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1★

第一篇：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1

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班级：建外1122 姓名：丁友辉 学号：2011012047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如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是摆在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是时代发展赋予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使命。

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1.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由之路

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或效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但片面追求速度或效益而不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国民经济连年保持较快增长，在“快”与“数量”做足了文章。根据世界银行每年发布的世界各国GDP总量的排名，从2004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大幅增长，陆续超过法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据有关研究机构预计，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是，我们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并不高，在“好”字上还大有文章可做。据联合国《2007/2008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不仅大大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高于肯尼亚、马拉维等最不发达国家。收入不公平加剧，可能影响甚至吞噬经济发展的成果，进而成为经济增长的绊脚石。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必须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收入分配领域提供更有力的政策保障。

2.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是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奋斗目标。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相适应收入分配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并逐步走向完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收入分配中仍然存在着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奠定基础。收入差距过大，则会损害一部分劳动者的利益，影响低收入者劳动积极性的发挥，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差距，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甚至是非法的。对于合理的收入差距必须保护和鼓励，对于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必须加以限制，必要时坚决予以打击或取消。因此，敢于正视现实、不回避矛盾和问题，加大力度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然选择。

3.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和谐社会的六大内涵要求中，公平正义是其核心内涵，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没有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其它特征根本无法充分体现出来。目前，我国经济领域中的分配不公平已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产生社会矛盾的源头之一，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当前摆在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前的一项紧迫工作。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对于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收入分配不公平加剧的原因分析

1.对生产要素占有的巨大差异是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基本原因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之相适应，我国逐步实行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允许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种分配制度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由于缺乏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以及对低收入者的有效保护等收入分配制度的配套改革，在人们对资本、技术、劳动力、土地和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收入差距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拉大。

2.法律制度不完善、执行不力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加剧的重要因素

当前，我国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配套的法律制度还很不完备，存在不少漏洞和空白，许多经济法规和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各种非法收入悄然出现甚至大行其道。有人凭借经营管理国有企业之便利，大肆牟取个人私利；有人利用国有企业转制之机，通过MBO（管理者收购）等方式变相侵吞国有资产；有人大搞贪污腐败、权钱交易、走私贩私、偷税漏税、非法生产、非法交易等活动，通过非法形式获得高收入。有学者指出，非法、隐蔽生产等地下经济活动，通过逃避税费、压低工人工资、非法销售等途径，获取了比正常经营高出数倍的利润。就税收法律制度而言，由于法律制度本身仍然存在种种缺陷和漏洞，加之执行不力、缺乏监管，并没有在收入分配中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致使高低收入者之间承担的税负不均、高收入阶层逃税、漏税等现象普遍发生，严重干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

3.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在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上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在产业政策上，实行“农业扶植工业”的发展战略；在产业布局上，把工业主要放在城市；在资金流向上，优先安排工业发展资金，并且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将农业创造的部分价值转移到工业；在社会保障上，把农村排除在各种保障之外。这些政策使中国经济逐渐形成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两个经济单元，两种发展水平”的二元结构。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致使城乡之间在资金、技术、劳

动力等生产要素上发展失衡，造成农业与非农业、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发展机会和条件的不均等，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出现巨大差异。

4.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扩大了不同地区间居民收入的差距

由于空间分布差异和生态环境差异等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的差异、产业结构的差异、人力资源的差异、产业集群的差异、基础设施的差异、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等方面的差异等，我国明显存在着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相对差距不仅没有缩小，绝对差距反而在加速扩大。经济发展水平是收入分配水平的基础，经济发展不平衡扩大了不同地区间居民收入的差距。

5.垄断行业的存在扩大了不同行业间居民收入的差距

垄断行业是指那些依靠国家特殊政策或专有技术垄断整个行业生产与经营的行业。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垄断行业开始出现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改变垄断企业或部门垄断整个行业生产与经营的局面，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烟草、航空、铁路、盐业、金融、供热、自来水、煤气等部门仍然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地位。这些行业所取得的垄断地位，不是依靠技术创新，也不是依靠资本投入，而是依靠行政权力阻挠市场竞争的结果。某些垄断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了数量巨大的超额利润，并且将其作为为其职工提高收入的基础，这样势必造成行业间收入分配的不合理。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对策

1.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传统的改革思路是把对收入分配调整的重点放在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通过国民收入预算和转移支付等方式来实现。但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社会成员对生产要素的占有差异巨大、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法律体系仍不完备、城乡之间以及地区之间差异明显，仅仅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寄托于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是难以实现的。实际上，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出现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产生差异的源头。当初次分配因为各种因素导致差距过大时，仅仅通过再分配措施实现收入分配合理化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为了处理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必须做到：（1）提高低收入者拥有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保证其生产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其所具有的能够用来获取财富的全部手段，几乎只有他们的劳动力。因此，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就必须创造平等竞争的就业机会，使其能够充分就业，并享有与其他劳动者具有可比性的合理的生产要素价格；同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加快发展农村经济，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3）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经济，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均衡发展。（4）打破垄断经营格局，建立行业间公平竞争的机制。

2.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相比，再分配不必过多关注效率问题，而应当将关注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为此，必须做到：（1）完善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理当承担起干预、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的重任。针对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的现实，必须加快立法步伐，完善收入分配法律制度体系，适时开征物业税和遗产税，将收入分配纳入法律制度的严格约束之下。目前，俄罗斯的遗产税最高税率为40%，美国为55%，这意味着一半左右的遗产要归国家所有。国家通过开征遗产税对这些财产进行再分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公平，防止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最终实现共同富裕。（2）扩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和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让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低收入者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3.搞好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进一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是指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收入转移和个人自愿缴纳以及捐献等非强制方式对经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的收入再一次进行分配，其主要内容是慈善捐助，包括各种形式的扶贫、济困和救灾等，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慈善事业。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三次分配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社会成员的慈善意识薄弱，慈善机构少、行政色彩浓，慈善机构扶贫济困水平低、能力有限，制度缺失、公信度不高等。第三次分配虽然不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作为缩小收入差距的补充手段，但它对于减缓转型期的社会震荡、扶贫济困、帮助弱势群体解决燃眉之急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应该大力提倡并采取措施促使其健康发展。

第二篇：浅谈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浅谈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摘要：目前我国分配制度改革仍面临较多问题，从这些年的经济危机中看得更加清楚。改革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仅是刺激内需的一项关键政策，而且是确保社会公平从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制度。

近年来我国的贫富差距被逐渐拉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方面就是提高工资待遇，比较有代表性的提高工资待遇的方法包括“化税为薪”、“收税返薪”和“提薪让税”等。这三种方式，在可能达到的效果和操作难度方面各有利弊，每一种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而政府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一种相对完美的方案。

关键词： 收入 分配 制度 改革

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面对这一情况，一方面需要政府出面稳定物价，从而保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则需要调整分配格局，拉近贫富差距，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从而增强这部分人的消费能力。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理应承担起调整策略以适应发展需要的责任。自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近日国务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近期中央一系列涉及收入分配话题的密集表态，让人们看到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希望，有可能促进收入分配改革早日步入实质进程。

收入分配改革渐形渐近，如何改革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次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个重点肯定要提高工资待遇。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到底是“化税为薪”还是“提薪让税”？

所谓“化税为薪”，顾名思义，就是降低企业税负，将这部分钱用于提高员工工资。“工资归工资，税收归税收，减免税收只是减免公司老板的税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政府的好政策成了企业及其少数人借机提高“效益”的途径。到头来是国家税收少了百姓收入没有增加，这就有失初衷了。现今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市场开放体制，有大量的外资企业和私有制企业。而资本家的本质就是剥削，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从另外的角度讲，现如今企业的生存压力很大，企业的各种成本都在不断上升，如何合理避税，已经是企业的一门必修课。

“提薪让税”这样一种方式，就是将“化税为薪”流程倒过来，即政府应鼓励企业增加员工薪酬，并据此对提薪的企业采取税收减免。

我觉得,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目的就是要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从而增加中产阶级的比重，使国家更为稳定，应该不会出现高、低收入者工资同涨的局面，否则真的会让人哭笑不得。

参考文献：

[1]《改革分配制度要在战略和路径间求平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06月09日)[2]《减税加薪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当务之急》（新华网）

第三篇：如何认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如何认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一、收入分配悬殊现状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数十倍。改革开放30年以来，虽然经济迅速腾飞，但收入分配差距却日益悬殊。目前，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7.3倍上升到23倍，行业差距达到8倍，地域差距近3倍。胡锦涛总书记讲话多次提到“要加快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温家宝总理谈到经济发展中仍存在“收入分配不均在不断扩大”等问题，尽管中央已推出一系列方针政策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但收入分配悬殊现象仍然存在，改革势在必行。

行业间收入差距超8倍，行业内差距数十倍。5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1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其中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4556元，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2452元，私营企业收入远低于非私营企业。其中，非私营单位金融业平均工资最高，达9万元以上，最低农、林、牧、渔业，每年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两者相差4倍多。私营单位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平均工资最高，达35562元，最低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每年收入只有1万元出头，两者之比3.03：1。如果用非私营单位金融业的平均工资与私营单位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相比，两者差距超8倍。

行业内部收入差距比较大。北京某家大型网络门户网站，新入职员工月薪2500元左右，高管年薪50万元以上，收入差距达20倍。中关村某家IT上市公司，基层员工月薪4000元，高管年薪数十万到几百万元不等，差距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行业工资水平可以也必然存在差距，由于行业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素质等构成不一样，劳动生产率不一样，在产业链位置不一样，其工资水平当然会有差距，但应该维持在合理范围以内。而现状是，行业收入中不合理差距日益扩大。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更为严重，比如金融业职工平均工资比城镇平均工资高出很多，垄断行业工资过快增长，更多反映了垄断利润的快速增加和向工资的转移过程。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的收入差距还会继续拉大，大企业的优势不但明显而且依然在加强，而私营单位的生存环境却在恶化。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东部最高，同区域内金融业工资最高。按照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来看，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由高到低排列是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分别为48493元、37923元、36558元和36000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分别为26800元、22313元、22020元和20677元。按照全社会单位平均计算，四个地区的平均工资排名为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2011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56061元，在东部相对较高。浙江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5731元，年薪最高行业为金融业，达13万元。东部地区收入相对较低山东省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6737元。中部河南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7357元，在中部地区相对较低，其中金融业职工平均工资44210元，位列第一。居中部第一安徽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40640元，行业排名前两位是采矿业和金融业，分别66172元和64288元。黑龙江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6535元，金融业41879元，位居第二。西部四川省全部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31489元，金融行业收入最高，年均工资65873元。各省职工平均工资中，同为东部地区北京与山东之间职工平均工资比为1.526:1，同为中部地区的安徽与河南之间职工平均工资比为1.485:1。不同地区同行业人员收入也有差别，处级公务员四川省年薪不到5万元，浙江省杭州市年薪10余万元，相差2倍多。地区之间收入的差距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之一，实行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十年来，中西部发展有了很大变化，但中西部同东部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又有扩大。同是东部，一个县的不同乡镇间也有很大差距，如江苏省兴化县的戴南镇，同该县周益乡财政收入相差42倍。

我国居民贫富差距数十倍，基尼系数早已突破“警戒线”。财政部2009年调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10%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2012全球财富报告：恢复实力的战役》显示，中国百万美元家庭位列全球第三，达140万户，比2010年激增19.3万户。中国财富超过1亿美元的超级富翁家庭数由2010年的538户增至2011年的648户，排名全球第五，增幅一年内突破20%。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一项重要分析指标。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基尼系数稳定在0.16，从1984年开始一路攀升，2007年已达到0.473。一般说0.2之下叫“高度平等”，0.2到0.4叫“低度不平等”，0.4被视为“警戒线”，0.4以上叫“高度不平等”，0.473说明不平等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国家统计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2011）》指出：2010年基尼系数略高于2000年0.412。超过0.4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联合国数据估测2011年中国基尼系数或突破0.5。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回答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是0.3897，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没有发布，原因主要是高收入阶层居民难以获取真实的收入信息。过大的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都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稳定在过去，我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保持相对稳定，主要有赖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低失业水平。收入差距虽在扩大，但低收入人群收入在增长，贫困人口数量在减少。如果经济增长出现下滑或出现经济长期衰退，过大的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对社会不稳定的影响将会更加凸显。

二、收入分配问题原因探析

经济社会体制弊端强化不公。大学毕业在文化公司和金融企业工作，年收入5万元和20多万元收入差距。城镇私营单位“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年平均工资11738元，非私营单位“金融业”年平均工资91364元，两者相差8倍。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经济社会体制弊端以及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多方面原因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不合理是直接原因。2011年，全年公共财政收入10374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8%，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实际增长8.5%，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实际增长12.3%。财政收入增速远高于居民平均工资增速。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仅为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57.8%。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不合理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的直接原因。主要表现为：

宏观分配政策不健全。统筹研究并部署全国收入分配改革及其相关配套改革的方案尚未出台，也未在政策上明确如何合理安排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如何合理处理资本、劳动要素的分配关系。财政税收体制不健全。在初次分配中，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具有垄断性的国有企业未建立健全利润上缴、资源占用税等制度并认真贯彻落实。个人所得税制度也不够健全，未能更多以高收入群体为个税征收对象。

工资分配制度不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尚不普遍，效力和作用有限。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制度尚未健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监管制度也不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中级别对职务过度依赖，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尚未实施。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中的绩效工资未全面实施，对制度外收入调控不力。

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他要素分配等制度不健全。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待遇制度与企业退休金制度不衔接、不平衡，带来两方面人员退休待遇的很大落差，成为引发企业退休人员不满的制度性原因。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极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购房住房压力，也进一步扰乱了分配秩序。

收入分配基础工作薄弱。银行监管制度尚未健全，现金支付行为相当普遍，容易造成分配漏洞；绩效管理制度不健全，使绩效薪酬的发放缺乏依据。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缺乏高层次的工资分配法律法规，现有法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足；对收入分配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震慑力弱。经济社会体制弊端强化收入分配不公。在二元经济和体制双重转换阶段，居民收入来源与渠道较为复杂，收入取得方式五花八门。城镇居民收入在现行统计制度下被大幅低估，并且低估隐性收入部分并非均等地分布于各收入人群。居民真实收入很大部分来自资产性或财产性收入，这部分收入分配不均等使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居民和社会所感受到的分配不公，恰好源自这部分数量庞大且来自于机会不平等的收入。经济社会体制的弊端强化了收入分配的不公，成为收入分配不公的直接源头。

一是各类要素市场很不健全，特别表现在资源配置制度问题较多，原材料、能源、矿产、土地等资源配置制度不够公平合理，导致生产经营收入来源渠道失范，收入多寡不公。二是尚未全面打破的城乡分割管理体制，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重要原因。三是部分地方存在的对非公有经济发展的歧视和限制，在非公有经济领域中工会组织建设不力，不利于非公经济的顺利发展，又严重制约了非公经济单位合理增加职工的工资。四是打破垄断措施不落实，对第三产业发展支持不足，不利于从根本上有效控制垄断行业的偏高过高收入，也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及其职工工资的提高，进而不利于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五是政府部门转变职能不到位，对微观经济领域行政干预偏多，对宏观经济领域的有效调控不力。权力寻租、攫取非法收入的现象经常发生，严重扰乱了分配秩序。

六是中央、地方政府事权、财权不够对等，政府财政收支及其预算不够透明；受多种因素制约，人大代表监督作用发挥还不够到位；金融、国有企业等体制制度不完善，也对收入分配问题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得力，低估劳动价值贡献、忽视社会责任、缺少诚信现象较多见等，都恶化收入分配的突出问题，扩大不公平收入分配差距，成为收入分配不公的深层次根源。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不合理放大收入差距。我国劳动力结构明显不合理，呈金字塔型，劳动力总量中低端劳动力数量过多，比重过大，对收入分配形成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会对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形成很大的市场压力；另一方面会对促进缩小高中低端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形成阻碍。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需要转移劳动力数量巨大；第二产业中高新技术行业比重小，低附加值行业比重大，制约第二产业职工的工资增长；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比重明显偏小，既加大了第二产业的就业压力，也不利于第三产业职工工资增长。我国主要依靠低成本生产要素高强度投入生产方式，致使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1/30、日本1/

18、法国1/

16、德国1/12和韩国1/7 ；农业将主要是传统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更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行业、地区、群体之间分配关系的总体协调平衡。社会新增财富总量难以迅速扩大，可供有效分配“蛋糕”难以做大，促使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空间将被压缩，较多提高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比重努力将受很大限制。另外，我国外贸依存度高，使经济发展受国际经济发展变化的影响很大，大量出口产品原本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很低，在产品价格上又受制于人，微薄利润和较大市场风险，对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形成严峻挑战，对这类企业员工工资收入合理增长形成严重制约。

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不合理，放大了收入分配由生产力不平衡、自然资源差异等客观条件形成的收入差距。

三、收入分配三大问题待破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都呈现持续拉大的趋势，这是收入分配最突出问题。工资占国家GDP太低，某些行业灰色收入过多，垄断行业高管薪水畸高成百姓最反感，社会热议、诟病最多的三大突出问题。

人民网收入分配改革最希望改什么调查，排前三项：公务员津贴补贴和事业单位绩效工资(28.3%)，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26.8%)和工资正常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19.2%)。公众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及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相当关切。降低垄断企业工资，缩小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收入差距，应统筹协调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工资关系，落实公务员法实行工资水平调查制度规定，以企业为基准，建立机关、事业和企业主要岗位工资水平参照系和相应工资调整机制。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为主线，稳步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扭转收入差距扩大。

工资占GDP比重太低。长时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增速始终慢于财政收入增速，收入分配政策应更多关注居民，税收手段是可以考虑方式。目前收入分配失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三方利益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上升，而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却是持续下降；二是居民内部家庭与家庭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显著拉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报告，欧洲国家1980年以来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一直在63%以上。我国初次分配中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劳动所得持续下降，2011年全国从业人员总收入仅占GDP的33%。劳动报酬占我国国民收入的比重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75%左右的比重相差甚远。两大趋势日益明显：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劳动者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数据：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关系，1995—2005年11年间政府和企业收入所占比重分别上升6.6和3.2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下降9.8个百分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使测算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1.9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

中国社科院研究数据，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总额中比重下降。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下降12个百分点。清华大学测算，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39.7%,比2005年下降1.7个百分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测算，2005年，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50.4%，2007年降为48.3%，下降2.1个百分点。

垄断行业工资过高。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相对更为严重。非私营单位金融业平均工资比私营单位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超出8倍。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透露部分行业工资过高导致拉大收入差距，尤其是部分企业高管收入增长偏快，水平过高。“十一五”期间，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66.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部分行业企业高管年薪已经上千万元。现阶段部分行业收入高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削减特殊行业、高收入行业收入水平能直接缩小收入差距。

收入分配改革首先要打破部分垄断行业人员高收入现状。垄断行业工资增长过快，反映出垄断利润的快速增加和利润向工资的转移过程。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收入差距中的三分之二来自于垄断本身。一些垄断性部门为维护其高收入水平，设置行业进入壁垒，导致了部门之间和行业之间劳动力市场的严重的分割性。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最有效的制度因素，要在完善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方面下更大的力气。借助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时机，打破行业垄断引入更多民间资本，部分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问题也将得到合理解决。要规范高管人员薪酬，重点是金融、房地产行业企业。同时要以国有大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垄断行业企业为重点，探索工资总量决策机制，抑制部分行业企业工资水平过高、增长过快的趋势。

存在灰色收入监管漏洞。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工资外收入至少相当于职工全部工资收入的30%多。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表示，有的单位制度外收入占全部工资收入的100%以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认为，腐败收入带来的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公问题愈发严重，亟需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收入、寻租收入和垄断性收入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部分用人单位制度外收入多，做假账现象比较普遍，公有单位私设‘小金库’现象仍然较多。许多事业单位、某些政府机关和有些国有企业工资制度外发放的各种收入多，其名目繁杂，渠道混乱，甚至发者和领者都说不清楚；不少垄断行业企业和部分事业单位超出国家规定标准，乱定乱发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表示，对礼金、红包、出场费、好处费及各种名目的“福利”等形式的灰色收入，监管存在不少漏洞。应该加大规范力度，清理规范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外收入、非货币性福利等。

制度推进收入阳光化、规范化。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尚未全面推开，公务员工资制度中级别对职务过度依赖，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尚未实施；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中绩效工资尚未全面实施，对制度外收入调控不力；机关、事业单位参照企业工资水平合理调整机制尚未建立，不利于协调平衡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薪酬分配关系。

如何遏制灰色收入？如何降低垄断行业收入？如何调整企业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国家政策层面，“十二五”规划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提到，要清理规范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外收入、非货币性福利等，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清理规范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加快收入信息监测系统建设。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改革完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以保底提低、调控过高和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为主线，积极稳步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分类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工资改革，统筹协调三方面工资关系，落实公务员法关于实行工资水平调查制度的规定，以企业为基准，建立机关、事业和企业主要岗位工资水平参照系和相应的工资调整机制；在企业工资增长的基础上，合理制订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增长政策，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类职工工资水平的协调增长。除寄望于收入分配改革，当前还必须佐以养老、教育、卫生、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推进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完善符合国情、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第四篇：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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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记录

作者：

来源：《职业》2010年第05期

工资制度改革。1985年工资制度改革的最大特点是,在工资制度上,国有企业同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实现脱钩,国有企业实行工资总额和经济效益挂钩,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到1993年进一步发展到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脱钩,行政机关实行的是职级工资制,事业单位则实行体现其特点的工资制度,即根据事业单位所处行业,分别实行专业技术职务等级工资制、职务岗位工资制、艺术结构工资制、体育津贴和奖金制、行员等级工资制等。

国有单位福利制度改革。最早被重视的是住房制度改革,已经历了公房出售、提租补贴、建立住房公积金、停止福利分房等阶段。同时,为配合国有企业改革,企业办社会问题也很早就被重视,从最早实行生产经营和生活服务分开,到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国有单位福利制度改革的思路已清晰,一是实物福利货币化,二是生活服务社会化。

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1980年开征个人所得税时,当时纳税的主要对象是来华工作的外籍人员。1986年和1987年,国家相继出台了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和个人收入调节税,扩大了纳税范围。1994年,我国实施了统一的个人所得税税法。自1999年11月起,国家决定恢复征收利息税。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目前,企业的社会保险制度框架已经形成,养老和医疗保险实行统账结合模式。随着企业社会保险制度的逐步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同企业在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上出现了“并轨”趋势。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保障项目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二是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但两者仍处于试点或局部推行阶段。

社会救济制度改革。自1997年起,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城市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城市家庭实行生活救助。此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在局部地区兴起。

农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随着“大包干”性质的农村生产方式的普及,农村收入分配不再以生产队为基础,而是以农户为分配主体,在收入分配制度上实行“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第五篇：浅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浅谈“收入分配改革”之提高工资待遇

摘要：

近年来我国的贫富差距被逐渐拉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段时间，连续有媒体报道有关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出台的消息。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方面就是提高工资待遇，比较有代表性的提高工资待遇的方法包括“化税为薪”、“收税返薪”和“提薪让税”等。这三种方式，在可能达到的效果和操作难度方面各有利弊，每一种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而政府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一种相对完美的方案。除此之外，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可以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台，还可谓任重而道远。然而很多媒体报道，这一方案正在进行紧张的制定和论证，很可能年内便会出台，这让所有人看到了希望。关键词：收入 分配 改革 提高 工资 方案

正文：

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又出现了房价攀升等引起百姓不满的问题，近期更是出现低端基本生活用品涨价的局面。面对这一情况，一方面需要政府出面稳定物价，从而保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则需要调整分配格局，拉近贫富差距，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从而增强这部分人的消费能力。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彼时，中国生产力极度低下，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故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从而提高国家的整体水平，进而带动其他人，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然而现在，一部分人早已富裕了起来，我国的竞争力已在全球名列前茅。且不论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是否在实际意义上带动了其他人共同富裕，也不论是否到了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仅从客观实际来讲，贫富差距的拉大，已经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我承认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比以前好了，但一部分人那么有钱，我们却这样，就是让我不爽。”我身边的人不乏这样的观点。仔细分析，这种观点并不是无理取闹不尊重客观实际，其根本原因是“不公平”，具体点讲就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因此我个人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指出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理应承担起调整策略以适应发展需要的责任。自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近日国务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近期中央一系列涉及收入分配话题的密集表态，让人们看到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希望，有可能促进收入分配改革早日步入实质进程。最近，关于收入分配改革话题的报道频见诸于报端网络，而有关专家也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便有可能出台。

收入分配改革渐形渐近，如何改革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次收入分配改革，其中的一个重点肯定要提高工资待遇。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到底是“化税为薪”、“收税返薪”还是“提薪让税”？

所谓“化税为薪”，顾名思义，就是降低企业税负，将这部分钱用于提高员工工资。最理想的局面应该是这样的：国家减轻企业税负，腾出空间给员工增加工资，员工增加了工资，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这样回过来企业也可以提高效益，这样带来企业销售的增长，虽然纳税比例降低了，但因为总量的增长，国家的财政总量还是会健康增长，形成多赢的局面。但是，老百姓对企业能否自主加薪、及“税转薪”如何落实监管都心存疑虑。

据我从网上了解，过去有的地方比如广东也出台过类似的政策，但效果却并不如意。这倒不是因为政策不可行，而是歪嘴和尚念不得好经，在执行环节出了问题。结果是企业的税负减轻了，员工的工资却不见长。“工资归工资，税收归税收，减免税收只是减免公司老板的税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政府的好政策成了企业及其少数人借机提高“效益”的途径。到头来是国家税收少了百姓收入没有增加，这就有失初衷了。现今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市场开放体制，有大量的外资企业和私有制企业。而资本家的本质就是剥削，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从另外的角度讲，现如今企业的生存压力很大，企业的各种成本都在不断上升，如何合理避税，已经是企业的一门必修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的很多注册公司都尽可能地注册在一些较为偏远的地域，从而躲避较高的税负。而降税又不会降太多，正好给企业用于降低成本缓解压力，起不

到“化税为薪”的作用。

既然“化税为薪”有可能得不到企业的贯彻执行，随之便产生了出现了另外一种建议——“收税返薪”。“收税返薪”的意思也很好理解，具体而言，就是把拟定该减轻的税负先都收回来，然后由各地的劳保部门或指定专门机构，再把这些收回来的税负给返回去。注意，是按应增加的工资比例返给员工个人而不是企业。在我看来，这种方法较前一种相比，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更为合理，但实际上却换汤不换药。首当其冲的一点是这“返”的工资能不能真正落到员工手上，因为这虽然绕开了企业，但却平添了这么多道手续，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监管机制。而且，即便是能够确保将这部分钱返到员工手上，企业还是会有很多办法将这些钱“化”为公司的，例如原先本要长的工资不涨或少涨，原先本要发的奖金不发或少发，或者通过一些制度，将这些钱化为额外的工时等等，对于员工来说总体上的福利是增加了，但实际上最受益的还是企业。相较于前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无疑会增加一部分额外的成本，但这部份成本能不能转化为它本应发挥的作用，这一点还值得商榷。

除了以上两种提高工资待遇的方法，有人还提出了“提薪让税”这样一种方式，就是将“化税为薪”流程倒过来，即政府应鼓励企业增加员工薪酬，并据此对提薪的企业采取税收减免。这种方式与前两种方式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前两种方式是政府先行减税或是抽税，之后企业才轮到企业做出反应，而这一方式则是将如何做交给企业去选择，政府再去根据企业的“态度”给出相应的奖励。这行动顺序的改变，实际上是政府把主动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客观上讲可以有效避免企业利用国家政策去牟利，而只要对提薪的企业做出足够的补偿和奖励，就肯定能够达到提薪的目的。然而我个人认为，这种方式实行起来也是最难的。首先，这种方式虽不像前两者那样倚重严格的监管措施，但却需要制定严格的标准，对提薪做出的鼓励必须有据可依，不能随便哪个人说说就减了。所以除了要有严格的标准，还必须要对每个企业做出正确的评估，不能企业说自己涨了多少就是多少，得有专门的机构进行评估和确认。然而，国家这么大，企业这么多，实际操作起来的难度着实不小，因为几乎每个企业的情况都不同，光是如何制定出一套相对公平的标准，就已经够让人头疼了。

上面的这三点，是我通过查阅资料筛选出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提高工资的实际操作办法的提议。总的来说，这三点各有利弊，有的操作难度小，但效果未必好，有的效果可能好，但具体操作又过于复杂。但无论怎样做，前提是要规范明确，否则就不可能达到应有的效果。所以，这次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小到每一个细节，都需要进行反复的论证，使其尽量合理，每一个方面都必须要明确，任何特殊情况都尽可能做到有据可依。这可能就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出台的原因，但据媒体报道，这一方案有望年内出台，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其实，此次收入分配改革，单从提高工资待遇这一点来说，需要解决的远远不止上文提到的问题。针对此次改革，网民上也在网络上进行着激烈的讨论。有的企业的负责人，在网上抱怨现在小公司所面临的严峻生存压力，有的人，则对提高工资待遇的对象提出了疑问，认为如果高收入者的工资也增加同样的比例，到头来贫富差距反而是会被近一步拉大。但我觉得,此次收入分配改革，目的就是要提高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从而增加中产阶级的比重，使国家更为稳定，应该不会出现高、低收入者工资同涨的局面，否则真的会让人哭笑不得。总之，距离方案的出台，最多也就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具体是怎样改革，让我们拭目以待。只是希望，这此改革，不要让大众失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08年修订版)

2、《我国分配差距穷降富升逼近红线 白黑灰血金共存》(《经济参考报》2010年5月10日)

3、《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可能出台 重点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解放日报》2010年06月04日)

4、《据称收入分配改革草案接近完成 重视低薪者收入》(《新民晚报》2010年6月4日)

5、《减税加薪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当务之急》（新华网）

6、《“减税加薪”不如“收税返薪”》（荆楚网）

7、《企业避税最佳设计方案》（企业管理出版社 雷建/编著 2007年3月第二版）

8、《改革分配制度要在战略和路径间求平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06月09日)

9、《迟福林：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首要的是规范政府行为》（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