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达成涉嫌故意伤害案之律师意见书[五篇]

第一篇：周达成涉嫌故意伤害案之律师意见书

周达成涉嫌故意伤害案之

律师意见书

致：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

我们受被告人周达成的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在被告人周达成涉嫌故意伤害一案中担任被告人周达成的辩护人。

在具体发表律师意见前，我们本着律师的基本职业操守以及应有的良知，对此案依法作了调查，仔细阅读了案件相关材料并会见了当事人了解案情。我们深知贵院一向秉持着专业、审慎的办案态度。因此，我们就所知悉的情况及与本案有关的法律问题向贵院反映，以便于贵院对本案审查起诉顺利进行的同时，也维护公民免受错误刑事追究及其合法权益。

我们认为，本案事出有因，被害人一方过错在先，对本案造成的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被告人周达成有诚意对被害人陈戈赔礼道歉并作出相应的赔偿，但应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本案被害人的过错程度、互相殴打以及被害人也致周达成轻微伤的情节，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处理范围之内，根据过错责任原则确定合情合理的赔偿数额；对于王富、梁周两人所受的“轻微伤”，因尚未达到刑事追诉要求，相关民事赔偿请求不符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先决条件，故不应列入本案刑事诉讼程序处理，也不能将此作为从重或加重的量刑情节予以刑法评价；此外，被告人周达成在公安机关立案前，主动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平安保险有限公司员工喝醉酒故意寻衅闹事，丢失麦克风在先，因赔偿问题与被告人周达成发生争执并互相推搡，激发了双方矛盾，对本案最终造成的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我们参与阅卷了解的情况来看，2010年3月2日晚21时，平安保险有限公司的员工在科尔海悦酒店聚会时，喝醉酒故意寻衅闹事，丢失麦克风一只。根据酒店的规定，客户毁损酒店财物应照价赔偿。被告人周达成据此要求对方赔偿，对前来消费的客户并没有丝毫不敬之意；但平安保险有限公司员工却在此问题上纠缠不清，与被告人发生口角，进而逐渐演化为肢体冲突、平安保险有限公司员工围殴被告人。即便在平息之后，对方仍对被告人出言不逊，大放厥词后扬长而去。作为酒店的一名普通员工，被告人只不过是依据单位的规定如实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却遭到对方数名客户的言词嘲讽和肢体攻击。委屈、激愤之下，被告人一时失去理智，才最终酿下了苦果。

被告人周达成法律意识淡薄，固然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但同时也应看到，被害人一方在此事中也未保持冷静克制，其行为对双方矛盾的激化和最终惨剧的发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双方因小事起隙，本可心平气和地通过沟通协商来解决此事，但却因双方的不理智使得言语口角演变为肢体推搡，进而逐渐上升为暴力事件。其中，平安保险有限公司员工丢失麦克风在先，肢体攻击、出言不逊在后，是引发本案的直接导火索。

周达成在认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之后，也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而追悔莫及，并愿意向被害人一方赔礼道歉，握手言和。其主观恶性不强，社会危害性不大，犯罪情节较为轻微，事后认罪态度较好，恳请贵院慎重考虑以上因素。

二、关于被害人陈戈的民事赔偿问题，应严格依据事实和法律，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范围之内确定合情合理的赔偿数额；且本案应结合被害人过错在先、互相殴打以及被害人也致被告人周达成轻微伤的情节，根据过错责任原则由被害人自行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事出之后，我们曾主动找到被害人一方协商有关赔偿事宜。尽管平安保险有限公司应对其组织的公司集体活动中员工所受到的人身伤害负责，但我们仍然有诚意积极赔偿被害人一方受到的损失。然而，对于具体的赔偿数额，应为有法可依的合法、合理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因此，对于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请求，应根据法律明确规定的赔偿范围，并严格按照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要求，来确定合法、合理的赔偿数额。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第二款的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并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而只包括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对于被害人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不应予以支持。

同时，本案中被害人一方也有过错，对此应根据民法上的过错责任原则，结合本案的具体情节相应减轻被告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如前所述，平安保险有限公司员工过错在先，先是丢失酒店麦克风，随后又有肢体和语言攻击；而且根据鉴定资料反映，被告人周达成在冲突过程中也受到了轻微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对于被害人陈戈的附带民事赔偿请求，应充分考虑到本案的起因、情节和后果，相应减轻被告人的赔偿责任。

尽管双方都有责任，但被告人一方愿意通过平等协商，尽快处理此事，以安抚被害人一方，争取取得对方的谅解。

三、关于王富、梁周两人所受到的“轻微伤”，因尚未达到刑事追诉要求，相关民事赔偿请求不符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先决条件，故不应列入本案刑事诉讼程序处理，也不能将其作为从重或加重的量刑情节予以刑法评价。

首先，成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首要前提就是刑事诉讼已经成立，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民事赔偿责任。根据鉴定材料反映，王富、梁周受到“轻微伤”，尚未达到故意伤害罪入罪标准，也就不存在成立附带民事诉讼的逻辑前提。因此，对于这两人的民事赔偿问题，不宜通过本案刑事诉讼程序解决，宜由两人通过协商或自诉等私力救济途径加以解决。

同时，本案在追究被告人致陈戈“轻伤”之刑事责任的时候，也不应以造成其余两人“轻微伤”为由，根据结果加重犯来处理。结果加重犯的处理必须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前提，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亦即只有在致人重伤、死亡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才可依法从重、加重处理。因此，在本案中，不应对王富、梁周两人造成的“轻微伤”以结果加重犯进行刑法评价。

四、被告人周达成在公安机关立案前，主动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本案事发之后，被告人在警方立案之前，如实供述了事件的经过，并认真悔过，认罪态度较好。其在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出于本人的意愿向公安机关主动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并自愿置于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等待公安机关进一步的调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告人周达成的行为属于自首，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综上而言，被告人周达成愿意主动赔礼道歉，并有诚意就赔偿问题与被害人一方充分协商。考虑到被告人主观恶性不强，社会危害性不大，犯罪情节较为轻微，案发后积极自首，认罪态度较好等情节，望贵院在审查起诉时能秉持一贯以来的审慎态度，本着节约司法资源的工作原则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司法目标，积极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酌情作出不起诉决定，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以上律师意见，恳请贵院在审查起诉时予以慎重考虑。此致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思鲁、周峰剑

2010年5月25日

第二篇：致检察院之律师辩护意见书——强奸罪

致检察院之律师辩护意见书范文——强奸罪

致检察院之律师辩护意见书

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检察院：

河南律泰律师事务所接受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亲属的委托，并经其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查阅了本案的诉讼文书，会见了犯罪嫌疑人，听取了犯罪嫌疑人的辩解，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取证，辩护人认为：侦查机关认定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强奸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构不成强奸罪，而应认定为介绍卖淫罪。为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履行辩护人职责，协助公诉机关正确适用法律，现根据本案事实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九条之规定，提出以下材料和意见，供公诉机关参考。

一、侦察机关认定事实不清。

1.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教训赵某某系出于哥们义气，而非强奸的暴力手段。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与赵某某于2010年1月22日认识，曾有过简短交流，从朋友口中得知赵某某是大龙(绰号，某某村一家按摩店老板)按摩店的坐台小姐（从事卖淫行为），也亲眼看到赵某某出去接客（卖淫）。2010年1月23日上午9点左右，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准备陪王某某去郑州市某某地还朋友钱，王某某接到女友电话称赵某某在郑州某某村一家理发店不让王某某的伙计（男，姓名不详）带他的女友离开大龙的按摩店，二人遂赶到该理发店。王某某问赵某某为什么不让带走，赵某某称大龙交代了不让离开，王某某说：大龙算个啥！出手打了赵某某几下，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也帮着打了几下，二人问赵某某服不服，赵某某说服了。然后他们一同到了王某某租房的地方，待了一会，王某某对赵某某说：我们去港区机场，跟我们去玩吧，赵某某同意，三人打的去机场。在路上，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与赵某某随便聊了几句，王某某也对赵某某说：大龙不算个啥，以后你跟着我们干吧。到了机场已将近中午，三人到某某酒店吃饭，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一直给赵某某夹菜，称想和赵某某谈朋友。

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出手教训赵某某，其目的仅仅是为帮朋友出气而绝非意图强奸赵某某，此时的“暴力手段”与后来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无任何关联性，因此不能作为强奸行为的手段行为。如果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具有强奸的目的，在他们一同到王某某租房的地方时完全有实施的条件、场所、时间，但其并未实施，这进一步表明，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出手教训赵某某无强奸的目的。

2．赵某某去郑州市某某地系自愿而非受胁迫。

赵某某是大龙按摩店的坐台小姐，其从事的职业就是卖淫，赵某某曾亲口对犯罪嫌疑人张某某说过。当她看到王某某、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比较厉害，比现在所“依靠”的大龙还要能混，对于她来说跟着谁干都一样，为什么不跟一个能罩着她的人，当王某某问赵某某愿不愿一块出去玩的时候，赵某某并未拒绝，所以其去机场的行为不是侦查机关认定的【受胁迫】而是自愿。

3．双方发生性关系双方完全自愿。2010年1月23日中午12点左右，王某某、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与赵某某三人吃过饭后一起到郑州市航空港区某某洗浴中心209房间开房，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先到下面洗澡，大约30分钟后上楼，赵某某正在房间内洗澡，王某某称要去还朋友钱先走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躺在床上看电视对赵某某说；乖，我给你暖暖被窝吧。赵某某洗完澡后躺在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的身旁，犯罪嫌疑人张某某问你家是哪的，家里几口人，为什么出来做小姐等，赵某某称她家是某地的，她是独生女，因为她爸也是开按摩店的所以出来做小姐。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又说:我挺喜欢你的，咱们谈朋友吧，以后一块挣钱买车、买房、结婚，赵某某回答:中啊，跟着谁都一样，只要你对我好就行。二人又随便聊了一会，犯罪嫌疑人张某某说：你愿不愿意发生性关系？赵某某笑了笑，二人发生了性关系。之后，赵某某主动躺到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的胳膊上说：你都满足不了我，还不如我以前的男朋友。然后，他们又做了一次。

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与赵某某发生性关系是出于谈朋友的目的（此时需要着重强调一点，他们之间的谈朋友与一般人所理解的谈朋友有些许不同，因为他们是从事卖淫或介绍卖淫的职业，虽然这样的职业为一般人所不齿，但我们不能仅此就否定了他们谈朋友的方式与目的，任何行业的任何人都可以有他们所可以理解、接受的谈朋友的方式与目的），甚至是出于一块挣钱买车、买房、结婚的想法，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提出谈朋友、发生性关系的意思表示，用的是征求意见的口气，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赵某某，赵某某在整个性行为过程中没有任何反抗的迹象，甚至第二次还是赵某某主动要求的。从当时性行为发生的环境及性行为过程中的表现来看，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赵某某不愿意发生性关系，她是完全有条件选择走出房间向洗浴中心的服务员或其他客人呼喊求救的，以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但她却没有这样做，这足以表明双方发生性关系是完全自愿的，并没有违背赵某某的意志，并没有侵犯赵某某的性的自己决定权。

4．假如赵某某是被“强奸”，在双方发生性关系后有很多疑点值得质疑。2010年1月23日晚上7、8点，在洗浴中心209房间双方发生性关系后赵某某穿着衣服到房间外面上卫生间，犯罪嫌疑人张某某躺在床上，赵某某完全可以选择逃出去之后报警（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没有跟着赵某某出去），但她却选择又回到房间。

当天晚上12点左右，某某洗浴中心人员过来要房费，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嫌贵，问赵某某愿不愿意跟他回老家，赵某某同意，二人打车回老家，此时赵某某也完全有条件向某某洗浴中心人员或出租车司机求救，但她却没有。

回到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的老家后，二人共同睡在大厅的沙发上，次日清晨，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的母亲做好早饭后他们才起床，犯罪嫌疑人张某某起床后亲自给赵某某打来温水、洗头，到村里商店给赵某某买爱吃的东西。赵某某称呼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的母亲“妈”，问：“妈，我爸去哪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的母亲也把她当未来的儿媳妇看待，吃过饭后，二人手牵着手、说说笑笑、无比亲热地到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的奶奶、朋友家串门。试问，一个女人若被强奸后还会表现得如此大度、若无其事、开心么？

在以上很多时间、很多情形下赵某某完全有机会、有条件选择逃跑、呼救、报警，但她却没有，直到2010年1月25日下午5点左右犯罪嫌疑人张某某陪赵某某到某某村按摩店老板大龙为按摩店小姐租的房那取她的东西的时候，被大龙带领的四男三女打了一顿后，大龙说：俺的小妞你都敢领走，你不想活了！我跟派出所熟得很，你拿一万块钱，要不然我就报警，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称没钱，大龙把赵某某叫出去后报了警，这违背了强奸案被害人举报的规律和常理，有理由合理的怀疑该举报有受大龙指使的可能性。

二、侦查机关提交的证据不足。

侦查机关起诉意见书列出的证据有：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

1.该证人证言由证人孙某某提供，属传来、间接、言词证据，且不论证人孙某某与赵某某的关系，该证人证言系由赵某某在被“强奸”后向孙某某诉说，而非孙某某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感，充其量相当于被害人陈述的复述，不能证明任何犯罪事实的发生，仅能表明赵某某曾向其诉说过而已，但仅此也要建立在该证据真实性的基础之上，至于该证据是否真实，我作为辩护律师目前无从考量，因此，该证据对证明案件事实无实质性价值，证明力极低。

2.被害人陈述容易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夸大或虚构某些关键事实情节，其真实性有待进一步审查判断。

3.从目前我所掌握的犯罪嫌疑人辩解及了解的犯罪嫌疑人供述来看，无法认定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构成强奸罪。

因此，根据以上事实、分析侦查机关起诉意见书列出的证据及本辩护律师本次提交的会见笔录和证据，可以得出：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与赵某某发生性关系系双方完全自愿行为，本案不构成强奸罪。

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本案应认定为介绍卖淫罪。

2010年1月24日下午，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与赵某某一起从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的老家来到郑州某某村一家十元休闲店，赵某某去坐台，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去网吧上通宵，次日上午犯罪嫌疑人张某某给赵某某送饭，赵某某称来例假了肚子疼，二人找了一个旅馆休息，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去药店给赵某某买了止疼药。无需否认，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在此次赵某某坐台行为中有充当牵线搭桥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案构不成强奸罪，而应认定为介绍卖淫罪。

另外，为更好查明本案事实，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可能性，辩护人现提出如下建议，望贵院采纳：

1.查明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教训赵某某的原因。

2.查明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与赵某某发生性关系时，赵某某是否反抗。3.查明赵某某是否从事卖淫及其报案是否受大龙的指使。

附：

1.会见笔录一份； 2.情况反映一份； 3.证人证言四份。以上证据均为原件。

此致

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检察院

辩护人：李贺律师

河南律泰律师事务所

2010-5-26

法 律 意 见 书

京大（沪）法意（09）字第09 号 尊敬的吴菊萍检察官：

北京市京大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依法接受犯罪嫌疑人汪某某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辩护人参加人民检察院的审查起诉的活动。在本案侦察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我会见了犯罪嫌疑人、向承办本案的警官了解了案件的情况，在本案审查起诉阶段查阅了案宗，根据现有证据，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出具法律意见书，敬请您充分予以考虑，依法予以采纳：

一、汪某某的行为不能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抢劫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关于抢劫罪的规定。认定抢劫罪必须符合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护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对人身实施强制的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这种当场对被害人身体实施强制的犯罪手段，是抢劫罪的本质特征，也是它区别于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和敲诈勒索罪的最显著特点。

所谓暴力，是指对财物的所有人、管理人、占有人的人身实施不法的打击或强制，致使被害人不能的行为。如殴打、捆绑、伤害、禁闭等等。

判断犯罪行为是否构成抢劫罪，应以犯罪人是否基于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当场是否实际采取了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为标准，不是以其事先预备为标准。

抢劫罪的的目的行为是强行劫取公私财物。强行接取财务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意识行为人当场直接夺取、取走被害人占有的财物；二是迫使被害人当场直接交出财物。

结合本案，犯罪嫌疑人汪某某完全不符合这样的特征，不能以二百六十三条认定他的行为。

二、犯罪嫌疑人汪某某不构成转化型抢劫罪

1、犯罪嫌疑人汪某某与汪军案发前无共同犯罪故意，事前也未曾有通谋行为，其不能构成盗窃罪共犯。

《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按照刑法一般理论，凡涉及认定共犯的，必然要考察行为人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犯罪的故意，这是共同犯罪最为本质的特征。共同犯罪成立的条件一为主体是两人以上；二为个共同犯罪人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即要求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决意参加共同犯罪，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三为各共犯人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即要求各犯罪人为追求同一危害社会结果，完成同一犯罪而实施的相互联系，彼此配合的犯罪行为，各行为人的行为实为同一整体，共同作用于危害结果，各共犯人的行为于危害结果之间都具有因果关系。

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汪某某并不是如公安机关起诉意见书上所指称的：“犯罪嫌疑人汪军、徐丽、汪某某经事先预谋„„”。即汪某某并无事先预谋参与汪军和许丽实施盗窃行为。该论点得到以下证据的支持：汪某某第一次询问笔录第三页：“„„我在北蔡镇陈桥五队龚家宅的巷子里和几个老乡聊天，当时汪军的老婆徐丽在龚家宅他们的出租屋门口招嫖„„”、“我想徐丽和汪军肯定要对男子‘杀猪’了。”；汪某某第一次讯问笔录第二页：“我想徐丽和汪军肯定要对男子‘杀猪’了。”；汪某某第四次讯问笔录第一页：“我到的时间还不长，对于他们的事情也不是很了解。2009年7月10号晚上11时许，我当时正在陈桥五队龚家宅的一个麻将馆那里玩„„”。包括汪军和徐丽等人的供述，都指明汪某某仅仅是知道汪军夫妇干着“杀猪”的非法行为，而非有证据证明汪某某共同参与“杀猪”犯罪行为，但汪某某仅仅的知道和了解汪军夫妇的非法行为内情并不能推定为汪某某事先与汪军夫妇预谋犯罪。汪某某从主观上无预谋和参与盗窃的故意，也无证据指明其与汪军夫妇有犯意联络，客观上也无盗窃的实施行为，所以在汪军涉嫌的盗窃罪中汪某某并不与其形成共犯关系。

2、汪某某不能因与汪军共同实施暴力行为而转化为抢劫，他当只对其实施的暴力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关于转化犯，是指某一违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在实施过程中或者非法状态持续过程中，由于行为人主客观表现的变化而使整个行为的性质转化为犯罪或更为严重的犯罪，从而应以转化后的犯罪定罪或应按法律拟制的某一犯罪论处的犯罪形态。转化型抢劫罪行为结构，实际上是一个先行的法定犯罪行为和后续的暴力性行为(暴力以及暴力胁迫行为)的结合。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认定犯罪嫌疑人构成转化型的抢劫罪，应当掌握三个条件：一是行为人必须是先“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这是向抢劫罪转化的前提条件。二是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这是向抢劫罪转化的客观条件。“当场”是对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时空条件限定；三是当场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目的是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这是向抢劫罪转化的主观条件。

具体到本案：

（1）第一部分分析表明汪凡知并没有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该前提条件不具备；

（2）汪凡知并不是“当场”使用暴力。从客观事实或者物理角度看，汪凡知实施暴力的场所与汪望军实施盗窃的场所应不属于同一犯罪场所，时间上也不具有连续性和不间断性，由此可得出汪某某并不是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3）其主观目的不是为了抗拒抓捕、窝藏赃物或者毁灭证据，而是出于江湖意气用事，不分青红皂白地“瞎帮忙”，其亦不具备向抢劫罪转化的主观条件。

进一步分析：

从刑法法理角度并结合本案可进一步分析得出汪某某不能构成转化型的抢劫罪，理由如下：

（1）转化型抢劫罪由先行行为和后行行为构成。证据显示汪某某无参与先行行为的主观故意，且也并未实施参与先行盗窃行为。

（2）先行行为已经完成或结束，对未实施先行行为的人，其不可能成为先行行为人已经实施的行为及其结果的原因，不能对先行行为及其后果承担责任，只能对其参与的后行行为及其结果承担责任。即在本案中，汪某某只应对其协助汪望军为赶走被害人实施的暴力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而对先前的盗窃行为并不承担责任。

（3）共同犯罪要求行为人有共同实行的意思与共同实行的事实，在转化型抢劫罪中，即使后行行为人对参与之前的先行行为和结果有所了解（如上文提到的汪某某对汪军夫妇先行非法行为的知晓，虽然后来其供述并不知情汪军夫妇所为，后供述推翻了前供述），也不能因此认定行为人对先行行为有共同实行的意思和共同实行的事实，因而不能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共犯。

综上所述，事前无通谋的事后帮助行为主要指事后窝藏、包庇等行为，对此，应不能构成共同犯罪，因为在事先无通谋故缺乏共犯的主观条件，对这种事后帮助行为应单独定罪。同时，汪某某不具备犯盗窃罪的前提条件，未“当场”对被害人实施暴力行为，其行为也不具备向抢劫罪转化的主观条件。所以，对于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汪某某定为抢劫罪的理由和证据不足，其只应对后来的实行的暴力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三、对犯罪嫌疑人汪某某涉嫌非法拘禁罪的认定无异议

非法拘禁行为，只有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才构成犯罪。因此，应当根据情节轻重、危害大小、拘禁时间长短等因素，综合分析，来确定非法拘禁行为的性质。

本案中，相关证据和相关事实皆表明犯罪嫌疑人汪某某是非法拘禁行为共同犯罪人，非法拘禁被害人5个小时并有殴打、侮辱等行为。但他在其中起到的也仅仅是辅助性的作用，况且参照最高人民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关于对国家公务人员涉嫌非法拘禁的相关解释，非法拘禁时间24小时才予以立案。本案中非法拘禁时间仅有5个小时，说明其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虽已经涉嫌构成非法拘禁罪，但根据犯罪情节，应当对从轻对其处罚。

以上意见，敬盼调查核实，并予参考！

辩护人：北京京大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陈海洲 律师 2009年10月22日

第三篇：杜某故意伤害案—刑事和解之司法践行

杜某故意伤害案—刑事和解之司法践行

【案号】（2007）北刑初字第37号

公诉机关：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杜某。

2006年11月14日18时左右，被告人杜某某琐事与同事即被害人王某某发生口角，后因被告人杜某辱骂王某某，王某某前去责问被告人杜某，并动手打了被告人杜某一个耳光。在双方扭打过程中，被告人杜某从工作台上拿了一把剪刀对王某某腹部捅了一刀。后经医院诊断和法医鉴定：王某某肝圆韧带部分断裂伴活动性出血，左肝外叶可见一约1.5厘米的裂伤，深约1厘米，亦有活动性出血，其损伤程度已构成重伤。现王某某肝脏经医院修补，已基本痊愈出院。

案件起诉到法院后，被害人王某某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杜某自愿认罪。法院认为本案是同事之间因口角引发的伤害案件，被害人对纠纷发生也有过错，案件属于刑事和解范围，如能达成和解，不但不会放纵犯罪，相反，对双方的关系恢复，对弥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对被告人的教育改造都有好处。在征得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本案进入刑事和解程序。经社会调查，被告人杜某所在村委会出具了关于被告人杜某一贯表现良好，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处罚，适用非监禁刑，并愿意对其进行帮教的书面意见。经法院主持调解，最终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被告人杜某自愿认罪并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同时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4.9万元；被害人王某某对被告人表示谅解，接受道歉和赔偿，并表示自己也有过错，请求法院对被告人杜某从轻处罚。刑事和解协议达成时，双方亲友握手言和，互相真诚地道了声“对不起”。被告人所在村的村长特意从外地赶来旁听庭审，对法院教育被告人、组织双方进行和解的方式表示深受感动。被害人也对法院通过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使其获得圆满的赔偿表示感谢。

【审判】

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杜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杜某犯故意伤害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指控罪名成立。鉴于本案系同事之间偶发的伤害案件，被告人杜某主观恶性小且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罪，积极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和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已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且被害人对纠纷的发生亦存在不当行为，决定对被告人杜某从轻处罚。综合考察被告人杜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符合适用缓刑的法定条件，可以宣告缓刑。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杜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宣判后，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提出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本案是无锡市首例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审理的案件。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刑事和解是中国式的用语，在西方则称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简称VOR）。

在刑事和解这一程序中，法院在查清事实后，主持刑事和解，被害人能够就犯罪事件直接叙说，发泄对所受伤害的委屈或疑惑，接受犯罪人的道歉并表示宽恕，最终得到经济赔偿。这样对被害人家属、被告人的和解意愿进行正确的引导和保护，会满足各方的利益需要，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刑事和解的实质就是将犯罪所侵害的社会关系尽量恢复的纠纷解决机制，对妥善处理刑事案件并达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具有特别积极的意义。

按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说本案被告人杜某如果不能被从轻处罚的话，那他将面临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这对其本人以及家庭来说都是一件异常痛苦的事情，同时由于失去了自由，会对他的经济收入造成巨大的损失，被害人由此可能得不到所期望的赔偿。另外，这样虽然杜某受到了惩罚，但是他与被害人的关系可能由此会形成永久的隔阂，也不利于社会关系的和谐与稳定。正是考虑到被告人、被害人是同事，判决牵涉到两个家庭的幸福乃至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和谐，法院在诉讼中引入刑事和解，既满足了国家公诉的需要，又平衡了被告人与被害人、社会三者之间的利益诉求，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刑事和解为被告人提供了回归社会、实施社区矫正的机会，有利于实现预防再犯罪的目的。

本案的判决之所以得到广泛的认同，是因为该案刑事和解符合以下条件：

1.主观条件。被告人承认有罪和当事人双方自愿参加和解是刑事和解必不可少的主观条件。被告人承认有罪，一方面是法院认定犯罪事实的有力证据；另一方面意味着被告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的危害，因此是被告人具结悔过、赔礼道歉和赔偿经济损失的事实基础。

2.客观条件。查明证据达到证明犯罪成立的要求是刑事和解的重要条件。因为公诉程序蕴含了公共利益的追诉愿望，责任的确定与承担必须以明确的案件事实为前提。刑事审判的证据要求不能因为刑事和解的加入而降低。无论最终给予被告人何种形式和程度的刑罚，都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3.适用范围。刑事和解的目的决定了刑事和解的范围，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只能严格限制在加害人的主观恶性不深、犯罪动机简单、社会影响小的初犯、偶犯以及轻伤案件中。这些案件情节简单、事实和证据比较容易查清，并且多发生于邻居、同事和朋友之间，便于和解协议的达成，用和解的形式解决纠纷能及时还原被切断的人际关系，最大限度地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从量刑范围上，刑事和解首先可以适用于依法应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

对于刑事和解是否可以适用于严重的暴力犯罪是有争议的。从加害人的重新社会化和被害人的权利保障角度来看，刑事和解排除了社会危害大、主观恶性深的案件，因为对这类案件的加害人进行改造的难度很大，用刑事和解来解决此类案件只能使法律变成富人的工具，社会秩序将遭到更严重的破坏。但其实在某些案件中，暴力犯罪的被害人更需要刑事和解。因为对暴力犯罪人简单地处以刑罚，并不能满足被害人希望发泄委屈、得到道歉和赔偿，甚至是表达宽恕等多种情感诉求的需要。对被告人而言，没有刑事和解的判决，将是对被告人的长期监禁，而长期监禁对其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无需赘述。因此，在具备主客观条件，并严格避免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应该允许法官根据严重暴力犯罪案件的实际情况，裁量是否适用刑事和解。

本案适用刑事和解没有造成被害人、被告人利益保护和公共利益保护的失衡。刑事和解和刑事判决结果得到了各方认同。

4.我国传统的和谐文化。在我国，和解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有学者将中国文化的精髓概括为和合文化。和合文化的要旨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人与自然保持和合的关系，人要顺应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其次是人与人之间保持“和合”的关系，强调社会关系的和睦融洽，避免争斗、纠纷，古代先贤们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和谐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在封建时代，一方面对于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的犯罪实行严刑峻法，另一方面，民间调解和诉讼和解受到普遍重视，对一些属于私人之间纠纷的“民间细事”甚至不予受理，让乡里或宗族调和解决。这种文化推崇和缓、宽容的纠纷解决方式，倡导人们化解冲突，和睦友爱相处。在冲突解决过程中既承认矛盾、对抗，又力图达成共识与和解，这恰恰成为不同文化传统所共同崇尚的理念和纠纷解决方式。刑事和解最初脱胎于民间习惯，在我国具有深厚的生发土壤和广阔的适用空间。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它对于增强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减少上诉、申诉，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适用和解的阶段。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在查明案情的前提下，应被告人或被害人请求，主持刑事和解。在法院审理阶段，被告人或被害人提出刑事和解的，法院应主持双方和解。如果未达成和解协议，案件径行恢复到正常审理程序。

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笔者认为应有以下几项：

1.对私权利的约束。如果当事人真诚自愿地达成和解，签字后即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如果能够即时履行，应予履行；如果确有履行诚意，但无法即时履行，犯罪人应作出切实可行的履行方案。如果犯罪人违反协议约定，被害人可申请法院予以执行。

2.对公权力的约束。刑事和解协议如系双方当事人真诚意思表示，司法机关不得再随意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予以干涉。

3.前科消灭制度。如果符合和解条件达成和解的，犯罪人积极参与和履行和解协议的，即使作出有罪判决，在刑满释放后，应撤销其前科纪录，以利于其顺利回归社会。

当然，在我国法律尚未确立刑事和解之前，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和解过程及判决结果落实在现行法律制度和司法裁量权的范围内，以及如何在现行法律的规定范围内进行操作。

任何制度产生之初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在倡导构建科学的刑事和解制度的同时，我们也应当预见到，刑事和解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公权力机关滥用权力逼迫和解，一些犯罪人犯罪后毫无悔意却以钱买刑等情形，会在一定程度上放纵犯罪，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同时，刑事和解也有其与生俱来的弱点，其一，由于刑事和解寻求个案的协调，操作标准具有不确定行，它所追求的和谐和公正因为个案的千变万化始终处于探索状态，无法成为普遍适用的参照；其二，刑事纠纷矛盾的尖锐性和追求实体正义的民族文化心理决定了必然有一部分刑事纠纷是无法通过协商来化解的。因此，在建立和解制度的同时，必须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应当公布影响判决的和解因素，接受公诉机关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对于赔偿数额，应当根据案情性质、犯罪后果和当事人的具体履行能力进行综合判断，注意引导和纠正和解过程中出现的漫天要价、显失公平的情形。这也决定了刑事和解在刑事纠纷解决体系中处于补充和辅助的地位。

文/董超；沈莉波；张磊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人民法院）

第四篇：保定律师高宏图辩护的未成年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案

保定律师高宏图辩护的未成年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案（2012）

发布日期：2012-06-30

作者：高宏图律师

案情简介：

2010年10月27日2时许，C在保定市南市区XXKTV结账时与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工作人员发生争执，C给B打电话叫其赶到保定市南市区XXKTV。被告人A随B一起赶到保定市南市区XXKTV门前，因言语不和，与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保安发生打斗。在打斗过程中，被告人A持刀扎伤被害人D，被害人D的伤情经法医鉴定为重伤。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害人D向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法院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依法追究被告人A的刑事责任，并要求被告人A赔偿医药费15343元、误工费191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50元、伤残赔偿金97578元、交通费500元、精神损失费50000元。第一次开庭后，在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法院的耐心协调下，被告人A的父亲与被害人D达成了《赔偿、谅解协议书》，被告人A的父亲赔偿被害人D各项经济损失15000元。

保定律师高宏图身份：被告人A的辩护人。

保定律师高宏图第一次开庭时《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河北树仁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A的父亲的委托，经A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A的辩护人。依据本案事实及有关法律规定，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第一部分 关于定罪部分

一、A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应不负刑事责任。

㈠在主观方面，A不具有非法伤害D的动机、目的。

1、A随B到保定市南市区XXKTV不是为了打架，而是为了接C回家。

卷宗第69页、第71页C询问笔录“这时我便给我们一块的B打了个电话，让他来保定市南市区XXKTV接我”、“问：你让B过去找你干什么？答：就是想让他接我回家，因为我喝多了”、卷宗第50页、第54-55页B询问笔录“问：C打电话叫你过去是什么目的？答：他说钱不够，让我过去算账”、“问：C让你去找他干什么？答：让我去接他”，与A的相关供述可以佐证，足以证实A随B到保定市南市区XXKTV不是出于打架等实施非法行为的动机，而是为了接C回家。

2、A亮出帮B装着的小刀是为了制止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人员对其已经、正在实施的殴打，是为了逃离现场，不是为了扎伤D。

①卷宗第69页C询问笔录“那个经理（E）就骂了我一句，然后我们就打了起来，把我和B都打伤了”、卷宗第49页、第52页、第55页B询问笔录“男子（E）喊了一声，„你们爱他妈怎么着就怎么着‟，话刚说完，站在门口处的20余名男子就冲过来打我们三人，他们中有人着KTV保安服，有人着便装，他们过来后就开始对我们三个拳打脚踢”、“C就和他们经理（E）说话，正说着话的时候，保安就开始动手打我们了”、“C就跟经理说话，我就在旁边抽烟，A也在旁边站着。后来，经理和C骂了起来，然后就围上来好多人打我们”，与A的相关供述可以佐证，足以证实双方打起来的导火索、爆发点是经理（E）骂，不是A扎D，是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人开始打A之后A才动的手。

②卷宗第61页E询问笔录“问：你们保安怎么和对方打的？答：一开始我们都空着手，后来对方动刀子了，我们才拿镐柄还击，我们一共5个人”，也可以证实在A动刀子前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保安们已经动手了，只是A动刀子后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保安们才拿的镐柄而已。

③当时A方人少势寡，保定市南市区XXKTV方人多势众，在逻辑情理上A根本不可能主动、首先动手，挑起事端，而且A最终也确实逃离了现场。

3、D陈述的自己“便上前劝架”说法不真实。当时，其不是保定市移动公司的职工，而是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保安；卷宗第46页F询问笔录中说的是一起拦着A三人不让走，而非劝架；卷宗第66页G询问笔录中也没有印证与D也往那边走准备过去劝架。

㈡在客观方面，如上所述是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人先动的手，A在遭到多人殴打的情况下亮出小刀吓唬、扎一刀制止他人殴打并逃跑的行为，符合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正当防卫的条件。

二、本案中，指控A的行为属于故意伤害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有证据之间存在多处冲突矛盾，未能形成严谨的、排他可能性的证据链条，达不到起码的刑事证明的标准要求，人民法院即使不认定A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也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㈠卷宗内的证据体现的发案时间不同一，体现的D的伤口数量、受伤部位存在直接的冲突矛盾，D伤情是否确定因A行为所致存在疑问。

1、卷宗内的证据体现的发案时间有三种版本，即10年10月27日凌晨2时许、10年10月27日17时11分、10年11月27日凌晨。

①本案《起诉书》指控的发案时间是10年10月27日凌晨2时许，但无法排除其他二种版本的合理怀疑。

②卷宗第2页《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报案内容中D所报之案发生于10年10月27日17时11分，与本案《起诉书》指控的发案时间相差15个小时。报案内容中“保定市南市区永华路派出所民警H、I于当日17时15分出警”，但本案卷宗内没有相关笔录；卷宗第59页H参与询问E的笔录开始于当日3时55分，卷宗第44页I记录的F询问笔录开始于当日3时58分。

③卷宗第72页J询问笔录“这把刀是2010年11月27日凌晨，几个客人跟我们单位工作人员打架时留下的”，陈述的打架时间是10年11月27日凌晨，与本案《起诉书》指控的发案时间相差1个月。

2、卷宗内的证据体现的D的伤口数量有二种版本，即一处伤、三处伤。

①根据卷宗第36页K讯问笔录“我看见后来的两个人其中的一个拿着把刀扎了D一下，扎在D的肋部，那人扎完就往西跑”、卷宗第47页F询问笔录“问：D被扎了几刀？答：一刀”、卷宗第60页E询问笔录：“他们来的那两名男子中的一名矮点的男子突然一刀扎在我们保安D的右腹部，这个男子扎完就往东跑了”，足以证实即使是A扎的D，A也只扎了D一刀，结合卷宗第73页J询问笔录普通水果刀的刀刃是保定市南市区XXKTV保安D被扎伤后在急救中心抢救时大夫从他身体里取出来的说法，A扎D一刀只应造成D一处伤。

②卷宗第14页《法医学鉴定书》中体现D有“左季肋区1厘米伤口，0.5厘米两处伤口”三处伤口。

3、卷宗内的证据体现的D的受伤部位有三种版本，即左侧肋处、右腹部、左右侧均有。

①卷宗第30页D陈述的受伤部位是左侧肋处。

②卷宗第60页、第60-61页E询问笔录“他们来的那两名男子中的一名矮点的男子突然一刀扎在我们保安D的右腹部，这个男子扎完就往东跑了”、“问：D身上什么部位受伤了？答：右腹被扎了一刀，是C叫过来的两个中矮的那名男子扎的”，证实D的受伤部位在右腹部。

③卷宗第16-17页《法医学鉴定书》中显示先是测量的D右侧伤（见图片2）、又测量的其左侧伤。

4、本案中，无证据证实A比B矮，A自称比B高。根据卷宗第60页、第60-61页E询问笔录“他们来的那两名男子中的一名矮点的男子突然一刀扎在我们保安D的右腹部，这个男子扎完就往东跑了”、“问：D身上什么部位受伤了？答：右腹被扎了一刀，是C叫过来的两个中矮的那名男子扎的”，当时不是A扎的D。

5、卷宗第74-75页调取的物证中，不仅限于A使用的普通水果刀的刀刃。卷宗中的证据，无法合理排除D伤情是另一把刀所致或者是在其他时候被其他人所致的可能性。

㈡D在辨认笔录中指出A就是持刀将其扎伤的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与其笔录中的陈述内容直接冲突矛盾。

卷宗第30页D询问笔录“答：我当时就昏了过去，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问：你认识扎你的那个男子吗？答：我不认识，因为事情发生比较突然我没看清他的情况”，既然当时其就昏了过去、不认识扎其的男子、也没看清扎其的男子的情况，时隔10个多月后其又如何辨认出A就是持刀将其扎伤的犯罪嫌疑人？这在逻辑、情理上无法自圆其说。

㈢D关于是A先扎其的说法，与证人B、C、E的询问笔录内容中关于是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人开始打A之后A才动的手的说法，存在直接冲突矛盾。

㈣D关于自己当时就昏了过去、当场就自己和E在场、便上前劝架的说法，与卷宗第46页F询问笔录“停车场的保安D、G、L、K和M就过来，我们一起拦着他们不让走，正拦着的时候，D说他被人捅了”、卷宗第66页G询问笔录中没有印证与D也往那边走准备过去劝架、卷宗第35页K讯问笔录“当时在停车场的保安有我、G、L、D、M，还有保安经理F也在场”的说法存在明显冲突矛盾。D称当时自己就昏了过去，按F的说法是D自己说的其被人捅了，人都昏了如何说话？而且，其他在场人员无一人曾提到、印证D当时昏了。D称当时就其和E在，按K、F的说法当时还有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K、F、G、L、M等五名保安在。其当时作为保定市南市区XXKTV的保安，是在拦A三人，而非劝架。

㈤无论在有效证据的数量还是质量上，本案都严重不足。

1、卷宗中的大多数证据本身也存在瑕疵、问题（具体见辩护人的质证意见），真实性、合法性存在疑问，证明力不足。尤其是，卷宗中A作为未成年人的讯问笔录没有A监护人的签字，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

2、可以帮助查实本案事实的D当时被扎破的衣服没有收集到案，应有的案发地当时的监控视频也没有收集到案。第二部分 关于量刑部分

一、根据上述定罪部分的意见，应当认定A不负刑事责任。

二、在不考虑上述定罪部分意见的前提下，以故意伤害罪追究A的刑事责任，也应对其减轻处罚。

㈠A在本案中仅用帮B装着的普通水果刀扎一刀、伤害D一人、且无证据证实造成了D残疾，应当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四、常见犯罪的量刑

（二）故意伤害罪

2、法定刑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故意伤害致一人重伤，未造成残疾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伤害人数、伤情程度、伤残等级、手段的残忍程度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增加相应的刑罚量，确定基准刑：（1）每增加轻微伤一人，可以增加一个月至二个月刑期；（2）每增加轻伤一人，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3）每增加重伤一人，可以增加一年至二年刑期；（4）造成被害人十级至七级残疾的，每增加一级残疾等级，可以增加一个月至三个月刑期”的规定，确定对其的基准刑为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

㈡A在发案时刚满16周岁零3个月左右，属于未成年人，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

三、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

1、“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2）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50％”以及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1、“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3）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七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的规定，减少对其的基准刑，对其减轻处罚。

㈢D在本案的发生过程中有严重过错，应当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19、“对于被害人有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被害人对法律规范、伦理道德、善良风俗的背离程度，以及促使被告人实施加害行为的关联程度等情况，确定从宽的比例。（1）被害人对犯罪发生有一般过错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2）被害人对犯罪发生有较大过错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3）被害人对犯罪发生有严重过错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的规定，减少对其的基准刑，对其予以从宽处罚。

㈣A属于初犯，以前没有违法犯罪的不良记录；此次，走上犯罪道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由，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都较小。

综合上述法定、酌定量刑情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二、量刑的基本方法的规定，建议对A的宣告刑确定为一年二个月左右，并尽量适用缓刑。

辩护人：河北树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高宏图 2012年3月30日

保定律师高宏图第二次开庭时《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河北树仁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A的父亲的委托，经A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A的辩护人。依据本案事实及有关法律规定，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A在发案时刚满16周岁零3个月左右，属于未成年人，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

三、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

1、“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2）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50％”以及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1、“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3）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七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的规定，减少对其的基准刑，对其减轻处罚。

二、D在本案的发生过程中有严重过错，应当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19、“对于被害人有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被害人对法律规范、伦理道德、善良风俗的背离程度，以及促使被告人实施加害行为的关联程度等情况，确定从宽的比例。（1）被害人对犯罪发生有一般过错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2）被害人对犯罪发生有较大过错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3）被害人对犯罪发生有严重过错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的规定，减少对其的基准刑，对其予以从宽处罚。

三、A自愿认罪，应当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18、“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为自首、坦白的除外”的规定，减少对其的基准刑，对其予以从宽处罚。

四、A委托其父亲代其积极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应当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21、“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确定从宽的比例”的规定，减少对其的基准刑，对其予以从宽处罚。

五、A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应当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22、“对于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罪行轻重、谅解的原因以及认罪悔罪的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的规定，减少对其的基准刑，对其予以从宽处罚。

六、A属于初犯，以前没有违法犯罪的不良记录；此次，走上犯罪道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由，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都较小。

综合上述法定、酌定量刑情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

二、量刑的基本方法的规定，建议对A依法适用缓刑。

辩护人：河北树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高宏图 2012年6月26日

判决结果：被告人A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二年。刑事判决书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187cf0101527x.html。

评议：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次开庭时，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被告人量刑三至四年有期徒刑。保定律师高宏图也以卷宗证据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为被告人做了无罪辩护。第一次开庭后，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法院根据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检察院的建议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第（二）项“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的规定，决定对本案延期审理。期间，被告人同被害人达成了赔偿、谅解协议。第二次开庭时，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检察院改变了量刑意见，保定律师高宏图经与被告人的父亲协商也变更了辩护意见、不再坚持无罪辩护。被告人当庭表示不提出上诉，庭审后从保定市看守所获得释放。本案最终能够和谐结尾，应该感谢保定市南市区人民法院认真负责地工作态度。

我国刑法规定，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刑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或者违反人民法院判决中的禁止令，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

（二）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三）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

（四）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

第五篇：律师：故意伤害案中“伤情鉴定”与“伤残鉴定”实务分析

律师：故意伤害案中“伤情鉴定”与“伤残鉴定”实务分析 在占刑事案件相当比重的故意伤害案件中，其中最主要问题的还是“伤情鉴定”，因为其关系着故意伤害案如何处理，赔偿等直接问题！

一、故意伤害案中伤情鉴定是指什么？

在故意伤害案报警处理后，会针对故意伤害案中当事人的受伤情况进行一次鉴定，主要是区分轻微伤，轻伤或是重伤，做为民事治安刑事立案的处理依据。一般轻微伤只做为民事治安案件处理，公安机关可对双方进行调解处理；如果调解不成可进行治安处罚，其民事赔偿问题由当事人向法院起诉解决。而轻伤以上则做为刑事案件立案，但也可以进行双方的民事调解，以把是否赔偿得到谅解做为量刑时的要素。不论调解成功与否都不妨碍移交检察院提起公诉。

二、故意伤害案中的伤残鉴定是指什么？

故意伤害案中伤残鉴定主要是针对受伤人的受伤程度是否构成伤残以及几级伤残进行评估鉴定，十个等级的伤残对应着不同的赔偿标准，主要是针对民事赔偿而言，对量刑有一定的影响。

三、故意伤害案中伤情鉴定与伤残鉴定的实务分析； 普通人此处一般会把“伤情鉴定”与“伤残鉴定”相混淆，但从上面的解释也可以看出两者的明显区别，但在实务中还是会遇到许多问题？

首先，两个鉴定谁来作？是否都要做？

伤情鉴定由公安机关（派出所）委托进行鉴定，有时是内部机构有时委托社会鉴定机构。而伤残鉴定不需要由公安机关委托鉴定机构。

一般在有明显伤害的情况下，派出所都会告知是否同意进行伤情鉴定，以追究责任。那这时一般双方当事人在没有和解的情况下，一般要要求进行伤情鉴定。至于伤残鉴定这时一般还不会涉及，而且一般受伤不是很重，或纠纷有可能到法院解决时，一般不用着急做鉴定。

第二，进行鉴定时间上有什么注意事项；

在进行伤情鉴定时，一般要根据受伤的不同情况来选择时间进行鉴定。但最好是及时进行鉴定，因为在医疗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是有许多的较轻的伤害会恢复很快，到时会对鉴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次，也是因为有可能对方会受伤鉴定相隔时间太长而提出异议。

而伤残鉴定一般是受到比较严重的伤害，一般有住院病历等原始资料，只要保存好这些资料，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时间进行鉴定。

第三，对两个鉴定有异议怎么办？

一般做出伤情鉴定结论后，都会通知双方人是否有异议，有提出一次重新鉴定的权利。一般伤情鉴定因为涉及到刑事责任问题，且由公安机关委托，相对于伤残鉴定而言比较严格，在没有明显错误或其它证据证明其存在违法的情况下，更改的可能性不大。而伤残鉴定因为最多的涉及到民事赔偿问题，且鉴定机构参差不齐，可视情况申请重新鉴定有改变的可能。

最后，鉴定结论中的适用问题？ 在实务中对于鉴定结论的重新鉴定更改的可有性不是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挽回的余地。在伤情鉴定和伤残鉴定中，一般只是客观的对受伤情况进行评估鉴定，但并不是对双方当事人行为与受伤之间进行因果关系鉴定。也就是说，受伤虽然是真实的，但是否是由当事人的行为引起的结果，并不是伤情鉴定可以决定的。比如受害人的手部受伤是因为在打击当事人过程中不小心自伤的，这就与当事人的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对当事人而言该鉴定没有任何意义。

作者声明：王巡生，潍坊专职律师，联系电话：***。精于刑事、合同纠纷。本文只是根据基本的事实人物进行一般社会评论，不是对具体人、事物做出评价。如有冒犯，敬请谅解！并欢迎各界朋友同仁交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