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理论分析

第一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理论分析

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理论分析

（一）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必然性

税收调节收入分配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客观需求和国家履行经济职能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由于个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状况不同及市场供求状况的影响，会使人们在社会收入、财产分配方面出现日益扩大的差异。这一问题i是市场机制本身所无法解决的，这就需要国家在经济活动之外，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进行宏观有效调节，弥补社会公平的“市场失灵”。国家可以通过税种的选择、税基的确定和税率的划分来改变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以鼓励、限制或维护他们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使之按预定的方向和规模发展，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目标。因而，税收在收入分配领域，理所应当地承担起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的重任。

（二）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可行性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可以通过多个环节进行，即实现环节、使用环节、财富的积累环节及转让环节，通过在个人收入分配的各个环节设置相应的税种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收入分配税收调控体系。

1.在个人收入分配的实现环节，个人所得税是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最重要、最直接的手段，一方面通过累进税率的设计可以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给予低收入阶层税收优惠。

2.在个人收入的使用环节，通过对特定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征收消费税，起到补充调节作用。如果高收入者把高收入用于高消费，不仅无益于市场效率的提高，而且会使分配不公问题表面化，但用税收有选择地调节其中的高消费，不仅可以在流通领域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支付能力，进而间接影响个人收入分配，还可以引导高收入者把高收入转化为生产性投资，从而有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效率的提高。

3.在个人财富的积聚环节，征收一般财产税，有财产者纳税，无财产者不需要纳税，拥有较多财产的人多纳税，拥有较少财产的人少纳税，通过财产税率的变动和相应的财产价值的调整就可以避免社会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

4.在个人财产的转让环节，征收遗产和赠与税。高收入阶层形成的大笔财富如果全部留给继承人，往往导致社会分配不均，形成新的贫富差距。通过遗产税的课征，对社会财富进行一次再分配，有利于减少因财富在代际间转移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另外，由于遗产与赠与税是对个人收入（合理收入及不合理收入）的全方位调节，因而可以弥补个人所得税的不足。i市场无法实现社会公平，即无法将收入差距保持在大多数社会成员经济能力和心理能力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第二篇：调节收入分配,2017年再发力

调节收入分配，2017年再发力

鲁洲（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7

年03月20日 02 版）

■《“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确定了8大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将此规划与政府工作报告的有关内容结合起来，就更容易理解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角色，即着力健全促进机会均等的体制机制，对调节收入分配而言将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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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长期以来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今年，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指出，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6.3%，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240万，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有新的提高。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存在的形势下，取得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尽管这有助于缓解居民收入差距，但由于职业、地域、能力、机会等微观因素以及经济发展、分配制度等宏观因素的影响，收入差距会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调节收入分配就成为政府施政的重点工程之一。

稳增长是大前提

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比上年实际增长6.3%，高于人均GDP增速0.2个百分点。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比上年实际增长5.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比上年实际增长6.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高于城镇居民0.6个百分点。可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缓解。

不过，用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来看，2016年我国是0.465，比2015年高出0.003，虽然2012年到2015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474、0.473、0.469、0.462，总体呈下降趋势。据有关方面调查，2016年我国居民基尼系数略微扩大的主要原因，一是城市一部分低收入者养老金的收入增速略有放缓，二是农村一部分只靠粮食生产收入为主的居民，由于粮价下跌，收入略有减少。

上述现象和原因，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大环境有密切关系。正因为此，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贯彻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将GDP增速定在6.5%左右，并争取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更好结果；在供需方面，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并提高有效性，以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同时进一步释放需求潜力；在宏观调控上，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等等。这些目标或措施，都是为了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用稳增长来为惠民生进而为调节收入分配提供更大的可能性。

精准施策重实效

“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政府工作报告里的这句话，为调节收入分配提供了政策依据。2017年政府在这方面的具体措施包括：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比2016年多1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5%以内。再完成棚户区住房改造600万套，继续发展公租房，让更多住房困难家庭告别棚户区。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由每人每年420元提高到450元，同步提高个人缴费标准，扩大用药保障范围。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确保按时足额发放；稳步提高优抚、社会救助标准，实施好临时救助制度。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今年实现进城落户1300万人以上。

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生“两免一补”政策，加快实现城镇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持续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缩小城乡、区域、校际办学差距。继续扩大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农村招生规模。

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完成易地扶贫搬迁340万人；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长30%以上；切实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最严格的评估考核，严肃查处假脱贫、“被脱贫”、数字脱贫。

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这些措施涉及劳有所得、住有所居、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困有所帮、学有所教等方方面面，针对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和民生改善的突出问题，结合实施“十三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将惠民生落到实处、讲究实效，都会对调节收入分配起到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

机会均等更重要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双创”是以创业创新带动就业的有效方式„„是促进机会公平和社会纵向流动的现实渠道。这句话虽然是直接针对“持续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言的，但同样对调节收入分配有积极意义。一个固化的社会，缺乏依靠自身努力实现纵向流动的正常渠道，将会形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鸿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能够给勤劳致富的人提供难得的契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使每个人都能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国务院3月1日对外公布《“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确定了公共教育、劳动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等8大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清单，每个清单均明确了服务对象、服务指导标准、支出责任、牵头负责单位等，确定了政府的兜底责任，其核心就是促进机会均等。将此规划与政府工作报告的有关内容结合起来，就更容易理解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角色，即着力健全促进机会均等的体制机制，对调节收入分配而言将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调节收入分配涉及诸多环节，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的，有条件的要抓紧解决，把好事办好；一时难以解决的，要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加以解决。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标志性体现。

第三篇：收入分配方案分析

论我国收入分配方案

国民收入分配的三大主体包括政府、居民和企业，这三大主体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份额的具体情况称之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包括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国家和企业支配的部分与直接分配给个人的部分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二是在居民之间收入数量的差距问题。前者是要回答整个国家积累或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问题，后者则是回答正确处理个人之间的收入差别问题。二者的分配关系是否正确，都关乎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影响着千家万户。前者属于正确处理生产发展与消费水平提高的关系，涉及长远发展与当前利益、国家整体利益与居民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后者则属于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原则，也就是是否符合在这种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公平、公正等权利原则。

一、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现状

（一）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缩小而企业和政府所占比重不断扩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1992年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企业和居民所占比重分别为20∶19∶73，2008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企业和居民所占比重分别为20:22:56。

（二）居民总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82475.6 元）是20%最低收入组（15233.4 元）的5.4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14049.7 元）是20%最低收入组（1869.8元）的7.5倍。根据财政部的调查，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 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 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有专家认为我国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高。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127 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表明，基尼系数低于我国的国家有94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我国。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43.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33.6元。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919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从 1978年的 2.57 :1 扩大到 3.23 :1。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2年城镇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农村低收入户的人均收入的 13倍，2010年上升到 16倍。

（四）行业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金融业91364 元，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70619 元，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65238 元；年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20393 元，住宿和餐饮业27847元，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30750元。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中，最高行业金融业与最低行业农、林、牧、渔业之比为4.48 ∶1。而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1.8 倍左右。

（五）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我国企业内部的职工工资差距更大。2009年全国总工会的专项调研显示，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从2006年的6.72 倍扩至2008年的17.95 倍。企业内部职工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我国低收入职工比例较大，67.2% 的职工每月收入低于2152元的全国平均水平，17.3% 职工每月只拿1000元左右薪酬。

二、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现状的原因分析

（一）工资制定片面体现企业意志

一是目前我国相关领域的制度还不完善，各种制度之间的关系还没理顺。二是社会分配系统与机制不完善，对于职工工作年限、经验及创造的贡献无法准确计算；三是企业职工在收入分配、工资改革等方面缺乏监督权，从而导致企业利润向企业高、中层管理人员严重倾斜。

（三）忽视政府责任

在收入的初次分配环节，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同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只能任由雇主来决定其工资的水平。而雇主在利润最大化的利益驱使下，则会尽可能压低工人工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劳动力市场仍将存在供过于求的不均衡状态，因此很难改变强资本、弱劳工的局面，如果再不依靠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调节，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更难得到保障。

（三）宏观调控手段弱化

第一，最低工资标准较低，工资指导线缺乏指导性。目前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不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做出适时调整，因而使政府的工资指导线制度缺乏实际指导作用，与近年来不断上涨的物价、房价相比，最低工资标准普遍较低。第二，缺乏劳动定额标准。在实践中，国家没有统一的劳动定额标准，劳动定额的制定方法多样化，缺乏规范性和统一性，在程序上缺乏民主参与性，给企业违规、最大限度地攫取职工创造的劳动成果，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提供了机会；第三，基本工资基数普遍较低。现有的工资基数较低，且无法体现劳动者在企业的工龄工资、技能工资等方面的差异。

（四）收入分配法律法规尚不完善

第一，现有的初次分配领域中的资源配置制度、薪酬分配制度、农村分配制度以及收入分调控制度等没有纳入系统的法律体系；第二，有关工资分配的信息指导系统不够健全，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价位、人工成本信息发布指导等制度尚未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第三，用来统领工资分配的《工资法》还未出台，无法规范约束企业工资决定和支付行为；第四，配合《劳动合同法》执行的相关法律如就业促进、劳动标准、集体合同谈判、劳动争议处理等一系列密切关联的法律法规缺位。

（五）存在体制性障碍

一方面，由于我国目前收入分配机制还不健全，国家收入分配体系没有有效地将垄断利润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分配，国家对垄断企业的工资管理也没有加强监控力度，导致我国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和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另一方面，体制性障碍也在影响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六）工会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是工会组织自身建设欠规范。二是工会的法律地位与实际地位不相称，工会维权只能停留在表达和反映职工合法权益的层面上，而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

三、改革收入分配方案的建议(一)通过二、三次分配调整收入差距，稳定高收人群体数量

首先应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这一二次分配制度。对于高收人群体而言，其大部分收入主要来源于财产收入和其他隐性收入等非劳动收入，这一群体的偷漏税已成常态。因此，要真正发挥个税对收入的调节作用，除了对合理的劳动薪酬征税外，关键要加大对股权转让、房屋转让、利息股息红利等财产收入的征税。对于隐性收入，由于其隐蔽性，可通过开征富人税、物产税、遗产税等进行调整，发挥个税的调节功能来降低我国的基尼系数。其次要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在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今天，大力发展慈善捐赠事业，实现财富的第三次分配，起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使社会财富直接或间接地向低收入群体转移。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提高生活水平首先应提高工资性收入。要使居民收入的增长高于财政和企业收人的增长，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其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解决城镇居民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成本过高的问题，减少后顾之忧，提高生活质量。其三，提高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财产性收入是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通过刨新金融管理体系，提供越来越多的可供选择的金融理财工具和产品以及规范资本市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以保证居民财产增值。其四，打破身份壁垒，提高社会成员的合理流动。通过促进教育、就业公平，使“革根”与“官二代”、“富二代”有平等的机会实现向上的梦想。

(三)培养创收能力，减少低收入群体数量

首先要拓宽就业和再就业渠道。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所需资金少、包容性强、容纳劳动力较多的物业管理、家政服务等社会服务性行业；同时可通过政府补贴或低息贷款方式弓I导下岗及编外的低收入人员创办一些易起步、见效快的小型加工业、批零商业、小摊点餐饮业等，帮助低收人群体拓宽生产经营门路；另一方面对特困下岗人员提供免费或低费用的短、平、快岗位实用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以提高收入。其次，由于低收人群众的心理压力高于一般社会群体，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在帮助他们提高收入的同时，还要理解、尊重他们，通过加强心理引导，使他们树立信心，重燃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尽快步入小康行列。

第四篇：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启示及其政策建议

相关词条：发达国家, 收入分配, 启示, 做法, 建议

摘要：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主要采取了税收调节、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反贫困、农业政策补贴、工资决定机制等措施，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这些措施，对中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具有诸多启示；建议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以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关键词：发达国家，收入分配差距，调节，做法，启示，建议

一、美国等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做法

1.美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美国虽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典型代表，但收入分配不公比其他西方国家更为突出。为实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目标，美国主要采取了税收、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与反贫困等财政措施[1]16-19。

第一，税收调节措施。美国已经建立了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辅之以遗产税、赠与税、个人财产税、个人消费税、社会保障税的税收调节体系，充分发挥不同税种相互协调配合的调节功能。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实行累进税率，个人应税收入（或财产）越高，征税比例就越大，对个人收入差距调节力度最大，效果最明显。比如1991年，50%的低收入者税前收入所占比重为14.9%，税后收入比重上升为16.45%；而10%的最高收入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55%，50%的低收入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只占4.8%。第二，社会保障调节措施。美国的社会保障由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三部分组成。一是由联邦或州政府出资并管理的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项目，保障的主要对象是低于社会贫困线的低收入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以及这些家庭中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亲；福利内容有现金补贴、食品券、住房补贴、医疗补贴等。二是由政府立法强制实施、全体劳动者参加并共担费用的社会保险项目，主要有养老、医疗、失业、残疾、工伤与职业病保险等，实施对象是所有劳动者和退休人员；政府只对这些项目提供基本保障，并在主要项目上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共济和再分配原则。三是由各种基金组织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经办的私人团体年金、医疗保险和个人储蓄；对这一层次的保费和保费投资收入，政府实行免税鼓励。

第三，义务教育调节措施。为了保证不同地区之间义务教育的公平性，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加大了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州政府实行了不同学区的差别拨款补助方式。近二十多年来，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支出正在不断的加大。一方面，原有的联邦资助项目的额度在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又新增了不少支出项目。同时，各级政府在义务教育总支出中的比例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地方政府大于州政府、州政府又大于联邦政府的旧格局逐渐被打破，形成了州政府大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大于联邦政府的新局面。美国采取不同的方法资助学区，一种是基本资助拨款，即公式拨款；另一种是专项拨款，多用于特殊教育、职业教育等。

第四，反贫困调节措施。1961年，美国政府第一次宣布将失业和经济落后列为全国性问题的法案——《地区再开发法》颁布。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比较系统解决不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的法案——《联邦受援区和受援社区法案》。为了促进落后地区的开发，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联邦政府对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补助不断增加。据美国行政管理预算局估计，1997年联邦政府财政补贴达到2752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支出的比重达到16.3%。

2.英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但收入差距问题也是最早出现、且为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为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目标，英国采取了税收、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与反贫困等多项财政补救措施[2]128-130。

第一，税收调节措施。一是征收个人所得税。英国1799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并在1874年成为一个稳定的税种。英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由过去的83%降为40%，对应税收入实行三级超额累进税率。二是遗产税和赠与税。英国早在1694年就开征了遗产税。英国税法规定，遗产税和赠与税合并一起征收。为防止富人通过提前转移财产逃避遗产税，税法还规定继承人除了要对死者遗留的财产缴纳遗产税外，还要对死者七年内赠与的财产按不同的税率缴纳赠与税。

第二，社会保障调节措施。英国是最早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决定在全国征收济贫税；1601年颁布《济贫法》；1765年议会通过“斯品汉姆莱制度”，对低于最低工资限度的工人，由各教区予以津贴补助。1905年～1950年，英国政府先后颁布了《老年赡养法》、《职业介绍所法》、《国民保险法》、《国民健康服务法案》。这些法案、措施为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起到了有力的作用。

第三，义务教育调节措施。在英国，义务教育通常是地方行政当局的职责，但中央政府在义务教育总开支中占50%左右的份额，其余的由地方政府用税收来弥补，学费与捐赠仅占8%左右。1965年以后，中央政府的负担升至60%，地方税收与捐赠所占的份额分别降至36%和4%。第四，反贫困调节措施。英国政府解决地区收入差别的办法是鼓励工人从失业多的地区转移到发达地区。1928年，英国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工业迁移委员会”，资助失业工人到其他地区工作。1934年和1937年制定的特别地区法，开始按照把“工作带给工人”的原则解决区域问题，并对失业率高的“特区”进行财政援助。1984年，英国政府根据新的情况对区域开发政策进行了调整，将援助分为两类，即发展补助和选择性援助，按就业成本和就业规模为企业提供补贴，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

3.法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政府注重通过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和农业补贴等办法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这些做法对于保持法国社会近半个世纪的稳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3]。

第一，较为公平的税收制度。法国收入所得税采取高额累进税制，税率一般在16%至21%之间，但收入高的家庭最高税率高达56.8%，从而保证了低收入家庭免缴或少缴收入所得税。根据这一制度，越富的人交税越多，高收入者成了收入所得税的主要税源。

第二，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法国政府规定，所有的法国人都享有医疗保险，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及赤贫者享受免费医疗服务。法国家庭保险有多子女家庭补助、住房补贴、家庭补充收入等形式。政府还规定，凡年满60岁、工龄和缴纳退休金分摊额达37.5年的领工资者，均可以退休并领取退休金，退休金相当于10年最高工资平均数的50%。从1979年3月开始，法国政府就建立了统一的失业津贴制度，其失业津贴包括基本津贴、特别津贴等形式。

第三，对农业实行政策性补贴。法国政府对农业和农民的补贴已成为其财富再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补贴包括生产领域的补贴、流通领域的补贴和生活领域的补贴三种。近年来，由于农民的负担不断加重，法国农业和农民的财富再分配已经占到农民纯收入的25%。4.德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德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雇员与雇主之间的收入差距，二是东德与西德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为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目标，德国政府采取了税收、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与反贫困等财政补救措施[4].第一，税收调节措施。一是个人所得税。其征收范围包括私人企业和个体企业、自由职业者等所有取得应税所得的人。个人所得税占整个税收收入的40%以上，其中的工资税最高边际税率曾经为56%，后根据2000年出台的税改方案，最高边际税率从1999年的53%调到2005年的45%。德国工资税从1990年起采用线性累进税率制，这样更有利于公平。二是遗产税与财产税。德国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达67%。第二，社会保障调节措施。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由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福利项目构成，其中社会保险是最主要的部分。德国的社会保险主要包括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事故保险和医疗保险四大部分。失业保险金的缴纳由雇主和雇员缴纳等数额，领取失业金的数额大体相当于失业者最后工作净收入的60%。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一般也是由雇员和雇主各交一半。社会救济的形式有许多种，如提供咨询和照顾、给予物质或金钱上的帮助等。

第三，义务教育调节措施。德国义务教育始于1763年。1919年的魏玛宪法中也明确规定实行八年制义务教育。联邦德国现行的义务教育制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德国教育普及程度非常高，据历年来的统计，6岁～16岁的人口中入学率平均达到99%。1990年，全国普通教育的中小学、各类职业教育学校和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已占总入口的15%。德国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州政府承担，它将教师工资直接划拨到教师个人账户，约占义务教育经费的75%，另有少量经费由州转移给市、镇政府。

第四，反贫困调节措施。为缩小东西德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统一后的德国政府接连实施了一系列的援助措施，即在合并初期及合并后多年间一直实行西部向东部的资金转移和政策倾斜。德国每年把国内生产总值的600亿欧元用于德国东部的建设；还运用包括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平衡财政来进行反贫困。此外，联邦政府还根据联邦有义务帮助贫困州和有经济发展需要的州进行投资的规定，对某些贫困州根据需要拨付补助金。

5.日本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日本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没有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突出，基本看不到极度贫困的人群，因而日本不承认存在贫困问题，只承认存在因地区发展差异而产生的后进地区问题，这是日本近几十年来重视收入分配差距调节的结果。为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目标，日本主要采取了税收、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与反贫困等措施[5]。

第一，税收调节措施。日本于1887年开征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国税收入比重仅为0.8%。1913年以后，日本多次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并扩大个人所得税的税基。1950年以来，则开始减免个人所得税，至1987年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为10%～50%。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了刺激经济复苏，政府又进一步降低累进税率，并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日本的税收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除个人所得税外，还征收高额的遗产税与赠与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70%。

第二，社会保障调节措施。日本政府机构中设置了社会保障制度审议会、社会保险厅、养老金局、儿童局、老年保健福利部和社会援助局等。社会保障体系中包括医疗保险、社会福利、公众卫生、养老金等多种形式。1961年，随着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和国民养老金制度的全面实行，日本在社会保障方面实现了“国民皆保险、国民皆年金”，社会保障走向制度化。在日本，社会保障缴纳的金额视不同的收入阶层而有差别。高收入阶层缴纳的金额相对高一些，低收入阶层则相对缴纳较少。在支付时，由于社会保障属于公有保障的一部分，只支付给处于一定生活水平之下的阶层，从而起到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第三，义务教育调节措施。目前，日本的义务教育就学率几乎达100%，高中升学率约为95%，大学升学率也接近50%。基础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及城乡之间受教育机会均等，不仅促进了日本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也为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而且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起到了积极和有效的作用。

第四，反贫困调节措施。日本政府为了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先后制定和执行了《山村振兴法》、《过疏地域振兴特别措施法》、《欠发达地区工业开发促进法》、《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北海道开发法》等，并通过这些法律和相匹配的一系列财政、金融政策，达到了促进不发达地区的工业开发、增加就业和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差距的目的。

6.瑞典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2004年，瑞典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81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86万美元。瑞典的居民收入分配方面的主要特点是，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收入的均等化程度高[6]12-20。瑞典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主要采取的措施如下：

第一，初次分配中的工资决定制度。瑞典的工资协商机制是基本的工资决定形式，没有最低工资制度。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由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加以确定。一是在企业内部，雇主可以自由在劳动力市场上选择适合企业的雇员，但工资是由雇主和雇员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按照合同确定工资水平。二是在企业外部，确定不同行业和企业的相对工资水平时，由政府、雇主协会和雇员协会三方在充分考虑物价水平等各种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共同谈判确定每年的企业和行业工资水平。

第二，再分配中的社会保障制度。瑞典是高福利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本国公民及其家庭成员在养老、医疗、教育、居住、子女抚养、就业援助甚至休假等方面，提供了各种保障措施。同时，正是这种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对缩小分配差距、缓解社会对立情绪、减少社会不公等方面，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

第三，再分配中的税收调节制度。瑞典政府为社会成员提供全面的高福利的社会保障，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是税收调节。瑞典的个人所得税，是按照个人为单位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包括对劳动所得工资、奖金、养老金及交通、饮食和住房等各种形式的补贴、资本所得利息、股息、股票、债券和房产等各种形式的资本收益及经营公司或企业得到的收入部分进行征税。瑞典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税种主要是个人所得税、房产税、财产税、遗产与赠与税、养老金税和印花税。

第四，大力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为改善劳动者的收入状况，提高收入水平，瑞典设有国家劳动力市场委员会，并在对失业人员创办小型企业实行减税优惠政策的同时，不断加大对扩大就业的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其中用于就业项目的资金占GDP比重已经超过1.5%。在改进政府对就业的公共服务方面，瑞典的主要措施包括以市场需求为目标，运用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对失业人员进行及时而连续的就业服务；及时制订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计划；大力加强就业培训。这些促进就业的优惠政策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失业率过高造成的社会矛盾，为改善社会成员的收入状况提供了必要的保证。7.芬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2004年，芬兰国内生产总值为1497亿欧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86万欧元[6]12-20。芬兰居民在享有福利权利和政府尽力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的广泛性和综合性居于世界前列。

第一，再分配中的社会保障制度。芬兰政府对其公民提供的社会保障主要是医疗和健康保险、家庭补贴、失业补贴、就业保险、养老保险五大类。在这些保障措施的覆盖下，芬兰公民充分享受着从出生到老年整个人生过程中的来自国家的各种福利待遇和帮助。虽然在高福利项目的压力下，芬兰的社会保障费用支出的绝对数不断攀升，但社会保障占GDP的比重基本稳定。2003年和2004年，芬兰社会保障的支出费用总额分别达到3870亿欧元和4030亿欧元，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7%和26.9%，处于稳中略降的状况。在社会保障资金支付高风险的情况下，合理的社会保障资金供给结构显得非常重要。国家、企业和个人对社会保险体系的稳定责任随着缴费比例而相应固定下来。

第二，税收调节措施。芬兰是世界上实行高税收和高福利制度的国家，个人缴纳的所得税不仅是政府筹集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其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一是实施较为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制。政府规定，个人要缴纳包括向国家缴纳的所得税、向地方缴纳的地方税和向教会缴纳的文堂税。芬兰的个人所得包括劳动所得工资收入、养老金收入，以及资本所得利息、红利、股息、房租等两部分。工资收入越高，向国家和地方缴纳的所得税越多。二是利用差额税制进行收入再分配。这是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主要途径。

芬兰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差别很大，目前最高税率高达60%，而低收入者则无需向国家缴纳所得税，仅需缴纳地方税。向低收入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是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又一手段。其形式包括生活补助和住房补贴，以及向有子女家庭提供不需纳税的儿童补贴等形式。

第四，大力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芬兰在工业化进程中遇有不可回避的是人口老龄化和失业率较高的问题，因此在促进就业方面实施了一些保障措施。芬兰政府对中小企业雇佣失业人员采取减税4%的优惠措施，如2004年，政府用于失业和就业培训的各种补贴资金达到28.8亿欧元。在改进政府对就业的公共服务方面，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失业率过高造成的社会矛盾，为改善社会成员的收入状况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二、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做法的启示与若干政策建议

1.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措施对中国的启示

第一，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需要有健全的税制。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充分发挥了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和社会保障税等不同税种相互协调配合的调节功能，为政府确保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奠定了特质基础[1]16-19。

第二，借助社会保障制度调节收入分配差距需要确定保障的重点。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与这些国家的经济相联系的。

第三，保证义务教育本身的公平性。从义务教育的实施来看，为了落实义务教育的公平性，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承担义务教育的大半经费，并实行差别拨款补助方式；英国中央政府承担的义务教育经费超过了50%；德国州政府大约承担了义务教育经费的75%；日本中央政府承担的义务教育经费1994年达到了50%。

第四，有目标、有资金保证，科学而依法地进行反贫困。要做到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就需要按照一般的贫困标准确定扶贫对象和目标。对贫困、落后地区进行扶贫开发需要系列优惠政策的支持，但政策的实施要以财政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政府要通过投资补贴、就业补贴等财政刺激措施，引导企业向贫困地区迁移。同时，要根据贫困、落后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补贴的恰当形式，使扶贫开发取得实效，真正发挥反贫困在调节地区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扶贫开发要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将扶助置于严格的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2]128-130。

第五，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同时要强调效率。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践中，认识到过高的边际税率有碍于市场效率，过宽过高的社会福利容易出现“大锅饭”、“养懒汉”的问题，公费义务教育的教育质量难以得到保证，扶贫开发的补助需要引用市场原则等。近几十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差距调节措施进行了较大调整，比如，累进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降低，社会福利开支有所削减，在对穷人的补贴中引用负所得税。

2.对中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若干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我们也应看到，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收入水平增长的背后，存在着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社会再分配的手段和能力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非法收入的存在等[7]85。这已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做法，当前，建议采取如下积极的政策措施[7]85：

第一，深化税收体制改革，合理运用税收杠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一是调整相关税制。目前，我国的税制在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方面过于注重货币收入的调节，忽视对财富的调节。这是一种重视过程、忽视结果的模式。其突出表现是：现行个人所得税税制起征点低、级次多、级距小、边际税率高；调节个人财富分配的税几乎没有，比如，遗产税和赠与税始终未开征，房产税未把私有住房纳入征税范围。这种模式的最大弊端是影响了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扩张，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高收入阶层通过把现金转为财富来避税。二是改革收入分配调节资金支出方式。目前，我国调节收入分配的财政性资金的支出以现金补助为主，从世界各国经济看这是一种效率不高的模式。我国的现实情况中也暴露出了一些明显的问题，突出的表现是资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够充分实现预期目的，如低收入阶层部分领取补助金者把钱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上。为此，我国各级财政可建立对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消费的定向补助制度，如凭发票或收据报销定额义务教育学杂费、水电费、医药费、食品支出等；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放宽补助范围，定额标准确定权可由市级财政掌握，省级财政可酌情予以调控[8]。

第二，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按国际惯例，应提高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鼓励公平竞争，形成平均利润和平均收入；对少数特殊的垄断性行业，要加强收入分配的控制，防止分配差距过大；还要逐步规范市场行为，完善竞争法规，创造平等的市场环境。当前，尤其要破除不合理的垄断，创造条件促进劳动力流动。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动时期，优势产业的交替变化极为频繁，解决行业间存在的收入差距，最终要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责任就是制定反垄断法，清除市场准入壁垒。对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国家不能放松对其分配活动进行监管，要制定工资指导线，加大对工资福利过高、增长过快行业的职工收入调控力度；加强对这类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人工成本增长率的考核，对严重违反国家工资政策的要严肃处理。为此，劳动、财政、统计等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尽快建立企业人工成本监测指标体系，加强对企业人工成本的监测，定期发布行业的人工成本水平，指导企业与国内外同行业人工成本比较，合理确定本企业的职工收入水平。对于某些垄断行业严重存在着收费过高过乱、服务质量差、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一是要改革价格形成机制；二是要建立成本约束机制；三是要完善明码标价有关规定，加强对垄断行业收费的监督检查，对一些垄断行业利用垄断经营地位乱涨价、乱收费的，一经发现，要严肃查处[9]。

第三，扩大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市场准入，降低进入门槛，注重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在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只要家庭劳动力能够充分就业，收入水平就会大大提高。为了增加就业，一是要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二是要按照中央决定，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和灵活的就业方式；三是要普及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拓宽就业门路；四是要维护农民工权益，消除地域歧视、学历歧视、性别歧视等。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低收入者总体收入水平。

第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增加农民收入。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收入。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的要求，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不断开拓农业增收、农民增收的空间。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小城镇建设，完善农村市场体系，积极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努力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

第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断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任务。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要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的崛起。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较快发展，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性倾斜，以便吸收资本、人才的流入。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西部，尤其是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健全市场经济，打破行政区划的局限，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一是中西部地区要发挥自身优势，走特色发展之路。目前，中西部地区不仅在农牧业、采掘业、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及旅游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且在烟草、食品、纺织、机械、电子等加工工业方面也具有相当的优势。中西部地区要在现有产业优势的基础上选择和培育地区主导产业，如内蒙古的农畜产品加工、钢铁冶金；安徽的煤炭、农副业；河南的农业、食品、石化；湖北的汽车制造、冶金、化工；湖南的纺织、有色金属；四川、重庆的农业、机械制造、高技术产业；云南、贵州的有色金属冶炼、烟草、旅游、制糖、水电；西藏的牧业、旅游等。二是积极推进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中西部非国有经济发展迟缓，说明中西部的市场主体发育不足和经济市场化程度低，这反过来又直接影响到了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活力。这就告诉我们，要缩小中西部同东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就必须把加快中西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可以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就业，这既有利于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又有利于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三是加强区际经济技术合作，引进人才、留住人才。一方面，加强区际经济技术协作，鼓励东部采取多种方式支援中西部，如东部投资者在中西部投资设厂、组建跨地区的企业集团；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或经济落后省份要注重经济利益驱动，留住人才，切实增强中西部“造血功能”。在东部地区人才渐趋饱和、就业机会逐渐减少的背景下，通过政策引导、经济利益驱动，实现高级技术人才向中西部流动[10]。

第六，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加强法制建设。加强法制建设，依法取缔不正当或非法收入是解决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保障。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无论是初始分配领域还是再分配领域，都要以各种法律和经济的手段来规范收入分配渠道。目前，由经济违法及腐败造成的贫富悬殊性质恶劣，对此进行依法治理已刻不容缓。要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秩序性，完善权利的制约机制，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目前，要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使所有符合条件的城市居民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刘乐山。美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财政措施及启示[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7（1）。

[2]刘乐山。英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财政措施及启示[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3]法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J].党建研究，2005（9）：58.[4]邹伯平。德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财政措施及启示[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6（2）：84-86.[5]刘乐山。日本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财政措施及启示[J].经济纵横，2007（5）：65-67.[6]刘 强。瑞典、芬兰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及调节政策考察报告[J].经济研究参考，2006（32）。

[7]许 蕾。正确认识和合理调节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7（1）。

[8]白景明，周雪飞。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及财税调节政策[J].财经论丛，2003（3）：21-29.[9]杨宜勇。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状况、发展趋势及其对策[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23-27.[10]杨宜勇。着力扭转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N].中国经济时报，2007-08-02.（作者简介：姜爱林（1964-），男，湖北襄樊人，主任，博士后、教授，北京工业大学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作者：中华全国总工会经济社会政策研究室 姜爱林 来源：《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第五篇：5-1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加强收入分配调节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加强收入分配调节

（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一是进一步完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出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全面推动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二是加快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实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搞好各项医疗保障制度的衔接。

三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使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长期有保障，研究制定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指导意见。

四是做好城乡救助工作。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年底前实现应保尽保，逐步提高保障标准。积极发展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重点的社会福利事业。

五是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力度。加强提升社会保险经办服务能力、健全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综合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社会保障服务水平。

（二）加强收入分配调节

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为重点，调整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一是继续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较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扩大补贴范围。较大幅度提高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完善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优化农民工就业和创业环境，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促进农民种粮收入和务工收入增长。

二是进一步加强工资分配的宏观管理。继续推进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工资指导线和最低工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规范国有单位特别是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行为。

三是完善收入分配的税收调节政策。加快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合理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