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要素分配与收入分配论文（合集五篇）

第一篇：转型期要素分配与收入分配论文

国有企业

一、国有资本增长因素分析

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占用国有资产总量为57，554.4亿元，比上年增长10.9%，其中，国家资本31，998.2亿元，国有资本公积20，007亿元，其他国有资金938.7亿元，国有未分配利润为-7，303.5亿元。

“九五”期间，我国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净增加额为21，105亿元，其中，因国家投入、资本溢价、企业盈利等因素使国有资本增值42，945.7亿元。对“九五”期间及2000年我国国有企业国有资本规模的持续增长因素，可大体归因于以下方面：

1.国家投入仍然是国有资产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家对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以及国民经济重点产业和关键行业给予了大力支持和不断投入，这成为我国国有资产规模稳定增长的主要因素。据统计，“九五”期间国家直接对国有工商企业的各种投入，包括财政拨款、预算外资金、资本性税收返回等，共增加企业国有资本为10，107.2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长额的23.5%，其中，“九五”期间国家财政基建支出为7，526.1亿元，电力、铁路、民航等政府性建设基金支出约2，336亿元。另外，“九五”期间国家因实施“债转股”、“贷改投”等，将各级政府基建基金本息和剥离到资产管理公司的银行贷款本息转为企业资本金，增加企业国有资本为3054.6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长额的7.1%。两项因素合计为13，161.8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加额的30.6%。2000年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各种投入因素增加国有资产3，322.8亿元，占当年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加额的35.4%。

2.企业经营积累是国有资产持续增长的基本因素。为逐步提高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国家不断加大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使国有企业资本经营增值能力大幅度提高。据统计，“九五”期间国有工商企业因经营效益积累因素增加企业国有资产为12，716.3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长额的29.6%。2000年国有盈利企业的盈利额为4，679.8亿元，企业各种经营积累结转资本及权益而增加企业国有资产3，892.7亿元，占当年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加额的38.3%。

3.资产评估确保产权变动中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九五”期间，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产权转让、资产重组等产权变动行为日趋频繁。为促进企业价值在产权变动中合理定价，通过对产权变动过程中的国有企业资产进行专业性评估，促进了存量国有资产账面价值与市场合理衔接。据统计，“九五”期间，通过国有企业在产权变动中进行资产价值评估，增加企业国有资产5，509.9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加额的12.8%。2000年国有企业因资产评估增值增加国有资产937.4亿元，占当年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加值的9.2%。

4.资本溢价是实现国有资产运营增值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渠道不断拓宽。2000年底我国共有境内上市公司1088家，境外上市公司52家，股票总发行股本为3，791.7亿元。国有企业通过上市融资形成的资本溢价发行收入逐年扩大，构成近年来国有资产通过资本市场运营实现增值的重要因素。据统计，“九五”期间国有工商企业通过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溢价，增加企业国有资产3，003.6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加额的7%。2000年国有企业因上市融资形成资本溢价共增加国有资产达1，426.3亿元，占当年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增加额的14.1%。

5.基建规模的不断扩大有效推动了国有资产稳步增长。近年来国家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国民经济基础设施领域的基本建设投资，使得预算内和预算外财政资金的基建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1998年以来，我国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达3，600亿元，集中国家财力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促使国有资产规模保持增长势头。据统计，2000年度全国国有建设单位结存的国有资产总额为8，592.9亿元，较1995年结存额2，017.5亿元净增加6，575.4亿元，占“九五”期间全国国有资产净增加额的15.7%。

二、国有资本减值因素分析

在国有资产稳定增长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减值因素。“九五”期间，我国国有企业因专项核销、企业亏损等因素使国有资本减值21，840.7亿元，其中，2000年共减少5，908亿元。对“九五”期间国有资本的减值因素可作如下分析：

1.破产、撤销和改制剥离等因素。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力度，对10多万户经营管理不善或亏损严重的国有中小企业实行改制、出售、撤销、破产等措施，“九五”期间由此而减少国有资产5，337.2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占用国有资产减少额的24.4%，其中，2000年因破产、撤销、改制等因素形成的国有资本减少额为1，421.7亿元，占当年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减少额的24.1%。

2.专项核销。为加强国有企业的资产及财务管理，通过清产核资、产权界定等政策，对管理不善或历史包袱严重企业的资产及权益进行专项核销;同时，在住房制度改革也进行了专项核销。“九五”期间由此而减少国有资本2，764.8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占用国有资本减少额的12.7%，其中，2000年因专项核销减少国有企业国有资本967.6亿元，占当年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减少额的16.4%。

3.企业经营亏损减少。相当部分国有企业经营效益低下，“九五”期间因企业经营亏损挂账对冲权益减少国有资产11，540.9亿元，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占用国有资产减少额的52.8%，其中，2000年因企业经营亏损减少国有资本3，098.7亿元，占当年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减少额的52.5%。

三、影响国有经济稳定增长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国有资产良性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在分布结构、增长质量和运行效率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1.国有经济发展和国有资产增长存在不平衡现象。一是国有企业效益主要集中在少数垄断行业，而多数行业国有企业效益低下。2000年石油、石化、电力、电信四大行业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共计1，740.9亿元，占全部国有工商企业实现利润的61.4%。二是国有企业利润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型企业，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处于微利和亏损状态。2000年实现利润排名前50位的国有大型企业利润总额为2，319.2亿元，占全部国有工商企业实现利润的81.8%。三是工业企业国有资产增长呈趋缓态势。2000年作为我国产业经济领域主要支撑力量的国有工业企业国有资产仅比上年增长3%，比全国国有资产平均增幅低5.7个百分点。四是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持续超高增长。“九五”期间全国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增加额为18，203.5亿元，年均递增20.2%，比同期经营性国有资产增幅高出8.6个百分点。

2.国有资产分布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近年来，虽然通过调整投入结构、促进企业兼并重组和破产出售等措施，使国有资产的行业和规模分布结构得到明显改善，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国有企业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和中小型企业中的分布过量和效益较差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2000年分布在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工商企业14.4万户，占全部国有企业总户数的75.4%，其中，亏损企业7.2万户，占全部国有亏损企业户数的74.2%，亏损额1，188亿元，占全部国有工商企业亏损额的64.4%。2000年全国国有中小型企业18.1万户，占全部国有企业总户数的94.8%，其中，亏损企业9.4万户，占全部国有亏损工商企业户数的96.9%，亏损额1，086.8亿元，占全部国有亏损工商企业亏损额的58.9%。

3.国有资产对社会资本的控制能力提高缓慢。近年来，随着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迫切需要国有经济实现从总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以较少量的国有资

本带动和支配更多的社会资本。但从国有企业组织形式和资本结构看，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吸纳和控制能力亟待提高。一是2000年单一投资主体的国有独资工商企业(公司)仍多达14.5万户，占全部国有工商企业总户数的75.9%，比例仅比“九五”前期的1995年下降10.3个百分点。单一投资主体的企业数量过多，影响国有资产运营效益的提高。2000年14.5万户国有独资企业(公司)实现利润332.8亿元，仅占国有工商企业实现利润的11.7%。二是在多元投资主体的国有控股企业中，绝大多数企业的国有资本都处于绝对控股地位，限制了国有经济控制力和支配力的发挥。如2000年3.2万户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股占总股本的平均比重仍高达63.5％。

4.国有企业不良资产规模持续扩大。2000年全国19.1万户国有工商企业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等不良资产为18，209.8亿元，比上年增长22.8%，占所有者权益的比重为31.4%，比重比上年上升3.6个百分点，比“九五”前期的1995年上升了约12个百分点;造成国有企业不良资产规模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一是有大量国有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2000年9.7万户国有亏损企业累积经营亏损挂账为7，981.3亿元，占全部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13.9%。二是国有企业会计核算不实。据统计，2000年国有盈利企业当年新增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等不良资产共计3，017.3亿元，占盈利企业盈利额的64.5%，占国有盈利企业当年新增国有资产的44.9%。三是结算秩序混乱导致企业间拖欠和赖账现象增多。2000年国有企业应收(预付)账款为19，653.9亿元，其中，三年以上应收(预付)账款为4，181.8亿元，比上年增长了53.2%。

5.国有盈利企业经营积累绝大部分被亏损企业所抵消。由于国有企业经营效益相差悬殊，亏损企业造成的国有资产减值，严重侵蚀了盈利形成的国有资产增值，这是当前我国国有经济发展中一个亟待解决的矛盾。2000年国有亏损企业仍达9.7万户，占全部国有企业总户数的50.8%，形成了亏损额为1，846亿元。受大量亏损和困难企业的影响，我国国有企业整体资本积累能力受到拖累。据统计，“九五”期间国有盈利企业经营利润结转资本增加的国有资产为12，716.3亿元，而同期亏损企业经营亏损造成国有资产减值11，540.9亿元，两项因素相互抵冲后为1，175.4亿元，即“九五”期间企业经营积累仅占同期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净增加额的5.6%，而90.1%的盈利企业经营积累被亏损企业亏损额所侵蚀。

乡镇企业

一、乡镇企业资本的形成2000年乡镇企业的个数为2，084.66万个(其中集体80.21万个，私营206.06万个，个体企业1，798.39万个)，比1996年减少10.78％(其中集体企业减少48.25%，个体私营企业减少8.09%);企业资产总额约为48，710亿元，比1996年增长54.22%，年均增长速度为11.44%。十几年时间，中国农民在基本没有获得国家直接投资的情况下，财产积累的速度是十分惊人的，这还没有计算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而带来的农民个人财产的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的增加以及整个乡村地区因此而带来的福利的改善与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从乡村整体的效率增长和社会福利增加的结果来看，乡镇企业出现本身，就是农民进行制度创新、农村财产关系进行调整的结果。因此，从这一历史过程来看，农村以财产关系调整为特征的制度变革应该早于包产到户的出现就已经开始。乡镇企业的诞生与发展是中国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项影响巨大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这一制度变迁是在地方政府广泛支持和参与之下自发地进行的。2000年乡村集体企业的资产总额为25，892亿元，占全部乡镇企业资产总额的53.16%，比1996年增长10.94%，而在1996年集体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乡镇企业资产的比重为71.55%。联想到国有企业的艰难的产权制度改革，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令人震惊的变化。

二、乡镇企业资产状况分析

1.乡镇企业资本增长。乡镇企业的资产总量在22年间的增长是极其快速的，2000年的资本总额几乎为1978年的150倍，年平均增长速度达26.9%。其中，1978一1985年年均增长速度为18.85%，1986-1990年为8.38%，1990——1995为29.7%，1995-2000年为0.9%。值得注意的是自1997年以来，其增长速度急速下滑。

2.乡镇企业的资本结构。1986年200家大型乡镇工业样本企业的平均资产总额为429.22万元，负债总额为239.42万元，企业权益为111.42万元，当年企业负债比率为55.79%，负债总额中流动负债占72.7%。在1986年的总负债中，银行贷款为160.65万元，占到总负债的67.1%。1986年企业的流动比率为1.41，速动比率为0.77。到1990年企业平均总资产达到818.23万元，比1986年增长90.63％，总负债为446.64万元，企业权益为375.83万元，当年企业平均负债比率为54.59%，负债总额中流动负债占79.22%。总负债中银行贷款为216.16万元，占到总负债的48.4%。1990年企业的流动比率为1.46，速动比率为0.75。以上数据说明，样本企业总资产的一半以上来自债务。在企业的总资产与其负债规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00家样本企业1986年的R值达到0.92(F=1093.97)。从负债结构资料分析，企业债权人的多元化，显然大大分散了债权方面的风险，扩大了企业负债的可能。“负债经营”扩大了企业的实力，不过企业并不是为了扩大实力，而是要通过扩大经营实力盈利。从现实的经济过程看，没有预期的利润，企业负债决心和债权人出资的可能性都将受到削弱。样本企业的盈利能力可看平均的收益指标。首先是有较高的毛利率，样本企业即使销售成本全部通过债务获得，那么经营一年之后当年还息之余仍然具有较高的毛利水平;其次是乡镇企业的净收益占销售收入的比例高于目前任何平均的贷款利率，表明乡镇工业企业的负债经营是有利可图的。此外，样本企业的资产负债水平和企业盈利水平之间存在着很高的正相关关系(周其仁等，1990)。

2000年乡村集体企业总资产比1996年增长10.95％。这与前述样本企业1986年－1990五年间总资产增长近一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1996年乡村集体企业负债比率为61.97％。2000年为57.73%，下降了4个多百分点。负债比率的下降与银行贷款的大幅度减少密切相关。1996年长短期银行贷款为4，327.08亿元，占总负债的29.92％;到2000年银行贷款总额为4，108.76亿元，占总负债的比率下降为27.49%。从表3可以看到，近五年来乡镇企业的投资增长主要来自于权益资本的增加，特别是个人资本金和外商资本金的增长。乡村集体的资本金在此五年中均处于下降趋势，乡、村集体资本金分别下降12.39％、12.82%。显然，乡镇企业近年来增长速度的大幅度下滑是与资本投资增长缓慢有关，而投资增长的下降又与目前的投融资体制密切相关。

三、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深远影响

总体上看，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融资面临的难题，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1.缺乏股权融资渠道，内部融资比例高。目前乡镇企业基本没有进行股权融资的渠道，二板市场尚在讨论之中，原有的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已全部取消。中小企业在改制过程中通过集资进行过大量的股权融资，但由于没有可交易的市场，企业职工手中持有的股权不具有流动性，这样一方面企业股权持有者承担着无限风险，另一方面也削弱了企业以此方式进一步融资的能力，致使企业无法降低负债比率，改善资本结构。

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明令禁止企业的社会集资活动，同时关闭地方性股权交易系统，取消各类柜台交易或场外交易，因此，目前合法的股权融资渠道只有深圳和上海的两家股票交易所。众所周知，对于公司股票在这两个市场上市交易，政府有着严格的规定和极其严格的审批程序，只有具备相当规

模的企业才能够获得资格上市，而且周期极长(一般需要2-3年的时间)，成本极高。况且，非国有企业上市刚刚获得准允，数年来通行的规则是：具备上市资格的首要条件是国有企业。显然，以非国有部门为主体的中小企业没有可能在这一市场上进行融资。目前正在讨论关于第二板市场建立的问题，最终的运行框架和基本规则虽然还没有公布，仍需要进行相关的法律修订，但是，可以肯定这个市场主要是针对成长性好、科技水平高、资金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的。对那些以解决就业为主、盈利水平不高、成长性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这一市场上上市的机会也不会太多。

2.外部融资中的债务融资存在很多问题，且债务融资渠道极其单一。(1)国有商业银行垄断经营，中小型金融机构特别是非国有中小型金融机构发育严重不足。(2)国有商业银行大量信贷资源投入到国有部门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由于国有部门的低效率，无法及时足额地还本付息，不仅导致银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同时也降低了信贷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了乡镇企业可获得的信贷资源。(3)国有商业银行规模庞大，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化、官僚化问题仍然存在，加之信息不对称，对乡镇企业的信贷风险难以控制，导致商业银行对乡镇企业的贷款具有更高的成本。(4)乡镇企业部门进行债券融资面临许多实际困难，几乎很难以这种方式实现债务融资，况且目前中央政府严格限制企业通过债券发行进行融资的方式。(5)中国货币市场发展缺陷大，发育程度低。虽然票据市场建立很早，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甚至在1988-1995年间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基本停止。加上乡镇企业本身的信用程度不高，通过票据贴现、承兑等货币工具进行短期融资在目前情况下也具有很大的运作难度。(6)由于中国企业目前信用程度普遍不高，企业间三角债严重，因此财务报表上所显示出来的“企业间借款”或应收款的数额十分巨大，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很高。显然这并不是一种自愿的、正常的企业间债务关系，特别是国有企业对非国有企业的债务拖欠情况是十分严重的。

过度的债务融资，加上企业债务融资渠道过于单一，导致企业过度依赖银行信贷扩张来实现投资增长。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承担着保障国民经济增长的资金供给义务，而作为商业银行又不得不考虑银行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赢利性，企业过度的债务融资和单一的债务融资渠道使得银行体系处于“贷款不是，不贷款也不是”的境地;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固有的“放大机制”使得银行在经济增长乏力时，必将选择缩减信贷规模以规避金融风险，从而导致企业投资大规模缩减，加重了经济的不景气。

3.乡镇企业债务融资信用普遍不足。随着商业银行体制的建立，银行信贷资金的抵押、担保制度日益完善。由于乡镇企业本身股本投资不足，再加上信用担保机制的严重缺乏，它们普遍面临着债务融资信用不足问题。从最近调查所了解到的情况看，为了解决信用不足的问题，一些企业不得不使投资活动偏离利润目标，将极为稀缺的资本投入到盈利能力很低甚至根本没有盈利可能的项目中。如在十分偏僻的小山村斥资数亿元建设度假村、高尔夫球场、康乐宫等等旅游房地产项目，以增加其获取银行贷款的可抵押资产，结果不仅没有改善资产的质量，反而导致资产的流动性大幅度下降，增加了信贷资金的风险。

目前，信用担保体系的作用受到诸多限制。一是目前各级政府的财政资金非常紧张，能够拿出用作设立担保基金的资金非常有限。同时，政府主办的担保基金是一种政策性机构，因此收益性和赢利性并非其首要目标，这一限制使得企业或投资商不愿意拿出资金参与其中。资金来源不足是担保基金规模扩大的一个重大约束，而规模太小的担保基金又难以满足广大中小企业的信贷需求。纯粹的商业性或民间担保机构由于其对资金安全性和赢利性的考虑，关注的对象不会是就业创造型的普通中小企业。二是目前的担保体系无法覆盖县及县以下的中国90%以上的中小型或微型的企业。三是由于中小型金融机构的缺乏，国营大型商业银行自身资产状况、风险控制方式和手段的约束，以及它们对乡镇企业贷款的相对高成本，即使信用担保及其他相关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它们也会对乡镇企业的贷款有所顾忌。显然我们暂时还不能对信用担保体系能够发挥的作用估计过高。

4.缺乏为乡镇企业投资决策和经营管理提供咨询服务的机构，造成投资失败率过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市场的门槛大大提高，过去10万元投资即能生产出有市场需求的产品，而现在投资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也不一定能够获得市场的“入场券”。这样，企业一项投资失败就有可能导致业主全军覆没，不仅新的投资无法收回，甚至连过去积累的财富也将一去不回。中国的乡镇企业家是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转变过来的。他们在早期的投资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财富，这些成功的经验常常使得他们忽略了宏观管理体制的变革和市场的演进状况，他们依然沿用过去不断“试错”的办法来进行投资活动。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及不断恶化的信用状况，投资的风险日渐增大，对企业经营者而言已经到了只能胜不能败的程度。因此，科学的投资决策与管理已经成为乡镇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在现实中，与科学决策、管理相关的市场分析、项目评估、资产管理和交易、债务管理等中介机构的供给却严重不足。

综上所述，乡镇企业的融资问题所反映的并非仅仅是企业本身的问题，已经触及到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和国民经济可持续成长的许多根本性问题，比如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金融组织体系创新(如发展中小金融机构)、货币市场进一步发育及如何利用现代金融手段和工具、资本市场创新特别是第二板市场建设、柜台交易市场的放开和规范等问题，甚至于包括中央银行监管方式、手段的改革等等。显然，没有上述问题的根本解决，乡镇企业融资问题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中国乡镇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非常复杂、艰难的过程，需要进行广泛的改革试验和认真仔细的政策设计，经历相当时间的制度建设过程。

第二篇：收入差距论文 收入分配论文

收入差距论文收入分配论文

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及在初次分配中

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意义

[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初次分配中应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初次分配不注重公平而寄希望于二次、三次分配，最终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的考察，指出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收入差距 初次分配 公平效率

一、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

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综合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基尼系数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的区间。根据2006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0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2004年为0.465，2005年逼近0.48，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分配不公平警戒线。据统计，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占有国民全部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国民全部收入的50.24%。从我国的三次分配来看，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的基础，收入差距过大主要在于初次分配中公平的缺失。

（一）二元经济体制下城乡差距扩大

随着城市改革的全面展开和城市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开始逐渐拉大。城乡差距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不公平，城乡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差距对城乡人均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也呈不断扩大趋势，近十年来均达到一半以上。

根据《2008国家统计年鉴》统计，可以看出199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8.6元，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1700.6元，收入之比为1：2.4，而到了2003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22.2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72.2元，收入之比为1：3.23，突破收入之比1：3，据世界银行有关报告，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1.5左右，超过1：2的极为罕见。可见，城乡差距是目前中国贫富差距中较为突出的问题。

据相关数据统计，在初次分配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显著，在1990年城乡居民所获得的收入比是1.3，1995年扩大到1.63，而到2004年达到2.01。可见初次分配是拉大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并且有学者指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这一差距将扩大为6:1。

（二）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我国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增速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收入差距在逐年扩大。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加强了对东部

沿海的投资，使东部沿海在国家投资中的比重达到了50.6%，大大超过了1953年到1980年期间40.6%的水平。

据统计，1997年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城镇居民收入之比为1.46:1:1.03，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55:1:0.73。2007年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城镇居民收入之比为1.49:1:0.98，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48:1:0.88。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与东部的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总体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都比较大，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更严重。

（三）行业收入差距拉大

1978年以来，处于最高工资水平的是电力、煤气、供水及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业等，处于最低工资水平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和农、林、牧、渔业。按行业大类计算，2005年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之比为3.88:1。近年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差距呈扩大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不断扩大。

“十一五”期间，电力、煤气、供水、铁路、通信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率均出现了提速，高于“十五”期间平均增长率，与此同时，行业之间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这些隐形收入是我国目前难以测量到的数据。

（四）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低，职工工资水平低

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是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关系，是按照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决定的分配，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尚不完善，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资本在与劳动结合的过程中，资本在分配过程中所占有的优势地位变得更加明显，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例不断缩小。

表：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单位：亿元）

据统计，1997年至2003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8.65%升至11.89%。但是升高的幅度缓慢，而从2004年至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从11.63降至9.91，十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不升反降了。我国的人工成本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还低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转轨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水平。据2004年国家劳动局统计，“2001年中国雇员的人工成本相当于发达国家中德国的2.52%，瑞典的2.6%，日本的2.89%，法国的3.02%，澳大利亚的3.42%，英国的3.49%，美国的4.08%；相当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中韩国的6.54%，新加坡的4.98%；相当于转轨国家中捷克的14.7%，波兰的18.33%，罗马尼亚的65.87%；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中墨西哥的16.89%，巴西的30.50%，马来西亚的34.46%，泰国的59.95%。”

社会经济的增长离不开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劳动者报酬应随着企业和政府利益的增长而增长，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逐年上涨才是合理与正常的现象。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不升反降的非正常

现象反映出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的趋势，实际上是社会不公在财富分配领域的反映，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结果和反映。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1990年至2000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从15.9%降到11.9%，2006年，全国在岗职工工资总额23265.9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在GDP高居中国榜首的广东，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更低，珠江三角州多数民工工资，6年未见提升，一直在600元左右，约为美国平均工资的5.6%。近些年来，有些企业只见利润增加，不见工资提升。尤其是已占城镇就业人数30 %的一亿多农民工，其工资十分微薄。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主要在私营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劳动时间周平均为56.17小时，比规定的劳动时间多出40 %，小时工资仅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40 %、国企职工工资的30 %。”

据有关资料显示，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 %，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的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近30年的时间，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而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 20、日本的1/ 2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 20 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

二、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意义

有学者提出“公平与效率之间不存在谁优先、谁兼顾的问题，两者是完全统一的。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就没有公平。”本文认为，在初次分配中，公平与效率之间是双向互动关系，两者互

为条件、相互促进。首先，公平是促进经济效率的前提，只有在相对均等、规则相同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市场竞争充分有效；其次，效率有助于公平水平的提高，效率为公平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

（一）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须更大程度地体现公平。邓小平同志指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既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提高以公平为目的之效率，又要走出一条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之路，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最好诠释。

（二）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公平与效率是社会发展的两大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

须既要追求经济效率，又要体现社会公平。我国非常重视收入分配和公平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社会更加和谐”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多方面体现了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什么是和谐社会？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标志着我国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也标志着党和国家在社会发展价值取向上的转折。

（三）初次分配是实现公平分配的基础，必须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初次分配在三次分配中是基础性分配，涉及的范围大、面广，分配的格局在初次分配结束后基本上已经成定局，如果在初次分配阶段已经造成了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想通过再分配的手段来进行调节其力度将不大。因此初次分配阶段应该重视收入差距问题，考虑合理的公平，以实现初次分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首先，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是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效率的高低决定公平的实现程度，经济效率的提升是社会物质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社会发展的根基，公平的规模和程度不能超过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只能随着效率的提高而提高。

其次，公平是效率的保证，由于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由

人的积极性引发的创造力是一切效率的源泉。”公平是效率的保证，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体现为工资、财产性收益等的公平分配，最终可以以货币衡量，初次分配的公平应当是同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相同的生产要素获得相同的收入，分配越公平，人的积极性就越高，效率也就越高。在初次分配中贯彻公平原则就是要建立、健全公平竞争的统一规则，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严惩各类非法经营等。

国内流行的观点认为，初次分配可以讲“效率优先”，再分配再讲注重公平。这种观点显然认为调节分配只能靠二次分配，而不是依靠一次分配。在我国，分配不公主要产生于初次分配，例如近年来一些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甚至也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对劳动者过度剥削，将工人、农民工的工资压得很低，并且一直维持不变。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流行的分配改革中，高层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拉大到十余倍甚至更高，电信、电力、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所有这些都属于一次分配的问题，如果初次分配未能解决好公平问题，再分配将很难扭转局面。

参考文献：

[1]杨坚白.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王振中.市场经济的分配理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杨强.中国个人收入的公共分配[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李实.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实证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陈燕.公平与效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汤玉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与效率-关于全面发展战略的理论思考[M].党建读物出版社,1996.[7]忠东.平等与效率的对话-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现状及其出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8]陈宗胜.收入差别、贫困及失业[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9]李志宁.“低工资制”应当引起严重关切[J].企业标准化, 2007(5).[10]赵振华.关于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例的思考[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6).

第三篇：收入与分配教案

收入与分配教案

一、教学目标

1．我国分配制度 2．社会公平3．财政作用 4．增值税

二、复习提问

1．我国分配制度 2．社会公平3．财政作用 4．增值税

三、知识结构

1．我国分配制度 2．社会公平3．财政作用 4．增值税

四、例题分析

材料

某市政府打出扶贫攻坚的组合拳。大力实施产业扶贫政策，制定支持茶叶、蔬菜、樱桃、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的意见方案，聚集旅游资源带动贫困户发展特色种植业、林果业、传统手工业。筹集近1.62亿元财政产业扶贫资金，推行“公司+合作社(基地)+贫困户”和扶贫资金、山林、土地入股的经营模式。积极探索电商扶贫新路子，提供富民贷款5118万元，新增电商400多户，拓宽商品销售渠道。加强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教育支持，强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提高贫困家庭子女素质和就业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对于贫困人口中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全部纳入农村低保，由社会保障进行兜底。

结合材料，运用经济生活的知识，分析该市扶贫攻坚系列措施的合理性。(10分)

①大力实施产业扶贫政策，实施科学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发展。（3分）

②增加产业扶持资金，实施兜底社会保障，支持教育发展，充分发挥财政在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们生活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3分）

③支持发展电子商务，推动创业就业，增加居民收入。（2分）④创新生产要素流转和经营模式，完善分配机制，促进增收。（2分）

五、当堂练习

1.2017年我们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赤字拟安排2.38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000亿元。我国扩财政赤字规模以促进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是 ①消费需求增加，内需扩大 ②企业自扩大生产，就业扩大 ③劳动者收入增加，购买力提高 ④政府投资增加，形成新的需求 A．④一②一③一④ B．③一②一①一④ C．④一①一③一②

D．④一②一③一①

2．2016年3月，多省出台的关于省级国企员工持股的意见指出，持股员工应是在关键岗位工作并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或较大影响的科研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员工可以现金或法律规定的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出资，不得采取低价折股、送股、垫资等方式。该改革的预期效果是

①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员工的财产性收入 ②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③增强员工主人翁意识，激励员工作出更大的贡献

④更好地实现股权多元化，促进公司治理的进步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3.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就是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基础设施，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督。这一模式的实施将

①提高公共服务价格，增加民营企业利润 ②发挥国家财政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 ③发挥市场的作用，提高项目融资成功可能性 ④提高社会资本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地位

A．①② B.③④ C.②④ D.②③

4．零工经济是指由工作量不多的自由职业者构成的经济领域，利用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快速匹配供需方，主要包括群体工作和经应用程序接治的按需工作两种形式，“零工经济”业已成为世界各国有志者自主创业的主基调。零工经济 ①降低了就业成本，能够大帽度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②增强了劳动者就业的灵活性，但也会增加劳动者维权的风险性 ③进一步推动了创新经济的发展，也给法律和政策的完善提出挑战 ④解放了人的时闻和创造力，改变了当下人们劳动的性质和特点 A．②③ B．①④ C.①② D.③④

5.2016年10月1日，根据国家部署，财政部全面上调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工资标准，并计划每隔一至两年进行一次工资普调。上述政策 ①是国家合理提高职工收入，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举措

②是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的重大进步 ③有利于健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落实分配政策 ④有利于优化工资结构，发挥财政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6.2016年我国GDP增长6.7%，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1.6%，比2015年提高1.4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1.8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6%，比2015年提高4.9个百分点。由此可推导出

①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有所减少 ②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 ③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④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稳步推进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7.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重要信号，即我国的货币政策告别宽松时代，转向中性稳健。该转变发生的原因可能是

①2016年前三季度我国PPI指数大幅上升 ②2017年美元升值预期仍然强烈 ③央行不断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 ④近年我国GDP增速呈下滑态势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8.2016年我国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发挥税收作用。下列关于税收作用的传导过程，正确的是

①推进资源税改革→提高资源开采费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②降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节个人收人分配→实现社会公平③优化财税结构→拓宽财政收入增长空间→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④对高档消费品征收消费税→高档消费品价格上涨→高档消费品消费减少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9.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提出，协调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加大政府投入，实现大病保险全覆盖，提高城乡医疗救助补助标准，扩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范围。上述改革措施

①发挥了宏观调控引导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 ②旨在实现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 ③体现了政府对医药市场秩序的重视和维护 ④有效提升了政府公共服务水平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10.2016年12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大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大力振兴实体经济。下列能正确反映国家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是

①降低企业贷款利率→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企业生产成本降低→实体经济得到发展 ②降低企业税收标准→企业税负减轻→研发投入增加→企业从供给低端迈向中高端 ③强化中性信贷政策→打击过度加杠杆套利行为→资金脱虚向实→降低企业融资难度 ④提高企业社保缴费比例→保障劳动者权益→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11.“分享经济”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分享海量的分散化闲置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分享经济”正逐渐成为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的一种全新商业模式。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意义是 ①推动公共产品和服务资源共享，扩大居民消费选择 ②提升供给弹性和灵活度，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③保障传统企业经济安全，推动企业平稳转型 ④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12．为响应中央“一带一路”战略，加快推进互联网+跨境物流企业经营创新和转型，全国铁路拟开发新的列车运行图。新运行图将进一步调整优化列车运行方案，新增中欧班列和中亚班列等运行线。由此将带来的影响是

①运输成本降低→物流迅速增加→生产规模扩大→产品质量提高 ②游客出行方便→刺激旅游业发展→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③对外运输便利→跨境物流增加→国际合作加强→开放水平提高 ④运输服务加快→跨境物流发展→带动经济发展→促进生活水平提高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13．以下是我国“十二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的变化图。从中可以推论出我国

①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减少，致使能耗不断下降 ②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阶段，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③节能减排工作任重道远，必须加快推进能源节约集约利用 ④能源利用效率在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14．运用经济生活知识，判断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①2016年8月11—13日，人民币兑美元累计贬值幅度达4．66％。美元持续升值有利于扩大中国商品出口的优势，但会增加我国对外投资的压力

②2011年至今，我国煤炭价格持续下跌，有人据此建议下调电力价格，原因是电力和煤炭作为互补商品价格变化方向应当一致

③中共中央连续11年发布“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对种粮农民实施直接财政补贴，这种财政补贴政策可以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

④2017年3月1日，国务院公布《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明确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发挥财政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15.2016 年11 月13 日，中巴经济走廊联合贸易车队首次自北向南成功穿越巴基斯坦落后的西部地区，这是中国控股和建设的瓜达尔港第一次大规模向海外出口集装箱，中国货物运到中东、非洲将比原先节约一个多月的时间，巴基斯坦也由此成为亚洲大陆的交汇点。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说明

①以双边合作带动多边合作成为经济全球化新常态 ②我国主动引领经济全球化向更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 ③区域互联互通共同发展加速，国际产能合作深化 ④区域经济发展日趋开放稳定，贸易保护主义被打破

A.①② B.③④ C.①④ D.②③

六、总结反思

第四篇：中国收入分配问题论文

当代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国民收入总体水平有所提升，但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却在不断增大。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收入差距过大制约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现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很大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仍在呈现上升趋势，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仍处于可以接受的空间，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负面影响日显突出，需要高度重视。本文针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差距扩大的原因，以及收入差距对社会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关键词] 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差距 两极分化 公平效率 政策建议

2010年7月末,央行官员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壮大固然可喜,但是我们却不能因盲目乐观而忽视了另外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09年人均GDP仅为3 678美元,位列全球第99位。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居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妥善处理好社会转型期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焦点问题。

一、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现状

世界上目前通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标准，我国学术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也采用这种标准。基尼系数又称基尼集中率，是以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的名字命名的综合统计指标，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主要用来度量经济不平等程度，用一定人口所获得的收入比例来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水平。

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大小（或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高低）。基尼系数的范围介于0-1之间，最小值O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最大值l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低于0.2表示收入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偏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将会引起社会动荡。国际上通常将0.4作为警戒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接近0.5。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

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产生的原因

随着我国由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打破了以前的“平均主义”为特征旧的分配体制，收入分配呈现多元化格局，伴随而来的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这是多种原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原因

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历史上早就存几千年形成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方式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商品率低是我国农民收入大大低于城市居民的根本原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尤为突出，城乡经济存巨大差异，主要有劳动生产率差异、管理体制差异和形态差异。

（二）制度不健全

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缺乏、选择不当和虚设，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税收制度在调节力度及调节效果方面尚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税种设置不合理、不到位。目前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二是财产税制不健全，对居民个人所拥有的动产、不动产缺乏系统的调节手段。三是对偷税漏税行为打击力度不够。

(三)垄断是造成行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的主因

垄断是分配不公的最大根源。本来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对一些特殊行业实行垄断经营是必要的。问题是在行政权力多有渗透的背景下，许多垄断企业，特别是央企、国企垄断企业，凭借“背景”和“来头”，凭借国家的政策轻易地对国家最宝贵、最稀缺的资源实施垄断并借市场名誉进行垄断经营，几乎不承担市场风险就能获得丰厚利润，又以“多劳多得”、“合理激励”为由，依照竞争性企业的分配方式来分配主要因垄断而获得的高额利润。于是便出现了高工资、高补贴、高福利，财富便多集中在这些行业和人群中。

(四)现行税制不健全是加大分配不公，加剧贫富悬殊的一个重大原因

以现行税制特别是个税累进制度，存在很大漏洞。造成就相对收入而言，富人纳税比例低，穷人纳税比例高。这样的税制设计有利于富人少纳税，故有人称之为“累退税”。高收入阶层利用政策逃税有法，而大量白领阶层个税一分都逃不了。

三、收入分配差距对社会的影响

社会主义本质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走上共同富裕。但消除两极分化不等于“平均主义”，适当地拉开个人的收入差距有助于提高个人劳动积极性，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能，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发展。但鉴于我国目前收入差距已经偏大，应引起重视，尤其是负面影响。

（一）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收入差距偏大制约经济结构的优化，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收入差距偏大导致消费断层，极大地阻碍了国内需求的有序扩展和升级，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优化；收入差距偏大不利于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地区间偏大的收入差距，会减弱落后地区的人才吸引，人才向高收入地区的流动成为必然，不可避免地也会导致资金和技术的转移，使得各区域经济间难以形成有效互补，市场得不到充分拓展，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发展。

（二）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

过高的收入差距会引发社会不满和政治不稳定，这会造成一种不确定性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从而导致投资率下降，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我国是一个地广人多的国家，由于各种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历史发展、政策制定等种种因素会造成地区差距拉大，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民众对政府、对改革的信任。经济发展不平衡会影响到政治问题，地区差异如果处理不当则可导致地区冲突，并最终引发国家分裂、民族瓦解。

四、解决我国当前收入差距的对策措施

(一)尽快制定一套科学完整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以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收入分配制度是国家各种制度中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及目标实现影响最大的一项制度。一个社会是否能够科学协调稳定持续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配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前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尽快制定出一个高层次，广视觉，既符合中国当前实际又前瞻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且立法。

在国家完整收入分配制度出台前应先推行最低工资制度。目前应尽快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这项政策。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这一政策已越来越脱离客观实际，并成了影响经济质量提升，科学持续发展的因素。因此，调整收入分配机制势成必然。制定收入分配制度，首先，要确定政府、企业、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比例关系，拟设这样的阶 段性目标: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在三者中的占比应从2007年的57.9%提升到2015年的70%左右，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应从2007年的39.7%提升到2015年的50%左右。其次，再分配中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应 从2007年的57.5%提高到2015年的70%左右。再次，第三次分配要加大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支出中的比例，教育、医疗、社保三项支出应从2009年的29.2%上升到2015年的40%左右，并向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倾斜。

(二)建立健全以工资为核心的企业职工利益集体协商共决机制

在劳资关系中，劳动者天生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在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的中国，更是处于弱势中的弱势，迫使他们接受很低的工资和不太安全的生产条件。这就要求政府出面，与企业协商共同建立以工资为核心的职工利益集体协商共决机制，并将这一机制作为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个机制的设计至少应当包括：集体协商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政府的地位及职责；工会在其中的地位及职责；协商内容(应包括:分配形式、报酬额度、工作时间、休息休假、保险福利、安全卫生、学习培训等)；协商规则；监督主体等内容。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有许多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三)要对国企和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进行根本性改革

第一，要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对国家划分的三类企业上缴比例进行大幅调整，第一类可从目前的10%提高到30%左右；第二类可提到15%左右;第三类，缓期结束后，应定为5%以上。因为国企及其资本以及所占用的资源，本质上是全民性资产。因此，其利润应部分由社会共享，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转变为政府公共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二，要严格规范国企和垄断行业高管收入。可按企业层级及其高管级别参照公务员工资收入执行，考虑企业工作的特殊性，可补助其一定比例的企业津贴。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国企高管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政府派官员到企业任职和调企业高管到政府部门任职比比皆是。再说，政府派官员到企业任职是代表人民和政府去管理、经营人民资产的，本身具有管理公务公产的性质，与公务员没有本质区别。第三，制定垄断行业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比照管理办法。政府要严格垄断行业企业资本经营预算，将垄断行业工资总额管理与实现的利润基本脱钩，确定垄断行业工资与非垄断行业社会平均工资差距比例。差距不能太大。第四，垄断行业的职工福利应纳入工资管理范围，执行国家相关政策。

(四)改革税制，强化税收调节杠杆功能

从宏观方面看，要通过税收调节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一是东中西部要实行差别税收政策，通过税收优惠促进中西部的发展，从根本上为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奠定基础;二是除分地区实行差别税收政策和国家有特殊规定政策外，规模以上企业，应不分内资外资和经济性质，一律实行国民待遇税收政策，这有利于公平税赋、抑制私人资本暴利，缩小贫富差距。从微观方面看，要优化增值税和营业税税收制度，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同时要增加税种，调整税率。建议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特别消费税，调整房产税，提高土地、矿产资源、石油等资源性税率，同时征收环境税。提高个税起征点，建议以3500元为起征点，设5%、10%、20%三种累进税率，同时提高资本利得、股息、红利的税率。这对“提低、扩中、限高”的分配导向极为有利。要全面推进全额扣缴明细申报管理，建立健全重点企业、垄断行业、重点人物、特殊群体纳税监管跟踪机制，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纳税管理力度。

(五)彻底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加大城乡统筹发展力度

应以户籍为重点，破除城乡二元壁垒，科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是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实行城乡统一的无差别的居民身份政策。二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包括医疗、养老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取消工资与社保费挂钩制度，所有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一律实行国民待遇政策。三是不再实行低价粮食安全战略，让粮食等农副产品由市场来定价。四是在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前提下，允许农村土地进入市场，取消目前的征地政策，让农民以参股等方式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五是允许农村一切生产因素通过市场参与城市经济循环，以此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六是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尽快向农村配置各种公共优势资源。七是加大农村扶贫开发力度。八是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九是国家资源配置要逐步从城市转向农村。十是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使乡村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都得以交流而实现其价值。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无法回避的一项重大的政治议题。历史的经验表明,当我们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只有更加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清除发展中的困难和障碍。真正的改革,必然是对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实质性调整。只有这样的调整,才能够化解当前的社会风险,并把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奠基于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只有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社会民众,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王小鲁.我国收入差距分析及对策[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7,（4）.[2]刘书云,王振宏.企业分配:利润挤占工资[ J].瞭望, 2008,（2）.[3]袁春晖.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和谐社会的影响[J].中国经贸导刊，2009（31）.[4]宋桂霞.中国和谐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构建研究[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9（1）.[5]郭立业，梁向东.和谐社会条件下的收入分配价值观[J].求索，2009（10）.

第五篇：收入分配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

热点分析

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这类不平等主要是待改革的体制性因素所致，是分配关系扭曲的重要表现。其中在非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方面，政府的“缺位和越位”贯穿始终。

一是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歧视，源于计划经济早期的城乡分割体制。在城乡经济一体化或城市化逐步形成的趋势下，原有体制中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性歧视并没有根本改变，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农民的身份在就业、收入分配以及公共品分享方面，仍然受到相当程度的歧视待遇。在市场经济收入增长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条件下，这种歧视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目前全国总体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二是缺乏有效的劳资协调机制，中下阶层缺乏表达诉求权。我国在转型经济体制中，虽然按劳分配依然被强调为主体地位，但相应的体制设计还很不完善，甚至有些方面存在严重“缺位”现象。特别是劳动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国有企业工会组织基本作为企业“职能部门”存在，在维护职工利益方面往往受到企业管理层的掣肘；大量的非国有企业还没有工会组织或工会组织徒具形式，劳资矛盾协调机制严重缺位。从一些国有企业早期“砸三铁”到后来的随意裁员，以及“农民工”工资长期被压低的现象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机制的缺乏。

三是垄断行业对分配关系的扭曲。行政性垄断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部分行业归口管理演变而来。在体制转型期比较普遍的现象是，行政性垄断行业往往热衷于“选择性”地参照“市场化”和“国际惯例”，这种选择性集中体现在所谓“市场价格”、赢利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参照，大部分垄断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更为重要的是，由行政性垄断带给行业的超额利润大都没有回馈给国家和社会，而是以“做大做强”之类的理由留在了部门和企业，并且部分地转化为这些行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福利等。这是目前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对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关系的重大扭曲。

四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影响。相对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而言，政府职能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集中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位。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是一些突出的表现。

五是缺乏对资源配置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我国在体制转轨中虽然大幅度减少了行政性资源配置，但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行政性资源配置的权力具有了“价格”意义。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出现大量权力市场化的现象。近年来，在城市改造拆迁和土地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圈钱”等领域，权力市场化的现象依然没有止步的迹象。这是产生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的根本原因。

对策链接

2009年7月4日，在首届全球智库峰会的全球储蓄与消费分论坛上，国家发改委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指出，下一步国家将考虑从五个方面促进收入分配改革，其根本点在于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并做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加强城乡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环节。

第一，增加劳动力收入。

第二，加强城市化进程，形成有利于国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城乡差距是造成我国居民整体收入差距的最主要的原因，而这与城乡二元结构有关，因此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还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

第三，完善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薪酬形成机制。工资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据测算，工资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为65%左右。因此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健全企业薪酬形成机制非常必要。

第四，健全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与分配水平，完善城镇居民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扩大覆盖范围，加大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加快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城乡的社会救助制度。完善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助帮机制。

第五，加强城乡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环节，更多向公共服务和社会领域倾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运转化。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制度。研究推进收入与分配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增加税收再分配环节。

延伸阅读

正确处理收入分配问题

邹东涛

一、理性分析收入差距与贫富矛盾

收入差距的扩大、贫富矛盾的加剧，是近年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对这一问题必须冷静思考、分析和处理。

（一）关于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世界上用来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标。首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为0.18，现在已接近0.5，而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是0.35—0.4。这成为媒体炒作最热的问题之一。作为清醒的学者、官员和媒体对此都应该冷静点。首先应当认识到，与改革开放前普遍贫穷条件下的绝对平均主义相比，我国的基尼系数逐步增加，这是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社会进步的表现；其次，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还不是全局的，“奔腾式”的甚至是“对抗性”的矛盾。其三，对于已经存在的收入分配方面不合理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拉大的严重问题，国家绝不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必须高度关注。其四，面对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努力解决，但在舆论上切不可盲目和过度渲染，因为过度渲染无益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对现存的问题和矛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但不要搞民粹主义

处理好收入分配关系，协调收入分配的过大差距，实现贫富和谐，关键是要解决好社会弱势阶层的过低收入和贫困状况。同情社会弱势阶层，是社会公众一般的心理趋向，也是中华民族自古具有人文关怀优良传统的表现。但高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要谨防“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Populism，也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俄国出现的一种影响较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其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极端强调平民的利益、意见、公决、创制权等。这里在分析收入分配关系中借用“民粹主义”的概念，是指反对收入分配差距、绝对“妖魔化”富人、否定市场竞争、崇尚平均主义等逆市场机制的思潮。

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实现贫富和谐的目标，必须把握好两点：一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原则，而公正首先来自符合效率原则的初次分配；其次是收入分配的机会均等原则，而机会均等原则首先是市场竞争机会的均等。只有牢牢把握这两个原则，才能确保财富持续充分涌流的源泉永不衰竭。如果国家政策过度向社会弱势阶层倾斜，让“怀弱”极端为“民粹主义”，必然会影响经济效益，减少财富增长，最终不利于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

（三）调节收入分配，关注弱势群体，实现贫富和谐，首先是政府的职责

政府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有大的作为。而政府要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不能“东按葫芦西按瓢，眉毛胡子一把抓”，首要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我在1999年提出了“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人跟着利益走，利益跟着制度走”的观点，一个良好的、有效的制度不仅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也是解决财富分配、协调利益关系、促进贫富和谐的关键。这就要全力打造全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这种机制包括利益表达的机制，利益的谈判和博弈机制，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等。从我国现实存在的严峻问题来看，首先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要为解决官民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解决廉政问题，从而在民众思想深处消除“仇官”心理(实际上是“仇腐”心理)；二是从制度上解决各级官员的勤政问题，真正为民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带来看得见的利益。

第二个方面是要为解决城乡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真正取得实效；二是从制度上打破城乡壁垒，促进农村人口平稳有效地向城市转移。

第三个方面是要为解决行业间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着力解决行业垄断问题，切实打破行业间的收入分配不公。

第四个方面是为解决劳资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逐步提高劳工最低工资保障线和强化对高收入的税收监管，从制度上解决劳资收入悬殊问题，从而在劳工思想深处消除“仇富”心理；二是完善工会制度，加大工会工作的力度，从制度上解决劳资的对话和劳工的利益表达机制；三是鼓励和提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努力促进劳资和谐。

第五个方面是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规模的积累，加速和加大力度在全社会建立普遍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等。

第六个方面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捐赠制度，让有钱人广泛地、自觉地参与到构建贫富和谐的工作中来。

通过这一系列与收入分配有关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一方面，使“贫有保底”，从而“贫而不穷”；另一方面，使富者遵守各种社会规则，具有博爱和人文主义思想，长期坚持不懈地履行社会责任，多行善举，关爱社会弱势群体，从而降低、平抑和化解社会矛盾。只要这些做到了，贫富同舟共济，促进社会和谐，不仅是必须做到的，也是能够做到的。

二、关注公平不能向效率开刀

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和贫富矛盾的凸现，不少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提出了质疑，好像收入差距拉大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效率优先”造成的。如果是这样，就得降低效率了。但我们可以冷静地想想：我国的效率是否真的很高了？绝不是。因为迄今为止，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和资金产出率还远低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而单位GDP增长的资源消耗率则大大高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我认为，国家和社会应当关注社会公平，只有公平了才能实现贫富和谐，但关注公平，实现贫富和谐，绝不能向效率开刀。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性难题。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容，是激励效率的重要杠杆。而收入差距过大，则会影响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社会不是要消灭收入差距，而是要调节收入差距，取缔非法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平抑社会矛盾。一个社会首先必须保持一定的竞争性差距，以便刺激效率，促进发展。否则，实现平等和贫富和谐必定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中国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的普遍难题和顽疾是经济效率低下，因而改革伊始我国就正确地提出和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但收入差距控制在多大程度既有利于保持经济效益，又不损害社会公平和影响社会稳定，这不仅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对于这些，该是什么问题，就在什么范围内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别是构建贫富和谐就把矛头指向实行了20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和崛起的文明古国，永远不能忽视公平，但一天也不能没有效率。

“平均主义”不利于提高效率，而“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这是所有国家的历史实践都证明了的。比如说，勤劳人效率高，如果勤劳人的回报与懒惰人一样，这也是不公平的，结果会造成人们不愿意勤劳。因此要“奖勤罚懒”，而奖勤罚懒必然造成收入差距。邓小平讲“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是立足于提高效率。但是，单认清这个问题还不够，我们还要客观地分析“公平”。公平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有利于激励效率，而结果公平（比如不管工作干的好坏收入都一样），必然会严重影响效率。经济学天生关注效率，社会学天生关注公平，这是学科分工使然。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使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达成“共识”：“公平是相对的，社会可以接受的差距就是公平的”。

我国收入差距过大不能归结为“效率优先”，但并不是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完全凝固不变，而是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实际情况的变化与时俱进。

过去我们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是因为鼓励效率的市场机制尚未形成，还需要政府在推进效率方面发挥有力作用；二是我国当初平均主义还比较严重，需要打破。而今天的情况则大大变化了。市场作为激励效率的力量已经初步形成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用更多的精力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和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客观上将转变为“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

有的学者提出“初次分配领域效率优先，再分配领域公平优先”。这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初次分配领域也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资本的主导者可能以强势地位故意压低甚至拖赖打工者工资，这在初次分配领域是难以自发解决的，必须由政府监管和干预；二是初次分配领域的高效率，不一定都带来宏观经济的高效率，可能还会冲击和影响宏观经济效率，这也必须依靠国家干预。因此，“政府主要管公平”，既包括再分配领域的公平和效率，也包括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和效率。但对初次分配领域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而不能干预微观经济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