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权应是新农村建设的宪政理念.

第一篇：平权应是新农村建设的宪政理念.

平权应是新农村建设的宪政理念

平权应是新农村建设的宪政理念

胡锦光 教授

[摘 要]：城乡之间泾渭分明的二元社会结构主要是非农身份的人所设计的制度造成的，这些制度主要有户籍制度和强制收容遣送制度。当下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和措施是以提高现有的农民收入和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为目的，这一目的是能够达到的，但必定是暂时的，而不能是持久的，现有的新农村建设政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从宪政理念上说，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在于是否在城市居民与农民之间实现平权。

[关键字]：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平等权

上传时间:20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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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在改革开放政策下，特别是在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社会自1978年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获得了令世人有目共睹的巨大发展，这一发展甚至被命名为“社会转型”。同样地，作为中国社会组成部分的农村地区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

但是，在中国社会这一发展进程中，有一个挥之不去、始终缠绕着中国领导人和国人心灵的问题，那就是“三农”问题。八年来，作为中共中央开年最重要而发布的第一号文件必定是有关“三农”问题的，即是明证。这一问题制约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和均衡发展，特别是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设想之后，其更为突出地摆到了国人的面前。可以说，“三农”问题是能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问题，是能否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正因为如此，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又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并于2006年初发布了中央1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具体阐述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措施。

在确立了依宪治国的共识并将其上升为宪法规范之后，一切治国的战略、政策和措施就都必须要符合这一指导思想，当然也包括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政策和措施。任何失去宪政理念的指导而制定的国家和社会发展战略、政策和措施，都将无法形成统一的秩序，也就无法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那么，我们所说的“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新农村建设的宪政理念应当是什么呢？

一、城乡之间：为什么是泾渭分明的二元社会

虽然1978年宪法首次提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但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完全可以说在主体上仍然属于农业社会，因为中国近代化即工业化的任务并没有完成，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完成。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以比较落后甚至是原始的方式从事着农业生产，属于“农村”户籍。只有少量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从事着总体上说还欠发达的工业生产，属于“城镇”户籍。

1978年以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发展迅速，农业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近代化任务初步完成。但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仍然占据着中国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仍然是巨大的。

1.城乡之间二元社会的表现

(1)因农业人口众多，人均可耕种面积少，无法采用工业化的组织方式和先进的机械化手段进行农业生产，而只能采用落后的组织方式和劳动手段进行农业生产；城镇居民在组织方式和工作手段上，可以说基本上甚至完全与国际“接轨”。

(2)农村因劳动方式落后，经济效益非常低甚至可以说极低，1983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前，绝大多数农民处于吃不饱的状态，1983年以后绝大部分农民劳作一年的收成也只能解决吃饱问题，无法解决吃好问题，更无从谈论发展问题；1980年代中期以前，城市居民吃饱问题即已解决，此后，所要解决的是吃好和发展问题，城市居民的收入明显地要高于农民且这种收入上的差距越来越大。据统计，1984年城市居民与农民的收入之比为1.84:1，1994年为2.68:1，2005年为3.22:1。

(3)因农民的收入低，农村经济不发达，加之国家的财政投入不多，农村的基础设施非常差，道路、水利、饮用水、电力、环境卫生、公共服务等设施较少或者即使有也较差；城市里却道路宽阔，现代化高楼林立，用水、电力充足，白天汽车拥堵、夜晚彩灯闪烁，讲究环境卫生。

(4)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日之内没有具体的劳动时间长度，且没有周六、周日休息之说；城镇居民有法定的工作时间、法定的工作日，一周之内可以有两个法定休息日。

(5)据统计，目前农村有2460万人看不到电视；城镇居民一户有二、三台电视机的不在少数。

(6)据统计，4.9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只有13%，具有小学文化程度者是 29.2%，文盲和半文盲还有7.5%。

那么，造成农村如此落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固然，历史地看问题，就整个国家而论，农村的地域范围太广，农民的人数太多，农业生产方式过于落后，而城市所真正能够容纳的人口又是非常有限的，使农业人口迅速变成城镇居民而从事工业化生产是不可能的。但是，人类之所以能够在自然界各种动物中胜出而成为高级动物，说明人类是最能够趋利避害的动物。那么，农民为什么就不会选择离开自己的土地和生活贫困的农村到生活更为富裕、发展机会更多的城市里生活呢？

2.造成城乡二元社会的原因

(1)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所设计的制度。这类制度主要由两部分构成：

一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的本来功能是进行户口登记，但它逐渐演变和衍生出其他两项功能：1)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即祖祖辈辈生活的农村，以阻碍农民进入城市；2)作为享有和不享有各种待遇和照顾的根据。获得城市居民户籍是青年农民梦寐以求的理想，或通过上大学，或通过参军入伍而提干转业，或顶替在城市里工作的父母，或通过招工等等途径，以改变自己的户籍身份。

二是强制收容遣送制度。农民即使在进入城市以后，如果没有取得该城市的“暂住证”，便成为“盲流”或者“流浪人”，即便没有实施任何违法行为，也能够对其进行强制收容和强制遣送。这一制度的基本前提是农民的“身份性”，对这类农民实施强制收容遣送的根据，可以推测，或者是认为这类人即使现在没有实施违法行为但终将是要实施违法行为的，或者是认为这类人根本就不应该在城市里生活而应该回到属于他应该生活的农村去。强制收容遣送制度是附属于户籍制度的，也可以说是以户籍制度的存在为前提的，甚至可以说它是在户籍制度之下保障城市生活秩序的一项制度。

如果国家对具有城市户籍的人和具有农村户籍的人同等对待，国家对城市和农村的投入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户籍制度的附属功能也就毫无意义了。当然，事实并没有如此。

在户籍制度之下，国家是将自己的国民分为一等国民和二等国民，也可以说是分为高级国民和低级国民。国家对于具有城市户籍的居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就业、生活保障、医疗保险、接受教育等等方面给予了种种照顾和优惠，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严重倾斜；而具有农村户籍的人却无法同等地享有具有城市户籍的人的种种照顾和优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财政投入少到非常可怜的程度。

(2)农民不具有与城镇居民进行平等竞争的能力、知识和技能，无法获得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工作机会。那么，农民为什么不具有与城镇居民进行平等竞争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呢？在一旦事实上允许农民进入城市以后，大量农民为什么只能成为建筑工地的劳动者、大街的清扫者、无照商贩、城市家庭保姆，甚至流浪人？答案只能是一个：他们没有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受教育的机会或者没有充分受教育的机会，即使有受教育的机会也不具有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受教育的条件。

因此，可以理出这样一个线索：一个人在他出世之始即按照他的父母的户籍决定了他的户籍——由户籍决定了他生活的空间（即生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农村），他自己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空间——国家对于生活在不同空间的人给予不同的待遇——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人们过着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活，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缩小。

二、新农村政策：是达到城乡共融与共荣之策吗

作为2006年中央1号文件的《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对于我们所要建设的新农村的“新”进行了描绘，并且规定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具体措施：

生产发展：大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加强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农业产业经营；加快发展循环农业。

生活宽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稳定、完善、强化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加强扶贫开发工作。

乡风文明：加快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大规模开展农业劳动力技能培训；繁荣农村文化事业，加强县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扶持农村业余文化队伍，鼓励农民兴办文化产业，开展和谐家庭、和谐村组、和谐村镇创建活动。

村容整洁：加快农村能源建设步伐，在适宜地区积极推广沼气、秸秆气化、小水电、太阳能、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技术；以沼气池技术带动农村改圈、改厕、改厨；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引导和帮助农民切实解决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问题，搞好农村污水、垃圾治理，改善农村环境卫生。

管理民主：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题，在全国农村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阵地建设；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健全农民自主筹资筹劳的机制和办法。

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国家财政上的支持及支持力度，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三点要求：1)财政用于新增加对农业的支出要高于上一年；2)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比重要比上一年提高；3)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直接用于改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的绝对额要比上一年增加。在中央这一基本要求下，各地区、各部门，尤其是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部门，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财政支农方面，财政部提出，“十一五”期间将较大幅度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着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农村道路方面，交通部提出，“十一五”期间将新改建农村公路120万公里，基本实现全国所有具备条件的乡镇、建制村通公路；农村生产生活用水方面，水利部提出将优先解决1亿农村群众饮水不安全的问题，加快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和配套建设，实施中部地区低洼地排涝工程；农业生产方面，农业部启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示范行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强行动等“九大行动”，全面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夯实新农村建设的产业基础。

同时，针对农民工问题，中央1号文件要求：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对务工农民流动和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建立健全城乡就业公共服务网络；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工资保障金制度；完善劳动合同制度；逐步建立务工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等。

依据比例原则之妥当性原则，我们在判断一个手段是否妥当时，必须首先寻找到这一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再根据目的判断这一手段是否是能够达到目的的必要手段。那么，新农村建设的目的是什么呢？换言之，我们为什么要确定新农村建设的战略？

如上所述，新农村建设战略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说，这一目的只是新农村建设的最低目的。因为新农村建设战略的诸多手段告诉我们，它的作用范围和空间仅局限于农村地区，仅作用于农民，仅作用于农业，也就是说它仅仅直接作用于农村地区所存在的“三农”问题。作用的基本方式是，与以往相比，国家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以改变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那么，国家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能否提高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从而缩小城乡之间历史形成的巨大差距呢？要做到这一点的基本前提是，国家能够保证永远、持续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而且加大的力度必须要比国家在城市的投入要大得多，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缩小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在收入上的差距，才能不断缩小城乡之间在生活条件上的差距。我认为，这是值得怀疑的。怀疑的基本根据是：

第一，中国农村的基础设施是如此之差，中国农村的范围如此之广，国家要承担起全面改善的重任，是难以承受的。

第二，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和劳动手段主要受制于人多地少的现实状况，受经济效益规律规定，农民无法承受因使用先进的劳动工具所支付的成本，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因此，农民无法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提高自己的劳动收入。要保证农民能够持续增加收入，必须由国家无偿地给农民提供先进的生产工具，虽然如此，其作用仍然是有限的。即使这样，国家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第三，国家从税收中无偿地拨款，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对农民的增加收入和改善生活条件而论，毕竟是一种外力作用的结果，而并不是农民自身的、内在的力量作用的结果。

可见，如果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和措施是以提高现有的农民收入和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为目的，这一目的是能够达到的，但必定是暂时的，而不能是持久的。

我认为，我们在理解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战略时，必须将其放到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上去考虑，必须将其放到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和进步上去考虑，放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大局上去考虑。因此，新农村建设战略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要由目前存在巨大差距的城乡二元结构达到城乡之间的和谐、共融和共荣，使中国社会真正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此目的来判断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措施，现有的被解读的这些政策和措施是非常不够的，而必须城乡一体地去考虑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措施。

如上分析，落后的农村、生产力低下的农业、贫困的农民，此“三农”问题，既有中国农村面积广大、农业人口众多、农民素质不高这一历史原因造成的，也有国家长期实行只照顾城市居民而歧视农民的制度和政策所致。而共和国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农村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农业生产长期处于靠天吃饭的水平、农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不能不说后者是主要原因，“三农”问题的症结，从宪政理念上说，实质上在于是否在城市居民与农民之间实现平权。

三、实现平权：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

在我国宪法理念和宪政制度层面，城市居民与农民之间只能说基本上是平权的。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那么，城市居民和农民只要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此前提下，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规定即意味着城市居民和农民在法律面前是一律平等的。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使用了“公民”、“劳动者”、“妇女”、“母亲”、“老人”、“儿童”这些主体概念，而在这些主体概念之前并未区分城市居民和农民。

1.我国的法律文件中城市居民与农民之间不平权的规定

(1)一些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并不适用于农民，或者实际上并不适用于农民。有的法律是全部不适用，有的法律是部分不适用。当然，这些法律在规定地域效力和对人的效力时，并未明确它只适用于我国的城市地区和具有城市居民户籍的人。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

(2)为实施上述法律而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与上述法律相同，有的完全不适用于农民，有的部分适用于农民。

(3)由有制定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权力的城市所制定的法律文件中，直接地、明确地对具有本城市户籍的居民予以优待和特殊保护，同时意味着对“外来人口”进行歧视的规定，可以说不胜枚举。其中，最突出的是就业条件方面的限制性规定，各大城市通常制定了“职业保留法”，即某些职业只能由具有本城市户籍的人从事，不具有本城市户籍的人不得从事。至于在受教育、劳动保障、社会保障、额外收费等方面的不平权规定，已经达到司空见惯的程度了。

由上述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特别是各地所制定的政策，长期实行之后的结果是，具有城市户籍的人理所应当地认为，“城市属于具有本城市户籍的人的城市”而排斥外来人口，特别是相比较农民，具有高人一等的优越地位；农民则也认为自己应当属于农村，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比较，低人一等。深圳和杭州街头曾经出现的标语就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这种心态的直接表露；各城市所成立的城管执法队对所谓的“外来人口”的严厉执法，就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的直接行动的表现。钟南山院士提出应在广州恢复“强制收容遣送制度”的观点及依据，可以说是典型城市人心理的典型代表。

因为农村落后，所以我们将目光投向农村，所以我们在农村实施新农村建设战略，所以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措施和政策只针对农村、农业和农民。这样的思维仍然是旧式的思维，可以说并不是治本而只是治标的思维。我们必须在认真研究和分析之所以形成我国社会这种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原因上，去制定新农村建设战略、政策和措施，思考和解读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的意义。我认为，只有按照我国宪法已经确定的所有公民平权的理念指导之下，去制定新农村建设政策和措施，才能破解“三农”问题，才能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我国的城乡之间达到共融和共荣，我国社会才能获得整体的进步和发展。

2.建设新农村的宪政路径

(1)国家。国家在新农村建设方面所能够做的，主要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大对农村建设的财政投入；二是改变原来的在制度层面优先照顾城市居民、歧视农民的制度和政策。从宪政意义上说，第二点是主要的，也是在进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容易被忽略的。

(2)社会。这里的“社会”主要指城镇居民，即城镇居民应当在观念上认识到新农村建设之于城市的重大意义。城镇居民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只能依靠国家在制度面上去改变现有的优待城市居民、歧视农民的制度，去判断各地所制定的歧视农民的政策。

(3)农民。农民自身必须认识到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意义，而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之中。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提高农民的素质。而要提高素质，又必须在观念上使农民认识到自己与城市居民具有同等的宪法地位和法律地位，同时国家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在农村地区实行真正的义务教育，保证每一个农民都能受到严格的真正的义务教育。

从上述三方面可以看出，国家在制度层面对城市居民和农民实现平权，是新农村建设战略成败的关键。

[注释]：

不可否认，在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方面，城市居民远远要多于农民；城市的进步发展要远远快于农村。有人甚至说，现阶段的整个中国就象一个大工地，处处在盖高楼、修道路、架桥梁。实际上这主要是指城市。

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万亿元，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5%以上，财政收入2.6万亿。

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与其他国家的“乡村建设”、“新村建设”比较，除开制度背景不同之外，一个重大的区别是：我国是自上而下的、外力作用的结果；其他国家是国家与农民双方合力作用的结果。

笔者之所以使用“基本上”这样的提法，是因为我国宪法除在1954年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迁徙的自由外，其余的三部宪法，包括现行宪法均未再规定公民的迁徙自由。在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次修改现行宪法时，均未涉及迁徙自由的规定。宪法不明确规定迁徙自由，实际上是限制农民由农村向城市迁徙的自由，它并不包括城市居民不享有由城市向农村迁徙的自由。

深圳市罗湖区警方在大街上悬挂“坚决打击河南籍扒手”的标语；杭州市的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在大街上悬挂“外地人应遵守交通规则”的标语。

各城市均成立城管执法队，专门针对无照商贩。而无照商贩中的绝大多数人属于由农村进入城市既无多少就业能力又无资本的人。在北京市海淀区城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被无照商贩刺死以后，要求加强执法大队人员装备、扩大执法权力、强化执法力度的呼声越来越高。

钟南山院士因自己的手提电脑被盗及广州市长期猖獗存在的“飞车贼”现象，呼吁在广州市恢复国务院于 2003年已经废除的强制收容遣送制度。其理由有二：(1)“以人为本”是以好人为本，还是以坏人为本？对坏人的宽容就是对好人的残酷；(2)流浪人与违法犯罪分子之间只有一水之隔。

第二篇：新农村建设理念

新农村建设，规划是龙头。新农村建设的规划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生态、环境、农业、建筑、科技和管理等诸多领域，是一项正在发展的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和实施新农村建设规划应建立起十条理念。

一、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推进新农村建设，首先要发展生产力，务必要认真做好新农村的经济发展规划。为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要清晰，特点要突出，这就要求新农村建设规划观念要新、起点要高、质量要严。要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耕地保护和农田水利保护规划的基础上，做好发展农业农村经济的规划，确保农业现代化替代传统农业，确保农民增收，造就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稳定的工资性收入。

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强化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切实做好环境保护规划。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要走适合国情的路子，实现环境优美、生态健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确保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新农村建设首先必须做好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要加强对农村各种有害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和噪声等“四害”的防治，切实搞好农村和农业的生态环境保护，为广大农民创造清洁、舒适的生活生产环境。这是改善农民生产条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前，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处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完善社会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建设新农村是一项民心工程、德政工程。在新农村建设中，发展生产，确保农民增收是最为关键的问题，而文化、卫生、教育等社会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是服务于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素质、造就新型农民的重要基础。这就要求在新农村的建设规划中，各级政府应注意完善农村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以逐步改变落后的面貌。做新农村建设规划时必须深入基层，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把规划切实做到具有足够的操作性和弹性，以确保规划的顺利实施，让广大农民群众真正得到好处，取信于民。在建设新农村中，切忌搞群众得不到实效的“形象工程”。一定要脚踏实地，抓紧解决农村中急需解决的就医、上学、提高文化素质、完善基础设施和改善环境卫生条件等社会公共设施问题，让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真正得到改善。只有取信于民，尊重群众、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激励群众，才能同心协力地顺利进行新农村建设。

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全面认识祖国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既保持民族性，又体现时代性。特别要重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民居建筑文化，深入做好古村落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规划。

我国传统村庄聚落的规划布局，十分重视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强调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在处理居住环境与自然环境关系时，先辈们注意巧妙地利用自然形成的“天趣”，以适应人们的居住、生产、贸易、文化交流、社群交往以及民族的心理和生理需要。同时，先辈们还重视建筑群体的有机组合和内在理性的逻辑安排，建筑单体形式虽然千篇一律，但群体空间组合则千变万化。如各地的一些著名古村落虽为人作，但自天开，形成了古朴典雅、秀丽恬静、各具特色的村庄聚落，成为现今国内外旅游者争相观光的景点。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必须努力做好历史文化村落和历史街区的保护规划，继承、发展传统民居建筑文化，延续其生命力，使其在建设新农村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五、强调城乡差别和统筹发展

要强调城乡之间的差别和统筹发展，农村要现代化，但不能城市化。城乡应有差别，应互相协调、和谐发展。在新农村建设规划中，要展现有别于城市高大建筑、宽畅道路、工厂学校、公园草坪和超大广场等建设风格的传统农村聚落、多样化的辛寸庄、原生态的自然山水森林资源与农田水利等，将农村优美自然的田园风光、舒畅和谐的生态环境和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作为区域人民的共同财产，与城市居民共享。在此基础上，通过互联互通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创新，将城市的经济活力和现代文明扩展到农村与农民共享。惟有这样，才能城乡互动，整个区域互补和谐发展。

六、协调新农村建设和农房建设的关系

要正确处理好新农村建设和农房建设的关系，加强新农村住宅小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工程，包括农业的发展、农村的文化卫生教育、基础设施、环境卫生和农房建设等。人以宅为本，农房建设是富裕起来的农民改善人居环境的迫切要求，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部分。农民住宅不同于仅为生活服务的城市住宅，它具有农村生产、生活的双重性，既是农民世代居住的安身之处，又是农民进行生产活动的生产资料之一，许多农民利用宅屋养殖畜禽和进行农副产品加工。因此，新农村建设要在改进农房的设计上下功夫，使其符合农村生活、生产的需要。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但前些年，由于来自多方面的误导，有些地方极其片面地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建新村、盖新房，更为甚者竟然提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一些地方领导把“几十年不落后”当作时髦，甚至把农房称为“别墅”。

一些媒体也把农民盖“别墅”说成是农民富裕、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是“中国农村的明天”。这样，使得一些地方不顾一切地动员农民群众盖新房，导致“干部动员村民举债建别墅”、“农民集体住别墅债台高筑”等现象屡有出现，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生活，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可顾此失彼，忽左忽右。

七、开发富有文化特色的“乡村游”

我国广大农村以其贴近自然的优美环境、淳朴真诚的民情民俗、鲜明独特的传统风貌和丰富多彩的乡土文化，深深地吸引着现代城里人。因此，近年来全国各地的“乡村游”和“农家乐”呈现出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潮。在这种热潮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乡村游”和“农家乐”是可以起到培植农村新经济增长点、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城乡交流的作用，但必须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和乡土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保护生态环境发展农村经济是主干，而发展“乡村游”和“农家乐”是其分枝。发展“乡村游”和“农家乐”必须建立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不能单纯地为旅游而设，尤其是在北方，为了开展“乡村游”和“农家乐”而修建专用的设施，一年仅能用上三个月，造成极大的浪费，更是应该引起警惕。一哄而上的“乡村游”和“农家乐”很难保证可持续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害，尤其是由于缺乏认识和进行科学的规划，使得不少村落和村落中颇具风貌的景点屡遭破坏，更是值得高度重视。

总之，要慎重有序地开展“农家乐”，努力发展优秀乡土文化、现代农业特色和展现生态文明的“乡村游”。

八、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

新农村建设不排斥外部的支持，但更为根本的在于依靠自身的变革。更新观念，因地制宜发展创新农业文化产业，才能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也才能找到发展农村经济的根本出路。

九、强化耕地保护

加强耕地保护，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包括小城镇)的发展，不论是进行何种形式开发，都必须加强耕地保护，切不能靠出卖耕地来致富，每一项开发项目都必须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效益，并为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不能单纯地开发，单纯地追求容积率，应提高开发的水平，进行合理规划。

十、发掘地方潜力,营造特色

要深刻地认识新农村建设(包括小城镇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没有统一的模式。各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应始终坚持因地制宜，在学习典型经验和示范中，应学习其精神实质，以科学的发展观，发掘地方潜力，大胆创新，营造各具特色的和谐新农村。

第三篇：贯彻实施宪法 推动宪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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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实施宪法 推动宪政建设

洪碧华

内容摘要：文章简述了宪法、宪政的含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宪法的生命;宪法是静态的宪政，宪政是动态的宪法。并提出了贯彻实施宪法、推动宪政建设的六点措施。

一、宪法与宪政的关系.宪法是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集中表现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根本法，是治国安帮的总章程。我国古代虽然也有“宪”和“宪法”的词汇，但那是泛指典章制度或法令的颁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法[1]。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宪政也称“民主宪政”或“立宪政体”。宪政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是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状态或政治过程[2]。宪政有三个特征：①实施宪法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②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基本精神;③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是宪政的集中表现。

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宪法的生命;宪法是静态的宪政，宪政是动态的宪法。宪法的内容直接决定宪政的内容，立宪的目的就是宪政的目的。没有宪法就谈不上宪政，离开宪政，宪法就成了一纸空文。近代中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是徒有宪法之名，而无宪政之实”[3]。清末以来的百年立宪历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旧中国有过八部宪法，由于外国列强入侵加上国内军阀混战，立宪活动不是“流产”就是“夭折”，根本就没有办法得到实施;新中国有过一个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四部宪法，虽然都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人民大众意志，但很粗糙，内容过于“特色”化，极不完善，条文中包含许多不稳定的东西，大都是一些纲领性、政策性和口号式的规定，政治

色彩很浓，缺乏可操作性的内容，与其说是一部宪法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纲领性文件。除了现行宪法外，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

二、推动宪政建设的几点思考

依法治国核心是依宪治国，只有严格依法办事，认真贯彻实施宪法，才能够推动宪政建设。宪政是一种完整的价值理念，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等是宪政的目标[4]。推进宪政建设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首先要具备几个条件：有极好的经济基础，有一部真实、科学的宪法，有相应的宪法文化，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健全的宪法实施机制。这就需要各系统、各部门齐心协力，齐抓共管，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努力，甚至是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法治建设的初级阶段，应当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和宪政意识。“12.4”是现行宪法颁布的日期，也是全国法制宣传日。我们要继续实施国家“四五”普法规划，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学法用法，每个公民都要自觉学习跟本人工作生活有关的法律法规，2004年的普法重点主要是《宪法修正案》和《行政许可法》。通过学习，使人人关心国家大事，使人人都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养成依法办事的良好习惯，树立宪法意识，维护法律尊严，推崇宪法至上。

(二)、贯彻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首先要加强立法工作，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各行各业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制定宪法并且不断修改完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宪法，再好的法律不去实施也无异于一堆废纸，因此，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完善法律制度，健全法律体系，并狠抓落实[5];其次要严格依法办事，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切实做到“四个一切”：一切

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许用党内处分或行政处分代替国家的法律制裁。

(三)、完善最高权力机关的宪法监督体制。宪法监督制度最早源于美国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件[6]。我国现行宪法也有规定宪法监督制度，由宪法自身规定：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在宪法第5条中规定了“四个一切”，并在第62条、第67条中赋予了最高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但目前的这种宪法监督(违宪审查)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起不到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宪法权威的应有作用，影响着人们对宪法、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信心。胡锦涛同志指出：“一些不同程度的违宪现象仍然存在。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因此，权力机关应当肩负起宪法赋予的神圣职责，依法行使立法监督权，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宪法监督机构，名称可以定为“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它是由全国人大产生，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负责的与最高法院平行并列的专门机构。它拥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方面监督权。一方面，通过备案或者批准程序对各级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进行合宪性审查，研究和处理有关宪法监督的具体事宜，包括解释宪法，有权改变或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对违反《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规范性文件，有权直接宣布为无效并加以撤消;另一方面，加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力度，可以把审查监督权交给人民群众，鼓励单位和个人提出审查建议，尤其是对个案的监督，以制止违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如孙志刚案件发生后，“三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收容遣送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后，国务院很快就废止了该条例，颁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条例》[7]。呼吁早日出台《人大监督法》，确保宪法的实施。

(四)、落实“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宪法原则。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带头遵守宪法，为其他团体组织和全国人民树立一个良好的“守法者”和“护宪者”的形象。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需要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要依法领导依法执政，实现党和国家关系、党和社会关系的法治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坚持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关键是党要怎样领导和执政，才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拥戴，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最近出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就是党依法领导、依法执政的良好表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尤其是要约束好县处级以上的党员领导干部，坚决惩治腐败案件，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决不姑息。这样才能巩固执政地位。

(五)、要建立有限和有效政府。有限政府是指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不是万能或全能的，其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8]。政府要有一定的工作效率，有效政府是指政府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切实的保护，决策正确、措施有力。3月22日，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立了我国未来十年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行动纲领。政府机关要严格依法行政，保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真正民主的国家是权力受到限制的国家，法治社会既不允许有权力无限或权利无限的组织或个人，也不允许有不受宪法规范的权力或权利，任何一部宪法都是限制权力的宪法，政府的公共权力是人民群众赋予的，公权不能侵犯私权，如果政府的权力被滥用，公民的合法权益就没有保障，政府的权力受到制约就相当于人民的权利得到保护和确认[9]。要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公民权利至上是现代宪政以及行政法律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现代法律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公民权利，应“打破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传统关系的格局，要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克制其成为治人者的强烈欲望”。对人民群众来讲，“法律不禁止的就是自由”，对政府机关来讲，“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就是禁止”[10]。

(六)、深化司法改革，确保司法公正。“十六大”报告指出，要“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司法独立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司法权独立，即司法权在国家的诸权力的关系中保持独立性，不受其它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党委政法委、人大和检察院可以进行监督，领导和监督不是干涉)。二是法官独立，即法官独立处理自己承办的案件，不受法院以外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也不受法院其他法官或上级法院的干涉。法官在本级法院内部对包括院长和庭长在内的其他法官独立，消除现有的上下级关系，院长是首席法官。法官办案只服从法律，不必向上“请示”，也不必接受指示，拒绝办理“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当然，法官要有独立行使职权的能力和资格，人民法院在人事上、财政上要获得独立行使审判权所必不可少的制度保证。司法是否独立与公正关系到依法治国的成败问题，近年来的司法改革力度很大，体制不断在完善，2004年又要修改《法官法》和《检察官法》，进一步理顺党的领导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关系;理顺法院审判与人大监督的关系;理顺上下级法院的关系;赋予法官独立办案的权力，实行主审法官负责制度，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改革法官、检察官的任免制度，为其提供职务保障，防止专断性的开除和调动工作，使法官、检察官能够顶住压力、秉公执法，以确保司法公正。

参考书目：

[1]许崇德《宪法学》[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3月.[2]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中心编审的《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M]。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一卷。

[3]同[1].[4]李步云《宪政中国》[J].参见《宪法比较研究文集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

[5]蔡定剑：《中国宪政之路——百年回眸与未来之路》载于刘海年主编《人权与宪政》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6]同[1]。

[7]许安标《立法法对立法监督的制度创新》[J].《法学杂志》，2004年1月15日第25卷.[8],[9]徐升权《论宪政与有限政府》。

[10]莫纪宏《宪政是一种完整的价值理性》[J].《法学杂志》，2004年1月15日第25卷.

第四篇：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新农村建设

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新农村建设

2012-04-06

实践证明，把党的十七大精神贯彻落实到新农村建设的实际工作中，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不断化解生态危机，促进生态平衡，才能全面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这是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永恒追求的宏伟目标。

一、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新农村建设，必须提高农村群众的生态意识。农民是农村生态建设的主力军，目前农民群众生态文明意识还比较淡薄，因此要在村干部和村民中广泛传播生态文明理念，以指导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质量的改善。近年来，富阳市以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为抓手，采用多渠道多形式的传播方式，把生态文明理念传播与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有机结合起来，利用每年的地球日、环境日、水日等，深入乡村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活动，不少乡镇结合当地实际，联合村支两委进行“生态文明进农户、进地头、进村庄”的“三进”宣传，使农村群众生态文明意识不断提高，生态文明氛围不断浓厚，有效促进了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

二、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新农村建设，就是要培育和发展生态产业，鼓励发展有特色、有效益、有前景的生态产业循环环境链，着力构建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一要根据不同地区农产品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引导合理选择发展方向，确定适合当地实际的发展模式，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体系。富阳市在推进绿色产业发展中，制定了水源源头、江河溪流沿岸及山区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等政策规定，鼓励山区大力发展农家乐、生态休闲、生态种植等产业，以生态带动农民致富。二要大力推进新的科技革命，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与贡献率。这些技术必须适宜农村生态农业的发展，包括生物防治病虫害技术、生物净化环境技术、生物能源技术等。同时，包括提高水、土、肥以及农业废弃物等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把新的科技革命与提高农民素质结合起来，培养和造就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农村科技队伍，把生态文明理念与科技兴农战略真正落实到新农村建设之中。

三、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新农村建设，始终要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建设新农村的重中之重来抓。通过生态文明理念的融入，认真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环境问题。一是要解决农村饮用水问题。近年来，富阳市把农村饮用水问题作为重大民生问题抓落实，采取政府补助、乡镇筹措、行政村贴补等办法，使全市农村较好地解决了饮用水问题。二是要加强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关键。要在道路硬化、庭院村道净化、村庄绿化、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置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为生态文明新农村建设顺利开展提供良好基础。富阳市在生态型农村建设中，市政府每年投入2500余万元，支持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形成了村庄建设、村民出力、财政补助的形式，使全市农村的道路、村庄绿化、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得到落实，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三是要积极引导农村群众的消费观，扭转陈旧陋习，开展低碳出行、低碳消费等活动。鼓励村民节约每一滴水、每一度电。实施绿色家庭评选，促进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近几年富阳市已评出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医院、绿色社区、绿色工地等“多绿单位”200余个，有力推动了生态文明理念在农村群众中深深扎根。

第五篇：两岸合作宪政民主示范县建设

两岸合作宪政民主示范县建设

两岸合作，国共合作，民共合作，如果没有实质上的合作示范县设立，就是无休止的争论和争吵。没有宪政民主约束的争论就是诽谤谩骂，诽谤谩骂在中国已经几千年了，因为没有选举制度，也就没有裁判，谁也不服谁。只有宪政民主选举制度，才有政治的文明。要想两岸合作、国共合作、民共合作在政治上取得突破，就需要设置宪政民主合作示范县。台湾要推广宪政民主，大陆要引进宪政民主。对大陆来说、宪政民主好不好？没有经历过，所以需要台湾人过来给我们建设一个宪政民主示范县，大陆人亲自体验一下宪政民主，才能够对宪政民主做出判断和选择。

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作为两岸合作、国共合作、民共合作，宪政民主示范县，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陕西省周至县，这里有中国最古老的思想家哲学家老子在这里著书立说，写出文明古今中外的《道德经》，更有推动大中华改革的现代思想家康国刚。康国刚的日记本、研究文稿、策划方案是官方偷窃、抢窃、骗取的重要思想，珍贵程度可见一斑。然而、这里的官员却极端的诽谤、谩骂、欺凌现代思想家，表现了封建独裁专制的极端野蛮、愚昧、愚蠢、落后。陕西省周至县非常需要引进国民党、引进民进党，改造这种野蛮、愚昧、愚蠢的封建独裁专制的落后。

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最需要从陕西省周至县开始建设。把陕西省周至县设立为两岸合作、国共两党合作、民共两党合作的宪政民主建设示范县。让这里的人民接受宪政民主的锻炼和磨练，让老子的思想发源地成为中国接受现代宪政民主政治文明的首选县，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需要。

一旦进入宪政民主状态，政治文明才能出现，思想家才能受到应有的尊敬，中国才能进步。

陕西省周至县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偏僻小县，对大陆的政治和经济局面无足轻重，离开北京也比较远。在陕西省周至县搞两岸合作、国共合作、民共合作，不影响北京的局面，宪政民主示范县建设取得成功，也可以促进北京推进中国各县宪政民主建设的信心。

直接把周至县交给台湾的国民党或者民进党托管，让他们在周至县推广他们的宪政民主经验，周至县的共产党接受宪政民主的教育和锻炼，获得宪政民主条件下共产党的运作经验。也使共产党获得宪政民主制度中生存的信心。

真正合作起来，诽谤谩骂就消失了，争取人民的选票就成了党员的追求，政治文明必然形成，继续野蛮、愚蠢、愚昧、落后，就没有人民选举。政治进步在宪政民主制度中就是一种自然的压力。

宪政民主建设、从陕西省开始，宪政民主建设从周至县开始。

大中华人民改革总策划师、和谐建国促进会主席、国共合作促进会主席：康国刚2012年12月7日18:42:16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