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家璇谈周恩来外交思想四大核心内容（五篇）

第一篇：唐家璇谈周恩来外交思想四大核心内容

唐家璇谈周恩来外交思想四大核心内容

（2011年9月2日）

尊敬的孙海麟书记、马跃美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来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母校——天津南开中学参观考察，并和同学们当面交流，我非常高兴。首先感谢孙海麟书记的多次盛情邀请和校方的周到安排。

南开中学是周总理青年时代就学之处，也是蜚声国内外的百年名校，我慕名已久，一直想来参观访问。以前几次来天津，由于日程原因，总是来去匆匆，这次终于如愿以偿。今天上午一到天津，我就去参观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瞻仰他们追求真理，为党、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一生，缅怀他们的伟大情怀和风范，深受教益。刚才我又参观了校园，去了周总理曾经上课的教室和居住的宿舍，触景生情，我十分激动，感慨良多。想到敬爱的周总理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我感到十分亲切和温暖。

周恩来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他既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是享誉世界的杰出外交家。我在外交外事战线工作四十七年，年轻时曾有幸作为工作人员在外事活动中多次近距离接触周总理，聆听教诲。我对周总理无比敬仰。多年来，无论是在外交部工作期间，还是在国务院工作期间，我办公桌上一直摆放着一个精致的像框，里面嵌放着周总理的半身像片。我经常凝视周总理炯炯的目光，希望以周总理为榜样，用周总理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武装和激励自己，不辱使命，维护好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说来也巧，我退休后在国务院的办公室，就位于周总理当年工作和居住过的中南海西花厅东侧的四合院内。四合院叫老会议厅，是当年周总理召开重要会议的场所，与西花厅一墙相连，有门相通。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周恩来这个名字对于从事外交工作的同志们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周恩来总理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奠基者和开拓者。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7年春天，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战略转移主动撤出延安。当部队撤到山西临县三交镇附近时，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成立了中央外事组，这就是新中国外交部的前身。当时周恩来同志预见到解放全中国的那一天即将来临，新中国成立后需要一批有一定对外交往经验的同志承担外交工作，因此他未雨绸缪，特意把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一批懂外语、从事过外事工作的干部组织到一起，为新中国外交预做准备。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亲自兼任外交部长达9年，为新中国外交基本政策的制订、外交部的建设和发展，包括规章制度的建立、外事纪律的规定，外交干部的选拔和培养等，倾注了大量心血。此后，周总理虽然不再兼任外交部长，但在担任总理的26年里，都一直主管外交工作，对外交部的工作给予指导和教诲。周总理提出的十六字方针“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至今仍是外交干部必须遵守的最重要的准则和标准。

周总理不仅是新中国外交的决策者，还是指挥者和实践家。他以惊人的精力和非凡的才能，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在外交实践中体现出的外交思想是新中国外交的宝贵财富，对中国外交影响深远，也教育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外交官。

周总理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内涵十分丰富。国内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人和论著也都很多。我的体会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核心有四个方面：独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这四点贯穿于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始终，既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一系列外交方针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基础。

独立自主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建国伊始，周恩来总理就告诫我们：“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要有信心。”建国初期，新中国外交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冷战格局下，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才最有利于巩固我们这个新生的国家，更好地维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

当时，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只有苏联和东欧少数国家，美国对新中国采取的是政治上敌视、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美国的政策在当时影响了一大批国家。我们需要尽快打破这种局面。为此，周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指示，制订了贯彻落实的六条外交方针。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这是决定我国外交政策、处理国际问题的出发点。独立自主的关键在于“不要置身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不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盟。即便是在处理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周总理也经常强调，我们与这些国家“并不是没有差别，不能把自己党和国家的独立性丧失掉”。由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和政策，新中国拥有较大的战略选择空间，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外交的基本思想和政策，至今仍在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

平等相待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周总理主张各国主权平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对大国、强国要讲平等，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对发展中国家更要讲平等，要相互支持，相互尊重，不要强加于人。周总理多次指出，“支持和尊重是相互的，只有支持和尊重这些国家，别人才会支持和尊重中国，持之以恒，我们的朋友才能遍天下，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周总理的外交实践中，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例子数不胜数。

新中国建立后，周边国家一度对中国怀有很深的疑虑，缅甸曾一度出现“中国威胁论”。1954年缅甸总理吴努曾坦率地说：“中国好比大象，缅甸好比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常常提心吊胆”。针对缅甸的疑虑，周总理先后9次访问缅甸，与缅甸领导人推心置腹地长时间深入交谈。特别是1960年周总理第四次访问缅甸，他接受缅甸总理吴努的建议，调整访问日程，提前一天到达仰光参加缅甸的泼水节。缅甸的泼水节相当于中国的春节，是缅甸一年当中最盛大的节日。周总理按当地风俗，换上了缅甸民族服装。当时，周总理刚种过牛痘，不宜泼水，随行的同志建议他象征性地泼一下，但周总理从大局和中缅友谊出发，每到一个彩棚都兴致勃勃地和缅甸群众相互泼水，气氛十分热烈。周总理的深情厚谊深深地感动了缅甸人民。后来，吴努曾对毛主席说，“很坦率地讲，我们对大国是很恐惧的，但周总理访问缅甸后，大大地消除了这种恐惧。”

在与广大的非洲国家交往时，周总理特别注意平等相待，尊重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主张力所能及地向非洲国家提供各种援助，而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在国际事务所中为非洲国家说话，仗义执言，支持非洲国家的正当立场。1963年12月至1964年3月，周总理出访亚非14国，历时70天，广泛交往亚非朋友，维护和加强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这无论是在中国外交史上，还是在世界外交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这也说明周总理对亚非国家平等相待，以诚相待的情意，为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外交思想最突出的特点。周总理常说，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可能没有差别，应当通过相互接触，把彼此思想沟通，努力寻找和扩大双方的共同点，避免和减少分歧，求同而不是立异。1955年，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做了一次著名的发言，集中阐述了他的求同存异的思想。

当时，一些国家为破坏亚非会议的召开，先是策划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为赶赴印尼出席万隆会议，中国政府包租一架印度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但因公务繁忙，周总理未能按原计划到香港乘机，代表团的先遣人员搭乘该机前往印尼。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特工用重金收买了香港机场一名工作人员，在机尾处偷放了一枚定时炸弹，飞机中途发生爆炸。这显然是针对周总理的谋杀阴谋。毛主席闻讯后打电话给在昆明的周总理，劝阻他为安全起见，改变计划不去赴会。周总理考虑到会议的重要性，仍然决定出席会议。他不顾个人安危，改变行程后，从北京出发经仰光到达印尼。当周总理抵达万隆后，发现虽然亚非会议总体上气氛热烈，表现出亚非国家团结奋斗的共同愿望，但也有人在美国等国的挑唆下，提出中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大家不是一条心，并发出“共产主义威胁”等不和谐论调。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决定把他准备好的讲话稿作为书面发言稿印发给大家，自己作了一个即席发言。在这篇著名的补充发言中，他对与会代表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周总理的这个讲话集中体现了他的求同存异思想。万隆会议后，他又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求同存异思想，并且强调求同存异适用于各国关系。

求同存异既是一种思想，也是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基本方法。在处理与各国关系上，求同就是努力去寻求扩大双方的共同点，存异就是正视并允许双方有一定的不同点。周总理不仅提出并倡导求同存异的思想，也非常善于协调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在复杂的矛盾中寻求共同点。在万隆会议上，周总理高屋建瓴地分析了中国和与会各国之间的共同点。他说，中国与亚非绝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共同基础就是“我们都经受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还对与会代表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应该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周总理的一席话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终于使会议达成了一致，形成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也在历史上被称为“万隆精神”。

周总理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在中国对外关系中一直不断地得到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同志关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的“一国两制”构想，以及针对我国与一些邻国存在岛屿归属和海域划界争议问题提出的“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都是对周总理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我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我深深感到，求同存异既是指导原则，又是行为准则，同时还是思想方法。我在外交回忆录《劲雨煦风》一书中写了我担任外交部长和国务委员期间经历的十一件外交大事，其中许多重大外交事件的处理都体现出中国外交求同存异的思想。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处理我国与美国、俄罗斯、欧洲各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关系时，无不需要以求同存异的思想为指导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理性、客观，才能适度准确地把握我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才能处理好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

和平共处是周恩来外交思想中最具创造性、代表性和生命力的内容之一。建国初期，“新中国外交往何处去？”这是全世界都关注的问题。1949年11月8日，周总理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指出，新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持久和平”，与各国和平相处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大目标。此后，周总理在不同场合多次明确表示，中国“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

1953年，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周总理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中、印两国总理在新德里发表声明，正式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表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也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与安全的坚固基础”。同年，在中国与缅甸两国总理的共同声明中，这些原则再次得到确认。在万隆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与会各国的普遍赞同，成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至今仍是指导各国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国际风云变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历了风雨，经受住了考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为促进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周恩来外交思想是新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外交的理论基础和力量源泉。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纵观国际形势发展，把握时代特征，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外交思想，确定了我们新时期的国际战略和外交路线，开创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思想，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中国外交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继承和发展周恩来外交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提出了“科学发展、和谐世界、互利共赢”等外交理念和主张，这与周恩来外交思想一脉相承，成为当代中国外交实践的重要指南。

当前，和平、发展、合作依然是时代的主旋律。中国外交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不断挖掘周恩来外交思想在新时代的丰富内涵。要深刻理解周恩来外交思想，常读常新，并从中充分汲取营养，不断提高我们在新形势下处理外交事务、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周恩来外交思想从内容到实践都体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忠诚，体现了他所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养和熏陶。周总理从青少年时期就追求真理，探寻中华民族振兴的道路。我相信，南开中学的学生都不会忘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在南开中学读书期间，他的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与深化。“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写这首《春日偶成》时，周总理只有十六岁，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已经跃然纸上。1917年，他在东渡日本求学之前，写下了“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诗句。负笈东瀛，他无时不关心国事，探求真理。此后，他回国参与组建觉悟社，积极投入到爱国群众运动的浪潮，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在欧洲勤工俭学期间，他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周总理的外交风范儒雅高贵，受到全世界的称颂。国外许多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和风格的人认为，周总理的外交风格体现了文明古国政治家的君子气质，友好正直，谦逊优雅，体谅他人，讲求信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评价周总理时说：“他通过优雅的举止和挺立而又轻松的姿态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稳健。”“他待人热情，非常坦率，极其庄重而又十分真挚”。周总理的睿智和才华，坚韧与敏锐，在瞬息万变的外交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坦诚大度，刚柔相济;在平和淡定中纵论天下大事，从容谈笑间解决国际难题的非凡能力和外交才干，一直是外交人员学习的榜样。周总理平等待人，以诚相见，广交朋友，深交朋友，以理服人，重信守诺的作风对中国外交人员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同学们，来到南开中学，我和你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师长和学长——周恩来。周总理曾和你们在同一个校园里求知识，学本领，我则有幸参与了他所开创的新中国外交事业。我相信，周恩来这个名字无论对我，还是对各位同学，绝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而是需要我们毕生学习的榜样。

我也希望同学们在周总理曾经就读的校园里学习，能以周总理的精神和思想不断激励自己，学习周总理对祖国的无比忠诚和热爱，追求真理、百折不挠的坚韧毅力，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脚踏实地、勤奋思考的工作作风，严谨细致、认真负责的人生态度，重信守诺、肝胆相照的优秀品质，谦虚谨慎、廉洁奉公的崇高品德。周总理的这些美德，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都是至关重要的。我相信，你们学习生活在这个校园中，一定会沐浴在周恩来的精神里，秉承“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并以周总理为榜样，成长为对党、对国家、对社会有抱负、有价值、有贡献的接班人。

祝同学们健康快乐，学业有成。谢谢大家。

第二篇：简述周恩来外交思想

简述周恩来外交思想

周恩来总理在近代外交史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代传奇人物，他从小就有着远大的报复，在见过之前，积极参加中共对外对内的战争工作，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周总理在长期的外交工作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以及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他主持我国外交工作长达26年的时间里，他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他外交思想的最重要内同是独立自主、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他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始终坚持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下面从他的外交思想以及外交贡献着重进行如下叙述。

（一）外交思想

一、和平共处与中国传统“和为贵”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和为贵”、“尚和合”的哲学思想。这种和合不是异质事物简单相加堆砌，而是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相互对立、冲突继而融合趋同的一个辩证过程。周恩来在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的精髓。“和合之道”成了其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一“元”。

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重要方面就是和平共处。在周恩来经历的众多外交事件中都体现着他追求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外交理念。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总理兼共和国的首任外交部长。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政策、方针和外交任务究竟是怎样?中国的外交往何处去?这不仅是外界所关心的，更是新中国外交事业不容回避的问题。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开始就坚决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将“和平共处”“革命不能输出”的思想贯彻始终。

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做过这样的论述“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要同苏联人民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情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是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和平成为我国外交的一大目标。1950年，正当美国企图将朝鲜战争扩大化时，周恩来就约见了印度大使潘尼迦，他指出“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1953年6月，周恩来在阐述国际问题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这一重要思想时就指出“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帝国主义既怕和平，又怕战争，我们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战争。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1954年，周恩来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不仅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事件，而且对世界外交事业深刻的影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作为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准则。争取和平，在和平中共处事是周恩来在外交事业中孜孜以求的。

二、求同存异与中国哲学的异同观

“同”与“异”是一对哲学命题。中国哲学文化中对这对哲学命题有十分精辟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和”与“同”是相互区别的两个哲学范畴。古人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古代的哲人一方面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明确地指出承认差异性的必要性。《荀子》中写道“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知异名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荀况从名实相

副的角度论述了承认事物差异性的意义。这些论述都是关于“同”与“异”关系的思辨。这里两者的内涵应该是“和合”而不是“去异”。承认差异并不是一定要消灭差异。“和谐统一”是一种新的境界。

“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是周恩来对中国哲学辩证思维在外交领域的创造性发挥。周恩来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外交风云，他总是冷静沉着，细心观察，善于在对立中积极寻找一致性，以更好地减少对立冲突，尽量扩大共识。这一点也是周恩来高超的外交艺术的生动体现。对于“求同存异”，他在会见埃及客人时谈到“处理涉外分歧的时候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事情总是勉强不得的”。1955年，周恩来率团参加亚非会议，当会议遇到逆流陷入僵局时，周恩来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国家的共同之处是“是要解除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与支持，而不是相互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与对立”。纵览周恩来的一生，他总是诚挚而又耐心地实践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时至今日，这一点依然是指导着中国办外交的重要哲学思想。

三、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不等于盲目排外、闭关自守。周恩来指出：科学技术不分国界，对全人类都是有用的。我们要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只要我们放眼世界，博采众长，努力拼搏，就可以加快科技发展的步伐，突破尖端，后来居上。他说：“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 ①怎样学习、利用？其一，要重视科学技术的情报信息工作，及时掌握国外科学技术发展的情报资料，知道哪个地方哪门科技是最先进的，明确学的对象。在周恩来关心下，中国科学院建立了情报所。1963年周恩来领导制定“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科学技术情报工作被列为重点之一。科技情报信息工作的发展，在学习、利用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二，从人才培养方面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按照我们所最急需的门类，派遣专家、优秀的科学工作人员和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出国学习、取经。请国外专家来中国传授知识。从技术设备方面采取引进的办法。50年代，周恩来领导了从苏联引进技术、设备的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他要求认真学习和推广这些项目“从设计、施工、安装直到开工生产的技术经验” ② 60年代和70年代，周恩来领导了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设备的工作。1974年，周恩来针对我国广东、上海、东北能源短缺的状况，十分关心核电站引进考察情况，要求早日引进核电站。实践证明，他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其三，向外国长处学习，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要同创新结合起来。50年代，周恩来指出：“要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 ③60年代，他进一步指出：“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 ④正是他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才能保证维持民族独立，政治上独立不允许外来干涉，经济上独立不依赖外援。只有彻底独立了，我们才能发展自己给自己定位的中国，才能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周恩来外交思想理论以及实践的历史贡献

一、维护中国独立安全、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就中国是一个被压迫、受欺压的国家，世界列强争着抢着对中国进行瓜分以及剥削，将许多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于是，重根来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重大政策。1950年2月，他赴苏协助毛泽东谈判，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维护中苏关系奠定了基础。从1956年底到1964年初，他三度出访亚非28国，建立与发展同它们的友好合作关系。与此同时，周恩来积极寻求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与发展关系的途径。对日本，他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对英国，他在日内瓦会议后促成了两国间代办级的半建交关系。他同尼克松谈判签订的《上海公报》，确认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两国关系，这就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可靠的基础。由于周恩来的不懈努力，到周恩来病逝前，与我国建交的国家由49个猛增到107个。在良好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在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取得了世界工人的伟大成就，这一切成绩的取得，斗鱼我国坚定地贯彻执行正确的外交路线、策略密不可分，与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密不可分。

二、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与经济封锁，我们除了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外，还特别重视发展同临近国家的友好睦邻关系。1953年，周恩来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第一次代表我国政府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得到了印度方面的赞同。此后，中印、中缅双方总理在联合声明中正是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一般国际关系的原则，认为这些原则如能为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和遵守，就会缓和世界上的紧张局势，形成和平与安全的坚固基础。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此后，从万隆会议⑤到60年代看，我国同许多亚非国家都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集中概括和高度升华，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善于因应时势，依时而作的结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说明这些原则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反映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趋势，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最本质的特征，是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根本否定。

三、以思想带着中国外交活动走向世界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十月革命⑥后，列宁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提出了处理同资本主义国际关系的原则⑦，即苏联的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可是后来的领导人却把苏联的国家利益等同于国际社会主义利益，并以此作为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一条原则，这导致无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大国际主义错误，损害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引进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不仅创造性的丰富发展了列宁关于不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的思想，使之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通准则，而且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个重大问题，从而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健康发展，地址和减少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对这种关系的危害提供了理论依据。回顾历史，可以说，新中国正是因为周恩来才走向世界的，世界也是通过周恩来才认识和了解中国的。他独具风格的魅力，以及丰富的思想，不断给我们以心得启示，然我们不断前进着，努力让中国更加开放、自主。

参考文献：

1、裴坚章：《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2、陈宏等：《新中国外交》，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3、曾应旺：《周恩来——中国外交第一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裴默农：《周恩来外交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出版

5、《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中共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6、高歧：《邓小平新时期的外交战斗思想论述》 北京出版社 1995年版

7、米镇波：《周恩来与大国关系变动》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版

8、姜桂依：《西方人看周恩来》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9年版

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413页。

10、《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85页。

注释：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2—413页。

②《周恩来经济文选》第185页。

③同上书，第257页。

④同上书，第566页。

⑤万隆会议：1955年4月18-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反对殖民主义，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的会议。又称第一次亚非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及与各国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10项原则。这10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会议号召亚非各国团结一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被称为万隆精神

⑥十月革命：又称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共产革命等），是1917年俄国革命经历了二月革命后的第二个阶段。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及组织普遍认为，十月革命是经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三个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和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是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政权，第二个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领导的资产阶级俄国临时政府，为1918-1920的俄国内战和1922年苏联成立奠定了基础。

⑦列宁指出俄国在政治上需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经济上要通过无产阶级政权去实行土地改革，军事上要退出战争。提出了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任务，为革命指明了方向，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理解无产阶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与否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姓名：于雪楠

学号：09211468

班级：2009211312

学院：计算机学院

第三篇：论周恩来的外交思想

论周恩来的外交思想

【摘要】：周恩来是新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也是闻名世界的杰出外交家。在他26年的外交生涯中,形成了一套具有周恩来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本文尝试从独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四个方面并以求同存异为重点浅析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及谈下本人的一些粗浅感受。

关键字：周恩来、外交、独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正文：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然而他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是世界各国公认的杰出外交家,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之父”、“外交之魂”。

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在长达26年之久的外交活动中,他一人身兼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种身份,充分运用其异乎常人的精力、才能和智慧,同毛泽东一起,运筹帷幄、破旧立新,为新中国制定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外交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他善于吸取别国外交经验用于本国实践;善于把握形势,提出适合的外交政策;善于调查研究,勇于创新,提出了适合我国实际并且能够促进世界外交理论发展的外交理论。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最终形成了一整套具有周恩来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

周总理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内涵十分丰富。国内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人和论著也都很多。我的体会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核心有四个方面：独立自主，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这四点贯穿于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始终，既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一系列外交方针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基础。独立自主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根本出发点。独立自主的关键在于“不要臵身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我们与这些国家“并不是没有差别，不能把自己党和国家的独立性丧失掉”。他始终以独立自主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在此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反对强权政治，不允许别国干涉我国的内政和外交事务，并且不论国家大小强弱一律把其放在一个独立国家的立场上平等对待。

而平等相待正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周总理主张各国主权平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对大国、强国要讲平等，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对发展中国家更要讲平等，要相互支持，相互尊重，不要强加于人，而这种原则在当今世界仍是不可或缺的。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外交思想最突出的特点。1955年4月，第一次亚非会议在万隆举行。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针对会议上出现的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新殖民主义”、“颠覆活动”等不和谐音符，他决定把原定的发言稿作为书面稿印发给与会者，自己则利用午间的短暂休会时间起草了一份补充发言稿．并干当天下午做了关于求同存异思想的著名发吉。他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接着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相互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周恩来的这个讲话集中体现了他的求同存异思想。这一思想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共鸣，终于使会议达成了一致见解，形成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亦称万隆精神）。

和平共处作为周恩来外交思想中最具创造性、代表性和生命力的内容之一，不仅对当时和当今的国家外交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诚如当下所倡导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笔者认为，其实质即是一个推进、实现“求同存异”的过程。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而当今社会，在利益已经多元化的现实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最大的挑战来自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解决这些冲突和矛盾，就急需“求同存异”。

人是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彼此依存，这决定了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利己必须以利他为条件。在现实中，每个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时必然要受到他人同样追求的限制，因此，“求同存异”，互利互惠，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达到共赢的最佳效果。

同时“求同存异”也是重要的处世原则。因为每个人的见识、性格、经历和人生体会都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强求他人与自己观点或者为人处世的态度完全相同，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应该采取一种踏实而积极的态度，寻找彼此间的共同点。否则，一味坚持自己的立场，对不同的意见听而不闻，交流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亦无法达到求同的目的。

“存异”反映出一个人的风度和广阔胸襟。正如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名言：“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尽管现实情况不可能让每个人的想法或者行为方式都相同，但我们仍然要尽力保证足够的发挥各自个性的空间，尊重对方的不同观点，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他人意见。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中庸的做法，是缺乏原则的表现。其实，“求同存异”这一原则并非如此简单，它是一种生存的策略和艺术，是一种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的处世态度。这是人与人合作的基础，也是成大事的必然选择。我们随时可能需要他人的鼎力帮助，需要与他人合作。那种想凭借一己之力，靠单打独斗成事的个人英雄主义，已经不适应时代的步伐。不与人合作或者不会与人合作就不可能成大气候。而与人相处的“求同存异”原则是两者合作的基础。

苏轼就曾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个体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人有多重性格、多个侧面。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别人，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我们在为人处世的时候也应该学习这种宽广的心胸，容纳不同的意见，尊重不同的观点。但是，有些人却一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认为与自己不一致的观点便是错误的，甚至不予理会。

树立敌人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况且多一个朋友多条路，何不用宽广的胸襟接纳他人的观点，站在他人的角度理解他人。如果对方有不同的观点，先静静地听他的观点，理解他的观点，不要急着反驳。不要把对方的反驳当成是对自己的人身攻击，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每个人也有尊重他人观点的义务。

不要试图用各种手段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也许对方的观点也有可取之处，不妨多多地听。这样一来，我们也许会收获更多知识，获得更多友谊，赢得更多帮助。少一些挑剔，多一些理解，我们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多，我们的理想也会更容易实现。

第四篇：论万隆会议中周恩来外交思想

周恩来外交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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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完成学号：姓名：时间： 论文073412156周开放2013年12月2日

论万隆会议中周恩来外交思想

众所周知，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开拓者，他以决策者、指挥者、实践者的身份，成为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参与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并亲自实践或者直接指挥了所有的重大外交行动；他重视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最全面、最杰出的贡献。

为了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万隆亚

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亚非万隆会议。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大型代表团。积极参与这个重大的国际会议，争取改变自身的国际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会议中的周恩来展示了大智大勇、顾全大局的气度、非凡的领袖魅力。提出了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精神，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经历了风雨飘摇的岁月后求同存异的和谐思想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

万隆会议期间，某些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一些国家制造纷争和矛盾，并对中国发出诋毁性言论，企图分裂会议。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在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努力下，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10项原则。公报共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7个方面的内容。

一、求同存异，大力推进新中国的和平外交

数千年来中国的“和为贵”思想，强调和的境界是“和而不同”，孔子主张“和而不同” 是儒家重要的伦理原则，《论语·子路》载文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说要“求同存异”。和谐理论更是植根于厚重悠远的中华文明，贯穿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是早期中华文明以及道家、儒家、佛家思想的核心要旨。3000多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和”字，《左传·襄公十年》有文称“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管子·兵法第十七》有文“和合故能谐”等等不一而足。在中华文明的积淀下，早在几千年前体现和谐理论的求同存异的思想就已经出现萌芽。

正是由于求同存异的思想逐步形成，世界发展趋势的变化，周恩来同志顺应

历史发展的潮流成为了求同存异和谐外交的倡导者。

浓缩古人的思想，创新自己的见解。周恩来作为求同存异和谐外交的倡导者，不断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深化完善求同存异的思想。抗战时期与周恩来一起在大后方搞统战工作的夏衍曾回忆道：抗战时期在重庆曾与一些民主人士看法不一致，我便去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对我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这是周恩来最早提出求同存异这一主张，并把它用于处理同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关系上。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直接领导策划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从广义上讲，外交也是一种统战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但是，也要看到，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在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和人之间尚有不同，何况国家、民族呢？我们应当通过相互接触，彼此思想沟通。避免和减少双方的分歧，求同而不是求异。1954年8月，周恩来在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表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我们和英国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我们和英国“有不同的地方，例如，我们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我们这种立场、思想是不必讳言的。但是，也不要跟他们争论马克思主义学说，争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总之，我们要互相尊重，不扩大争论，扩大争论就会对立起来，那是不利的。”

二、和平共处，建立友好与睦邻关系

在万隆会议中充满着不和谐音符，美国媒体幸灾乐祸，《纽约时报》的评论

借机煽动：“要各国代表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上，而应当放在遏制共产主义上，不要去打‘殖民主义的死马’，要去打‘共产主义的活老虎’”。周恩来面对各种各样的国际抨击，彰显伟人气魄三次力挽狂澜，在面对国际特殊情况下，周恩来临时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

经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接着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个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相互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周恩来的发言引起了极其热烈的反响。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中国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和谐外交政策，在划时代的国际会议中出现了主张和谐的旗帜。就连当时任芝加哥《每日新闻》驻亚洲记者的鲍大可也评论道：大会上他既没有去刻意争取对共产主义的支持，没有做或鼓动他人做激烈反美、反西方的言论，也没有去破坏或削弱西方的反共防务联盟。但他达到了此行的重要目的，即使许多代表相信了他是一个心怀善意、通情达理而真挚诚恳的人，并相当成功地使人相信了共产党中国奉行和平的政策。各国代表对周恩来的发言好评如潮，就连曾抨击过中国的一些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周恩来将各国利益综合处理，寻找其共同之处，运用协调沟通的手段“求同存异”，运用团结友善的手段“求同存异”，运用以退为进的手段“求同存异”。

“维护世界和平”，“谋求相互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邻的关系”，是周恩来当时着重强调的。数人面对周恩来所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政策认为可笑，认为周恩来是疯子，当时国际环境复杂，两种社会形态矛盾四起，局部战争不断，认为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只是一纸空文，在当今社会根根本不能实现。周恩来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作为当代中国和世界最有影响的外交家之一，他高瞻远瞩能够认清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历史的发展推波助澜，万隆会议后，周恩来在不同的场合又多次对求同存异的思想加以论述。1955年5月，他在会见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欧文妮·戈登夫人时，对世界母亲大会要像亚非会议那样发扬求同存异的精神表示赞赏，指出：“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不同，很难一致起来，我们要找共同点，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

论。”1957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的一些问题周恩来指出：社会主义各国并不是对所有的问题都有一致的看法，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对于我们

各国原则一致的重要方面来说，毕竟处于次要的地位，而且这种不同意见是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基础上，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和协商，逐步地求得一致的。即使暂时还不能求得一致，只要团结关系受到珍重，保留这种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这也就明确了：“社会主义国家间也适用求同存异的方针。”不断为和平事业做出贡献，不断为创造和谐环境而努力。周恩来所提出的求同存异和谐外交不是口头与纸面的空文，中国以“求同存异”为原则引领外交工作，以此为原则发展统一战线，以此为原则构建党内和谐.协调人际关系。推动国际大环境下“求同存异”的和谐理论的顺利发展。

周总理在会议上重申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的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

商一致精神，提出的反帝反殖、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新兴国家的和平等国际地位、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的主张，成为与会者的普遍共识和会议的基调。

这为会议取得历史性重要成果，为万隆精神和“十项原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增进了亚非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了解与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不少国家对我国的误解、偏见和疑虑，为新中国赢得了朋友，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万隆会议后，我国的对外关系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出现了一个外国同我国建交的高潮。在短短的5、6年时间里，到1961年，仅亚非地区新增同我建交国即达十个之多，并为十年后即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出现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奠定了基础。

实践证明周恩来来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和谐外交思想，是人类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规律，是正确的，科学的，可行的。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辉煌篇章，同时也为开辟国际关系新时代作出了宝贵贡献。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0734121班073412156周开放

第五篇：周恩来外交故事

周恩来是公认的语言大师，凡是和周恩来交谈过的人，无不为他的幽默风趣的语言魅力所折服。

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周恩来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恩来停一会儿，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是我夫人，在我家里

一次，一个外国嘉宾问周恩来：“总理先生，你见过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吗？”有点想嘲笑的意思，以为自己见过美女如云，周总理不近女色不可能知道世界第一美女的名字的。周总理说：“见过！”对方问：“是谁？在哪里？”周总理说：“是我夫人，在我家里。” 对方哈哈大笑：“尊夫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周总理说：“是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我眼里我的夫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否则我也不会娶她。”

射阳就是红太阳光芒四射

文革期间，江苏省射阳县的一群红卫兵到北京上访，周总理接待了他们。红卫兵要求把射阳县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阳”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红太阳。周总理听他们讲明来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不理解总理为什么发笑，几只眼睛盯着总理脸上望。总理说：射阳两个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们这些小将看问题，为什么不从积极方面去看，而从消极方面去看呢？我说“射阳”两字很好，因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红太阳，而是红太阳光芒四射。周总理生怕他们听不清楚，又重复地说了一句对射阳的解释，射阳就是红太阳光芒四射，你们说对不对？说罢，又哈哈地大笑起来。红卫兵代表也都笑了，因为他们对总理的讲话感到心服口服，表示还是叫射阳县好。

低着头走路是我们喜欢走上坡路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

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

50年代初，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招待外宾。客人们对中国菜的花样之繁多，风味之独特，味道之鲜美都赞不绝口。这时，上来一道汤菜，汤里的冬笋、蘑菇、红菜、荸荠等都雕刻成各种图案，色、香、味俱佳。然而，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贵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忙向周总理请教。周总理也感到十分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

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不腐女尸引起世界轰动。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时曾向周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周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听后哈哈一笑说：“我以为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听后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国家的银行存款是 18元8角8分

富裕的欧洲人，轻视我们国家资源少，底子薄，人穷，笑话周总理地问：“总理先生，请问中国有多少钱，才能保证每个人吃上饭吃上肉穿上衣？”

面对这挖苦的话，周总理是这样说的：“我们新中国用的是人民币，国家的银行存款是 18元8角8分。”

当时，我们国家的钱面值只有 1分、1角、1元、10元、2分、2角、2元、5分、5角、5元，加起来正好是18元8角8分，经典幽默的回答令提问者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