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物流配送产业财税政策研究

第一篇：我国城市物流配送产业财税政策研究

我国城市物流配送产业财税政策研究

2009-7-8 11:49

摘 要：针对我国城市物流配送发展现状、突出问题和必须解决的三大矛盾提出了高成本运行环境下国家财税支持我 国城市物流配送产业发展的总体原则、财税支持的重点对象和财税支持的操作方案。对财政支持的3种方式和税费支持的4个方面政策进行了详细论述，为加快我国 城市物流配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

关键词：高成本运行环境；城市物流配送；财税支持政策 

我国物流产业发展面临高成本运行环境

根据2008年第15次中国物流专家论坛提供的数据，随着物流需求的增加和市场竞争加剧，从2007年起，我国物流要素出现了全面紧缺的态势，物流成本全面上升，物流行业开始面临高成本运行环境。

城市物流配送发展现状、突出问题与挑战

城市物流配送是现代物流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物流配送体系是以提高城市竞争力为核心，通过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配送活动的最优化，同时努力 降低物流活动对城市交通堵塞、交通环境和能源消耗的负面影响的活动体系。城市配送体系的目标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事物流配送的公司从其自身的利益角度要 尽量减少成本，服务客户，从而增加利润；另一方面还要从公众利益出发减少交通拥挤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城市物流配送体系的网络结构包括两种，一种是实体网络，包括各种交通运输资源网络，仓储资源网络，配送资源网络等；另一种是虚拟网络，包括企业虚拟网络，信息网络等。

高成本运行环境下我国城市物流配送面临的挑战:（1）解决好高成本运作与企业效益的矛盾；（2）解决好城市协调发展与企业效率的矛盾；（3）解决好安全方便消费与企业小少散弱的矛盾。 高成本运行环境下我国城市物流配送产业的财税支持政策研究

国家财税支持政策作为经济调节的杠杆，将在促进城市物流配送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通过财税杠杆，可以为我国城市物流配送企业减少税赋，扩大投资，涵养税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财税支持的总体原则：（1）以企业减负为核心，利用财税政策减少城市物流配送企业税费，扶持企业发展；（2）突出公共产品的性质，扶持城市配送的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为企业创造良好公共平台，降低企业的总体运作成本；（3）重点支持城市配送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重点突出，层次分明。

财税支持的重点对象包括以下三个：（1）城市物流配送企业；（2）城市物流配送的公共基础设施；（3）城市物流配送的公共信息平台。

3.1 财税支持的操作方案

3.1.1 财政支持的方式

通常来说，财政支持方式包括三种：设立专项资金，给予贴息支持和税收优惠返还等。

（1）设立专项资金。随着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物流配送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考虑到财政支持对象的关键性和重点性，建议财政专项支持的重点为：①纳入城市总体布局规划的城市物流公共配送中心；②纳入城市物流发展规划的公共信息平台。

（2）给予贴息支持。根据我国财政实际状况，我国应该针对城市物流配送的关键领域实施贴息政策。对投资公共配送中心的企业提供一定的财政贴息贷款，同时 根据企业经营规模、经营期限、经营性质等不同情况，提供不同的贴息比例、贴息贷款期限等政策。对满足特定要求的城市物流配送企业，对其购买相关的物流配送 固定设备，允许给予一定的贴息支持。对于入住城市公共配送中心的配送企业，实施一定时间和一定限度的贴息支持，鼓励城市物流配送企业向城市物流公共配送中 心集聚。

（3）税收优惠返还。税收优惠与返还是鼓励我国城市物流配送企业的重要措施，是有效减轻配送企业压力的重要举措，应该作为一项长期措施加以实施和贯彻。

3.1.2 税费支持的具体政策

（1）降低城市食品物流等居民消费性配送服务的营业税税率。随着食品流通产业的不断发展，城市中食品仓储和配送等物流服务已成为现代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 组成部分，属需求弹性较小的社会必需服务。适当降低城市物流中的仓储、配送的营业税，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对人民生活必需品征低税的税收公平性原则；另一方 面，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及现代物流业的不断发展，低廉的物流服务成本能进一步激发社会对物流服务的需求，同时增加物流服务税收的总量，提高税收的效率 性。建议对于城市物流配送行业的税率统一按3％的税率征收。

（2）统一所得税支持政策——切实解决连锁配送企业总部统一缴纳所得税 问题。目前，自营配送中心对我国大部分连锁企业来说，依然是最理想的商品配送途径，但随着社会专业物流企业的兴起和成熟，对于那些连锁企业自身无力解决或 无力解决好的商品配送工作，甚至全部的配送工作交给专业物流企业，也会成为连锁企业的自然选择。因此，未来连锁配送企业将在全国得到广泛地发展。虽然，国 家税总已于2006年3月18日发出国税函［2006］270号文，也就是说，符合条件的物流企业可以统一缴纳所得税。但由于体制的限制，许多连锁配送企 业还不能够享受这项政策。甚至每开一个分支机构，当地都会要求重新登记注册，把税务关系留在当地。这样很不利于网络型连锁配送物流企业的发展。因此，必须切实解决连锁配送企业的所得税统一交纳问题。

（3）运用综合税费政策（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贷款援助、风险投资和直接融资）解决城市公共物流信息平台的运营管理问题

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体系结构包括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通信设施等）、技术标准（各种物流技术、协议标准等）、支持系统（支持平台运行的各种子系统）、模块功能（支持应用层的各字模块）、应用服务（提供面向用户的服务）。中央财政可以制定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体系结构建设中的财政补贴和贷款援助的基本原则和 方针，运用综合税费政策（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贷款援助、风险投资和直接融资）解决城市公共信息平台的运营问题，各级地方财政依据本城市的实际需要进行 因地制宜地实施。

（4）支持配送企业重组改造自营仓储设施为公共物流配送中心，减免其所得税、契税和土地增值税

目前，国家严格的土地政策和土地使用税的提高，使仓储企业取得土地和占用土地的成本进一步上升。地方政府在权衡有限的土地指标分配时，会更多考虑将土地 分配给那些投资大、产值高、效益好、税收多的行业，而对仓储业用地有所控制。因此，配送中心尤其是公共配送中心的土地使用将受到严格限制。可以预见，仓储 企业选址将向离城区更远的地方寻找，沿海、沿江、滩涂、闲置建设用地都在热选之列。而现有的企业仓储配送设施是改建成为城市物流公共配送中心的理想选择用 地之一，各级财政应该重点支持配送企业重组改造自营仓储设施为公共物流配送中心，减免其所得税、契税和土地增值税。具体支持对象包括：

①企业利用原使用土地和厂房改造为城市公共配送中心；②企业重组改制为城市公共配送中心；③由于政府规划，国有仓储企业搬迁重置为公共配送中心。 结论

当前，随着物流需求的增加和市场竞争加剧，我国物流要素出现了全面紧缺的态势，物流成本全面上升，物流行业开始面临高成本运行环境。本文提出了高成本运 行环境下国家财税支持我国城市物流配送产业发展的总体原则、财税支持的重点对象和财税支持的操作方案。对财政支持的方式和税费支持的具体政策进行了详细论 述，为加快我国城市物流配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思路借鉴。

参考文献

［1］刘伟华，祝建军，骆艳江.主枢纽城市物流配送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和基本框架［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2003，(4).

［2］财政部经济建设司，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农村流通体系财税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70-77.

第二篇：我国循环经济财税政策研究(精)

我国循环经济财税政策研究

2008年8月《循环经济促进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循环经济进入依法管理、全面推进的新阶段。截至2009年6月底，全国已有26个省市开展了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共有33个产业园区，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等84个重点行业，再生资源利用、再生资源加工基地、废弃包装物、回收利用等34个重点领域，也开展了循环经济的试点工作，推动了绿色经济发展。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财税政策及其效果

（一）优化财政投入方式，通过以奖代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近年来，国家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投入逐渐加大，为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财政专项中以奖代补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普遍应用的模式。2005年，我国政府启动了十大节能工程。2007年8月，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央财政对十大重点节能工程范围内的企业节能技术改造项目采用“以奖代补”模式，奖励金额按项目技术改造完成后实际取得的节能量和规定的标准确定。具体办法是对工程中的节能量超过1万吨标准煤的企业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给予奖励，奖励标准为项目改造后每形成1吨标煤节约能力，东部地区奖励200元，中西部地区奖励250元。对符合奖励条件的节能技术改造项目，为调动企业积极性，按企业报告节能量先预拨60%的奖励资金，等项目完成后，再根据审计的节能量进行清算。

（二）利用资源价格走低，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积极应对，利用当时资源产品价格走低的时机，实施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资金引导，促进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推动节能减排。2008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颁布了《紧急落实新增中央投资工作方案》，在新增的中央投资中，“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循环经济和重点流域工业污染治理工程”共安排25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涉及468个项目。这些项目基本上都是企业投资项目，国家只给予一定的引导资金。通过实施上述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带动企业和社会投资约370亿元。此外，中央财政第二批和第三批分别下达以1300亿元和700亿元财政资金。据统计，2006年-2008年，我国政府共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36亿元、中央财政资金505亿元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主要用于支持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节能环保的能力建设。这些措施使全国新增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1149万吨，新增燃煤脱硫机组容量9712万千瓦。单位GDP能耗比上年下降4.59%，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减少4.42%和5.95%。

（三）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推动社会资源综合利用

除了工业领域的节能工程之外，居民生活的日常消费用品也是大量产生废弃物的领域，尤其是家用电器和汽车这两个领域。中央政府通过节能惠民工程、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和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实现资源化和再利用。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了70亿元资金鼓励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在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和福州、长沙等地，开展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脑等5类家电产品“以旧换新”试点。对交售补贴范围内旧家电并购买新家电的消费者，原则上按新家电销售价格的10%给予补贴，分品种确定最高补贴额度；对回收补贴范围内旧家电并送到拆解处理企业的运输费用，给予定额补贴。

（四）通过税率调整，加快企业节能减排

为鼓励企业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在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和关税等领域进行全面推进，鼓励企业使用废旧资源进行生产，尤其是高耗能行业高污染行业三废资源的再利用。

2005年，调整了部分应税品目资源税的标准，调高了河南、山东、福建、云南等15个省市（区、县）煤炭资源税税额标准；在全国范围普遍调高了油气田企业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税额标准；并陆续提高了锰矿石、钼矿石、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应税品目税税额标准。自2006年4月10日起，将精炼铜及铜合金的出口暂定税率由5%调至10%，铜材的出口税率由0调至10%。2008年底，全面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通知》，对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优惠政策作了分类整合，通过增值税免征、即征即退，以及先征后退以所得税、关税的减免等措施，从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多个环节等领域引导和激励企业节能减排。

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比重上升，2009年上半年，第三产业比重同比提高0.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发展循环经济，实施节能减排给我国的带来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从宏观指标来看，截至2009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在一季度下降2.89%的基础上，累计下降3.35%，降幅同比提高0.47个百分点。

全国单位GDP能耗逐年逐季降低，2006年下降1.79%，2007年下降4.04%，2008年下降4.59%，3年累计下降10.1%，节能约2.9亿吨标准煤。全国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不断降低，2007年分别下降4.66%和3.14%，2008年分别下降5.95%和4.42%，“十一五”前三年累计分别下降8.95%和6.61%。

与此同时，实现了环保、经济、社会多重效益。以旧换新带动汽车家电消费，可以促进汽车、家电生产、营销、物流、售后服务行业的发展，安置大量回收拆解企业人员就业。据估算，2009年可带动以旧换新汽车100万辆以上、家电500万台，直接拉动市场消费1000-1200亿元；节能160万吨标煤，回收利用各种资源近230万吨，其中，废钢铁150万吨，废有色金属17万吨，废塑料25万吨，废橡胶近20万吨；稳定和扩大就业近5万人；此外，对家电的财政补贴还带动了市场销售的上升。自2009年6月1日实施以来，能效等级2级以上的高效节能空调销售比重由5%左右一跃上升到15%左右。

循环经济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及深层次制约因素

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节能减少排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自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央共下达财政资金3800亿元，这些资金主要用于优化产业结构，通过提高对于两高一资行业的资本金比例，提高准入门槛，改善投资结构。存在的问题：一是地方政府财力有限，配套资金不到位，制约了项目的进展；二是中央财政资金闲置，或被挪用；三是政府资金的投入不能满足企业的需要。据调查，2006年-2007年41户被调查企业共投入168.89亿元用于节能减排，其中，企业自筹165.83亿元，财政及国债投入3.06亿元。可见，财政资金只是企业节能减排资金的一小部分。另据统计，2009年，中央财政支出450亿元用于节能减排，但这些资金分散到地方之后，投入强度不足的问题就明显的显露出来。例如，2007年上半年，湖南列入“国家千家节能企业”共有28家，技术改造项目150多个，需要资金上百亿元，但大部分资金没有到位。

与此同时，资源税对于节约资源和降低污染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提高。现行资源税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征收主要在开采环节上，企业可转嫁到生产企业，并最终由消费者承担。因此，企业对于资源开采缺乏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二是征收范围过窄，不能对所有的资源形成有效的保护。三是从量计征的资源税税率太低，难于反映企业对于资源与环境的使用成本。

制约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

（一）高增长高消耗与生态环境矛盾长期存在，且短期内有激化的趋势

自2003年我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以来，以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化为主的高耗能工业加快发展。这使得发展循环经济所带来的正面效应不断被抵消。同时，我国对于能源利用的技术发展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完成的，通过技术进步降低能源消耗也是不现实的。因此，由于发展阶段的约束，目前的一些节能减排措施不仅实施难度较大，而且效果大打折扣。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效益最大化与社会公民责任的矛盾，需要政府支付改革成本

发展循环经济是提高能源效率、保护环境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但是，发展循环经济不仅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而且需要对于现有的产业组织形态的变革。这需要企业增加投入，购买环保设施，实施技术改造。一些地方和企业也由此出现了产品成本上升的问题，即所谓“循环不经济”的现象。在管理上，对于循环经济缺乏一个系统的政策、实施和绩效管理机制。一些地方对于循环经济发展大多停留在行政推动的基础上，如建立循环经济发展基金，通过各级财政补贴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引导。

（三）分税制条件下财力分配中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博弈导致了政策执行软硬有别

分税制之后，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依赖于地方企业，而地方企业中短期效益最高的是能源性行业，即所谓的“两高一资型”工业。在利益驱动下，各地大力发展钢铁、煤炭、铝、电力等资源性产业，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资源和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对于环境保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的偏差导致发展循环经济有可能成为一厢情愿。同时，通过财税政策增加财政专项和减免税收，是对地方和企业的一种货币补贴，但从目前的管理制度来看，能获得这些补贴的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很难享有。

进一步完善发展循环经济财税政策的建议

（一）加强财税引导，建立和完善资源与环境补偿机制

随着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的改革，政府的工作重心也会由项目建设逐步转向公共服务领域，资源与环境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一些地区还成立了循环经济专项基金扶持企业发展循环经济，但对于如何修复企业污染导致的环境损害，特别是跨区域的环境损害补偿机制，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下一步改革需要建立中央的纵向转移支付和与地方横向转移支付共同作用，建立超越行政地域的财政补偿机制。

（二）深化资源税与环境税改革，建立全面协调的财税调节机制

一是进一步深化资源税改革，在目前扩大征收范围的基础上，深化征收方式，针对资源产品的不同特性分别实施从量和从价征收，如对于价格弹性低的准公共产品石油、天然气和水资源等，可以采取从量征收；而对于完全市场化的，如矿产资源等，改为从价征收。二是在目前费改税的基础上，取消排污费，代之以环境税，并将碳税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三是平衡现有税种之间的关系，可按照国外发达国家一些作法，开征碳税与其他税种，减少或抵扣企业所得税等，减少企业负担，激励企业保护环境，充分发挥税收工具的调节作用。

（三）进一步拓展财税政策作用的广度和深度，建立发展循环经济的长效机制

一是财税政策需要进一步系统化。如对于共伴生矿产和尾矿的综合利用问题，目前缺乏具体的财税政策，与其他财税优惠政策的对接也需要进一步研究。二是财政政策的覆盖领域需要进一步扩展，特别是非公有中小企业。它们申请财政补贴的难度较大，应进一步加大对其补贴力度，设立专项基金，鼓励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节能减排。三是加大对于循环经济技术研发的支持和引导。通过财税政策引导企业建立发展循环经济的长效机制，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投入，延伸产业链条，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

第三篇：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财税政策研究

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财税政策研究.txt你不能让所有人满意，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成功人士是—在牛B的路上，一路勃起你以为我会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吗？我会闭上眼睛的 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财税政策研究

【关键词】 基尼系数收入分配财税政策

【摘要】

在描述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现状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利用财税政策缓解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困局的思路。在民生问题越来越被全社会广泛关注，在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悬殊的今天，如何实现公平收入分配，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我国收入分配现状

我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年均9％以上高速经济增长，经济总量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却出现了社会成员间、城乡居民间、不同行业间、不同地区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现象，使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陷入了一个困难的局面。

1、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国际上，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越不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我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目前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2004年，占城市总人口10%的高收入者占有45%的城市财富。专家计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5，2002年的0.46，2006年的0.50，到了2008年基尼系数又上新高，已达到了0.65，显著超过通常所说的警戒水准（0.4），并且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而西方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中也处于很高水平。

2、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

1.6﹕1，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1，我国是其中之一。国家统计局2001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当我国农民人均收入为2366元，这其中包括40％的实物收入，实际的现金收入在1800元左右。在这1800元当中，还有20％的现金要备来年生产资料之需，这么下来，农民手中真正用来购买消费的现金只有1500元左右。而当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6860元，是农民可支配现金收入的近5倍。如果再考虑到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城乡之间真实的差距大约在6﹕1之间。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经济下滑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城镇居民，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7年的3.33﹕1扩大为3.36﹕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

3、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相当一部分表现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间差距上，特别是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1978年改革以来，尽管各地区人均GDP均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它们之间的差距却在持续扩大。1980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比是1.8﹕1.18﹕1，1990年扩大为1.9﹕1.17﹕1，2002年进一步扩大为2.63﹕1.26﹕1。这说明1990年的东部与中部、西部的地区差距比1980年分别扩大了5.9％和5.6％，2002年比1990年又分别扩大了28.4％和38.4％。而2008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比是2﹕1﹕0.86。

地区间人均GDP差距的扩大，说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水平也在日渐增大。

4、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主要表现为有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使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扩大趋势。资料显示：1987年我国收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比是1.38﹕1，1991年行业平均收入最高与最低水平相差1.55倍，到2002年这一差距扩大到2.99倍。而到了2008年，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行业相差已超过10倍。从1978年起至今，电力、煤气、金融保险、房地产、采掘、地质勘探等行业成为国有经济中收入水平增长最快的行业。

二、促进公平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建议

1、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1）实现工资与主要经济指标协调增长。近年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逐步上扬，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持续下降，而我国工资增长幅度却滞后于GDP的增长。因此，有必要建立与GDP、CPI、财政收入、企业利润等主要指标联动，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以上指标占不同权重的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的新机制。

（2）完善公务员“阳光”工资制度，清理整顿公务员工资外收入。将其收入公开化、透明化。要在保持职级工资制主体功能的同时，归并简化基本工资结构。合理拉大不同职务人员的工资差距，增强竞争激励机制。向基层公务员倾斜，发挥工资的导向作用。

（3）改革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结合事业单位体制和人事制度改革，研究符合各类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分级分类管理的事业单位薪酬制度。规范工资收入分配的支付方式，建立单位工资专户。将单位的工资性收入全部纳入单位工资专户，实现单位工资分配的货币化、透明化、规范化。加强对非基础公益类和经营服务类事业单位内部收入分配的指导和监督，重点健全对事业单位法人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4）强化企业职工的权益保护，提高职工工资。这一方面取决于其赖以就业的企业的盈利水平，另一方面还取决于职工与业主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要在公有企业中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在非公有经济中建立健全工会组织，保护和体现职工利益，加强其与业主讨价还价的能力，缓解贫富分化问题。

2、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

（1）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一是实施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逐年加大城镇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经费投入。并在调查摸底、审核、公示的基础上，落实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让困难群众充分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二是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加大财政对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乡卫生院、村卫生室的扶持力度，让这项制度更好的惠及农民群众。三是建立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我国现有的由街道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构成的社区组织网遍布基层，熟悉千家万户的情况，便于监督和管理，而且成本较低。建议采取制度化措施，使社会保障机构与社区组织和各种市场中介机构密切衔接，建立广泛的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

（2）大力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一是大力支持发展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切实把义务教育重点放在农村。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对困难家庭学生实施免费提供教科书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推进农村中、小学现代化远程教育工程，确保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顺利进行。提高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水平，集中资金加快改善农村

中小学课桌椅、学生饮用水、学校厕所等基础设施。二是支持城市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施免学杂费和贫困生免教科书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等政策。

3、动用合理的税收政策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私人财产得到进一步累积，特别是我国高收入阶层拥有巨额财富。众所周知，产生贫富差距的原因有三个：收入、支出和财产。笔者认为可分别在收入、支出和财产三个环节，动用税收政策来调节收入差距。

在收入环节，应发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税种的积极作用。个人所得税作为国际通行的调控收入公平分配的一个重要税种，对调控收入公平分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它通过累进税和法定免税可以发挥对收入的二次分配功能。目前，个人所得税占我国全部税收收入比重较低，2008年不足7%，但是由于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一直倍受社会各界关注。现阶段个人所得税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分类计征难以体现公平，费用扣除标准不规范等等。目前比较通行的观点就是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综合考虑家庭实际负担来设计扣除标准，以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额近年来备受关注，已经从最初的800元增加到2000元，但是仍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对此，中央可以制订基准，将扣除额和地方的人均GDP水平挂钩，赋予地方一定的浮动权，同时应与当地物价挂钩，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因为不同地区人群面临的物价水平不同，同等收入水平下的生活水准也会有很大差异，“一刀切”式的扣除方式容易造成苦乐不均。

在社会保障税方面，目前我国的社保费是按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交纳，在形式上更多地体现了“强制储蓄”的意义，并且由于覆盖面偏窄，社会保障功能比较薄弱。因此，应该在完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将社保“费改税”，并将其收入纳入地方税务部门征收范围，不但可以增强社保费缴纳的自觉性和权威性，确保资金筹集的数量，同时，可利用现有税务部门的组织机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征管，还可以发挥地方税务部门在征管经验、人员素质等方面的优势，大大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效率。

在支出环节，可利用增值税、消费税等税种对居民的消费支出进行调节。在增值税方面，由于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广泛，覆盖到生活必需品，而生活必需品在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中占的比重大，而收入较高的人负担的税款占其收入的比重反而比收入较低的人要小，这显然不符合税收的纵向公平原则。笔者认为对于生活必需品，除了在目前的低税率水平13％基础上，可以对面粉、食用油、大米、自来水和燃气等一些生活必需品给予免税处理，进一步减轻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但。

在财产税环节，我国目前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现有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尽管在名义上可以归为财产税。但其设定的纳税人并非着眼于个人，而是以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作为基本纳税人的这两个税种，自然不是直接税。为了实现公平税负原则，应在适当时候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在最后的财产转让和继承环节进行必要的调节，提高税收对个人收入调节的功能。

在消费税方面，消费税调节收入水平，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扩大税基和提高税率的办法来增加高收入者的消费负担。2006年4月，财政部对消费税征收范围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扩大奢侈品的征税范围，如对购买超豪华住宅，高档家具等开征特别消费税。应合理界定奢侈品的定义，既不能挫伤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又要有效的调节高收入者的消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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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调节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财税政策研究

调节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财税政策研究

2012年08月17日 10:53 来源：《财政研究》2012年第1期 作者：张玉周 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106 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蓄势待发。财税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收入分配关系的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的财税政策设计和执行存在诸多不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财政分配职能的发挥。从公平收入分配的角度完善财税政策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分配方式也逐步由政府主导过渡到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收入分配方式的变革在不断提高人们收入水平的同时，也使得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本身无力解决收入再分配问题，只有政府运用财税政策在全社会范围内对收入再分配活动进行长期的、系统的和规范的调节，才能实现收入分配社会意义上的相对公平。

一、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

（一）基尼系数不断提高。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通行指标。有关专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测算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1978-1984年为0.212-0.244，处于比较平均区间；1985-1999年上升到0.304-0.397，处于相对合理区间；2000-2005年达到0.403-0.451，开始进入收入差距较大区间；自2006年基尼系数攀升态势更为明显，2006、2007、2008年上升到0.496、0.503、0.508，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开始进入收入差距悬殊区间。

（二）地区、城乡、行业之间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1.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我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提出东部地区优先发展的战略，从而拉大了地区差距。资料显示：1978-1985年，我国地区总收入差距系数稍有缩小，从0.2745下降到0.2578；1986-1991年，该系数从0.2579上升到0.2767；1992-2009年，该系数则呈现加速上升趋势，从0.2769上升到0.3721。

2.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尽管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但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明显快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资料显示：1978-1985年，我国城乡差距均在1.8：1以内，此后城乡差距加速扩大，到2005年城乡差距已扩大到3.2：1，2009年进一步扩大为3.3：1。如若考虑我国城乡福利补贴、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达到5：1，甚至6：1。

3.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职工工资水平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持续上升，职工实际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615元增加到2009年的6213元，增长了9.1倍。但是，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呈不断扩大趋势。据统计：1978年全国各行业职工实际平均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仅为380元，1998年扩大到6972元，到2009年则进一步扩大至8871元，短短30年这一差距扩大了22.3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财税政策 倍。

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财政政策原因

（一）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限制了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发挥。

1.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总量偏小。由于我国转移支付的目标不明、定位不准，形成了以税收返还、专项补助等确保地方既得利益的转移支付为主体的格局，真正用于解决地方之间财力差距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则相对较少。如2010年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中均衡性转移支付仅占15.1%，税收返还、专项补助等其他转移支付占84.9%，这种不合理的转移支付结构不仅没有起到均等化作用，相反还使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

2.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目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只明确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省及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尚未完全建立，省级、地市级财政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明显不足。乡镇政府处于政府级次的末端，经过了多级缺少透明的转移支付后，到乡镇政府时已所剩无几，造成城乡之间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财力差距日益扩大。

3.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不规范。目前我国的转移支付资金项目分散于各个部委，实行多头管理，分配办法缺乏科学的依据和标准，资金安排随意性严重，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转移支付资金专款被挤占挪用的现象时有发生，最终导致无法保证转移支付的统筹安排，影响了转移支付均等化功能的发挥。

（二）现行税制体系不完善降低了税收收入调节功能。

1.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不规范。个人所得税在调节个人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公平分配方面具有其他税种难以替代的优势。但由于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本身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一方面政府没有根据居民收入的多元化趋势和收入分配体制的全面调整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收入监控体系；另一方面对不同收入来源采取不同税率和扣除标准的分类征收模式不能真实体现量能纳税的征税原则，从而导致其收入公平性的实现与其调节功能的有效发挥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2.税收调节体系不健全。科学合理的个人所得税税制尽管能对个人收入分配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但是它对个人的财产存量和转移方面的调节却无能为力，而遗产税和赠与税则恰恰能在这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因此，防止收入差距扩大，仅靠单个税种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着眼于整个税制体系的建设，综合运用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多种税收手段。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3.消费税制度设计不合理。奢侈性商品和劳务等非必要性消费的主要消费群体是高收入者，对其征收较高税率的消费税，不但能起到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而且能起到一定的调节收入分配作用。然而，我国目前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相对狭窄，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不能发挥有效作用。

（三）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削弱了宏观调控能力。

1.我国的基本建设支出仍然偏高，而且大部分都用在了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豪华型建设投资，如奥运会、世博会场馆建设等。研究表明，尽管基本建设支出与基尼系数负相关，即北京和上海两地增加基本建设支出将有助于促进当地社会公平，但从宏观角度看，该投入却会加剧地区间的社会不公。

2.我国政府机构臃肿，职权不明，部分单位还存在人浮于事、公款私用等情况，造成行政管理支出日益膨胀。不仅浪费了大量相对稀缺的财政资源，而且由于行政管理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具有两极效应，即增加城镇居民收入而降低农村居民收入，无疑又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3.对“三农”尤其是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仍相对不足，造成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以医疗卫生为例：2010年占总人口不足40%的城市居民拥有的政府卫生资源高达68%，而占比60%以上的农村居民仅拥有32%。城市居民人均拥有的卫生费用是农村居民的4.2倍。

三、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财税政策建议

（一）完善转移支付体系。

1.加大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数量。转移支付制度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或水平的均衡。因此，在转移支付制度设计中，应综合考虑人口规模、自然条件、人均GDP、教育水平等多种因素，逐步提高人均GDP、人均支出等客观因素的比重，完善计算公式，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数量，增大其缩小地区间差异的作用，实现地区间财力水平相对均衡。

2.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省级政府应根据本省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贯彻因素法规范分配的原则，计算出各县的标准收入和支出，进而根据其差额确定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的数额。省对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应计算到乡镇、划拨到县，由县直接分配到乡镇。不断加大省级、地市级财政对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充分发挥省级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平衡本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作用。

3.强化转移支付制度的监督机制。财政转移支付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使得中央和省级财政给予县乡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被层层截留和挪用，进一步弱化了转移支付制度的均等化功能。为此，要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拨付和使用过程中的跟踪管理和评价考核，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督管理，对违反规定的地方政府给予严厉处罚，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完善相应的税收体系。

1.完善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一是实行综合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在综合考虑基本生计费用、赡养费用等必要支出的基础上，实行全国统一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二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机制。强化并建立个人财产申报制和登记制，尽可能使个人收入显性化。建设全国统一的税务网络共享征管系统，全面掌握个人纳税信息，堵塞征收漏洞。三是强化税务稽查。要建立科学、规范的稽查程序，加大对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监管查处力度，增加纳税人偷逃税款的成本和风险。

2.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我国目前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税制模式应优先选择税源较易控制、稽征程序简单、征收成本较低的总遗产税制，并逐步向混合遗产税制过渡。遗产税和赠与税征税面不宜过宽，起征点要高一些，并实行累进税率，要明确针对最富有人群。同时要建立完善的征管体制和严格的财产评估制度，强化征管措施，确保遗产税和赠与税能有效发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3.调整消费税的征收范围。逐步将新型高档消费品和消费行为纳入征收范围，如高档家具、高档健身器具、高尔夫运动、滑翔运动等消费项目。消费税征收范围的调整有助于使消费税的调控方向更加明确，增加高收入者的消费支出，不仅有利于抑制高消费、减少不必要的奢侈消费行为，而且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

（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1.压缩基本建设支出的规模，重大基本建设项目支出要向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倾斜。同时，公共财政要从那些从属于市场竞争性的投资领域中解脱出来，把压缩的基本建设支出和减少竞争性领域投资后增加的财政资金主要用于不发达地区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不断提高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2.强化对行政管理费支出的管理和控制。一方面要求逐步推进政府机构的扁平化改革，减少层级，节约行政成本，改善执政效率；另一方面各级部门应制定行政预算定额，并加强对经费的支出的监管，保证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和有效。

3.加大对“三农”投入力度。一是要继续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进步、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投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二是要加大对农村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投入，将财政预算内这些方面新增支出主要用于农村，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三是加强对支农资金的监管，对支农资金进行全程跟踪检查与绩效评估，严肃查处资金分配、管理和使用中的违法违规问题，确保财政支农资金安全、规范、高效地使用。

参考文献：

[1]王云飞.我国地区收入差距变化趋势[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8）.[2]闫坤.程瑜.促进我国收入分配关系调整的财税政策研究[J].税务研究.2010（3）.[3]高大伟、鞠晓峰.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实现社会公平发展[J].商业研究.2010（1）.[4]刘成奎、王朝才.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的实证分析.财政研究.2008（2）.（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学系）

第五篇：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研究（共）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发展历程

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方面的研究开始于文化产业政策方面的研究。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与该产业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领域开始有经营性活动，但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形态出现在经济领域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起步阶段（1978年——1992年）、成长阶段（1993年——2002年）、全面扩张阶段（2002年至今）.一、起步阶段（1978年——1992年）

在此期间，政府出台了为数不多的主要是针对发展迅速的文化外围行业的政策，政策基调以管制为主，这一阶段文化还没有赋予“产业”地位。改革开放之初，当时，广州东方宾馆开设了我国第一家音乐茶座，各大城市以歌舞厅为主体的经营性文化场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蓬勃发展的文化市场。娱乐业成为文化产业的先导，从无到有，极大地刺激了社会文化消费的增长。

1982年国务院颁布了《广告管理暂行条例》，1985年，国务院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把文化艺术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入国民生产统计的项目中，正式确认了文化艺术可能具有的产业性质，以营业性舞会和音乐茶座为发端的文化市场日益活跃。

1987年的《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不仅在政府文件中首次出现了文化市场的字眼，而且对众说纷纭的文化市场的范围、管理原则和任务等做了界定，从而结束了文化市场管理无法可循的局面。1991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正式提出了文化经济政策的概念。199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到要完善文化经济政策”。

二、成长阶段（1993年——2002年）

国家开始有意识的运用“产业政策”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政策基调以规范为主，这一时期我国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文化的产业化趋势进一步加强，文化市场日趋活跃，出现了文化制造业、文化服务业和文化消费场所，各类演艺公司、广告公司等文化企业发展迅猛，成为文化市场的主导。

199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全面地提出一整套文化经济政策。1998年，文化部设立了文化产业司，标志着我国政府正式将文化产业纳入政府工作体系。这个时期以国有大型文化单位改革为标志，文化产业化趋势席卷文化领域，不仅非公有经济纷纷进入文化领域，而且一批国有大型文化单位进行了改革和转型，出现了以广州日报为标志的报业集团和以北广传媒为标志的传媒集团以及众多大大小小的文化化传播公司。

2000年国务院叉颁布了《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比较系统地制定了鼓励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

两个标志性的文件：

（1）一是200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其中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里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明确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于文化产业的承认和对其地位的认可，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文化体制改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2）二是2001年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总结了近些年来文化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集中反映当时的认识和思考。《意见》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集团化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着重在宏观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政策法律体系、市场环境、开放格局五个方面积极进行探索创新，以进一步壮大实力，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

三、全面扩张阶段（2002年至今）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文化竞争的日益家加剧，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得以真正确立，国家集中出台了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和鼓励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基调以鼓励为主。

200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国际文化竞争日益加剧，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得以真正确立。2002年11月，“十六大”召开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进入全面启动、快速发展阶段。国家集中出台了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和鼓励各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政策基调以鼓励为主。

这一阶段一是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新兴文化产业如互联网发展的政策。二是完善了旨在鼓励非公有制资本参与文化产业发展的产业准入政策。2005年国务院连续推出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为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提供了基本依据。三是出台了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的政策。四是制定了支持文化单位改制的有关经济政策，为文化单位改制提供了政策支持。

一项重要国策：“十六大”报告明确了文化产业发展方向，明确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正确决策，把文化产业发展定性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这是我党在文化产业上的重大理论突破和重大理论创新，不仅区分了“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而

且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并被确立为一项重要国策。

2003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按照党的十六大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专门研究部署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国有包括北京、重庆、广东、深圳、沈阳、西安、丽江在内的9个省市和39个宣传文化单位参加了改革试点，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探索，为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做准备。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确认了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国家开始将文化产业列入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纳入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指出切实转变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进一步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政策，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文化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

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积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加大对公益性文化事业扶持力度，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再次突出强调了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2004年3月29日，《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文化及相关产业指标体系框架》两个文件，正式由国家统计局出台，不仅是首次从统计学意义上对文化产业概念和范围所做的权威界定，将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统计列入国民经济的统计框架体系，使原来分属多个部门和领域的文化产业统一了统计口径，为今后全面把握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并进行科学规划打下基础。

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一重要命题。这也是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提法，它反映了我们党对文化体制改革的认识更加深入，直指事物的本质。

2005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政策，作为“十一五”期间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措施，指明了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

2006年是我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一系列重大事件凸显出开局之年的新气象。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对2003年以来的改革试点进行了全面总结，发出了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开的信号。9月13日，我国发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未来五年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目标任务，明确指出：“抓好文化产业体系建设，重塑市场主体，优化产业结构，确定重点发展的产业门类，培育文化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展现代流通组织和流通形式，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明确了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进一步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更好更快发展。10月11日，党的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9年初，新闻出版总署出台，明确提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同年，在《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出台的背景下，《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跟进，决定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把事业性文艺演出院团转制为企业。

除总体性政策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文化产业部类政策，如《关于网络游戏发展和管理的若干意见》（2005）、《关于扶持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08）、《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09），《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2010）等。全国31个省市区以及五个计划单列市均出台了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大都制定了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一些地区还成立了文化产业协会或促进会。

以上文件，是指导“十一五”期间我国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明确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环境、发展任务以及战略方针，最终以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定位。由此可见，“十一五”将成为改革和发展更加紧密结合的时期，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并轨，文化事业繁荣与文化产业发展并举，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汇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推进，逐步形成综合发展态势，为更大范围和更为根本性的改革积蓄力量。

一、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把文化产业写进中央文件

200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里提出了“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政策”这两个概念，明确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政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运用产业政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也标志着我国理论界对文化产业政策进行系统研究的开始。

根据《建议》精神，2001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写道：“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与之相适应，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和改革措施，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理论上的突破，体制上的改革，政策上的跟进，必然会促进实践上的飞跃。从此，我国的文化产业不仅在地位上合法化了，而且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二、党的十六大把发展文化产业提到了新的高度

十六大报告首次在党的报告里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详尽论述了发展文化产业的指导精神、发展战略和政策定位，明确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区分，要求把发展文化产业放到增强国家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战略层面加以考虑。

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六届六中全会的短短四年时间里，党中央对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把发展该产业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2 年11 月，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2003 年10 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角度，对如何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决定》指出：“转变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认为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之一。

三、党的十七大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2007 年10 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更加明确地指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

党的十七大给我国的文化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其中许多论述既具有很高的理论指导性，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比如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环境。”这必将给中国文化产业营造出一个更加宽松、和谐的政策环境，也会极大的调动社会各界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性。

为贯彻中央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放到增强国家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战略层

面的指导思想，实现文化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各省市积极参照国内外先进城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经验，立足与各省市自身文化资源和经济布局的特点，研究制订了一系列文化创意产业促进政策，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通过产业政策的作用，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通过由上而下推行政策，达到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