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调节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财税政策研究
调节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财税政策研究
2012年08月17日 10:53 来源：《财政研究》2012年第1期 作者：张玉周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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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分配方式也逐步由政府主导过渡到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收入分配方式的变革在不断提高人们收入水平的同时，也使得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本身无力解决收入再分配问题，只有政府运用财税政策在全社会范围内对收入再分配活动进行长期的、系统的和规范的调节，才能实现收入分配社会意义上的相对公平。
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
（一）基尼系数不断提高。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通行指标。有关专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测算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1978-1984年为0.212-0.244，处于比较平均区间；1985-1999年上升到0.304-0.397，处于相对合理区间；2000-2005年达到0.403-0.451，开始进入收入差距较大区间；自2006年基尼系数攀升态势更为明显，2006、2007、2008年上升到0.496、0.503、0.508，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开始进入收入差距悬殊区间。
（二）地区、城乡、行业之间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1.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东部地区优先发展的战略，从而拉大了地区差距。资料显示：1978-1985年，我国地区总收入差距系数稍有缩小，从0.2745下降到0.2578；1986-1991年，该系数从0.2579上升到0.2767；1992-2009年，该系数则呈现加速上升趋势，从0.2769上升到0.3721。
2.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尽管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但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明显快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资料显示：1978-1985年，我国城乡差距均在1.8：1以内，此后城乡差距加速扩大，到2005年城乡差距已扩大到3.2：1，2009年进一步扩大为3.3：1。如若考虑我国城乡福利补贴、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达到5：1，甚至6：1。
3.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职工工资水平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持续上升，职工实际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615元增加到2009年的6213元，增长了9.1倍。但是，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呈不断扩大趋势。据统计：1978年全国各行业职工实际平均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仅为380元，1998年扩大到6972元，到2009年则进一步扩大至8871元，短短30年这一差距扩大了22.3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财税政策 倍。
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财政政策原因
（一）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限制了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发挥。
1.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总量偏小。由于我国转移支付的目标不明、定位不准，形成了以税收返还、专项补助等确保地方既得利益的转移支付为主体的格局，真正用于解决地方之间财力差距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则相对较少。如2010年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中均衡性转移支付仅占15.1%，税收返还、专项补助等其他转移支付占84.9%，这种不合理的转移支付结构不仅没有起到均等化作用，相反还使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
2.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目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只明确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省及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尚未完全建立，省级、地市级财政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明显不足。乡镇政府处于政府级次的末端，经过了多级缺少透明的转移支付后，到乡镇政府时已所剩无几，造成城乡之间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财力差距日益扩大。
3.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不规范。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分散于各个部委，实行多头管理，分配办法缺乏科学的依据和标准，资金安排随意性严重，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转移支付资金专款被挤占挪用的现象时有发生，最终导致无法保证转移支付的统筹安排，影响了转移支付均等化功能的发挥。
（二）现行税制体系不完善降低了税收收入调节功能。
1.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不规范。个人所得税在调节个人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公平分配方面具有其他税种难以替代的优势。但由于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本身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一方面政府没有根据居民收入的多元化趋势和收入分配体制的全面调整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收入监控体系；另一方面对不同收入来源采取不同税率和扣除标准的分类征收模式不能真实体现量能纳税的征税原则，从而导致其收入公平性的实现与其调节功能的有效发挥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2.税收调节体系不健全。科学合理的个人所得税税制尽管能对个人收入分配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但是它对个人的财产存量和转移方面的调节却无能为力，而遗产税和赠与税则恰恰能在这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因此，防止收入差距扩大，仅靠单个税种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着眼于整个税制体系的建设，综合运用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多种税收手段。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3.消费税制度设计不合理。奢侈性商品和劳务等非必要性消费的主要消费群体是高收入者，对其征收较高税率的消费税，不但能起到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而且能起到一定的调节收入分配作用。然而，我国目前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相对狭窄，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不能发挥有效作用。
（三）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削弱了宏观调控能力。
1.我国的基本建设支出仍然偏高，而且大部分都用在了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豪华型建设投资，如奥运会、世博会场馆建设等。研究表明，尽管基本建设支出与基尼系数负相关，即北京和上海两地增加基本建设支出将有助于促进当地社会公平，但从宏观角度看，该投入却会加剧地区间的社会不公。
2.我国政府机构臃肿，职权不明，部分单位还存在人浮于事、公款私用等情况，造成行政管理支出日益膨胀。不仅浪费了大量相对稀缺的财政资源，而且由于行政管理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具有两极效应，即增加城镇居民收入而降低农村居民收入，无疑又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3.对“三农”尤其是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仍相对不足，造成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以医疗卫生为例：2010年占总人口不足40%的城市居民拥有的政府卫生资源高达68%，而占比60%以上的农村居民仅拥有32%。城市居民人均拥有的卫生费用是农村居民的4.2倍。
三、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财税政策建议
（一）完善转移支付体系。
1.加大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数量。转移支付制度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或水平的均衡。因此，在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中，应综合考虑人口规模、自然条件、人均GDP、教育水平等多种因素，逐步提高人均GDP、人均支出等客观因素的比重，完善计算公式，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数量，增大其缩小地区间差异的作用，实现地区间财力水平相对均衡。
2.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省级政府应根据本省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贯彻因素法规范分配的原则，计算出各县的标准收入和支出，进而根据其差额确定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的数额。省对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应计算到乡镇、划拨到县，由县直接分配到乡镇。不断加大省级、地市级财政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充分发挥省级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平衡本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作用。
3.强化转移支付制度的监督机制。财政转移支付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使得中央和省级财政给予县乡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被层层截留和挪用，进一步弱化了转移支付制度的均等化功能。为此，要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拨付和使用过程中的跟踪管理和评价考核，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督管理，对违反规定的地方政府给予严厉处罚，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完善相应的税收体系。
1.完善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一是实行综合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在综合考虑基本生计费用、赡养费用等必要支出的基础上，实行全国统一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二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机制。强化并建立个人财产申报制和登记制，尽可能使个人收入显性化。建设全国统一的税务网络共享征管系统，全面掌握个人纳税信息，堵塞征收漏洞。三是强化税务稽查。要建立科学、规范的稽查程序，加大对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监管查处力度，增加纳税人偷逃税款的成本和风险。
2.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我国目前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税制模式应优先选择税源较易控制、稽征程序简单、征收成本较低的总遗产税制，并逐步向混合遗产税制过渡。遗产税和赠与税征税面不宜过宽，起征点要高一些，并实行累进税率，要明确针对最富有人群。同时要建立完善的征管体制和严格的财产评估制度，强化征管措施，确保遗产税和赠与税能有效发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3.调整消费税的征收范围。逐步将新型高档消费品和消费行为纳入征收范围，如高档家具、高档健身器具、高尔夫运动、滑翔运动等消费项目。消费税征收范围的调整有助于使消费税的调控方向更加明确，增加高收入者的消费支出，不仅有利于抑制高消费、减少不必要的奢侈消费行为，而且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
（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1.压缩基本建设支出的规模，重大基本建设项目支出要向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倾斜。同时，公共财政要从那些从属于市场竞争性的投资领域中解脱出来，把压缩的基本建设支出和减少竞争性领域投资后增加的财政资金主要用于不发达地区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不断提高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2.强化对行政管理费支出的管理和控制。一方面要求逐步推进政府机构的扁平化改革，减少层级，节约行政成本，改善执政效率；另一方面各级部门应制定行政预算定额，并加强对经费的支出的监管，保证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和有效。
3.加大对“三农”投入力度。一是要继续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进步、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投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二是要加大对农村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投入，将财政预算内这些方面新增支出主要用于农村，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三是加强对支农资金的监管，对支农资金进行全程跟踪检查与绩效评估，严肃查处资金分配、管理和使用中的违法违规问题，确保财政支农资金安全、规范、高效地使用。
参考文献：
[1]王云飞.我国地区收入差距变化趋势[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8）.[2]闫坤.程瑜.促进我国收入分配关系调整的财税政策研究[J].税务研究.2010（3）.[3]高大伟、鞠晓峰.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实现社会公平发展[J].商业研究.2010（1）.[4]刘成奎、王朝才.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的实证分析.财政研究.2008（2）.（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学系）
第二篇：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财税政策研究
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财税政策研究.txt你不能让所有人满意，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成功人士是—在牛B的路上，一路勃起你以为我会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吗？我会闭上眼睛的 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财税政策研究
【关键词】 基尼系数收入分配财税政策
【摘要】
在描述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现状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利用财税政策缓解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困局的思路。在民生问题越来越被全社会广泛关注，在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悬殊的今天，如何实现公平收入分配，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我国收入分配现状
我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年均9％以上高速经济增长，经济总量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却出现了社会成员间、城乡居民间、不同行业间、不同地区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现象，使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陷入了一个困难的局面。
1、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国际上，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越不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我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目前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2004年，占城市总人口10%的高收入者占有45%的城市财富。专家计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5，2002年的0.46，2006年的0.50，到了2008年基尼系数又上新高，已达到了0.65，显著超过通常所说的警戒水准（0.4），并且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而西方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中也处于很高水平。
2、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
1.6﹕1，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1，我国是其中之一。国家统计局2001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当我国农民人均收入为2366元，这其中包括40％的实物收入，实际的现金收入在1800元左右。在这1800元当中，还有20％的现金要备来年生产资料之需，这么下来，农民手中真正用来购买消费的现金只有1500元左右。而当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6860元，是农民可支配现金收入的近5倍。如果再考虑到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城乡之间真实的差距大约在6﹕1之间。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经济下滑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城镇居民，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7年的3.33﹕1扩大为3.36﹕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
3、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相当一部分表现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间差距上，特别是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1978年改革以来，尽管各地区人均GDP均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它们之间的差距却在持续扩大。1980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比是1.8﹕1.18﹕1，1990年扩大为1.9﹕1.17﹕1，2002年进一步扩大为2.63﹕1.26﹕1。这说明1990年的东部与中部、西部的地区差距比1980年分别扩大了5.9％和5.6％，2002年比1990年又分别扩大了28.4％和38.4％。而2008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比是2﹕1﹕0.86。
地区间人均GDP差距的扩大，说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水平也在日渐增大。
4、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主要表现为有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使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扩大趋势。资料显示：1987年我国收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比是1.38﹕1，1991年行业平均收入最高与最低水平相差1.55倍，到2002年这一差距扩大到2.99倍。而到了2008年，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行业相差已超过10倍。从1978年起至今，电力、煤气、金融保险、房地产、采掘、地质勘探等行业成为国有经济中收入水平增长最快的行业。
二、促进公平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建议
1、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1）实现工资与主要经济指标协调增长。近年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逐步上扬，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持续下降，而我国工资增长幅度却滞后于GDP的增长。因此，有必要建立与GDP、CPI、财政收入、企业利润等主要指标联动，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以上指标占不同权重的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的新机制。
（2）完善公务员“阳光”工资制度，清理整顿公务员工资外收入。将其收入公开化、透明化。要在保持职级工资制主体功能的同时，归并简化基本工资结构。合理拉大不同职务人员的工资差距，增强竞争激励机制。向基层公务员倾斜，发挥工资的导向作用。
（3）改革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结合事业单位体制和人事制度改革，研究符合各类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分级分类管理的事业单位薪酬制度。规范工资收入分配的支付方式，建立单位工资专户。将单位的工资性收入全部纳入单位工资专户，实现单位工资分配的货币化、透明化、规范化。加强对非基础公益类和经营服务类事业单位内部收入分配的指导和监督，重点健全对事业单位法人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4）强化企业职工的权益保护，提高职工工资。这一方面取决于其赖以就业的企业的盈利水平，另一方面还取决于职工与业主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要在公有企业中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在非公有经济中建立健全工会组织，保护和体现职工利益，加强其与业主讨价还价的能力，缓解贫富分化问题。
2、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
（1）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一是实施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逐年加大城镇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经费投入。并在调查摸底、审核、公示的基础上，落实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让困难群众充分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二是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加大财政对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乡卫生院、村卫生室的扶持力度，让这项制度更好的惠及农民群众。三是建立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我国现有的由街道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构成的社区组织网遍布基层，熟悉千家万户的情况，便于监督和管理，而且成本较低。建议采取制度化措施，使社会保障机构与社区组织和各种市场中介机构密切衔接，建立广泛的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
（2）大力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一是大力支持发展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切实把义务教育重点放在农村。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对困难家庭学生实施免费提供教科书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推进农村中、小学现代化远程教育工程，确保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顺利进行。提高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水平，集中资金加快改善农村
中小学课桌椅、学生饮用水、学校厕所等基础设施。二是支持城市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施免学杂费和贫困生免教科书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等政策。
3、动用合理的税收政策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私人财产得到进一步累积，特别是我国高收入阶层拥有巨额财富。众所周知，产生贫富差距的原因有三个：收入、支出和财产。笔者认为可分别在收入、支出和财产三个环节，动用税收政策来调节收入差距。
在收入环节，应发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税种的积极作用。个人所得税作为国际通行的调控收入公平分配的一个重要税种，对调控收入公平分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它通过累进税和法定免税可以发挥对收入的二次分配功能。目前，个人所得税占我国全部税收收入比重较低，2008年不足7%，但是由于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一直倍受社会各界关注。现阶段个人所得税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分类计征难以体现公平，费用扣除标准不规范等等。目前比较通行的观点就是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综合考虑家庭实际负担来设计扣除标准，以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额近年来备受关注，已经从最初的800元增加到2000元，但是仍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对此，中央可以制订基准，将扣除额和地方的人均GDP水平挂钩，赋予地方一定的浮动权，同时应与当地物价挂钩，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因为不同地区人群面临的物价水平不同，同等收入水平下的生活水准也会有很大差异，“一刀切”式的扣除方式容易造成苦乐不均。
在社会保障税方面，目前我国的社保费是按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交纳，在形式上更多地体现了“强制储蓄”的意义，并且由于覆盖面偏窄，社会保障功能比较薄弱。因此，应该在完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将社保“费改税”，并将其收入纳入地方税务部门征收范围，不但可以增强社保费缴纳的自觉性和权威性，确保资金筹集的数量，同时，可利用现有税务部门的组织机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征管，还可以发挥地方税务部门在征管经验、人员素质等方面的优势，大大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效率。
在支出环节，可利用增值税、消费税等税种对居民的消费支出进行调节。在增值税方面，由于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广泛，覆盖到生活必需品，而生活必需品在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中占的比重大，而收入较高的人负担的税款占其收入的比重反而比收入较低的人要小，这显然不符合税收的纵向公平原则。笔者认为对于生活必需品，除了在目前的低税率水平13％基础上，可以对面粉、食用油、大米、自来水和燃气等一些生活必需品给予免税处理，进一步减轻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但。
在财产税环节，我国目前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现有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尽管在名义上可以归为财产税。但其设定的纳税人并非着眼于个人，而是以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作为基本纳税人的这两个税种，自然不是直接税。为了实现公平税负原则，应在适当时候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在最后的财产转让和继承环节进行必要的调节，提高税收对个人收入调节的功能。
在消费税方面，消费税调节收入水平，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扩大税基和提高税率的办法来增加高收入者的消费负担。2006年4月，财政部对消费税征收范围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扩大奢侈品的征税范围，如对购买超豪华住宅，高档家具等开征特别消费税。应合理界定奢侈品的定义，既不能挫伤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又要有效的调节高收入者的消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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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关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关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摘要：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现状，收入分配差距大形成原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问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改革的现状，改革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何解决相关问题并希望出台具体方案。关键词：收入分配制度 差距 改革
目前我国收入差距悬殊的现状众所公认，据统计，1985年到2009年以来，城镇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之间的人均年收入差距从1985年的2.9倍扩大到2009年的8.9倍，且中国的收入差距还有扩大趋势。事实上，从国际上通用的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已突破社会容忍的“红线”——0.4。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就意味着财富已过度集中，收入差距日益明显。
造成今天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就其中的某一原因进行分析和研究，那就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专家认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4个重点，分别是垄断行业的改革、解决政府官员腐败问题、消除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问题和改善弱势人群的发展条件。
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现在行业利润高度不均，垄断行业的收入远超一般行业，包括资源性和垄断性行业，比如石油、天然气、煤炭，以及金融等，这些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合理。
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因为管理存有大量漏洞，导致公共资源流失、漏出、腐败，结果富了少数人，一般老百姓享受不到，有少数人富得非常快，但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不清楚，很多是非法收入，或者没有办法界定来源的灰色收入，这些因素对扩大收入差距，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公共医疗、教育等资源的分配不均等，这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比如两亿多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但是根据统计局的调查，外出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比例非常低，去年工伤保险覆盖率最高，是23%，医疗、养老保险都只有百分之十几，失业保险8%。而没有被覆盖的又恰恰是就业和收入最不稳定的人群，也都是中等以下收入或低收入家庭。
温总理曾言，“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的确如此，收入悬殊会造成很多负面后果，而且负面后果会非常严重，特别是一部分收入的分配是很不正常、不公平的，会导致老百姓不满，导致社会不稳定。此外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没有社会保障，生活和就业非常不稳定，很难享受到公共服务，长期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来回流动，这对社会稳定是不利的。他们要承受很大的风险和压力，老人、孩子留在农村，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很多人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平常有工资收入可能还好一点，一旦没有工作了，或者生病、出了工伤，生存就成问题了。过去老的农民工还可以回去种地，但是现在年轻的农民工，很多都不可能回去种地了，如果不通过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现在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缩小收入差距，比如调整个税起征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进社会保障全覆盖，但这些措施相对于收入悬殊程度，作用是有限的。它们有可能起到缓和收入扩大的速度的效果，但是要改变收入差距的状况，使它恢复到合理差距上来，光靠已有的改革还远远不够。包括社会保障，这几年推进力度很大，但是两亿多农民工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被覆盖，所以这方面的改革仍然没有到位。更不用说灰色收入问题、腐败问题，它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变革，不是靠完善社会保障，增加转移支付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政府管理体制、财税体制等的改革。
当然，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我们一直在努力。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任重道远。其背后有长期积累下来的发展不平衡，如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也有相关体制机制的障碍，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都有待完善；更有分配制度本身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更好的协调与设计来逐步解决。
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的闭幕会上，通过了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政治决议。会议强调，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实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温家宝总理也表示，今年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要在任职的最后一年中把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作为首要工作。
殷切的希望收入改革制度方案早日出台，可以全面到位的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而且我希望收入分配改革并不是简单地给大家涨工资，而是一项涉及到多方面的综合性体制改革。比如，关于资源性收入和垄断性收入问题，就会涉及到资源税改革，我们过去有这方面的改革，但是力度不够；对于国有企业红利上缴问题，特别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改革的力度还要更大，有必要考虑是否征收垄断利润调节税。对于土地出让收入的分配和使用问题，现在很不透明、很不规范，这就要从土地出让制度及房地产税来推进。要规范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现在政府收入上升速度太快，远快于GDP的增长，但是政府的支出是否用到了合理的地方，透明度低，大家看不到，这也是亟待改革的。还有，社会保障制度涉及到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等方面，这些改革都需要推进。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变革，要兼顾各方合理诉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缩小贫富差距，需要更多地倾听民声、了解民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凝聚民众，长治久安。
其实，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远远不止上文提到的问题，具体方案也没有出台，具体是怎样改革，让我们拭目以待。只是希望，这次改革，不要让大众失望。
【资料来源】
1.《温家宝：今年一定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新闻网，2012-3-14.
第四篇：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启示及其政策建议
相关词条：发达国家, 收入分配, 启示, 做法, 建议
摘要：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主要采取了税收调节、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反贫困、农业政策补贴、工资决定机制等措施，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这些措施，对中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具有诸多启示；建议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以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关键词：发达国家，收入分配差距，调节，做法，启示，建议
一、美国等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做法
1.美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美国虽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典型代表，但收入分配不公比其他西方国家更为突出。为实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目标，美国主要采取了税收、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与反贫困等财政措施[1]16-19。
第一，税收调节措施。美国已经建立了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辅之以遗产税、赠与税、个人财产税、个人消费税、社会保障税的税收调节体系，充分发挥不同税种相互协调配合的调节功能。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实行累进税率，个人应税收入（或财产）越高，征税比例就越大，对个人收入差距调节力度最大，效果最明显。比如1991年，50%的低收入者税前收入所占比重为14.9%，税后收入比重上升为16.45%；而10%的最高收入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55%，50%的低收入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只占4.8%。第二，社会保障调节措施。美国的社会保障由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三部分组成。一是由联邦或州政府出资并管理的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项目，保障的主要对象是低于社会贫困线的低收入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以及这些家庭中的未成年人及其父母亲；福利内容有现金补贴、食品券、住房补贴、医疗补贴等。二是由政府立法强制实施、全体劳动者参加并共担费用的社会保险项目，主要有养老、医疗、失业、残疾、工伤与职业病保险等，实施对象是所有劳动者和退休人员；政府只对这些项目提供基本保障，并在主要项目上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共济和再分配原则。三是由各种基金组织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经办的私人团体年金、医疗保险和个人储蓄；对这一层次的保费和保费投资收入，政府实行免税鼓励。
第三，义务教育调节措施。为了保证不同地区之间义务教育的公平性，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加大了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州政府实行了不同学区的差别拨款补助方式。近二十多年来，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支出正在不断的加大。一方面，原有的联邦资助项目的额度在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又新增了不少支出项目。同时，各级政府在义务教育总支出中的比例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地方政府大于州政府、州政府又大于联邦政府的旧格局逐渐被打破，形成了州政府大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大于联邦政府的新局面。美国采取不同的方法资助学区，一种是基本资助拨款，即公式拨款；另一种是专项拨款，多用于特殊教育、职业教育等。
第四，反贫困调节措施。1961年，美国政府第一次宣布将失业和经济落后列为全国性问题的法案——《地区再开发法》颁布。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比较系统解决不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的法案——《联邦受援区和受援社区法案》。为了促进落后地区的开发，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联邦政府对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补助不断增加。据美国行政管理预算局估计，1997年联邦政府财政补贴达到2752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支出的比重达到16.3%。
2.英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但收入差距问题也是最早出现、且为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为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目标，英国采取了税收、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与反贫困等多项财政补救措施[2]128-130。
第一，税收调节措施。一是征收个人所得税。英国1799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并在1874年成为一个稳定的税种。英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由过去的83%降为40%，对应税收入实行三级超额累进税率。二是遗产税和赠与税。英国早在1694年就开征了遗产税。英国税法规定，遗产税和赠与税合并一起征收。为防止富人通过提前转移财产逃避遗产税，税法还规定继承人除了要对死者遗留的财产缴纳遗产税外，还要对死者七年内赠与的财产按不同的税率缴纳赠与税。
第二，社会保障调节措施。英国是最早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决定在全国征收济贫税；1601年颁布《济贫法》；1765年议会通过“斯品汉姆莱制度”，对低于最低工资限度的工人，由各教区予以津贴补助。1905年～1950年，英国政府先后颁布了《老年赡养法》、《职业介绍所法》、《国民保险法》、《国民健康服务法案》。这些法案、措施为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起到了有力的作用。
第三，义务教育调节措施。在英国，义务教育通常是地方行政当局的职责，但中央政府在义务教育总开支中占50%左右的份额，其余的由地方政府用税收来弥补，学费与捐赠仅占8%左右。1965年以后，中央政府的负担升至60%，地方税收与捐赠所占的份额分别降至36%和4%。第四，反贫困调节措施。英国政府解决地区收入差别的办法是鼓励工人从失业多的地区转移到发达地区。1928年，英国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工业迁移委员会”，资助失业工人到其他地区工作。1934年和1937年制定的特别地区法，开始按照把“工作带给工人”的原则解决区域问题，并对失业率高的“特区”进行财政援助。1984年，英国政府根据新的情况对区域开发政策进行了调整，将援助分为两类，即发展补助和选择性援助，按就业成本和就业规模为企业提供补贴，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
3.法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政府注重通过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和农业补贴等办法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这些做法对于保持法国社会近半个世纪的稳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3]。
第一，较为公平的税收制度。法国收入所得税采取高额累进税制，税率一般在16%至21%之间，但收入高的家庭最高税率高达56.8%，从而保证了低收入家庭免缴或少缴收入所得税。根据这一制度，越富的人交税越多，高收入者成了收入所得税的主要税源。
第二，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法国政府规定，所有的法国人都享有医疗保险，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及赤贫者享受免费医疗服务。法国家庭保险有多子女家庭补助、住房补贴、家庭补充收入等形式。政府还规定，凡年满60岁、工龄和缴纳退休金分摊额达37.5年的领工资者，均可以退休并领取退休金，退休金相当于10年最高工资平均数的50%。从1979年3月开始，法国政府就建立了统一的失业津贴制度，其失业津贴包括基本津贴、特别津贴等形式。
第三，对农业实行政策性补贴。法国政府对农业和农民的补贴已成为其财富再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补贴包括生产领域的补贴、流通领域的补贴和生活领域的补贴三种。近年来，由于农民的负担不断加重，法国农业和农民的财富再分配已经占到农民纯收入的25%。4.德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德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雇员与雇主之间的收入差距，二是东德与西德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为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目标，德国政府采取了税收、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与反贫困等财政补救措施[4].第一，税收调节措施。一是个人所得税。其征收范围包括私人企业和个体企业、自由职业者等所有取得应税所得的人。个人所得税占整个税收收入的40%以上，其中的工资税最高边际税率曾经为56%，后根据2000年出台的税改方案，最高边际税率从1999年的53%调到2005年的45%。德国工资税从1990年起采用线性累进税率制，这样更有利于公平。二是遗产税与财产税。德国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达67%。第二，社会保障调节措施。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由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福利项目构成，其中社会保险是最主要的部分。德国的社会保险主要包括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事故保险和医疗保险四大部分。失业保险金的缴纳由雇主和雇员缴纳等数额，领取失业金的数额大体相当于失业者最后工作净收入的60%。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一般也是由雇员和雇主各交一半。社会救济的形式有许多种，如提供咨询和照顾、给予物质或金钱上的帮助等。
第三，义务教育调节措施。德国义务教育始于1763年。1919年的魏玛宪法中也明确规定实行八年制义务教育。联邦德国现行的义务教育制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德国教育普及程度非常高，据历年来的统计，6岁～16岁的人口中入学率平均达到99%。1990年，全国普通教育的中小学、各类职业教育学校和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已占总入口的15%。德国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州政府承担，它将教师工资直接划拨到教师个人账户，约占义务教育经费的75%，另有少量经费由州转移给市、镇政府。
第四，反贫困调节措施。为缩小东西德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统一后的德国政府接连实施了一系列的援助措施，即在合并初期及合并后多年间一直实行西部向东部的资金转移和政策倾斜。德国每年把国内生产总值的600亿欧元用于德国东部的建设；还运用包括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平衡财政来进行反贫困。此外，联邦政府还根据联邦有义务帮助贫困州和有经济发展需要的州进行投资的规定，对某些贫困州根据需要拨付补助金。
5.日本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日本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没有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突出，基本看不到极度贫困的人群，因而日本不承认存在贫困问题，只承认存在因地区发展差异而产生的后进地区问题，这是日本近几十年来重视收入分配差距调节的结果。为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目标，日本主要采取了税收、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与反贫困等措施[5]。
第一，税收调节措施。日本于1887年开征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国税收入比重仅为0.8%。1913年以后，日本多次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并扩大个人所得税的税基。1950年以来，则开始减免个人所得税，至1987年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为10%～50%。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了刺激经济复苏，政府又进一步降低累进税率，并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日本的税收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除个人所得税外，还征收高额的遗产税与赠与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70%。
第二，社会保障调节措施。日本政府机构中设置了社会保障制度审议会、社会保险厅、养老金局、儿童局、老年保健福利部和社会援助局等。社会保障体系中包括医疗保险、社会福利、公众卫生、养老金等多种形式。1961年，随着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和国民养老金制度的全面实行，日本在社会保障方面实现了“国民皆保险、国民皆年金”，社会保障走向制度化。在日本，社会保障缴纳的金额视不同的收入阶层而有差别。高收入阶层缴纳的金额相对高一些，低收入阶层则相对缴纳较少。在支付时，由于社会保障属于公有保障的一部分，只支付给处于一定生活水平之下的阶层，从而起到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第三，义务教育调节措施。目前，日本的义务教育就学率几乎达100%，高中升学率约为95%，大学升学率也接近50%。基础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及城乡之间受教育机会均等，不仅促进了日本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也为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而且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起到了积极和有效的作用。
第四，反贫困调节措施。日本政府为了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先后制定和执行了《山村振兴法》、《过疏地域振兴特别措施法》、《欠发达地区工业开发促进法》、《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北海道开发法》等，并通过这些法律和相匹配的一系列财政、金融政策，达到了促进不发达地区的工业开发、增加就业和缩小地区之间经济差距的目的。
6.瑞典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2004年，瑞典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81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86万美元。瑞典的居民收入分配方面的主要特点是，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收入的均等化程度高[6]12-20。瑞典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主要采取的措施如下：
第一，初次分配中的工资决定制度。瑞典的工资协商机制是基本的工资决定形式，没有最低工资制度。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由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加以确定。一是在企业内部，雇主可以自由在劳动力市场上选择适合企业的雇员，但工资是由雇主和雇员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按照合同确定工资水平。二是在企业外部，确定不同行业和企业的相对工资水平时，由政府、雇主协会和雇员协会三方在充分考虑物价水平等各种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共同谈判确定每年的企业和行业工资水平。
第二，再分配中的社会保障制度。瑞典是高福利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本国公民及其家庭成员在养老、医疗、教育、居住、子女抚养、就业援助甚至休假等方面，提供了各种保障措施。同时，正是这种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对缩小分配差距、缓解社会对立情绪、减少社会不公等方面，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
第三，再分配中的税收调节制度。瑞典政府为社会成员提供全面的高福利的社会保障，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是税收调节。瑞典的个人所得税，是按照个人为单位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征收，包括对劳动所得工资、奖金、养老金及交通、饮食和住房等各种形式的补贴、资本所得利息、股息、股票、债券和房产等各种形式的资本收益及经营公司或企业得到的收入部分进行征税。瑞典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的税种主要是个人所得税、房产税、财产税、遗产与赠与税、养老金税和印花税。
第四，大力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为改善劳动者的收入状况，提高收入水平，瑞典设有国家劳动力市场委员会，并在对失业人员创办小型企业实行减税优惠政策的同时，不断加大对扩大就业的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其中用于就业项目的资金占GDP比重已经超过1.5%。在改进政府对就业的公共服务方面，瑞典的主要措施包括以市场需求为目标，运用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对失业人员进行及时而连续的就业服务；及时制订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计划；大力加强就业培训。这些促进就业的优惠政策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失业率过高造成的社会矛盾，为改善社会成员的收入状况提供了必要的保证。7.芬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做法
2004年，芬兰国内生产总值为1497亿欧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86万欧元[6]12-20。芬兰居民在享有福利权利和政府尽力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的广泛性和综合性居于世界前列。
第一，再分配中的社会保障制度。芬兰政府对其公民提供的社会保障主要是医疗和健康保险、家庭补贴、失业补贴、就业保险、养老保险五大类。在这些保障措施的覆盖下，芬兰公民充分享受着从出生到老年整个人生过程中的来自国家的各种福利待遇和帮助。虽然在高福利项目的压力下，芬兰的社会保障费用支出的绝对数不断攀升，但社会保障占GDP的比重基本稳定。2003年和2004年，芬兰社会保障的支出费用总额分别达到3870亿欧元和4030亿欧元，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7%和26.9%，处于稳中略降的状况。在社会保障资金支付高风险的情况下，合理的社会保障资金供给结构显得非常重要。国家、企业和个人对社会保险体系的稳定责任随着缴费比例而相应固定下来。
第二，税收调节措施。芬兰是世界上实行高税收和高福利制度的国家，个人缴纳的所得税不仅是政府筹集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其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一是实施较为完善的个人所得税制。政府规定，个人要缴纳包括向国家缴纳的所得税、向地方缴纳的地方税和向教会缴纳的文堂税。芬兰的个人所得包括劳动所得工资收入、养老金收入，以及资本所得利息、红利、股息、房租等两部分。工资收入越高，向国家和地方缴纳的所得税越多。二是利用差额税制进行收入再分配。这是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主要途径。
芬兰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差别很大，目前最高税率高达60%，而低收入者则无需向国家缴纳所得税，仅需缴纳地方税。向低收入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是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又一手段。其形式包括生活补助和住房补贴，以及向有子女家庭提供不需纳税的儿童补贴等形式。
第四，大力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芬兰在工业化进程中遇有不可回避的是人口老龄化和失业率较高的问题，因此在促进就业方面实施了一些保障措施。芬兰政府对中小企业雇佣失业人员采取减税4%的优惠措施，如2004年，政府用于失业和就业培训的各种补贴资金达到28.8亿欧元。在改进政府对就业的公共服务方面，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失业率过高造成的社会矛盾，为改善社会成员的收入状况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二、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做法的启示与若干政策建议
1.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措施对中国的启示
第一，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需要有健全的税制。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充分发挥了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和社会保障税等不同税种相互协调配合的调节功能，为政府确保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奠定了特质基础[1]16-19。
第二，借助社会保障制度调节收入分配差距需要确定保障的重点。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与这些国家的经济相联系的。
第三，保证义务教育本身的公平性。从义务教育的实施来看，为了落实义务教育的公平性，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承担义务教育的大半经费，并实行差别拨款补助方式；英国中央政府承担的义务教育经费超过了50%；德国州政府大约承担了义务教育经费的75%；日本中央政府承担的义务教育经费1994年达到了50%。
第四，有目标、有资金保证，科学而依法地进行反贫困。要做到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就需要按照一般的贫困标准确定扶贫对象和目标。对贫困、落后地区进行扶贫开发需要系列优惠政策的支持，但政策的实施要以财政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政府要通过投资补贴、就业补贴等财政刺激措施，引导企业向贫困地区迁移。同时，要根据贫困、落后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补贴的恰当形式，使扶贫开发取得实效，真正发挥反贫困在调节地区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扶贫开发要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将扶助置于严格的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2]128-130。
第五，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同时要强调效率。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践中，认识到过高的边际税率有碍于市场效率，过宽过高的社会福利容易出现“大锅饭”、“养懒汉”的问题，公费义务教育的教育质量难以得到保证，扶贫开发的补助需要引用市场原则等。近几十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差距调节措施进行了较大调整，比如，累进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降低，社会福利开支有所削减，在对穷人的补贴中引用负所得税。
2.对中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若干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我们也应看到，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收入水平增长的背后，存在着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社会再分配的手段和能力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非法收入的存在等[7]85。这已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做法，当前，建议采取如下积极的政策措施[7]85：
第一，深化税收体制改革，合理运用税收杠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一是调整相关税制。目前，我国的税制在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方面过于注重货币收入的调节，忽视对财富的调节。这是一种重视过程、忽视结果的模式。其突出表现是：现行个人所得税税制起征点低、级次多、级距小、边际税率高；调节个人财富分配的税几乎没有，比如，遗产税和赠与税始终未开征，房产税未把私有住房纳入征税范围。这种模式的最大弊端是影响了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扩张，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高收入阶层通过把现金转为财富来避税。二是改革收入分配调节资金支出方式。目前，我国调节收入分配的财政性资金的支出以现金补助为主，从世界各国经济看这是一种效率不高的模式。我国的现实情况中也暴露出了一些明显的问题，突出的表现是资金使用一定程度上不能够充分实现预期目的，如低收入阶层部分领取补助金者把钱用在非基本生活必需品消费上。为此，我国各级财政可建立对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消费的定向补助制度，如凭发票或收据报销定额义务教育学杂费、水电费、医药费、食品支出等；有条件的地方可适当放宽补助范围，定额标准确定权可由市级财政掌握，省级财政可酌情予以调控[8]。
第二，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按国际惯例，应提高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鼓励公平竞争，形成平均利润和平均收入；对少数特殊的垄断性行业，要加强收入分配的控制，防止分配差距过大；还要逐步规范市场行为，完善竞争法规，创造平等的市场环境。当前，尤其要破除不合理的垄断，创造条件促进劳动力流动。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动时期，优势产业的交替变化极为频繁，解决行业间存在的收入差距，最终要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责任就是制定反垄断法，清除市场准入壁垒。对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国家不能放松对其分配活动进行监管，要制定工资指导线，加大对工资福利过高、增长过快行业的职工收入调控力度；加强对这类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人工成本增长率的考核，对严重违反国家工资政策的要严肃处理。为此，劳动、财政、统计等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尽快建立企业人工成本监测指标体系，加强对企业人工成本的监测，定期发布行业的人工成本水平，指导企业与国内外同行业人工成本比较，合理确定本企业的职工收入水平。对于某些垄断行业严重存在着收费过高过乱、服务质量差、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一是要改革价格形成机制；二是要建立成本约束机制；三是要完善明码标价有关规定，加强对垄断行业收费的监督检查，对一些垄断行业利用垄断经营地位乱涨价、乱收费的，一经发现，要严肃查处[9]。
第三，扩大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市场准入，降低进入门槛，注重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在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只要家庭劳动力能够充分就业，收入水平就会大大提高。为了增加就业，一是要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二是要按照中央决定，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和灵活的就业方式；三是要普及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拓宽就业门路；四是要维护农民工权益，消除地域歧视、学历歧视、性别歧视等。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低收入者总体收入水平。
第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增加农民收入。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收入。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的要求，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不断开拓农业增收、农民增收的空间。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小城镇建设，完善农村市场体系，积极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努力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
第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断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任务。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要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的崛起。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较快发展，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性倾斜，以便吸收资本、人才的流入。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西部，尤其是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健全市场经济，打破行政区划的局限，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一是中西部地区要发挥自身优势，走特色发展之路。目前，中西部地区不仅在农牧业、采掘业、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及旅游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且在烟草、食品、纺织、机械、电子等加工工业方面也具有相当的优势。中西部地区要在现有产业优势的基础上选择和培育地区主导产业，如内蒙古的农畜产品加工、钢铁冶金；安徽的煤炭、农副业；河南的农业、食品、石化；湖北的汽车制造、冶金、化工；湖南的纺织、有色金属；四川、重庆的农业、机械制造、高技术产业；云南、贵州的有色金属冶炼、烟草、旅游、制糖、水电；西藏的牧业、旅游等。二是积极推进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中西部非国有经济发展迟缓，说明中西部的市场主体发育不足和经济市场化程度低，这反过来又直接影响到了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活力。这就告诉我们，要缩小中西部同东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就必须把加快中西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可以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就业，这既有利于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又有利于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三是加强区际经济技术合作，引进人才、留住人才。一方面，加强区际经济技术协作，鼓励东部采取多种方式支援中西部，如东部投资者在中西部投资设厂、组建跨地区的企业集团；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或经济落后省份要注重经济利益驱动，留住人才，切实增强中西部“造血功能”。在东部地区人才渐趋饱和、就业机会逐渐减少的背景下，通过政策引导、经济利益驱动，实现高级技术人才向中西部流动[10]。
第六，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加强法制建设。加强法制建设，依法取缔不正当或非法收入是解决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保障。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无论是初始分配领域还是再分配领域，都要以各种法律和经济的手段来规范收入分配渠道。目前，由经济违法及腐败造成的贫富悬殊性质恶劣，对此进行依法治理已刻不容缓。要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秩序性，完善权利的制约机制，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目前，要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使所有符合条件的城市居民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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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华全国总工会经济社会政策研究室 姜爱林 来源：《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第五篇：浅谈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
浅谈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
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和调整，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日益扩大，这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必须采取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使改革开放的成果为广大人民共享，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收入分配 差距 扩大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早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其目的之一是为了打破“平均主义”造成的不公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对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的同时,对分配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与调整,主要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些分配制度的改革和调整,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促进了劳动效率的提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也应该清醒认识到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收入分配制度已经相对滞后，社会成员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分配秩序比较混乱。有学者指出,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都严重偏大,甚至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公认的风险水平。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确实是一个客观现实，而且呈现出扩大趋势。特别是近年来，民生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因此，公平越来越重要，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如何解决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一、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现状
基尼系数是测算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小于0.2表示收入分配过于平均，介于0.2-0.3之间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平均，介于0.3-0.4之间表示基本合理，0.4是国际警戒线，0.4以上表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超过0.5就表示出现两极分化。我国的基尼系数2000年是0.458，2001年是0.459，2002年是0.460，2004年已经超过了0.465，2005年逼近0.47，如今已达到0.473。这说明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曲线来看,仍呈继续扩大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基尼系数拉大主要与收入分配不公有关。衡量居民收入总体差距的另一个指标是实际收入。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在党的富民政策的引导下,走上了富裕道路;另一方面,到2004年底,按年人均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年末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2610万。按年人均收入269———924元的标准,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城市依靠各种救济维持生活的也有2000多万人。我国现行的绝对贫困标准为恩格尔系数80%左右,而国际标准为60%。若按联合国规定的每天人均生活费1美元的标准计算,世界银行估计我国的贫困人口还有2.12亿。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已经成为困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它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影响社会稳定、和谐。
二、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具体表现
㈠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悬殊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频率加快。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为2.51：1，1997年为2.47：1，1998年为2.51：1，1999年为2.65：1，2000年为2.79：1，2001年为2.90：1，2002年上升到3.11：1，2008年更是扩大到3.36：1.另有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8年展开的四次全国范围住户调查表明，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趋势，从1997年开始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3倍，2008年已经达到了3.3倍。但这个结论还不能真实的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实物性补贴，如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考虑进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5倍，甚至是6倍。
㈡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我国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反应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差距扩大上。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0年扩大了5.39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西部地区为4302元；到2005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从分省的情况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分别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广东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另据2005年6月的统计数据，全国城镇人均月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比收入最低的贵州省高出了2倍多。到了2006年底，我国上海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达到20667.91元，为全国最高，而最低的新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只有8871.27元。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的速度来看，中部地区达9.9%，超过了东部地区的9.4%，而西部地区只增长了6.1%，其增幅远远落后于全国9.0%的平均速度。从地区收入差距贡献率来看，目前我过地区间收入差距贡献率已从7.5%提升到8.7%，表明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高达58.3%，东部地区为37%。
㈢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
收入因“行”而异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从行业的平均工资倍数来讲，1978年我国行业的平均工资倍数最高和最低是2.1倍，2000年是2.6倍，2008年是4.77倍，差距急剧上升。特别是垄断行业也非垄断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一些垄断性行业以各种名目发放补贴和物资，更拉大了相互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一些民营企业里，工人每月收入仅400-600元左右，而且没有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同样八小时工作制，同工不同酬。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㈣不同教育程度者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教育收益率表明了劳动力市场对个人受教育程度的回报大小，教育收益率越高意味着不同文化程度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就越大，据调查统计，城镇个人教育收益率从1990年的2.4%上升到1995年的近5%，2002年又进一步上升到近8%，上升趋势非常明显。更需要指出的是，城镇个人教育收益率存在着明显的递增性，而且其递增幅度是不断上升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收益率要明显高于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收益率，而且其差别变得越来越大。而高等教育者即将从事的管理层与中低等教育者所处的员工层之间的收入分配也非常悬殊，管理者的年收入一般都在普通职工的15倍以上。据某人力资源薪酬绩效中心最新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上海外企高层管理人员与操作工之间年薪差距2007年为15·2倍,进入2008年,差距增加到了16·3倍,并且仍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这些分析表明，教育在收入分配中的影响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三、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影响
㈠降低消费需求，妨碍经济增长
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居民的购买力并在长期上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力。在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正越来越显著。需求的构成包括最终消费、投资和出口。我国经济体的规模巨大,使得我国不能像东南亚的国家一样,依靠出口扩大来实现经济的腾飞。而在决定需求的另外两个因素中,投资的增长,或者说供给能力的增加,归根结底是来自出口和国内消费需求对供给能力的要求,在我国,主要是指国内消费需求对供给的消化。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形成最终消费品,满足消费需求的中间产品。因此经济界基本达成的共识:我国的长期的经济发展动力只能依靠我国的内需,而近年来内需增长达不到预期的水平,价格水平持续走低(当然价格走低与供求关系有关,并非完全不合理)。要保持需求的长期稳定适当的增长,必须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应该是菱形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比重小,中产收入的人群比重大,这样,才能形成稳定消费市场,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但是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占总人口60%的农村居民只消费不到30%的商品。农民购买力低导致了广大农村市场启而不动，农村消费需求无法扩大。就全社会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状况而言，一般来说，高收入阶层大部分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会相对减少，他们的消费拉动作用已经十分微弱。而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由于受购买力的制约，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维持基本消费，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最终会制约经济增长。
㈡妨碍产业结构的调整
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会下降,第三产业会在经济结构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在发达国家,比重最大的是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其次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我国经济要发展到这一阶段,还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工业将在长期中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因此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就要重视工业的发展和结构调整。从目前我国工业产品在世界的竞争力来看,我国的比较优势很大程度体现在传统的制造业部门,如造船、电视,冰箱,洗衣机等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因此,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也有必要继续发挥制造业的竞争力优势,促进经济的发展。何况,第三产业从创立,到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行业,也不是短时间能实现的。发挥制造业的竞争力优势,要求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持续发展的对该类产品的市场需求。但是,我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一个重大困难是绝大部分产品面临过剩的危机,在很多行业都存在着过度竞争的状况,这一点,在电视,空调等产品上表现的特别明显,其负面效应有目共睹。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这种“过剩”是相对的,这些产品,只是相对于大部分城镇居民是饱和的,而在广大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很多产品没有,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并不高,这类消费品在这些地区的潜在市场需求远远大于实际的市场需求。中西部的市场规模和其人口,国土面积及不相称。目前这些产品之所以没有达到应有的市场规模,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居民的收入低,消费能力弱,所以未能转化成现实的市场需求。这就影响了制造业的继续发展，也会妨碍将来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㈢影响社会和谐
在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中，大部分人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而致富的，他们的致富过程是逐步的，中低收入者是基本上认可和接受的。但是高收入人群中也有少部分人是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利用制度和法制体系的不完善，通过“权力寻租”、“垄断”、非法经营等手段攫取财富，成为暴富者。这部分暴富者不仅直接损害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机制，更使得低收入者产生不公平感，不仅低收入者强烈不满，高收入者中的合法经营者也极为不满。但是现实中人们很难把高收入者中的合法致富者与非法致富者区分开来，于是一部分社会成员对所有富人的财产的合法性都持怀疑态度。而且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得很多情况下出现“富者更富，穷着更穷”的情况。一些低收入人群中的“仇富者”本来仇恨的是非法致富者，但是他们无法从高收入者中识别出非法致富者而导致对整个高收入人群的不满，如果他们的不满情绪和消极心态不断发展，就有可能采取过激行为，甚至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四、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㈠政策性与制度性因素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导致农村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后来随着城乡体制分割性的日益严重，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歧视，公共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向城镇的过度倾斜，导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表现尤为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国家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实行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推进的倾斜政策。国家对东南沿海地区实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投资的重点在东南沿海地区,同时在财政、税收、外贸、金融等各方面给予一系列的优惠待遇,给东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而中西部地区则只能作为支持东部地区发展的原材料基地。在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之前，包括政府投资在内的大量投资资金流入一些较为发达的地区，加上外资的涌入，导致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在经济增长上的差异。而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务分配体制，由于受到地方利益格局的制约，并没有起到有效的再分配功能，以缩小地区之间可支配财力的差别的作用。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的障碍，特别是劳动力就业的自由选择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市场机制对地区之间收入差别的调节作用，使得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出现缩小的迹象，反而变得越来越大。
㈡制度和法制体系不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法制不建全,改革不彻底,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银行、电力、煤气、邮电通讯、房地产等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使其从业人员的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的收入水平。此外,由于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给非法非正常收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非法收入是指在现行法律规定条件下不合法，但利用制度不完善，如税制不健全或实施不利和管理漏洞，如监管手段落后等获取的收入，如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腐败问题，如偷税漏税、走私、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非正常收入是指表面合法但不合理的收入，如集团消费转化为个人消费、回扣等。非法非正常收入是社会总收入中为一部分人以非法非正常手段占有的部分。这些非法性因素的存在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
㈢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 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减少社会部稳定因素。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还很不健全,存在着保障水平比较低、覆盖面不广、法律不够健全、监察执法不严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来讲,主要有: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不力,对低收入阶层的保护不够有力,公共产品的分配也存在着向高收入人群倾斜的现象等。随着市场竞争和风险的增加,贫困人口增多,而相应的社会保障却没有配套建立起来。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中的中方员工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享受到社保福利。这种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㈣教育的不公平
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大量资料显示,由于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形成的不相等的知识水平和技能,会直接导致个人的就业机会不平等和收入高低不平等。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在其它条件相同时,就业与谋取收入的能力越强,而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低,就业与谋取收入的能力就越弱。教育机会的不同导致不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有所不同,进而使不同地区居民的收入产生差距。我国目前教育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不多，而教育投资的不足又会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五、解决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措施
㈠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3,但消费支出还不到整体的1/3。要缩小城乡差距,就必须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是工业要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加快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二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稳定、完善、强化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三是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办好“水、路、电、气”四件大事,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改善人居环境。四是大力发展教育、卫生、文化、金融、信息、技术等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五是建立覆盖农村的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六是切实加强领导,动员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新农村建设。
㈡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就业岗位，扩大中层收入者比重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基本途径。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发展吸纳就业较多的传统服务业和社区服务业;要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鼓励和扶持包括失业人员、各类中高等院校毕业生、企事业单位分流人员和农民等自主创业;还要调整产业政策,放宽产业的准入门槛,引导鼓励社会资金投资创办经济实体,增加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失业人员逐步加入到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不仅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㈢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规范收入分配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无论是初始分配领域还是再分配领域，都要建立起与市场经济配套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以各种法律和经济的手段来规范收入分配渠道，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为此，一定要建立健全一系列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法律制度，规范和完善市场经济秩序，改变市场的无序和紊乱状况。首先要加强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效率，取缔非法收入；其次要打破行业垄断，整顿不合理的垄断收入，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最后要加大反腐力度，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廉政建设，减少“权钱交易”活动的空间。政法不仅要制定经济法规，更重要的是要有效实施这些法规，只有切实贯彻落实这些制度法规才能有效规范收入分配。
㈣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树立公平的分配观
公平不等于平等，更不等于平均。公平和平等都属于价值观的范畴，它们有一部分内涵是重合或者是交叉的，比如机会的平等、条件的平等都属于公平的范围。同时公平与平等又是不同的价值观。平等强调的是某种“同”，公平强调的是某种“异”，公平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所谓公平就是一种合理的差异。因此要按照“十七大”精神的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长期以来，我们都强调初次分配讲效率，而忽略了初次分配也存在公平的问题。如果初次分配是不公平的，然后试图通过再分配来“调节”或“扭转”的话，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当然再分配也要注意促进效率。如果把再分配调节力度搞得过大，出现奖懒罚勤效应，就会既损害初次分配的公平性，从而也会损害效率，反过来会影响再分配的调节能力和社会公平的功能。所以，只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促进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才能促进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才能有效地确立公平的分配观。
㈤建立健全公平的教育机制和体制
“科教兴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接受义务教育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长期以来，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远远不够。因此，要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并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调整好国家教育资源的内部分配、城乡分配和区域分配,改变过去把有限的投入集中到大城市和重点学校的局面。要强化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普及和巩固农村的义务教育,为民众的“起点公平”奠定基础。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质,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只有实现教育公平,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使他们提高生产能力,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分享到更多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样才真正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否则，教育上的不平等，势必进一步导致收入的不平等。
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党的“十六大”报告，尤其是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后，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成为专家学者们非常关注的话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健全、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是经济体制改革同步配套的一项浩大工程。它关系到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是保障国家和政治安定，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稳定机制。因此，要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加快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健全失业保险制度,积极推进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全面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各级政府要调整支出结构,尽可能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同时,还要通过健全法制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力度,健全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行机制,提高保障基金的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水平,让更多的城乡居民分享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逐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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