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央政治局会议解读

第一篇：2017年中央政治局会议解读

2017年中央政治局会议解读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8日召开了专门研讨经济的会议，分析总结上一季度的经济运行情况并为下一阶段的政策定调。总书记主持了这次政治局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由新华社当日所发的通稿来看，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要是总结十八大以来党在经济建设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并研究分析2018年的经济工作基调和政策走向。因此，这次十九大以后于年末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对2018年形势研判和政策走势分析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基于此种考虑，我们在对此次会议的精神和内容作了深入学习、认真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对其核心内容作了如下几点解读，以与大家交流共赏。

1、首先，此次会议高度评价了十八大以来的经济工作成就与政策绩效

会议在总结十八大以来的经济工作成效时，肯定了过去五年来中国经济在中央的领导下发生历史性变革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这是对过去工作的基本判断，也是未来工作的出发点。

过去几年的主要业绩表现为供给侧改革有力推进，经济实力增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之大前所未有，民生工作也取得积极成效。

动态观察过去五年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研判和政策动态，我们就可发现，经济政策在同一个大的周期之内，已经历了至少两次以上政策基调和方向性调整。2012年3季度起经济基本面走弱，稳增长成为当年政策的重中之重，各类融资再融资政策出现较大幅度的放松。2013年经济基本面稍有好转，2014年年初宏观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再次加大，中央银行于是在2014年11月开始了连续6次降息、5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超级宽松进程。经历一年多宽松政策之后，2015年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宏观政策做出了较大幅度转向，由此前的需求扩张转向供给侧改革。2016年，中央指导经济工作的关键词是稳增长与供给侧改革同步推进，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2016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明确指出2017年工作的重心是，底线思维防风险，宏观政策着力点集中围绕金融监管与地方债务治理两条主线展开，政策重心是系统性风险的防控。

2、“稳中求进”是2018年工作总基调--在当前的内外经济环境条件下，2018政策基调及关键词--货币政策继续其稳健中性，财税政策则积极松动

会议多次强调“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一是在做好2018年经济工作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二是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而在目前国内外经济环境条件下，强调“稳中求进”为政策总基调又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2018年经济领域工作的稳中求进，就经济增速而言，稳字当头，意味着增长目标要维持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内，增长速度区间控制在6.0%--6.8%内都是可以接受的。在此区间内，经济工作的重心是推进各项改革措施，追求增长的质量。元亨智库认为，在这里强调的增长目标是一个合理区间，而这个区间的确定是考虑了目前经济结构升级转型条件下的合理空间及可能区间，它不是简单的将某个增长指标定为经济工作目标。

第二，在目前国内外经济环境条件下，“稳中求进”意味着2018年宏观政策的可能组合是“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积极求进的财税政策”

我们预计，在美国国会通过了特朗普的大幅减税方案之后，国内财税政策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应对其对国内市场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尽管美国的减税法案由通过到执行有一个空档期，但美国减税对中国国内市场中期影响不能低估。该法案实施后6-12月之内，两国企业的竞争环境和资本跨境流动都会对国内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效应。另一方面，美联储2018年将会多次加息的紧缩性货币政策预期也对国内货币政策产生了不小的压力。但是，考虑经济周期上的差异，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应该在18年延续不松不紧的状态，强调预期管理。在目前情况下，货币政策既不会有以前的大水漫灌，也具备收紧的政策环境，央行在其政策操作空间被大大压缩的条件下，应会根据市场流动性状况，通过公开市场操作（OMO）、中期借贷便利（MLF）等政策工具进行“削峰填谷”从而达到平抑资金面波动，维持市场资金面的紧平衡。财税政策则会在财政资金受限的情况下，在税收政策上出现松动。具体而言，2018年财政政策实施扩张的空间相对较小。这主要是因为预算内资金随着名义GDP增速放缓，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有所回落。表外资金则随着规范融资平台举债融资、清理规范PPP项目、规范政府购买服务等等，都会对基建投资扩展力度形成反方向的压力。在税收政策上，中美税率差异对中国国内市场产生的不利影响会逐步驱使国内实际税率下降，这一点

很可能在2018年中期之后得以实现。通过逐步实现实际税率调降，降税率增税源以最终达到激活包括民资在内的社会资本投资，最终实现长期稳定增长之目的。

3、从去杠杆到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确保打赢三大攻坚战，再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三大攻坚战，指的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最早由习总书记今年8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提出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明确要坚决打好这三大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这次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实际上，在十九大报告中，乡村振兴战略就已经与深化供给侧改革、加快创新型国家等并列，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点任务。预计农村土地改革等基础性问题将加快解决，同时提高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这次会议对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提法，与以往相比略有不同。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推动经济去杠杆，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而此次政治局会议上，基调略有放松，指出要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对于去杠杆的基调，此次会议则由之前的“降低杠杆”调整为“合理控制杠杆率”。后续的政策措施，可能会保持平稳，降低政策本身的冲击。

会议几次提及生态相关的内容。一是在在回顾十八大以来的成就时，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好转。二是确保打赢污染防治战。三是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从重视程度看，意味着环保限产可能会成为常态。淘汰重化工业领域的污染大、耗能高的落后产能，政策可能维持高压态势。

4、从追求高速增长到强调增长质量

2016年年末的政治局经济工作会议认为2017年要“适度扩大总需求”，而本次会议则强调“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并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深刻认识、全面领会、真正落实。如果说适度扩大总需求还有刺激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意味，那么高质

量发展要求意味着高速发展不再是主要追求目标。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我国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此次会议仅在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时提到“稳增长”，没有过度强调稳增长在各项工作中的重要性。相反，会上指出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各项工作，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过程中，最高决策层对于经济增速下降的容忍度会提升。

5、地方债务严监管预计将持续，“政策收紧—经济下行—监管放松”的惯常做法短期可能要打破

剥离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性融资职能、清理规范PPP模式、打击伪政府购买服务，将继续续是下一阶段地方债务治理的重点。同样的，针对金融业的监管政策短期也难以放松。但相比于之前，这些监管政策节奏上将有所放缓。因为政策也已由此前的去杠杆调整为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

6、发展直接融资，扩大金融开放

去杠杆意味着货币政策难松，这意味着依赖于债务发展的部分工业经济必然在2018年面临挑战。如何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近期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发专文强调，要优化社会融资结构，稳步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拓展多层次、多元化、互补型股权融资渠道。因为银行贷款是债务融资，而股权融资不增加经济的负债。尤其是在后工业化时代，无论是服务业还是创新产业都是轻资产，都没法靠银行融资，需要靠加大股权融资力度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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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元立方金服

作者：卢新生教授

第二篇：21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传递出哪些政策信号

“十八大召开两周年”特别报道

21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传递出哪些政策信号？

人民网记者贾玥

2014年11月17日00:16 来源：人民网

2012年11月16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对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进行研究部署。两年来，中央政治局已先后召开21次会议（含一次专门会议，不含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作为党的日常重大决策中心，中央政治局通过会议传递的三大政策信号值得关注。

信号1

深化改革力度加大 要从自身改起

在两年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先后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草案）》《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此外，中央政治局还分别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听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全会审议。

以上十余项改革方案，涉及政府职能转变、反腐败体制建设、央企负责人薪酬调整、财税体制改革等内容，有八成均与政府自身有关。其中以国务院和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以及财税体制改革最受关注。

2013年2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草案）》稿。会议认为，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在行政体制改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首先抓紧抓好。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成熟先行，把职能转变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继续简政放权、推进机构改革、完善制度机制、提高行政效能。

这是十八届中央政治局最先讨论的改革方案，体现出政府首先要“自我革命”的决心。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小平表示，行政管理体制上的改革促动了思想认识层面的开放和解放，抓政府职能改革和制度创新，可以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开好头。该方案在当年3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获批。6个月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审议通过《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继续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鼓励地方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进行改革探索，大胆创新。

2014年3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要“抓好财税体制改革这个重头戏”。3个月后，6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会议指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是一场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变革，是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这次会议还明确了三项重点工作：改进预算管理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和调整央地财政关系。

“财税体制是国家治理基础的重要支柱，政府的每个行为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都与财税收支有关，俗话说‘以财运政’”。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表示，财税体制改革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扮演先行的重要角色，甚至是基础性角色。

今年8月31日，财税领域的“龙头法”《预算法》完成首次大修，将于201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无疑会大幅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进程。

信号2

中国经济挑战和机遇并存 调控手段推新

新一届中央政治局迄今已召开过6次会议分析经济形势。中央政治局讨论经济工作通常选择在年初、年中和年尾，或在一个季度经济数据公布之后，其中尤以承前启后的年中会议传递的信息最为丰富。

从两年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可以看出，中央高层始终对中国经济前景抱有信心，对我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没有改变。但同时不断强调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以及提高风险意识的重要性。

2012年12月4日，本届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第二次会议指出，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明年经济社会发展具备很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同时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仍然较多，各种挑战不能低估。

2013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下半年我国经济仍将保持总体平稳发展态势。

到了2013年年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挑战和机遇并存。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具有不少新的有利支撑和难得机遇。

2014年以来，中央政治局已先后召开3次会议研究分析了经济形势。2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错综复杂，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存。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区域发展回旋余地很大，今后一个时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具有良好基础。

仅过了两个月，中央政治局再度召开会议分析经济形势。一季度内连开两次会议讨论经济突显增长的下行压力。会议强调，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困难与压力，认为外部环境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一些困难不容低估，潜在风险需要高度关注。

7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在国内外环境相当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我国经济发展仍面临较大挑战，保持经济平稳发展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记者观察，中央政治局在部署经济工作时，多次强调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着力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创新调控手段。

上述今年7月召开的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定向调控”，要求有效实施一些兼顾当前和长远的政策措施，加快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推动结构调整，妥善防范化解风险，不断改善民生工作，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实施定向调控是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是区间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区间调控的深化。目前，从“定向降准”发展而来的定向调控，已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新思路。

“如果说总量调控像‘大水漫灌’，定向调控则似‘喷灌’‘滴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认为，与总量调控不同，定向调控强调差异化和问题导向，有针对性地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重在强基础、补短板，精准发力，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信号3

抓作风“一年接着一年干” 反腐败会长期持续

2012年12月4日，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获审议通过。自此，抓作风建设的议题从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缺席。

八项规定包括深入基层、简化接待、改进会风、改进文风、规范出访、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表及厉行勤俭节约等方面。会议强调，制定这方面的规定，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从严治党。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关系党和人民事业成败。

监督八项规定落实情况的“规格”也相当高。前述会议指出，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要定期督促检查，每年年底通报执行情况，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执行情况，对违反规定的要进行处理。

在改善作风方面，本届中央政治局推行的另一项引人注目的工作是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活动决定宣布于2013年4月1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要求，要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以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作为切入点，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中央对此次活动高度重视，并在两个月后首先在中央政治局开展。2013年6月22日至25日，以专门会议的形式对照检查各成员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情况，讨论研究加强作风建设的措施和制度。总书记还提出“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善于观大势、谋大事，全面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和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5点要求。

“尚俭戒奢”还上升到制度层面。当年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同意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对党政机关经费管理、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境）、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资源节约做出全面规范，从源头上狠刹奢侈浪费之风。

2014年1月24日，在八项规定推行满一年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效，但同时强调要清醒认识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转变工作作风的长期性复杂性，坚决打好改进作风这场攻坚战和持久战。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2013年6月开始，到2014年9月底基本结束。最近一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活动进行了总结，认为通过教育实践活动，党员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要求，达到了预期目标。

在反腐败方面，2012年和2013年底的最后一次会议，中央政治局都听取了中央纪委的工作汇报，并研究部署次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两次会议都用“严峻”来形容当下反腐败斗争形势，也都要求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

2012年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个别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一年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2013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以后还要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使领导干部不敢腐。

第三篇：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传递出啥信号？-

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传递出啥信号？-2013陕西公务员考试时

政新闻

2013陕西公务员考试笔试时间6月29日，距离笔试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在这段紧张的备考时间内，陕西人事考试网会每日在网站发布大量备考资料，欢迎您的阅读。

按照中央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首先在中央政治局开展的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于６月２２日至２５日召开专门会议，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教育；回顾总结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情况；联系思想实际和所分管地方部门单位的工作实际，分析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提出加强作风建设的措施及有关制度规定。

从这次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的主要内容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作风建设仍是重中之重。总书记指出，作风问题是腐败的温床，抓改进作风，必须从中央政治局抓起。总书记的讲话掷地有声，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下大力气改进作风建设的坚强决心。

去年底，中央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在这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值得各级领导干部好好学习。总书记到河北贫困县考察，晚餐是四菜一汤，并且特别交代不上酒水；李克强总理赴浔阳调研，不封路、不清场、不管制，并且是入住宾馆的普通客房。这些务实亲民低调的工作作风，给老百姓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也获得了老百姓的一致好评。

一枝一叶总关情，一言一行皆示范。古语有云：“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都能够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带头践行八项规定，那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有何理由不去遵守和执行呢？作风关乎党风、关乎人心向背，一个执政党也好，一个小的机关也罢，只有作风过硬，才能赢得民心，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这次，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时机选的很准。时下，八项规定已经出台了半年多，而我们马上又要进行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因而，这次会议既是对八项规定贯彻落实情况的一次回顾总结，又开启了作风建设的新征程。全体党员干部要以这次会议的召开为契机，认真对照自身，找差距、查不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彻底说“再见”，认真研究学习加强作风建设的新规定，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让党群干群关系更密切、更和谐，让作风建设的理念更深入人心。

文章来源：渭南人事考试网（weinan.offcn.com）

第四篇：重磅!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2018年经济方向

重磅！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2018年经济方向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8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8年经济工作。在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开局年，中国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打响并确保打赢防范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这三大攻坚战，推动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看点一：延续稳中求进总基调从2012年起，“稳中求进”就一直是中国经济工作的主基调。2016年末的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升级了稳中求进的重要性，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对指导明年经济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中央看来，即将到来的2018年至关重要，其一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其二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其三，2018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四2018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对于这一年份的经济工作，政治局再度强调稳中求进，表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方面取得扎实进展，引导和稳定预期，加强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新社发 苏阳 摄看点二：强调高质量发展为根本此次会议明确：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深刻认识、全面领会、真正落实。“对质量的强调意味着对速度的要求会弱化”，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采访表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要求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主要任务会有所调整，经济政策也会从简单的稳增长转变为更重视质量、效率和新动力的促改革；宏观调控也会告别短期措施而采取中长期视角。在刘元春看来，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让中国必须弱化对短期速度的强调，而中国经济的企稳回升，则让中国有底气弱化对短期速度的强调。他分析说，今年中国宏观经济企稳很明显，那么整个市场微观效率有所提升，新结构改进收效比较明显，经济的弹性和韧性进一步增强，“这为我们把目标转移到更加注重质量效率和动力上打下基础。在基础打牢的情况下，因为稳增长已不是当前迫切任务。”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也对国是直通车记者表示，对质量的强调意味着中国将提高对于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在保证就业稳定的前提下，更多关注新经济比重是否提高、单位GDP产出资源的消耗是否降低、创新贡献是否增强等因素。和质量相关的还有全要素生产率。潘建成解释说，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中剔除资本贡献、劳动贡献生剩余的那个部分，过去中国经济增长靠大量资本投入和低廉人工成本和低廉环境成本拉动，现在人工成本不可能低廉，贡献减弱；靠大量资本投入的做法受到产能过剩制约；资源环境的瓶颈也越来越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他分析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靠两块，其一是通过改革让要素组合的效率提升，比如说，通过改革降低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通过创新，提高要素会组合成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就是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而不是关注于数量。在潘建成看来，这种视角转变将让中国走出短期经济波动的制约。潘建成分析说，对短期增速变动的过度聚焦，让中国各方在相当长时间里习惯于通过增加投资和压低环境成本等手段在短期内把经济增速“拉起来”。其中，对投资的依赖导致杠杆率上升，对污染的忽视导致环境容量濒临极限，“这些都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短板”。而正是针对这些短板，此次会议明确提出了三大攻坚战，并强调要统筹规划，有序推进，确保打赢。中新社发 刘德斌 摄看点三：整顿金融防风险在此次会议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中，排在第一的正是：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防范风险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十九大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明确表示，中国要重点防止资产价格崩溃的“明斯基瞬间时刻”出现所引发的剧烈调整。刘元春表示，通过深层次的研究，他认为中国毫无疑问还没有到“明斯基时刻”。周小川行长的讲话明确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中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就是处理好高杠杆、高债务问题。他表示，要打好这场攻坚战，中国未来将开展金融整顿，加大监管力度和对腐败问题的治理。与此同时，中国还将通过债转股来化解债务过高问题，并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总量，让风险平稳的缓解。他强调，中国对金融风险的管控，不会是简单的运动式治理，而将会有一套具有整体、系统、协调性的组合拳。比如说，在金融整顿基础上推动金融制度改革，在金融制度改革基础上，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地方行政体制改革跟进。潘建成也指出，这一攻坚战需要解决多个领域风险积累的问题。比如，房地产领域的风险体现在居民杠杆率的提升，从现在看杠杆率并不高，但潜在的威胁需要引起关注。此外，还有金融体系内的一些风险，如理财产品的兑付风险、呆坏账的比例上升等，都需要引起关注。中新社发 吴德军 摄看点四：从硬扶贫到软扶贫排在第二位的攻坚战是精准脱贫。会议要求：瞄准特殊贫困人口精准帮扶，进一步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把扶贫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激发贫困人口内生脱贫动力，巩固扶贫成果，提高脱贫质量。潘建成表示，从总量上来讲，中国已经达到小康的标准，但是要实现全面小康，关键在于一个不能少。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要解决不平衡问题，必须解决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在潘建成看来，要攻坚扶贫最后一公里，就要拿出比以前更有力的措施，这个措施体现在未来的扶贫不仅仅是满足于提升民众收入的“硬扶贫”，还需要聚焦于形成造血功能的“软扶贫”。只有在各方帮助下，让贫困人口形成脱贫的内生动力，才能真正做到一个都不能少，才能做到在扶贫结束后，不会再度复贫。中新社发 张滨 摄看点五：环保督查获力挺此次会议部署的第三场攻坚战是污染防治。会议要求，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继续明显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潘建成强调，要打好这场攻坚战就需要坚定的支持环保督查，“尽管我们的督查中有这样那样的技术问题，也造成了部分地区经济的波动，但大的方向不能动摇”。他表示，此次会议清晰的传递出政治局的思路，那就是我们要坚定不移的把绿色发展理念贯彻下去，坚定不移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指导思想。未来大的方向绝对不会改变。有基于此，他建议各方更好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让绿色发展和经济增长以及民生福祉和社会稳定更好的融合起来。来自：国是直通车

第五篇：解读中共最高领导层工作机制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如何运作

解读中共最高领导层工作机制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如

何运作

编者按: 2013年7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所著《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公开出版。在该书封面上，写着“国内外首部解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工作机制的专著”。

南方周末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独家授权，摘发该书的部分内容，披露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如何交接班，常委会日常工作的主要事项，以及常委会进行集体决策的程序，等等。

在中国，领导人至少要跨越两个重要的政治台阶，才能成为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第一个台阶是担任党的省级书记；第二个台阶是担任党的领导集体成员的主要助手，主要锻炼岗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

中国特色“集体领导制”如何确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创意和制度创新都源于毛泽东。

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毛泽东在考虑中央领导机构设置方案时，提出增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并提议由党中央主席、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一起组成该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1956年9月28日，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构成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

1959年后，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他提出分为“一线”和“二线”的设想，其中他本人退居“二线”。随着毛泽东执政时间延长和个人威望不断提高，由集体领导变成了个人“最高指示”，使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一定程度上退化为传达和执行毛泽东个人指示的“办事机构”。

“文化大革命”后，华国锋和邓小平恢复中央集体领导制度。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中央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副主席。

十四届一中全会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作了重要的改革：

首先，正式建立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核心的“一元权力”结构，不仅常开会，真正成为集体领导决策核心；

其次，根据党中央和邓小平的决定，实行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

再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年龄梯队。十四届一中全会后的20年间，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逐渐巩固完善。大体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中共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七常委机制，第二步是中共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九常委机制。

政治局常委会如何交接班

中共新一届中央集体领导人或集体接班人的产生，既不是西方国家产生国家元首时像“空降兵”一样一举上台，也不是像“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新星王洪文那样搞“火箭式”上台，而是典型的“台阶式”，至少要跨越两个重要的政治台阶，才能成为中央领导集体成员。

第一个台阶是担任党的省级书记，在治理国家前，先接受治省的锻炼和考验。

截至2012年底，世界上人口上亿的国家有11个，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若以人口数达到6000万作为大国标准，那么中国至少有8个省的人口达到或接近6000万。除军事和外交外，治理一个省就如同治理一个世界大国。担任省级党委书记就积累和具备了长期的地方执政经验，这一台阶是他们成为中央领导人所需信息、知识、经验和能力的“加速积累期”。

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7人，有5人担任过省委书记、直辖市市委书记，比例为71.4%，具有地方省级工作经验的比例高达85.7%。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有6人担任过省委书记、直辖市市委书记，比例为66.7%，具有地方省级工作经验的比例达77.8%。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有8人担任过省委书记、直辖市市委书记，比例为88.9%。

第二个台阶是担任党的领导集体成员的主要助手，也是“集体交接班”的过渡期。这个台阶的主要锻炼岗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主要助手。

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当届常委会以前，接受“第二台阶”锻炼的时长呈现出逐届提高的趋势。

在这一政治台阶上，即使那些仍担任省级党委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有更多机会了解和分享中央领导集体是如何作出重大决策的。这如同他们的“实习期”和“预备期”，全面接受治党治国理政之道之术的“强化训练”，为他们将来集体接班作各种政治准备。

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对他们还起到传帮带的指导作用，使他们尽快完成从地方负责人到中央领导人角色的转变；这一阶段还起着集体考察的作用，特别是政治考察，“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

通常情况下，只有走完之前两个政治台阶之后，才能正式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领导集体核心成员之一。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政治交接班，主要体现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例如，胡锦涛曾担任十六大报告起草组组长，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领导下，直接负责起草十六大报告，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正式提交十六大，经大会批准之后，成为十六届党中央治党、治国、治军的路线和纲领。这就在实际上完成了政治交接班任务，从而保证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连续性、继承性和创新性，不会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常委会如何协作和调研

自十六届一中全会开始，正式形成了中央政治局九常委分别代表党和国家主要机构。以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例，九位常委之间的沟通、协商、协作关系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各常委个人之间的协作关系，通常由个人之间交流协商来实现。

各常委所代表的机构之间的协作关系，由各机构党组向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交报告，研究重大决策。如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所代表的中枢机构共有八个，分别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政协、中央纪委、中央宣传口、中央政法委。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每个常委不仅代表个人发表意见，还要代表各机构发表重要意见。一旦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体决定，各方机构就须照办，各位常委直接向所在机构（党组）传达这一决定，根据分工各自采取行动。

毛泽东最早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992年邓小平以84岁高龄视察南方，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原则，促进了改革开放；十五届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到全国各地考察、调研237次，人均达34次。

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继承了十五届的传统，五年间九位常委到全国各地调研考察累计达352次，人均达到39次；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九位领导人在2007年10月至2011年8月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国内考察调研次数达到386次，人均43次。

调查研究还体现在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或重大自然灾害的积极响应。以2003年“非典”为例，当年，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有八人围绕“非典”疫情防控工作前往地方进行调研，累计次数达19次。

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利用出访国外进行国际调查研究。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七位同志出访次数达到224次，人均达32次，其中以国家主席出访次数最多。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国访问的次数累计达到219次。

此外，领导人积极参加国际会议，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共计31次，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共计28次。

常委会如何决策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共政治决策机制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几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到1957年）是决策制度化建立阶段，这一阶段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较好的一段时期。

第二阶段（1958年到1965年）是决策制度受到严重破坏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在重大决策中的个人作用凸显，其他领导成员的作用在下降。

第三阶段（1966年到1976年）是非制度化时期，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被破坏。

第四阶段（1977年到1991年）是重建民主决策、集体决策制度阶段。邓小平提出，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第五阶段（1992年至今）是集体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深化阶段。江泽民提出了“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决策原则。

以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领导集体为例，集体决策机制的运行情况如下。国家决策体系分为“外脑”和“内脑”：“外脑”由人民群众、国内外智库（以国内智库为主）和地方四套班子（主要是省级，包括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组成，内脑则是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核心，包括国务院、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三大班子。

第一，党中央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2002年1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工作规则，中央集体决策机制进入了巩固和完善的阶段。2004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规定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

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多次民主生活会议，并向中央政治局通报，听取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意见和建议。两届中央政治局还在每年9月定期召开会议，讨论总结中央政治局前一年的工作。

第二，坚持重大问题集体讨论、集体决策。在2003年年底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曾庆红明确提出：在党委内部，书记是“班长”，重大问题由党委集体作出决定。“集体决策”就是在决策过程中“坚持党的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决定重大问题”。

第三，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机制。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

第四，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职能，重大事项与他们进行政治协商。

2005年2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首次明确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作为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

中共中央同各民主党派中央政治协商的内容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文件；

宪法和重要法律的修改建议；国家领导人的建议人选；关于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决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关系国家全局的一些重大问题；通报重要文件和重要情况并听取意见，以及其他需要协商的重要问题等。

从1990年到2006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达230多次，其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召开74次。第五，主动接受专家咨询意见，发挥各类思想库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专家和思想库在决策咨询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经济、社会、历史、国际政治等方面专家学者频频为国家决策提供专业化的咨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