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视野下的西方传播思想》读后感

第一篇：《批判视野下的西方传播思想》读后感

《批判视野下的西方传播思想》读后感

读一本书，首先免不了的是了解本书作者，所以首先我就作者做一个简单介绍，本书的作者是石义彬，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其实这里我更多应该强调的是他的学术钻研，不言而喻，这是一位非常厉害的人物，但是既然是读书，我们就是书本的精神平等了，所以我就自此妄言谈谈对这本的看法，以及读过程中的感受。

以下是主要内容的一个简单介绍，《批判视野下的西方传播思想》这本书聚焦于在“媒介、社会和文化”的场域与意义中系统地研究西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理论与思想，从而促使我们真实地理解传播学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并重新审视西方传播理论。它还通过阐释重要学派和代表人物的思想“以点带面”地勾勒西方传播学派的“研究地图”，系统阐述了各种传媒批判理论，并追踪传播新技术和新媒体的新发展。作为研究西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理论专著，它极大地弥补了我国传播学研究长期以来过分侧重引介和研究美国的经验学派，而对源于欧陆传统的批判学派关注不够的遗憾。《批判视野下的西方传播思想》对于传播学研究 的最大意义在于它超越了所谓的传播学研究“主流”，超越了传播现象的简单的线性因果分析，同时立足于本土语境、制度和社会实践，并结合文史哲相关知识为传播学的学科研究树立一种新的范式。这不仅是理论自身发展与本土化的需要，更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

绪论主要介绍的就是在“媒介、社会和文化”的场域中审视西方传播理论讲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思想及其传播学启示，人的异化与理性的沦落——关于启蒙的批判，众所周知的启蒙运动这样一场在世人眼里的伟大运动在这里却是人的异化与理性的沦落的依据。第二节向我们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现实渊源及其历史背景和面对的时代文化特征，向我们诠释了该理论创建的不易。之后又在该理论逻辑的基础上让我了解了，文化工业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部分，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自己是师承马克思主义的，在现代工业社会里批判的精神已经被扑灭，他们有责任恢复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本质。法兰克福学派对媒介意识形态的分析和关注体现着这个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尤其是他们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关注和研究。例如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时，马尔库塞就曾撰文说它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并把他的早期哲学研究从黑格尔哲学过渡到《手稿》。法兰克福学派把他们的观点称为“社会批判理论”，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线是批判，因为马克思不仅写了《（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等著作，而且还把《资本论》的副标题定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最注重社会理论和政治实践、影响力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法兰克福学派也非常强调对社会历史的“主观”因素和意识形态的研究，主张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进行重新考察。他们的意识形态分析在杰姆逊为意识形态模式做出的七种分类中归为日常生活的意识的代表性理论①，在理论构建方面，他们的理论与传播学批判学派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②的结构主义有着理论上的渊源，虽然在很多关键问题上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有重大的分歧。

本书主要着重介绍的是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研究。从这个人的学术经历开始，这个是他成果的基础，是具有一定的逻辑性的，然后就具体介绍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它的写作背景，为什么写成这个，以及该理论的相关具体内容，除此之外，他还向我们介绍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这个理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他向我们客观的讲述了公共领域的困境及其解脱以及非常适用的普通语用学，写得十分详尽，且其中一直是以客观辩证的态度来书写，让人感受到理性的巨大魅力。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被认为是摆脱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束缚，促进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研究兴起的重要人物。他在其“意识形态与国家”一文中对意识形态研究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认识，即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体与他或她的现实存在条件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之再现。”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分析不能因一时或一次的革命胜利就归为正确的意识形态并强加于人，在马克思之前的其他意识形态论述我们也不能把它说成是谬误，因为每个人都永远处于意识形态之中，依靠自己的实践行动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所谓的“私人语言”、“私人规则”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从私人性出发来构建公共性，只有从主体间性出发，才能理解每个人在游戏中的角色。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突破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合理地解释个体与意识形态机构之间的关系，人的主观世界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与意识形态外部的起源及其在社会现实各种历史性制度中发挥的功用也都得到了一个理论上的解释。即，通过阿尔都塞的“质问”理论方法：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每一个体在这架机器中准备好了一个位置，唤出个体并赋予他一个名称。然后，通过自我形象或再现的形式给个人提供一种抚慰性的关于整体的幻境，一种抚慰性的一致感。

实际上，这种从公共性到主体间性的转换，涉及了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换问题。第一代批判理论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均是以意识哲学为基础的，这种哲学以主客关系为论题，“关注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意识对世界能动的认识功能”。公共领域的实质在于如何取得一致，在意识哲学中，所谓一致就是主体与客体相符或者说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种统一在哈贝马斯后期的学术理论看来是很成问题的。首先，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缺乏一种完全独立于主体与客体的判断标准，“因为‘实在’乃是主体意识的超越物，它与主体意识、与主体语言陈述的是完全不可等同、不可化约的二元，它们的相符永远无法得到证明”。其次，对同一世界，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认识、表达内容和表达方式，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陈述，“从而没有一种主体间可检验的、完全统一的关于真实、真理的检验标准”。因此，公共领域所面临的难题无法在意识哲学基础上得到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的办法就是通过相互作用——交往行动，这时主体才可能真正达成一致，而交往行动则必须以语言为中介，这样，哈贝马斯就从以意识哲学为基础的公共领域理论转到以语言哲学为基础的交往行动理论。

最后来说说我读这本书的感受和收获。这本书为我开启了一个新世界，一个我本来不太清楚的世界，通过读这本书，我了解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个专业的新东西，开拓了新视野，很有利于专业理解与学习。除此之外这本书很具有思辨性，有利于提高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与辩证看待问题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这方面的不足，总之收获颇丰。

第二篇：比较视野下的思想政治教育

比较视野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国外公民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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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思想政治教育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但它并非我国独创。国外常见的公民教育，就发挥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作用。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既有其特殊性又有共同性，当前，国外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效果，如由教育型向教育和服务型发展、注重实践、创新教育方法等各方面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这对加强和改进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借鉴；思考

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各国交往日益频繁，各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加强其思想政治教育，为其经济的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各方面都受到强烈的冲击，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落实受到质疑。而国外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认识和探索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因此，我们应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以利于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

一、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经脸

(一)由教育型向教育服务型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应主动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否则就会远离人们需求，使人感到思想政治教育离人生活之远。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目标方面的改革表现在:由注重“文化化”转变到“社会化”再到“社会化”加“文化化”。在教育内容方面，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变务虚为主为虚实结合，以实为主，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由单一的教育向“教育”和“服务”并重的方向转变，为公民提供人生指南。

在美国各种各样的咨询机构和服务项目成为其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途径。许多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都参与这项工作。由专业的人员提供涉及个人隐私与思想问题的咨询服务，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及生活中的思想问题。这些机构的服务人员不仅有较强的业务素质，而且有较讲高的思想要求.这些机构的设立能够及时的了解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使得思想品质教育牢牢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顾客至上”原则在学校管理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一方面推动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注重开发教育对象自我发展的可能性，着眼于品德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二)与实践相结合，体现实践的作用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实践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途径之一。仅仅在书本上课堂上形成的思想、道德、政治观念是不够的，更重要的途径是在各种杜会实践活动中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使之得到更大的提高。许 多 学 者认为道德伦理的灌输无济于受教育者的道德 水准的提高，美国十分重视教学过程的实践性，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及社区志愿者的实践活动.服务他人，从而增加对社会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而逐渐养成良好的品质。如哈佛大学50%以上的研究生要到孤儿院担任家教，对后进生义务补课；日本一些学校实行一种“上山下乡”活动.让学生到比较贫困的山区体验生活，培养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加拿大的核心教育理念是“在做中学会做”强调受教育者的自我体验，更重视现场的实践.在实践中获得体验与表现态度。其评价标准并不是获得了多少的理论知识，而是在实践中获得的技能与态度。使之在实践中认清责任，理解内容，形成品质。

(三)重视显性教育，更重隐性教育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思想政治教育归根到底是解决人的思想意识问题，而人的思想意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发展变化的，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也应根据实践的需要，跟上时代潮流，不断创新方法来增强其感召力和实效性。而国外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方面很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采取适合人的心理特点的灌输式，注意道德教育的层次性.以便易于受教育者理解接受。美国人发现给孩子述一个林肯走三英里路去还别人六分钱的故事远比口干舌燥的讲诚实守信的道理要有效的多。新加坡也认为图文教育能够深人人心。美国的学校并茂的连环画、挂图、浅显易懂的教材、绘声绘色的录像带、幻灯片对儿童的思想政治教育能起到较好的效果。

第二、通过学科、各专业教育渗透其道德教育内容。国外的学校除了设有道德教育课程外，也十分重视把道德教育国渗透到各学科的教育之中，起到逐渐的渗透作用。如美国、德国要求每一门主修专业都要从社会伦理学的角度进行学习。

第三、借社会文化设施及校园文化环境的作用进行教育。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利用纪念馆、科技馆、博物馆、革命遗址等设施对学生进行熏陶教育。如美国的国会大厦、白宫、林肯纪念馆等一些能表现其优势的场所都是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地和重要的教材。校园文化环境就有潜移默化、滴水穿石的作用，日本十分重视校园文化环境的建设，十分重视校园的建筑、设施、绿化、装修等，甚至一草一木的种植，突出特色，体现精神，使学生对其有种认同感、归属感。

二、对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借鉴

（一）渗透式和隐蔽式的教育方法

国外没有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而是在“公民权利和义务教育”、“国民精神教育”的旗帜下悄无声息的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美国最早提出了“无意识”的工作方法。美国虽然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功能无限的延长和拉大，但它却给人一种“无政治色彩”的错觉，其原因就是它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于强调“无意识”的境界，即使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的思想。实际上，西方国家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政治性很浓厚。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教育，反共产主义的教育，国民精神教育等几个方面相互渗透相互、相互影响。特别是在政治教育方面有很多硬性规定。比如教学计划中政治科目的规定，对教师、校长、督学等思想政治教育者俺严格的要求进行筛选。

（二）以活动为教育载体的方法

国外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受教育者的亲身实践。

例如，加拿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奉行在做种学会做的核心理念，使受教育者在自我体验中接受知识，而不是仅仅依赖于课堂上的知识传授。此外，许多国家利用国庆、校庆、毕业典礼等节日、纪念日举行各种各样富有教育意义的活动。

这些活动无疑是受教者在实践中获得一定的技能与全新的生活态度，从而进一步认清了自己的责任，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道德修养。

(三)环境熏陶法

马克思认为：“人创造环境，环境也能创造人”。环境对人的思想道德的修养既有显性的约束力，又有隐性的感染力。为此，国外许多学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营造校内外环境。如在校内完善制度，优化风气，加强校报、广播、影视、网络建设，美化校园环境等等。在校外普遍设立纪念馆、博物馆，弘扬民族精神风貌和宣传道德理念的标志物，以及具有暗示效果的活动等。

比如在美国，各地区修建了狠毒纪念馆、博物馆、展览馆、国家公园。仅华盛顿市就有华盛顿故宫和纪念碑、林肯纪念堂、自然历史博物馆、宇宙空间博物馆等。这些场馆均免费对学生开放，成为对学生进行传统教育、政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四）育德于教，学科协调法

国外许多高校非常注意发挥各种学科，各种学术活动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道作用”。“自由教育”，博雅教育和普通教育课程中内涵的理性的与道德的因素，对于学生道德发展都将产生积极影响。技术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均蕴含着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涵。自然科学给人以宽广的胸怀，历史可以使人明鉴，文学可以陶冶人的情操，私立可以养成人堆环境的正确态度，体育可以增强人的竞争、合作意识。各学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相融通之处，学科教育对品德意识、行为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加拿大，许多学校的办学宗旨是让学生知道社会、行业需要他们具有什么知识，掌握什么技能，采取什么态度。他们强调专业教师的敬业精神和人格力量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提倡“体验”教育法。不依赖知识的传授而重视现场的践行，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学会理解和尊重他人。

三、对国外思想政治育方法进行借鉴基础上的思考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育人的科学，各国是具有某些共同的规律性的，我们应贯彻 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继承借鉴，发展创新”十六字原则。一方面，把民族精神教育纳入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另一方面，采取分析、鉴别、学习、借鉴、吸收、利用的策略。我们在引进吸收国外先进道德教育方法的同时，还要立足于我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与现实，从新时代、新的历史任务的高度，对我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宏观的理性思考。

（一）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创新的逻辑起点。

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很多方面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值得我们去借

鉴和研究。如道德认知法和环境熏陶法。它们把教育对象作为一个主体的人来看待，而不是仅仅是一个抽象的被动的接收对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其最终的目的是改变人的思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始于并为了现实生活的人而产生、发展,人是全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环节。马克思主义哲学无处不体现着以人为本的思想,它是以人作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始终以人的全面发展进行理论建构的。因此，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创新的目的和逻辑起点。

（二）方法主体化与方法实践化，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创新的功能模式 我们知道，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应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有较大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越大，方法的效果就越明显，作用的程度和范围就越广越深。如西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的活动法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寓教育于活动之中无形之中，充分地展现了亲和力的魅力。从教育手段的恰当性和生动性，教育情景构造的融洽性和适宜性，教育活动双方的主体性和互动性等方面提供实现其内部诸要素间优化与整合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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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邵建防.罗骋.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特色及对我国的启示 [ J ].湖北社会科学, 2004(8)［4］谢雪.中美大学德育的比较 [ J ].教育探索, 2002(8)

［5］陈秉公.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第三篇：修辞视野下的思想史研究

在学术研究中，人们一向把“修辞”（rhetoric）定义为是说服的艺术，它是在承认理性所具有的作用的基础上，强调理性的真理如果要被人们所接受的话，必须借助于修辞。目前，也有很多学者又将修辞看成是有意图的语言行动，这样的界定就扩大了上述修辞定义的内涵。无论怎样理解，就修辞本身来说，它一直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与历史研究领域泾渭分明，分殊甚大。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语言转向”，后又提出“修辞转向”。（李宏图、胡传胜译：《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目前，修辞学正在成为历史研究，同时也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在欧洲，以昆廷·斯金纳为领军人物的“剑桥学派”重视思想史研究中的语境和文本；而在美国，以海登·怀特为代表，重视历史叙事中的语言和修辞，两者形成了目前历史研究“修辞转向”的不同路径和流派。（这里只是大体上做出这样的概括，当然这并不表明斯金纳不关注历史的修辞性解释，同样，也不意味着海登·怀特不重视文本问题）

为什么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这样的修辞转向，其原因比较复杂，除了对以往在历史研究中一直强调历史的事实和规律的不同认识之外，再就是对历史研究的客体有了新的理解。如果说历史研究是对过去的世界，或者说社会做出解释，那么现在，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将这个过去的世界与社会分为两种：一是实体性的社会，二是由仪式、象征与语言所构成的虚体社会，即如霍布斯所说的“人工的世界”。过去，历史研究关注于实体的世界，现在开始重视这个“人工的世界”。而这个“人工的世界”的变化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所运用不同的语言而引起的，或者说，我们是通过运用不同词语进行描述与评价的方式来改变与建构着这个“人工的世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修辞就成为理解这个“人工的世界”的独特的重要内容，修辞性的再描述和再评价的功能自然也就在历史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了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

具体而言，就思想史研究与这个“人工的世界”的关系来说，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所运用的某些特定的词汇改变了内容或视角，或者该词汇本身被废弃，我们需要对此进行追溯和研究。例如“政府”，在16、17世纪时的一批思想家那里，都称为“公民政府”（civil government）,为什么后来就不再这样称呼，而没有了“civil”这样的前缀词。（例如，洛克的《政府论》这个标题就是用“civil government”这样的词语）

第二，我们用来描写和评价我们这个社会与世界的词汇的含义始终并不固定，有时甚至相反。例如马基雅维里将慷慨看成为美德，而在欧洲其他地区则为恶行。

第三，在任何社会中，我们所接受的概念含义和观念的变化（如转换，衰退、取消或者不被接受）常常体现为一种修辞。斯金纳说：“没有一般概念的历史，只有其在辩论中用法的历史。”（李宏图、胡传胜译：前引书，第37页）这里的“辩论”指的就是修辞。因此，“概念”不能仅仅归结为意义，相反，某个概念的意义维度始终与语言行动相关联。（李宏图、胡传胜译：前引书，第37页）如对社会价值的变化与重新评价，在我们接受了某种社会价值观的时候，可能仅仅是由于修辞的劝说我们才得以接受。还有，同一件事情，起初人们并不接受，而在当你重新描写后，并且劝说了你的听众接受了你的重新描写，你也就接受了这一件事情，但没有人意识到这些修辞所表述的只是同一件事情。因此，修辞上所说的“打动”(move)就格外重要。对此，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在古代希腊，据记载，卡尼德斯前一天令人信服地说服人们支持这场正义的战争，在随后的第二天，他又同样将这场战争说成是非正义的，并成功地说服他们反对这场非正义的战争。因此，正如霍布斯所说，即使如果用演绎的方式来论证道德和政治原则是可能的，但我们的论点也决不会有说服力，除非我们用修辞艺术来加强这些论点。[!--empirenews.page--] 第四，在政治领域，修辞不仅是一种文法技巧，而且也成为了一种政治文化，从而影响了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发展。早在古代希腊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西塞罗就反复强调，公民科学的思想是由两种不可或缺的成分构成：一种是理性，这是使我们有能力揭示真理的能力；另外一种是修辞，这是使我们有能力以雄辩的方式展示真理的艺术。由于理性缺乏任何说服我们并把我们带向真理光芒的内在能力，这样，公民科学的一个关键性内容就是要有雄辩的艺术形式，即修辞学，其功能是以一种精心设计的说服人们的方式来说服人。这样的一种公民民主政治文化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成为了很多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如英国议会有论辩的传统，而法国则没有。英国议会的论辩在本质上则是一种修辞，由此，也使修辞成为了英国特有的一种政治活动、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而这样两个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反过来又对两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从这样的一种修辞性的政治文化传统中，我们可以揭示出，为什么英国的议会成为了能够对王权起着某种制约的力量，而在法国，则在几百年内没有召开过三级议会，形成了强大的王权。应该看到，这里所讲的修辞不仅是指文字上的，而且还包括了“雄辩”的演说。如果从历史上来看，早在古代希腊和罗马时期，它就已经成为了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因此也就成为了一个国家特有的政治文化。这样，我们就需要从修辞的视角来对此加以进行研究。

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当我们在阅读思想家著作的时候，如果仅仅就其字面意思来理解的话，常常会误解思想家们的原意。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回到思想家们当时的表述中去，关注思想家们为什么这样来表述，同时，探讨造成思想家们选择这样表述的因素是什么，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语境。正如斯金纳所说，“任何言说必然是特定时刻特定意图的反映，它旨在回应特定的问题，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任何试图超越这种语境的做法都必然是天真的”（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任军锋译，载《思想史研究》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斯金纳还认为，语境隐含在文本之中，思想史的研究就要从思想家们在写作文本的修辞中找出这些隐含的东西。有鉴于此，一批思想史研究者就格外重视“语境”。

仔细分析，我们可以把语境分为多方面的内容，它注重思想家当时所处的社会知识背景，探讨思想家们的这些著作产生的社会和知识源泉。具体而言，着重探讨在那个时代所出现的词汇，这也可以称之为“语言语境”（linguistic context）。因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词汇的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页）。同时，“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语言……就等于把握了在该时代人们理解特定政治言论的方式方法”。“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语言'是该特定'时代'（一个时代可持续两年到一千年不等）内人们用以表述对政治生活看法的语言。”这样，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找寻这种规定思想含义的“政治语言”或“含义的语言”的结构。研究重点应放在分析“语言，而不是运用这套语言的个人”上。于是，“'思想的历史'便让位于语言、语汇、范式等思想单位的历史。剖析某个特定的思想家，可从构成其时代的特殊语言体系入手，进而发现他的真实的言论、动机和表述的结果”。（转引自满云龙：《思想·意识形态·语言--共和修正派与美国思想史学》，载黄安年等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111页）因此，越把思想家的文本看做是在更宽广的政治话语中的基本内容，它的内容随着变化的场景而变化，我们的研究也就越能把握住其主旨。在这样的知识语境中，现存的惯例（conventions）也构成了被默会的和被预设的语境。例如，一个富有经验的议员与一个新议员之间的差别，除了其他事情之外，还在于前者能够抓住议会辩论的某些暗示，能够理解存在着的惯例和传统，能够分辨出在这之中所包含的潜在含义。另一方面，在语境中，还应该关注社会性的背景，或者叫做“社会语境”。任何思想家在表达自己的观念时，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需要在社会的氛围，社会心态和社会的变迁中来理解思想家在特定的状态下所做出的思想表达。在这方面，德国的思想史家科泽勒克则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他从社会的长期变迁中来研究思想家的思想表达，从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来把握思想观念的变化。当然，具体来说，语境的内容还有很多，但无论如何，语境成为理解思想家思想的重要方法，没有了语境，我们就无法理解作者的思想和他们试图要表达的内涵，也就无从实现真正具有“历史”性的思想史研究。如果说上述的语境构成了思想家们的当时的修辞情景(rhetoric situation)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自然便是，我们要关注思想家在这一修辞情景下对修辞的具体运用，即写作文本时的语言表述，也就是作者在表达论点、使用语言时的各个动作，按照修辞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言说行动（speech act）。对此，斯金纳说道，在我认为的可以区别的语言的两个维度之间，我明显地做出了区分：一是传统上所说的意义的维度，即对称是附属于词和句子的意义及其范围的研究；另一个最好称之为语言行动的维度，研究说话者在（及通过）使用各个词和句子时他们能够做的事情的范围。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也是行动”(words is deeds)。[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 ：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总序”，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因此，以斯金纳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史研究者特别重视语言表达行动(illocutionary)，而不是语言表达效果(perlocution)。例如，如果我们在这个冬季说，“今年这个冬天真冷”这句话，仅仅从字面上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其含义，只有联系说话者所处的时间、地点以及他的语气和表达方式，我们才能准确把握说话者所表达的真实含义。因此，从语言行动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不仅仅重视思想家文本中的词汇，更应该关注思想家们对此是以何种方式、带有何种目的来言说，这也就是哲学家奥斯汀所称的怎样以言行事。因为词汇本身所包含的意义不可能一直固定不变，它要随着作者的表达方式而改变。正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具体到思想史研究，如对洛克《政府论》文本的解释，正像思想史家詹姆斯·塔利所说，对洛克《政府论》文本这样一个复杂的语言行动，必须要将作者的写作意图或作者在写作时做什么联系起来。正是将洛克《政府论》中的论财产权问题放在这样的语境和如何表述之中，塔利重新解释了财产权与美洲土著人的关系，认为，洛克的政治社会和财产权概念如何在理论上成熟地表达了早期殖民者的基本观点。（详见詹姆斯·塔利：《语境中的洛克》，梅雪芹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empirenews.page--] 一旦思想家们在运用修辞方法进行写作时，他们的作品便成为了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材料。在目前的思想史研究中，人们开始改变了对这些历史资料、这些思想家们著作的理解，不再简单地将其视为“著作”，而将其看做“文本”。这里所说的文本，思想史家们将其定义为语言的一种固定运用。认为“文本”不是一种客观如实的表达，而是作者修辞的产物。因此，在对这些文本的阅读和研究中，我们必须注意到作者、这些思想家们所使用的修辞方式，为什么在表述中要使用这样的字词和方式，形成这样的表达风格，如比喻式、讽刺式等。如果忽视这些修辞的存在，则必然将导致对思想家思想的误读。例如，思想家们在写作他们的“文本”时，常常采用多种修辞战略，如反讽，这一修辞技巧的运用就使其言语与意义造成了分离，如果对此不了解，还是按照字面意义来阅读的话，就会出现不应有的失误。在此，我们以霍布斯的《利维坦》为例。在《利维坦》中，霍布斯系统地使用了各种修辞方式：如使用发现主题、安排、修饰等古典修辞手段；使用将国家看做是“人工人”这样的隐喻；并运用6种嘲弄性的借喻：反语、讥讽、模糊讽刺法、幽默嘲笑法、类比讽刺法和肢体语言嘲笑法。还有其他一些修辞的方法，如倒置反复法、随意褒贬法、原级贬低法、质问法、说话中断法、层进法等等。面对运用这样多种修辞战略的文本，我们就必须要思考为什么该文本采取如此的组织方式，为什么使用这样的一套语言表达，为什么某些主张被特别提出来加以强调，为什么该文本表现出自身的这样一些特性和形式。也就是说，霍布斯通过自己的语言行动到底想要表达着什么。斯金纳在解析了霍布斯的这个文本的修辞战略之后，得出结论说，他是要提醒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公共权力产生于内心深处，产生于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在这些恐惧中，最可怕的是死亡，这是我们建立一个国家，并同意服从于它的主要原因。同时，霍布斯也通过这些修辞方式，讽刺了他的反对者和生动地刻画了他的这些反对者的荒谬之处。（详见昆廷·斯金纳：《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与修辞》，王加丰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无论是关注语境，还是重视文本的修辞战略，目的就是为了进行有效的理解和解释。而当我们进入到思想史的诠释层面的时候，我们又将发现，我们不可避免地又要与修辞相遇。因为，思想史的解释无非是解释者对思想家思想所做的一种表达。斯金纳也说，“要被书写的惟一的历史，因此是由特定的表述构成的各种各样陈述的历史”（李宏图、胡传胜译：前引书，第36页）。

正如我们时常看到的，虽然不同的历史学家在研究相同的问题，和面对相同的历史资料，但是他们所做出的解释，特别是写出的作品甚为不同，也就是说，其历史的叙事各不相同。那么，什么决定了历史学家的叙事模式呢？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认为，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叙事风格，而这种风格是由情节化模式、形式论证与意识形态模式之间的组合所形成。情节化主要指浪漫、悲剧、喜剧和讽刺；形式化为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机体主义和语境主义；意识形态又分为：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的叙事就是在这些不同的策略中进行不同的搭配，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模式。同时，怀特还认为，从修辞学（诗性语言）来说，历史学家的叙事模式主要有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这样的四种形式，但在本质上，隐喻最为重要，是它在控制着历史的解释，或者说历史的表达。（关于海登·怀特历史叙事理论，详见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陈永国等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empirenews.page--] 从修辞学的视角来说，一旦我们在运用语言展开着我们的解释，由于其修辞的战略不同，语言的配置不同，其对历史的解释，或者说其所表述出来的历史也就不同。可以说，任何的历史解释、历史研究中的表述，都是语言的一种建构。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思想家所表述的某种观点和概念能够被人所接受，或者取得其主导性地位，均是修辞的结果。如果我们以斯金纳对“自由”概念的研究为例，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正如思想史家凯瑞·帕罗内所说，“斯金纳对自由概念史的讨论显示了这样的事实，某些特定理论的命运并不主要取决于它们固有的价值。也同样具有意义的是关于自由概念的政治斗争，因为这包括着运用不同的修辞手段，牵涉到特定的条件，以及情境中特殊的真实性。斯金纳的观点是，绝对强制的观点取得支配地位，其本身是熟练的修辞技巧的偶然产物”（李宏图、胡传胜译：前引书，第120页）。

[1][2]下一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想史研究中，以往我们仅仅把思想家所要表述的思想看成为一种纯粹的观念，而如果我们引入了修辞学中的语言行动理论的话，我们就可以改变我们仅仅把思想看成为观念的看法，而要理解为，“正是在这样一种修辞性的角色中，思想成为了政治作为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李宏图、胡传胜译：前引书，第49页）；思想家也成为了参加当时政治活动的一个行动者，他用笔、用所表述的思想直接参与了当时的政治活动或者社会活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思想家不仅是坐在书斋里的理论家，同时也是参加现实活动的活动家。这样，思想史研究中的语言行动理论的运用就改变了沉思的生活和行动的生活的顺序，将思想视为行动，将思想家看成是一个行动者，他们要运用一定的修辞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具有一定意图的行动。斯金纳就曾说过：“我对概念变化的形式有兴趣，我已经把这种形式描写为作为修辞的一种特性。这种修辞的目的是奉劝听众接受其所使用的词汇，其实质是让听众接受着他们有争议的行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第1卷，第182页]与过去的思想史研究相比，现在，思想史研究中的“修辞”视角更多地将政治思想的概念扩展到了包括“思想的行动”，即将政治思想（或者说政治原则）和政治行动联系在了一起进行考察。这样的考察可以看出思想家们对当时政治活动与政治世界之间的关系，并改变长期以来我们所形成的关于思想与政治或社会之间关系这样的观点：思想家们的思想是被应用于现存的政治或者社会。实际上，思想观念本身就是政治活动的组成部分，如果套用维特根斯坦的句式来说，思想就是行动。

在这里，修辞的引入也使我们理解思想家的思想创新和发展有了新的视角。由于这些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超出既存现实的思想，他们往往就要使用一定的修辞方式来为自己的这种新的思想进行合法性的论辩，要对既有的概念重新描述和命名，然后再定义，从而才能够得以被合法性地接受。但是，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说，他们可以希望加以使用的合法化其行为的一系列词语从来也不能由他们自己来规定，他们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展现有词语的含义，他们必然要受到现有条件的限制，即现存的能够接受他们这种修辞的既定条件的限制。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又凸显了运用修辞的重要性。他们必须使用修辞，必须在现存的条件下来使用修辞。对此，斯金纳曾经这样解释道：“我们运用我们的语言不仅仅是交流信息，与此同时也为我们的表达树立权威，去激发参加谈话者似的情感，创造进入和排它的边界，和参与很多其他的社会控制方式。”[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总序，第4页]更具体地说，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通过对一些名词的修辞运用来成功地建立、支持和改变它的道德认同。在这之中，把所采取的一些行动的要求描写为崇高的、友善的和值得鼓励的，而另一种行动的要求则被描写为卑劣和丑恶的。由此，所有创新性的观念思想家就面对着一个艰难的但明显是修辞的任务，他们的任务是使某种受到质疑的社会行动合法化。所以，他们的任务必须是去显示为他们仿佛受到质疑的行动提供一系列有利于自己的词汇。[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第1卷，第149页]同样，在政治上，也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一种没有语言维度的行动，所有的语言行动都具有政治潜力，既形成权力的新的份额，也改变现存权力份额的分配。于是，思想家们承担了无比重要的任务，要用修辞这样的方式来参与政治活动，为政治的合法性和不合法性进行辩护。[!--empirenews.page--] 思想史研究中对修辞方法的运用还给我们昭示着全新的意义。首先，它丰富了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将原来被人们遗忘的语言与语境等内容都纳入到我们的研究对象之中。通过考察作者所利用的修辞战略来对概念进行重新定义，运用新的词汇以便创造新的概念，对词汇的重新编排以便为某种政治行动找到合法性等路径，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在历史上所出现的很多政治概念和政治行动，理解思想观念、原则与概念的不断演进。其次，修辞的视野也告诉了我们，在社会中，任何带有细微差异的概念都会通过不同的修辞方式被用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因此，这种“语义”的易变性表明了思想的演进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连续性，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体现为断裂，我们要看到非连续性的存在。再次，它还表明了，就像修辞学所说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有两个方面的论辩(in utramque partem)一样，任何一种思想观念也都有着多种可能性的表达，而不是仅仅表现为惟一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时代，人们会运用一定的修辞来对某种思想观念做出不同的定义和理解，因此，我们必须要反思在不同可能的状态中、不同的时间里我们对此所做出的一系列选择。这样，思想史家的作用也就在于从历史中挖掘出对概念的不同定义，从而有助于读者对现在的观念和信仰做出自己的判断，并留给他们去反刍。[详见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Quentin 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18页。也可见李宏图翻译的中译本，上海：三联出版社2004年版]这也就如斯金纳所说的，“语言像其他社会权力一样自然是一种强制，它全然塑造了我们……然而，语言也是一种资源，我们能够使用它来塑造我们的世界。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笔为利剑。我们通常在实践中体现着语言并受之限制，但这些实践部分地取得其主导地位归因于我们抓住了我们通常所使用的语言的权力。始终向我们展现的是，运用我们的语言资源来削弱或加强这些实践，也许我们会比我们有时设想的更自由。”[昆廷·斯金纳：《 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 ：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总序，第7页]这就是说，除此之外，在思想史研究中，修辞的运用也将激发起思想史家们要不断思考，如何在一个独白的时代中，倡导修辞，恢复对话，主张协商，并且，“什么样的风格更值得让知识分子臣服的问题”。（详见昆廷·斯金纳：《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与修辞》，第18页）由此，我们更可以体会到为什么我们要转向修辞，重视思想史研究中修辞的作用所包含的丰富意义了。

第四篇：《国际视野下的学前教育》读后感

《国际视野下的学前教育》读后感

李葱葱

假期里，读了朱家雄教授主编的《国际视野下的学前教育》，这本书汇集了当今国际上居于与学前教育有关领域最前沿的专家学者的论述，这些专家学者来自美国、欧洲、澳洲、日韩等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所发出的声音虽然不尽相同，却能让我聆听到精彩的、高质量的、大师级的对话，在一口气读完这些文章以后，给我带来的有思考、有联想，有享受，《国际视野下的学前教育》读后感。其中，感触最深的就是关于课堂教学的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聚焦课堂教学，在问题、情景、合作中优化教育行为：

1、围绕集体教学活动的质效，开展课堂教学实践研究。在实践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找寻课堂教学实践中的重点与难点问题，如“让幼儿有效地学习”等，使幼儿在集体教学活动中能获得多种经验的提升；使教师们在实践、研究、反思中做到集体活动的价值更本质、互动更灵活、细节更精心，读后感《《国际视野下的学前教育》读后感》。

2、以教研组为载体，积极开展教学研讨。营造开放互动的教研氛围，让每位教师成为教研的主人，促教师在课改的“问题情景”中，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反思与调整的能力得到不断提高。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教研活动，以“案例分析、录像观摩、骨干教师专题引领、网上教研、教师自主式轮流组织教研、实践反思式教研”等形式，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教学研究；以“好课共享”、“一课多研”、等教学研讨活动，从活动的设计、组织等方面拓展教师使用新教材的思路，改变教师传统的思维方式，形成团结合作的研究氛围，使课堂教学呈现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新局面。

第五篇：北大批判读后感

《北大批判》读后感

经老师推荐，我读了《北大批判》这本书，起初不太想读，后来阅读越来劲了，这本书结合了作者的亲身体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观点，作者借质疑北大的制度，来批判中国的教育问题，无论是教育机构还是高等学府或是我们自己这些大学生，都有必要好好反思下我们求学的目的和要求。

现在留学之风盛行，无论是那个专业的学生都喜欢选择出国留学。大家有时候出国不是觉得那个地方的水平就比中国高，而是去感受那种不同文化背景下所造成的高强度的学习氛围，和高参与度的活跃的学习模式。相互借鉴一些东西，而且大家都觉得回国后可能待遇会提高，所以大家都争着要出国留学，当然不排除一部分学生是出于从重心理。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内的教育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而且现在很多技术的发源地和盛行就是在国外，国内的学术水平还原煤达到学生们想要的水平。

刚进大学的时候，感觉太宽松了，做什么事儿都没人管，于是我去尝试许多我没有体验过的事，大学里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我大开眼界。现在到了大二，我开始认真地思考人生，思考自己的人生价值，思考自己的定位，思考社会，思考未来......我要当一名优秀的医学生，我需要了解有关医学的一切，于是我尝试去看一些医学书，尝试去学习更高级的英语，尝试去学习计算机技术，开始去看一些计算机的书，我想一名优秀的医学生不仅应该知道医术，还要知道和医术有关的一切，比如计算机技术、英语、医德等等，所以我尝试去学习很多非医

学的知识，我想这也许就是作者所说的关于自己的思考和通才教育的必然性。

知道自己的定位后，常常会信心满满，干劲十足，但是当实行起来的时候，却会面对很多的矛盾和迷茫，大圩里除了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必修课程的学习外，学习氛围还是不够的，有的时候我们坐在自习室里会越来越疲劳，然后就告诉自己小睡一下，结果一睡就睡过头了，有的时候学业任务压的太重，难以坚持的去学习一门技能，当然，后来想想，其实上面这段话更多的是一种借口，是自己主观上不主动争取与坚持的结果。

作者还提到了“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这一观点，读和写的能力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专业都需要这两项基本技巧。阅读可以增加一个人的知识面，足不出户就能够了解到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体味不同地域的文化内涵。其次，阅读影响写作，而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不停地运用写作。读和写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作者在书中说道，“什么是精英？精英就是社会各个领域的领袖人物。怎样才能成为这种领袖人物？那就要看你能不能用自己的理念号召其他人跟随你。而怎样具有这种号召力？那就要看你能不能了解老百t姓的心声，能否打动人家的心弦，能否提出一套方案，付出独特的努力，解决他们生活中面临的问题。简单的说，精英必须有超强的能力和草根社会建立感情和思想的纽带，让大家觉得你是属于他们的一部分，你在为他们说话。” 这段论断，令我深思 ：我们大学生真的就是精英么，我们曾经被称为是天之骄子，课是当我们走向社

会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完成精英该完成的任务么？不一定。

最后我想说，现在大学的学习氛围不够彻底，在路上、自习室里常常能看见一对对的情侣或者一群群抱头大睡，而学校又对学生寄予过高的期望，这形成了一个矛盾，我想薛涌在《北大批判》里提到的“学术界的现实” 应该就是指这个，难以改掉的现实，毕竟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

对于我们医学生来说，既然现实难以改变，那就改变自己，完善自己，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要学习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多涉猎一些领域，让自己的思维更加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