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论文 收入分配论文

第一篇：收入差距论文 收入分配论文

收入差距论文收入分配论文

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及在初次分配中

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意义

[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初次分配中应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初次分配不注重公平而寄希望于二次、三次分配，最终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的考察，指出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收入差距 初次分配 公平效率

一、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

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综合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基尼系数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的区间。根据2006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0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2004年为0.465，2005年逼近0.48，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分配不公平警戒线。据统计，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占有国民全部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国民全部收入的50.24%。从我国的三次分配来看，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的基础，收入差距过大主要在于初次分配中公平的缺失。

（一）二元经济体制下城乡差距扩大

随着城市改革的全面展开和城市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开始逐渐拉大。城乡差距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不公平，城乡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差距对城乡人均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也呈不断扩大趋势，近十年来均达到一半以上。

根据《2008国家统计年鉴》统计，可以看出199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8.6元，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1700.6元，收入之比为1：2.4，而到了2003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22.2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72.2元，收入之比为1：3.23，突破收入之比1：3，据世界银行有关报告，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1.5左右，超过1：2的极为罕见。可见，城乡差距是目前中国贫富差距中较为突出的问题。

据相关数据统计，在初次分配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显著，在1990年城乡居民所获得的收入比是1.3，1995年扩大到1.63，而到2004年达到2.01。可见初次分配是拉大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并且有学者指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这一差距将扩大为6:1。

（二）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我国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增速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收入差距在逐年扩大。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加强了对东部

沿海的投资，使东部沿海在国家投资中的比重达到了50.6%，大大超过了1953年到1980年期间40.6%的水平。

据统计，1997年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城镇居民收入之比为1.46:1:1.03，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55:1:0.73。2007年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城镇居民收入之比为1.49:1:0.98，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48:1:0.88。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与东部的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总体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都比较大，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更严重。

（三）行业收入差距拉大

1978年以来，处于最高工资水平的是电力、煤气、供水及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业等，处于最低工资水平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和农、林、牧、渔业。按行业大类计算，2005年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之比为3.88:1。近年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差距呈扩大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不断扩大。

“十一五”期间，电力、煤气、供水、铁路、通信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率均出现了提速，高于“十五”期间平均增长率，与此同时，行业之间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这些隐形收入是我国目前难以测量到的数据。

（四）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低，职工工资水平低

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是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关系，是按照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决定的分配，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尚不完善，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资本在与劳动结合的过程中，资本在分配过程中所占有的优势地位变得更加明显，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例不断缩小。

表：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单位：亿元）

据统计，1997年至2003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8.65%升至11.89%。但是升高的幅度缓慢，而从2004年至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从11.63降至9.91，十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不升反降了。我国的人工成本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还低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转轨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水平。据2004年国家劳动局统计，“2001年中国雇员的人工成本相当于发达国家中德国的2.52%，瑞典的2.6%，日本的2.89%，法国的3.02%，澳大利亚的3.42%，英国的3.49%，美国的4.08%；相当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中韩国的6.54%，新加坡的4.98%；相当于转轨国家中捷克的14.7%，波兰的18.33%，罗马尼亚的65.87%；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中墨西哥的16.89%，巴西的30.50%，马来西亚的34.46%，泰国的59.95%。”

社会经济的增长离不开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劳动者报酬应随着企业和政府利益的增长而增长，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逐年上涨才是合理与正常的现象。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不升反降的非正常

现象反映出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的趋势，实际上是社会不公在财富分配领域的反映，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结果和反映。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1990年至2000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从15.9%降到11.9%，2006年，全国在岗职工工资总额23265.9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在GDP高居中国榜首的广东，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更低，珠江三角州多数民工工资，6年未见提升，一直在600元左右，约为美国平均工资的5.6%。近些年来，有些企业只见利润增加，不见工资提升。尤其是已占城镇就业人数30 %的一亿多农民工，其工资十分微薄。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主要在私营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劳动时间周平均为56.17小时，比规定的劳动时间多出40 %，小时工资仅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40 %、国企职工工资的30 %。”

据有关资料显示，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 %，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的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近30年的时间，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而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 20、日本的1/ 2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 20 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

二、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意义

有学者提出“公平与效率之间不存在谁优先、谁兼顾的问题，两者是完全统一的。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就没有公平。”本文认为，在初次分配中，公平与效率之间是双向互动关系，两者互

为条件、相互促进。首先，公平是促进经济效率的前提，只有在相对均等、规则相同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市场竞争充分有效；其次，效率有助于公平水平的提高，效率为公平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

（一）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须更大程度地体现公平。邓小平同志指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既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提高以公平为目的之效率，又要走出一条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之路，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最好诠释。

（二）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公平与效率是社会发展的两大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

须既要追求经济效率，又要体现社会公平。我国非常重视收入分配和公平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社会更加和谐”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多方面体现了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什么是和谐社会？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标志着我国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也标志着党和国家在社会发展价值取向上的转折。

（三）初次分配是实现公平分配的基础，必须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初次分配在三次分配中是基础性分配，涉及的范围大、面广，分配的格局在初次分配结束后基本上已经成定局，如果在初次分配阶段已经造成了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想通过再分配的手段来进行调节其力度将不大。因此初次分配阶段应该重视收入差距问题，考虑合理的公平，以实现初次分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首先，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是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效率的高低决定公平的实现程度，经济效率的提升是社会物质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社会发展的根基，公平的规模和程度不能超过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只能随着效率的提高而提高。

其次，公平是效率的保证，由于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由

人的积极性引发的创造力是一切效率的源泉。”公平是效率的保证，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体现为工资、财产性收益等的公平分配，最终可以以货币衡量，初次分配的公平应当是同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相同的生产要素获得相同的收入，分配越公平，人的积极性就越高，效率也就越高。在初次分配中贯彻公平原则就是要建立、健全公平竞争的统一规则，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严惩各类非法经营等。

国内流行的观点认为，初次分配可以讲“效率优先”，再分配再讲注重公平。这种观点显然认为调节分配只能靠二次分配，而不是依靠一次分配。在我国，分配不公主要产生于初次分配，例如近年来一些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甚至也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对劳动者过度剥削，将工人、农民工的工资压得很低，并且一直维持不变。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流行的分配改革中，高层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拉大到十余倍甚至更高，电信、电力、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所有这些都属于一次分配的问题，如果初次分配未能解决好公平问题，再分配将很难扭转局面。

参考文献：

[1]杨坚白.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王振中.市场经济的分配理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杨强.中国个人收入的公共分配[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李实.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实证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陈燕.公平与效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汤玉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与效率-关于全面发展战略的理论思考[M].党建读物出版社,1996.[7]忠东.平等与效率的对话-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现状及其出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8]陈宗胜.收入差别、贫困及失业[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9]李志宁.“低工资制”应当引起严重关切[J].企业标准化, 2007(5).[10]赵振华.关于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例的思考[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6).

第二篇：收入分配差距论文 收入分配改革论文

收入分配差距论文收入分配改革论文

分配领域中如何体现社会公平

摘要：针对当前收入分配差距的迅速扩大而导致的不公平问题，通过分析其原因提出如何正确看待收入分配差距和社会公平，以及如何在分配领域中更好地体现社会公平。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社会公平；基尼系数；社会分配结构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分配体制改革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的分配政策在不断地调整，这些改革措施在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综合国力提高的同时，也拉大了人们的收入分配差距，且这种差距日益扩大和严重。这些年中国社会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社会事业也有了长足发展，城乡居民的衣食住行用水平不断提高，享有的公共服务明显增强，但是，同经济快速发展相比，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比较尖锐，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不和谐不公平的现象，而人们在谈论社会公平问题时，往往把注意力放到了收入分配差距的迅速扩大方面。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标准是基尼系数，近几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45~0.53，从2000年就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的标准了，而且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是23倍。收入差距不仅体现在总

体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以及不同阶层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个人之间等。例如到2008年底，中国东部地区上海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达到26 675元，是最低的西部地区新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的2.33倍；上海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是甘肃家庭人均纯收入的4.2倍，并且在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区域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而且落后地区的收入差距要大于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2008年全国97个行业中，职工平均工资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比达到10∶1，如果加上各种隐性福利和优惠政策，这一比例会更高。这些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不利影响，同时也对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形成了很大的冲击。

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的原因

1.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原因。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原来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础上提出了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就承认了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极大地调动了社会不同阶层经营非劳动力生产要素的积极性，提高了非劳动收入在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而非劳动收入的获取与个人的择业自由度、经营才能、资产或资金占有量、技术与专利权等非劳动力生产要素有关，但是这些要素并不是每个人都均等拥有，因此，非劳动收入不均衡拉大了个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

2.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形成的一些经济主体对公有资源的不同垄断程度和来自于国家投资的不同受惠程度，使各经济主体进入市场竞争时所拥有的初始资源条件不平等，因而产生了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阻碍了行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同时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使人们的竞争意识、效益意识、进取意识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也造成了一些人价值观念的扭曲和错位，一部分人为了个人利益以权谋私、寻租、投机、贪赃枉法、偷税漏税、走私贩毒、制黄制假等等，因此形成了一个黑色、灰色高收入群体。而人们对分配不公的痛恨，对社会公平的不信任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非法收入者产生的。

3.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存在。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得远离现代化农业的农村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城市劳动生产率，而且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平等地自由流动，进城择业受到很大的限制，加上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享受更多的福利待遇，例如在享受社会保障方面和公共服务方面的非均等性，使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4.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控不到位。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但是，再分配必须注重公平，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据有关部门测算，目前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再分配的调节力度不到2%，而发达国家的再分配力度一般在20%~30%之间，可

见中国的再分配力度是远远不够的。

5.历史的、地理的原因。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国土面积广大，地理环境悬殊，发展不平衡，历史上就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差距和地区之间的差距。所以即使现在中西部地区以高于东部地区的速度增长、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比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但是他们之间的绝对差距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仍然会持续扩大。初始化水平低加上自然条件、基础条件、人口素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化。

二、如何正确看待收入分配差距和社会公平

收入分配差距并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特有现象，在所有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国家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个问题，有的还远远超过了中国的现状。即使目前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备的国家，尽管对收入差距进行了合理调节，又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仍然存在着收入差距，因为收入分配拉开适当的距离，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从而形成一种示范力量，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使国家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但是收入差距过大，甚至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就会有一定的消极作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购买力出现严重地分布不均，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同时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意味着低收入群体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加剧了贫困状况的恶化；尽管收入的绝对值提

高了，但是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收入的相对值降低了，从而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指数，随着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超过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时会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从而危及到社会的秩序与稳定；除此之处，还有非法收入所造成的收入差距的消极影响更大，严重地破坏了市场经济的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平的原则，伤害了人们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意识和自觉性。所以说收入差距可以存在，但前提是合理的适当的差距才行，如按劳分配和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收入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差距是人们能够接受的，也是应该允许的；而非法收入和垄断行业所形成的收入差距违背了社会公平的原则和市场经济的本质，必须坚决反对和消除；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所形成的收入差距则必须通过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通过政府的有力措施和相应的政策才能够逐渐缩小和消除。

三、在分配领域中如何进一步体现社会公平

由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目前所能达到的社会公平只能是低水平的社会公平，所以说公平的最大基础是国强民富，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才能够充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才能够为社会公平奠定最本质的基础，才能够为最终缩小和消除收入差距创造必要的条件。但是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下，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一定的，如何在这个前提下缓解和缩小收入差距进一步体现社会公平呢？

1.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社会分配结构。一个社会中

能力强的人和能力弱的人均为少数，而能力居中者占多数，所以橄榄型的社会分配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公正性，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普遍受益、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具体状况，也反映出社会成员的实际能力和收入状况的合理对应。所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都是切实有效的举措。

2.努力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和城乡贫困人口问题。可以通过完善税收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民间慈善事业以及建立公平的利益表达机制来解决弱势群体问题；而解决城乡贫困人口可以通过在农村有秩序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大扶贫力度，提高贫困人口致富的技能和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加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对自然条件特别恶劣的地区，可以实行人口迁移和适度的人口聚居，在城市实施再就业工程，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加强规范收入分配的制度化建设。垄断行业职工收入过高以及违背现行法律法规所取得的不合法收入是目前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突出表现，规范分配秩序，首先要纠正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的个人额外收入，即运用国家行政政策控制垄断收入；其次是建立和健全有关法律，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利用税收手段调节过高收入，通过法律手段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

4.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城市和农村本来就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二元体制结构的存在扩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只有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

系，才能够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平等自由地流向城市使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才能够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城乡人民的共同富裕。

5.建立一个初级的社会保障体系。所谓初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初步做到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五有”目标。

6.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公平的主体是政府，因而在缩小收入差距体现社会公平的过程中政府的行为也是至关重要的。严禁公权力的腐败，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缩减行政权力对市场机会的不当管制，推进公共资源的产权界定等等不仅有助于打击非法收入还能够增强对政府的信任度缓解干群关系。

总之，调节收入分配的基础是社会公平，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将蛋糕做大切好，才能够实现社会和谐与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

第三篇：中国收入分配问题论文

当代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国民收入总体水平有所提升，但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却在不断增大。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收入差距过大制约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现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很大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仍在呈现上升趋势，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仍处于可以接受的空间，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负面影响日显突出，需要高度重视。本文针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差距扩大的原因，以及收入差距对社会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关键词] 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差距 两极分化 公平效率 政策建议

2010年7月末,央行官员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壮大固然可喜,但是我们却不能因盲目乐观而忽视了另外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09年人均GDP仅为3 678美元,位列全球第99位。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妥善处理好社会转型期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焦点问题。

一、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现状

世界上目前通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标准，我国学术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也采用这种标准。基尼系数又称基尼集中率，是以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的名字命名的综合统计指标，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主要用来度量经济不平等程度，用一定人口所获得的收入比例来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水平。

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大小（或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高低）。基尼系数的范围介于0-1之间，最小值O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值l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偏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将会引起社会动荡。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接近0.5。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

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产生的原因

随着我国由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打破了以前的“平均主义”为特征旧的分配体制，收入分配呈现多元化格局，伴随而来的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这是多种原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原因

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历史上早就存几千年形成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方式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商品率低是我国农民收入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根本原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尤为突出，城乡经济存巨大差异，主要有劳动生产率差异、管理体制差异和形态差异。

（二）制度不健全

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缺乏、选择不当和虚设，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税收制度在调节力度及调节效果方面尚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税种设置不合理、不到位。目前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二是财产税制不健全，对居民个人所拥有的动产、不动产缺乏系统的调节手段。三是对偷税漏税行为打击力度不够。

(三)垄断是造成行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的主因

垄断是分配不公的最大根源。本来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对一些特殊行业实行垄断经营是必要的。问题是在行政权力多有渗透的背景下，许多垄断企业，特别是央企、国企垄断企业，凭借“背景”和“来头”，凭借国家的政策轻易地对国家最宝贵、最稀缺的资源实施垄断并借市场名誉进行垄断经营，几乎不承担市场风险就能获得丰厚利润，又以“多劳多得”、“合理激励”为由，依照竞争性企业的分配方式来分配主要因垄断而获得的高额利润。于是便出现了高工资、高补贴、高福利，财富便多集中在这些行业和人群中。

(四)现行税制不健全是加大分配不公，加剧贫富悬殊的一个重大原因

以现行税制特别是个税累进制度，存在很大漏洞。造成就相对收入而言，富人纳税比例低，穷人纳税比例高。这样的税制设计有利于富人少纳税，故有人称之为“累退税”。高收入阶层利用政策逃税有法，而大量白领阶层个税一分都逃不了。

三、收入分配差距对社会的影响

社会主义本质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走上共同富裕。但消除两极分化不等于“平均主义”，适当地拉开个人的收入差距有助于提高个人劳动积极性，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能，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发展。但鉴于我国目前收入差距已经偏大，应引起重视，尤其是负面影响。

（一）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收入差距偏大制约经济结构的优化，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收入差距偏大导致消费断层，极大地阻碍了国内需求的有序扩展和升级，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地区间偏大的收入差距，会减弱落后地区的人才吸引，人才向高收入地区的流动成为必然，不可避免地也会导致资金和技术的转移，使得各区域经济间难以形成有效互补，市场得不到充分拓展，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发展。

（二）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

过高的收入差距会引发社会不满和政治不稳定，这会造成一种不确定性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从而导致投资率下降，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我国是一个地广人多的国家，由于各种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历史发展、政策制定等种种因素会造成地区差距拉大，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民众对政府、对改革的信任。经济发展不平衡会影响到政治问题，地区差异如果处理不当则可导致地区冲突，并最终引发国家分裂、民族瓦解。

四、解决我国当前收入差距的对策措施

(一)尽快制定一套科学完整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以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收入分配制度是国家各种制度中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及目标实现影响最大的一项制度。一个社会是否能够科学协调稳定持续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配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前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尽快制定出一个高层次，广视觉，既符合中国当前实际又前瞻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且立法。

在国家完整收入分配制度出台前应先推行最低工资制度。目前应尽快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这项政策。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这一政策已越来越脱离客观实际，并成了影响经济质量提升，科学持续发展的因素。因此，调整收入分配机制势成必然。制定收入分配制度，首先，要确定政府、企业、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关系，拟设这样的阶 段性目标: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在三者中的占比应从2007年的57.9%提升到2015年的70%左右，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应从2007年的39.7%提升到2015年的50%左右。其次，再分配中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应 从2007年的57.5%提高到2015年的70%左右。再次，第三次分配要加大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支出中的比例，教育、医疗、社保三项支出应从2009年的29.2%上升到2015年的40%左右，并向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倾斜。

(二)建立健全以工资为核心的企业职工利益集体协商共决机制

在劳资关系中，劳动者天生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在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的中国，更是处于弱势中的弱势，迫使他们接受很低的工资和不太安全的生产条件。这就要求政府出面，与企业协商共同建立以工资为核心的职工利益集体协商共决机制，并将这一机制作为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个机制的设计至少应当包括：集体协商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政府的地位及职责；工会在其中的地位及职责；协商内容(应包括:分配形式、报酬额度、工作时间、休息休假、保险福利、安全卫生、学习培训等)；协商规则；监督主体等内容。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有许多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三)要对国企和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进行根本性改革

第一，要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对国家划分的三类企业上缴比例进行大幅调整，第一类可从目前的10%提高到30%左右；第二类可提到15%左右;第三类，缓期结束后，应定为5%以上。因为国企及其资本以及所占用的资源，本质上是全民性资产。因此，其利润应部分由社会共享，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转变为政府公共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二，要严格规范国企和垄断行业高管收入。可按企业层级及其高管级别参照公务员工资收入执行，考虑企业工作的特殊性，可补助其一定比例的企业津贴。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国企高管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政府派官员到企业任职和调企业高管到政府部门任职比比皆是。再说，政府派官员到企业任职是代表人民和政府去管理、经营人民资产的，本身具有管理公务公产的性质，与公务员没有本质区别。第三，制定垄断行业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比照管理办法。政府要严格垄断行业企业资本经营预算，将垄断行业工资总额管理与实现的利润基本脱钩，确定垄断行业工资与非垄断行业社会平均工资差距比例。差距不能太大。第四，垄断行业的职工福利应纳入工资管理范围，执行国家相关政策。

(四)改革税制，强化税收调节杠杆功能

从宏观方面看，要通过税收调节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一是东中西部要实行差别税收政策，通过税收优惠促进中西部的发展，从根本上为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奠定基础;二是除分地区实行差别税收政策和国家有特殊规定政策外，规模以上企业，应不分内资外资和经济性质，一律实行国民待遇税收政策，这有利于公平税赋、抑制私人资本暴利，缩小贫富差距。从微观方面看，要优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税收制度，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同时要增加税种，调整税率。建议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特别消费税，调整房产税，提高土地、矿产资源、石油等资源性税率，同时征收环境税。提高个税起征点，建议以3500元为起征点，设5%、10%、20%三种累进税率，同时提高资本利得、股息、红利的税率。这对“提低、扩中、限高”的分配导向极为有利。要全面推进全额扣缴明细申报管理，建立健全重点企业、垄断行业、重点人物、特殊群体纳税监管跟踪机制，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纳税管理力度。

(五)彻底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

应以户籍为重点，破除城乡二元壁垒，科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是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实行城乡统一的无差别的居民身份政策。二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包括医疗、养老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取消工资与社保费挂钩制度，所有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一律实行国民待遇政策。三是不再实行低价粮食安全战略，让粮食等农副产品由市场来定价。四是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前提下，允许农村土地进入市场，取消目前的征地政策，让农民以参股等方式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五是允许农村一切生产因素通过市场参与城市经济循环，以此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六是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尽快向农村配置各种公共优势资源。七是加大农村扶贫开发力度。八是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九是国家资源配置要逐步从城市转向农村。十是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使乡村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都得以交流而实现其价值。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无法回避的一项重大的政治议题。历史的经验表明,当我们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只有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清除发展中的困难和障碍。真正的改革,必然是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实质性调整。只有这样的调整,才能够化解当前的社会风险,并把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奠基于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只有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社会民众,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王小鲁.我国收入差距分析及对策[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7,（4）.[2]刘书云,王振宏.企业分配:利润挤占工资[ J].瞭望, 2008,（2）.[3]袁春晖.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和谐社会的影响[J].中国经贸导刊，2009（31）.[4]宋桂霞.中国和谐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构建研究[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9（1）.[5]郭立业，梁向东.和谐社会条件下的收入分配价值观[J].求索，2009（10）.

第四篇：关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关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摘要：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现状，收入分配差距大形成原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问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改革的现状，改革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何解决相关问题并希望出台具体方案。关键词：收入分配制度 差距 改革

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悬殊的现状众所公认，据统计，1985年到2009年以来，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之间的人均年收入差距从1985年的2.9倍扩大到2009年的8.9倍，且中国的收入差距还有扩大趋势。事实上，从国际上通用的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已突破社会容忍的“红线”——0.4。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就意味着财富已过度集中，收入差距日益明显。

造成今天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就其中的某一原因进行分析和研究，那就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专家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4个重点，分别是垄断行业的改革、解决政府官员腐败问题、消除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问题和改善弱势人群的发展条件。

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现在行业利润高度不均，垄断行业的收入远超一般行业，包括资源性和垄断性行业，比如石油、天然气、煤炭，以及金融等，这些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合理。

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因为管理存有大量漏洞，导致公共资源流失、漏出、腐败，结果富了少数人，一般老百姓享受不到，有少数人富得非常快，但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不清楚，很多是非法收入，或者没有办法界定来源的灰色收入，这些因素对扩大收入差距，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公共医疗、教育等资源的分配不均等，这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比如两亿多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但是根据统计局的调查，外出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比例非常低，去年工伤保险覆盖率最高，是23%，医疗、养老保险都只有百分之十几，失业保险8%。而没有被覆盖的又恰恰是就业和收入最不稳定的人群，也都是中等以下收入或低收入家庭。

温总理曾言，“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的确如此，收入悬殊会造成很多负面后果，而且负面后果会非常严重，特别是一部分收入的分配是很不正常、不公平的，会导致老百姓不满，导致社会不稳定。此外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没有社会保障，生活和就业非常不稳定，很难享受到公共服务，长期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来回流动，这对社会稳定是不利的。他们要承受很大的风险和压力，老人、孩子留在农村，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很多人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平常有工资收入可能还好一点，一旦没有工作了，或者生病、出了工伤，生存就成问题了。过去老的农民工还可以回去种地，但是现在年轻的农民工，很多都不可能回去种地了，如果不通过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现在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缩小收入差距，比如调整个税起征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进社会保障全覆盖，但这些措施相对于收入悬殊程度，作用是有限的。它们有可能起到缓和收入扩大的速度的效果，但是要改变收入差距的状况，使它恢复到合理差距上来，光靠已有的改革还远远不够。包括社会保障，这几年推进力度很大，但是两亿多农民工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被覆盖，所以这方面的改革仍然没有到位。更不用说灰色收入问题、腐败问题，它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变革，不是靠完善社会保障，增加转移支付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政府管理体制、财税体制等的改革。

当然，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我们一直在努力。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任重道远。其背后有长期积累下来的发展不平衡，如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也有相关体制机制的障碍，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都有待完善；更有分配制度本身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更好的协调与设计来逐步解决。

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的闭幕会上，通过了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政治决议。会议强调，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实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温家宝总理也表示，今年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要在任职的最后一年中把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作为首要工作。

殷切的希望收入改革制度方案早日出台，可以全面到位的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而且我希望收入分配改革并不是简单地给大家涨工资，而是一项涉及到多方面的综合性体制改革。比如，关于资源性收入和垄断性收入问题，就会涉及到资源税改革，我们过去有这方面的改革，但是力度不够；对于国有企业红利上缴问题，特别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改革的力度还要更大，有必要考虑是否征收垄断利润调节税。对于土地出让收入的分配和使用问题，现在很不透明、很不规范，这就要从土地出让制度及房地产税来推进。要规范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现在政府收入上升速度太快，远快于GDP的增长，但是政府的支出是否用到了合理的地方，透明度低，大家看不到，这也是亟待改革的。还有，社会保障制度涉及到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等方面，这些改革都需要推进。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变革，要兼顾各方合理诉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缩小贫富差距，需要更多地倾听民声、了解民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凝聚民众，长治久安。

其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远远不止上文提到的问题，具体方案也没有出台，具体是怎样改革，让我们拭目以待。只是希望，这次改革，不要让大众失望。

【资料来源】

1.《温家宝：今年一定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新闻网，2012-3-14.

第五篇：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调查

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调查

舒清清2012012136贸易经济

调查时间：2014年5月9号

调查地点：重庆工商大学

调查对象：城市与农村居民收入分配

调查方式：材料分析法

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及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在全国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同时，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是一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既有市场竞争形成的合理成分，也有制度性缺陷形成的不公平因素。政策的不完善、不配套，以及某些特殊政策都对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而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则没有太大的变化。这就导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呈扩大趋势。追根溯源，导致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还有很多制度性成因。

初次分配的制度性缺陷是导致城乡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从初次分配的制度安排看，重工业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历史原因，而财产性收入占比的加大和财产分布不均衡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从再分配的制度安排看，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不公平没有起到缓解收入差距的作用，且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阻碍了城乡公平劳动收入的实现。除此之外，我国产业偏向政策也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形成。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整体上还处于传统农业社会，中国的国情和面临的国际环境使得政府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为发展重工业，只有依靠农业支持工业的增长。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政府对农副产品强制实行低价收购，这就可以为工业部门提供低价的生产资料，又可保证工人及其家庭享有低价的食品供给，以实行低工资政策。资金不断地从农业部门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使我国的传统农业失去了转变为现代农业的机会。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工农业的发展严重失衡。而农产品生产的长期小规模分散经营方式不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制度因素户籍制和人为因素城市用工壁垒都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大

量的农业劳动力不得不滞留在农村内部从事高度分散的、低效率的劳动。小规模土地的分散经营，不利于农业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先进生产设备的运用和传统农业的转变，这就致使农民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支出很少，农业整体效益持续低下导致农民的收入难以提高。

二、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

1.取消户籍制限制促进城乡产业融合（1）城市化和非农化同时并举。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在城镇谋业定居，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赋予农民参与市场平等竞争的机会，让自主迁徙、自主择业、公平竞争成为农民的基本权利，以促进农民的收入增加。城市化进程实际上取决于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改革户籍制度后，农村的非农化进程；二是城乡经济良性循环过程中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因此，提高农民收入的最终解决办法是非农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有更高劳动生产率的非农产业就业，让过剩的生产能力找到用武之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治本之策。（2）加快城乡产业融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求我们必须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城市化的发展就是要彻底打破当前城乡产业分割的格局，以增加农民的收入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在城市化的产业布局中实现城乡经济统筹，以城市繁荣带动农村发展，构建城市现代产业对农业改造的有效机制，实现协调发展。既要使城乡经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又要使城乡经济社会结构全面转换，不仅要调整政策导向，而且要调整发展战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经济运行机制。

2.建立以反贫困为基准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又一个重要手段。农民是庞大的弱势群体，缺乏有效的社会安全网，其基本权益要靠社会保障来维护，这一点我国做得还远远不够。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版块，保障重心放在城市，一般不包括农村。目前我国反贫困的任务还很艰巨。农村贫困人口得不到解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不现实的。我国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农村总人口的7%以上，这意味着我国农村已进入老龄化阶段，政府要正视当前社会保障面临的难题，由中央财政担负农村教育和医疗，通过建立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不断缩小。在农村推行社会保障制度要坚持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

平，要坚持国家出资与多元投入相结合。在农村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开始时保障项目不可能太多，目前农村保障的重点应该是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险两项。

3.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实现规模化经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发展农业规模经济，首要前提就是要赋予农民长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关键是加大农村承包土地使用权流转力度。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标准，人均耕地1亩只能维持基本温饱，10亩可以达到温饱有余，100亩可以达到小康以上的生活水平，1000亩以上才可以主要依靠农业达到富裕水平。农业实现规模经营是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效益的重要途径。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主要是农户家庭，这种分散的、小地块经营，是典型的现代小农经济，与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产业化经营要求严重背离，应通过培育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来促进解决。

4.不断完善对农业的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我国现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国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时代，长期以来客观存在的“决策城市化倾向”应该终结。“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不仅是改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弱势地位，使农业发展有一个较好的条件，以抑制工业化进程中对农业资源过多地转移，而且也是一个国家在发展中遵循原则的转换，即由追求经济效率转向追求社会公平为主，最终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政府制定支农政策的战略目标应该是协调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促进农民增收，在工业化进程中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政府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对农业的价格保护和补贴政策，另一方面，更要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大幅度增加科技和农业基本建设投入。通过建立建立和完善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益。增加用于“三农”的支出要符合公共财政和WTO的要求。对农业主要是用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展农业科技以及流通、信息服务等方面，帮助农民减少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减少农业生产成本，通过“以工代赈”直接转化农民收入。对农村主要是增加小城镇建设、九年义务制教育、农村卫生和农村生态保护等支出。对农民主要是增加扶贫、技术培训等支出。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把农业补贴由价格支持转向直接补贴。通过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建立粮食直补制度，压缩粮食流通环节的补贴数额，将粮食保护价与市场价差额直接补贴给农民，使种粮农民增加收入。

加大农业和农村发展投入。提高财政支农的比重。按一定比例直接向第二、三产业提取农业发展基金，向社会征收农产品消费税等，用于加快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且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