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第一篇：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启示及其政策建议

相关词条：发达国家, 收入分配, 启示, 做法, 建议

摘要：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主要采取了税收调节、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反贫困、农业政策补贴、工资决定机制等措施，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这些措施，对中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具有诸多启示；建议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以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关键词：发达国家，收入分配差距，调节，做法，启示，建议

一、美国等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做法

1.美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美国虽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典型代表，但收入分配不公比其他西方国家更为突出。为实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目标，美国主要采取了税收、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与反贫困等财政措施[1]16-19。

第一，税收调节措施。美国已经建立了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辅之以遗产税、赠与税、个人财产税、个人消费税、社会保障税的税收调节体系，充分发挥不同税种相互协调配合的调节功能。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实行累进税率，个人应税收入（或财产）越高，征税比例就越大，对个人收入差距调节力度最大，效果最明显。比如1991年，50%的低收入者税前收入所占比重为14.9%，税后收入比重上升为16.45%；而10%的最高收入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55%，50%的低收入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只占4.8%。第二，社会保障调节措施。美国的社会保障由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三部分组成。一是由联邦或州政府出资并管理的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项目，保障的主要对象是低于社会贫困线的低收入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以及这些家庭中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亲；福利内容有现金补贴、食品券、住房补贴、医疗补贴等。二是由政府立法强制实施、全体劳动者参加并共担费用的社会保险项目，主要有养老、医疗、失业、残疾、工伤与职业病保险等，实施对象是所有劳动者和退休人员；政府只对这些项目提供基本保障，并在主要项目上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共济和再分配原则。三是由各种基金组织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经办的私人团体年金、医疗保险和个人储蓄；对这一层次的保费和保费投资收入，政府实行免税鼓励。

第三，义务教育调节措施。为了保证不同地区之间义务教育的公平性，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加大了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州政府实行了不同学区的差别拨款补助方式。近二十多年来，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支出正在不断的加大。一方面，原有的联邦资助项目的额度在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又新增了不少支出项目。同时，各级政府在义务教育总支出中的比例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地方政府大于州政府、州政府又大于联邦政府的旧格局逐渐被打破，形成了州政府大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大于联邦政府的新局面。美国采取不同的方法资助学区，一种是基本资助拨款，即公式拨款；另一种是专项拨款，多用于特殊教育、职业教育等。

第四，反贫困调节措施。1961年，美国政府第一次宣布将失业和经济落后列为全国性问题的法案——《地区再开发法》颁布。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比较系统解决不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的法案——《联邦受援区和受援社区法案》。为了促进落后地区的开发，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联邦政府对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补助不断增加。据美国行政管理预算局估计，1997年联邦政府财政补贴达到2752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支出的比重达到16.3%。

2.英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但收入差距问题也是最早出现、且为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为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目标，英国采取了税收、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与反贫困等多项财政补救措施[2]128-130。

第一，税收调节措施。一是征收个人所得税。英国1799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并在1874年成为一个稳定的税种。英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由过去的83%降为40%，对应税收入实行三级超额累进税率。二是遗产税和赠与税。英国早在1694年就开征了遗产税。英国税法规定，遗产税和赠与税合并一起征收。为防止富人通过提前转移财产逃避遗产税，税法还规定继承人除了要对死者遗留的财产缴纳遗产税外，还要对死者七年内赠与的财产按不同的税率缴纳赠与税。

第二，社会保障调节措施。英国是最早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决定在全国征收济贫税；1601年颁布《济贫法》；1765年议会通过“斯品汉姆莱制度”，对低于最低工资限度的工人，由各教区予以津贴补助。1905年～1950年，英国政府先后颁布了《老年赡养法》、《职业介绍所法》、《国民保险法》、《国民健康服务法案》。这些法案、措施为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起到了有力的作用。

第三，义务教育调节措施。在英国，义务教育通常是地方行政当局的职责，但中央政府在义务教育总开支中占50%左右的份额，其余的由地方政府用税收来弥补，学费与捐赠仅占8%左右。1965年以后，中央政府的负担升至60%，地方税收与捐赠所占的份额分别降至36%和4%。第四，反贫困调节措施。英国政府解决地区收入差别的办法是鼓励工人从失业多的地区转移到发达地区。1928年，英国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工业迁移委员会”，资助失业工人到其他地区工作。1934年和1937年制定的特别地区法，开始按照把“工作带给工人”的原则解决区域问题，并对失业率高的“特区”进行财政援助。1984年，英国政府根据新的情况对区域开发政策进行了调整，将援助分为两类，即发展补助和选择性援助，按就业成本和就业规模为企业提供补贴，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

3.法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政府注重通过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和农业补贴等办法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这些做法对于保持法国社会近半个世纪的稳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3]。

第一，较为公平的税收制度。法国收入所得税采取高额累进税制，税率一般在16%至21%之间，但收入高的家庭最高税率高达56.8%，从而保证了低收入家庭免缴或少缴收入所得税。根据这一制度，越富的人交税越多，高收入者成了收入所得税的主要税源。

第二，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法国政府规定，所有的法国人都享有医疗保险，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及赤贫者享受免费医疗服务。法国家庭保险有多子女家庭补助、住房补贴、家庭补充收入等形式。政府还规定，凡年满60岁、工龄和缴纳退休金分摊额达37.5年的领工资者，均可以退休并领取退休金，退休金相当于10年最高工资平均数的50%。从1979年3月开始，法国政府就建立了统一的失业津贴制度，其失业津贴包括基本津贴、特别津贴等形式。

第三，对农业实行政策性补贴。法国政府对农业和农民的补贴已成为其财富再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补贴包括生产领域的补贴、流通领域的补贴和生活领域的补贴三种。近年来，由于农民的负担不断加重，法国农业和农民的财富再分配已经占到农民纯收入的25%。4.德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德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雇员与雇主之间的收入差距，二是东德与西德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为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目标，德国政府采取了税收、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与反贫困等财政补救措施[4].第一，税收调节措施。一是个人所得税。其征收范围包括私人企业和个体企业、自由职业者等所有取得应税所得的人。个人所得税占整个税收收入的40%以上，其中的工资税最高边际税率曾经为56%，后根据2000年出台的税改方案，最高边际税率从1999年的53%调到2005年的45%。德国工资税从1990年起采用线性累进税率制，这样更有利于公平。二是遗产税与财产税。德国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达67%。第二，社会保障调节措施。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由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福利项目构成，其中社会保险是最主要的部分。德国的社会保险主要包括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事故保险和医疗保险四大部分。失业保险金的缴纳由雇主和雇员缴纳等数额，领取失业金的数额大体相当于失业者最后工作净收入的60%。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一般也是由雇员和雇主各交一半。社会救济的形式有许多种，如提供咨询和照顾、给予物质或金钱上的帮助等。

第三，义务教育调节措施。德国义务教育始于1763年。1919年的魏玛宪法中也明确规定实行八年制义务教育。联邦德国现行的义务教育制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德国教育普及程度非常高，据历年来的统计，6岁～16岁的人口中入学率平均达到99%。1990年，全国普通教育的中小学、各类职业教育学校和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已占总入口的15%。德国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州政府承担，它将教师工资直接划拨到教师个人账户，约占义务教育经费的75%，另有少量经费由州转移给市、镇政府。

第四，反贫困调节措施。为缩小东西德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统一后的德国政府接连实施了一系列的援助措施，即在合并初期及合并后多年间一直实行西部向东部的资金转移和政策倾斜。德国每年把国内生产总值的600亿欧元用于德国东部的建设；还运用包括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平衡财政来进行反贫困。此外，联邦政府还根据联邦有义务帮助贫困州和有经济发展需要的州进行投资的规定，对某些贫困州根据需要拨付补助金。

5.日本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日本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没有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突出，基本看不到极度贫困的人群，因而日本不承认存在贫困问题，只承认存在因地区发展差异而产生的后进地区问题，这是日本近几十年来重视收入分配差距调节的结果。为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目标，日本主要采取了税收、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与反贫困等措施[5]。

第一，税收调节措施。日本于1887年开征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国税收入比重仅为0.8%。1913年以后，日本多次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并扩大个人所得税的税基。1950年以来，则开始减免个人所得税，至1987年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为10%～50%。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了刺激经济复苏，政府又进一步降低累进税率，并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日本的税收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除个人所得税外，还征收高额的遗产税与赠与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70%。

第二，社会保障调节措施。日本政府机构中设置了社会保障制度审议会、社会保险厅、养老金局、儿童局、老年保健福利部和社会援助局等。社会保障体系中包括医疗保险、社会福利、公众卫生、养老金等多种形式。1961年，随着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和国民养老金制度的全面实行，日本在社会保障方面实现了“国民皆保险、国民皆年金”，社会保障走向制度化。在日本，社会保障缴纳的金额视不同的收入阶层而有差别。高收入阶层缴纳的金额相对高一些，低收入阶层则相对缴纳较少。在支付时，由于社会保障属于公有保障的一部分，只支付给处于一定生活水平之下的阶层，从而起到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第三，义务教育调节措施。目前，日本的义务教育就学率几乎达100%，高中升学率约为95%，大学升学率也接近50%。基础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及城乡之间受教育机会均等，不仅促进了日本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也为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而且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起到了积极和有效的作用。

第四，反贫困调节措施。日本政府为了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先后制定和执行了《山村振兴法》、《过疏地域振兴特别措施法》、《欠发达地区工业开发促进法》、《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北海道开发法》等，并通过这些法律和相匹配的一系列财政、金融政策，达到了促进不发达地区的工业开发、增加就业和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差距的目的。

6.瑞典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2004年，瑞典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81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86万美元。瑞典的居民收入分配方面的主要特点是，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收入的均等化程度高[6]12-20。瑞典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主要采取的措施如下：

第一，初次分配中的工资决定制度。瑞典的工资协商机制是基本的工资决定形式，没有最低工资制度。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由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加以确定。一是在企业内部，雇主可以自由在劳动力市场上选择适合企业的雇员，但工资是由雇主和雇员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按照合同确定工资水平。二是在企业外部，确定不同行业和企业的相对工资水平时，由政府、雇主协会和雇员协会三方在充分考虑物价水平等各种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共同谈判确定每年的企业和行业工资水平。

第二，再分配中的社会保障制度。瑞典是高福利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本国公民及其家庭成员在养老、医疗、教育、居住、子女抚养、就业援助甚至休假等方面，提供了各种保障措施。同时，正是这种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对缩小分配差距、缓解社会对立情绪、减少社会不公等方面，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

第三，再分配中的税收调节制度。瑞典政府为社会成员提供全面的高福利的社会保障，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是税收调节。瑞典的个人所得税，是按照个人为单位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包括对劳动所得工资、奖金、养老金及交通、饮食和住房等各种形式的补贴、资本所得利息、股息、股票、债券和房产等各种形式的资本收益及经营公司或企业得到的收入部分进行征税。瑞典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税种主要是个人所得税、房产税、财产税、遗产与赠与税、养老金税和印花税。

第四，大力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为改善劳动者的收入状况，提高收入水平，瑞典设有国家劳动力市场委员会，并在对失业人员创办小型企业实行减税优惠政策的同时，不断加大对扩大就业的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其中用于就业项目的资金占GDP比重已经超过1.5%。在改进政府对就业的公共服务方面，瑞典的主要措施包括以市场需求为目标，运用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对失业人员进行及时而连续的就业服务；及时制订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计划；大力加强就业培训。这些促进就业的优惠政策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失业率过高造成的社会矛盾，为改善社会成员的收入状况提供了必要的保证。7.芬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2004年，芬兰国内生产总值为1497亿欧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86万欧元[6]12-20。芬兰居民在享有福利权利和政府尽力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的广泛性和综合性居于世界前列。

第一，再分配中的社会保障制度。芬兰政府对其公民提供的社会保障主要是医疗和健康保险、家庭补贴、失业补贴、就业保险、养老保险五大类。在这些保障措施的覆盖下，芬兰公民充分享受着从出生到老年整个人生过程中的来自国家的各种福利待遇和帮助。虽然在高福利项目的压力下，芬兰的社会保障费用支出的绝对数不断攀升，但社会保障占GDP的比重基本稳定。2003年和2004年，芬兰社会保障的支出费用总额分别达到3870亿欧元和4030亿欧元，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7%和26.9%，处于稳中略降的状况。在社会保障资金支付高风险的情况下，合理的社会保障资金供给结构显得非常重要。国家、企业和个人对社会保险体系的稳定责任随着缴费比例而相应固定下来。

第二，税收调节措施。芬兰是世界上实行高税收和高福利制度的国家，个人缴纳的所得税不仅是政府筹集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其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一是实施较为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制。政府规定，个人要缴纳包括向国家缴纳的所得税、向地方缴纳的地方税和向教会缴纳的文堂税。芬兰的个人所得包括劳动所得工资收入、养老金收入，以及资本所得利息、红利、股息、房租等两部分。工资收入越高，向国家和地方缴纳的所得税越多。二是利用差额税制进行收入再分配。这是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主要途径。

芬兰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差别很大，目前最高税率高达60%，而低收入者则无需向国家缴纳所得税，仅需缴纳地方税。向低收入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是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又一手段。其形式包括生活补助和住房补贴，以及向有子女家庭提供不需纳税的儿童补贴等形式。

第四，大力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芬兰在工业化进程中遇有不可回避的是人口老龄化和失业率较高的问题，因此在促进就业方面实施了一些保障措施。芬兰政府对中小企业雇佣失业人员采取减税4%的优惠措施，如2004年，政府用于失业和就业培训的各种补贴资金达到28.8亿欧元。在改进政府对就业的公共服务方面，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失业率过高造成的社会矛盾，为改善社会成员的收入状况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二、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做法的启示与若干政策建议

1.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措施对中国的启示

第一，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需要有健全的税制。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充分发挥了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和社会保障税等不同税种相互协调配合的调节功能，为政府确保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奠定了特质基础[1]16-19。

第二，借助社会保障制度调节收入分配差距需要确定保障的重点。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与这些国家的经济相联系的。

第三，保证义务教育本身的公平性。从义务教育的实施来看，为了落实义务教育的公平性，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承担义务教育的大半经费，并实行差别拨款补助方式；英国中央政府承担的义务教育经费超过了50%；德国州政府大约承担了义务教育经费的75%；日本中央政府承担的义务教育经费1994年达到了50%。

第四，有目标、有资金保证，科学而依法地进行反贫困。要做到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就需要按照一般的贫困标准确定扶贫对象和目标。对贫困、落后地区进行扶贫开发需要系列优惠政策的支持，但政策的实施要以财政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政府要通过投资补贴、就业补贴等财政刺激措施，引导企业向贫困地区迁移。同时，要根据贫困、落后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补贴的恰当形式，使扶贫开发取得实效，真正发挥反贫困在调节地区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扶贫开发要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将扶助置于严格的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2]128-130。

第五，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同时要强调效率。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践中，认识到过高的边际税率有碍于市场效率，过宽过高的社会福利容易出现“大锅饭”、“养懒汉”的问题，公费义务教育的教育质量难以得到保证，扶贫开发的补助需要引用市场原则等。近几十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差距调节措施进行了较大调整，比如，累进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降低，社会福利开支有所削减，在对穷人的补贴中引用负所得税。

2.对中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若干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我们也应看到，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收入水平增长的背后，存在着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社会再分配的手段和能力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非法收入的存在等[7]85。这已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做法，当前，建议采取如下积极的政策措施[7]85：

第一，深化税收体制改革，合理运用税收杠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一是调整相关税制。目前，我国的税制在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方面过于注重货币收入的调节，忽视对财富的调节。这是一种重视过程、忽视结果的模式。其突出表现是：现行个人所得税税制起征点低、级次多、级距小、边际税率高；调节个人财富分配的税几乎没有，比如，遗产税和赠与税始终未开征，房产税未把私有住房纳入征税范围。这种模式的最大弊端是影响了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扩张，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高收入阶层通过把现金转为财富来避税。二是改革收入分配调节资金支出方式。目前，我国调节收入分配的财政性资金的支出以现金补助为主，从世界各国经济看这是一种效率不高的模式。我国的现实情况中也暴露出了一些明显的问题，突出的表现是资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够充分实现预期目的，如低收入阶层部分领取补助金者把钱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上。为此，我国各级财政可建立对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消费的定向补助制度，如凭发票或收据报销定额义务教育学杂费、水电费、医药费、食品支出等；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放宽补助范围，定额标准确定权可由市级财政掌握，省级财政可酌情予以调控[8]。

第二，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按国际惯例，应提高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鼓励公平竞争，形成平均利润和平均收入；对少数特殊的垄断性行业，要加强收入分配的控制，防止分配差距过大；还要逐步规范市场行为，完善竞争法规，创造平等的市场环境。当前，尤其要破除不合理的垄断，创造条件促进劳动力流动。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动时期，优势产业的交替变化极为频繁，解决行业间存在的收入差距，最终要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责任就是制定反垄断法，清除市场准入壁垒。对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国家不能放松对其分配活动进行监管，要制定工资指导线，加大对工资福利过高、增长过快行业的职工收入调控力度；加强对这类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人工成本增长率的考核，对严重违反国家工资政策的要严肃处理。为此，劳动、财政、统计等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尽快建立企业人工成本监测指标体系，加强对企业人工成本的监测，定期发布行业的人工成本水平，指导企业与国内外同行业人工成本比较，合理确定本企业的职工收入水平。对于某些垄断行业严重存在着收费过高过乱、服务质量差、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一是要改革价格形成机制；二是要建立成本约束机制；三是要完善明码标价有关规定，加强对垄断行业收费的监督检查，对一些垄断行业利用垄断经营地位乱涨价、乱收费的，一经发现，要严肃查处[9]。

第三，扩大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市场准入，降低进入门槛，注重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在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只要家庭劳动力能够充分就业，收入水平就会大大提高。为了增加就业，一是要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二是要按照中央决定，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和灵活的就业方式；三是要普及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拓宽就业门路；四是要维护农民工权益，消除地域歧视、学历歧视、性别歧视等。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低收入者总体收入水平。

第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增加农民收入。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收入。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的要求，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不断开拓农业增收、农民增收的空间。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小城镇建设，完善农村市场体系，积极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努力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

第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断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任务。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要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的崛起。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较快发展，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性倾斜，以便吸收资本、人才的流入。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西部，尤其是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健全市场经济，打破行政区划的局限，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一是中西部地区要发挥自身优势，走特色发展之路。目前，中西部地区不仅在农牧业、采掘业、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及旅游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且在烟草、食品、纺织、机械、电子等加工工业方面也具有相当的优势。中西部地区要在现有产业优势的基础上选择和培育地区主导产业，如内蒙古的农畜产品加工、钢铁冶金；安徽的煤炭、农副业；河南的农业、食品、石化；湖北的汽车制造、冶金、化工；湖南的纺织、有色金属；四川、重庆的农业、机械制造、高技术产业；云南、贵州的有色金属冶炼、烟草、旅游、制糖、水电；西藏的牧业、旅游等。二是积极推进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中西部非国有经济发展迟缓，说明中西部的市场主体发育不足和经济市场化程度低，这反过来又直接影响到了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活力。这就告诉我们，要缩小中西部同东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就必须把加快中西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可以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就业，这既有利于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又有利于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三是加强区际经济技术合作，引进人才、留住人才。一方面，加强区际经济技术协作，鼓励东部采取多种方式支援中西部，如东部投资者在中西部投资设厂、组建跨地区的企业集团；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或经济落后省份要注重经济利益驱动，留住人才，切实增强中西部“造血功能”。在东部地区人才渐趋饱和、就业机会逐渐减少的背景下，通过政策引导、经济利益驱动，实现高级技术人才向中西部流动[10]。

第六，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加强法制建设。加强法制建设，依法取缔不正当或非法收入是解决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保障。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无论是初始分配领域还是再分配领域，都要以各种法律和经济的手段来规范收入分配渠道。目前，由经济违法及腐败造成的贫富悬殊性质恶劣，对此进行依法治理已刻不容缓。要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秩序性，完善权利的制约机制，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目前，要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使所有符合条件的城市居民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刘乐山。美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财政措施及启示[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7（1）。

[2]刘乐山。英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财政措施及启示[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3]法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J].党建研究，2005（9）：58.[4]邹伯平。德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财政措施及启示[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6（2）：84-86.[5]刘乐山。日本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财政措施及启示[J].经济纵横，2007（5）：65-67.[6]刘 强。瑞典、芬兰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及调节政策考察报告[J].经济研究参考，2006（32）。

[7]许 蕾。正确认识和合理调节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7（1）。

[8]白景明，周雪飞。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及财税调节政策[J].财经论丛，2003（3）：21-29.[9]杨宜勇。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状况、发展趋势及其对策[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23-27.[10]杨宜勇。着力扭转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N].中国经济时报，2007-08-02.（作者简介：姜爱林（1964-），男，湖北襄樊人，主任，博士后、教授，北京工业大学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作者：中华全国总工会经济社会政策研究室 姜爱林 来源：《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第二篇：收入差距论文 收入分配论文

收入差距论文收入分配论文

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及在初次分配中

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意义

[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初次分配中应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初次分配不注重公平而寄希望于二次、三次分配，最终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的考察，指出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收入差距 初次分配 公平效率

一、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

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综合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基尼系数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的区间。根据2006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0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2004年为0.465，2005年逼近0.48，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分配不公平警戒线。据统计，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占有国民全部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国民全部收入的50.24%。从我国的三次分配来看，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的基础，收入差距过大主要在于初次分配中公平的缺失。

（一）二元经济体制下城乡差距扩大

随着城市改革的全面展开和城市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开始逐渐拉大。城乡差距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不公平，城乡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差距对城乡人均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也呈不断扩大趋势，近十年来均达到一半以上。

根据《2008国家统计年鉴》统计，可以看出199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8.6元，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1700.6元，收入之比为1：2.4，而到了2003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22.2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72.2元，收入之比为1：3.23，突破收入之比1：3，据世界银行有关报告，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1.5左右，超过1：2的极为罕见。可见，城乡差距是目前中国贫富差距中较为突出的问题。

据相关数据统计，在初次分配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显著，在1990年城乡居民所获得的收入比是1.3，1995年扩大到1.63，而到2004年达到2.01。可见初次分配是拉大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并且有学者指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这一差距将扩大为6:1。

（二）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我国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增速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收入差距在逐年扩大。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加强了对东部

沿海的投资，使东部沿海在国家投资中的比重达到了50.6%，大大超过了1953年到1980年期间40.6%的水平。

据统计，1997年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城镇居民收入之比为1.46:1:1.03，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55:1:0.73。2007年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城镇居民收入之比为1.49:1:0.98，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48:1:0.88。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与东部的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总体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都比较大，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更严重。

（三）行业收入差距拉大

1978年以来，处于最高工资水平的是电力、煤气、供水及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业等，处于最低工资水平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和农、林、牧、渔业。按行业大类计算，2005年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之比为3.88:1。近年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差距呈扩大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不断扩大。

“十一五”期间，电力、煤气、供水、铁路、通信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率均出现了提速，高于“十五”期间平均增长率，与此同时，行业之间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这些隐形收入是我国目前难以测量到的数据。

（四）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低，职工工资水平低

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是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关系，是按照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决定的分配，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尚不完善，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资本在与劳动结合的过程中，资本在分配过程中所占有的优势地位变得更加明显，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例不断缩小。

表：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单位：亿元）

据统计，1997年至2003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8.65%升至11.89%。但是升高的幅度缓慢，而从2004年至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从11.63降至9.91，十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不升反降了。我国的人工成本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还低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转轨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水平。据2004年国家劳动局统计，“2001年中国雇员的人工成本相当于发达国家中德国的2.52%，瑞典的2.6%，日本的2.89%，法国的3.02%，澳大利亚的3.42%，英国的3.49%，美国的4.08%；相当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中韩国的6.54%，新加坡的4.98%；相当于转轨国家中捷克的14.7%，波兰的18.33%，罗马尼亚的65.87%；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中墨西哥的16.89%，巴西的30.50%，马来西亚的34.46%，泰国的59.95%。”

社会经济的增长离不开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劳动者报酬应随着企业和政府利益的增长而增长，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逐年上涨才是合理与正常的现象。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不升反降的非正常

现象反映出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的趋势，实际上是社会不公在财富分配领域的反映，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结果和反映。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1990年至2000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从15.9%降到11.9%，2006年，全国在岗职工工资总额23265.9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在GDP高居中国榜首的广东，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更低，珠江三角州多数民工工资，6年未见提升，一直在600元左右，约为美国平均工资的5.6%。近些年来，有些企业只见利润增加，不见工资提升。尤其是已占城镇就业人数30 %的一亿多农民工，其工资十分微薄。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主要在私营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劳动时间周平均为56.17小时，比规定的劳动时间多出40 %，小时工资仅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40 %、国企职工工资的30 %。”

据有关资料显示，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 %，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的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近30年的时间，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而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 20、日本的1/ 2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 20 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

二、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意义

有学者提出“公平与效率之间不存在谁优先、谁兼顾的问题，两者是完全统一的。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就没有公平。”本文认为，在初次分配中，公平与效率之间是双向互动关系，两者互

为条件、相互促进。首先，公平是促进经济效率的前提，只有在相对均等、规则相同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市场竞争充分有效；其次，效率有助于公平水平的提高，效率为公平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

（一）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须更大程度地体现公平。邓小平同志指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既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提高以公平为目的之效率，又要走出一条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之路，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最好诠释。

（二）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公平与效率是社会发展的两大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

须既要追求经济效率，又要体现社会公平。我国非常重视收入分配和公平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社会更加和谐”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多方面体现了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什么是和谐社会？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标志着我国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也标志着党和国家在社会发展价值取向上的转折。

（三）初次分配是实现公平分配的基础，必须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初次分配在三次分配中是基础性分配，涉及的范围大、面广，分配的格局在初次分配结束后基本上已经成定局，如果在初次分配阶段已经造成了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想通过再分配的手段来进行调节其力度将不大。因此初次分配阶段应该重视收入差距问题，考虑合理的公平，以实现初次分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首先，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是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效率的高低决定公平的实现程度，经济效率的提升是社会物质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社会发展的根基，公平的规模和程度不能超过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只能随着效率的提高而提高。

其次，公平是效率的保证，由于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由

人的积极性引发的创造力是一切效率的源泉。”公平是效率的保证，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体现为工资、财产性收益等的公平分配，最终可以以货币衡量，初次分配的公平应当是同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相同的生产要素获得相同的收入，分配越公平，人的积极性就越高，效率也就越高。在初次分配中贯彻公平原则就是要建立、健全公平竞争的统一规则，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严惩各类非法经营等。

国内流行的观点认为，初次分配可以讲“效率优先”，再分配再讲注重公平。这种观点显然认为调节分配只能靠二次分配，而不是依靠一次分配。在我国，分配不公主要产生于初次分配，例如近年来一些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甚至也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对劳动者过度剥削，将工人、农民工的工资压得很低，并且一直维持不变。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流行的分配改革中，高层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拉大到十余倍甚至更高，电信、电力、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所有这些都属于一次分配的问题，如果初次分配未能解决好公平问题，再分配将很难扭转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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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调节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财税政策研究

调节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财税政策研究

2012年08月17日 10:53 来源：《财政研究》2012年第1期 作者：张玉周 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106 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蓄势待发。财税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收入分配关系的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的财税政策设计和执行存在诸多不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财政分配职能的发挥。从公平收入分配的角度完善财税政策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分配方式也逐步由政府主导过渡到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收入分配方式的变革在不断提高人们收入水平的同时，也使得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本身无力解决收入再分配问题，只有政府运用财税政策在全社会范围内对收入再分配活动进行长期的、系统的和规范的调节，才能实现收入分配社会意义上的相对公平。

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

（一）基尼系数不断提高。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通行指标。有关专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测算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1978-1984年为0.212-0.244，处于比较平均区间；1985-1999年上升到0.304-0.397，处于相对合理区间；2000-2005年达到0.403-0.451，开始进入收入差距较大区间；自2006年基尼系数攀升态势更为明显，2006、2007、2008年上升到0.496、0.503、0.508，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开始进入收入差距悬殊区间。

（二）地区、城乡、行业之间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1.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东部地区优先发展的战略，从而拉大了地区差距。资料显示：1978-1985年，我国地区总收入差距系数稍有缩小，从0.2745下降到0.2578；1986-1991年，该系数从0.2579上升到0.2767；1992-2009年，该系数则呈现加速上升趋势，从0.2769上升到0.3721。

2.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尽管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但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明显快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资料显示：1978-1985年，我国城乡差距均在1.8：1以内，此后城乡差距加速扩大，到2005年城乡差距已扩大到3.2：1，2009年进一步扩大为3.3：1。如若考虑我国城乡福利补贴、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达到5：1，甚至6：1。

3.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职工工资水平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持续上升，职工实际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615元增加到2009年的6213元，增长了9.1倍。但是，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呈不断扩大趋势。据统计：1978年全国各行业职工实际平均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仅为380元，1998年扩大到6972元，到2009年则进一步扩大至8871元，短短30年这一差距扩大了22.3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财税政策 倍。

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财政政策原因

（一）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限制了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发挥。

1.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总量偏小。由于我国转移支付的目标不明、定位不准，形成了以税收返还、专项补助等确保地方既得利益的转移支付为主体的格局，真正用于解决地方之间财力差距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则相对较少。如2010年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中均衡性转移支付仅占15.1%，税收返还、专项补助等其他转移支付占84.9%，这种不合理的转移支付结构不仅没有起到均等化作用，相反还使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

2.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目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只明确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省及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尚未完全建立，省级、地市级财政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明显不足。乡镇政府处于政府级次的末端，经过了多级缺少透明的转移支付后，到乡镇政府时已所剩无几，造成城乡之间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财力差距日益扩大。

3.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不规范。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分散于各个部委，实行多头管理，分配办法缺乏科学的依据和标准，资金安排随意性严重，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转移支付资金专款被挤占挪用的现象时有发生，最终导致无法保证转移支付的统筹安排，影响了转移支付均等化功能的发挥。

（二）现行税制体系不完善降低了税收收入调节功能。

1.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不规范。个人所得税在调节个人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公平分配方面具有其他税种难以替代的优势。但由于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本身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一方面政府没有根据居民收入的多元化趋势和收入分配体制的全面调整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收入监控体系；另一方面对不同收入来源采取不同税率和扣除标准的分类征收模式不能真实体现量能纳税的征税原则，从而导致其收入公平性的实现与其调节功能的有效发挥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2.税收调节体系不健全。科学合理的个人所得税税制尽管能对个人收入分配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但是它对个人的财产存量和转移方面的调节却无能为力，而遗产税和赠与税则恰恰能在这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因此，防止收入差距扩大，仅靠单个税种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着眼于整个税制体系的建设，综合运用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多种税收手段。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3.消费税制度设计不合理。奢侈性商品和劳务等非必要性消费的主要消费群体是高收入者，对其征收较高税率的消费税，不但能起到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而且能起到一定的调节收入分配作用。然而，我国目前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相对狭窄，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不能发挥有效作用。

（三）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削弱了宏观调控能力。

1.我国的基本建设支出仍然偏高，而且大部分都用在了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豪华型建设投资，如奥运会、世博会场馆建设等。研究表明，尽管基本建设支出与基尼系数负相关，即北京和上海两地增加基本建设支出将有助于促进当地社会公平，但从宏观角度看，该投入却会加剧地区间的社会不公。

2.我国政府机构臃肿，职权不明，部分单位还存在人浮于事、公款私用等情况，造成行政管理支出日益膨胀。不仅浪费了大量相对稀缺的财政资源，而且由于行政管理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具有两极效应，即增加城镇居民收入而降低农村居民收入，无疑又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3.对“三农”尤其是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仍相对不足，造成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以医疗卫生为例：2010年占总人口不足40%的城市居民拥有的政府卫生资源高达68%，而占比60%以上的农村居民仅拥有32%。城市居民人均拥有的卫生费用是农村居民的4.2倍。

三、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财税政策建议

（一）完善转移支付体系。

1.加大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数量。转移支付制度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或水平的均衡。因此，在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中，应综合考虑人口规模、自然条件、人均GDP、教育水平等多种因素，逐步提高人均GDP、人均支出等客观因素的比重，完善计算公式，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数量，增大其缩小地区间差异的作用，实现地区间财力水平相对均衡。

2.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省级政府应根据本省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贯彻因素法规范分配的原则，计算出各县的标准收入和支出，进而根据其差额确定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的数额。省对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应计算到乡镇、划拨到县，由县直接分配到乡镇。不断加大省级、地市级财政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充分发挥省级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平衡本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作用。

3.强化转移支付制度的监督机制。财政转移支付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使得中央和省级财政给予县乡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被层层截留和挪用，进一步弱化了转移支付制度的均等化功能。为此，要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拨付和使用过程中的跟踪管理和评价考核，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督管理，对违反规定的地方政府给予严厉处罚，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完善相应的税收体系。

1.完善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一是实行综合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在综合考虑基本生计费用、赡养费用等必要支出的基础上，实行全国统一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二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机制。强化并建立个人财产申报制和登记制，尽可能使个人收入显性化。建设全国统一的税务网络共享征管系统，全面掌握个人纳税信息，堵塞征收漏洞。三是强化税务稽查。要建立科学、规范的稽查程序，加大对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监管查处力度，增加纳税人偷逃税款的成本和风险。

2.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我国目前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税制模式应优先选择税源较易控制、稽征程序简单、征收成本较低的总遗产税制，并逐步向混合遗产税制过渡。遗产税和赠与税征税面不宜过宽，起征点要高一些，并实行累进税率，要明确针对最富有人群。同时要建立完善的征管体制和严格的财产评估制度，强化征管措施，确保遗产税和赠与税能有效发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3.调整消费税的征收范围。逐步将新型高档消费品和消费行为纳入征收范围，如高档家具、高档健身器具、高尔夫运动、滑翔运动等消费项目。消费税征收范围的调整有助于使消费税的调控方向更加明确，增加高收入者的消费支出，不仅有利于抑制高消费、减少不必要的奢侈消费行为，而且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

（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1.压缩基本建设支出的规模，重大基本建设项目支出要向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倾斜。同时，公共财政要从那些从属于市场竞争性的投资领域中解脱出来，把压缩的基本建设支出和减少竞争性领域投资后增加的财政资金主要用于不发达地区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不断提高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2.强化对行政管理费支出的管理和控制。一方面要求逐步推进政府机构的扁平化改革，减少层级，节约行政成本，改善执政效率；另一方面各级部门应制定行政预算定额，并加强对经费的支出的监管，保证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和有效。

3.加大对“三农”投入力度。一是要继续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进步、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投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二是要加大对农村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投入，将财政预算内这些方面新增支出主要用于农村，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三是加强对支农资金的监管，对支农资金进行全程跟踪检查与绩效评估，严肃查处资金分配、管理和使用中的违法违规问题，确保财政支农资金安全、规范、高效地使用。

参考文献：

[1]王云飞.我国地区收入差距变化趋势[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8）.[2]闫坤.程瑜.促进我国收入分配关系调整的财税政策研究[J].税务研究.2010（3）.[3]高大伟、鞠晓峰.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实现社会公平发展[J].商业研究.2010（1）.[4]刘成奎、王朝才.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的实证分析.财政研究.2008（2）.（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学系）

第四篇：关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关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摘要：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现状，收入分配差距大形成原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问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改革的现状，改革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何解决相关问题并希望出台具体方案。关键词：收入分配制度 差距 改革

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悬殊的现状众所公认，据统计，1985年到2009年以来，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之间的人均年收入差距从1985年的2.9倍扩大到2009年的8.9倍，且中国的收入差距还有扩大趋势。事实上，从国际上通用的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已突破社会容忍的“红线”——0.4。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就意味着财富已过度集中，收入差距日益明显。

造成今天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就其中的某一原因进行分析和研究，那就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专家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4个重点，分别是垄断行业的改革、解决政府官员腐败问题、消除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问题和改善弱势人群的发展条件。

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现在行业利润高度不均，垄断行业的收入远超一般行业，包括资源性和垄断性行业，比如石油、天然气、煤炭，以及金融等，这些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合理。

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因为管理存有大量漏洞，导致公共资源流失、漏出、腐败，结果富了少数人，一般老百姓享受不到，有少数人富得非常快，但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不清楚，很多是非法收入，或者没有办法界定来源的灰色收入，这些因素对扩大收入差距，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公共医疗、教育等资源的分配不均等，这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比如两亿多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但是根据统计局的调查，外出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比例非常低，去年工伤保险覆盖率最高，是23%，医疗、养老保险都只有百分之十几，失业保险8%。而没有被覆盖的又恰恰是就业和收入最不稳定的人群，也都是中等以下收入或低收入家庭。

温总理曾言，“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的确如此，收入悬殊会造成很多负面后果，而且负面后果会非常严重，特别是一部分收入的分配是很不正常、不公平的，会导致老百姓不满，导致社会不稳定。此外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没有社会保障，生活和就业非常不稳定，很难享受到公共服务，长期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来回流动，这对社会稳定是不利的。他们要承受很大的风险和压力，老人、孩子留在农村，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很多人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平常有工资收入可能还好一点，一旦没有工作了，或者生病、出了工伤，生存就成问题了。过去老的农民工还可以回去种地，但是现在年轻的农民工，很多都不可能回去种地了，如果不通过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现在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缩小收入差距，比如调整个税起征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进社会保障全覆盖，但这些措施相对于收入悬殊程度，作用是有限的。它们有可能起到缓和收入扩大的速度的效果，但是要改变收入差距的状况，使它恢复到合理差距上来，光靠已有的改革还远远不够。包括社会保障，这几年推进力度很大，但是两亿多农民工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被覆盖，所以这方面的改革仍然没有到位。更不用说灰色收入问题、腐败问题，它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变革，不是靠完善社会保障，增加转移支付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政府管理体制、财税体制等的改革。

当然，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我们一直在努力。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任重道远。其背后有长期积累下来的发展不平衡，如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也有相关体制机制的障碍，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都有待完善；更有分配制度本身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更好的协调与设计来逐步解决。

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的闭幕会上，通过了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政治决议。会议强调，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实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温家宝总理也表示，今年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要在任职的最后一年中把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作为首要工作。

殷切的希望收入改革制度方案早日出台，可以全面到位的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而且我希望收入分配改革并不是简单地给大家涨工资，而是一项涉及到多方面的综合性体制改革。比如，关于资源性收入和垄断性收入问题，就会涉及到资源税改革，我们过去有这方面的改革，但是力度不够；对于国有企业红利上缴问题，特别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改革的力度还要更大，有必要考虑是否征收垄断利润调节税。对于土地出让收入的分配和使用问题，现在很不透明、很不规范，这就要从土地出让制度及房地产税来推进。要规范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现在政府收入上升速度太快，远快于GDP的增长，但是政府的支出是否用到了合理的地方，透明度低，大家看不到，这也是亟待改革的。还有，社会保障制度涉及到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等方面，这些改革都需要推进。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变革，要兼顾各方合理诉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缩小贫富差距，需要更多地倾听民声、了解民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凝聚民众，长治久安。

其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远远不止上文提到的问题，具体方案也没有出台，具体是怎样改革，让我们拭目以待。只是希望，这次改革，不要让大众失望。

【资料来源】

1.《温家宝：今年一定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新闻网，2012-3-14.

第五篇：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调查

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调查

舒清清2012012136贸易经济

调查时间：2014年5月9号

调查地点：重庆工商大学

调查对象：城市与农村居民收入分配

调查方式：材料分析法

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及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在全国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同时，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是一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既有市场竞争形成的合理成分，也有制度性缺陷形成的不公平因素。政策的不完善、不配套，以及某些特殊政策都对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而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则没有太大的变化。这就导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呈扩大趋势。追根溯源，导致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还有很多制度性成因。

初次分配的制度性缺陷是导致城乡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从初次分配的制度安排看，重工业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历史原因，而财产性收入占比的加大和财产分布不均衡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从再分配的制度安排看，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不公平没有起到缓解收入差距的作用，且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阻碍了城乡公平劳动收入的实现。除此之外，我国产业偏向政策也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整体上还处于传统农业社会，中国的国情和面临的国际环境使得政府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为发展重工业，只有依靠农业支持工业的增长。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政府对农副产品强制实行低价收购，这就可以为工业部门提供低价的生产资料，又可保证工人及其家庭享有低价的食品供给，以实行低工资政策。资金不断地从农业部门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使我国的传统农业失去了转变为现代农业的机会。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工农业的发展严重失衡。而农产品生产的长期小规模分散经营方式不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制度因素户籍制和人为因素城市用工壁垒都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大

量的农业劳动力不得不滞留在农村内部从事高度分散的、低效率的劳动。小规模土地的分散经营，不利于农业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先进生产设备的运用和传统农业的转变，这就致使农民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支出很少，农业整体效益持续低下导致农民的收入难以提高。

二、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

1.取消户籍制限制促进城乡产业融合（1）城市化和非农化同时并举。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在城镇谋业定居，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赋予农民参与市场平等竞争的机会，让自主迁徙、自主择业、公平竞争成为农民的基本权利，以促进农民的收入增加。城市化进程实际上取决于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改革户籍制度后，农村的非农化进程；二是城乡经济良性循环过程中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因此，提高农民收入的最终解决办法是非农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有更高劳动生产率的非农产业就业，让过剩的生产能力找到用武之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治本之策。（2）加快城乡产业融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求我们必须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城市化的发展就是要彻底打破当前城乡产业分割的格局，以增加农民的收入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在城市化的产业布局中实现城乡经济统筹，以城市繁荣带动农村发展，构建城市现代产业对农业改造的有效机制，实现协调发展。既要使城乡经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又要使城乡经济社会结构全面转换，不仅要调整政策导向，而且要调整发展战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经济运行机制。

2.建立以反贫困为基准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又一个重要手段。农民是庞大的弱势群体，缺乏有效的社会安全网，其基本权益要靠社会保障来维护，这一点我国做得还远远不够。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版块，保障重心放在城市，一般不包括农村。目前我国反贫困的任务还很艰巨。农村贫困人口得不到解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不现实的。我国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农村总人口的7%以上，这意味着我国农村已进入老龄化阶段，政府要正视当前社会保障面临的难题，由中央财政担负农村教育和医疗，通过建立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不断缩小。在农村推行社会保障制度要坚持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

平，要坚持国家出资与多元投入相结合。在农村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开始时保障项目不可能太多，目前农村保障的重点应该是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险两项。

3.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实现规模化经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发展农业规模经济，首要前提就是要赋予农民长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关键是加大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流转力度。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标准，人均耕地1亩只能维持基本温饱，10亩可以达到温饱有余，100亩可以达到小康以上的生活水平，1000亩以上才可以主要依靠农业达到富裕水平。农业实现规模经营是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效益的重要途径。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主要是农户家庭，这种分散的、小地块经营，是典型的现代小农经济，与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产业化经营要求严重背离，应通过培育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来促进解决。

4.不断完善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我国现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时代，长期以来客观存在的“决策城市化倾向”应该终结。“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不仅是改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弱势地位，使农业发展有一个较好的条件，以抑制工业化进程中对农业资源过多地转移，而且也是一个国家在发展中遵循原则的转换，即由追求经济效率转向追求社会公平为主，最终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政府制定支农政策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协调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促进农民增收，在工业化进程中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政府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对农业的价格保护和补贴政策，另一方面，更要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大幅度增加科技和农业基本建设投入。通过建立建立和完善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益。增加用于“三农”的支出要符合公共财政和WTO的要求。对农业主要是用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展农业科技以及流通、信息服务等方面，帮助农民减少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减少农业生产成本，通过“以工代赈”直接转化农民收入。对农村主要是增加小城镇建设、九年义务制教育、农村卫生和农村生态保护等支出。对农民主要是增加扶贫、技术培训等支出。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把农业补贴由价格支持转向直接补贴。通过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建立粮食直补制度，压缩粮食流通环节的补贴数额，将粮食保护价与市场价差额直接补贴给农民，使种粮农民增加收入。

加大农业和农村发展投入。提高财政支农的比重。按一定比例直接向第二、三产业提取农业发展基金，向社会征收农产品消费税等，用于加快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且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