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时代职务作品著作权归属的认定

第一篇：计划经济时代职务作品著作权归属的认定

计划经济时代职务作品著作权归属的认定

2013-07-22 来源：戚继敏

－－胡进庆、吴云初诉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著作权权属纠纷案

□戚继敏

【裁判要旨】

80年代中期职工为单位创作了“葫芦娃”角色造型美术作品，其创作成果的归属，应根据创作当时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和双方当事人的行为综合判定作品的性质为特殊职务作品，作者仅享有署名权，而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享有。所谓历史背景包括经济体制、法律制度、社会现实和约定俗成的普遍认知。当事人的行为则可以从单位的规章制度、明令禁止、获得报酬、双方的言行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究。此外，从对其形象的整体性和知名度所作贡献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判定著作权归属于法人，亦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案情】

原告（上诉人）胡进庆

原告（上诉人）吴云初

被告（被上诉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美影厂）

原告胡进庆又名进庆。1953年、1964年原告胡进庆、吴云初分别进入被告处工作，1988年3月、1996年10月两原告分别晋升为一级导演和一级美术设计师。1985年11月被告向文化部电影局上报1986年题材计划中包含剪纸片《七兄弟》八本。1986年3月上海电影总公司向下属各单位发文《一九八六年各项任务指标安排》，下达制片生产、拷贝洗印、发行放映、利润计划、劳动人事等各项指标任务，并明确改进奖金发放办法，创作人员实行酬金制。1987年1月上海电影总公司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报告《上海电影总公司一九八六年工作概况》时称，我局今年各项指标均超额完成年度计划，新尝试的《葫芦兄弟》等五个系列影片试映后获得好评。证人沈如东、龚金福、沈寿林(均为涉案影片的工作人员)均证实：1986年左右创作人员均需完成美影厂下达的任务指标，导演每年需完成一部长片或二部短片，其他创作人员跟随导演完成相应工作量，主要由被告指派任务，创作成果归属于单位。就涉案影片除工资、福利外，均取得了相应的酬金和获奖奖励分配。1984年被告方的杨玉良创作了《七兄弟》文学剧本大纲。1985年底被告成立《七兄弟》影片摄制组，指派两原告担任造型设计。两原告绘制了“葫芦娃”角色造型稿，葫芦七兄弟的造型一致，其共同特征是：四方的脸型、粗短的眉毛、明亮的大眼、敦实的身体、头顶葫芦冠、颈戴葫芦叶项圈、身穿坎肩短裤、腰围葫芦叶围裙，葫芦七兄弟的服饰颜色分别为赤、橙、黄、绿、青、蓝、紫。胡进庆绘制了《葫芦兄弟》十三集分镜头台本。经比对，分镜头台本中的“葫芦娃”角色造型与影片中的“葫芦娃”外形基本一致。1988年胡进庆绘制《葫芦小金刚》六集分镜头台本，“金刚葫芦娃”的造型与“葫芦娃”基本一致，仅改为身穿白衣、颈戴金光闪闪的葫芦挂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事业管理局（以下简称广电部电影局）编印的影片目录显示，《葫芦兄弟》、《葫芦小金刚》每集的美术设计均署名吴云初、进庆等。《葫芦兄弟》、《葫芦小金刚》每集完成台本和葫芦兄弟系列VCD光盘的每集片尾均显示造型设计：吴云初、进庆。影片目录同时显示自1986年至1991年先后完成《葫芦兄弟》十三集和《葫芦小金刚》六集。涉案影片先在电视台播出，后在电影院公映。1996年被告将涉案影片制作成六盒VCD交由上海电影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2008年被告将《葫芦兄弟》十三集合成制作成一部电影公开放映。涉案影片的投资拍摄、拷贝洗印、出版发行、播映等费用均由被告出资。1986年8月广电部电影局向下属各厂发函“关于颁发一九八五年优秀影片奖金事”时表示，奖金的分发仍按我局规定办理，即奖金全额发给获奖影片的摄制组，其中60%发给主要创作人员。为鼓励导演努力拍摄出更多的优秀影片，从今年开始分给导演的奖金应适当提高数额。1988年8月被告向该片创作人员发放1986年优秀影片奖的奖金7,000元。此外，该片还荣获1987年儿童电影“童牛奖”。

二审时，证人严定宪（时任美影厂厂长）、蒋友毅（时任美影厂创作办公室主任）证实：1984年杨玉良创作的《七兄弟》文学剧本梗概被厂方认可后，胡进庆独立创作了《葫芦兄弟》若干台本及造型初稿，后经吴云初补充修改“葫芦娃”造型，报美影厂创作办公室审核，再报厂长审批。其时，美影厂并无关于作品权利归属的规定，双方均缺乏著作权的概念，谈论权利是“很不光彩的事情”。《葫芦兄弟》拍摄时，蒋友毅曾明确要求创作人员不得在影片拍摄期间将连环画对外投稿，但制片完成之后是否投稿，则厂方不干涉。【审判】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葫芦娃”造型设计的作者首次以线条勾勒出“葫芦娃”的基本造型，塑造出炯炯有神、孔武有力的“葫芦娃”角色造型，符合美术作品的特征，应受著作权法保护，根据我国著作权法有关署名原则的规定，本院认定两原告共同创作了“葫芦娃”角色造型美术作品。涉案影片创作的当时，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两原告作为被告方的造型设计人员完成被告交付的工作任务正是其职责所在，其创作的成果归属于单位是毋庸置疑的行业惯例。其时，我国著作权法尚未出台，相关法律对于电影作品中哪些作品可以单独使用并由作者单独行使著作权均未作出规定,认定两原告对其作品于创作的当时享有著作财产权缺乏法律依据。而且，当时单位的规章制度亦规定导演及其他创作人员需完成厂创作办下达的任务指标，可见，完成法人交付的工作指标任务，取得工资、奖金及相关的医疗、分房等福利待遇，创作成果则归属于法人，符合当时社会人们的普遍认知。两原告就系争作品的创作已取得远高于工资性奖金的酬金和奖励，二十四年来亦从未就酬金及著作权提出过异议，故可认定“葫芦娃”角色造型美术作品的著作权由美影厂享有，两原告仅享有署名权。当系争造型美术作品进入影片以后，经其他创作人员的创造性劳动，逐渐形成了“葫芦娃”具有个性特征的完整形象，因此，从民法的公平原则角度出发，对于“葫芦娃”形象的整体性和知名度所作的贡献应归功于美影厂。综上，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四）项、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项、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八）项、第（十一）项、第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的规定，判决对原告胡进庆、吴云初要求确认《葫芦兄弟》、《葫芦小金刚》系列剪纸动画电影中“葫芦娃”（即葫芦兄弟和金刚葫芦娃）角色形象造型原创美术作品的著作权归两原告所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宣判后，胡进庆、吴云初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在《葫芦兄弟》拍摄过程中，上诉人对于时任厂创作办主任蒋友毅提出的创作人员不得对外投稿的要求，并未提出异议,也即上诉人以实际行为遵守了美影厂的规定。该事实表明，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美影厂可对包括上诉人在内的创作人员提出上述要求，即美影厂有权对动画电影的角色形象造型进行支配。因此，从诚信的角度出发，上诉人不得在事后作出相反的意思表示，主张系争角色造型美术作品的著作权。虽然，美影厂在涉案影片拍摄完成后，对上诉人将《葫芦兄弟》连环画对外投稿并出版的行为未加干涉，但并不表明其放弃了权利，而只是放弃行使权利，即放弃利用作品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本案中，系争造型美术作品确由胡进庆、吴云初创作，体现的是两人的个人意志，故对上诉人作为作者的人格应予尊重。综上，系争造型属于我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特殊职务作品”，由美影厂享有除署名权以外的其他著作权，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评析】

近年来，全国各地涌现出较多因动画形象而提起的著作权或商标权侵权纠纷，起诉的主体既有角色造型的作者，也有动画电影的制片方或者著作权受让人、被授权许可使用人，并涉及“三毛”、“阿凡提”、“葫芦娃”、“黑猫警长”、“蓝猫淘气”等众多知名动画形象，但各地法院在此类案件中，对于动画形象著作权归属的判断却存在明显分歧，有的判定归属于影视作品的制片人，有的则判定归属于创作动画形象的个人作者。[1]为此，如何界定此类作品的性质，特别是计划经济时期创作的动画角色造型，并进而对其著作权的归属作出准确判断，是知识产权审判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该案作为一起全国首例计划经济时期创作的动画角色造型形象著作权确权纠纷案，在当时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该案的判决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并期望对此类纠纷的解决有所裨益。

一、“葫芦娃”角色造型是否构成作品及由谁创作

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2]“葫芦娃”造型设计的作者首次以线条勾勒出“葫芦娃”的基本造型，其巧妙地将葫芦与中国男童形象相融合，塑造出炯炯有神、孔武有力、天真可爱的“葫芦娃”角色造型，并以七色区分七兄弟，既表明兄弟的身份又以示区别，体现了作者的匠心独运与绘画技巧，其通过手工绘制而形成的视觉图像，结合线条、轮廓、服饰以及颜色的运用形成特定化、固定化的“葫芦娃”角色造型，已不再停留于抽象的概念或者思想，其所具有的审美意义、艺术性、独创性和可复制性，符合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的构成要件，应当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至于“金刚葫芦娃”，因其与“葫芦娃”的基本造型并无二致，故不构成新的作品，可归结为一个“葫芦娃”角色造型。虽然，两原告既未提供定稿的“葫芦娃”角色造型美术作品，也从未就该作品进行版权登记，但是，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根据片尾署名结合证人证言，可以认定两原告共同创作了“葫芦娃”角色造型美术作品。

二、“葫芦娃”角色造型美术作品的性质

法律制度通常反映了一国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时代特征，对系争权属的判定，同样不能脱离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的法律制度。其一，从宏观的社会现实角度来看，在涉案影片创作的当时，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时期，被告作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影片的创作需严格遵循行政审批程序，影片的发行放映需严格遵循国家的计划安排，如根据上级下达的年度指标任务上报年度创作题材规划，组织安排人员落实，创作成果归属于单位，再将成果交由相关单位统一出版发行，年底向上级单位、政府部门汇报各项指标任务的完成情况等。两原告作为被告方的造型设计人员完成被告交付的工作任务，正是其职责所在，其创作的成果归属于单位是毋庸置疑的行业惯例，也是整个社会的一种约定俗成。其二，从当时的法律制度来看，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四条仅作了原则性规定，对于电影作品著作权的归属及电影作品中哪些作品可以单独使用并由作者单独行使著作权均未作出规定。可供参照的1985年1月1日起生效，现已失效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也仅规定，用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名义或其他集体名义发表的作品，版权归单位或集体所有。我们更无法要求本案当事人在系争作品创作的当时，能够预先按照于1991年6月1日起施行的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就职务作品著作权的归属以合同的形式进行明确约定。因此，认定两原告对其创作的作品于创作的当时享有著作财产权缺乏法律依据。其三，从微观的规章制度来看，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均证实涉案影片创作的当时导演等均需完成美影厂创作办每年下达的任务指标，其他创作人员跟随导演完成相应工作量。原、被告均认可被告指派两原告任造型设计。可见，完成法人交付的工作指标任务，取得工资、奖金及相关的医疗、分房等福利待遇，创作成果则归属于法人，符合当时社会人们的普遍认知，也是社会公众普遍认同的行为准则。其

四、从取得的奖励来看，根据有关规定，美影厂自1986年1月1日起对创作人员实行酬金制，奖金全额发给获奖影片的摄制组，并对分给导演的奖金适当提高数额，其制度本身亦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对影片主创人员创造性劳动的鼓励、尊重和其价值的认可。两原告就系争作品的创作，已取得远高于工资性奖金的酬金和奖励，自涉案影片最初播映的1986年起至2010年两原告起诉之日前的24年间也没有证据表明两原告曾就酬金和著作权归属向被告提出过异议。综上，根据系争作品创作当时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和双方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可以认定“葫芦娃”角色造型美术作品的著作权由被告享有，两原告仅享有表明其作者身份的权利。

至于被告关于系争造型系法人作品的辩称意见，我们认为，虽然系争造型是在单位主持下，为了完成单位的工作任务而进行的创作，责任亦由单位承担，但是，我们不能将法人意志简单地等同于单位指派任务、就创作提出原则性要求或修改完善意见等，反之，所有的职务作品均可被视为法人作品，作为自然人的创作者将丧失作者地位，这与我国大陆法系国家关于著作权是一种作者因创作而自然享有的权利的理论亦相违背。[3]系争美术作品的创作无须高度借助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的过程也并不反映单位的意志，而是体现了作者独特的思想、感情、意志和人格。无论是葫芦娃造型的线条、轮廓、色彩还是服饰、颈饰、腰饰、葫芦冠等的选择都体现了作者个人的构思、选择和表达。虽然，被告陈述摄制组其他成员和被告的部门负责人提出过修改意见，但这并不影响对葫芦娃造型做出实质性贡献的仍然是作者个人。而且，从片尾的署名看，造型设计也是署名两原告个人，因此，葫芦娃角色造型美术作品并不是代表法人的意志创作，不应认定为法人作品。

三、“葫芦娃”角色造型能否作为单独使用的作品并由作者单独行使其著作权

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这是判断影视作品动画形象著作权归属不可回避的重要规则，实践中，动画形象是否属于可单独使用的作品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就像摄影师不能主张电影中任何一帧画面是其摄影作品一样，动画形象是影视画面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整体影视作品不可分割，因此，动画形象不属于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4]我们认为，该条款的适用前提有三个，一是身份系作者，其意义在于进一步保护电影作品中合作作者的单独的著作权，如果不是作品的作者，也就丧失了获得单独保护的前提条件；本案中，根据片尾署名即是承认两原告系涉案影片角色造型美术作品的作者；二是著作财产权归属于该位作者，即只有在作者已获得著作财产权的前提下，才能够独立地行使著作权，反之，如著作财产权归属于法人或其他组织，则即使系作品的作者也无权行使该作品的著作财产权，更谈不上独立行使其著作权，即只有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和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著作财产权属于作者时，才能适用本条的规定；本案中，系争作品的著作权应属被告所有，两原告仅享有署名权，故两原告也就丧失了适用本条的前提；三是作品可以单独使用，所谓单独使用，并非是指截取影片中的任何一幅截图进行使用，电影截图是电影整体表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本身并不具有独立于电影的表达，它仍然是在电影设定的背景和场景之下，表达着电影中的人物或故事内容，该等使用仍是对电影的使用，而不是一种对电影中其他作品的单独使用；本法条虽然仅列举剧本、音乐两类作品，但由于系争角色造型可以从电影中抽离出来，并独立地使用在其他的商品或服务标识之上，事实上，多年来原、被告分别起诉的众多著作权侵权案件，也从侧面印证了系争作品已被他人进行独立于影片的单独使用，故“葫芦娃”角色造型美术作品属于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上述三个前提条件只有在同时满足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本条，由于两原告并不享有系争作品除署名权以外的著作权，故两原告不得援引该条款获得法律的保护。

四、“葫芦娃”形象的著作权归属

形象是表现特定对象之个性特征的一个整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有关文件将形象分为“虚构角色”形象与“真实人物”形象两种[5]。现代社会商业高度发达，将人所周知倍受喜爱的形象、名称乃至某些特征用于商品或服务上，往往会唤起消费者强烈的购买欲望，获得商业成功，从而使形象具有了商业化的价值。[6]这种权利人利用自身或虚拟形象，或授权许可他人使用该形象的权利，在美国法上被称之为有别于人格权与知识产权的一项新型的无形财产权—形象权，学理上也有的称为形象的商品化权。作为形象权客体的形象应当具有整体性、知名度、商品化三个法律特征。[7]当系争作品进入影片以后，经动作设计、背景设计、编剧、导演、摄影、配音等人员的创造性劳动，形成了“葫芦娃”具有个性特征的完整形象，该形象由包含姓名、身份、造型、声音、性格等个性特征、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经历和故事等情节以及人物的反应等组成，上述形象确认因素构成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葫芦娃”形象，当人们看到静态的“葫芦娃”形象时，它已不是单纯的一幅美术作品，而是包含个性特征、情节、反应等要素的生动形象，因此，本院认定被告对于“葫芦娃”形象的整体性作出了贡献。此外，“葫芦娃”形象之所以能够成为家喻户晓、深受观众朋友喜爱的动画形象，其知名度的形成有赖于：一是被告于1986年作出的投资拍摄《葫芦兄弟》系列剪纸动画电影的决定；二是自1986年至1991年被告连续不断地推出《葫芦兄弟》、《葫芦小金刚》共十九集系列剪纸动画电影；三是二十多年来被告通过电视台播映、电影院放映、发行VCD等载体形式，公开、广泛、持续地传播涉案影片及所涉的“葫芦娃”形象，使之成为具有机智、勇敢、正义、协作等精神品质的可爱中国男童的代表，在广大的少年儿童乃至成人社会中产生良好的公众效应，在社会公众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因此，从民法的公平原则角度出发，对于“葫芦娃”形象的整体性和知名度所作的贡献均应归功于被告，故两原告关于影片中“葫芦娃”形象的著作权归其所有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作者单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责任编辑：顾 全）

[1] 参考：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动画形象著作权权属问题研讨会会议综述》，2009年10月28日。

[2] 2002年9月15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3] 参考王迁：《论“法人作品”规定的重构》，载《法学论坛》2007年11 月第6期，第30页。

[4] 参考：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动画形象著作权权属问题研讨会会议综述》，2009年10月28日。

[5] 参见WIPO:Character Merchandising,WC/INF/10847998/IPLD,P9。[6] 参考：林雅娜、宋静：《美国保护虚拟角色的法律模式及其借鉴》，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9月，第73页。

[7] 参考吴汉东：《形象的商品化与商品化的形象权》，载《法学》2004年第10期，第77-78页

第二篇：作品著作权归属协议

作品著作权归属协议

甲方：

乙方：作品是甲方安排乙方完成的工作任务，作品报酬已在乙方的工资中支付，著作权归甲方所有。

甲方：乙方：

证件号：份证号：

年月日年月日

第三篇：著作权法中职务作品归属如何认定

著作权法中职务作品归属如何认定

发表日期：2009-9-18

著作权法中职务作品归属如何认定

著作权法第十六条规定 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作品完成两年内，未经单位同意，作者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该作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

（一）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

（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

根据上述规定，职务作品主要由两个要件构成：第一，作品的作者同单位之间必须是一种职务性的上下级关系，即劳动法或者类似劳动法（例如国家公务员同国家机关或者事业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第二，作品必须是履行单位工作任务的结果。所谓单位工作任务，可分为两部分：第一，创作的作品必须与单位的业务范围有关；第二，单位应当有明确的工作指示，至少有口头指示。

尽管职务作品通常同本单位的工作业务范围有关，但并非与本单位工作业务范围有关的都是职务作品。不是为履行单位工作任务创作的作品，即使其内容与单位的工作业务范围有关，也不是职务作品。因此，在认定职务作品时，有关职务作品的要件以及关于单位工作任务的两个部分缺一不可，否则，不能视为职务作品。

第四篇：职务作品著作权归属合同效力之判定

职务作品著作权归属合同效力之判定

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有效平衡作者和单位的利益，其中职务作品著作权权属的确定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将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于单位，无疑将会挫伤作者的创作积极性，文化产业的发展将会成为无源之水；如果将职务作品的著作权一概归属于作者，将可能妨碍单位有效利用作品，从而制约文化产业的发展。我国著作权法规定，除了特殊职务作品，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下为行文方便，统称单位)可以与作者通过合同，约定取得一般职务作品除署名权以外的著作权。著作权法的规定为单位有效利用作品提供了空间，为协调单位与作者的利益关系提供了有效手段。但单位在与作者进行著作权权属约定时，常常忽略职务作品的特殊性质，进而引发合同效力争议；常常错过缔结合同的合理时机，导致合同无法发生效力。因此，审判机关准确认定职务作品著作权归属合同的效力，可以有效发挥司法裁判的引导作用，引导单位和作者有效约定著作权归属，解决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性问题。

约定非职务作品著作权归属单位的合同无效

实践中，单位与作者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但仍与作者签订合同，约定作品为职务作品，并进而约定单位享有除署名权以外的其他著作权。比如一些高校通过内部的管理文件规定，在校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智力成果属于职务智力成果。判断这类合同的效力，应当看合同内容是否违反强行性法律规定。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享有除署名权以外的其他权利。该条规定应该是授权性条款，而非效力性规范。但该条规定的授权是有条件的，作品必须是职务作品是限定条件之一。如果允许单位通过合同约定取得非职务作品的精神权利，将会与著作权法关于作品精神权利不可转让的规定相冲突。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中的精神权利不可转让。这是由作品精神权利与作者人格的不可分性以及人格权利的不可让渡性决定的。著作权法关于作品精神权利不可转让的规定，是具有强行性的效力性规定，违反该规定的合同应属无效合同。单位与作者就非职务作品著作权归属签订的合同，由于违反了作品精神权利不可转让的强行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因此，对职务作品著作权归属合同效力的审查还需要首先对作品是否为职务作品进行

判断。根据法律规定，构成职务作品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创作作品的自然人必须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与单位有实质意义的劳动或雇佣关系。第二，作品必须因履行职务行为的需要而创作，也即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而产生。对职务作品的判断，首先应判断作者和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或雇佣关系。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如果单位与作者不存在雇佣关系，是否可以通过合同约定作品产生职务作品?学生和高校之间的教育管理关系与劳动雇佣关系存在本质不同，高校的内部规章并非法律、规章，只具有合同效力。这就涉及职务作品可否约定产生的问题。著作权属于作者是确定著作权归属的基本原则，没有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投资，就不会有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产生，也就不会有建立在作品之上的一系列权利产生。所以包括我国著作权法在内的世界各国著作权法，首先就是要保护作者的利益，以鼓励他们创作更多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作品。法律之所以创设职务作品制度对作者的著作权予以限制，其目的在于解决法人工作开展的现实需求与作者著作权保护之间的矛盾冲突。法人为其工作人员支付工资的对价应该是工作人员的工作成果。如果法人不能自由利用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成果，既不利于工作的开展，也不符合劳动或雇佣关系的本质。但如果过分强调法人开展工作的自由，又会损害作者的创作热情。因此，法律对职务作品的权利归属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对职务作品采取较为严格的定义应该是这种谨慎态度的直接反映。如果作者与单位并不存在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也就失去了职务作品制度保护单位利益的基础。如果仅仅依据高校的内部规定，认定学位论文属职务作品，将背离著作权法职务作品的立法初衷，也和学生独立完成学业的根本要求不符。因此，如果作者与单位之间存在非劳动雇佣关系外的其他关系，即使双方存在约定，法院也不应认定作品为职务作品。由于作品非职务作品，所以当事人之间关于法人单位享有职务作品除署名权外其他著作权的约定也应认定为无效。

约定额外作品著作权归属单位的合同有效

另一种情形是，作者和单位之间存在劳动或雇佣关系，作者在完成工作任务形成职务作品的同时形成了额外的作品，作者和单位之间可否通过合同约定额外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于单位?有观点认为，在主要利用单位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的情形，由于单位一般都是专门针对具

体项目和特定工作提供资金，所以利用单位专门资金所完成的作品著作权应归单位所有。如果利用单位的专门资金创作出单位所要求的作品的同时，额外地创作出了另一作品，则额外的作品并不属于著作权必须属于单位的情况，而应当由双方通过合同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应当归属于作者享有。该观点表明了两层意思，一是利用单位资金完成的额外任务产生的作品不属特殊职务作品，二是额外作品可以经约定将署名权外的著作权归属于单位。额外完成的作品是否为职务作品非常关键，如果认定额外作品为职务作品，则双方对该作品著作权归属的约定有效；如果不能认定为职务作品，约定就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著作权法规定，职务作品是为完成单位的工作任务而创作的作品。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工作任务是作者在单位中应当履行的职责。由此，有观点认为，临时安排的与单位正常业务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创作，由此产生的作品不是职务作品。司法实践在一起著作权案例中也指出：医生根据受托于就职医院进行的临床实验写作临床总结报告是职务行为，但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临床实践经验所撰写的论文应属个人作品。将工作任务限定于与单位业务活动有直接关系并无不妥，问题是对与单位业务活动是否有直接关系的判断充满了主观性，不同的法官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结论可能有所不同。

回到前面所述情形，额外创作是否与单位业务直接相关并非不存在争议。抛开对之认定不谈，现在的问题是：双方如果作出了额外作品著作权属单位所有的约定，法院能否仅仅以额外创作活动不属工作任务而对约定的效力加以否定?在额外作品是计算机软件等作品时，法院如否定约定效力，不认定额外职务作品归属单位，将会使法院的裁决与社会观念的矛盾冲突非常突出。法律之所以规定计算机软件等特殊职务作品由单位享有著作权，主要在于这类职务作品通常很难依靠自然人本人的力量单独完成，而必须借助于单位专门提供的资金、设备和资料。为了鼓励单位对作品的创作进行投资，所以要保护单位对于投资的合理利益；这类作品一旦出现错误，个人难以承担，也承担不了责任，只有由单位承诺担保、承担风险，才能获得他人的信赖。特殊职务作品更加强调对投资者利益和潜在使用者利益的保护。依据双方的约定，将计算机软件等额外作品著作权归属单位，既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又有利于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还符合当事人双方的意愿，法院不予认定似乎没有任何道理。但认定约定的效力似乎与法律规定不

符，因为法律只允许单位和作者约定职务作品的归属，作品是职务作品是有效约定的前提。问题在于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额外作品与作者在单位中应履行的职责、应完成的工作任务不具有直接关系。工作任务是具有主观性的概念，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者根据单位业务需要作出的分工、安排。在单位与员工之间，如果双方都认可某一任务属单位任务，只要该项任务不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应该没有理由否定该项工作为单位任务。在单位和作者约定额外作品著作权归属单位时，本质上是双方认可了所谓的“额外作品”与作者工作职责的直接关系，认可了“额外”研究属工作任务。这时所谓的“额外作品”应属职务作品。这里的逻辑应该是，法院首先认定的是双方对工作任务一致的约定，再认定作品为职务作品，并以此为前提，认可作品著作权归属于单位的约定。在额外作品并非计算机软件、地图、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时，作者创作积极性的保护可能需要考虑，因为一般职务作品更注重作者利益的保护，但是只要双方都认可系完成工作任务而得出的作品，认定为职务作品并无不妥。

在作品完成之后缔结的著作权归属合同不发生效力

日本著作权法第15条规定，从事法人等使用者业务的人在职务上创作的著作物，如果以法人等使用者的名义发表，只要在作品创作完成时契约或勤务规则没有特别约定，著作者为法人等使用者。我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项并没有限定合同缔约时间，但根据著作权权属原始取得的基本原理，对该条款应作缩限解释。著作权是自然生成的权利，作品完成就产生著作权，而无需公示要件。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六条也明确规定，著作权自作品创作完成时产生。合同约定职务作品著作权归属是著作权原始取得方式。如果一般职务作品完成之时，并不存在生效的关于权属的约定，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作品的著作权就应归属于作者了。单位如需取得著作权，则只能通过继受取得的方式，因为在已存在著作权主体的作品上不可能再存在权利的原始取得。实践中，有单位以作品完成后形成的合同或者作者的声明为依据，主张享有作品的精神权利而提起著作权人身权侵权诉讼。对作品完成之后签订的合同，如前所述，由于已不存在著作权原始取得，故合同属自始履行不能，应为无效合同。如果合同约定合同生效之日或生效之后的某一特定时间起，作品的著作权除署名权以外的其他权利归属单位，只要生效时间晚于作品完成时间，那么这一约定并不能产生将一般职务作

品转变为特殊职务作品的效力，属于未生效合同。即使存在合同，在程序上单位无权以自己的名义对著作权中的人格权遭受侵害而提起诉讼，在实体上单位也无法按照特殊职务作品的规定取得著作权。更多的情况可能是，单位以作品完成之后作者和单位的共同声明，或者作者单方的声明为基础提起侵权之诉，声明的目的是证明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单位。声明产生何种法律效果取决：于对声明法律性质的界定，判定声明的法律性质则需要分析其表述的内容。声明的内容是证实双方在完成作品时或之前达成了约定著作权归属的口头协议，从证据形式上讲，声明或者是证人证言或者是当事人陈述，如能确定声明的证明力，就可确定作品完成时作者和单位存在著作权归属的约定，就可认定作品为特殊职务作品。声明的内容是直接认可职务作品，从证据形式上看，声明应是书证，如是双方的声明或一方通过行为认可了声明的内容，从法律效果上看，应是双方成就了合同。合同成就的时间应该是共同声明的时间或认可声明的时间。如前面的分析，合同并不能产生溯及力，也就不能产生将一般职务作品转化为特殊职务作品的法律效果。

单位和作者在作品完成后达成的协议，如不能产生将一般职务作品转化为特殊职务作品的法律效果，其能否产生著作权流转的法律效果呢?如认可流转的法律效力，那么单位至少可以取得著作权财产权。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部分无效并不影响合同其它部分的效力，但在确定单位和作者达成的协议的法律效力时，还需要考虑合同的性质。从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看，当事人意欲实现的目的应该是判断合同性质非常直接的因素。作者和单位之间达成的协议，虽然内容并不完备，但协议的目的很清楚，那就是通过合同将一般职务作品转化为特殊职务作品，合同的性质应该是确定职务作品原始权属的合同。但由于合同成立于作品完成之后，对作品著作权权属的约定与著作权法关于作品著作权原始取得的规则相矛盾，不能产生法律效力。由于合同并没有流转著作权财产权利的目的，所以并不能从中推定双方存在权利流转的一致意思表示。另外，如双方都有著作权财产权利流转的意思，则只需另行签订转让协议即可。因此，在认定单位和作者就职务作品签订的著作权归属协议无效时，不应推定双方存在著作权财产权利流转的协议，从而认可单位就财产权利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五篇：参赛作品著作权归属及相关规定

参赛作品著作权归属及相关规定：

1、所有寄送至主办方的参赛作品及相关资料，恕不退还。

2、参赛者须保证其作品完全为本人创作或合作团队共同创作，一经发现抄袭等行为，一律取消比赛资格。

3、参赛者在比赛期间不得将参赛作品转让给第三方，或许可第三方使用。任何个人或组织在未取得主办方授权的情况下，不得将本次大赛作品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4、比赛中所涉及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引起的纠纷，一律由参赛者或参赛团体承担法律责任（主办方概不负责）。

5、主办方自收到参赛作品时起即享有参赛作品的全部著作财产权以及作品的发表权。

6、主办方拥有对参赛作品的播映及改编权，入围、获奖作品的商业使用权及优先代理权。

7、天津外国语大学职业发展协会拥有获奖作品的版权，有权免费使用获奖作品进行非盈利使用。

8、如获奖作品用于商业用途，主办方将在与创作者或创作团体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支付相应报酬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