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外包转型升级的财税政策研究（合集5篇）

第一篇：制造业外包转型升级的财税政策研究

制造业外包转型升级的财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分析我国制造业企业外包发展现状，审视存在的一系列不适应制造业外包转型升级发展如退税不及时、优惠税收“一锅端”、深加工结转业务无法实现优惠收税等关键性的财税问题。指出未来政府只有制定“差别税收”、增强财政扶持力度等有效的财税政策并避免相关问题，深入推进我国制造业外包转型升级，积极向世界价值链体系的两端攀升，才能不断提升我国制造业外包质量，提高我国制造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

关键词：制造业外包 转型升级 价值链 财税政策

我国制造业外包发展现状

从对国民经济发展贡献来看，制造业不仅是所有与制造相关的企业的集合，体现了一国的国际地位，也与一国的经济实力具有密切关系，更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据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经济产出增长中，20%是制造业贡献的，目前我国制造业占GDP的比例高达41%。因此，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核心，制造业是工业化发展的原动力，是提高经济实力的重要体现，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积极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增长，进一步维持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是创造大量税收和外汇的中坚力量。如表1所示，以2012年为例，说明了我国制造业的重要作用。一是企业数量，2008 年企业数为426113 个，而2012年制造业企业降至343769个。二是从业人员年平均数，2008年制造业就业人数为8837.63万人，2010 年达到9544.71万人，2012年回落至9272.94万人，我国从业人员由于机械化的发展，从业人员年平均增长缓慢。三是增加值，2008年制造业额增加值为130260.24亿元，2012年达199670.16亿元，平均每年增幅超10%。四是营业税金及附加，2008年6277.28亿元，2012年14462.73亿元，增长了1.3倍。五是出口交货值，2008 年为82498.38亿元，2012年106759亿元，增长了29.4%。

全球分工视野下的制造业价值链，国际分工模式的资源分工与协作体系整合和利用程度的衡量标准发生了变化，制造业国际分工的边界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发展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垂直分工向水平方向发展并深化为网络化分工。当前，制造业国际分工边界以全球价值链为主要形式。因此，制造业价值链是某个产品或服务从概念、研发、生产以及制造、加工等一系列的价值增值，如图1所示，不仅有利于推进世界各地的制造业企业集结成为一个有序集合的价值创造网络，也有利于跨国公司成为该产业的实际控制实体。全球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赢得比较优势，获得更大经济效益。

21世纪以来，制造业企业发展迅速，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经过四年的连续增长，2007年再增30%，达到18330亿美元，出现增长的峰值。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商投资一度下降。据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发展显示，2012年全球直接外资量下降18%，全球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吸收直接外资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占全球直接外资量的 52%，主要是一些主要经济体经济脆弱，投资者大多持有谨慎态度。

以价值链视角，从我国制造业企业来看，我国工业制成品产量大，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轻工业领域、加工业等，据相关数据显示，在整个价值链中，我国资本获得的利润不足30%。究其原因，我国制造业在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较为缺乏，利润只是加工费用的剩余价值，如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从价值链的分布来看，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高，从进口结构来看，我国每年需要进口超过1000亿美元的高技术机电产品。如图2所示，我国加工贸易增长率2008-2012在42%-46%浮动，幅度不大，加工贸易增值率表明进口材料加工程度越深，附加值含量越高，可知我国自主加工附加值还不高，需要增强。

因此，从全球价值链来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领导者，占据全球价值链的战略环节，支配全球价值链体系的支配权，反观我国，制造业企业未能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不具有比较优势品牌，难以内源式构建全球价值链，我国制造业需要价值链的攀升。

我国制造业外包发展模式及财税问题

（一）我国制造业企业代工生产模式及存在的财税问题

从全球范围来看，由于国际分工的深化和产品生产国际化，代工生产模式逐渐兴起，中国制造业逐渐融入国际制造业体系中，通过参与国际代工，我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也是低成本学习途径之一，我国制造业外包企业主要以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方式进行生产，出口量已经形成规模，超过一般贸易。当然，由于我国制造业价值链还没有形成，只是被迫接受业务，受到别国支配，特别是我国制造业企业构建以企业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的雏形还未真正形成，不利于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提升。当然，几十年来，我国制造业基于政府大力支持，有一定的发展基础，但产品的战略性环节仍由发达国家掌控，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徘徊。因此，推进我国制造业外包企业转型升级，提高制造业外包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地位，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代工生产模式存在的财税问题分析，第一，对于制造业外包，我国的税收政策主要有年底退税和进口免税两种，这种以从国外进口原料为基础的优惠政策，应该在新形势下寻求积极转变，转向以国内原料为生产基础的配套生产、高级代工模式，但税收方面的优惠却不能享受，外包企业继承传统模式，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降低了国内与制造业外包有关产业的配套生产能力。第二，对于制造业外包，税收优惠集中于生产加工环节，是价值增值最低的环节，而价值链增值较高环节却没有税收鼓励，影响制造业外包企业的资金流转效率，不利于制造业外包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二）我国制造业企业配套生产模式及存在的财税问题

从配套生产模式的内涵分析，产业配套是在一定的经济区域内，围绕主导产业为相关核心，在上游和下游建立产业以完成某产品的一系列过程，我国制造业企业围绕外资，配置上下游生产企业，实现价值链增值。如制造业外包企业产业配套持续，会促使外包企业为外资主导产业配套投入越来越高的专用资产，一旦外资撤走，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导致我国制造业外包企业丧失创新能力，无法形成持续的产业成长模式，不利于本土企业成长能力的培养，需要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

从配套生产模式存在的财税问题分析，我国制造业外包转型，本质上是不断增加制造业外包企业附加值，如深加工结转方式有利于延长国内价值链条，增加国内增值，又可消化一定的国内原材料。但是，税收部门对此环节实行先征税，再依据出口退税且对此环节使用的国内原料不予退税。当然，由于不同地区的差异性，退税机制存在差异性，但这增加了制造业税收负担，打消了深加工结转积极性，影响了我国制造业外包的良性发展。此外，政府对配套生产企业的财政扶持政策模式单一化，差异化政策有限，对制造业外包企业的转型升级不具有积极的激励作用，而一部分企业由于搭便车却无心技术发展和创新，不利于企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不利于企业转型升级。

我国制造业外包转型升级的财税政策改革建议

（一）我国制造业外包转型的税收政策

在积极推进制造业外包转型需要的税收政策设计中，在我国制造业外包转型视角下，需要积极实施差别性的税收政策，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给予优惠收税的待遇，基于劳动力成本增加、原料价格上涨，外包发展相对优势不断下降，实施差别税收政策，理性对待高附加值环节的外包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具有积极的意义，对制造业外包的劳动工人实施优惠所得税，对生产投入品实施优惠的税收政策，对优惠货物运输实施税收政策等，以满足投入供给，积极降低生产成本，不断增强制造业外包企业转型升级的发展动力。建立积极有效的环境，对国内原料生产和来料加工企业实行相同的税收政策，完善税收设计，对创造附加值高的环节实现税收优惠，提高资金流转效率。对外包企业进口原料和制成品出口降低关税，提高优势，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延长全球价值链，以减免税政策积极鼓励深加工结转业务，摆脱征税不公平状况，有利于业务开展，延长制造业外包企业的布局延长，深入激励外包企业实施深加工结转业务。当然，推进制造业外包转型的税收政策可能引发“寻租”行为等问题，应把握好尺度、制定好标准，推进制造业外包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发展。

（二）推进制造业外包转型升级的财政政策

在积极推进制造业外包转型升级的财政政策中，需要设立重点专项资金，提高财政支持力度，更多支持全球价值链两端攀升的企业，实行重点引导、专款专用，按进出口差值实现补助，为外包企业承接高附加值业务提供积极动力。建立相关配套支持，如金融、物流、教育等，加强对配套产业的财政支持力度，积极提升制造业外包实施，可根据各地特点和政策，实现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相结合的方式完成。对能承接高附加值外包业务且增加财税收入的企业应给予财政奖励，同时对制造业外包企业购入大型设备时给予低息支持，降低行融资贷款门槛。在政府职能方面，减少相关财务开支，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如认定标准、评价体系等纳入政府目录，由政府进行统一免费认定，积极降低生产成本，政府也可融入到外包企业，增加外包生产效率及规模，实现规模经济，在全球价值链实现转型升级。当然，在推进制造业外包转型升级的财政政策可能引发专项资金额度设定标准等问题，因而有效的财税政策需要良好、公平的环境，合理区分外包企业，积极发挥监督部门，实现制造业外包企业转型升级，积极为其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可持续的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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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立强.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生产的外包承接策略[J].国际经贸探索，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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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邹华，孙健，徐玢玢.辽宁装备制造业技术升级与科技创新纽合机制研究[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2）

第二篇：转型升级

转型升级

国际金融危机后，一场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赛”悄然涌动：美国将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英国着眼发展低碳经济、数字经济，“构建英国未来”；欧盟宣布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

此时此刻，中国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关系到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否拥有新的引擎，也关系到在未来竞争中能否获得新的优势，在现代化路途上能否取得新的成就。

在中国经济发展前沿的浙江，一场巨大的变革正在酝酿，在这场变革中，浙江的民营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高与低：做精高新产业，提升传统产业

未来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和传统产业一起，成为引领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两大驱动力。

全国人大代表、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现在已到了关键时刻，传统企业需要全面转型，而转型就是要通过创新技术、管理和体制来实现。”

浙江的民营企业众多，但大部分处于“低、小、散”的状态，经不起大风大浪冲击。

所以，转型升级，不能为转型而转型，应该根据省情，根据我省中小企业的特点。

中小民营企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把传统制造业转成先进制造业，主要是打造两条微笑曲线：第一条是企业微笑，提升研发能力和营销能力，两端一翘，企业微笑；第二条是产品微笑，提升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两端一翘，产品微笑。打造两条微笑曲线的重点是上新设备新工艺新品种，开拓新市场，彻底改变传统制造业几十年一贯制的老设备老工艺老品种老市场。第二步有了两条微笑的产业就是先进制造业，要与现代服务业相结合，双轮驱动双翼齐飞。与消费者同时同在同享。转型升级后的企业与产业应该分不清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总是把制造、服务、信息都能融在一块儿了。

第一个途径就是提升制造水平，国际一流的制造装备，快速响应市场的制造模式，工艺流程的改进

第二个途径就是提升研发水平，这是我们浙江企业的软肋。很多企业装备上来以后，但是研发一直跟不上，产品还是难以做到高端，所以号称是一流设备、二流产品、三流价格，第三个途径就是提升营销水平，核心是品牌的打造，这是最难的环节，也是附加值最高的环节。

“传统产业升级需要‘龙头效应’，需要在品牌、研发、科技、管理、营销等方面不断创新模式，实现自主品牌的跨越式发展。”长期在纺织服装行业摸爬滚打的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说，“随着产业调整进程加快，中国纺织业必将迎来吐故纳新、大浪淘沙的5年。我们将坚持以价值为核心的品牌建设，不断挖掘、提升传统产业新价值。”

赵林中代表坚定地说。

政府应该引导企业整合，加快由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化，让中小企业之间形成合力。在行业里，龙头企业以其品牌、资本、销售渠道、整合中小企业，组成“小巨人”企业或是企业集团。对于各个企业来说，也是优势互补。

通过整合，可以实现分工合作，充分利用资源。同时，大量的中小企业走向联合，主动“”，成为企业集团的组成部分，甘做大企业的配套，也能使资本、产能充分发挥。事实上，民营企业的整合，在我省已经有了自发整合的先例。在民营企业整合上，正泰集团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乐清是低压电器企业集中的地区，正泰和30多家低压电器企业进行整合，开始是松散的加盟形式，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后来进行资产评估，30多家企业入股正泰，实现产权整合，从一个传统的家族式企业成为现代化的企业集团。

民企整合，就像原来大家都各开一辆小汽车，而联合起来，就成了大家一起努力开好一列火车，汽车开得再快，也比不上高铁的速度。

所以，走向联合，是民营企业转型路上，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一步。企业已经遵循市场规律自发做了，现在，政府更要在未来的经济产业规划中，要顺应这种时势，引导中小企业去进行整合。

“从国家到地方，未来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举足轻重。”全国政协委员、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说，各地投资热情高涨，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扶持政策，引导各种资源向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集聚。

胡成中委员认为，在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要警惕投资一拥而上所带来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同时，明确各产业的发展方向、不同阶段要实现的发展目标以及所采取的策略，做好整体规划，重点突出，分类扶持，充分发挥政府引导的作用，及时制止无序扩张，为部分盲目发展的产业、行业“退烧”。

以现代服务业为主攻方向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作为资源小省浙江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吕祖善认为要从根本上破解这一矛盾，关键是加快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着力构建符合浙江实际的现代产业体系。发展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的服务业，对浙江这样一个经济大省同时又是资源小省来说，尤为重要也尤为迫切。

浙江目前已经把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去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万亿大关，占GDP的比重达到43.2%，浙江省提出到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8%左右。

要实现这一目标，吕祖善认为，必须把经济结构调整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结合起来，把消费结构升级与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结合起来，走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型服务业联动发展的路子，突出发展一批服务业重点行业和企业。

鼓励工业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优先发展物流、金融、信息、科技、商务等一批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鼓励发展研发设计、文化创意、总部经济等新兴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着力构筑一批服务业发展重要平台。大力建设物流园区、总部基地、科创园区等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区；重点建设一批跨区联动、资源共享、层次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公共平台；突出发展一批服务业发展重点区域，引导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等中心城市和地级市城区发展现代服务业，率先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大与小：建设四大平台，扶持中小企业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持续不断的发展动力与发展空间从何而来？在浙江，一张可持续发展“路线图”已清晰勾勒出来：要建设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四大平台”，实现我省经济转型升级、又好又快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市政府秘书长王仁洲认为，要大力搞好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建设，形成浙江经济新的增长极和支撑点，还要继续发挥众多民营中小企业力量，推动中小企业加强技术改造，增强新产品开发能力和品牌创建能力，这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基本力量。

“在四大平台建设上，建议加大对核心关键技术研发的投入，集中资源和技术，加大共性关键技术的攻关力度。”全国政协委员、省人大财经委主任丁耀民建议，在政府层面，要精细规划，整合资源，注重将已研发的新材料、新工艺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同时，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进一步出台相应政策措施给予扶持，还要清除各种不必要的门槛，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引导企业优化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呵护他们茁壮成长。

陆与海：做强陆域经济，发展海洋经济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

此前，国务院已将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对舟山来说，是大开发、大开放、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全国人大代表、舟山市委书记梁黎明认为，要借鉴学习世界先进沿海、海岛城市的发展经验，做好规划布局，重视产业培育，特别是港口物流等海洋新兴产业的培育，依托港口岸线等资源优势，大力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引导船舶企业做大做强海洋工程产业等，使舟山成为我国科学管理、开发和保护海岛海洋、促进海岛地区科学发展的示范区。

全国政协委员、利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立新认为，发展海洋经济不仅会给沿海地区带来经济繁荣，还会拉动陆域经济发展。“希望我省进一步做深、做强海洋经济，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推动沿海产业带建设和沿海地区加快发展，鼓励支持山区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等特色经济，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依靠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经济总量逐年攀升，2010年仅次于广东、江苏和山东，排在第四位，但资源和陆域小省的约束使传统产业上升空间有限，制约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

跳出有限的陆域空间，向海洋要空间、要资源、要财富，是浙江的必然选择。

“我国海岸线总长居世界第四，海域面积辽阔，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但海洋经济在我国处于成长阶段，发展现代海洋产业的空间很大。山东、广东、浙江是国内经济发达省份，海洋经济的延伸将对我国经济起到支撑作用。”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和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浙江早在1993年提出建设海洋经济大省，此次《规划》将浙江经济发展的新目标定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建成我国大宗商品国际物流中心、舟山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海洋海岛开发开放改革示范区、现代海洋产业发展示范区、海陆统筹协调发展示范区和生态文明及清洁能源示范区。

在传统海洋经济方面，浙江落后于广东和山东，需要通过打造现代海洋产业体系，走上

一条大开大合的转型升级之路。浙江计划到2015年海洋生产总值突破7200亿元，占全国海洋经济比重提高到15％；最终发展成为我国海洋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区域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地。

“浙江拥有丰富的海洋、渔业、油气、港口、海水养殖等资源，舟山群岛正在发展渔业和旅游业，有很多岛屿可以开发利用。我们发展海洋经济的经验还不成熟，需要全盘规划。”肖金成对记者说。

浙江目前完成以“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为空间布局的海洋经济总体发展规划，一核，即以宁波—舟山港海域及其依托腹地为核心，打造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地。

宁波—舟山港是全国货物吞吐量最大的组合港，依托深水岸线资源和港口优势，浙江将规划建设全国重要的大宗商品储运加工贸易基地、国际集装箱物流基地，同时配套发展新型临港工业、海洋新能源产业等，加强在原油、矿石、煤炭、粮食等重要物资储运中的战略保障作用。

在产业布局上，浙江“两翼齐飞”，以环杭州湾产业带及近岸海域为北翼，成为引领长三角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以温台沿海产业带及近带海域为南翼，与福建海西经济区接轨。“三圈”即杭州、宁波、温州三大沿海都市圈，通过增强现代都市服务功能和科技支撑功能，为产业升级服务。同时形成九个沿海产业集聚区，推进舟山、温州、台州等地诸多岛屿的开发和保护。

与此同时，浙江将扶持培育一批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整体产业层次。目前正在发展海洋装备制造业，包括石化成套设备、潮汐能设备、海水淡化设备、核电设备、港口机械等，并在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水利用和海洋勘探开发领域形成规模，逐渐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规划》提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要优化海洋经济结构，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高海洋科教支撑能力，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海陆联动发展，建设综合实力较强、核心竞争力突出、空间配置合理、生态环境良好、体制机制灵活的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形成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据悉，浙江将鼓励民营经济参与海洋开发，在温州、台州进行改革试点，清理不利于民营资本进入海洋开发的政策性障碍，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之前一直被国有企业垄断的港口物流、战略物资储运、石化工业以及海岸线、滩涂、小岛、海域等海洋空间资源的集中连片开发。

内与外：扩大国内需求，转变外贸方式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指出，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必须充分挖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着力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

“大宗原材料价格飞涨，国际上贸易壁垒也在不断增加，海外市场需求疲软，企业出口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全国人大代表、纳爱斯集团董事长庄启传说，只有将经济增长建立在国内需求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并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

代表、委员们表示，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外需不足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企业必须痛下决心，实现经济转型，使过多依靠出口拉动经济转变为内需拉动经济。

“我国内需市场庞大，但日益高昂的物价让越来越多的国人到境外购物。”全国政协委员、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建议，对一些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用品，降低关税，加大进口，将境外购买力转化为国内消费，让百姓购物更方便、更实惠。，就是实现以出口导向战略为主向出口导向战略与进口替代战略并举的转化，进而使出口

导向产业和进口替代产业互相补充、互相支持。所谓进口替代战略，是指用本国产品来替代进口品，进而带动其他经济部门发展，促进本国工业化的战略。

政府和企业是推进转型升级的两种不同的力量。从根本上说，企业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主体，离开了这一微观基础，产业转型升级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实现产业转型又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政府主要是创造、提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条件或环境。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变化的条件。只有两种力量结合，双方互动，才能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转型。就浙江的情况而言，应对当前的挑战，确保浙江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关键还是激发企业加快产业升级的动力。

第三篇：我国循环经济财税政策研究(精)

我国循环经济财税政策研究

2008年8月《循环经济促进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循环经济进入依法管理、全面推进的新阶段。截至2009年6月底，全国已有26个省市开展了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共有33个产业园区，钢铁、有色金属、电力等84个重点行业，再生资源利用、再生资源加工基地、废弃包装物、回收利用等34个重点领域，也开展了循环经济的试点工作，推动了绿色经济发展。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财税政策及其效果

（一）优化财政投入方式，通过以奖代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近年来，国家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投入逐渐加大，为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财政专项中以奖代补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普遍应用的模式。2005年，我国政府启动了十大节能工程。2007年8月，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央财政对十大重点节能工程范围内的企业节能技术改造项目采用“以奖代补”模式，奖励金额按项目技术改造完成后实际取得的节能量和规定的标准确定。具体办法是对工程中的节能量超过1万吨标准煤的企业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给予奖励，奖励标准为项目改造后每形成1吨标煤节约能力，东部地区奖励200元，中西部地区奖励250元。对符合奖励条件的节能技术改造项目，为调动企业积极性，按企业报告节能量先预拨60%的奖励资金，等项目完成后，再根据审计的节能量进行清算。

（二）利用资源价格走低，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积极应对，利用当时资源产品价格走低的时机，实施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资金引导，促进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推动节能减排。2008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颁布了《紧急落实新增中央投资工作方案》，在新增的中央投资中，“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循环经济和重点流域工业污染治理工程”共安排25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涉及468个项目。这些项目基本上都是企业投资项目，国家只给予一定的引导资金。通过实施上述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带动企业和社会投资约370亿元。此外，中央财政第二批和第三批分别下达以1300亿元和700亿元财政资金。据统计，2006年-2008年，我国政府共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36亿元、中央财政资金505亿元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主要用于支持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节能环保的能力建设。这些措施使全国新增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1149万吨，新增燃煤脱硫机组容量9712万千瓦。单位GDP能耗比上年下降4.59%，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减少4.42%和5.95%。

（三）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推动社会资源综合利用

除了工业领域的节能工程之外，居民生活的日常消费用品也是大量产生废弃物的领域，尤其是家用电器和汽车这两个领域。中央政府通过节能惠民工程、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和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实现资源化和再利用。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了70亿元资金鼓励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在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和福州、长沙等地，开展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脑等5类家电产品“以旧换新”试点。对交售补贴范围内旧家电并购买新家电的消费者，原则上按新家电销售价格的10%给予补贴，分品种确定最高补贴额度；对回收补贴范围内旧家电并送到拆解处理企业的运输费用，给予定额补贴。

（四）通过税率调整，加快企业节能减排

为鼓励企业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在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和关税等领域进行全面推进，鼓励企业使用废旧资源进行生产，尤其是高耗能行业高污染行业三废资源的再利用。

2005年，调整了部分应税品目资源税的标准，调高了河南、山东、福建、云南等15个省市（区、县）煤炭资源税税额标准；在全国范围普遍调高了油气田企业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税额标准；并陆续提高了锰矿石、钼矿石、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应税品目税税额标准。自2006年4月10日起，将精炼铜及铜合金的出口暂定税率由5%调至10%，铜材的出口税率由0调至10%。2008年底，全面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通知》，对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优惠政策作了分类整合，通过增值税免征、即征即退，以及先征后退以所得税、关税的减免等措施，从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多个环节等领域引导和激励企业节能减排。

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比重上升，2009年上半年，第三产业比重同比提高0.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发展循环经济，实施节能减排给我国的带来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从宏观指标来看，截至2009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在一季度下降2.89%的基础上，累计下降3.35%，降幅同比提高0.47个百分点。

全国单位GDP能耗逐年逐季降低，2006年下降1.79%，2007年下降4.04%，2008年下降4.59%，3年累计下降10.1%，节能约2.9亿吨标准煤。全国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不断降低，2007年分别下降4.66%和3.14%，2008年分别下降5.95%和4.42%，“十一五”前三年累计分别下降8.95%和6.61%。

与此同时，实现了环保、经济、社会多重效益。以旧换新带动汽车家电消费，可以促进汽车、家电生产、营销、物流、售后服务行业的发展，安置大量回收拆解企业人员就业。据估算，2009年可带动以旧换新汽车100万辆以上、家电500万台，直接拉动市场消费1000-1200亿元；节能160万吨标煤，回收利用各种资源近230万吨，其中，废钢铁150万吨，废有色金属17万吨，废塑料25万吨，废橡胶近20万吨；稳定和扩大就业近5万人；此外，对家电的财政补贴还带动了市场销售的上升。自2009年6月1日实施以来，能效等级2级以上的高效节能空调销售比重由5%左右一跃上升到15%左右。

循环经济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及深层次制约因素

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节能减少排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自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中央共下达财政资金3800亿元，这些资金主要用于优化产业结构，通过提高对于两高一资行业的资本金比例，提高准入门槛，改善投资结构。存在的问题：一是地方政府财力有限，配套资金不到位，制约了项目的进展；二是中央财政资金闲置，或被挪用；三是政府资金的投入不能满足企业的需要。据调查，2006年-2007年41户被调查企业共投入168.89亿元用于节能减排，其中，企业自筹165.83亿元，财政及国债投入3.06亿元。可见，财政资金只是企业节能减排资金的一小部分。另据统计，2009年，中央财政支出450亿元用于节能减排，但这些资金分散到地方之后，投入强度不足的问题就明显的显露出来。例如，2007年上半年，湖南列入“国家千家节能企业”共有28家，技术改造项目150多个，需要资金上百亿元，但大部分资金没有到位。

与此同时，资源税对于节约资源和降低污染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提高。现行资源税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征收主要在开采环节上，企业可转嫁到生产企业，并最终由消费者承担。因此，企业对于资源开采缺乏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二是征收范围过窄，不能对所有的资源形成有效的保护。三是从量计征的资源税税率太低，难于反映企业对于资源与环境的使用成本。

制约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

（一）高增长高消耗与生态环境矛盾长期存在，且短期内有激化的趋势

自2003年我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以来，以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化为主的高耗能工业加快发展。这使得发展循环经济所带来的正面效应不断被抵消。同时，我国对于能源利用的技术发展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完成的，通过技术进步降低能源消耗也是不现实的。因此，由于发展阶段的约束，目前的一些节能减排措施不仅实施难度较大，而且效果大打折扣。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效益最大化与社会公民责任的矛盾，需要政府支付改革成本

发展循环经济是提高能源效率、保护环境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但是，发展循环经济不仅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而且需要对于现有的产业组织形态的变革。这需要企业增加投入，购买环保设施，实施技术改造。一些地方和企业也由此出现了产品成本上升的问题，即所谓“循环不经济”的现象。在管理上，对于循环经济缺乏一个系统的政策、实施和绩效管理机制。一些地方对于循环经济发展大多停留在行政推动的基础上，如建立循环经济发展基金，通过各级财政补贴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引导。

（三）分税制条件下财力分配中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博弈导致了政策执行软硬有别

分税制之后，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依赖于地方企业，而地方企业中短期效益最高的是能源性行业，即所谓的“两高一资型”工业。在利益驱动下，各地大力发展钢铁、煤炭、铝、电力等资源性产业，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资源和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对于环境保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的偏差导致发展循环经济有可能成为一厢情愿。同时，通过财税政策增加财政专项和减免税收，是对地方和企业的一种货币补贴，但从目前的管理制度来看，能获得这些补贴的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很难享有。

进一步完善发展循环经济财税政策的建议

（一）加强财税引导，建立和完善资源与环境补偿机制

随着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的改革，政府的工作重心也会由项目建设逐步转向公共服务领域，资源与环境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一些地区还成立了循环经济专项基金扶持企业发展循环经济，但对于如何修复企业污染导致的环境损害，特别是跨区域的环境损害补偿机制，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下一步改革需要建立中央的纵向转移支付和与地方横向转移支付共同作用，建立超越行政地域的财政补偿机制。

（二）深化资源税与环境税改革，建立全面协调的财税调节机制

一是进一步深化资源税改革，在目前扩大征收范围的基础上，深化征收方式，针对资源产品的不同特性分别实施从量和从价征收，如对于价格弹性低的准公共产品石油、天然气和水资源等，可以采取从量征收；而对于完全市场化的，如矿产资源等，改为从价征收。二是在目前费改税的基础上，取消排污费，代之以环境税，并将碳税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三是平衡现有税种之间的关系，可按照国外发达国家一些作法，开征碳税与其他税种，减少或抵扣企业所得税等，减少企业负担，激励企业保护环境，充分发挥税收工具的调节作用。

（三）进一步拓展财税政策作用的广度和深度，建立发展循环经济的长效机制

一是财税政策需要进一步系统化。如对于共伴生矿产和尾矿的综合利用问题，目前缺乏具体的财税政策，与其他财税优惠政策的对接也需要进一步研究。二是财政政策的覆盖领域需要进一步扩展，特别是非公有中小企业。它们申请财政补贴的难度较大，应进一步加大对其补贴力度，设立专项基金，鼓励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节能减排。三是加大对于循环经济技术研发的支持和引导。通过财税政策引导企业建立发展循环经济的长效机制，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投入，延伸产业链条，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

第四篇：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财税政策研究

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财税政策研究.txt你不能让所有人满意，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成功人士是—在牛B的路上，一路勃起你以为我会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吗？我会闭上眼睛的 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财税政策研究

【关键词】 基尼系数收入分配财税政策

【摘要】

在描述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现状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利用财税政策缓解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困局的思路。在民生问题越来越被全社会广泛关注，在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悬殊的今天，如何实现公平收入分配，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我国收入分配现状

我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年均9％以上高速经济增长，经济总量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却出现了社会成员间、城乡居民间、不同行业间、不同地区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现象，使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陷入了一个困难的局面。

1、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国际上，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越不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我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目前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2004年，占城市总人口10%的高收入者占有45%的城市财富。专家计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5，2002年的0.46，2006年的0.50，到了2008年基尼系数又上新高，已达到了0.65，显著超过通常所说的警戒水准（0.4），并且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而西方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中也处于很高水平。

2、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

1.6﹕1，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1，我国是其中之一。国家统计局2001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当我国农民人均收入为2366元，这其中包括40％的实物收入，实际的现金收入在1800元左右。在这1800元当中，还有20％的现金要备来年生产资料之需，这么下来，农民手中真正用来购买消费的现金只有1500元左右。而当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6860元，是农民可支配现金收入的近5倍。如果再考虑到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城乡之间真实的差距大约在6﹕1之间。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经济下滑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城镇居民，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7年的3.33﹕1扩大为3.36﹕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

3、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相当一部分表现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间差距上，特别是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1978年改革以来，尽管各地区人均GDP均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它们之间的差距却在持续扩大。1980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比是1.8﹕1.18﹕1，1990年扩大为1.9﹕1.17﹕1，2002年进一步扩大为2.63﹕1.26﹕1。这说明1990年的东部与中部、西部的地区差距比1980年分别扩大了5.9％和5.6％，2002年比1990年又分别扩大了28.4％和38.4％。而2008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比是2﹕1﹕0.86。

地区间人均GDP差距的扩大，说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水平也在日渐增大。

4、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主要表现为有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使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扩大趋势。资料显示：1987年我国收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比是1.38﹕1，1991年行业平均收入最高与最低水平相差1.55倍，到2002年这一差距扩大到2.99倍。而到了2008年，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行业相差已超过10倍。从1978年起至今，电力、煤气、金融保险、房地产、采掘、地质勘探等行业成为国有经济中收入水平增长最快的行业。

二、促进公平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建议

1、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1）实现工资与主要经济指标协调增长。近年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逐步上扬，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持续下降，而我国工资增长幅度却滞后于GDP的增长。因此，有必要建立与GDP、CPI、财政收入、企业利润等主要指标联动，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以上指标占不同权重的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的新机制。

（2）完善公务员“阳光”工资制度，清理整顿公务员工资外收入。将其收入公开化、透明化。要在保持职级工资制主体功能的同时，归并简化基本工资结构。合理拉大不同职务人员的工资差距，增强竞争激励机制。向基层公务员倾斜，发挥工资的导向作用。

（3）改革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结合事业单位体制和人事制度改革，研究符合各类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分级分类管理的事业单位薪酬制度。规范工资收入分配的支付方式，建立单位工资专户。将单位的工资性收入全部纳入单位工资专户，实现单位工资分配的货币化、透明化、规范化。加强对非基础公益类和经营服务类事业单位内部收入分配的指导和监督，重点健全对事业单位法人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4）强化企业职工的权益保护，提高职工工资。这一方面取决于其赖以就业的企业的盈利水平，另一方面还取决于职工与业主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要在公有企业中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在非公有经济中建立健全工会组织，保护和体现职工利益，加强其与业主讨价还价的能力，缓解贫富分化问题。

2、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

（1）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一是实施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逐年加大城镇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经费投入。并在调查摸底、审核、公示的基础上，落实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让困难群众充分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二是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加大财政对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乡卫生院、村卫生室的扶持力度，让这项制度更好的惠及农民群众。三是建立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我国现有的由街道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构成的社区组织网遍布基层，熟悉千家万户的情况，便于监督和管理，而且成本较低。建议采取制度化措施，使社会保障机构与社区组织和各种市场中介机构密切衔接，建立广泛的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

（2）大力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一是大力支持发展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切实把义务教育重点放在农村。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对困难家庭学生实施免费提供教科书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推进农村中、小学现代化远程教育工程，确保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顺利进行。提高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水平，集中资金加快改善农村

中小学课桌椅、学生饮用水、学校厕所等基础设施。二是支持城市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施免学杂费和贫困生免教科书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等政策。

3、动用合理的税收政策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私人财产得到进一步累积，特别是我国高收入阶层拥有巨额财富。众所周知，产生贫富差距的原因有三个：收入、支出和财产。笔者认为可分别在收入、支出和财产三个环节，动用税收政策来调节收入差距。

在收入环节，应发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税种的积极作用。个人所得税作为国际通行的调控收入公平分配的一个重要税种，对调控收入公平分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它通过累进税和法定免税可以发挥对收入的二次分配功能。目前，个人所得税占我国全部税收收入比重较低，2008年不足7%，但是由于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一直倍受社会各界关注。现阶段个人所得税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分类计征难以体现公平，费用扣除标准不规范等等。目前比较通行的观点就是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综合考虑家庭实际负担来设计扣除标准，以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额近年来备受关注，已经从最初的800元增加到2000元，但是仍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对此，中央可以制订基准，将扣除额和地方的人均GDP水平挂钩，赋予地方一定的浮动权，同时应与当地物价挂钩，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因为不同地区人群面临的物价水平不同，同等收入水平下的生活水准也会有很大差异，“一刀切”式的扣除方式容易造成苦乐不均。

在社会保障税方面，目前我国的社保费是按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交纳，在形式上更多地体现了“强制储蓄”的意义，并且由于覆盖面偏窄，社会保障功能比较薄弱。因此，应该在完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将社保“费改税”，并将其收入纳入地方税务部门征收范围，不但可以增强社保费缴纳的自觉性和权威性，确保资金筹集的数量，同时，可利用现有税务部门的组织机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征管，还可以发挥地方税务部门在征管经验、人员素质等方面的优势，大大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效率。

在支出环节，可利用增值税、消费税等税种对居民的消费支出进行调节。在增值税方面，由于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广泛，覆盖到生活必需品，而生活必需品在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中占的比重大，而收入较高的人负担的税款占其收入的比重反而比收入较低的人要小，这显然不符合税收的纵向公平原则。笔者认为对于生活必需品，除了在目前的低税率水平13％基础上，可以对面粉、食用油、大米、自来水和燃气等一些生活必需品给予免税处理，进一步减轻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但。

在财产税环节，我国目前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现有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尽管在名义上可以归为财产税。但其设定的纳税人并非着眼于个人，而是以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作为基本纳税人的这两个税种，自然不是直接税。为了实现公平税负原则，应在适当时候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在最后的财产转让和继承环节进行必要的调节，提高税收对个人收入调节的功能。

在消费税方面，消费税调节收入水平，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扩大税基和提高税率的办法来增加高收入者的消费负担。2006年4月，财政部对消费税征收范围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扩大奢侈品的征税范围，如对购买超豪华住宅，高档家具等开征特别消费税。应合理界定奢侈品的定义，既不能挫伤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又要有效的调节高收入者的消费。

【参考文献】

[1] 贾康：论居民收入分配中政府维护公正、兼顾均平的分类调节[J].地方财政研究，2007.[2] 周彩亚：影响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因素分析与税收政策选择[J].新西部，2007

（11）.[3] 马佳、赵桂芝：提高税收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调控效应的对策[J].辽宁经济统计，2008

（3）.[4] 罗贤栋：我国收入分配现状、问题及对策[J].财会研究，2008（3）.[5] 巫颐凯、靖平、龚长林：居民收入分配机制完善与税收政策研究[J].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08（4）.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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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我国城市物流配送产业财税政策研究

我国城市物流配送产业财税政策研究

2009-7-8 11:49

摘 要：针对我国城市物流配送发展现状、突出问题和必须解决的三大矛盾提出了高成本运行环境下国家财税支持我 国城市物流配送产业发展的总体原则、财税支持的重点对象和财税支持的操作方案。对财政支持的3种方式和税费支持的4个方面政策进行了详细论述，为加快我国 城市物流配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

关键词：高成本运行环境；城市物流配送；财税支持政策 

我国物流产业发展面临高成本运行环境

根据2008年第15次中国物流专家论坛提供的数据，随着物流需求的增加和市场竞争加剧，从2007年起，我国物流要素出现了全面紧缺的态势，物流成本全面上升，物流行业开始面临高成本运行环境。

城市物流配送发展现状、突出问题与挑战

城市物流配送是现代物流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物流配送体系是以提高城市竞争力为核心，通过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配送活动的最优化，同时努力 降低物流活动对城市交通堵塞、交通环境和能源消耗的负面影响的活动体系。城市配送体系的目标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事物流配送的公司从其自身的利益角度要 尽量减少成本，服务客户，从而增加利润；另一方面还要从公众利益出发减少交通拥挤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城市物流配送体系的网络结构包括两种，一种是实体网络，包括各种交通运输资源网络，仓储资源网络，配送资源网络等；另一种是虚拟网络，包括企业虚拟网络，信息网络等。

高成本运行环境下我国城市物流配送面临的挑战:（1）解决好高成本运作与企业效益的矛盾；（2）解决好城市协调发展与企业效率的矛盾；（3）解决好安全方便消费与企业小少散弱的矛盾。 高成本运行环境下我国城市物流配送产业的财税支持政策研究

国家财税支持政策作为经济调节的杠杆，将在促进城市物流配送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通过财税杠杆，可以为我国城市物流配送企业减少税赋，扩大投资，涵养税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财税支持的总体原则：（1）以企业减负为核心，利用财税政策减少城市物流配送企业税费，扶持企业发展；（2）突出公共产品的性质，扶持城市配送的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为企业创造良好公共平台，降低企业的总体运作成本；（3）重点支持城市配送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重点突出，层次分明。

财税支持的重点对象包括以下三个：（1）城市物流配送企业；（2）城市物流配送的公共基础设施；（3）城市物流配送的公共信息平台。

3.1 财税支持的操作方案

3.1.1 财政支持的方式

通常来说，财政支持方式包括三种：设立专项资金，给予贴息支持和税收优惠返还等。

（1）设立专项资金。随着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物流配送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现。考虑到财政支持对象的关键性和重点性，建议财政专项支持的重点为：①纳入城市总体布局规划的城市物流公共配送中心；②纳入城市物流发展规划的公共信息平台。

（2）给予贴息支持。根据我国财政实际状况，我国应该针对城市物流配送的关键领域实施贴息政策。对投资公共配送中心的企业提供一定的财政贴息贷款，同时 根据企业经营规模、经营期限、经营性质等不同情况，提供不同的贴息比例、贴息贷款期限等政策。对满足特定要求的城市物流配送企业，对其购买相关的物流配送 固定设备，允许给予一定的贴息支持。对于入住城市公共配送中心的配送企业，实施一定时间和一定限度的贴息支持，鼓励城市物流配送企业向城市物流公共配送中 心集聚。

（3）税收优惠返还。税收优惠与返还是鼓励我国城市物流配送企业的重要措施，是有效减轻配送企业压力的重要举措，应该作为一项长期措施加以实施和贯彻。

3.1.2 税费支持的具体政策

（1）降低城市食品物流等居民消费性配送服务的营业税税率。随着食品流通产业的不断发展，城市中食品仓储和配送等物流服务已成为现代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 组成部分，属需求弹性较小的社会必需服务。适当降低城市物流中的仓储、配送的营业税，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对人民生活必需品征低税的税收公平性原则；另一方 面，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及现代物流业的不断发展，低廉的物流服务成本能进一步激发社会对物流服务的需求，同时增加物流服务税收的总量，提高税收的效率 性。建议对于城市物流配送行业的税率统一按3％的税率征收。

（2）统一所得税支持政策——切实解决连锁配送企业总部统一缴纳所得税 问题。目前，自营配送中心对我国大部分连锁企业来说，依然是最理想的商品配送途径，但随着社会专业物流企业的兴起和成熟，对于那些连锁企业自身无力解决或 无力解决好的商品配送工作，甚至全部的配送工作交给专业物流企业，也会成为连锁企业的自然选择。因此，未来连锁配送企业将在全国得到广泛地发展。虽然，国 家税总已于2006年3月18日发出国税函［2006］270号文，也就是说，符合条件的物流企业可以统一缴纳所得税。但由于体制的限制，许多连锁配送企 业还不能够享受这项政策。甚至每开一个分支机构，当地都会要求重新登记注册，把税务关系留在当地。这样很不利于网络型连锁配送物流企业的发展。因此，必须切实解决连锁配送企业的所得税统一交纳问题。

（3）运用综合税费政策（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贷款援助、风险投资和直接融资）解决城市公共物流信息平台的运营管理问题

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体系结构包括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通信设施等）、技术标准（各种物流技术、协议标准等）、支持系统（支持平台运行的各种子系统）、模块功能（支持应用层的各字模块）、应用服务（提供面向用户的服务）。中央财政可以制定物流公共信息平台体系结构建设中的财政补贴和贷款援助的基本原则和 方针，运用综合税费政策（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贷款援助、风险投资和直接融资）解决城市公共信息平台的运营问题，各级地方财政依据本城市的实际需要进行 因地制宜地实施。

（4）支持配送企业重组改造自营仓储设施为公共物流配送中心，减免其所得税、契税和土地增值税

目前，国家严格的土地政策和土地使用税的提高，使仓储企业取得土地和占用土地的成本进一步上升。地方政府在权衡有限的土地指标分配时，会更多考虑将土地 分配给那些投资大、产值高、效益好、税收多的行业，而对仓储业用地有所控制。因此，配送中心尤其是公共配送中心的土地使用将受到严格限制。可以预见，仓储 企业选址将向离城区更远的地方寻找，沿海、沿江、滩涂、闲置建设用地都在热选之列。而现有的企业仓储配送设施是改建成为城市物流公共配送中心的理想选择用 地之一，各级财政应该重点支持配送企业重组改造自营仓储设施为公共物流配送中心，减免其所得税、契税和土地增值税。具体支持对象包括：

①企业利用原使用土地和厂房改造为城市公共配送中心；②企业重组改制为城市公共配送中心；③由于政府规划，国有仓储企业搬迁重置为公共配送中心。 结论

当前，随着物流需求的增加和市场竞争加剧，我国物流要素出现了全面紧缺的态势，物流成本全面上升，物流行业开始面临高成本运行环境。本文提出了高成本运 行环境下国家财税支持我国城市物流配送产业发展的总体原则、财税支持的重点对象和财税支持的操作方案。对财政支持的方式和税费支持的具体政策进行了详细论 述，为加快我国城市物流配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思路借鉴。

参考文献

［1］刘伟华，祝建军，骆艳江.主枢纽城市物流配送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和基本框架［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2003，(4).

［2］财政部经济建设司，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农村流通体系财税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7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