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见证过错赔偿案例[范文]

第一篇：律师见证过错赔偿案例[范文]

律师见证过错赔偿案例

律师见证过错赔偿案例

案例1 “见证”过错导致买房协议无效

由于提供的见证意见存在过错，导致购房人在支付购房款后无法得到房屋，房屋买卖协议被法院确认无效，江苏苏州一法律服务所被告上法庭要求赔偿。近日，虎丘区人民法院判决卖房人返还购房款及相应孳息，法律服务所在卖房人不能清偿部分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2006年7月，一直想买一套二手房的顾叶红经人介绍认识了在苏州打工的董善军，后者声称正拥有一套华通花园123平方米的房屋准备出售，价格只要22万元。顾叶红在董善军带领下看了房子，十分满意，当即表示愿意购买。但是，董善军却拿不出房产证。他解释说，房子是他刚买来的拆迁安置房，所以暂时还没办房产证，近期内就可以办证。董善军出示了他与原房主吴晨的房屋买卖协议，还有一份苏州市相城区某法律服务所出具的法律见证书，证明其房屋买卖已经合法成立。

顾叶红觉得董善军不但有房子的钥匙、房屋质量保证书、维修卡等，特别是还有法律服务所出具的法律见证书，应该没有问题。他当即打消了疑虑，于7月18日与董善军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当日即支付了房款21万元，余款房产证办出后付清。

付了房款，顾叶红就等着房产证到手了，可是左等右等总不见董善军动静。他一打听，华通花园其他拆迁安置房近期都已办好了房屋权证，于是急忙找到董善军催促，董善军无奈，只得实话实说：不是我不讲诚信，实在是原房主吴晨不交房，他的爷爷奶奶声称是房屋共有人占着房屋，我也没有办法。

顾叶红遂于2006年8月7日将董善军告上法院。同时，他认为，在房屋买卖过程中，自己之所以下决心签订协议并交付房款，是基于对某法律服务所见证书的信任所致，故把法律服务所列为共同被告要求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董善军在未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下，与原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亦未在订立合同后取得该房屋的处分权，故上述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董善军应当将基于该无效合同取得的购房款及孳息返还原告。某法律服务所作为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在见证董善军与案外人吴晨买卖房屋过程中，未查明该房屋的全部共有人，亦未要求共有人亲自到场签名，仅根据被告董善军与案外人吴晨的陈述，即出具了双方所签协议经审查依法成立的见证书，在见证过程中没有以正常的业务水平和细心程度执业，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虽然某法律服务所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某法律服务所并没有直接向原告提供法律服务，但某法律服务所可以预见其向被告董善军和案外人吴晨出具的见证书，可能被像原告一样的第三人合理信赖并加以利用。故某法律服务所的过失与原告受到侵害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近日，虎丘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原告顾叶红与被告董善军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董善军应返还原告顾叶红购房款21万元及孳息；被告某法律服务所对上述第二项被告董善军应支付原告的款项，在被告董善军不能清偿部分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案例2 见证遗嘱成无效

律师所赔偿11万

2001年，81岁的北京居民王守智委托北京市三信律师事务所为其遗嘱进行法律见证，遗嘱内容之一为王守智将其房产由其大儿子王保富继承。三信律师事务所出具《见证书》确认遗嘱签字行为真实有效，由见证律师张合签名并加盖事务所公章。王守智去世后，2003年1月王保富起诉要求按照遗嘱继承遗产，经法院审理认为，王守智所立遗嘱不符合遗嘱继承法定形式要件，判决王守智的遗产按法定继承处理。由此，王保富所得遗产比按照遗嘱继承少114318.45元，遂起诉三信律师所要求赔偿损失。

北京朝阳法院认为，王守智委托律师见证是为了使所立遗嘱符合法律要求。三信律师所明知王守智这一委托目的，应当指派两名以上的律师作为王守智立遗嘱时的见证人，或向王守智告知仍需他人作为见证人，其所立遗嘱方能生效。三信律师所未尽代理人应尽的职责，给委托人及遗嘱受益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判决三信律师事务所赔偿王保富经济损失114318.45元。三信所不服上诉，北京二中院于2004年12月维持原判。

案例3 合同主体未审慎审查

律师见证存在过错

2001年9月25日，曹某以上海汝林公司名义向周某借款50万元，陈某代表晶森公司提供担保。上海市润华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起草了借款合同并提供见证，加盖了律师章。曹某得款后即消失，后被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刑。经审查，汝林公司早已被吊销营业执照，而陈某提交的晶森公司委托书和担保所盖印章均系伪造。法院追回赃款180元，曹某归还了2000元，余款已被挥霍一空。周某起诉要求律师事务所赔偿其经济损失。

上海浦东法院一审认定润华所未对借款各方当事人的身份进行调查和审核存在过错，判决润华所赔偿周某经济损失497800元。润华律师所不服，提起上诉。2004年6月，上海一中院审理后认为，律师在担任借款合同的见证过程中，除了见证借款行为外，还应当对借款各方情况予以必要核查、对借款用途进行适当了解。本案中，润华所律师违反见证律师在执业时应负的注意义务，其见证行为存在过错。故润华律师所的见证行为与周某财产损害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应当就周某的损失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周某在有律师见证的情况下，依然要通过自己的判断力判断出借钱款的风险。润华所的见证行为并非导致周某损失的必要条件。故判决润华所赔偿周某经济损失249800元。

案例4 遗嘱见证“马大哈”律师所赔偿20万

据《北京青年报》１月３１日报道，近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因律师见证行为无效，导致委托人输掉官司利益受损，因而起诉律师事务所要求赔偿的案件。法院判决律师事务所赔偿原告经济损失２０余万元。

廖老汉与妻子共生育了４个子女，１９９３年老伴先他而去，廖老汉就搬到小女儿廖某家生活。１９９５年，廖老汉的单位分给他一套三居室，廖老汉就和廖某全家搬进了这套房子居住。１９９８年５月，廖老汉买下了房子的产权。为避免自己百年之后儿女为该房产产生纠纷，廖老汉找到律师事务所要求做一个遗嘱见证。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６日，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指派两名律师与廖老汉进行谈话并制作了谈话笔录。廖老汉表示，１９９８年５月是小女儿支付了该楼房的定金２．５万元，并表示自己在百年之后房子给小女儿，其他人不得干涉。之后，老人在笔录上签了字按了手印；两名律师随即做了一份遗嘱见证，并在“遗嘱见证书”上签名加盖了律师事务所的公章。

２０００年２月２６日老人去世。当年９月，廖老汉的其他子女作为原告把廖某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分割父亲留下的这处房产以及其他遗产。廖某以为有律师出具的遗嘱见证书，肯定胜券在握：于是她也没有请律师，就向法庭提交了该见证书。然而，一审法院认为，廖老汉只在谈话笔录上签字，未在见证人所做的遗嘱上签名，该遗嘱在形式上有欠缺，属无效遗嘱，因此包括房产在内的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由原告、被告共同继承，在分割遗产时可以适当考虑被告照顾被继承人的因素，适当多分。该处房产经过评估市场价格为３８．５９万元。法院最后判决诉争之房归被告廖某所有，廖某支付原告房屋折价款共计１７万余元。

面对这样的结果，廖某难以接受，找到了做遗嘱见证的那家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建议廖某提起上诉，并表示可以做廖某的二审代理律师。廖某交纳了１．２万元的律师代理费和８４７４元二审费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７日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２００４年１月９日，廖某将该律师事务所告上法庭，要求其赔偿自己因此造成的房屋折价款、一二审诉讼费，二审律师费、房屋评估费、误工及精神损失费共计２１万余元。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指派两名律师办理遗嘱见证过程中，由于被继承人未在“见证遗嘱”上签名，致使遗嘱见证书形式上有欠缺，被法院认定为无效遗嘱，导致廖某在诉讼中受到损失。因此，判决被告律师事务所赔偿原告廖某房屋折价款１７８３０４元，二审诉讼费８４７４元，二审律师费１２０００元，遗嘱见证费５００元，诉讼费５８２２元，共计２０５１００元。

案例5 律师见证买房仍被骗

法院判决律所赔偿7万元

付先生欲购买一处商铺，遂委托一家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没想到，律师未尽审查义务，导致他28万余元首付款被骗。日前，法院作出判决：律师事务所赔偿付先生7万元，退还服务费3000元。

2004年7月，付先生为购买凯旋路一处商铺，委托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律师事务所指派两名律师陪付先生一起到商铺售楼处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但该合同仅印有房产公司名字，并未盖章。随后，付先生又与商铺包租商签订商铺租赁合同，并支付了28万余元首付款。不料，包租商竟然席卷多名业主的首付款逃跑。

由于被骗房款无法追回，付先生遂以律师事务所未尽审查义务、提供法律服务存在严重过错为由，将律师事务所告进法院，要求法院判令律所赔偿损失14.4万元、退还服务费300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包租商的涉嫌犯罪行为是造成付先生损失的直接原因，但律师未能提供正确的见证意见，使付先生丧失避免风险的机会，律所违约行为与付先生受损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据此，法院作出上述判决。上一篇：中国新律师法出台 亮点：允许个人开律师..下一篇：生物资源的法律保护

第二篇：离婚过错赔偿案例

离婚过错赔偿案例

与他人同居，判了离婚还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

【基本案情】原告：陈景慧，女。被告：刘佳峰，男。原告诉称：我与刘佳峰于1990年4月登记结婚，婚后生一子刘明明，现年11岁。自2001年4月以来，因被告与第三人有外遇并与其同居，致使夫妻感情破裂。被告的这种行为给我造成了严重伤害，故要求与被告离婚，抚养子女，要求被告负担子女抚养费，家庭财产本着照顾无过错方原则予以分割，同时要求被告给予过错赔偿金5000元。被告辩称：陈景慧提出离婚，我同意。我要求抚养子女，由原告负担子女抚养费。原告诉我与第三人有外遇…… 重婚风险加大——起诉离婚，反被法院追究重婚罪

【基本案情】原告：姚国亮，男。被告：蒋瑞珍，女。原告诉称：原、被告于1984年9月结婚，1987年4月，生一女姚敏。1991年左右夫妻关系开始恶化，被告常为小事大吵大闹。1996年由于夫妻感情不和，天天吵架，就搬出另住，但每月付给被告生活费及孩子抚养费，现夫妻分居多年，感情已破裂，故要求：（1）离婚（2）女儿由原告抚养，不要求被告承担抚养费（3）家庭财产，双方协商解决。被告辩称：原告诉称不实，原、被告婚姻基础和婚后近十年感情都很好，婚后生育一女，但…… 毁损财产要赔，家里的东西可不是砸了就算了

【基本案情】原告：梁三俊，男。被告：原慧莲，女。原告诉称：1996年12月5日，我与原慧莲结婚，婚后生一女梁佩琴，现四岁，随我生活。夫妻共同生活期间，双方常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1999年农历3月19日晚，被告与我发生矛盾，一气之下，用家中剪刀和刀片将家中电器、家具、灶具、衣物等予以不同程度的毁坏，并将家中存放的30条公主烟、7条桂花烟和1条蝴蝶泉烟全部捣烂。当晚她就离家出走。事后，我于5月9日向公安局报案，被告对毁坏家中财物的事实全部予以承认。公安局委托物…… 离婚案例：家庭暴力——王某某诉李某某离婚纠纷案

王某某诉李某某离婚纠纷案——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家庭暴力【案情】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某，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某，男。原告与被告于1989年自由恋爱，1990年1月自愿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1993年生育一子。2000年7月因被告经常以工作忙为由不回家居住，原告对被告在外的交往产生怀疑，双方约定如被告晚上12时至凌晨7时不回家居住，每1小时支付空床费10。元，事后由于被告不回家居住，双方常发生打架纠纷，被告共计向原告出具了欠其空床费4000元的欠条。2004年2月15原告被被告打伤后到某某医院治疗…… 离婚案例：家庭暴力——周玉玲诉卞维光离婚案

周玉玲诉卞维光离婚案——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家庭暴力【案情】原告：周玉玲，女。委托代理人：周凤贤。被告：卞维光，男。1999年底，原告周玉玲与被告卞维光在一起工作时认识，后自由恋爱2000年10月30日，双方登记结婚婚后双方住在原告的父母家。2001年10月12日，原告周玉玲生育一女儿取名卞××。婚后由于双方都认为对方有外遇，且原告认为被告对其冷漠，经常外出赌博，双方产生矛盾。2003年12月底，被告将女儿带回老家其母亲处抚养。2004年1月1日下午，被告发现原告与一个男人经常通电话就打了原告几个耳光并拿走…… 离婚案例：家庭暴力——杨召亮诉何照娟离婚案

杨召亮诉何照娟离婚案——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家庭暴力【案情】原告：杨召亮，男。被告：何照娟，女。委托代理人：胡孝林、叶妆。1996年11月份，原告杨召亮与被告何照娟相互认识。1999年11月11日，双方登记结婚。2000年10月9日生育女儿杨只只。婚后原告杨召亮与被告何照娟没有共同财产。被告生育小孩后，双方因家庭琐事争吵不断，有几次原告杨召亮还使用暴力殴打被告何照娟。2003年7月6日起原告杨召亮与被告何照娟双方分居生活。原告杨召亮诉称：双方结婚以来经常因一些家庭琐事多次争吵，也多次调和未果，以…… 离婚案例：家庭暴力——邓某某诉陆某某离婚纠纷案

邓某某诉陆某某离婚纠纷案——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家庭暴力【案情】原告：邓某某，男。被告：陆某某，女。原、被告自由恋爱后于1987年1月登记结婚，1988年6月24日婚生一女邓×。原、被告婚后常因生活琐事发生矛盾。原告于2001年11月29日到法院起诉，要求与被告离婚。被告同意离婚。原、被告都认为婚前财产已无法分清。共同财产有：509平方米住房1套（产权比例为100％竣工时间为1991年1月1日）、29英寸日立牌彩色电视机一台、春兰牌柜式空调机一台。原、被告对有3辆摩托车已丢失2辆无异议。另1辆雅马哈150摩托车，价值…… 离婚案例：家庭暴力——谢少英诉冯磷东离婚案

谢少英诉冯磷东离婚案——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家庭暴力【案情】上诉人（原审被告）冯磷东，男。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少英，女。原告谢少英与被告冯磷东于1993年结婚后一直未生育。婚后双方常为生活琐事发生矛盾，进而影响夫妻关系，被告多次殴打原告，导致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其中2001年9月20日对原告殴打构成轻伤（第八肋骨骨折错位），10月24日，原告向派出所控告，在派出所调解下，被告向原告承认了错误，双方并在派出所主持下达成了治安案件调解协议书，其中约定：

一、经双方协商同意，冯磷东愿意把23栋706房的房……

离婚案例：家庭暴力——赵静与王允离婚案

赵静与王允离婚案——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家庭暴力【案情】原告（反诉被告）：赵静，女。被告（反诉原告）：王允，男。原、被告在2002年初认识后自由恋爱，双方于2002年11月12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双方未有生育。双方性格不合，常常因一些小事发生争吵。2003年5月7日凌晨2时许，原告因怀疑被告在外面有外遇，乘被告睡觉之机用剪刀将被告的下身剪伤，后被告被送往医院住院抢救治疗，共花医疗费601522元，术后被告性功能曾出现异常。5月11日被告要求出院，出院诊断为：阴茎损伤、阴茎刀割伤。出事当天，原告被传唤到…… 离婚过错赔偿案例：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有第三者，离婚时属于有过错方——刘某某诉湛某某离婚纠纷案

刘某某诉湛某某离婚纠纷案——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有第三者，离婚时属于有过错方【案情】原告：刘某某，男。被告：湛某某，女。原告刘某某与被告湛某某1993年经人介绍相识，并于1996年农历10月6日按习俗举行了结婚仪式，后在乡人民政府办理了结婚登记。婚后原、被告感情较好，于1997年6月13日生一男孩刘×，现随被告湛某某及原告原养父母亲生活。1997年，原告刘某某的原养父刘大春，出资6000元为刘某某购置了一辆吉普车。刘某某经营出租车业务。1998年，刘某某将吉普车卖掉，刘大春又以自己的名义之在市农…… 离婚过错赔偿案例：男方因受欺骗共同抚养了女方与他人生育的非婚生子女的，有权要求赔偿——倪某某诉高某某离婚纠纷上诉案

倪某某诉高某某离婚纠纷上诉案——男方因受欺骗共同抚养了女方与他人生育的非婚生子女的，有权要求赔偿【案情】上诉人（原审原告）：倪某某，男。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某，女。原审法院认为：倪某某、高某某婚后感情一般，后因倪某某猜疑高某某，引发双方矛盾，2000年双方曾协议离婚，夫妻感情已出现裂痕，倪某某坚持要求离婚，高某某也认为难以共同生活，同意离婚，故双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应准予离婚。高某某所生女孩倪×，根据鉴定结论，由高某某抚养为妥。倪某某要求退还抚养费，因倪×系双方在共同生活期……

第三篇：见证律师邀请函

尊敬的×律师事务所××× 律师 ：

×××××委员会投票选举日已定于××××年××月××日(星期六)正式举行，截止投票时间为即日下午4点，4：00-6：00为开箱唱票和汇总时间。

晚上7：00-9：00在××××××××广场以举办××活动方式召开××大会进行宣布选举结果，届时，诚邀拨冗出席指导和见证。

恭候光临!

主办单位：×××委员会筹备工作组

协办单位：××市××××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年××月××日

第四篇：律师见证初探

内容摘要：目 录 论文摘要

一、律师见证的制度的渊源和国际状况„„„„„„ 4页

目 录 论文摘要

一、律师见证的制度的渊源和国际状况„„„„„„ 4页

二、律师见证的法律依据和见证途径„„„„„„„ 7页

三、律师见证的方法、内容„„„„„„„„„„„ 10页

五、关于律师见证方面的其它问题„„„„„„„„ 16页

论 文 摘 要

律师见证制度渊于英美法系。在我国仅台湾省部分建立了律师见证制度。本文从律师见证的产生、发展谈起，阐述我国在现阶段实行律师见证制度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并对其适用范围和有效途径进行了充分详细的论述。这对我国的刑事司法和保障人权有着较大的进步。同时律师见证制度是一个创新发展的制度，从保护人权、制止刑讯逼供和提高案件质量的角度出发，它是一个控辩双方双赢的制度。该制度在我国的实施有着充分的法律依据。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并符合国际刑事司法的一般原则，同时，它又是对某些国家对我国人权攻击一个很好的回应。

关键词：律师见证 国际司法 法律依据 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和司法往来逐渐增多，在司法领域相互矛盾和冲突呈上升趋势，与世界各国的司法接轨势在必行。随着交往的增多刑事司法也逐渐进入到人们的议事议程中。我国实行律师见证制度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在其法律理论基础上真正体现了：法制基础。法制的理论和原则，是建立并实现律师见证的首要理论基础，律师见证制度的建立是对立法权力限制，反对滥用权力，获得法律忠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二：实现了公平原则；第三：律师见证制度的建立真正体现了司法公正原则；第四：规范了社会秩序和司法程序，反对对权力的滥用，从而达到对社会的控制。律师见证制度的建立是指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的程序上，保障人权。给予犯罪嫌疑人足够的权利保障，是一种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对犯罪嫌疑人的保障。所以它具有制度性、法律性、社会性、国家性。同时也具有有条件的法律救济性。

一、律师见证的制度的渊源和国际状况

所谓的律师，就是基于当事人的委托，担任其辩护或代理人，为社会提供法律帮助的社会法律工作者。

对于“见证”的解释《现代汉语小词典》对“见证”的解释是：（1）动词，指当场亲眼目睹并可以做证，（2）名词，指见证人或可以作证据的物品。

律师见证就是指基于当事人的委托或国家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指定，律师介入刑事诉讼以见证讯问过程的制度。律师见证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对于我国的司法制度的完善具有良好的效果，该项制度的实施也符合国际刑事司法的一般原则和国际惯例。律师见证制度的建立渊于英美法系国家的沉默权制度。律师见证制度早见于英美法系的国家刑事司法制度，它以规定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律师在场权，或者在侦查阶段律师对犯罪嫌疑人有充分的帮助权，律师在未到场之前侦查机关不得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否则就属于违法，该项讯问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是有些介于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的矛盾，且以打击犯罪为主，例如英国规定了：为查清共同犯罪去向的共同犯罪案件、解救人质案件、寻找毒品案件、及爆炸案件等等。

在我国国内以台湾地区“司法”改革会议法论指出，<1&诸改革事项至2001年12月底之执行成效：

1、增设无资力被告得请求义务辩护制度，律师公会（台湾）联合会应尽快建立律师义务辩护轮值制度，明确律师在其登录之“法律”辖区内有轮职担任刑事案件义务辩护人之义务，至少在第一次受理时免费；

2、“司法院”应于2002以前通过预算推动，补助成立具有法人资格之法律扶助社团或协会。同时相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逐渐废除公证辩护制度，第二、“司法院”应纠正“刑事诉讼法”“国选”辩护制度增设义务辩护，“俾无资力被告或与犯罪嫌疑人在审判中及司法警察人员，检察官初次讯问时请求义务辩护”。

在国际司法实务中，大陆法系国家原没有设立该项制度，但基于历史的潮流和司法改革的进一步加深，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日益增强和理性化的执法状况，现在律师见证制度更进一步得到深入和强化。律师见证制度的产生是对律师辩护制度的延伸和发展，而律师辩护制度最早出现于1793年的法国雅各宾宪法，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应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同时也出现了法律援助制度的最早表述。到了1946年日本宪法第37条、第39条规定：刑事被告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委托有资格的辩护人，被告人不可能接受委托时，国家为之选任。1965年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41条规定；“在需要强制辩护中，被诉人要求指定辩护人”。《世界刑事法学协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9条规定：“国家必须从刑事诉讼程序一开始便确保刑事被告获得可聘请律师的权利，如果被告人没有能力聘请律师，应该免费享受律师帮助，国家应该负担此项费用。”<2& 对于律师的见证制度在大陆法系中并设有这方面的规定，例如在日本的《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意见书—21世纪的日本司法制度》<3&也列举了律师制度的改革，即：

一、律师社会责任的实践；

二、扩大律师的活动范围；

三、扩大接近律师的渠道；

四、沿用邻接法律职责，从而保证了律师在诉讼外纠纷解决的非诉讼程序的法律事务和法律专业人员的专长，在其它国家例如法国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拘捕20小时后律师开始介入等一系列规定。

综上所述，无论是英美法系的国家规定的被指控人有权迅速获得法律帮助的制度还是在日本得出的律师实行的登记制度，扩大律师的活动范围，拓宽按近律师的渠道，充实法律咨询活动，沿用邻接法律职责，以最大限度达到律师所有的相应的社会责任的做法。甚至在我国台湾地区提出的律师义务辩护制度，这一切都说明了无论是国际社会或我国的台湾地区对律师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均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律师的前置介入对保证司法的公证和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已经形成了一个国际大趋势。正如日本学者田宫先生提出的“侦查中的辩护是今后刑事司法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4&

二、律师见证的法律依据和见证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所涉嫌的罪名，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派员在场。”这是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辩护的延伸和提前介入的前置。从法律的立法本意上不难看出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较以前有了较大的进步，同时也存在着人为的立法缺陷。首先：从进步的一面来看，我国的人情化逐渐向法制化道路前进，刑事辩护前移至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得到法律的帮助。其次：从代理申诉控告来说，就是指犯罪嫌疑人通过律师控告侦查机关在审讯侦查中的违法行为；第三、从人性化的法制管理来说，律师在履行了一定的法律手续以后了解所涉嫌罪名和案情，通过法律咨询为犯罪嫌疑 人提供必要的帮助。确保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这些积极的立法精神无疑较老的刑事诉讼法来说是一个较大的发展和进步。勿庸置疑，我国由一个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演变至今，几千年的人治化进程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国的现行刑法的发展，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从《刑诉法》第96条的规定我们不难看出：首先所谓的代理申诉和控告，是指违法行为发生后，一种补救措施，是一种较为滞后的行为。其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同时又规定了“„„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从而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又设置了一道人为的屏障。目前我国法律没有任何明确界定什么案件不属于案件情况和需要，司法实践中无论任何一种案件侦查机关均认为：“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所以均派人在场。所谓的控告和审诉均是一纸空文。据此，我们可以看出要使被动变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律师的适时介入，在审讯时律师现场见证是一个有效的解决途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6 条规定：“公安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依法进行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应当告知犯罪嫌颖人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并记录在案。”这充分体现了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没有聘请律师和寻求法律帮助进行法律救济的一种有效的提供帮助形式。

实施律师见证的途径无怪乎有三种情况，首先：是有偿的法律服务，提供律师见证。我国律师方面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提供的是有偿服务，在基于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委托后征得犯罪嫌疑人的同意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务，在接受委托之日起就积极参与到刑事侦查过程中，为侦查讯问过程提供律师见证，确保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其次是无偿的法律服务，我国《律师法》第41条规定：“公民在瞻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从此可以对于那些生活十分困难的需要帮助的犯罪嫌疑人实施的律师见证是一种司法救济行为。但对此必须严格按照我国《刑诉法》第96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询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由侦查机关告知犯罪嫌疑人，应有告知权利签字，所证实对犯罪嫌疑人实施了告知行为。并明示了刑事侦查中的犯罪嫌疑人所应得到的权利。其三：是律师的特定见证义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可能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该条文的立法精神旨在对盲、聋、哑、未成年人或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提供的法律救济。同样侦查机关应严格按《刑讼法》第96条的规定明示告知权利。据此我们可以充分的认识到我国实施律师见证制度有着最基本的法律依据和行之有效的三种途径。

三、律师见证的方法、内容

正如在《法学的诱惑》所说的那样：“自我谴责和自我毁灭不是人的正常行为待征，人类一般不会主动自发的供认自己的罪行，必须首先有人就其犯罪行为进行讯问”〈5〉基于讯问的开始，律师见证由此而产生。同时由于制约讯问的因素存在着时间、地点、律师介入的途径。讯问的方法和律师的提示权等行为。

首先，从时间上，除非涉及到重大案件或其它犯罪嫌疑人的潜逃危及到他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的案件外均应在白天的工作时限内进行讯问。所谓的白天讯问并不包括《刑诉法》第96条侦查机关的第一次讯问，这样既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与司法机关打击犯罪也并不相互冲突，以达到最佳效果。

在讯问的时间上，无论从电影、电视上或现实生活中，侦查人员均采取了车轮战术，特别是在电影或电视上我们会时常看到侦查人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中常常是一夜，体现了侦查人员的艰辛，岂不知这恰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休息权。据此，我们不应该采取车轮战、精神战等非法手段来获取所谓的“证据”，如果证据来源不合法是不该作为定案的依据，因为它不具有证据 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三性中的“合法性”，因此，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中侦查人员应给予相应的间隔时间，以保障犯罪嫌疑人在法律上享有的休息权。

在讯问的地点上，我们应分为两种情况进行，首先对于那些仅仅是怀疑有犯罪行为的人，我们应尊重其荣誉权。可采取在居住地、异地或工作单位进行询问、调查，切不可动不动就到侦察机关、看守所，这对当事人的荣誉是一个严重的侵犯。其次，对于那些在现场或有目击证人的在现场指认的犯罪嫌疑人来说，应以在侦查机关讯问以确保案件的顺利进行。

第五篇：律师见证委托协议

律师见证委托协议

（以下简称甲方）因文件签署事由，委托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乙方）进行见证，经双方协商，订立了下列协议，共同遵守。

第一条乙方接受甲方委托，指派 xx律师 xx 律师作为甲方的见证人。

第二条 根据双方的约定，乙方的代理事项及权限为：文件签署见证。

第三条 甲方必须及时、真实、详尽地向乙方提供与委托事项有关的全部文件和背景材料，并根据实际需要为乙方提供办公条件和其他便利条件。

第四条 乙方必须认真、负责地为甲方提供代理权限范围内的法律服务，并为甲方保守秘密。

第五条 根据律师收费标准，双方协商约定，甲方同意由

向乙方支付律师费xxxx。

第六条 律师从事与甲方业务有关的活动而发生的鉴定、翻译、资料、差旅等费用，由 支付。

第七条 甲、乙双方如发生终止委托关系，涉及律师费用结算事宜，应依《北京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之规定解决。

第八条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第九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另行规定。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