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硕士毕业论文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传播网络与日常抗争研究

第一篇：新闻媒体硕士毕业论文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传播网络与日常抗争研究

新闻媒体硕士毕业论文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传播网络与日常抗争研究

本文是新闻媒体论文，本论文从日常抗争和媒介使用的视角出发，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在“征地拆迁”中所体现的行为及其传播网络。文章类型： 新闻媒体学论文 硕士毕业论文 第一章 Z 村失地农民的媒介使用及维权情况 第一节 变量测量 一 人口统计学变量

在本次调查中，涉及的人口统计学变量有 6 项，分别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个人月收入、家庭月收入、收入来源。其中，“文化程度”设置了 6 个选项：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个人月收入”设置了 6 个选项：1000 元以下、1001-2000元、2001-3000 元、3001-4000 元、4001-5000 元、5001 元以上；“家庭月收入”设置了 6 个选项：3000 元以下、3001-6000 元、6001-9000 元、9001-12000 元、12001-15000 元、15001 元以上；“收入来源”设置了 6 个选项：租种土地、外出打工、做小生意、房屋出租、无稳定收入、其他。二 媒介使用变量

新闻媒体硕士毕业论文辅助老师Q : 1 9 6 6 7 1 5 4 4 0 在本次调查中，所涉及的媒介使用变量，主要参照的是郑素侠教授的《农民工媒介素养现状调查与分析——基于河南省郑州市的调查》中的“农民工媒介使用”变量以及佘世红教授的《广州市谷围新村失地农民媒介使用调查》中的研究变量分类，并结合前期实地调研的结果综合而成，主要包括以下 6 个方面：媒介使用动机、媒介接触类型、媒介接触频度和时间、媒介接触的内容偏好、新闻关注度、媒介的可信度。其中，“媒介接触类型”设置了 6 个选项：电视，报纸，广播，电脑（平板电脑），手机（智能手机），同朋友、亲戚或邻居的交流。在其他媒介使用变量的测量中，所涉及的媒介类型是“狭义的媒介”，即电视、报纸、广播、电脑（平板电脑）、手机（智能手机）这 5 项。在“媒介接触频度”方面，使用的是里克特五级量表。由于在实际情况中，很难将受访者的媒介接触频度进行详细记录，因此将媒介接触频度设置为五个等级，分别是：“从不使用”、“1 到 2 天”、“3 到 4 天”、“5 到 6 天”、“每天使用”，相应的赋值情况如表 1-1 所示：...........................第二节 Z 村失地农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在本次调查中，涉及的人口统计学变量有 6 项，分别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个人月收入、家庭月收入、收入来源。

如表 1-11 所示，就受访者的“性别”来看，Z 村村民受访者中，男性受访者的人数要多于女性受访者。

由表 1-12 可知，就受访者的年龄分布来看，本次问卷调查中，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 42.24 岁，最小的受访者是 20 岁，1 人，占总样本的 0.3%，年龄最大的受访者为 68 岁，1 人，占总样本的 0.3%。年龄层次分布方面，年龄在 20-29岁范围的受访者共有 42 人，占总样本的 14%；年龄在 30-39 岁范围的受访者共有 89 人，占总样本的 29.7%；年龄在 40-49 岁范围的受访者共有 75 人，占总样本的 25%；年龄在 50-59 岁范围的受访者共有 81 人，占总样本的 27%；年龄在60-69 岁范围的受访者共有 13 人，占总样本的 4.3%。.........................第二章 征地拆迁背景下的 Z 村传播网络

第一节 Z 村人际传播网络分析

抗拆的出现，使得当地村民们变得十分地敏感和警惕。笔者最先选择“进入”Z 村的路径，是相对自由的渠道——Z 村的百度贴吧。通过 Z 村的百度贴吧，笔者在进入 Z 村进行实地研究前，站在“外围”对 Z 村进行一个大致的了解。有关 Z 村的百度贴吧（之后简称“Z 吧”），与其说是 Z 村村民的贴吧，不如说是 Z 村的“房东与租客们的”贴吧。根据笔者在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1月份对 Z 吧的帖子的分析与统计，在这三个月中，Z 吧共发帖 1222 条，总体情况如表 2-1 所示：

由表 2-1 可知，贴吧的主要内容主要是围绕“房东与租客”这一群体展开的。手中握有房源的房东，通过贴吧这一平台，发布房屋信息，寻求租客的到来；而租客则是通过这一平台，同其他住在这里的租客以及房东们进行日常信息的发布与分享。贴吧发布的内容中，有关 Z 村拆迁的帖子占总发帖量的 12.8%，说明 Z 村的拆迁，虽然还没正式开始，可是却已经在贴吧里面逐渐产生了影响。..........................第二节 Z 村组织传播、群体传播网络分析 一 Z 村自治组织传播的断裂 村民自治制度的出现，是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农村逐步推广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有的人民公社体制因此解体，代之“以乡镇政府的模式对农村进行管理”。“在逐渐取消了生产大队后，为弥补从村基层组织功能与作用的缺失，村民自治制度出现了①”。学者于建嵘将其称为“乡政村治体制”，这种体制“本质上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整合农村利益结构和权威结构为目标，按民主理念所设计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乡村治理模式”②。

村民自治制度的具体表现，就是村委会的建立。“村委会的全称是村民委员会，作为中国大陆地区乡（镇）所辖的行政村的村民选举产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③作为农村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传播就是要通过信息传递将组织的各部分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以保障组织目标的实现和组织的生存与发展。④随着拆迁工作在 Z 村的开展，有关 Z 村公共事务的传播出现了停滞和断裂。

个案 2（Z 村，男，38 岁）在问到村民们如何将自己对拆迁相关政策的意见进行表达时，他说：“每个人都有意见，都想上村里反映，可硬是见不着他们（村干部），他们也是整天消失不现身，都在躲着村民。上次，村里有人向村委、办事处领导提出问题，要求出示拆迁手续。谁想到，没过几天，那人就被警察以‘涉嫌扰乱单位秩序’的罪名带走，村民们不愿意，要求放人，有些人去了村长家，要求村长出面把人带回来，村长一直不现身。最后竟然有人报警说村民们‘绑架’村长。你说说，咱还能向村里正常反映意见么？”

..........................第三章 Z 村失地农民的日常抗争与媒介使用......................57 第一节 Z 村失地农民日常抗争的原因..........................57 一 核心利益诉求无法得到保障..........................57 二 村民自治的制度失位........................58 第四章 传媒与失地农民的话语表达.....................82 第一节 媒介权益代言人的缺失........................82 第二节 失地农民制度内的利益表达渠道的缺失........................86 一 民意代表机构的缺席........................................86

第四章 传媒与失地农民的话语表达

第一节 媒介权益代言人的缺失

作为城市化征地拆迁中的弱势群体，城市化的进程对于失地农民而言，往往是漫漫维权之路。在对 Z 村村民进行“维权意愿”的李克特量表调查时，具体情况如表 4-1 所示：

由表 4-1 所反映的数据可知，Z 村村民在针对“自己权益受到损害，会勇于进行维权”一题表达自己的意愿时，往往都会积极进行维权（均值 4.35）；而在对“其他人权益受到损害，会鼓励帮助他们维权”的看法进行表态时，则是出于较为中立的态度（均值 3.11）；而在对“发现身边非常看不惯的事情会向媒体反映或者自己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曝光”的看法进行表态时，还是会较为主动的（均值 3.63）。从总体而言，Z 村失地农民的维权意识还是比较强烈的。

........................总结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受到了城市化浪潮的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5 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7711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200 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0346万人，减少 1520 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 56.1%。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中显示，我国计划在 2020 年之前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 2 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一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但是在这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由于缺乏完善合理的利益保护机制与意见表达渠道，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往往无法得到有效地保护，大多数失地农民因此成为了“城市贫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失地农民不得不走上“日常抗争”的道路。以笔者研究的 Z 村为例，Z 村失地农民的抗争并非是一种颠覆政权的“革命”，而是一种在国家意识形态内、对国家的城市化政策具有高度认同感的自我权益保护的行为。然而，失地农民群体与相关拆迁政策执行部门之间的沟通渠道的缺失，使得双方之间的信息传播出现了障碍与隔阂。社会信息系统与意见沟通渠道出现断裂、失地农民的话语权无法得到保障，势必会刺激失地农民群体走上非理性、暴力的抗争道路上，这不仅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更是损害了失地农民的根本利益、加重了政府治理社会的成本与难度。参考文献（略）

第二篇：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对策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对策研究

摘要：“城市化”是指城市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大量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农业产业结构由农业型经济转变为工业型经济，城市生活方式向农村扩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必然要求大量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为发展工业和建设城市提供土地，征用农民土地和产生失地农民就不可避免。由于我国土地制度、征地制度不完善等原因，使得一部分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有没有替代土地所必要的生产乃至生活依托，形成了“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边缘群众和弱势群体，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巨大隐患和重大难题。因而对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探讨解决农民失地问题的对策，对于维护社会问题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本文在城市化的背景下探讨失地农民问题，以城市化理论、三农问题理论、政府职能理论为指导，分析了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有效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失地问题。

关键词：失地农民、城市化、征地制度、保障机制、问题、对策

引言：“城市化”是一个正在改变着十几亿中国人生活的。并且也令全世界注目的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城市化”主要是指一个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变的过程，他最主要的内容人口的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即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结，以及城市型生活方式向全社会的渗透、普及。然而城市化的发展必然带来耕地大面积征用，失地农民增多。

现代农业经济理论认为：每征用1亩地，就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据专家分析，按照目前城市化的速度，我国今后每年建设用地需250万亩到300万亩。按城郊农民人均1亩耕地推算，就意味每年将有250万到300万的农民失去土地，按照此速度，到2030年我国的失地农民将由目前的3500万人剧增到1.1亿人。农民失去土地后，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成为一个边缘群体，不仅经历着从乡村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的剧烈社会变迁，更面临着生活、心里等各方面的巨大困境。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广大农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个人利益的牺牲，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和城市化成果，反而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边缘人和弱势群体。离开了土地，这些农民的就业将逐渐向非农方向转变。但是，我国目前大多数失地农民都是属于文化和技能低、资金少的弱势群体。往往被排挤在现代工业大门之外，失地农民就业难、增收难的问题己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城市化进程的障碍性因素。农民失地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但同时也是我国社会稳定面临的重大难题。近年来由征地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越来越激烈，由此形成了失地农民、农民工和农地的“新三农问题”。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字表明，目前全国1/3以上的群众上访是由于土地问题，而其中60%左右直接由征地引起，因此，城市化并不仅仅是建设出气派雄伟的城市建筑、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更重要的是人的城市化，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必须正确认识农村城市化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妥善处理失地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到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研究和解决保护农民利益是我们现阶段各级政府的重要课题，是进一步推动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如何帮助农民度过失去土地后的阵痛期，保持社会的稳定，是各级镇府不可回避的责任。失地农民问题已经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城市化进程对农民的影响

1.1 失地农民数量越来越多

随着当前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长，征地规模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失地农民也日益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群体。近年来随着我是招商引资城区开发和工业化进程逐步加快，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特别在一些城市郊区和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所占比例较大。至 2011 年底，全区共有失地农民一万两千余人。土地不仅是农民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基本、最可靠的生活保障。农民所拥有的诸多权利和利益，都是以土地为载体的，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这些权利和利益存在的基础和实现条件，导致这些权利和利益的损害或流失，尤其是导致最主要的权利和利益———生活保障的失去。

1.2 失地农民长远生计堪忧

我国征地的补偿费形式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讲征地补偿标准都偏低。被征地群众对现有征地补偿方法普遍不认可，单一的经济补偿模式也很难给失地农民今后的生活提供足够保障。按现在的物价消费水平，一次性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最多可维持六七年，而且还要精打细算。事实上，不少农民缺乏长远眼光，有限的补偿费很快就会用完。由征地拆迁引发的很多纠纷、冲突、上访、诉讼，甚至重大恶性和群体性事件也有时发生，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1.3 就业渠道狭窄

虽然当前有部分失地农民在土地征用过程中能获得较大数额的土地补偿款，但在没有新的生活来源、城市生活消费高的情况下，一旦土地补偿款被消耗，生活水平将马上下降，失地农民群体的生活水平总体上呈现出动荡性变化。受文化、技能、年龄和政策性因素限制，失地农民面临就业困境，而对于已经就业（再就业）的失地农民来说，他们大多从事较低社会地位和工资水平的工作，如清洁工、开小出租、饭店服务员等。有的农民失地后背井离乡到外地打工。他们如果没有技术特长，没有年龄优势，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即使找到，也是既费力收入又低的苦活、脏活、累活。由于失地农民大量涌入大中城市，给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治安带来了一定影响，他们又往往是受排斥、受歧视的对象。总体来说失地农民就业困难，尤其是失地的中老年农民就业更难了。

1.4 失地农民难以适应生活

由于目前失地农民的安置大多是集中地封闭安置方式，失地农民大多仍聚居在城市近郊的回迁小区，仍处于城市的边缘地带，平时很少与城市居民打交道。同时，楼方式的城市居住模式也使得失地农民的互动次数开始减少，可以说，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既保留了农村特点，又有了些城市的特征，兼具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双重特征。在日常生活方面，低收入、高消费的城市生活使得失地农民难以对城市生活产生认同。同时，由于失地农民过分依恋土地，使得他们对城市生活信心不足，内心深处有种莫名的惧怕感，他们面对繁杂而陌生的城市生活，油然产生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心里，对未来充满了忧虑，非常苦恼和烦躁，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造成失地农民一系列问题的原因

2.1 政府补偿标准设立不科学，低位补偿造成失地农民利益受损。

一般的城市采用的征地补偿标准是《土地管理法》第47 条所规定的，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最高不得超过十五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 倍。此种计算方法有其不科学性：首先，土地补偿标准没有与征用土地后的土地所得利益挂钩。补偿考虑的只是过去土地的产值，没有把土地开发后的收益计算在内。其次，土地补偿标准的设立缺乏对土地本身价值的充分考虑，补偿标准没有把土地肥沃程度计入补偿公式之内。

2.2 法律规定不完备，导致征地权运用的不规范。

《宪法》明文规定，我国土地实行公有制，具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国有，一种是农民集体所有。《宪法》第十条还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这里的土地，显然指集体所有土地。而《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则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就意味着因建设需要使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即使其使用土地的目的并非为“公共利益”，也必须申请使用政府统征为国有后的原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与《宪法》精神有出入。由于法律规定上的矛盾，在征地实践中就难免不出现土地征用权的滥用问题，一些商业性项目用地也必须由政府低价统征后高价转卖给开发商，对农民的合法利益造成侵害。

2.3 现行征地制度没有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及其使用、收益和处分权。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就是以村为单元的所有农民共同所有。除了《六十条》对此有界定外，《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发包”。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农民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其代表是村民委员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任何个人和组织拥有某项财产的所有权，他就相应地应拥有对该项财产的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但现行征地制度，在承认农民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同时，在征地时又剥夺了农民对集体土地拥有的所有权及其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使农民的土地集体所有权虚置，土地所有权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

2.4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的测算方法不够科学合理。

依据《土地管理法》，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费计算方式为“产值倍数法”，即征用土地补偿费，为该土地被征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这种测算办法对农民说服力较差。第一，以产值作为征地补偿标准不尽合理。因为土地征用单位在实施征地过程中，基本都是套用国家标准进行征地补偿，按传统的粮经作物比测定前三年的农业产值，没有或较少顾及到现在的城郊农村，农业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而是集生态农业、精品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等为一体的 现代 都市型农业，土地的产出价值已完全不是普通的粮食或蔬菜价值可比的。因此，这样形成的土地征用价格当然不能反映被征占耕地本身的产出价值，是偏低的价格。第二，征地补偿标准未包含土地的增值部分。农地一经征用后，其用途的改变通常会导致地价的飙升。但是，在制定征地补偿标准时却没有考虑增值因素。而当今土地征用后之所以会产生增值，是由于土地的位置差异、国家规划和开发投资两部分造成的，增值部分当然就包括两种形式的级差地租。因此，在对增值部分的分配上应考虑、被征地者的利益。第三，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会导致地区地价差异上欠考虑。一个地区的基础地价从根本上讲是由区域经济条件决定的，任何土地交易价格的形成均受到区域经济条件的制约。由于农地产值的一致性趋势，各地类的产值，特别是耕地的产值与区域的经济条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以此为基础测算的征地补偿标准就无法反映地区的地价差异。

2.5与市场经济规则不相适应。

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是一种纯粹的补偿关系，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合理和适用的，也广泛地被农民和社会各界所接受，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显得不合理。首先，城市土地（除划拨）及其它所有的生产要素均已采取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并充分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换，而惟独农村集体土地还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配给制征用和补偿。其次，农民在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中，都是按照市场价格购买生产资料，但他们所拥有和使用的土地则被征地主体以较低价格拿走。第三，土地的财富观没有得到体现。土地作为不可再生的特殊资源，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都是很高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不仅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发展的生产资料，更应真正成为农民的一大财富。

2.6 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主要是针对城市户籍人群，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身份难以准确定位则造成该群体在社会保障制度上的缺乏。很多城市征地补偿通常都是以货币补偿为主，基本上没有就业培训及就业安置，也没有为失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土地是农民的生活保障，农民可以利用土地的价值为自己提供养老保障。然而，如果农民失去了土地而没有获得社会保障则势必造成农民心理的畏惧感，他们担心失业，担心失去生活保障，担心未来的生存。

2.7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困难重重

一般城市失地农民再就业的职业多数为环卫工人、小贩、临时工等，自主创业比例很低，有些甚至沦为无业游民。为了生存，一些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就很有可能发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和谐。据调查分析，缺乏职业技能是失地农民再就业困难的主因。城市失地农民的主要技能是耕种，由于缺乏技能知识，失地农民在再就业过程中完全被动，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其次，政府对失地农民必要技能的培训不到位，部分劳动培训机构完全为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而潦草行，缺乏跟踪检查及反馈；最后，由于就业渠道的狭窄、就业信息的不畅通及企业结构性改革等环境的影响，失地农民就业难问题突出。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后生茫然。一些失地农民不去积极找工作，依赖一次性征地补偿维持生计。村民形容这种靠征地补偿款过日子为“赋闲吃老本，死坐活吃”。

2.8进城后日常消费支出增长较快

农田地被占用后，农民原来依靠耕地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被严重弱化，进城后，他们收入减少而物价不断上涨造成日常生活支出增长较快，原来自产的粮食、蔬菜、家禽等都要购买，有75.4%的失地农民认为进城后消费支出“增加很多”。许多失地农民对我们说：“过去在农村，烧不用花钱的，吃是不用花钱，用水不花钱。自家种点菜吃有余，剩点还可以卖。现在什么都要像城里人一样，什么东西都得花钱买”。失地农民面对城市的高消费，自然就感到消费成本剧增，生活压力较大。

2.9文化生活缺失，精神文明建设急需加强

失地农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往往能反映出社会适应的程度。生活方式具有鲜明的群体性。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乡居民的差异性，而生活方式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闲暇生活的安排。据调查：失地农民闲暇活动排在前五位的是“看电视”、“聊天”、“打麻将”、“打牌”和“串门”。可见，失地农民进城后，闲暇生活基本沿袭传统农村的习惯，闲聊天、串门成为闲暇活动的重要内容，休闲娱乐活动贫乏、单调、不需要消费支出，娱乐活动主要在原村民群体内部，几乎不参与城市社区的文化活动。如何有效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

3.1 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实力

党的十六大提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城乡统筹”就是要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为农村经济发展开拓新的空间，为农民增收开辟新的途径，提高农业的竞争力；要靠加快城镇化、城市化进程，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逐步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

3.2 建立健全的土地征用及补偿制度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不仅要考虑农民丧失土地的自身价值，更应从农民日后生计的维护和可持续发展角度为农民的长远利益提供保障。为了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征地补偿应充分考虑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以农民征地补偿费全部进入社保后能领到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为参照来提高补偿标准，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不能以侵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降低建设成本。给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应当包括对生产资料的补偿和对生活保障的补偿。这仅仅是静态预期补偿标准，今后应逐步调升，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分配比例，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要灵活多样，补偿时不仅要考虑土地作为生产、生活资料的补偿，还要考虑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居住安顿、重新就业所需的困难补偿。

3.3 实行多样化补偿，提供多种形式保障制度

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情况不一样，因此补偿方式也不能完全一样，不同的地方可以采取适合当地基本状况的补偿形式。比如一些地方可以采取土地入股的形式和留地作为村组集体发展集体经济的形式来作为补偿及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方式。像北京的高碑店村，被征地后只剩下80 亩工业用地，人均14平米，他们没有把所有的征地补偿全部发放给农民，而是预留一部分用来改造村容村貌，一部分用来开发村里仅仅剩下的80 亩地，他们根据市场需建立了2 万余平米的古典家具民俗园，吸引商户和顾客，大力发展古典家具、古旧家具和硬木家具，产品远销欧美和东南亚，2005 年，该村村域产值就达12.5 亿，人均23652 元，村里每年根据当初土地入股情况进行分红，不仅解决了村民的生存问题，同时也使集体经济进一步壮大，值得其它地方借鉴。

3.4 逐步增强失地农民就业适应能力

政府除合理予以货币补偿外，还应考虑失地农民的长远利益，在劳动就业方面给予必要的指导，组织劳务输出，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各级政府可以拿出一部分土地出让金，专门用于失地农民的定期再就业培训。首先应加强宣传和培训在就业指导、就业观念、法律意识等方面加强宣传和引导，提升农民自主就业的意识，使失地农民转变就业观念，积极发展二、三产业，从事个体私营经济。同时，充分利用区劳动市场和区镇劳务输出网络，组织引导失地农民向区域外发达地区转移，实现外出务工就业。建立失地农民就业培训中心，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以较低成本费用，引导青年农民学习劳动技能，应有政府拿出一部分土地出让金专门用于失地农民的定期再就业培训。此外，对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提供优惠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对自主兴办二、三产业的人员要像对待城市下岗职工一样，在工商登记、税务、信贷、用地、用电等方面给予优惠倾斜，让利于民，增加其自主创业的信心和决心。

3.5 不断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健全的失地农民社保制度，加快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体系，妥善解决失地农民基本生活问题，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客观要求。首先应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没有达到城市低保标准的失地农民，全部纳入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解决失地农民中的基本生存问题；其次，建立由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的资金筹措机制的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确保使被征地人员在年老时有稳定的基本生活费，真正让广大失地农民老有所靠，老有所养；第三、建立失地农民失业保险制度，对失地农民进行失业登记，由政府出资对失地农民进行培训并提供就业信息，对在一定期限内失地又失业的农民进行失业救济，保障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最后要建立失地农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行与城镇职工一样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3.6 建立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机制。

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必须加强集体资产管理，并处理好 历史 遗留问题。一是加快产权和股份制改革。村集体资产特别是历年土地征用的补偿费要单独建帐、专款专用，优先用于办理村民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二是适时组建转型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应接管原村集体资产并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允许其成为法人实体，给予一定年限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税收、信贷和工商登记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以稳定合作经济组织的收入来源，提高失地农转非人员的生活保障。三是完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运作机制。明确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地位，制定规范的章程范本，确定合理的股权量化比例及配股政策，使合作经济组织在资产评估、法人登记、股权设置、股东权利与义务、收益分配办法、股权转让等方面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加快产权制度创新，允许股权内、外部自由转让，促进资产的社会化。可以借鉴有的地方搞股份合作制的经验，将征占的村集体土地收益以股金方式分配给村民，通过动员村民自愿入股，再筹措部分资金，建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并通过在村外建立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在村内发展二、三产业，安置人员就业，将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与每个村民（股民）紧密地联在一起；或以征地补偿费置换标准厂房给农民发展集体经济；以及实行“街辖村”的“托管”过渡等做法，保证农民对集体经济财产拥有的所有权，保证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保证集体经济持续发展给失地农民提供的就业和生活保障。此外，在征地过程中，对集体经济资产不能搞平调，为其发展壮大创造条件。

3.7 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户积累资产。

资产的社会福利效用是显而易见的：有了资产，人们可以从长计议，追求长期目标。更为重要的，积累资产本身对穷人的心理促进、意识提升以及行为方式的改变等具有巨大的潜在作用。事实也表明，土地、房屋、集体经济等资产收益，在预防失地农民贫困和减少家庭不安全感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进而言之，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民积累资产，既是改善他们生计的一种速效、实惠、一举多得的好办法，也是帮助他们规避各种生活风险的重要的安全网之一。一是抓好失地农民的住宅规划与建设。城市规划部门与建设单位在设计建造失地农民的住宅时，既要考虑确保他们乐有所居，也要方便他们能从房屋资产中形成长效受益机制。二是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对于必须由国家征用的公益性建设用地，可以在规划区内征用土地中留出一定数量土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发、经营。对于那些土地征用量大，土地征用补偿费较多的行政村，政府应积极倡导社区股份合作制的改革，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3.8 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全面做好失地农民的就业安臵

（1）、采取规划留用地或土地流转的办法，解决失地农民从事农业所必需的土地，引导失地农民参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失地农民是城郊农民，从事的大都是经济效益较高的种养业，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失去土地后，多数仍愿意从事原来的种养业。为此，建议市政府可在今后规划征地中为失地农民规划留用地。

（2）搞好服务，不断完善失地农民就业服务体系，为失地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条件。各乡镇、街道办事处要成立劳动保障就业所，加强失地农民的职业技术培训，使失地农民学得一技之长。另外要加强对失地农民的管理工作，对失地农民可由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根据土地征用情况，发给《失地农民手册》，其作用可相当于《再就业优惠证》等类似证明。

（3）加大支持力度，让失地农民参与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服务工作，拓宽就业渠道。

（4）组织失地农民以股东、交易、管理或服务等形式参与批发市场经营，实现再就业

3.9 强化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

（1）尽快出台失地农民农转非政策。

（2）制定失地农民再就业优惠政策。

（3）进一步改进实物安置政策。

（4）不断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政策，维护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

（5）建立土地入股和租赁制度。用于经营项目被征用的土地，进行土地折价，全部或部分入股、租赁的方式，定额收取红利或租金，使失地农民定期分得红利或租金。

（6）实行预留安置政策。要在土地统征中安排一定比例的土地，作为安置用地，组织失地农民发展二、三产业，建市场、停车场等，这样既解决了部分失地农民的就业难问题又壮大了集体经济。

总而言之，近年来，虽然我国城市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农业依然是我国社会经济中最重要的基础产业，特别是在我国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重大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农业所起的支撑作用更是不可忽视。在这其中，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日益突出，影响到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也影响到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正确认识农村城市化对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对提高与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胡细华 唐茂华《浅析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现状和可持续发展对策》 学术论坛 2001,2 [2] 廖小军

《中国失地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

2007,8 [3] 王作安

《中国城市近郊失地农民生存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3 [4] 段进军 陆田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对策探析》南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6,5 [5] 余厚平

《 失地农民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宁夏社会科学

2005,3 [6] 韩纪江 孔祥智《城镇化中农民的必然性及问题分析》经济问题 2011，5.[7] 范 欣 黄艳萍《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农村发展

2011，14.[8] 石丽娟《建立失地农民生活保障制度的途径》经济论坛 2010，02.[9] 武术霞《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法律机制》发展研究

2007，3 [10]张媛媛 贺立军《城市化进程中对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再思考》社会科学家 2004，2

第三篇：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研究

摘要：解决失地农民养老保险 问题 事关失地农民切身利益，是构建 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但 目前 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应该本着灵活性、可持续性等原则，构建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有效解决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

关键词：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原则；模式

农民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时，传统的做法是将其拥有使用权的土地交由子女耕种，耕种收获基本能满足老人的生存需求，可见，土地又承载着养老保障的功能。失去土地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传统的、稳定的养老保障。因此，探讨如何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构建 科学 合理的养老保险模式，不仅是保障失地农民养老无忧的迫切要求，也是赢得失地农民对城市化的支持，促进 经济 发展 必不可少的条件，更是保持社会稳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现状 分析

1．养老保险政策设计上的缺陷是失地农民参保率低的主要原因。一是养老保险政策缺乏一定的强制性。调查显示，政府强制要求失地农民参与养老保险的仅占8．3％。失地农民由于受多种因素制约，理财能力不足，养老观念相对滞后，无法对自己的养老问题作出合理的安排。因此，仅靠“自觉”使更多的失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是很困难的，政府在制定合理的养老保险政策的基础上，应加强引导，目前的养老保险政策还应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以确保失地农民养老无忧。二是个人缴费比例过高。调查显示，39．9％的失地农民因为个人缴费比例太高，而无法参加养老保险。农民失地后，一方面由于非农就业技能缺乏等因素使收入水平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粮食、蔬菜等自给条件丧失，生活支出普遍上升。失地农民的缴费能力极为有限。不少地方在设计失地农民缴费比例时认为个人负担部分可从安置补助费支付，但现行征地补偿标准普遍偏低，不足以支付养老保险费用，即使部分地区的安置补助费能支付也会对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 影响。因此，各地在确定个人缴费比例时应充分考虑失地农民的现实，使他们不致因负担过高而无力投保。三是保障水平过低。调查表明，有22．1％的失地农民因为保障水平太低，政策缺乏吸引力而放弃参加养老保险。目前各地的养老金发放标准多在二、三百元，有的地区不到一百元，这种养老金水平在当前 农村 消费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刚刚能维持温饱。另外，农民失地后最终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转化为城市市民，城市消费水平和物价水平都远远高于农村，靠这点微薄的养老金要想在城市实现“养老无忧”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前的保障水平过低，不能真正保障失地农民安享晚年成为制约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广泛开展的原因之一。四是保险层次单一，满足不了失地农民不同层次的保险需求。比较富裕的失地农民希望将来的保障水平能高一些，即使个人负担的绝对金额高一些也无所谓，只要能真正实现养老无忧；经济状况较差的失地农民则由于受个人缴费能力的制约，只求将来能保温饱。但目前各地养老保险大都缺乏层次性，致使部分失地农民因保险层次过低不愿投保，部分失地农民又因缴费负担过高无力投保。

2．实施过程中的不足降低了失地农民参保积极性。一是宣传不到位，影响养老保障工作的开展。调查显示，有高达43．3％的失地农民不了解当地的养老保险政策，54．2％的人表示了解一些，仅有2．4％表示非常了解。可以想见，即使当地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确实能够保障失地农民利益，43．3％的不了解这一政策的人恐怕也不会从腰包里掏钱出来买保险，政策的实效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有所了解的人群中，通过“政府宣传”了解的仅占43．8％，近六成的人则是通过其他渠道了解的，这又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了解不全面的可能性。二是养老金不能足额、准时发放，影响失地农民参保积极性。不可否认，56．5％没有参加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人中，有一部分对此是持观望态度的：如果这一政策实施情况良好就参加，否则继续观望或转而求其他。调查表明，参加了养老保险的失地农民有32．7％的人不能足额领到养老金，40．5％的人不能准时领取到自己的养老金。这表明拖欠失地农民养老金已成为比较严重的问题，这种状况不仅会影响到老年失地农民的生活状况，而且会挫伤尚未参加养老保险的失地农民的投保积极性。三是实施过程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缺失，使失地农民对养老保险缺乏信任。因为对养老保险制度不放心而拒绝参加的占受访人数的25．7％，我们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失地农民养老观念滞后、政府又未能很好的宣传从而导致失地农民对这一制度不了解；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运作中，失地农民被剥夺了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导致失地农民对这一制度不放心。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的缺失使失地农民对养老保险的“保险度”产生怀疑，影响养老保险工作的开展。

二、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构想

1．“分年龄、广覆盖，低水平，多层次”的保险模式。“分年龄”就是对不同年龄段的失地农民应区别对待，总的原则是“高龄优先”，即年龄段越高的群体享受越多的养老照顾。具体做法建议以分四段为宜。一是征地时已达退休年龄的：一般而言，达到退休年龄的人(一般以男60周岁、女55周岁为退休年龄)，通过劳动满足自我生存的能力大大下降，这一年龄段的农民失地后靠打工和经营的能力更是处于劣势，自我养老能力更弱。因此，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应向这部分老年人倾斜，在养老保险费用分担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尽可能的使他们能够享受养老保险。对已达退休年龄的失地农民由地方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为其一次性交纳15年养老保险统筹费，个人帐户部分以不超过安置补助费为限缴纳，从次月起开始按月发放养老保险金。二是处于“4045”(男45周岁、女40周岁)——退休年龄段的：这部分失地农民由于 学习新的劳动技能的能力下降，非农就业困难，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可由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为其一次性缴纳15年的养老保险统筹费，但个人帐户不享受退休年龄段的待遇。三是18岁－“4045”段的：这部分失地农民正处于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黄金年龄段，对这一部分失地农民应办理“农转非”，加强劳动技能培训，开拓新的就业途径，引导他们加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四是18周岁以下的：对在征地时未满18周岁的被征地人员或在校学生，给予办理“农转非”，当其进入劳动年龄或学习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作为城镇新生劳动力同等对待。“广覆盖，低水平”就是要使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惠及尽可能多的失地农民，但由于失地农民自身的投保能力和国家财政补贴能力有限，只能给他们提供较低水平的养老保障。调查显示，大多数失地农民对这种模式是接收的：64．5％的失地农民愿意参加个人缴费较低、未来领取的养老金也较低(仅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养老保险制度。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既考虑了当前国家财政负担能力，又考虑了失地农民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能力，有利于使更多的失地农民享受养老保险。但在实际操作中，必须把握好“低”的限度：能够保障基本生活。“多层次”就是要针对失地农民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缴费标准和享受标准。确定不同的个人缴费标准，交费越高，将来领取的养老金就越多。既使缴费能力不高的失地农民能够参加养老保险，又使缴费能力较高的失地农民能够享受较高养老待遇。

第四篇：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研究

李飞，钟涨宝2011-11-0

4摘 要：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认知变迁缓慢，未能完全内化城市社会交往规则。在交往结构方面，失地农民正在从以地缘为特征的社会交往逐步变迁到以职业为中心的社会交往。总体而言，呈现出认知变迁滞后于行为本身的变迁，为此，应从城市规划和职业系统两方面入手促进该群体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交往系统。

关键词：城市化，三农问题，失地农民，社会交往

一、引言

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发展的加速期，但在城市化迅速推进的同时，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中国有大约4000多万失地农民。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字表明，目前全国1/3以上的群众上访归因于土地问题，而其中60%左右直接由征地引起，失地农民问题已经由局部社会问题扩展为全国性的社会问题。正确认识与处理好失地农民问题，不仅有利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更关系到社会公平和稳定，关系到城市化进程中和谐社会的建设。城市化在社会空间上表现为城市对传统农村社区的接替，在社会主体层面上直接表现为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嬗变和转型。农民不论是否愿意，都得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中、从相识的农村熟人社区中剥离出来，去面对陌生的城市生活。由于失地农民多半属于被动城市化，制度身份的转变并未及时带来自我认同的转变，其面对的文化震荡具有不可抗拒性，在城市适应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心理过渡与调适，导致失地农民在城市生活中诸多不适应。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社会交往方面，失地农民往往需要历经多年才能真正实现观念的变迁和行动的改变。而社会交往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普遍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对个人与社会均有着重大的影响。了解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现状，发现其变迁规律，对于推进失地农民社会交往的城市融入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而从长远看，对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具有重要的发展意义。

二、调查地点及资料收集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08年8月至10月在江苏省扬州市进行的失地农民调查。调查选取了两个典型失地农民社区－－L社区和J社区。其中，L社区是扬州市最大的农民拆迁安置小区，社区占地面积26.9公顷，现已安置住房3100多套，入住居民7000多人。L社区党支部、居委会于2005年8月正式成立。J社区是2002年因土地商业开发建设的失地农民安置小区，由原村委会管辖。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调查无法进行概率抽样，因而采取了配额抽样的方式。根据已有的资料和研究，在样本选择时，除考虑被调查对象的性别构成、年龄构成、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分布4个因素外，还充分考虑了异质性、分析方法和经验性判断的需要。调查发放问卷300份，获得有效问卷283份，其中J社区139份，L社区144份，有效回收率为94.3%。受访者平均年龄44.33岁，户均人口数为4.16人，户均非农业户口0.58人；2007年，家庭总收入平均为5.18万元，其中，工资性收入3.68万元，财产性收入0.79万元。

三、结果分析

（一）交往认知

在对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的经典研究中，滕尼斯提出了“公社”与“社会”这一对理想型范畴。在前者那里，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亲密的、不分你我的私人关系基础上；在后者那里，他们的联系则是建立在目的、利益及以此为条件的人们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的基础上。前者基于生活的统一性原则；后者则基于自由与理智的思考。传统农业社会是“公社”的表现形式之一，现代工业（城市）社会是“社会”的典型表现形式。在这两种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中，人们社会交往的观念和结构存在巨大差异。在传统农村社会，人们的职业场域与居住场域重合，传统的农业生产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人们的社会交往多以地缘、血缘建构封闭性的稳定的社会联系。同时由于农业生产不需要过多的分工与合作，人们的交往的工具性不强，多是情感性交往。但在现代工业社会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那么，失地农民由传统迈向现代的过程中，物质变迁的同时是否发生了社会交往意识的变迁？统计显示，失地农民已经或多或少呈现出了社会交往认知变迁的趋势。在情感性交往方面，49.4%的人认为当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感情投入越来越少，同时54.8%的人认为越来越肤浅，流于表面；在工具性交往方面，66.5%的人认为越来越势利，52.3%的人认为越来越讲究效率，注重结果。

城市环境虽然对人际的社会交往有着诸多的负面影响，出现交往异化的可能，但对社会交往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尤其表现为交往选择性的加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交往的主体选择性受到很大制约，个体的人没有交往自由，人与人之间不是平等关系，尊卑有别、长幼有序，限定了特定的交往对象和刻板的交往礼仪。现代城市社会，居民个体自由得到尊重，社会交往受到的约束性大大降低，交往的主体选择性加强了。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中，可以选择不同的交往对象，采取不同的交往方式，也不必拘泥于某种特定交往礼仪，只要遵守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都不会受到太多的限制。就交往自由这一点而言，失地农民已经认识到，54.8%的人同意“人与人交往越来越自由”的观点，而不同意的只占18.7%。社会交往工具性和自由度的增强，在另一方面则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交往信任危机，57.3%的失地农民意识到了这一点。

为了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交往认知，我们对社会交往认知6个指标进行赋分，将每个指标的选项“很同意”赋为5分，“比较同意”赋为4分，“一般”赋为3分，“比较不同意”赋为2分，“很不同意”赋为1分，得分区间在6－30分，得分越高，说明交往认知越趋同于城市社会。数据统计表明，失地农民社会交往认知得分均值为21.90分，标准差5.12，属于一般水平。也就是说，在进城多年后，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观念仍未完全城市化。

（二）交往结构

失地农民进入城市之后，原有的社会交往必然受到影响.特别是原有的以地缘为特征的社会交往被迫减少.那么失地农民是如何处理的？是维持与原有的村民交往，还是放弃？是开拓新的社区人际交往.还是如大多数城市人一样，漠视邻里关系.而以职业为中心构建社会交往？与社区其他居民的关系是交往，还是保持距离？这些都是转型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从我们的调查看，失地农民与邻居的交往比较频繁，有38.5%的人表示经常和邻居串门聊天、拉家常，从不串门拉家常的只占6.7%。当然不同的社区与邻居交往的方式有所差异。虽然邻居间的交往仍然存在，而且相较于典型的城市社区邻里之间的交往可能更加丰富，但可以发现，受城市性的影响，失地农民以传统农村社区为依托的熟人交往开始减少，事本主义、角色化的交往开始增多，特别是出于经济适应的理性选择以职业角色为中心的交往开始成为社会交往的重要场域。多年的城市生活已经在逐渐地解构着传统农业社会的身份交往，亲情化的、拟亲似的交往逐步减少。只有31.1%的表示和以前的同村村民经常交往，绝大多数只是很少或者偶尔的交往。熟人社会身份交往的衰弱还体现在与社区其他居民的交往上，33.2%的表示很少与社区其他居民来往，经常交往的只占16.6%。而与此同时围绕职业展开的社会交往开始增多，“同事”这一概念走入失地农民的话语体系中，为了获得职业成就而展开的各种工具性交往为失地农民所熟悉。

从这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社区不再是职业的场所，社区交往的重要性减弱，社区交往开始衰退。统计结果显示，42.0%的人认为和以前同村村民的关系疏远了，认为关系亲密的只有17.0%，与社区其他成员的交往停留在表面层次，亲密度自然不高，68.5%的人认为与社区其他居民关系一般，认为很好的只占5.2%。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失地农民的交往结构正在发生变迁，特别是对那些已获得稳定职业的人来说，他们已经开始以职业为中心建构自己的社会交往网络。从这点说，失地农民正在逐步适应城市社会交往。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江苏省扬州市两个失地农民社区为例，运用问卷调查法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现状进行了描述，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在被动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认知变迁滞后。在失地多年后，未能完全内化城市社会交往规则。

第二，在交往结构方面，失地农民正在从以地缘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交往逐步变迁到以职业为中心的社会交往。

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提出的文化堕距理论认为，文化在变迁时，各部分的变迁速度并不一致，一般来说，总是“物质文化”先于“非物质文化”发生变迁，而在非物质文化中，首先是制度，其次是风俗、民德变迁，最后是价值观念变迁。结合本次调查，失地农民的城市化也呈现出了这一特征，失地农民在身份、居住方式、职业等众多客观方面实现了变迁，虽然这些客观方面的变迁也需要一定时间积累，但相较于观念的变迁还是快一些。就社会交往本身而言，不少失地农民虽然开始以职业为中心建构社会交往，但其交往认知却还呈现出传统社会的特征。

为了推进失地农民社会交往的城市融入，提升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水平，一方面，应从城市整体发展规划入手，在城市居民住宅规划区域内，以大集中，小分散（集中到城市一定的居民住宅区域内，分散在区域内各居民住宅小区里）的安置策略，使失地农民尽快融入到城市社会网络当中去。从而增加该群体与其它阶层或群体的接触机会，习得并内化城市交往规则。另一方面，可从职业系统入手，完善城市劳动力市场、培训提升失地农民人力资本，促进失地农民就业，从而提升该群体在职场中开展社会交往的机会，以完成交往认知的最终变迁。

第五篇：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研究【论文参考】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研究

【摘要】自古以来，农民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自己一力承担，但如今，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靠土地为生的农民他们失去土地，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来源与生活保障。对于日益突出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中，如何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使其老有所依，成了影响社会繁荣与稳定的关键，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城市化； 失地农民；养老保险

1.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使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

土地对于农民而言，不仅仅只是土地，更多的是土地所带来的各种权益。失去赖以安生立命的土地，使失去土地农民形成一个特殊的人群在社会中游离不定。据有关方面的预测：1997年至2010年，耕地减少面积至少1．6亿亩，其中建设占用4500万亩，生态退耕6000万亩，灾毁2500万亩，农业结构调整占用耕地3000万亩。2020年我国失地农民总数将超过1亿。在全国众多的城市中，浙江省台州市也在这进程中不断繁荣发展，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物质利益同时，失地农民问题也随之而来，那么台州这个城市又是怎么来看待该问题，如何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妥善解决呢？

1.1失地农民的形成与发展

失地农民的产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一部分群体。失地农民，即具有农村户籍,因失去土地及土地上着的包括财产权利、基本生活保障权利、就业权以及一系相关权利,被人雇佣从事非农职业的一类特殊社会群体。在我国主要是因指那些因城镇建设、经济发展、公益性事业所需依法征占土地后由于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而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农业户籍人员。需要说明的是文所写的失地农民包括全部失地和部分失地两种。被征收的土地全都属于基本农田。

1.1.1城市发展与失地农民的形成土地是城市的依托，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必然要有一定的土地作为保障。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部分农民必然失去土地，向城市转移。城市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城市数量的扩大，另一方面表现为原有城市规模的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据统计，2002年，我国城市人口为5.02亿，城市化水平为39.09%。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不仅需要建立大量的新城市，而且也要求现有的许多城市不同程度地扩大规模，调整城市行政区化，将一些城市的郊区、郊县变成城市的市区。

在这样的前提下，城市不断向外扩大、延伸，城市周围的农村则不断被吞并吞没，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转往城市发展。因此，城市规模的扩大是城市化的必然现象和普遍规律。

1.1.2开发区建设与失地农民的形成为了经济的建设与繁荣，国家积极鼓励招商引资，开发建立各个开发区。

在我国的开发区主要是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园区等各类区域的总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发区建设便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虽然各级各类的开发区在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带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却占用了大量的土地，尤其是耕地与农田，从而导致了大量失地农民的产生。据建设部公布的资料，截至1993年，中国大陆县级以上的开发区已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比当时中国城市用地面积总量1.34万平方公里还多出0.16万平方公里。近

年新设立的开发区，其面积已从当年的1平方公里、几平方公里发展到现在的动辄十几、二十几平方公里。在开发区的土地中，80%以上是耕地，仅1992年，中国就净减少耕地1000万亩，且大部分被征土地并未投入开发。1992年以后，情况更为严重，一方面非农建设用地指标不断被突破，大量被征土地被“圈”后长期闲置而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却是大量农民无地可耕。

1.1.3土地管理不善与失地农民的形成土地管理的最基本原则是允许适量的耕地向非农转移，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限制耕地用途的转换只会阻碍经济发展。

然而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却把土地征用和利益享有捆绑在一起，必然导致耕地的大量流失。目前，我国的征地制度是以土地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征地补偿理论和制度设计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征明显。其主要特征是政府用行政命令代替市场机制，由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的过程，不是一个平等的产权交易过程，而基本上是一个行政强制性的过程。土地的买卖不是由农民决定的，农民即使要卖土地，也没有与买方平等谈判价格的权利。农民的土地一旦被征用，即变为国家的土地，然后由国家将它划拨或以市场价格出售给土地的开发商或使用者。在目前的中国，谁手里有土地谁口袋里就有钱，因此，当地方财政收入跟土地征用紧密挂钩时，作为土地持有者的地方政府便会在经济利益的强烈驱动下，大量并大肆强行征用土地。此外，当前体制下，作为政府管理者与执行者的政府官员的升迁与其在任内所做的贡献密不可分，而考核的最主要指标是GDP、经济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为了提高名望，做出显着政绩，最直接也最直观的方法就是看谁开发的土地多，造的楼房高、多、雄伟，城市规模大。于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在畸形政绩观驱使下，利用现行征地制度的不足和其掌管征地的主导权，将土地当作第二财政，以地生财，以至出现“低征高卖”现象，即一方面用计划经济时代办法低价征用土地，另一方面用市场经济的手段高价供地。对政府来说，征用农地成本与出让土地收益之间的差额就是经营土地的红利，其“利润”往往高达几倍，甚至几十倍，征地越多，所获得土地的收益就越大。而作为普通的农民，本来手头就没有多少资金，在失去土地后又无力支付起高价的房价，于是，失地农民不但未从征地中享受到应有的利益，还失去生活的基本保障。

1.2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产生的相关背景简述

众所周知，千百年来，我国农民养老靠的是家庭互助，养儿防老几乎是广大农民的唯一选择。

赡养老人，让老人安度晚年更被视为中华传统美德。即使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仍旧是这样的一种养老方式。然而，农民之所以为农民，是因为他们以地为生，以农为生，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保障，靠土地来养活祖祖辈辈。然而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征用，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失去他们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生活来源，他们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

失去土地，也就意味着失去生活来源，如何生存下去便是失地农民首先考虑的问题。年轻的、能劳动的人也许不愁生活，但是作为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呢？以及当哪一天年轻的一辈也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又该怎么生存下去呢？同样作为没有土地的城镇居民却没有该种忧虑，因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便已率先建立，且覆盖面得到迅速扩大，成为城镇居民养老的主体性制度。虽然1991年，国家民政部出台了 《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在农村开展养老保险工作，但其实行的是完全式个人账户积累。很多农民的经济来源均是靠微薄的农产品收入，又加上投保的险额多，他们不愿意也支付不起。对于失地农民来说，征地的补偿费远远不够支付其养老保险，再加上无业，则其养老保险问题更为突出。农村养老保险的基本原则是：

保障水平与农村生产力发展和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养老保险与家庭赡养、土地保障以及社会救助等形式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自我保障为主，集体(含乡镇企业、事业单位)调剂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政府组织与农民自愿相结合。那么，对于失地农民，政府是否可以对其在养老保险缴纳额上给与帮助与优惠呢？2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有人受益则一定有人失益，征地给国家、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同时，失地农民们

则是以不断失去土地，却又不能从中获利，生存、就业、养老等问题不断困扰他们。

2.1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现状

城市化进程全国均在进行中，对于农村养老保险现状

2.1.1农民局限的思想观念

几千年以来，农村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在小农经济社会中，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农民只能靠土地为生而无其他谋生手段。

一旦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力，就只能靠子女来赡养，这便决定了我国农村养老方式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家庭在承担生产、消费、生育和抚养等诸多功能的同时，也发挥了巨大的赡养功能。在农村，养儿防老的思想普遍存在，特别是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增收困难，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知之甚少，农民本身的文化接受理解能力有限，对相关的养老保险政策不了解，再加上政策法规不健全、管理方式落后等因素，因而持怀疑、观望的态度，参保意识更为淡薄。

2.1.2农村养老保险参保率低，覆盖面狭窄

受传统养儿防老观念、制度、经济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制约，很大一部分农民无力支付养老保险，因此，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很小，约有90%以上的农村老年人口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目前，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总体框架中尚无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独立地位,截至2007年9月底, 我国政府公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97亿,此数并不包含失地农民。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近10年大约已累计产生了4000多万被征地农民,若从1978年开始计算,至今累计数约8300万人。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均财力还非常有限的大国,要制定一个相对统一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基本制度和政策措施还相当困难。因此,应先以解决基本生活和养老保障问题为主。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大多是另起炉灶。截止去年7月,全国已有17个省级政府或部门出台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文件,1000多万被征地农民被纳入基本生活或养老保障制度,筹集养老资金2000多亿元。我国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中若以近十年被征地农民4000多万为基数比较,已经得到社会养老保障的失地农民占25%;若以历年累积被征地农民数8300万为基数比较,已经得到社会养老保障的失地农民占12%。离在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确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之目标差距尚远。2.1.3农民经济能力有限，难以支付养老保险，且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投入不足我国实行的是完全式个人账户累积，以个人缴费为主，农民因其自身经济收入状况不景气，又加上养老保险金对于普通农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们无力支付，也不愿支付。

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我国财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投入严重不足，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财政的投入总额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此外，长期以来，社会保险资金的投入是城市重于农村，国家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投入只相当于城市的1/8，于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的压力便转移到了广大农民身上，农民支付不起高额的养老保险金，阻碍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顺利实施。

2.1.4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我国农村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主要是以政府部门的政策性法规和民政职能部门制定的实施方案为主，没有法律上的保障。

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便没有制度上的稳定性，农民与政府之间没有建立起稳定而持久的契约关系。在社会养老保险的实施过程中，便容易导致一些部门对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停留于感性上的认识，而缺乏实质意义上的共识。再加上制度运作不规范，基金安全缺乏保障，责任不够明确，政策尺度难以把握，更容易使农民对农村养老保险的持怀疑疑态度。影响广大农民参保的积极性，也阻碍了养老保险工作的开展。

2.2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产生的原因

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农民养老保险制度自1991出台以来，到1998年底，在这7年实施中，全国有212

3个县、65%的乡镇开展了这项工作，参保人数达到8025万人。

但在这之后，这项制度从徘徊阶段到停滞不前，再到有所萎缩，制度前景堪忧。为了完善农民养老保险制度，2009年6月24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2009年起，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下称“新农保”）试点。可以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制度上，已经够完善，暂时没有什么缺陷存在。但在其正式在全国进行全面开展实施之前，则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2.2.1已保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的水准有限

在新农保试点实施之前，原来已经参加旧农保的失地农民，其保障水准也是很有限的。

某一地域失地农民被保障的水准主要取决于缴费基数的参照基准。据2007年国家统计公报相关数据,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元，低收入人口标准786-1067元，而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为785元。目前，失地农民享有的社会保障主要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但也是要因地因人而异。按照中央文件精神，被征地农民按照不低于当地城镇或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为标准，分别建立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其中，主要以养老保障制度与基本生活补贴制度为主。即制定的经济标准基本是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为参照的，而这基准于当今物价水平来说显然太低。

2.2.2已保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水平区域差异较大

我国地域辽阔，各省市个地区的经济水平不一，为了适应当地的经济承受能力，因此各地参照的缴费基数标准也大不相同，某一特定区域内被征地农民所享有的社会养老保险相对水平也不同。以上一市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比例显然高于城市低保或失业保险金水平，而以上一农民人均收入为基准自然低于城镇标准。另外，由于区域经济水平的差异和地域制度文化的不同，同一省区乃至同一城市的不同地方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险水平也不同。

2.2.3政府现行相关政策存在的问题

之所以有失地农民这一群体产生是因为城市化的发展，在征地过程中，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相关利益问题，政府也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规，如《土地管理法》，各省市也出台相关的土地征用管理条例等。但在这些法律法规中，我们可以看出，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偏低与征用耕地机制不够健全两方面问题。《土地管理法》规定：

被征收土地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自行制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用为该土地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6至10倍,安置费为4至6倍。由于补偿标准制定过低,绝大多数农民不满意,而且一些村镇补偿标准因为征地用途、耕地年均产值、计算倍数等不一样而相差悬殊。因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不但不一，还普遍偏低，即便是想上访也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采取的补偿措施基本上都是一次性付清的方式，这样的方式虽然使失地农民暂时手头有了一定的资金，但这少量的资金却又难以满足土地的市场价值，致使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利益得不到足够体现,养老权益更是难以保障。此外，地方各级政府在征用土地时，大多采用直接授权委托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来完成征地计划与任务, 缺少其他相关部门的参与,没有直接接触被征地农民，无法充分了解和掌握失地农民的真正需求及在生产、就业、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情况。再加上，被征地农民缺少对法律意识的缺乏与广泛参与，更是使其相关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及时有效地维护和保障。

2.2.4政府执行不到位，缺乏有效监督

对于失地农民的相关利益能够得到怎样的妥善解决与安置，与政府的执行能力密切相关。

由于土地具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作为土地真正拥有者的政府与政府的代表者的官员们，在诱人的经济利益与物质诱惑的驱使下，为了自身的晋升与名望，积极做出一番政绩，而在畸形的政绩观念影响下，政府的寻租行为便悄悄滋生繁衍。本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反而成为为己谋私利的带头人，利用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公然公开与市场占有者勾结，提高房产市场价格，降低对失地农民的补偿。

然而在实际中，不难发现很多地区地方，国家给失地农民的赔偿款也难以真正落实到失地农民的手上，即使是赔偿到农民手上，也是零星碎甲，更多的则是被政府冠以各种堂而皇之的名义给挪用。加上对赔偿款的使用缺乏有效的跟踪监督服务机制，使一些政府在实际执行中无所畏惧，暗箱操作屡屡发生，且没有真正有力的手段来阻止，从而使失地农民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因征地补偿费的缺少，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也遭到严重的影响。另外，失地农民的养老资金在筹集方面本身就存在诸多困难。

《指导意见》规定“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资金由政府、集体和个人共同出资筹集。其中,政府出资部分不低于保险资金总额的30%,资金可作为土地补偿项目,列入土地征用总费用,集体承担部分不低于保障资金总额的50% ,资金从土地补偿费中列支,其余20%由个人承担,从征地安置费中抵交”在试点实际探索过程中,发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一些乡镇政府、村组织为了少生事端，则尽量满足失地农民的眼前利益，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费一起分发给被征地农民,而使村集体承担50%的资金断了财源,无处列支。二是土地管理部门为了能够如期完成征地计划和任务,没有坚持“先保后征”原则,而是采取“先征后保”，致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资金不能及时足额转入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账户。三是大部分失地农民养老观念滞后,在一次性得到征地补偿款时，没能从长远打算，主要将其用于日常生活补贴，坐吃山空，而为用于养老保险费用。

3解决好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的对策建议

养老保险是每个人最为基本的保险，解决好养老问题，也就意味着失地农民老无所忧，从而更好地配合国家各项发展政策的开展与落实。

针对于上述所存在的问题，为了妥善解决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结合台州实际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确保失地农民老有所养 法律是执法的依据，是强有力的保障。

因此，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对于保障我国失地农民的合法利益是迫在眉睫的事。若要依法执政，则必须有法可依。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不但可以规范农村养老保险机制的运作，还能增加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信任，如果出现有关养老保险方面的诉讼，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均能依法进行仲裁或判决。同时也是明确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地位，关系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保值增值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在应借鉴外国发达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制定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使其真正步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确保其老有所养，老有所依。3.2加大农村经济发展力度，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我国当前仍旧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尚处于落后阶段。

对于我国农村来说，广大农村的经济发展还是很落后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农民是没有能力去参加养老保险的。因此，只有加大农村经济发展力度和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加快促进我国农村农业的经济发展，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农民的生活才能有所提高，农民富裕了，才有能力去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失地农民在其土地被征用后，若是其村的经济较好，那么，他们的养老保险也就不存在多大的问题了。

3.3建立完善就业保障机制，确保失地农民失地不失业

土地对于农民而言，既是生活的基本保障，也可以说是一项工作。

失去土地，也就意味着失去工作，也就是失地又失业。而对于靠土地为生，没有其它技能所长的失地农民来说，怎样解决其就业问题，保障其生活，也是政府部门予以关注的问题。失地农民若得不到妥善安置，他们游荡流浪在社会各个角落，给社会治安与维持社会稳定造成不小的影响，因此，需建立其完善的就业保障机制，给失地农民无偿提供岗位技能培训机会，使其能有一技之长，生活有所保障。此外，台州已在2007年对失地农民实行“小本贷款”扶持其创业取得显着成效，这也为今后更好地帮助失地农民再就业提

供了借鉴。

3.4加强政府政策执行能力，完善监督机制

政府的执政能力对于政策法规的有效执行影响是重大的，在相关的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如何有效为民服务，为民请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对于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问题，政府要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这不仅仅是稳定社会稳定的体现，更是一个执政部门执政能力的最有力最直接的体现。同时，在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管理上应坚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征管与运营相分离的原则，即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农村社会养老资金的征缴和管理。并建立开放式的监督机制，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监管力度，充分保证资金安全。从而使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工作的开展与持续有效、规范进行。

3.5加强养老保险宣传工作，提高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

我国农民因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普遍认为养儿防老才是可靠的养老方式。

计划赶不上变化，因社会养老保险周期长，大部分农民害怕政策突然改变，到时兑现不了，投保的辛苦血汗钱打水漂，都不愿投保。因此，要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宣传工作。由于农民所受的教育程度有限，部分老年人为文盲或半文盲，则可通过宣讲会、村支部讲解、送法到家等形式来加深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认识。通过广泛深入地宣传，让农民充分认识到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不仅可以使自己的老年生活有可靠的保障，而且有利于家庭和睦幸福，减轻下一辈人的赡养负担，改变其传统观念，使其在思想上接受，进而在行动上积极参与。

4结束语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其核心内容和生命工程。

在全球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的21世纪，人口老龄化情况也已出现危机，而我国社会保障的重点便是要解决养老问题。对于失地的农民来说，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在感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够老有所养，有所依是其最为关心的事。再加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更是要着力解决好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问题，协调好人民内部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