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论文农民人均纯收入论文

第一篇：农民增收论文农民人均纯收入论文

农民增收论文农民人均纯收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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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安徽省农民增收因素分析与对策研究

摘 要：长期以来，农民增收问题不但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已有很多学者对中国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做过分析，在对安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实证分析中，对安徽农民收入增长的数量进行了分析，包括收入的总体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变动态势。通过比较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析了安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通过建立线性C—D模型，对影响农民人均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重要的影响因素。从影响安徽农民人均收入的因素来看，城镇化水平、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值、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村机械收获面积表现出正相关，而与农业劳动力呈较高程度的负相关。最后结合前面的分析，加入一些制度因素提出一些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

关键词：安徽省农民收入现状；增收因素；C—D模型；对策

安徽省农民收入的现状

1.1 安徽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概述

安徽省是一个农村人口占总人口70%以上的农业大省，根据2009年统计年鉴统计，2008年安徽省现有耕地面积4144.98千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59%。粮食总产量为2860.7万吨。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和国家不断出台一些惠农政策，安徽的农民收入水平在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们更应看到

存在的一些严峻的问题，以2006年为例,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平均为3587.04元,安徽只为2969.08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17.96元。从2000年到2008年，安徽省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934.6元增长到4202.5元，增长116%。而与此同时，安徽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902.1亿元增加到8874.2亿元，增长206%。可见现阶段安徽省农民收入增长水平滞后于同期安徽经济发展水平。

1.2 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比

2002年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032.4元，比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3914.8元，2006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9771.1元，比农民人均顺收入高出6802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大多低于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于安徽省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差距越来越大，这样会严重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生活消费仍未摆脱以必需品为主的生存型消费模式，延滞了农村的小康进程。

1.3 安徽省农民收入结构变动特征

1.3.1 农民工资性收入变动情况

2000年至2008年农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从547.8元增加到1737.8元，增幅达217%；工资性收入在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所占的比重从2000年的28.3%增加至2008年的41.4%。与此同时，家庭经营性收入虽从2000年的1298.4元增加到2114.2元，但其在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67.1%降至50.3%。可见进入新世纪安徽省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农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增长较快，在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家庭经营纯收入在人均纯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则越来越小。1.3.2 农民收入中的政策性补贴状况

从2000年至2005年虽然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每年都以不同的幅度增加，但其在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十分稳定，处于5%；从2006年国家实施农业补贴政策开始，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增幅更大，2006年其在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中比重为6%，2007年比重增加至7%，到了2008年增加至8%。可见国家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深深地影响着安徽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结构及总体水平。

模型设定和实证分析

2.1 模型的设定与指标选择

目前，分析农民收入增长的模型有很多，有的是从宏观角度综合分析各个因素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有的是提取某个显著因素，分析其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其中，柯布•道格托斯生产函数模型在经济增长等多领域的论题研究中应用广泛。其表达式为:Q=AKαLβ，式中，A、a、β为大于零的参数；Q表示产出，K、L代表要素投入。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众多，这些因素以不同方式对农民收入发生作用。因此。在建立模型时，应当使分布于再生产各个环节的因素都有所体现，尤其是必须引入影响当前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加以分析。基于这种考虑。笔者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

行扩展，在保留一般模型中的自变量基础上，把反映当前政策等宏观经济变量也作为解释变量加以引入。

本文利用全国1997—2008年近十二年的相关数据，从中筛选出6项指标作为模型变量，这些指标分别从城镇化水平、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比值、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业劳动力、农村机械收获面积（千公顷）5个方面来分析如何影响安徽省农民收入增加的。所建模型为：

Y=AX1α1X2α2X3α3X4α4X5α5eu。(1)

式中,Y代表安徽省农民人均纯收入，X1为城镇化水平、X2为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比值、X3为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X4为农业劳动力、X5为农村机械收获面积。城镇化水平是用城镇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另外α1～α5是相应变量的弹性系数，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某种要素增加的比率会引起农民收入增长变动的比率；u代表随机扰动项。

2.2 模型的估计和检验

选取相关变量，对(1)式进行对数化处理，得：

根据回归结果得到计量模型：

对回归方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R2=0.995，则lny变化的99.5%可以由8个变量来解释，因而该方程通过R2检验；F=228.329>F0.05(5,6)=4.39，即认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农民收入增长率与各要素增长率有显著的线性关系，方程整体拟合程度较

好；对于x2、x4而言，t>t0.2(5)=1.476，在0.2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检验；对于x3、x5而言，t>t0.05(5)=2.571，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t检验。n R2=11.94,取显著性水平为0.05，χ20.05（7）=14.07，n R2<χ20.05（7）故可认为模型中不存在异方差性。这五个指标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农业劳动力、农村机械收获面积、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比值、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城镇化水平。安徽省农民增收的对策探讨

3.1 大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鼓励农民兼业

一是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小城镇就业“门槛”低,就业转移成本低。二是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最终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提升人力资本存量。三是挖潜农业自身潜力促进小农业向大农业转化。调整种植业结构,大力发展生产效益好、劳动密集型的种植业项目。

3.2 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

一是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投入。财政资金向农业倾斜要形成稳定的增长机制,各级财政应把新增的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业和农村。国家逐步提高加大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二是农户要增加农业投资。农户应在目前收入水平不太高的条件下,能够持续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为今后农业的发展创造条件,也为今

后农民增收奠定基础。三是增加农业补贴。我国建国几十年来，农业为国家工业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今，国家经济发展了，政府财政实力增强了，我们完全有义务、有能力不断增加对农业的补贴。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政策和科技都离不开投入，投入实际上就是一种补贴，种粮补贴是一种直接补贴，政府增加农业基础设施、科技等方面的投入，加强农民技能培训，也是一种间接的农业补贴。

3.3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要发展现代农业就要重点加大农业投入,整合财政资源,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资金支持;提高农业科技研发能力和推广力度,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技术支撑;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物质基础;建设现代农业服务体系,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组织保障;推进农产品优质化,提升农产品价格。

3.4 有效供给农村金融

转变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满足农民有效金融需求。单个农户资金需求不大，金融服务效率低下。随着农户的规模经营，“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及各种农村合作组织发展。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等农村金融组织需要转变服务，创新金融产品，满足农民有效金融需求。在发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的同时，也应成立由政府组织、财政、农户、企业、保险机构等经济组织联合建立的农村贷款担保机构、农业保险公司，为规模经营的农民、企业提供贷款担保，风

险补偿。只有创新担保方式，发展新型贷款模式，才能进一步扩大农村信贷规模，有效满足农民金融需求。民间金融合法化，引导成立小额贷款组织。目前农村金融的有效供给，不仅由正规的金融机构提供，有一大部分是民间借贷提供的。民间借贷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农民的资金需求，方便了群众生产、生活需要。

3.5 有利的制度因素

为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全面的社会主义小康，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应有效地推出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和制度。一是要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二是要改革土地制度，完善土地流转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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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敬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三农问题［J］.宏观经济研究，2002，（6）

［6］刘宏哲.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9，（6）

第二篇：“农民人均纯收入”解析

“农民人均纯收入”解析

眼下，很多人对统计部门每年公布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提出质疑，特别是不少农民认为自己的收入根本没有那么多，片面地认为统计数字高于实际。其实，这是由于统计上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定义与大家理解的不一致，计算方法与直观感觉的不一样造成的。为了正确理解这一指标，以下结合瓮安县的实际，对它的专业定义、构成、数据来源、计算方法以及需要特别注意的几点作一解释和说明。

一、农民人均纯收入定义、构成、计算公式

农民纯收入是指农村居民当年从各种来源得到的总收入相应地扣除所发生的费用后的收入总和。纯收入主要用于再生产投入和当年生活消费支出，也可用于储蓄和各种非义务性支出。主要由工资性纯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四部分组成。

计算公式：农民纯收入=总收入－家庭经营费用支出－费税支出－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调查补贴－农村内部亲友赠送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就是被调查农民纯收入之和除以被调查人数。

二、瓮安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数据来源

目前，瓮安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是采用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方法获得的。根据上级业务部门要求，按照多变量与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设计技术，在全县共抽选10个行政村100个农户作为农村住户调查网点，被抽中的调查户，建立现金收支登记账和实物收支登记账，由调查户将每天发生的各项收支情况，按时间顺序逐项登记在账册上，由辅助调查员定期上门检查记账质量。每月定期收账后，按照全国统一制定的“农村住户账页记录编码”对农户每一笔收支进行编码，然后进行分户汇总整理。

随着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农村居民收入支出结构千差万别，为反映贫困乡镇的发展情况，2010年12月份开始，根据省委、省政府指示，按照上级业务部门要求在全县贫困乡镇进行住户调查，瓮安县目前23个乡镇中共有10个贫困乡镇，每个乡镇抽3个组计30个农户组建农村住户调查网点，这10个贫困乡镇共抽300户进行住户资料调查。

三、科学看待人均纯收入

1、“农民” 是指农村居民，不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农户，还包括农村经营非农业的常住人口，经济生活与农村家庭连成一体的国家干部、职工等也在范围之内。

2、纯收入包括工资性纯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转移性收入(含农村外部亲友赠送)和财产性收入四大部分的现金收入外还包括自产自用的实物作价收入，如粮食、蔬菜等。

3、“人均”不一定能反映农村中大多数农户的平均收入水平。眼下，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农民收入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一部分高收入农户片面拉大了平均指标，导致在很多情况下农民人均纯收入并不能反映大多数农户收入水平。

4、不能用想当然的非专业的“统计口径”简单估算。例如，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应是农民外出打工的全部收入总和，包括本人的一切开销。还有计算种植业、畜牧业收入时不能忽略了副产品和自食自用部分等。

第三篇：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

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

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自1997年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滑。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速度是

4．6％，比上年下降了4．4个百分点；1998年，增长速度回落到4．3％；1999年，进一步回落到3．8％；2000年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只增长了1．8％。农民收入增长持续走低，明显抑制了农村消费增长，近几年，“三农”问题已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多年来总以“一号文件”形式，制订各种措施，切实加大对农村的扶植力度，才使农民问题有了较大的改观。

我国加入WTO后，农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由于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大多高于国际市场，要靠国家提高农产品价格来促进农民增收显然已不可能。因此，提高农民收入应从以下多个方面考虑：

一、扩大劳务输出

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较多，但目前比较有效、比较有潜力的途径是提高农民劳务收入。一是多年的农民外出务工实践证明；二是劳务需求仍有市场；三是劳动力资源丰富。从有关资料也可看出，前几年农民收入新增部分中劳务收入呈上升趋势，家庭经营收入呈下降趋势。近些年来，在中西部的农村，从实际的农村现状看，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盖房规格较高的农户，大多是有1—2个家庭成员在外务工，其劳务收入较为可观。从国家的发展看，我国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需求空间仍然很大，如农田基本建设、大型水利建设仍然不足，交通条

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发展相对滞后，房地产开发市场较好等，这就必然导致将有一大批社会公共工程陆续投建，劳工需求量也将因之扩大。因此，我们政府特别是县（区）、镇政府，在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同时，应抓住机遇，积极做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作，扩大活劳动投入，增加农民劳务收入，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以教育为基础

人口素质是就业的基本要素，而素质是靠教育提高的，教育能扩大劳动者的视野，扩展劳动者的活动范围和提高劳动者的能力，并适应现代化的用工要求。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相对素质较低，文盲、半文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现已成为困扰我国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最内在的根源。加入WTO后，这一劣势更加明显，受到的冲击将会更大。只有通过实施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才能促使农民掌握和运用新技术；合理利用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改良农产品品种，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优化产品结构，增加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延长农产品的产业链条，扩展农民的就业门路，才能完成农村剩余人口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减少农业人口，从根本上促使农民增收。在实施农村教育时，一是应加强对务农农民的农业应用技术教育，办好职业技术院校，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二是应加强对务工农民的相关技术培训，增大在城镇的就业率。三是应解决农民接受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的费用问题。

三、以科技为先导

科学就是生产力，这是实践已证明了的真理。搞好“三农”工作，必须要有科技的投入。21世纪，世界农业将向基因农业、精密农业、蓝色农业、白色农业、工厂化农业、生态农业、太空农业和超级农业方向发展，因而，我国农业应与时俱进，创造出适合自己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①应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科技投入目标定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农产品一直处于短缺状态，农业发展的着眼点主要放在增加农产品产量，以此缓解供求矛盾，对农业科研的目标，长期定位在提高产量上。现而今，这种数量型、粗放型的农业增长模式已很难再有大的作为。因此，改变着眼点，把科研的方向转到“高产、优质、高效”上来是农业的当务之急。②加快新技术新成果的引进。我国农业生产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有计划地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先进工艺及农业机械等，有利于加快我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③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机制。应强化农业技术推广队伍的建设。通过政策宣传，激励有关科技人员直接进入生产经营领域，领办经营实体，开展有偿服务，促进农业科研、教育、生产、经营的联合。

四、以市场为枢纽

要改变目前我国农村商品生产的规模较小、农产品交易方式简单而原始、市场组织化程度较低、农产品流通不畅、市场利益流失、农民创收的主渠道堵塞等状况，只有建立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才能为农民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疏通农民增收的渠道，山东寿光的蔬菜基地就是很好的先例，这就要求农民必须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使农产品结构更好地与市场需求相适应，要求政府

想方设法促使产地销售市场的形成，并使其成为集散面广、辐射能力强的现代化市场。同时，应依法加强市场管理，确保农产品销售畅通无阻，支持和扶持农民专业运销联合体、合作经营组织和个体营销大户参与流通、创办以农产品销售为主的中介机构、代理组织和销售队伍，切实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五、以农业产业化为组织经营形式

农业产业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的农村经济管理组织形式，是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水平还很低，多数地区的多数农民仍然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经营，我们在市级以一表一副为主的种植模式。因此，应加强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契约关系或产权关系，结成同风险、同收益的利益共同体，实现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分工协作，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附加值。要像仰化镇润隆集团那样，利用集约经营，搞好农业产业化生产。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要形式有股份合作制、公司＋农户、市场＋农户、市场＋公司＋农户、农民协会＋农户等，而实现农业产业化的关键是要选择优秀的项目、龙头企业和强有力的领导群体，三者缺一不可。

六、重视研究农民增收新的“动力源”

首先，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农村各项改革的力度；推进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改革，合理调整布局，合理确定人员编制和待遇；推进乡镇财政体制改革，理顺财权、事权；推进农村金融改革，搞好农村信用社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切实改善对农业和农民的金融服务；继续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其次，鼓励和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使其成为结构调整与小城镇建设的强大推动力。第三，除了继续在宏观政策方面探索新的增收“动力源”外，农民群众的创造性不可忽视，应抓住实际工作中农民增收的许多亮点，加大力度、推而广之，利用优势、乘势而上，挖掘增收潜力、构筑强大动力源。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还有许多，但关键是要靠好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要用好的先例来引导，要让好的做法让群众具实效。

第四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的问题。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有一个大体的先后顺序。最早是农业问题，即如何发展农业以保障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求问题；之后是农民问题，即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全覆盖的问题；最终是农村问题，即大规模开展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从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观察，目前可能正处于由解决农业问题向解决农民问题转变的关键时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上。

资本“下乡” 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下降

农民纯收入可以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劳动报酬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包括家庭经营农业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的四大来源中，家庭经营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其中家庭经营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这一比重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04年，这一数字还是60%。5年时间，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家庭经营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加，这符合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量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通过家庭经营中获得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倾向性问

在2008年全国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格局中，农民经营所得最终占到可分配净收入的70.6%。这一比重在2003年为74.3%，2000年为77%，新世纪以来基本上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各种留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来投资者分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发达地区，这一下降趋势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绍兴市数据显示，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这一比重已经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资本不足 阻碍农民合作获取经营利润

在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获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现代农业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单个农户却缺乏必要的资本，从事经营的领域逐步收窄，大量资本趁机“下乡”，资本获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业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规模养殖所占的比重稳步提高，1996年规模饲养量在全行业的比重还只有6.3%，2006年达到50%，2008年已超过60%。大多数规模养殖的是资本主导企业形式的养殖。真正农户主导的、家庭形式的所谓散养户占的比重逐步降低，农户逐步被迫退出畜牧业经营。统计数据上的表现就是，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出售畜禽产品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资本逐步占领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的局面，必须加以改变。要实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就一定要把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留给农民，要让农民首先能够在农村通过经营获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它们都明确限制资本进入农村占领农民经营领地。要解决单个农户资本不足和农业经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矛盾，我们也应该学习日本、台湾等地的经验，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要通过机制创新，让合作社能够支配一定数量的资本，能够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守住农业农村经营领域；要让合作社有能力获取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再通过合作社内部的分配机制，把这部分利润转换为农民的收入。

从数量上来看，近两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1.16万家，比2008年年底增长90.8%；实有入社农户约2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32%。但是，合作社发展质量还亟待提高。从目前情况看，合作社还不能很好地帮助农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资本获取经营利润。当前，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合作层次较低。绝大多数合作社局限在技术信息服务领域，真正能组织农户统一购买农资或销售农产品的为数不多，能开展农产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数。二是合作机制不顺。合作社内部规范的治理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不健全，社员不太愿意参与合作社的管理监督，合作社对社员的民主权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积极性不高。农民入社动机不强，退社较为随意。入社后参与活动较少，合作社内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场交易量，一些合作社与社员的交易量小于与非社员的交易量。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有因果联系的。第一个问题是根本，它是产生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原因。只要合作社无法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它就无法获得这部分收益，分给社员的也就不多，农户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农户入社的积极性不高，且随时可能选择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建立规范的治理机制，这样的合作社发挥的作用不大，且随时面临解散的危险。由此可见，合作层次决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响到合作机制的建立及合作积极性的提高。而合作层次不高，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缺乏足够的资本，没办法进入农产品流通加工领域。

推动合作社发展，要在加强政府服务、培养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证合作社能够占有足够的资本。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作为合格的市场经营主体进入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才能够拥有为社员谋利的手段。为此，必须创新体制机制，搭建好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推动产业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结合。

交易份额认购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传统合作社同样因为缺乏资本而陷入经营困境。这迫使它们进行制度创新，发展成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们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具体而言，我们在发展合作社时，首先要确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规模，再据此确定所需资金数额，然后把加工规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额（deliver share）。社员入社时按规定必须认购交易份额，并同时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资，通过调整比例，使得社员出资额之和刚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资金数额。交易份额规定了社员交售给合作社的产品数量，社员交售产品总数刚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规模。如果社员当年产出不够，允许其从市场购买予以补齐；如果超出，超过部分由合作社视情况决定是否收购。

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创新，就可以为我国合作社发展建立起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资金利用机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额的同时获得了一笔稳定的资金，借此购买固定资产，开展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业务。有了固定资产后，合作社就可以进入金融体系，获得银行贷款；就可以创办或控股农产品加工企业、铺设销售网络，获取加工销售环节利润。合作社利润按交易份额分配给社员，由于交易份额和社员认购资本额成正比，按交易份额分配也相当于按认购资本额分配。合作社通过参与加工和销售，扩大了社员合作的范围，也提高了社员分红回报率，增强了合作社对农民的吸引力。社员认购交易额的积极性增加，反过来又保证了合作社的资金来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只有为合作社经营提供足够的、可支配的资本，才能够帮助农民利用合作社实现对资本的集体占有和控制，才能够帮助农民占据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并获取更多的收入。通过努力，目前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趋势完全能够得以止住。单此一点，农民收入每年就能够增加0.5%。如果再能够把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农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唯一的一个量化指标，就是要保证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换言之，必须保证农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长速度。通过制度创新，让农民通过合作社实现收入每年增加3.5%，对完成全会规定的目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员出资的数量始终从属于交易份额，而交易份额取决于农户生产的规模和与合作社的惠顾额，社员同时作为所有者与使用者的特征没有改变，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引入资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农产品生产的合作，是劳动的合作，而资本的合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投资者的资本增值为导向的。

第五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的障碍解析

关键词： 农民增收 小康社会 农业产业化 合作组织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性因素。其中，农民增收始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除初期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15.18%，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个百分点外，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1986年-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个百分点，98年-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为3.58%，两者差距扩大到了3.3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响了对农业的投入，迟滞整个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党的十六大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增收全局性的战略地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十六届三中全会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由此可见，扭转农民收入增速下滑，确保农民收入进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快车道，是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文件要求全党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一、农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体制的制约

1、农村上层建筑的不合理性成为农民增收的巨大障碍 基层政府冗员多，农民负担重，是中国“三农”问题中的突出问题。基层政府因人设机构，“对口”设机构，加上级政府下派与分流人员，致使近年来干部职数不断膨胀。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县、乡两级政权财供人口达到3000多万人，村级干部需要由村民负担的全国有730万人，实际供养经费6000多亿元，由农民负担的有2000亿左右。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所指出的那样，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不仅如此，近年来许多基层政府耗费大量资金建设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农民负担。

2、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农民增收难以逾越的一个坎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导致农民劳动收益率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但是，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和歧视性用工制度以及种种不合理的收费，抑制了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愿望，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工业经济也面临着减员增效的巨大压力，加上本身的资本积累能力有限，难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城市本身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就业与再就业压力增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困难。

（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难以为农民增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向农业经营者所提供的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所需要的各种经济和技术服务的总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推进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但是作为农村社区内部向农民提供各类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农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建设明显滞后。不少地方尤其欠发达地区，村干老化、无人干的现象十分普通。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财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点的村级财力只有2万多元，少的村不足1万元，加上转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组干补贴。严重挫伤村两委成员及组干的工作积极性，农村基层组织不稳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协调组织，“一事一议”难以实施，农业基本建设和村里的社会事业无人问津，不少村级组织实质上已经陷入瘫痪。与此相应农村传统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功能丧失贻尽，在传统的合作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组织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经完全背离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们中绝大多数已经异化为赢利性企业。不少地方供销社实质上已经分解成个体工商户，它们完全以自身的利益为准绳同农民打交道，逐渐演变为与农民博奕的市场主体，它们的服务宗旨荡然无存，逐利已成为其经营的根本目标。另一大合作组织由社员入股，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农村信用社早已脱变为“官办”金融机构，股份合作制名存实亡。在商业化经营的目标的影响下，同时也因为农户的贷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风险大等特点，信用社的支持重点偏移到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甚至干脆转移出农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出农村的资金每年有2000亿元左右。其次，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下；农业产业化通常被称作“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它以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为“龙头”，根 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农产品产销关系。应当讲在初级农产品的供给处于总量阶段性过剩的形势下，这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这一经营模式的绩效没有很好的显现出来，反而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龙头”企业难寻，欠发达地区尤甚，难以表现出带动效应。二是由于公司与农户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场信用关系，“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低。三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的程度低，谈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价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据主动，依旧是资本支配劳动，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农民素质偏低，影响了农民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最终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但是现行教育费用制度造成农民受教育机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在的农村教育体制设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学村办、初级中学乡办、完中县办的原则设立。由于基层政权财力有限，农村教育投资远落后于城市。据调查资料显示，普通小学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861.64元，城镇人均水平为1423.85元。义务教育水平差距尚且与此，更不用说农村继续教育了。不少县、乡在“双基”达标过程中负债累累，难以成为农村教育的投入主体，教育经费的不足导致农村各类教育水平难以提高，是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问卷调查显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达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仍占8.5%,接受过农业职业 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力的7.3%，接受过有关资格培训的人数仅占劳动力的5.7%。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响到谋求就业的机会、取得收入的渠道。现在，随着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越来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质劳动力不得不重新返回农村，失去了取得工资性收入的机会，导使非农收入减入，农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响。

农民增收问题，就实质而言是二个方面：一是减负；二是农业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增长。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我们必须减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二、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一）切实做到精简机构与层次减轻农民负担

我国目前政权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可以说层次太多，而且均对口设置机构，机构与人员膨胀严重。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展了乡镇撤并精简机构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个乡镇，乡镇总数由撤并前的46400多个减少到39000多个。现在不少地方也正在进行撤村并村工作。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少以农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乡镇，将逐步失去相应财力保障。因此，新一轮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有大动作，以适应农村发展的新要求。可以考虑分几步走直至彻底减少政府层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乡并镇。从水平层面彻底减少机构与人员。第二步，撤县建市撤销县级政权，把镇级政权改为派出机构，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层次分为中央、省、市三级，加上镇一级派出机构，从垂直层面减少机构与人员。同时重新界定和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好各级政府事权，并给予相配套的财权。从现行政权运行的机制来看，县、乡两级政权职能主要是贯彻和执行中央和上级 政府的方针政策，实质上是执行机构，执行机构重置只会增加行政成本，导致效率低下。农业税的停征将使不少县、乡（镇）政府的行政事务大为减少，人员将更加富余。根据精简效能的原则，“3+1”的行政体制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这样变革对发展小城镇建设，推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最终打破超稳定的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有积极意义。

（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1、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现行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功能的发挥主要是依靠乡、镇党委领导下的党、政、经基层政权的组织体系，一个以农民为主，为农民服务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一直就没有建立起来，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必须对传统合作组织进行改造，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制度变迁探寻农户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顺利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2、积极推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农业产业化实质上是一种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农业，它的核心是把传统农业中相互分离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连接起来，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户找到了龙头企业就等于找到了市场。可以有效避免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同时也可以顺利实现农产品与市场对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加强对龙头企业的创业扶持与服务，安排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同时也要加 强引导与监督帮助农民与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努力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加非农经营收入

目前，农村中有5亿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亿多。2002年底与1996年相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中，非农经营收入比重已从29.26%提升到51.7%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大的亮点，而支撑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外出务工。因此，如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开辟“绿色”通道，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的移动是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中央为破除农民工进城的体制性障碍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这无疑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的热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双增的态势不可避免。城镇就业压力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构成障碍。目前，进城务工的1亿多农民中，农民身份并没有变化，大多数人不能也不愿意摆脱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难以完成形式和本质都兼备的就业领域转移。因此必须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坚定农民退出农村的决心。积极推动小城镇建设，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落实一号文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的各项措施，增强转移劳动力资本积累能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有效的转移。

（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的竞争力

目前农民素质的偏低的状况，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的关键性因素，农民收入低又进一步影响到农民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消费。使他们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识和技能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农村教育体制变革势在必行。首先，调整中、小学校布局，实行资源重组，加强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培训，提高师资水平。其次，改革农村教育费用制度，严格实行义务教育一费制，同时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由县、乡（镇）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转换。以彻底改变农村中小学学生人数比例与费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强农民继续教育和科技培训力量。利用农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资源，创办农民培训学校或农民夜校，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采取多渠道的办学模式和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切实提高农民的素质。

参考文献：

《十六大报告》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 二OO四年“中央一号文件” “人民网”的有关数据资料

安庆市委党校讲师

钱晓春

200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