。在认真梳理代表议案建议、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选举法修正案草案。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２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对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再次审议。两次审议对修正案草案都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普遍赞成这次修改的指导思想、主要原则，赞成修改方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修正案草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关于选举法修正案草案的主要内容，王兆国重点就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作了说明。他说，根据我国的国体、政体，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应当体现以下原则要求：一是保障公民都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代表，体现人人平等；二是保障各地方在国家权力机关有平等的参与权，各行政区域不论人口多少，都应有相同的基本名额数，都能选举一定数量的代表，体现地区平等；三是保障各民族都有适当数量的代表，人口再少的民族，也要有一名代表，体现民族平等。这三个平等是我国国体、政体的内在要求，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不能强调其中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此外，各方面代表性人物比较集中的地方，也应给予适当的照顾。

王兆国说，对于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涉及到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问题，采取分两步走的办法。第一步是集中精力，把选举法修改好、完善好；第二步是在选举法修改完成后，根据选举法确定的原则，在广泛听取意见基础上，统筹考虑，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决定，科学合理地分配。

王兆国还就人大代表的广泛性、选举机构、乡镇人大代表名额、代表候选人提供个人情况和两地代表问题、推荐代表候选人的人数、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保障选民和代表的选举权、直接选举中投票选举程序的组织、接受代表辞职的程序、对破坏选举行为的调查处理等修正案草案的其他主要内容作了说明。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乌云其木格主持会议。今天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１００周年，全体会议开始时，乌云其木格以大会主席团的名义，向各位女代表和列席人大会议的政协女委员以及女工作人员，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向世界各国妇女，致以节日的祝贺。

xiexiebang.com范文网(FANWEN.CHAZIDIAN.COM)

大会执行主席卫留成、王云龙、王金山、艾力更·依明巴海、石秀诗、白克明、刘奇葆、刘胜玉、刘焯华、孙政才、张云川、陆浩、罗清泉、郭伯雄、梁保华等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座。

第五篇：第二次会议主持词

中峪乡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主持词

徐靖

各位代表、同志们:

现在举行本次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应出席今天大会的代表43名，实际到会名，出席会议代表人数符合法定要求，现在开会。

本次会议的执行主席是：

李建萍徐 靖梁东升卫秀明卫书红按照大会日程安排，今天会议的主要议程是:

一、表决通过总监票员、监票员、总计票员、计票员名单草案。

二、选举中峪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下面进行第一项议程:

表决总监票员、监票员、总计票员、计票员名单草案。请工作人员宣读总监票员、监票员、总计票员、计票员名单草案。

（宣读毕）

现在进行表决。

同意的请举手。

请放下。

反对的请举手。

没有。

弃权的请举手。

没有。

通过。

下面进行第二项议程:

选举中峪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副乡长正式候选人名单，是在主席团提名和全体代表认真酝酿、讨论，按照法定差额和选举办法确定的。

他（她）们是:

中峪乡副乡长候选人：阴 俊

中峪乡副乡长候选人：范 莹

中峪乡副乡长候选人：郭 玲

中峪乡副乡长候选人:史 婷

现在提交大会进行投票选举。

请总监票员、监票员、总计票员、计票员佩戴标志就位。请计票人员清点到会代表人数，并向总监票人作出报告。

（清点到会人数）

请总监票人向大会报告清点人数情况。

根据总监票人报告，今天应出席代表43名，实际到会代表名，到会代表超过全体代表的半数，符合法定人数，可以进行选举。

下面请监票人检查票箱，加锁，开始执行监票任务。（监票人检查票箱加锁后）

请计票人领取选票，分发给各位代表。各位代表领到选票后不要急于填写。

请总监票人向大会报告分发选票情况。

请工作人员宣读填写选票说明。

（发完票，工作人员报告后）

请各位代表注意，核对一下，每人一张选票，没有领到选票的、领重了选票的、选票模糊不清或没有印上候选人姓名的，请举手。

（待工作人员报告发票情况后）

各位代表，根据总监票人报告，本次大会发出选举副乡长选票张，与参加本次选举代表人数相符。

（如出现剩余的选票）请总监票人当场剪角作废。请各位代表开始写票。

（写票以后）

没有写完票的请举手。（没有）

请各位代表注意，投票的顺序是，总监票人和监票人、总计票人、计票人先投票，接着主席台上的代表投票，最后是主席台下的代表投票。

现在开始投票。先请总监票人、监票人、总计票人、计票人投票。

（总监票人、监票人等投票后）

下面请主席台上的代表投票。

（主席台上的代表投票后）

下面请主席台下的各位代表按顺序投票。

（主席台下的代表投票后）

请监票人开启票箱，工作人员清点票数。

请总监票人报告清点票数情况。

各位代表，根据总监票人报告，本次大会选举选票按照实际参会代表人数发出张，发出票数和收回票数相等，选举有效。

请总监票人、监票人到指定地点监督计票。

（开始计票）现在休会，请各位代表不要离开会场，等候选举结果。

（欢迎宋少琼、渠雪梅卫大会献歌）

（计票结束后）请总监票人向大会主席团报告计票结果。

各位代表，本次会议议程结束，请各位代表不要离开会 场，主席团召开第三次会议。

大会秘书处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