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B证据方面
证据方面
以审判为中心需要遵循直接言词原则和证据裁判原则。接下来我主要结合这两个原则从证据方面探讨当前改革的困境。
一、直接言词原则
直接言词原则包括两项具体的原则，即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其基本含义是: 法官必须在法庭上亲自听取被告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陈述，案件事实和证据必须以口头形式向法庭提出，调查须以控辩双方口头辩论、质证的方式进行。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直接言词原则，但从其中一些条文的规定来看，还是肯定这一原则的。如该法的一些条文坚持被告人在场原则，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而无法出庭或被告人脱逃的，将成为中止审理的理由;一些条文引入了交叉询问规则，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并明确了强制证人出庭的规则。
不过，我国立法中的直接言词原则并不完善，这一原则在实践中贯彻得也不彻底。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80 条规定，“合议庭开庭审理并且评议后，应当作出判决”，同时又规定，“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这就造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问题。
再如，关于证人证言的使用，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规定证人出庭作证的同时，又规定了证言笔录的可采性。立法上的这种模棱两可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法官的擅断。如在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案件的审判中，法庭普遍奉行了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对于案件事实的调查都采取了宣读、出示案卷笔录的方式，法庭上几乎没有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出庭作证。
《刑事诉讼法》第 187条规定了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条件。其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条件有三项: 第一，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第二，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第三，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条件有两项: 第一，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第二，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由此可见，《刑事诉讼法》将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出庭作证作为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条件之一。实践中，审判人员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和受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一般较少认为证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这导致了刑事诉讼中证人、定人出庭作证的现状是“以不出庭为原则，以出庭为例外”。
另外，《刑事诉讼法》第 190 条为证言笔录、鉴定意见书作为庭审证据提供了依据。该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意见、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由于证人、鉴定人不出庭，导致对于证人证言和鉴定意见只能通过宣读案卷材料的方式进行法庭调查。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无法对上述证据进行有效的质证，审判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实质上是通过对案卷材料的审查来完成的，庭审笔录中大量记载的是“参见侦查案卷第某卷第某页至某页”，在判决书中，作为判决基础的证据内容也往往是直接援引自案卷材料。这种状况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导致侦查的结果左右甚至决定审判的结果，偏离了以审判为中心，形成了以侦查为中心。
二、证据裁判原则
证据裁判原则，又称证据裁判主义，是指审判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以证据为根据，没有证据不能认定案件事实。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证据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证据裁判原则对审判活动具有如下三方面的要求: 第一，作为裁判依据的证据必须具有证据能力。我国证据理论认为，一项材料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才具有证据能力。客观性要求证据必须查证属实。关联性要求证据必须对裁判事实具有实质性证明作用。合法性要求证据在表现形式、取证主体和取证程序上必须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二，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必须按法定程序进行审查判断。为了发现案件真实和保障诉讼权利，作为裁判依据的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公开出示，并经过控辩双方的充分质证。第三，所有证据经过综合审查判断后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才能够认定被告人有罪。换言之，对于没有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的案件，必须宣告被告人无罪。
（一）未落实非法证据排除原则
调查表明，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生效后的第一年，全国刑讯逼供案件数量与上一年相比下降了87%。但是，2013 年 3月哈尔滨市发生的一起刑讯逼供事件表明，非法取证问题在实践中还是相当严重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非法实物证据(物证、书证等)的排除，要求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收集证据的程序违法;这种程序违法非常严重，以至于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这种程序违法不能被补正或不能被合理解释。也就是说，实物证据虽然是非法取得的，但如果不影响司法公正，则不予排除;即使影响了司法公正，如果没有达到严重影响的程度，也不予排除;即使达到了严重影响的程度，如果能予以补正或者合理解释，也可以被采纳。这里有一个问题: 补正的结果将会使所有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等都能获得合法性，因而实践中非法实物证据往往难以被排除，以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沦为“非法实物证据不排除规则”。此外，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也十分困难。有调查显示，当被告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时，有49.6%的法官要求其必须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存在刑讯逼供。即使被告人提供了证据，也不意味着法官就会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二）未落实疑罪从无原则
从立法上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确认了疑罪从无原则，如规定从审查起诉到一审、二、审判监督程序，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由人民检察院作95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出证据不足不起诉的决定，或者由人民法院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对疑罪从无原则贯彻得很不彻底。如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12年 11 月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05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在发现新的证据，符合起诉条件时，可以提起公诉。与此相呼应，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 12 月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181 条第 1 款第4 项规定，对因证据不足而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依据新的证据材料重新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据此，如果查证属实，人民法院就可以对已被判决无罪的被告人再行定罪，从而使原来已经作出“合、正、有”的无罪判决失去效。“念斌案”中被告人历时 8 年，经过 10 次开庭、4 次被判死刑，最终被宣告无罪，就充分表明了疑罪从无原则在实践中的虚弱性。
（三）庭审证明形式化
证明是裁判的基础，当前突出存在的庭审虚化的问题，追其根源在于庭审证明的形式化，证据裁判流于形式，导致证据裁判原则未能贯彻实施。突出表现在:
1.对控方证据的证据能力基本不予审查，各种书面笔录乃至情况说明具有天然的证据资格，法官不对其形成的过程是否合法进行实质性审查，重证明力轻证据能力，对控方根据卷宗出示的证据进行简单确认。
2．庭审质证走过场，由于传闻证据规则的缺失，庭审中证人、鉴定人基本不出庭，警察出庭的情况也极为少见，这使得多数情况下庭审质证只能针对书面证言或笔录进行，一些证据(如情况说明)甚至未经控辩双方的质证亦被作为裁判的根据，严重侵犯了被告人的质证权，也为冤错案件的发生留下隐患。
3.证明标准虚置，由于举证不到位、质证不透明、辩论不充分，《刑诉法》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虚置，导致非法证据难以排除，“疑罪从无”亦难以实现。综上，庭审证明的形式化导致对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及充分性无法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以此为基础的事实认定存在较大风险。
第二篇：证据格式
交通事故受伤人员起诉需要的证据
一、原告身份证复印件
二、交通事故认定书（最好是原件）
三、车辆的行驶证和驾驶员驾驶证（复印件加盖交警队章，实在盖不了也没事）
四、相关的保险单（复印件加盖交警队章，实在盖不了也没事）
五、住院的病历、入院证、出院证、诊断证明书及医疗费票据（原件）
六、如果受伤人员是农村户口，但想得到城镇赔偿的标准，必须有下列证据之一来证明：
(一)暂住证或经常居住地公安机关、居民委员会所出具的书面证明；(二)相应房屋租赁登记手续或城镇房屋产权证明；(三)在城镇入托，保健、就读等证明；(四)与用人单位所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工资领取证明或缴纳社会保险金的证明；(五)从事合法经营的登记又件及相应的纳税证明；
并且以上证据必须显示的是事故发生前已经在城镇持续了一年。
七、如果受伤人员要误工费，则需要准备：
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劳动合同书，事故发生前三个月单位的工资发放表（加盖财务章），因事故受伤扣发工资的证明；如果工资超出3500元，需要提交完税证明。
因事故受伤扣发工资的证明最重要，必须有。
证 明
201 年 月 日，我公司员工 以其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住院治疗为由，请假 天（201 年 月 日至201 年 月 日），请假期间工资未予发放。该员工月工资为 元。
某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八、如果有受伤人员有陪护，则陪护人员最好是其能够证明的了的亲人，比如配偶、子女、父母或者姐妹，且陪护人员最好是城市户口。陪护人员误工费的证据内容和格式同六，也是工资停发证明最重要。
另外如果是两个人陪护的话，需要有所在医院的二人陪护的证明。
证 明 一
201 年 月 日，我公司员工 以其（妻子/父亲/姐姐/儿子）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住院治疗需要陪护为由，请假 天（201 年 月 日至201 年 月 日），请假期间工资未予发放。该员工月工资为 元。
某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九、被抚养人生活费（即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兄弟姐妹的证明），姑且说受伤人叫刘甲。本条是在构成伤残的时候才需要准备。
如果受伤人的父母均在六十岁以下且有劳动能力，则不要开证明二；如果受伤人所有的子女都在一个户口簿上或者受伤人的子女都年满十八且有劳动能力，则不需要开证明三。
如果受伤人受伤人的父母或者子女在农村，却想按照城市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则需要有父母或者子女事故发生前在城市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证明；或者在城镇连续打工一年以上的证明（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事故发生一年前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单位在事故发生后出具的该人目前还在我公司上班的证明——证明 兹有某某某，系我单位某某岗位员工，其自某年某月某日开始在我公司工作，目前劳动合同仍在履行）；
证明二
刘某某，身份证号 ；陈某某，身份证号 ；二人系夫妻。膝下共有子女 人，长子刘甲，身份证号 ；次子刘乙，身份证号 ；女儿刘丙，身份证号。
特此证明！
某某街道办事处或者村
委会某某派出所
年 月 日
证明三
刘甲，身份证号，其有子女 人。长子刘某，身份证号 ；次子刘某某，身份证号 ；女儿刘某女，身份证号。
某某街道办事处或者村委会
某某派出所
年 月 日
十、准备一些陪护人员家到医院、受伤人员家到医院的长途车票，最好是住院期间发生的；准备一些医院所在城市的出租车发票和住宿费票据。这是为了
要交通费，交通费法院一般是酌定的，不多，几百到几千元。
第三篇：证据合法性
证据合法性
合法性是有效证据的基本特性之一。关于证据的其他特征的论述可参见刑事诉讼法学部分中的相关内容。民事证据的合法性，是指在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不为法律所禁止，否则不具有证据效力。对证据合法性的要求，目的是为了保障证据的真实性和维护他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体现了人们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双重要求。合法性主要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
1.证据主体合法。证据主体是指形成证据内容的个人或单位，证据主体合法，是指形成证据的主体须符合法律的要求。主体不合法也将导致证据的不合法。对证据主体的法律要求，也是为保障证据的真实性。因此法律根据证据特点，对某些证据的证据主体规定了相应的要求。例如，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为证人，作出鉴定结论的主体必须具有相关的鉴定资格，等等。
2.证据形式合法。证据形式的合法性，是指作为证据不仅要求在内容上是真实的，还要求形式上也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例如，单位向法院提交的证明文书须有单位负责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保证合同、抵押合同等，需要以书面形式的合同文本加以证明。
3.证据取得方法合法。当事人收集的证据材料能否作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还要看该证据材料的取得方法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律规定证据取得方法必须合法，是为了保障他人的合法权利不至于因为证据的违法取得而受到侵害。例如，利用视听资料来证明案件事实时，就要求视听资料的取得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如他人的隐私权等。常见的容易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证据取得方式是所谓偷录、偷拍。再如，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两人以上共同进行，不得由一名审判员或书记员独立调查，属于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也不能进行证据调查。
4：证据程序合法。证据材料最后要作为证据还必须经过一定的诉讼程序，没有经过法律规定的程序该证据仍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的根据。这一程序就是证据的质证程序。《最高人一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当事人在证据交换过程中认可并记录在卷的证据，经审判人员在庭审中说明后，可以不经过质证，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四篇：证据标准
证据属性相关性 客观性(形式 内容)合法性(主体 形式 收集程序 收集方法与提取手段)
司法证明的特点规范性 对抗性 时效性 相对性
免证事实: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及定理；国家机关公报的事实;按照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当事人承认的事实；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职务上熟知的事实
证明对象
刑事①有关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②作为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刑事处罚理由的事实③刑事诉讼程序事实民事①民事关系发生 变更 消灭的事实②争议发生过程的事实③当事人主张的民事诉讼程序实施④有关外国的法律法律事实行政①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有关的事实②行政赔偿构成要件的事实③行政诉讼程序的事实
我国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1）“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侦查机关对案件侦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人民检察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作出的有罪判决，都必须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谓犯罪事实清楚，是指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查清。所谓证据确实、充分，是指对作出定案根据的证据质和量的总要求。证据确实，即每个证据都必须真实，具有证明力。证据充分，即证明必须达到一定的量，足以认定犯罪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具体是指达到以下标准：（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2）每个证据和待查证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3）所有证明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并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
（2）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所谓“基本事实”是由刑法规定的，包括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和罪行轻重的事实，“基本证据”就是对上述基本事实器据顶性证明作用的证明。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1）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优势证据。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的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情证据，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行政诉讼规定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
缺陷
（1）将证明标准定格为“案件事实清楚”而没有进一步明确是哪一种“事实清楚”导致我国证据法学界德传统观点将证明的目的“客观真实”误作为证明的标准的性质，认为司法人员只要依法正确的收集证据和审查判断证据，完全有可能对案件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证。
（2）实行一元化的证明标准，既刑事、民事、行政诉讼实行相同的证明标准。然而他们的性质不同，所解决的问题不同，关涉的公民、法人的种类和层次不同，进而决定刑事、民事、行政诉讼判决对案件事实清楚程度的要求也应当有着区别。实行一元化证明标准是将证明标准的性质定位为客观真实的必然结果。一元化证明标准既不科学又不合理。
改革方向
（1）应当区分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将刑事诉讼中的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表述为“排除合理怀疑”，将民事、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表述为“优势证据”。（2）在刑事诉讼
中，应将构建层次性的证明标准，即随着诉讼阶段的推进而设置从低到高的证明标准。（3）应当区分不同种类案件的证明标准。（4）应当明确在刑事诉讼中，被告方承担说服性证明责任时的证明标准低于公诉方证明被告人有罪应当达到的证明标准，可以表述为“优势证据”。
举证责任的承担
刑事（1）在公诉案件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2）在自诉案件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自诉人承担；（3）被告人既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 的责任，也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但其应当如实回答问题；（4）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检察机关应当证明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差额 巨大这一事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担巨大差额的合法来源的举证责任
民事一般原则：谁主张谁举证；例外情形：（1）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 举证责任；（2）高度危险作业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定的 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4）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倒塌、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 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就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5）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6）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生产者就法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7）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 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8）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行政被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例外的情形是:（1）原告应当证明自己的起诉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但是被告认为超过起诉期限的，由被告举证；
（2）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原告应当证明在行政程序中提出过申请的证据材料；（3）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应当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举证；（4）应当由原告举证的其他情形
第五篇：品格证据
【出处】《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年第5期
【摘要】品格证据在国外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中被广泛运用，我国虽然没有具体的适用规定，但在未成年人司法起步较早的上海，一些基层检察院、法院已开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探索适用品格证据，并将其作为量刑的参考依据之一。本文旨在通过探讨品格证据的概念定位、适用依据、价值取向及取证方式等，为今后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具体适用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品格证据；适用依据；取证方式
【写作年份】2008年
【正文】
对未成年人案件适用品格证据是世界各国的通行作法，我国虽没有具体的适用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已开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探索适用品格证据，并将其作为司法处置的参考依据。
一、品格证据的概念定位
英美证据法中，品格证据是指证明某些诉讼参与人的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其证明内容，包括前科劣迹、名声和评价三类。
在我国，适用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品格证据，是指能够反映涉案未成年人品性、能力、性格等方面情况的证据。就其形式分，包括书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证据种类；就其内容分，包括证明前科劣迹的材料、有关名声等情况的知情人评价（社会调查结论）、行为倾向评估（心理测试结论）；就取证对象而言，可分为被告人品格证据和被害人品格证据等。
各国证据法均未将品格证据视为新的证据种类，而是规定了关于品格证据特殊的适用规则。与此相同，我们认为，目前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探索适用的品格证据也不是新的证据种类，并未突破现阶段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构架，之所以称为品格证据，是因其证明内容或证明作用而言的，品格证据的证据形式都可以涵盖在我国七种法定证据种类中。如未成年人品格证据中的前科劣迹材料，一般表现为判决书、处罚决定书等书证，或知情人的证人证言等形式。
社会调查报告反映的内容是未成年人的一贯表现，它是由知情证人对于其知晓的或调查者对于其调查的涉案未成年人品格方面的情况所作的证人证言或书证，因此，具备了证据内容和形式的客观性。其通过对未成年人一贯表现的证明，可能使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因而与案件事实有了关联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的规定，赋予了检察官、法官、社会团体组织人员的社会调查主体资格，因此主体合法；而其程序只要没有违反证据采集规则就具有合法性。
由于我国未明确心理咨询师等社会团体组织人员作为鉴定人的资格，且心理评估结果准确性等有待进一步考察，其所作的心理评估结论不宜认定为鉴定结论，根据其量刑的辅助性参考作用，将其作为书证更妥。
二、品格证据适用依据
一些国际公约及我国的法律、司法解释都规定，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应综合考虑未成年人的品格状况，并将其作为司法处置的参考。从国际公约来看，我国签署的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和《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北京规则》）都对未成年人的做了特殊保护规定。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正确把握“相适应”必然要求考虑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及其人格特征，即“刑法应切中人的意志。[1]此外，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5条和第44条也对调查品格状况方面做出规定。从司法解释来看，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用法律的解释》第11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61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此外，《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也对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品格证据做出相应规定，为办案提供参考。
品格证据也有深厚的学理依据，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格责任论。对刑法学理论和各国制定法产生深刻影响的人格责任论代表人物团藤重光教授认为，犯罪行为是行为者人格的现实化以及主体的现实化，而不仅仅是社会危险性的表征，最重要的就是犯罪行为及其背后之潜在的人格体系，并且不能将行为与人格分离，仅论述行为，更应考察行为责任的背后形成人格的责任。”[2]二是刑罚个别化理论。刑事责任是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统一，通常情况下，人身危险性与人格有紧密联系，[3]其“表现为犯罪可能性或犯罪以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以行为人的犯罪倾向性和人格为基础的”[4]为了惩罚和预防犯罪，不仅应对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危害结果等因素加以评价，还应将作为预示犯罪的人身危险性基础的特定人格纳入刑法评价体系之中。三是全面调查原则。全面调查原则是很多国家少年刑事司法的共有程序，是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一个特有原则。指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除对案件事实证据收集、审查外，还要对导致未成年人被指控罪行的主观和客观原因，以及对未成年人特殊性格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书籍等情况进行调查，注意调查收集家庭、学校、单位等各方面的反映，了解少年身心状况、一贯表现、个性特点和道德品行，查清他们成长的过程，犯罪的原因及作案的动机目的。[5]
对未成年人适用品格证据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国外相关法律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如美国《青少年教养法》的补充规定明确调查内容包括：查明少年的年龄和社会背景、被指控罪行的性质、少年过去的违法经历的程度和性质、少年现在的智力发展和思想成熟状况等。
三、品格证据价值取向
为侦查机关提供侦查线索。侦查人员根据案发现场情况或嫌疑人作案手段等排查出怀疑对象，通过进一步向有关人员了解怀疑对象的一贯表现、品行，查明其是否受到过治安处罚、是否有犯罪前科等，可更为顺利地确定犯罪嫌疑人，及早破案。
为准确适用强制措施提供依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越严重、人身危险性越大，采取羁押性的强制措施越有必要，品格证据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对正确适用强制措施提供了参考。
有利于准确定罪。品格情况可能对判定罪与非罪、此罪于与彼罪产生影响。前者如盗窃罪，对于累计盗窃数额虽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但多次实施盗窃行为的，也构成犯罪。因此作为犯罪嫌疑人劣迹的先前盗窃行为在达到一定次数时，会成为定罪依据。后者如诽谤罪，如果公开宣扬的是他人已有的劣迹，不能构成诽谤罪，视情况可能构成侮辱罪，因此，为了准确定罪，是否有前科劣迹就成为法官必须调查的问题之一。
有助于公正量刑。量刑公正至少应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量刑应当与犯罪的客观危害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相适应；二是应当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其中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证明就与“品格证据”密切相关。
有利于更好地改造未成年罪犯。行刑过程中，人民法院可根据罪犯的相关品格证据，调整刑罚的执行情况，对人身危险性较低的罪犯采取假释等执行方式，以达到更好的行刑效果。
可作为证据锁链的一个环节对证据起补充和加固作用。单独一个间接证据的证明力具有或然性，它必须与其他证据结合，排除多种可能性才能使结论具有唯一性。品格证据往往与其他间接证据相印证，共同证明案件的事实。虽然品格证据可能会使司法人员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可能会让刑事诉讼判偏离主线、浪费司法资源，但这些影响可以通过建立健全内外部监督机制、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等措施予以减少或避免。品格证据不仅填补了我国法律的一项空白，而且体现了法律对人文的关怀精神，推动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深入贯彻，从而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四、品格证据的取证方式
品格证据的取证主体包括两类：一类是公检法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和辩护律师，该类人员作为取证主体，我国《刑事诉讼法》已做出明确规定，在此无需赘述。另一类是社会团体组织，包括青少年保护办公室或共青团组织的工作人员、青少年社工、心理咨询师等。对这类人员特别是社会工作者能否作为品格证据取证主体，目前存在一定争议，我们认为，社会团体组织成员作为品格证据的取证主体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和实践意义。理由是：
1.相关法律规定赋予了社会团体组织人员参与品格证据收集的权利。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社会团体组织有进行社会调查的权利。
2.社会团体组织人员担任取证主体具有多重优势。目前，上海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较为普遍地委托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对未成年人开展社会调查，该中心是由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各方参与的民办非营利组织。社工等社会团体组织人员，不仅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有亲和力，且相对独立于各方当事人，所做社会调查报告更具客观性，还可弥补司法资源紧张等缺陷，是人民参与司法的具体表现。
相反，法院或控辨双方担任品格证据取证主体存在一定弊端。如检察官，社会调查制度要求其积极介入涉案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甚至内心世界，查明其中能够影响法官定罪量刑的情节，这些要求似乎与其指控犯罪的首要职责不相协调。[6]调查过程的“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的弊端，有可能对法官公正判决产生影响。由辩方担当社会调查主体，调查内容可能有失偏颇。
3.一些国家已实行社会团体组织人员收集品格证据的作法。例如美国的矫治社会团体组织人员在青少年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主要职责是通过与受助人（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庭和周围社会的接触了解，写出一份有关犯罪嫌疑人背景的调查报告提交法庭，在承认犯罪事实的基础之上为法庭判决提出建议参考。
对品格证据的收集，司法人员作为取证主体，应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社会团体组织人员则可参照司法机关对刑事诉讼证据的取证程序进行：（1）司法机关开具委托书。只有在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后，才可开展相关调查；（2）进行相关调查或评估。包括出示相关证件、告知权利和义务（必要时可邀请法定代理人到场）、制作笔录等相关证据、签字确认；（3）制作社会调查报告或心理评估报告。社会团体组织人员应实事求是、客观全面地制作相关报告，每一犯罪嫌疑人应当单独制作一份报告。心理评估报告只有经负责测试工作的心理学专家签名，才能运用于诉讼中；（4）反馈工作。司法人员、涉罪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报告结论有知情权，如对报告结论有异议，可以要求或申请重新调查或测试；（5）注意事项。社会团体组织人员在取证过程中应注意保护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名誉权、隐私权，调查报告应予保密并随案归档，未经批准，不得查询、摘录和公开传播。并不得随意向第三人或外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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