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规制收入分配差距的思考

第一篇：合理规制收入分配差距的思考

合理规制收入分配差距的思考

[摘要]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非常突出，国民收入分配的改革已势在必行。收入分配政策不仅涉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分配的关系，而且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关系。财税制度是调节国民收入的重要手段。深化收入分配的改革，调整财税分配政策，加快财税法制速度，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对于我国社会的安定团结和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完善；财税法律；合理规制；收入分配

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O.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几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O.5，这是非常严重的信号。应当充分认识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的严重危害。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而且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成因

(一)经济改革尚不到位，收入分配不公有所扩大

资源价格改革滞后，形成资源级差收益。资源定价制度不合理，没有正确反映资源的市场供求关系，也没有正常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生态环境成本。一些资源性行业企业以低成本甚至无偿使用矿产、土地、水域等国有资源，侵占了正常经营收益以外的资源收益，形成不合理的级差收益。同时，垄断行业缺乏市场竞争机制，企业依靠垄断获取超额利润。由于多方面原因，有些领域没有引入公平竞争机制，一些垄断行业市场准入门槛过高，一些企业依靠垄断地位获得超额利润，其中有相当部分利润以各种形式转化为企业的工资福利。一些行业市场准入门槛过高，挤压了民营经济的市场空间，固化了行业收入差距拉大的格局。此外，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分割，抑制城乡收入同步增长。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长期滞后，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派生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尚未打破，由此导致农村生产要素持续流失，对农业的资金技术支持明显不足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

(二)收入分配改革滞后，收入分配政策不配套

首先，收入分配政策导向不明确。到目前为止，我国既没有出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和配套改革方案，又缺乏长远规划和总体统筹考虑，尚未将中央关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大政方针细化为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已出台的有关政策，多为治标不治本，对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这“两个比重”缺乏量化的目标要求。其次，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不合理。现在我国不少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定得偏低，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再次，企业工资协商机制不落实。目前，我国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名存实亡，不仅工资协商制度覆盖面小，而且普遍存在企业履行难的情况。

(三)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调节收入分配力度有限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全面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缓慢、体制建设滞后，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社会保障水平比较低。虽然城乡居民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最低生活保障线和贫困线过低，比世界银行规定的贫困线还要低50％以上，因而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非常有限。

(四)税制结构不合理，难以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

直接税比重过低，调节收入分配功能薄弱。1994年实施的税制改革，由于过于注重税收组织财政收入的功能，忽视了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因而强化了税收组织收入的功能，弱化了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在现行税制结构下，偏重于组织收入功能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间接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偏高，而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直接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偏低。2009年全国间接税、直接税收税分别占全部税收的28.8％和27.7％，而作为目前调节居民收入主要税种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仅占全部税收的6.3％。这与世界发达国家以直接税为主(约占全部税收收入的70％)、间接税为辅(约占全部税收收入的30％)的税制结构及其发展趋势正好相反。

个人所得税分项征收，难以加大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现行个人所得税采取的分类征税模式，对不同类型所得采用不同的适用税率、费用扣除标准，现行税负相关很大，劳动所得税负重于非劳动所得。由于实行分项征收，可以多次扣除费用，易使高收入者、多来源收入者分解收入、隐蔽收入，又不能对高收入者综合征收超额累进税，无法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造成低收入者税负较重、高收入者税负相对较轻的现象。加之税收征管存在漏洞，使得工薪阶层负担了个人所得税税额的60％以上，难以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

税制结构不健全，缺乏调节力度大的税种。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对调节收入分配力度较大的财产税，如房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等。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在我国遗产和赠与税尚未制定出台，房产税的征收范围又太窄，我国的房产税名义上是以房屋财产为征税对象，但实际上其征收范围仅限于城镇的经营性房屋，即按经营性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税。对于拥有多套住宅、豪华别墅的富人，只要其房产不属于经营性住房，包括非出租用房，就不用缴纳房产税，因而没有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由于税制结构不合理，缺乏调节力度大的税种，难以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二、完善财政税收法律制度的设想

(一)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完善财政法律法规

现阶段合理调节财政分配，加强财政法制建设的重点应当是：理顺财政分配关系，加强宏观调控职能，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矛盾，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和谐社会建设，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l.制定《国民收入法》

《收入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第一，有关组织国民收入的基本原则，比如组织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的基本原则、基本程序和基本比例关系。第二，有关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比如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基本原则、基本程序和基本比例关系。第三，有关确认各种分配比例关系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和基本程序，包括积累与消费分配比例、中央与地方分配比例、地区间城乡间阶层间分配比例、按劳按资按能分配比例、经济增长与工资增长以及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分配比例等等。第四，有关监督政府和部门执法评价机制及违法违规的责任及追责程序。比如改变地方政府考核内容与办法，增加收支的透明度，实行一票否决和追究连带领导与用人责任制，定期公布官员尤其是一把手财产家庭成员收支等事项，使监督具有可操作性和实效性。

2.制定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法和财政转移支付法，理顺政府间的分配关系，促进财政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具体设想为：

第一，及时制定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法，理顺

和规范财政分配关系。应当重新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尤其是需要确立各级政府预算内独立的收入来源和支出责任，要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加大对基层、贫困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财力支持。第二，抓紧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促进财政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了避免体制分配的负面影响，适时调整体制分配政策，改变体制分配一体化问题，在体制上对县乡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经济给予体制优惠，放宽上划比例，适当扩大地方留成比例，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3.制定公共财政法和财政支出管理法，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合理调节财政分配，促进财政转变职能，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具体方案为：

第一，及时制定公共财政法。为了合理调节财政分配，促进财政职能和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制定公共财政法。第二，及时制定财政监督法。为了严格财政管理监督，严肃财经法规，促进依法理财，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必须制定财政监督法。第三，修改和完善预算法律制度。合理调节预算分配，既是深化收入分配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公平收入分配、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必要途径。第四，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完善财政补贴制度，既是改革财政分配制度，合理调节财政分配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实现公共服务支出均等化，促进各地区、各部门全面协调发展的主要手段。

(二)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1994年3月22日，全国人大通过的《预算法》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分税制度改革，奠定了现行的财权、税收体制，但由于当时的行政和立法部门对什么是预算制度还所知甚少，因此，《预算法》在其实施之后很快就暴露出诸多问题，如政府随意更改预算、大量预算外收支、预算编制过于粗放、预算不公开、人大审议和预算走过场，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严重不匹配等。制定社会保障预算法和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法，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完善，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三)加快税收法制建设，合理调节税收分配

现阶段合理调节税收分配，加快税收法制建设的重点应当是：促进税制结构调整，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矛盾，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和谐社会建设。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制定物业税法、遗产与赠与税法，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合理调节税收分配，核心在于公平收入分配。这既是调整税制结构，加快税收法制建设的主要目标，又是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重要手段。为了合理调节税收分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需要重点制定和修改以下税收法律。

1.完善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当前运用税收调节个人收入差距，重点应当是减轻或者免除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大高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对中等收入人群实行低税率政策。另外，工资薪金与劳务报酬同属于劳务所得，在税收上应同等对待。参照大多数国家的经验，对工薪与其他个人劳务所得应实行统一税率。可以适当增大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程度，尤其是增大高收入者的税负，使高收入者作出更多贡献，减轻较低收入者税收税负，以体现公平与效率原则。同时，建立综合征收与分项征收结合的税制模式。所谓综合和分类相结合个人所得税制，是指对不同所得按分类所得税制模式征税后，然后汇总纳入全年各种所得额，如达到一定程度，再以累进税率征税的一种所得税课征制度。该模式与综合税制和分类税制相比较，坚持按支付能力课税，体现了税收的公平原则。把源泉课征和申报缴纳两种征管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既能最大限度地控制税源，也符合宽税基、减税制的指导思想，是国际税制改革的方向。

2.抓紧制定物业税法。物业税是把房产和其他资产合并起来、统一征收的税收。即将现行的房产税、城市房产税和土地出让金等的税收、收费合并集中起来，由企业单位和居民个人的房产保有者缴纳的税收。为了发挥物业税调节财富分配的功能，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必须制定物业税法。

3.完善个人财产税体系，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在我国收入分配的税收调控体系中，财产税是重要的辅助税种。要通过完善财产税体系，更好地发挥财产税对个人财产和收入分配的调控作用。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是完善财产税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健全收入分配税收调控体系的重要举措。应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充分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特点，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考虑到目前我国关于财产继承、处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许多公民在遗产处理上缺乏法治意识，又未建立个人收入申报和财产登记制度，这个制度可以缓行。

(四)建立和完善对公共资源的税收调节制度

经济全面持续协调发展是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促进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必须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有效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保护生态环境。为了完善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节约使用资源，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引导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需要制定资源税法、增值税法、环境保护税法。

1.尽快制定资源税法。在全球发展低碳经济的大潮下，推进我国的资源税改革，对于完善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引导经济结构调整、缓解中西部地区财力紧张都有重要意义。积极推进资源税改革，必须制定资源税法。

2.抓紧制定增值税法。积极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在完善增值税转型试点办法的基础上，及时制定增值税法，由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提高企业的有机构成，加快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制定增值税法。

3.及时制定环境税法。目前国内一些行业、企业的业绩高速增长，但它们的产品生产都与高污染、高耗能有关。为了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必须尽快制定环境税法。一要按照“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及时开征环境税，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二要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鼓励企业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能耗、保护环境上下功夫，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五)修改税收征管法，制定税收基本法。

加快税收法制建设，必须体现科学发展观和统筹兼顾的要求，合理调节税收分配，加强对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为了调整优化税制结构，促进税收依法治税，合理调节税收分配，有效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需要制定税收基本法，及时修改税收征管法。

1.及时修改税收征管法。从立法上最大限度地简化办税程序；要划清税收征管权限，规范征管程序，明确法律责任；要确定纳税人为自主申报的纳税主体，具有与税务机关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增强纳税人应有的权利，促进和谐税收的建设。

2.适时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要明确规范税收立法、税收执法、税收司法等方面的基本原则，促进以法治税。要调整确定税制结构，适当增设一些促进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和综合利用的税种，扩大资源税的范围。要明确规定税务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和权限、规范税收征管的主要原则，理顺税收分配关系。要明确规定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确定纳税人具有与税务机关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及时修改与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税法，如所得税法、增值税法，根据生产成本上升、物价上涨和改善生活的需要等因素，不断提高起征点，适当降低所得税率，降低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既体现税收对民生的倾斜，又维护纳税人的权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注：

①《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25条“国家依法保护法人和居民的一切合法收入和财产，鼓励城乡居民储蓄和投资，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逐步建立个人收入应税申报制度，依法强化征管个人所得税，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②《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管理办法》(1999年6月7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财综字(1997)第7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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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收入差距论文 收入分配论文

收入差距论文收入分配论文

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及在初次分配中

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意义

[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初次分配中应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初次分配不注重公平而寄希望于二次、三次分配，最终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的考察，指出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收入差距 初次分配 公平效率

一、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

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综合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基尼系数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的区间。根据2006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0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2004年为0.465，2005年逼近0.48，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分配不公平警戒线。据统计，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占有国民全部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国民全部收入的50.24%。从我国的三次分配来看，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的基础，收入差距过大主要在于初次分配中公平的缺失。

（一）二元经济体制下城乡差距扩大

随着城市改革的全面展开和城市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开始逐渐拉大。城乡差距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不公平，城乡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差距对城乡人均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也呈不断扩大趋势，近十年来均达到一半以上。

根据《2008国家统计年鉴》统计，可以看出199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8.6元，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1700.6元，收入之比为1：2.4，而到了2003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22.2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72.2元，收入之比为1：3.23，突破收入之比1：3，据世界银行有关报告，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1.5左右，超过1：2的极为罕见。可见，城乡差距是目前中国贫富差距中较为突出的问题。

据相关数据统计，在初次分配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显著，在1990年城乡居民所获得的收入比是1.3，1995年扩大到1.63，而到2004年达到2.01。可见初次分配是拉大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并且有学者指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这一差距将扩大为6:1。

（二）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我国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增速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收入差距在逐年扩大。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加强了对东部

沿海的投资，使东部沿海在国家投资中的比重达到了50.6%，大大超过了1953年到1980年期间40.6%的水平。

据统计，1997年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城镇居民收入之比为1.46:1:1.03，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55:1:0.73。2007年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城镇居民收入之比为1.49:1:0.98，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48:1:0.88。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与东部的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总体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都比较大，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更严重。

（三）行业收入差距拉大

1978年以来，处于最高工资水平的是电力、煤气、供水及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业等，处于最低工资水平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和农、林、牧、渔业。按行业大类计算，2005年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之比为3.88:1。近年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差距呈扩大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不断扩大。

“十一五”期间，电力、煤气、供水、铁路、通信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率均出现了提速，高于“十五”期间平均增长率，与此同时，行业之间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这些隐形收入是我国目前难以测量到的数据。

（四）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低，职工工资水平低

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是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关系，是按照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决定的分配，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尚不完善，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资本在与劳动结合的过程中，资本在分配过程中所占有的优势地位变得更加明显，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例不断缩小。

表：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单位：亿元）

据统计，1997年至2003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8.65%升至11.89%。但是升高的幅度缓慢，而从2004年至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从11.63降至9.91，十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不升反降了。我国的人工成本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还低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转轨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水平。据2004年国家劳动局统计，“2001年中国雇员的人工成本相当于发达国家中德国的2.52%，瑞典的2.6%，日本的2.89%，法国的3.02%，澳大利亚的3.42%，英国的3.49%，美国的4.08%；相当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中韩国的6.54%，新加坡的4.98%；相当于转轨国家中捷克的14.7%，波兰的18.33%，罗马尼亚的65.87%；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中墨西哥的16.89%，巴西的30.50%，马来西亚的34.46%，泰国的59.95%。”

社会经济的增长离不开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劳动者报酬应随着企业和政府利益的增长而增长，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逐年上涨才是合理与正常的现象。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不升反降的非正常

现象反映出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的趋势，实际上是社会不公在财富分配领域的反映，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结果和反映。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1990年至2000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从15.9%降到11.9%，2006年，全国在岗职工工资总额23265.9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在GDP高居中国榜首的广东，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更低，珠江三角州多数民工工资，6年未见提升，一直在600元左右，约为美国平均工资的5.6%。近些年来，有些企业只见利润增加，不见工资提升。尤其是已占城镇就业人数30 %的一亿多农民工，其工资十分微薄。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主要在私营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劳动时间周平均为56.17小时，比规定的劳动时间多出40 %，小时工资仅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40 %、国企职工工资的30 %。”

据有关资料显示，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 %，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的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近30年的时间，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而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 20、日本的1/ 2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 20 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

二、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意义

有学者提出“公平与效率之间不存在谁优先、谁兼顾的问题，两者是完全统一的。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就没有公平。”本文认为，在初次分配中，公平与效率之间是双向互动关系，两者互

为条件、相互促进。首先，公平是促进经济效率的前提，只有在相对均等、规则相同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市场竞争充分有效；其次，效率有助于公平水平的提高，效率为公平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

（一）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须更大程度地体现公平。邓小平同志指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既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提高以公平为目的之效率，又要走出一条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之路，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最好诠释。

（二）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公平与效率是社会发展的两大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

须既要追求经济效率，又要体现社会公平。我国非常重视收入分配和公平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社会更加和谐”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多方面体现了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什么是和谐社会？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标志着我国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也标志着党和国家在社会发展价值取向上的转折。

（三）初次分配是实现公平分配的基础，必须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初次分配在三次分配中是基础性分配，涉及的范围大、面广，分配的格局在初次分配结束后基本上已经成定局，如果在初次分配阶段已经造成了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想通过再分配的手段来进行调节其力度将不大。因此初次分配阶段应该重视收入差距问题，考虑合理的公平，以实现初次分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首先，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是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效率的高低决定公平的实现程度，经济效率的提升是社会物质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社会发展的根基，公平的规模和程度不能超过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只能随着效率的提高而提高。

其次，公平是效率的保证，由于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由

人的积极性引发的创造力是一切效率的源泉。”公平是效率的保证，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体现为工资、财产性收益等的公平分配，最终可以以货币衡量，初次分配的公平应当是同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相同的生产要素获得相同的收入，分配越公平，人的积极性就越高，效率也就越高。在初次分配中贯彻公平原则就是要建立、健全公平竞争的统一规则，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严惩各类非法经营等。

国内流行的观点认为，初次分配可以讲“效率优先”，再分配再讲注重公平。这种观点显然认为调节分配只能靠二次分配，而不是依靠一次分配。在我国，分配不公主要产生于初次分配，例如近年来一些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甚至也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对劳动者过度剥削，将工人、农民工的工资压得很低，并且一直维持不变。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流行的分配改革中，高层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拉大到十余倍甚至更高，电信、电力、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所有这些都属于一次分配的问题，如果初次分配未能解决好公平问题，再分配将很难扭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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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关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关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摘要：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现状，收入分配差距大形成原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问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改革的现状，改革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何解决相关问题并希望出台具体方案。关键词：收入分配制度 差距 改革

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悬殊的现状众所公认，据统计，1985年到2009年以来，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之间的人均年收入差距从1985年的2.9倍扩大到2009年的8.9倍，且中国的收入差距还有扩大趋势。事实上，从国际上通用的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已突破社会容忍的“红线”——0.4。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就意味着财富已过度集中，收入差距日益明显。

造成今天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就其中的某一原因进行分析和研究，那就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专家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4个重点，分别是垄断行业的改革、解决政府官员腐败问题、消除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问题和改善弱势人群的发展条件。

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现在行业利润高度不均，垄断行业的收入远超一般行业，包括资源性和垄断性行业，比如石油、天然气、煤炭，以及金融等，这些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合理。

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因为管理存有大量漏洞，导致公共资源流失、漏出、腐败，结果富了少数人，一般老百姓享受不到，有少数人富得非常快，但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不清楚，很多是非法收入，或者没有办法界定来源的灰色收入，这些因素对扩大收入差距，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公共医疗、教育等资源的分配不均等，这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比如两亿多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但是根据统计局的调查，外出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比例非常低，去年工伤保险覆盖率最高，是23%，医疗、养老保险都只有百分之十几，失业保险8%。而没有被覆盖的又恰恰是就业和收入最不稳定的人群，也都是中等以下收入或低收入家庭。

温总理曾言，“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的确如此，收入悬殊会造成很多负面后果，而且负面后果会非常严重，特别是一部分收入的分配是很不正常、不公平的，会导致老百姓不满，导致社会不稳定。此外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没有社会保障，生活和就业非常不稳定，很难享受到公共服务，长期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来回流动，这对社会稳定是不利的。他们要承受很大的风险和压力，老人、孩子留在农村，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很多人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平常有工资收入可能还好一点，一旦没有工作了，或者生病、出了工伤，生存就成问题了。过去老的农民工还可以回去种地，但是现在年轻的农民工，很多都不可能回去种地了，如果不通过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现在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缩小收入差距，比如调整个税起征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进社会保障全覆盖，但这些措施相对于收入悬殊程度，作用是有限的。它们有可能起到缓和收入扩大的速度的效果，但是要改变收入差距的状况，使它恢复到合理差距上来，光靠已有的改革还远远不够。包括社会保障，这几年推进力度很大，但是两亿多农民工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被覆盖，所以这方面的改革仍然没有到位。更不用说灰色收入问题、腐败问题，它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变革，不是靠完善社会保障，增加转移支付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政府管理体制、财税体制等的改革。

当然，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我们一直在努力。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任重道远。其背后有长期积累下来的发展不平衡，如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也有相关体制机制的障碍，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都有待完善；更有分配制度本身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更好的协调与设计来逐步解决。

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的闭幕会上，通过了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政治决议。会议强调，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实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温家宝总理也表示，今年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要在任职的最后一年中把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作为首要工作。

殷切的希望收入改革制度方案早日出台，可以全面到位的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而且我希望收入分配改革并不是简单地给大家涨工资，而是一项涉及到多方面的综合性体制改革。比如，关于资源性收入和垄断性收入问题，就会涉及到资源税改革，我们过去有这方面的改革，但是力度不够；对于国有企业红利上缴问题，特别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改革的力度还要更大，有必要考虑是否征收垄断利润调节税。对于土地出让收入的分配和使用问题，现在很不透明、很不规范，这就要从土地出让制度及房地产税来推进。要规范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现在政府收入上升速度太快，远快于GDP的增长，但是政府的支出是否用到了合理的地方，透明度低，大家看不到，这也是亟待改革的。还有，社会保障制度涉及到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等方面，这些改革都需要推进。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变革，要兼顾各方合理诉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缩小贫富差距，需要更多地倾听民声、了解民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凝聚民众，长治久安。

其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远远不止上文提到的问题，具体方案也没有出台，具体是怎样改革，让我们拭目以待。只是希望，这次改革，不要让大众失望。

【资料来源】

1.《温家宝：今年一定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新闻网，2012-3-14.

第四篇：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调查

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调查

舒清清2012012136贸易经济

调查时间：2014年5月9号

调查地点：重庆工商大学

调查对象：城市与农村居民收入分配

调查方式：材料分析法

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及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在全国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同时，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是一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既有市场竞争形成的合理成分，也有制度性缺陷形成的不公平因素。政策的不完善、不配套，以及某些特殊政策都对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而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则没有太大的变化。这就导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呈扩大趋势。追根溯源，导致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还有很多制度性成因。

初次分配的制度性缺陷是导致城乡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从初次分配的制度安排看，重工业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历史原因，而财产性收入占比的加大和财产分布不均衡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从再分配的制度安排看，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不公平没有起到缓解收入差距的作用，且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阻碍了城乡公平劳动收入的实现。除此之外，我国产业偏向政策也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整体上还处于传统农业社会，中国的国情和面临的国际环境使得政府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为发展重工业，只有依靠农业支持工业的增长。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政府对农副产品强制实行低价收购，这就可以为工业部门提供低价的生产资料，又可保证工人及其家庭享有低价的食品供给，以实行低工资政策。资金不断地从农业部门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使我国的传统农业失去了转变为现代农业的机会。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工农业的发展严重失衡。而农产品生产的长期小规模分散经营方式不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制度因素户籍制和人为因素城市用工壁垒都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大

量的农业劳动力不得不滞留在农村内部从事高度分散的、低效率的劳动。小规模土地的分散经营，不利于农业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先进生产设备的运用和传统农业的转变，这就致使农民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支出很少，农业整体效益持续低下导致农民的收入难以提高。

二、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

1.取消户籍制限制促进城乡产业融合（1）城市化和非农化同时并举。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在城镇谋业定居，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赋予农民参与市场平等竞争的机会，让自主迁徙、自主择业、公平竞争成为农民的基本权利，以促进农民的收入增加。城市化进程实际上取决于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改革户籍制度后，农村的非农化进程；二是城乡经济良性循环过程中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因此，提高农民收入的最终解决办法是非农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有更高劳动生产率的非农产业就业，让过剩的生产能力找到用武之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治本之策。（2）加快城乡产业融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求我们必须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城市化的发展就是要彻底打破当前城乡产业分割的格局，以增加农民的收入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在城市化的产业布局中实现城乡经济统筹，以城市繁荣带动农村发展，构建城市现代产业对农业改造的有效机制，实现协调发展。既要使城乡经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又要使城乡经济社会结构全面转换，不仅要调整政策导向，而且要调整发展战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经济运行机制。

2.建立以反贫困为基准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又一个重要手段。农民是庞大的弱势群体，缺乏有效的社会安全网，其基本权益要靠社会保障来维护，这一点我国做得还远远不够。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版块，保障重心放在城市，一般不包括农村。目前我国反贫困的任务还很艰巨。农村贫困人口得不到解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不现实的。我国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农村总人口的7%以上，这意味着我国农村已进入老龄化阶段，政府要正视当前社会保障面临的难题，由中央财政担负农村教育和医疗，通过建立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不断缩小。在农村推行社会保障制度要坚持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

平，要坚持国家出资与多元投入相结合。在农村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开始时保障项目不可能太多，目前农村保障的重点应该是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险两项。

3.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实现规模化经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发展农业规模经济，首要前提就是要赋予农民长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关键是加大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流转力度。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标准，人均耕地1亩只能维持基本温饱，10亩可以达到温饱有余，100亩可以达到小康以上的生活水平，1000亩以上才可以主要依靠农业达到富裕水平。农业实现规模经营是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效益的重要途径。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主要是农户家庭，这种分散的、小地块经营，是典型的现代小农经济，与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产业化经营要求严重背离，应通过培育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来促进解决。

4.不断完善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我国现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时代，长期以来客观存在的“决策城市化倾向”应该终结。“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不仅是改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弱势地位，使农业发展有一个较好的条件，以抑制工业化进程中对农业资源过多地转移，而且也是一个国家在发展中遵循原则的转换，即由追求经济效率转向追求社会公平为主，最终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政府制定支农政策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协调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促进农民增收，在工业化进程中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政府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对农业的价格保护和补贴政策，另一方面，更要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大幅度增加科技和农业基本建设投入。通过建立建立和完善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益。增加用于“三农”的支出要符合公共财政和WTO的要求。对农业主要是用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展农业科技以及流通、信息服务等方面，帮助农民减少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减少农业生产成本，通过“以工代赈”直接转化农民收入。对农村主要是增加小城镇建设、九年义务制教育、农村卫生和农村生态保护等支出。对农民主要是增加扶贫、技术培训等支出。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把农业补贴由价格支持转向直接补贴。通过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建立粮食直补制度，压缩粮食流通环节的补贴数额，将粮食保护价与市场价差额直接补贴给农民，使种粮农民增加收入。

加大农业和农村发展投入。提高财政支农的比重。按一定比例直接向第二、三产业提取农业发展基金，向社会征收农产品消费税等，用于加快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且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

第五篇：规制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行为的对策

规制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行为的对策

[摘要]近年来，行业间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已成为我国各方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垄断性行业的收入水平远高于一般行业的现状更是焦点中的焦点。垄断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内部分配不规范等问题已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严重扰乱了我国的收入分配秩序，也限制了垄断企业经营效率的快速提高。行政垄断、所有者缺位、政府监管不力是导致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的三个主要原因。因而，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也应从这三方面入手。但在较长时期内，想通过破除行政垄断、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这两个途径来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是不可行的，改革政府监管才是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的现实选择。

（中经评论·北京）近年来，行业间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已成为我国各方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垄断性行业的收入水平远高于一般行业的现状更是焦点中的焦点。垄断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内部分配不规范等问题已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严重扰乱了我国的收入分配秩序，也限制了垄断企业经营效率的快速提高。因此，研究如何规制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有重大意义。

一、改革政府监管的可行性问题

（一）有效破除行政垄断短期内不可行

由于我国当前的行政垄断在很大程度上与所有制垄断相联系，消除行政垄断意味着国有资本要放弃对相关领域的控制，而交通、通信、金融、石油、石化等行业均为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我国不能因为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而放弃对这些领域的控制。2006年底，国资委发布《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了国有经济控制的主要领域为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七大行业。而收入分配问题成为社会焦点的垄断行业基本上都是《意见》中明确认定的国有资本要重点控制的行业。因此，较长时期内，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行业的行政垄断问题是不现实的，要想通过消除行政垄断来解决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是不可行的。

（二）“所有者缺位”问题短期内很难有效解决

“所有者缺位”是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普遍问题，多年来，关于这方面的改革探索有许多，但一直没有彻底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问题的有效办法。因此，“所有者缺位”问题在短时期内也无法有效解决。

行政垄断问题、“所有者缺位”问题短期无法解决，那么，要想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只能从监管方面人手。通过政府监管改革来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的基本思路应是：放松管制与强化管制相结合，同时还要加强立法配合。

二、放松对某些自然垄断行业的某些业务领域的管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放松管制和激励性规制理论开始在西方理论界兴起，在实践中，美国、日本、英国等国也开始对电信、运输、金融、能源等产业实行放松规制的政策，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种管制改革措施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当前不可能完全将这些垄断行业由限制进入改为自由进入，也不可能完全取消价格规制，但可以适度引入竞争，适度放松价格管制。具体来讲，对垄断行业实际放松管制，可根据垄断行业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一）科学界定自然垄断的边界，放开非自然垄断业务

电信、电力、煤气、自来水等都是自然垄断行业，但这不等于这些行业的所有业务都有自然垄断性质。在特定的自然垄断产业，总是既有自然垄断业务，又有非自然垄断业务。对垄断性业务只能由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经营，以获得规模经济，应由政府管制；对非自然垄断业务，则应实行多家企业竞争经营，以取得竞争活力，政府应放松管制。在我国当前自然垄断行业的经营体制中，自然垄断业务和非自然垄断业务仍被捆绑在一起，由国有垄断企业垄断经营，长期的行政垄断局面导致缺乏竞争，结果这类企业普遍存在运营效率低下问题。另外，由于缺乏竞争压力，这些行业的国有垄断企业可获得高额、稳定的垄断利润，而高额、稳定的垄断利润是这些行业工资水平、福利水平长期处于高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行业的企业在内部分配过程中，也不讲求分配效率。因此，要想改变这类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可适度引入竞争。通过分离自然垄断行业的自然垄断性业务与非自然垄断性业务，自然垄断性业务仍实行国有企业垄断性经营，强化管制，而非垄断性业务则实行竞争性经营，放松乃至完全解除管制，引入竞争。一旦引入竞争，从事这些业务的企业迫于竞争压力，自然会自发强化成本约束，自发提高企业内部的分配效率，这些领域的高收入、高福利、内部分配无效率等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实施产权变革

产权变革实际上是放松管制、提高垄断行业效率的一种重要途径。产权变革在本质上就是将非国有产权

主动引入国有企业，以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同时，对垄断性国有企业而言，增强非国有产权在国有垄断企业产权结构中的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相关企业过去国有产权一股独大时的高工资与高福利问题。对国有垄断企业实施产权变革可以采取以下多种方式：一是允许非公有资本平等地进入竞争性业务，或不受限制地参与垄断性业务的经营权竞争，使参与这些领域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在产权性质上实现多样化；二是出售国有资产，对现有的国有垄断企业进行存量部分的股份化改造，使其成为产权多元化的现代公司制企业。采用这类产权变革方式后，必然会增加相关行业的竞争压力，而竞争一旦形成，这些企业的收入分配问题自然也迎刃而解。

三、强化管制

放松管制途径只适用于少数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垄断行业与它们的某些业务领域，而要想在行政垄断一时无法破除、“所有者缺位”问题短时期内无法有效解决的情况下，较有效地解决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还需要依靠强化政府管制途径。强化政府管制可从价格、工资、成本等多方面来实现。

（一）加强对垄断行业的产品或服务价格管制

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垄断企业能将高工资、高福利所产生的成本通过高定价途径转嫁给消费者。这一结果与我国政府实施价格规制时所采用的价格规制模型不当有关。价格规制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投资回报率管制。这一模式的基本思想是通过限制价格使被管制企业只能得到公平的投资回报率。二是价格上限管制模式。这一模型一方面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压力不断增加，消费者从中受益，对信息收集的要求相对较低，监测成本也较低；另一方面也使价格水平规制政策的操作难度加大，如果一个价格控制期太短，被管制企业可能致力于寻租活动而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我国现行的垄断行业价格规制实践中，政府基本上采用的就是投资回报率管制模式。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往往只能默认企业的实际成本，从而使产品价格的制定以企业个别成本为基础，有明显的成本加成性质。这种价格形成机制不但缺乏对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的激励，也为企业提高员工收入转嫁成本提供了可能。因此，我国应尽快用价格上限规制等高强度激励规制模式代替日前普遍使用的投资回报率模式。这

既有利于解决目前规制机构面临的价格规制失效问题，也有利于规范垄断行业收入。

（二）加强对垄断行业的审计监督

这一措施主要是为了防止垄断企业将国有利润转移为工资、福利等个人收入。垄断行业经营的资产多属国有资产，为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防止垄断行业将高工资和高福利的成本转移给政府或社会，政府审计部门应加强对国有资产运营的审计监督。在具体实施审计监督时，不仅要对企业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的真实性进行审计，还要对垄断行业员工特别是经营者获得的各种货币性、实物性的隐性收入进行重点审计，对违规违法的要加大惩罚力度。同时，应提高垄断行业资产管理的透明度和社会公众监督力度，使垄断行业利润、亏损和员工收入等信息透明化。

（三）加强对垄断行业工资水平的直接管制

一是要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该制度能有效指导和规范垄断行业的整体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严重的同工不同酬问题。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除发布传统的地区性工资增长指导标准外，更重要的是发布行业工资增长指导标准，引导企业合理确定工资水平和增长幅度，严控其工资快速增长。二是要建立工资双重控制制度。该制度就是改变过去单纯控制工资总额为既控制工资水平也控制工资总额的制度，也就是根据垄断企业员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套算其工资总额，并对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进行控制。三是要加强对垄断行业高管薪酬的监控。垄断行业高管高薪酬也是垄断行业高收入的一个重要表现。近年来，垄断国企高管的高年薪已远远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因此，政府必须加强对垄断国企高管薪酬的监控。在确定垄断企业高管薪酬时，要注意不能比照国外相关企业高管的薪金水平，确定垄断企业高管薪酬水平时，要充分考虑我国当前的国情，我们不能过分追求高薪酬的激励效应，而忽视了其带给社会的严重的负效应。

四、加强立法

政府加强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领域的监管力度还必须尽快健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要强调依法监管。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政府在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领域的监管过程中，再也不能走过去过分强调人治的老路，而应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走法治之路。当前，我国在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方面的相关立法存在许多问题。为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在立法方面应做以下工作：

（一）完善《反垄断法》

从长远角度出发，我国要修改《反垄断法》，去除对垄断行业进行保护的条款，解除行政垄断壁垒，为这些行业的自由竞争提供法律保障。当然，由于政府产业战略的需要，短期内这可能很难做到；从短期看，在不违背政府产业战略实施的情况下，可通过修改《反垄断法》中的相关条款来规范垄断行业的行为。如，明晰对垄断行业进行反垄断规制的独立机构；明晰垄断行业范围；界定垄断业务与非垄断业务。

（二）完善垄断行业部门立法

西方发达国家针对自然垄断的改革，首先就是立法，先立规矩再操作，这些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如，英国于上世纪80年代初相继制定了《电信法》、《电力法》和《自来水法》等。这些部门立法不但确立了自然垄断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促使企业提高效率，增进社会福利，而且还明确了政府规制机构的权限和规制程序等，使政府规制机构的运作有法可依。我国在实施垄断行业的监管改革过程中，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注重事前进行部门立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垄断行业的改革沿着市场机制的轨道向前发展，避免走上人治的老路。

（经济纵横，华中师范大学，潘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