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阶段审查口供与处理翻证问题研究(精)（小编推荐）

第一篇：审判阶段审查口供与处理翻证问题研究(精)（小编推荐）

审判阶段审查口供与处理翻证问题研究<

本文从四个大方面进行论述：

一、口供的界定及在刑事证据体系中的地位。我国有2000多年的封建 历史，口供作为“证据之王”一直受到极高的器重，而今口供在刑事证据体系中的地位，只是法定证据之一，没有它即“零口供”照样可以定罪判刑。本点分别从口供的界定；口供在刑事证据体系中的地位来阐述。

二、审判阶段审查口供出现的问题 分析。口供贯穿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等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具有特殊证明力；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案件的当事人，其口供可以全面地反映出作案的动机、目的、手段、过程、具体情节、危害结果等案件的具体情况，是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审判阶段审查口供出现的问题多是因为在刑事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司法人员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因所致。

三、审判阶段翻供的原因及对口供审查的要求。口供的运用提高了侦查的效率，节省了侦查的资源是不言而喻。然而，口供的易变、脆弱也是不争的事实，庭审翻供在实践中是见怪不怪，单凭口供定罪制造的冤假错案也不在少数。正确审查口供和应对翻供口供系言词证据，有的系直接或间接证据，有的系原始或传来证据，随着 经济

发展 和法制观念逐步增强，如何判断审查口供对审讯机关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最后一大方面是正确审查口供和应对翻供的对策。这是论文的中心环节，从四个小方面进行阐述：

（一）正确审查口供的 方法。正确审查口供证据的方法一般有下列三种：审查口供证据的主体；审查口供的形式要件；审查口供的实质要件，即审查口供的 内容。

（二）司法实践中对口供证据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辩解与其认罪态度的关系；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被告人在庭上所作的口供与其在被审讯阶段所作的口供效力对比；如何采信共同犯罪案件当中共犯的口供。

（三）处理翻供的对策。由于翻供是以否定的陈述（辩解）推翻以前的供述（简称前供），因此，处理翻供实质上是处理被告人的辩解与前供的取舍及使用问题。审判阶段处理翻供的办法：讯问被告人翻供内容；讯问被告人翻供的理由；讯问被告人有何证实翻供理由或翻供内容；反复讯问被告人，寻找翻供中的破绽；传唤共同被告人同时到庭对质；针对被告人不同翻供 心理 展开心理攻势。

（四）翻供使用的有关问题。能否将前供作为定案根据，我国 法律 没有明确规定，但实践中普遍使用前供作为定案根据。本文阐述以下三方面：关于前供的使用；推翻前供辩解的使用；举发与攀供的使用。

关键词

审判阶段

口供

翻供

对策

新的刑事诉讼法施行之初，翻供几乎成为一道风景，让侦查、控诉及审判人员头疼、困惑。在控辩式庭审中，被告人翻供现象较为普遍的原因是口供这种证据形式的主观性、易变性、以及真假难辩性。在审判阶段法院如何正确地审查口供以及在庭审中遇到被告人翻供情况如何处理，成为刑事案件审理中重要的环节，对此问题加以研究，以期对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一、口供的界定及在刑事证据体系中的地位(一)口供的界定 口供的界定问题，是古今中外刑事诉讼中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我国刑事诉讼 法学 界一直关注和探讨得比较充分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首先涉及概念含义问题。

一般认为，口供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犯罪事实所作的供述和辩解。供述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作的犯罪事实的陈述, 有口头或书面陈述形式，包括承认自己犯罪事实的陈述、揭露本案其他共犯犯罪事实的陈述；辩解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作的无罪或罪轻的申辩。有学者认为，交代共犯同案犯的问题是口供，揭发非共犯同案犯的是证人证言，又有学者认为，揭露同案其他人犯犯罪事实即检举，如果检举的事实与本人无关，则是证人证言，如果陈述的事实与本人罪责有关，则仍是口供。

（二）口供在刑事证据体系中的地位

口供证据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作为主要证据之一，其地位举足轻重，也是司法人员所曙目共知。我国有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口供作为“证据之王”一直受到极高的器重，而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却作了重大改变。

新 中国 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教训和艰巨历史使命于1979年正式颁布，1996年进行修正。这部法律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及法条中包含的证据运用规则经过10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规定“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明确口供是法定证据之一，并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要求“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1]。可见，口供在刑事证据体系中的地位，只是法定证据之一，没有它即“零口供”照样可以定罪判刑。

二、审判阶段审查口供出现的问题分析

口供贯穿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等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具有特殊证明力；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案件的当事人，其口供可以全面地反映出作案的动机、目的、手段、过程、具体情节、危害结果等案件的具体情况，是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特别在一些共同犯罪案件中更是如此。同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其口供系言词证据，易受到他们思想变化的 影响，有可能出现避重就轻、推脱责任、承揽罪责、嫁祸于人、捏造犯罪事实等情况。另外，口供也有可能存在侦查人员采用违法手段获取，因此，正确审查口供证据就给区分罪与非罪、定罪量刑、自由裁量定位等提供保障，也为优化刑事审判提供证据资源。

审判阶段审查口供出现的问题多是因为在刑事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司法人员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因所致。因为口供的巨大现实作用，给侦查机关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极大，其中所隐含的危机也将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

1、刑事侦查 工作 模式僵化。由于口供成了快捷的取证途径，刑侦工作方式在相当一部分侦查员心目中被简单化，刑事技术遭冷落，科技 含量不高，严重制约了刑侦工作运行机制的发展；

2、侦查视野受口供左右。在具体案件侦查中，由于过分依赖口供破案，外围侦查取证工作滞后，使侦查工作易陷入漫无边际的核查口供之中，侦查方向极不确定。

3、诱发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刑讯逼供屡禁不绝的原因固然有多方面，但对口供在侦查破案过程中的作用过分依赖应当是最直接的原因。

三、审判阶段翻供的原因及对口供审查的要求

口供的运用提高了侦查的效率，节省了侦查的资源是不言而喻。然而，口供的易变、脆弱也是不争的事实，庭审翻供在实践中是见怪不怪，单凭口供定罪制造的冤假错案也不在少数。更可怕的是迷恋于口供诱发刑讯逼供、侵犯人权的现象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成为痼疾，不啻于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悲哀。正因为此，对我们现有的侦查模式、对如实供述义务应进行深深的反思。在某些侦查人员看来，据供破案最为省事，少数侦查员把破案取证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口供上，除此对案件侦破工作无从下手，以致不惜采取刑讯、引诱、欺诈、违法羁押等直接或变相逼供方式获取口供。现实中，非法取供程度不同地普遍存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口供系言词证据，有的系直接或间接证据，有的系原始或传来证据，随着经济发展和法制观念逐步增强，如何判断审查口供对审讯机关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要转变审讯机关的审讯理念和改变审讯方式。严格按照无罪推定原则，刑诉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刑诉法引进当事人诉讼就是要转变审讯机关的审讯理念，即从传统的职权主义模式向当事人模式转变，把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视为一个正常的对话主体，以便提高审讯人员的素质。其次运用高科技手段、设备，查证其他能证明案件事实的相关证据，提高办案手段中的科技含量，强化侦查能力，弱化口供的作用，密切收集口供以外的相关证据。同时，还要增加审讯的透明度，即在实践中对审讯的整个过程尽可能不间断地用录音、录像等方法予以固定证据，作详尽的记录，也可采取由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或见证人到场等方法，提高审讯的公开性。这些做法的好处在于庭审当中给审判人员提供合法、可信、直观的口供，一旦被告人翻供也便于驳论，从而达到增强口供证明力，有利于审判人员对口供进行正确的审查判断而对案件作出正确的判决。

四、正确审查口供和应对翻供的对策

（一）正确审查口供的方法

正确审查口供证据的方法一般有下列三种：

1、审查口供证据的主体。包括审讯主体及被讯主体，审讯主体指依法有权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按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等司法人员才有权进行讯问,讯问是职权行为,是否由专门的司法人员进行讯问是合法取得口供的前提,且还需审查审讯人员的人数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即2人以上。被讯主体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审查他们是否被单独讯问，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相对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或是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如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又聋有哑的人、盲人及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须审查其所作的口供是否符合其相应的智力状况及分析判断能力。

2、审查口供的形式要件。主要有：审讯人员是否依法履行了相关的法律手续，即是否依法出示了提押证等证明文件，交待清楚自己的身份，是否向犯罪嫌疑人交待其依法享有的回避权、聘请律师辩护权等法定权利；审查口供取得的时间，即口供的取得是否在违反人的生理需求的时候所取，是否系连续审讯犯罪嫌疑人所取，口供的取得是否在法定的羁押时间内取得；审讯的次数，前后两次审讯的时间间隔是否过短，是否在审讯人员搞“车轮战”等情况；口供取得的地点，即是否在犯罪嫌疑人被合法传唤或合法羁押的场所取得；讯问笔录有无犯罪嫌疑人签名或者盖章，该询问笔录是否经犯罪嫌疑人确认；犯罪嫌疑人被审讯时的状态，被审讯的犯罪嫌疑人当时的生理状态（是否存在病作等情况）及心理状态（心理状态是否正常），讯问聋、哑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否依法请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并记名情况。另外还需特别注意审讯人员在审讯时是否存在刑讯逼供及以威胁、引诱、欺骗和其他非法的方法进行讯问，如殴打、体罚，以对本人及其亲属实施人身或财产限制或剥夺，进行威胁、毫无根据的许诺从宽处理、以不存在的事实或无法实现的情况骗供等情况。

3、审查口供的实质要件。即审查口供的内容，一是口供内容与客观事实的符合性，即口供内容是否合情、合理及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二是口供内容与案件事实的符合性，即是否存在犯罪嫌疑人避重就轻、推脱责任或替人承揽罪责等情况；三是口供本身的合理性，即口供前后是否矛盾，是否串供等，口供前后有无变化，导致变化的具体原因、理由；四是口供内容与其他证据之间的符合性，即将口供结合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口供是否与其他证据相符，如与其他证据相矛盾，分析矛盾的原因，决定有无必要进一步收集证据排除矛盾；五是审查口供的情节性，即口供当中有无存在投案自首及立功表现的供述，并审查上述情节是否符合案件事实。否则，将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关联性。

第二篇：审判阶段审查口供与处理翻证问题研究(精)

审判阶段审查口供与处理翻证问题研究(1)

论 文 摘 要 口供证据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作为主要证据之一，其地位举足轻重，也是司法人员所曙目共知的。口供的运用提高了侦查的效率，节省了侦查的资源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口供的易变、脆弱也是不争的事实，单凭口供定罪制造的冤假错案也不在少数；而且，庭审中翻供在实践中是见怪不怪。新的刑事诉讼法施行之初，翻供几乎成为一道风景，让侦查、控诉及审判人员头疼、困惑。在控辩式庭审中，被告人翻供现象较为普遍的原因是口供这种证据形式的主观性、易变性、以及真假难辩性。在审判阶段法院如何正确地审查口供以及在庭审中遇到被告人翻供情况如何处理，成为刑事案件审理中重要的环节，对此问题加以研究，以期对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有所帮助。本文从四个大方面进行论述：

一、口供的界定及在刑事证据体系中的地位。我国有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口供作为“证据之王”一直受到极高的器重，而今口供在刑事证据体系中的地位，只是法定证据之一，没有它即“零口供”照样可以定罪判刑。本点分别从口供的界定；口供在刑事证据体系中的地位来阐述。

二、审判阶段审查口供出现的问题分析。口供贯穿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等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具有特殊证明力；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案件的当事人，其口供可以全面地反映出作案的动机、目的、手段、过程、具体情节、危害结果等案件的具体情况，是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审判阶段审查口供出现的问题多是因为在刑事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司法人员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因所致。

三、审判阶段翻供的原因及对口供审查的要求。口供的运用提高了侦查的效率，节省了侦查的资源是不言而喻。然而，口供的易变、脆弱也是不争的事实，庭审翻供在实践中是见怪不怪，单凭口供定罪制造的冤假错案也不在少数。正确审查口供和应对翻供口供系言词证据，有的系直接或间接证据，有的系原始或传来证据，随着经济发展和法制观念逐步增强，如何判断审查口供对审讯机关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最后一大方面是正确审查口供和应对翻供的对策。这是论文的中心环节，从四个小方面进行阐述：

（一）正确审查口供的方法。正确审查口供证据的方法一般有下列三种：审查口供证据的主体；审查口供的形式要件；审查口供的实质要件，即审查口供的内容。

（二）司法实践中对口供证据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辩解与其认罪态度的关系；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被告人在庭上所作的口供与其在被审讯阶段所作的口供效力对比；如何采信共同犯罪案件当中共犯的口供。

（三）处理翻供的对策。由于翻供是以否定的陈述（辩解）推翻以前的供述（简称前供），因此，处理翻供实质上是处理被告人的辩解与前供的取舍及使用问题。审判阶段处理翻供的办法：讯问被告人翻供内容；讯问被告人翻供的理由；讯问被告人有何证实翻供理由或翻供内容；反复讯问被告人，寻找翻供中的破绽；传唤共同被告人同时到庭对质；针对被告人不同翻供心理展开心理攻势。

（四）翻供使用的有关问题。能否将前供作为定案根据，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实践中普遍使用前供作为定案根据。本文阐述以下三方面：关于前供的使用；推翻前供辩解的使用；举发与攀供的使用。关键词 审判阶段 口供 翻供 对策 新的刑事诉讼法施行之初，翻供几乎成为一道风景，让侦查、控诉及审判人员头疼、困惑。在控辩式庭审中，被告人翻供现象较为普遍的原因是口供这种证据形式的主观性、易变性、以及真假难辩性。在审判阶段法院如何正确地审查口供以及在庭审中遇到被告人翻供情况如何处理，成为刑事案件审理中重要的环节，对此问题加以研究，以期对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一、口供的界定及在刑事证据体系中的地位(一)口供的界定口供的界定问题，是古今中外刑事诉讼中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一直关注和探讨得比较充分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首先涉及概念含义问题。一般认为，口供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犯罪事实所作的供述和辩解。供述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作的犯罪事实的陈述, 有口头或书面陈述形式，包括承认自己犯罪事实的陈述、揭露本案其他共犯犯罪事实的陈述；辩解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作的无罪或罪轻的申辩。有学者认为，交代共犯同案犯的问题是口供，揭发非共犯同案犯的是证人证言，又有学者认为，揭露同案其他人犯犯罪事实即检举，如果检举的事实与本人无关，则是证人证言，如果陈述的事实与本人罪责有关，则仍是口供。

（二）口供在刑事证据体系中的地位口供证据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作为主要证据之一，其地位举足轻重，也是司法人员所曙目共知。我国有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口供作为“证据之王”一直受到极高的器重，而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却作了重大改变。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教训和艰巨历史使命于1979年正式颁布，1996年进行修正。这部法律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及法条中包含的证据运用规则经过10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规定“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明确口供是法定证据之一，并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要求“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1]。可见，口供在刑事证据体系中的地位，只是法定证据之一，没有它即“零口供”照样可以定罪判刑。

二、审判阶段审查口供出现的问题分析口供贯穿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等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具有特殊证明力；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案件的当事人，其口供可以全面地反映出作案的动机、目的、手段、过程、具体情节、危害结果等案件的具体情况，是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特别在一些共同犯罪案件中更是如此。同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其口供系言词证据，易受到他们思想变化的影响，有可能出现避重就轻、推脱责任、承揽罪责、嫁祸于人、捏造犯罪事实等情况。另外，口供也有可能存在侦查人员采用违法手段获取，因此，正确审查口供证据就给区分罪与非罪、定罪量刑、自由裁量定位等提供保障，也为优化刑事审判提供证据资源。审判阶段审查口供出现的问题多是因为在刑事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司法人员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因所致。因为口供的巨大现实作用，给侦查机关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极大，其中所隐含的危机也将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

1、刑事侦查工作模式僵化。由于口供成了快捷的取证途径，刑侦工作方式在相当一部分侦查员心目中被简单化，刑事技术遭冷落，科技含量不高，严重制约了刑侦工作运行机制的发展；

2、侦查视野受口供左右。在具体案件侦查中，由于过分依赖口供破案，外围侦查取证工作滞后，使侦查工作易陷入漫无边际的核查口供之中，侦查方向极不确定。

3、诱发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刑讯逼供屡禁不绝的原因固然有多方面，但对口供在侦查破案过程中的作用过分依赖应当是最直接的原因。

[18]叶文虎，孔青春.环境安全： 21世纪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1(3)： 42.[19]曹孟勤.人性与自然：生态伦理哲学基础反思[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大学出版社，2004： 139.[20]王曦.论国际环境法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J].法学评论，1998(3).[21]S•R•乔德赫瑞.代与代之间的公平：可持续发展权的基础[J].黄列，译.外国法译丛，1998(3)： 14.[22]盖雷•P•苏潘尼•汉德尔.国际环境法年鉴(1992)[M].伦敦：克拉雷顿出版社，1993： 95-96.[23]陈昌笃.生物内在价值的生态学基础[A].环境伦理学———评论与阐释[C].徐嵩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7.[24]江山.人际同构的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44.[25]佘正荣.生态发展：争取人和生物圈的协同进化[J].哲学研究，1993(6)： 126-127.[26]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M].林官明，杨爱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4.[27]唐忠辉，余海燕.以自由的名义保护环境———兼论阿马蒂亚•森的发展观[J].成都大学学报，2004(4)： 1

[18]叶文虎，孔青春.环境安全： 21世纪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1(3)： 42.[19]曹孟勤.人性与自然：生态伦理哲学基础反思[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大学出版社，2004： 139.[20]王曦.论国际环境法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J].法学评论，1998(3).[21]S•R•乔德赫瑞.代与代之间的公平：可持续发展权的基础[J].黄列，译.外国法译丛，1998(3)： 14.[22]盖雷•P•苏潘尼•汉德尔.国际环境法年鉴(1992)[M].伦敦：克拉雷顿出版社，1993： 95-96.[23]陈昌笃.生物内在价值的生态学基础[A].环境伦理学———评论与阐释[C].徐嵩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7.[24]江山.人际同构的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44.[25]佘正荣.生态发展：争取人和生物圈的协同进化[J].哲学研究，1993(6)： 126-127.[26]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M].林官明，杨爱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4.[27]唐忠辉，余海燕.以自由的名义保护环境———兼论阿马蒂亚•森的发展观[J].成都大学学报，2004(4)： 1

[18]叶文虎，孔青春.环境安全： 21世纪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1(3)： 42.[19]曹孟勤.人性与自然：生态伦理哲学基础反思[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大学出版社，2004： 139.[20]王曦.论国际环境法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J].法学评论，1998(3).[21]S•R•乔德赫瑞.代与代之间的公平：可持续发展权的基础[J].黄列，译.外国法译丛，1998(3)： 14.[22]盖雷•P•苏潘尼•汉德尔.国际环境法年鉴(1992)[M].伦敦：克拉雷顿出版社，1993： 95-96.[23]陈昌笃.生物内在价值的生态学基础[A].环境伦理学———评论与阐释[C].徐嵩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7.[24]江山.人际同构的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44.[25]佘正荣.生态发展：争取人和生物圈的协同进化[J].哲学研究，1993(6)： 126-127.[26]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M].林官明，杨爱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4.[27]唐忠辉，余海燕.以自由的名义保护环境———兼论阿马蒂亚•森的发展观[J].成都大学学报，2004(4)： 1

第三篇：苏志翻语文阅读教学的探索与研究阶段总结

语文阅读教学的探索与研究

阶段性总结

康桥外国语学校 苏志翻

一、课题基本情况

从课题立项到实施已有半年多的时间，为了探索如何吸引学生自觉、自愿地投入到创新的学习活动中去，主动地阅读书籍，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我们对语文阅读教学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到目前，已初见成效，现将阶段研究工作总结如下：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考察及网上研讨结合法：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搜集、考察等理论学习，获得强有力的理论支持；通过参加龙岗区关于阅读研究方面的培训学习、网上研讨等形式沟通认识，分析提高。

2、调查分析法：通过访谈调查，了解学情，确定实施进度，及时调整实施方法或步骤。

3、资源归纳法：在实验或调查中要详细纪录，做好对照实验，要详细收集撰写论文时所要引用的数据和证据等，如原始资料和照片等，有什么发现，最好在当时就进行初步分析、归纳、整理。有意识地收集和保存好原始记录和资料。

4、经验总结法：坚持边探索、边研究、边总结、边修正、边引导等过程性研究，及时形成阶段性小结。

三、立项以来所做的的工作

1、加强理论学习，促教师教学理念的提升。

学习校内外创新教育理论以及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坚持记读书笔记，写读后反思，在追求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中得到充实。

2、开展利于激发学生阅读兴趣的各种读书活动，如读书交流、班级朗诵会、读书手抄报、读书每段卡等。大大激发了学生阅读的兴趣。

3、进行《语文阅读教学的探索与研究》师生访谈调查及分析。访谈调查30人次名汇总并完成了访谈及分析报告，为课题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依据。

4、积极开展课题研究工作。

就自己所任教年级的内容选定课文，所上课例均有特定的教学设计、课件、教学反思等等。

四、初步取得的成绩：

1、通过研究本人的理论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在评课说课中能根据一定的教育教学理论进行点评，能将这些理论知识应用到平时的教学中。

2、上课时，将科研成果积极地推广到语文教学的每一个环节，上课的思路更清晰、目标更明确，在反思探索中不断提升专业发展能力与水平，这样使我的教学水平有了一个较大的提高。

3、学生更加热爱阅读了，更喜欢读书了，更喜欢朗诵了，每节课的课前和课间都可以见到学生捧书阅读。

五、课题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理论上进行了一些探索。但由于我 的科研能力有限，理论素养还有待提高，本课题研究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挖掘，研究方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要进一步借助于网络教研、自学等途径努力提高我的理论水平和专业素养。更需要大家的专业引领，对我的研究作出适时评价，为我们研究指明方向。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存在着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1、由于经验不足，缺乏全局考虑，半年多来，大家重课堂教学，做了很多工作，但对过程性资料的搜集、整理不太及时。

2、有时候对课题研究重视不够，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课题的研究及探索中去，对教学的反思存在应付了事的现象。

六、下一步研究的主要措施

在今后的课题研究中，我 针对以上课题研究的一些现状，提出了今后课题研究的大致设想：

1、积极发展个人的素质，推进课题研究的深度

在今后的课题研究中，我将通过不断的理论学习和课堂教学，营造良好的课题研究氛围。

2、强化实践研究。充分学习和自我研修，上好课题实验研究课，初步形成可操作的范例，完善操作要点。

3、研究成果展示要及时，通过探究，撰写一些有价值的论文和教育案例。同时通过探究，能初步使学生在浓厚的兴趣中认真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以上是课题组第一阶段所做工作的简述，我们虽尽力而为之，但还有不尽人意之处，恳请各位老师对我 的阶段性成果分析报告指导和批评。

第四篇：缺席审判中的认证相关问题探讨研究与分析

缺席审判中的认证相关问题探讨

李西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四十七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当事人在证据交换过程中认可并记录在卷的证据，经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说明后，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作出裁判。”民事诉讼奉行对席审理下的直接言词原则，《证据规定》也是建立在直接审理和双方对立辩论基础之上的。在对席审判中，由于双方当事人都到庭参加诉讼，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各自主张会不遗余力的、想尽各种办法与技巧，运用诉讼原理，对支持与反驳诉讼请求的证据充分的发表各自意见。这么一个质证过程，充分显示了直接言词原则在诉讼中的运用，法官作为居中裁判者，只是运用自己所处的居中地位，适当引导当事人举证质证，必要时行使相应的释明权，在双方当事人充分陈述各自质证意见的基础上，运用自由心证、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及相关法律规定，在不脱离司法职业道德的前提下，对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作出裁判。由于双方当事人的积极参与，法官能够听取到双方当事人的意见，使得法官易于采纳与摒弃证据材料，也使得法官识别的法律真实更加接近客观真实。但在缺席审判中，只有一方当事人到庭参加诉讼，法庭对到庭一方当事人或者缺席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以及缺席一方当事人提出的答辩意见，必须明确采纳与否，而且必须在此基础上作出裁判，这给法官的公正裁判带来了一定难度。综合起来，在目前中国的民商事审判中，关于缺席审判的认证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关于缺席审判中的质证问题

无论民事诉讼法还是司法解释，对缺席审理的举证、质证和认证均没有相关规定，司法实践中极不统一。第一种做法是因被告不到庭，视为被告放弃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权，一律认定原告证据。目前，大多数法官采取的是这种做法，经笔者调查，这类判决书中会经常出现 “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放弃质证的权利，应视为对原告起诉的认可”“因被告未到庭，放弃质证权利，法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应予以认定”等类似的内容。而持相反观点的法官认为：被告经法院合法传唤后拒不到庭，放弃的只是其参与诉讼权利，但这样并不等于其放弃了质证权利，认为被告未到庭质证便是放弃了质证权利不妥。笔者是同意后一种观点的。因为，缺席方经法院传票(公告)传唤后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是放弃了他的诉讼权利。具体到质证阶段，按照常理分析，被告的质证意见不外乎两种。一是认可原告的证据;二是对原告的证据持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实际上，如前所述，被告没有发表质证意见，是被告的质证意见处于模棱两可的不确定状态，要“法官看着办”，而并非放弃了他的质证权利。

二、对缺席审判的证据是进行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

综合国内的审判实践，法官对于缺席审判中证据的审查方法大体分为以下三种：一种是，只要原告提供的证据形式要件具备，即认定其证明力，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不利于被告的裁决。另一种是，对原告所举证据必须进行实质审查，全面审核原告提供的证据，有时法官还必须亲自调查取证，核实证据。还有第三种做法，对缺席案件中未经质证的证据，证据的审核认定应根据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区分对待，由于缺席一方未能提出任何质证意见，法官只能进行形式上的审查，此时，应适当降低原告的证明标准，多数情况下，原告提供的证据只要符合证据的基本形式要件，就应当认定证据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并结合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力大小，作出案件事实认定，即对缺席审理案件的证据应该进行一定的实质审查;而对于有些缺席审理的案件(如涉及人身关系的案件)则不能完全适用上述证据审核认定方式，必要时，应由法院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

一般认为，采用对席审理还是采用缺席审理，对于法官就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所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在对席审理条件下，能够充分贯彻证据辩论主义的原则，一方当事人就另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可以就

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发表辩论意见，通过双方当事人对有关证据的辩论，有助于法官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从而决定是否能够作为裁判的基础;而在缺席审理条件下，所存在的不同情况是，只能对证据发表单方意见，也就是到席的一方当事人能够对缺席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提出质疑，发表辩论意见，而缺席的一方当事人却无法对到席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提出质疑，发表辩论意见，也无法就对方针对己方所提供证据的质疑进行辩驳。这种对证据的辩论效果显然对缺席一方当事人不利，也就是，无法对到席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通过提出质疑来揭露其中的瑕疵，也无法对其所提供的证据在到席一方当事人提出质疑的情况下进行辩驳，以维护其证据能力上的合法性以及证明力上的有效性。法官只能根据一方当事人的辩论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可见，这种对证据审查判断的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在此情形下，法官应当对到席方所提供的证据进行认真的审查与判断。我们认为就我国目前并不完善的缺席审判制度而言，要对被告不到庭的案件做到公正的审判与裁决，即不损害被告的合法权益、也要妥善保护原告的诉请，法官首先必须做到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严格审慎的审查、把握好缺席审判中出现的不同证据种类的认定判断方法。

结合多年的审判工作经验，我们认为，法官在对到席方所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时应着重从一下几个方面入手：

(1)首先应该审核原告的证据是否原件、原物，或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如果提供不出原件、原物，或提供的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不相符，对这单一证据就不能认定。

(2)其次原告所举证据是否与本案有关;与原告是否有利害关系。其中，我们认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据或提供的证言，证明效力较弱;而对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一般应予认定。

(3)物证、档案、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一般也应予以认定。

(4)有到庭证人证言相印证的证据效力大于没有到庭证人证言相印证的证据效力。

(5)符合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的证据，对其效力一般应予以认定。

(6)相互关联、印证的证据效力优于孤立、单独的证据。

另外，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人民法院依职权取证的范围仅限于第15条和第17条规定的五种情形。因此，在大多数法官的心目中，无论是对席审判还是缺席审判，只要不符合这五种情形的，一般都不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但实践中，我们认为，对于上述“无质证意见”的证据，法官不能仅采取“辩论式”审判方式进行庭审。因为此时无对方当事人进行辩论。因此，法官应该依据职权进行必要的“纠问”，向原告询问与其请求和举证有关的事项。这样，可以辩别其所举证据和陈述的真伪。同时，如果在缺席审理中，人民法院仍囿于这五种情形的规定，有可能损害缺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前我国公民法律意识不强、当事人不能全部到庭参加诉讼、拘传等强制措施跟不上的客观情况存在，而且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尚未完全取消职权主义，为确保诉讼程序的安定性，即便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对于不收集则会导致案件处理明显不公的证据，法院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启动职权主动调查收集，以利于审查核实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和主张的事实，力争做到最后所认定的法律事实尽量接近于客观事实，使公正和效率都真正得到体现。

三、缺席审判中的证据需要达到怎样的证明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确立了证明案件事实的高度盖然性标准，确立该标准及有关的证据规则，可以在平衡各种诉讼价值的基础上，使法官认定的案件事实最大程度上保持与自然事实一致。我们认为，在缺席审判中，对于一方缺席的案件，采用此种标准应该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也有助于法官对各类证据的审核与认定。

所谓盖然性标准通常是指待证事实发生的可能性大于没有发生的可能性，高度盖然性标准指待证事实发生的可能性远大于没有发生的可能性，即事实的发生要排除一般人的合理怀疑，使法官内心达到确信的程度。但是高度盖然性标准本身并不能确定待证事实证明要达到多大程度才算是高度盖然性，如80%或90%，具体适用的时候，需要法官去把握。

笔者认为，在缺席审判中，对高度盖然性标准的把握有一定的灵活性。影响高度盖然性的因素通常有以下：

1、证据的形式、多少;

2、具体案件的复杂程度;

3、当事人举证的难易程度;

4、庭审效果，它包括当事人程序保障权是否落实，采取攻击防御手段是否得当;

5、外界干扰等等。同时，影响高度盖然性还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被告缺席的不同情况。根据实践经验，被告缺席的情况主要有以下：

1、知道自己肯定会败诉，因此不愿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诉讼;

2、故意拖延诉讼;司法实务中，这两种情形是难以区别的。

3、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被告并不知道有人对其提起诉讼或者法院传票的内容不为被告所知晓。

4、被告下落不明，按公告方式送达诉状及开庭传票后，仍未到庭应诉，导致缺席审理。审判实践中以此种情形居多。我们认为，对于第1、2种情况，只要原告能够举出证据，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且形式上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那么，该事实发生的可能性就极大，可认为其举证已达到了高度盖然性标准，法官就可依原告提出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此时，法官实际上可以适当降低对证据的要求，依据法官的自由心证，仍然达到了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标准。对于第3、4种情形，法律推定被告已收到诉讼文书，并且无正当理不出席庭审。但是推定就是推定，可能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法律一般允许对推定的事实如有足够证据时，就可以推翻该推定。司法实务中，通过公告送达诉讼文书时，被告一般并未收到诉讼文书，只是基于保护原告合法权益及提高诉讼效率，推定被告已收到诉讼文书。此时，就不能降低对原告提出证据的要求，如果那样，显然对被告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高度盖然性标准。因此，笔者认为，在缺席判决时，法官应根据被告缺席的不同情形，适当灵活掌握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四、当事人拒不到庭的结果与自认的结果并不相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分关系的案件除外。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代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

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这里讲的是自认和拟制自认。由此可见，自认的对象只能是案件事实，而不是证据。自认的结果就是免除对方当事人对自认事实的举证的效果。自认的事实对当事人和法官均具有约束力。而缺席审理，我国法律没有具体和明确的规定，所以既然没有特别规定，法官就不能准用“视为自认”，也就是自认必须是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没有规定，一律不得使用。当事人没有到庭，法官就不能推定该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自认或者是对到庭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的自认;对随起诉状副本发送的证据副本，如被告拒不到庭，可以视为被告放弃了举证的权利，或者认为对原告起诉的证据没有异议。但仅此，法官不能就作出判决，法官仍应当综合原告一方的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作出裁判。

第五篇：高中阶段教育概况、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高中阶段教育的现状

1、农村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未受到政府的重视

2、由于经济困难农村家庭对投资高中阶段教育的动力不足

3、农村高中阶段教育办学条件差

4、高中阶段教育存在的问题

1、高中阶段教育发展迅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2、普通高中急于扩大规模，缺乏办学特色

3、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投入渠道单一

4、办学条件不能满足学生规模的增长，师资严重不足

5、区域发展极不均衡

高中阶段教育下一步工作重点及改进措施

1、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好农村不同地区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规划

2、加大政府经费投入，多渠道筹措农村高中阶段教育经费

3、实施对农村贫困高中生的资助政策

4、扩充农村高中阶段教育的师资队伍，大力提高教师素质

5、进一步推进多元办学体制，扩大农村普通高中的教育供给

6、创办特色高中，办学模式多样化

7、加大高中阶段教育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办学

8、调整师资结构，加大高中阶段教师培养

9、正确认识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均衡区域教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