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意义
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意义：
在我国农村人口比重大，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的现实条件下，城乡一体化的战略意义将更加突出。
1、实现城乡一体化是城乡二元结构转换的需要，尽管我国城乡面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典型的二元结构仍然存在。要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就必须要打破传统的二元结构束缚。随着二元结构的转换，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商品交换就构成了城乡间最重要的联系机制。因此，就必须以城乡一体化战略作为城市—乡村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
2、“分久必合”——城乡复合系统发展的需要，城市离不开乡村，乡村也离不开城市。城市和乡村本为“一家”，只是随着社会分工及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才逐渐从空间上分离，并由此产生了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一系列的差别。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混沌—对立—隔离的过程，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的重心将逐渐由城市转向了城市—乡村地域，城乡系统也将趋向统一融合。对城乡这样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不应将各亚系统分别对待，必须重视整体综合。在城乡系统中，各子系统的发展是相互依赖的，都要求其他系统的配合与支持。因此，要建设现代化的城市和乡村，就必须以城乡一体化为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保证城乡间的顺利贯通。
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人口与就业问题，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是我国城市化和农村发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所在。我国目前有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既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和财富，又是城乡进一步发展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剩余劳动力不可能全部涌入城市，也不可能全部滞留农村。要保持城乡这一复杂巨系统的高效率运转，必须要强调和重视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及外部系统间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动。城乡间人口的合理流动，将会促进城乡间人才、科技、信息、文化等的交流，从而繁荣城乡经济。解决农村剩余人口问题，必须要从城乡两方面统筹考虑，重在疏导和分流。内涵：
城乡一体化是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工业与农
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研究，通过体制改 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 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 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使整个
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意义：
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协作，使
城乡生产力优化分工，合理布局、协调发展，以逐取步得缩最小
佳直的至
经
济
效
益。
消灭城乡之间的基本差别，从而使城市和乡村 融为一体。
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城乡一体化是对城乡生态环境的有机结合，保证自然生态过 程协 畅调通有序发展，促
进
城
乡
健
康、
第二篇：要充分认识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大战略意义
要充分认识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大战略意义
实现城乡一体化是***、省政府赋予我市的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使命和任务。要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在全省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就必须充分认识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大战略意义。只有从思想上真正提高了对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的认识，才能把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具有如下重大战略意义。
一、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选择和具体体现。科学发展观是统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它要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才能实现城市和乡村全面发展，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
二、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构建***社会的现实途径和重大举措。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城市发展很快，而农村发展较为缓慢，城乡差距拉大。这就好比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这样肯定影响奔跑的速度。农村发展较为缓慢，生产能力不强，消费水平低，与城市发展不协调，不利于城乡经济发展；城乡差距拉大，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发展成果农民不能与市民共享，则不利于构建***社会。只有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才能促进城乡共同发展，日益缩小城乡差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三、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是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城市化的关键和必由之路。要实现城市化，就必须大力加强小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而加强小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正是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点和关键。如果小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得不到加强，就不可能提高城市化水平，也不可能达到最终实现城市化的目标。只有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才能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城市化。
四、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是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三农”问题一直是党中央高度重视的大问题。“三农”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多年来我们不断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途径、新措施，有效地促进了“三农”问题的解决，但是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中央提出的“五个统筹”为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统筹城乡发展，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是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五、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是缩小城乡差距、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途径。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实行计划经济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已经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阻力。实施城乡一体化，就是要使城市和乡村站到同一起跑线上，使城市和乡村具有平等的地位和发展权利，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城乡一体化的直接受益者和最大受益者是农村和农民。
六、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十六大以后，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21世纪前20年要实现的一项重要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只有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才能促进农村的发展，在农村实现全面小康。
七、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是我市统领城乡发展的总目标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奋斗目标。我们要以城乡一体化统揽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城乡一体化作为***中心工作的重中之重。各级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充分认识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
八、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是我市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建设富裕、文明、***新济源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建设富裕、文明、***新济源，就必须把持久深入地开展“一创双优”教育活动作为内在动力，把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作为抓手，使我市经济发展和
社会各项事业取得突破。
前景广阔，任重道远。我们只有大力弘扬愚公精神，精诚团结，励精图治，奋力拼搏，才能使我市的城乡一体化工作取得大的成效，走在全省的前列，为全省城乡一体化创出经验，趟出路子，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济源***党校
2007．9．5
第三篇：城乡一体化
“十一五”期间城乡教育一体化迈出重要步伐
（一）重点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为缩小义务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多年来，北京市教育系统采取了一系列倾斜政策和有力措施，促进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高水平发展。“十一五”期间，市级财政每年新增教育经费的70%用于农村教育，主要用于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和师资培训。在国家“两免一补”政策的基础上，北京市针对山区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特殊教育学生（含随班就读）、工读学校学生做到“三免两补”：免收杂费、教科书费、寄宿生住宿费，发放学习补助（每人每年300元）和寄宿生伙食补助（每人每年1600元）。这一政策每年惠及40万学生，有效减轻了农民的教育负担。
“十一五”期间，我们加快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在县城和重点乡镇建设了一批高标准、规范化的中小学，提高农村地区的中小学办学水平。在京郊山区新建、改建123所寄宿制中小学。在11个郊区县建设了24所名校分校，总投资13.6亿元。主要指标上均达到新颁办学标准，即使在最偏远的乡镇，孩子们也能普遍享受到现代化的教育设施。开展百对城乡中小学手拉手活动，组织了103所城区名校与各远郊区县103所农村中小学结对开展手拉手活动，城乡双方学校互派干部教师，共同开展教研活动、网上资源共享。加强信息化建设，农村中学实现“班班通”，学生平均10人一台计算机，教师每人一台计算机。
（二）全面加强农村地区教师队伍建设
农村教育事业发展，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没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就没有高质量的教育。要加强农村教师队伍的建设，首要的问题是要吸引和留住最优秀教师，为此，我们全面落实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的绩效工资，建立和完善了对农村学校和教师的特殊激励机制，让农村和薄弱地区的教师有更高的待遇及发展机会。实施农村教师待遇及生活条件改善工程；制定对农村教师特别是山区教师的配套优惠政策，包括设立岗位补贴、生活及交通补贴等，为教师改善办公、住宿和生活条件，制定使教师优先享受职称评定等奖励政策。
与此同时，北京市教育系统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农村教师队伍的培养和培训，加强专家指导和城镇帮扶力度，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提供财力和智力支持。专门针对京郊农村教师的“绿色耕耘行动计划”，每年培训农村中小学教师2000名左右，目前已有超过10000名教师从中受益。2005年，我市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工作，每年选派1000名城镇优秀教师到农村中小学全职支教一年，同时有2000名左右的骨干教师在农村中小学兼职支教。2007年，为补充农村学校所需的教师，我市在全国率先实施了选派优秀大学毕业生和毕业研究生到农村中小学支教，市委市政府在待遇、落户、考研、保险等十多个方面给予政策支持。目前已选聘1300余名高校毕业生到我市13个区县的农村中小学支教。此外，我们还充分发挥特级教师等骨干教师辐射引领作用，组织特级教师讲学团，赴远郊区县农村中小学讲学并结成师徒关系。一系列重大措施的实施，为京郊农村教师队伍结构的优化、整体素质的提升，为首都教育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高度重视京郊农村人才培养工作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从2006年起，在京郊农村地区开始实施“技能＋基础”农民成人中专学历教育教学模式改革试点工作，组织编写适应农民学习的教材，采取分段分时的教学方法，培训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近几年，重点建设72所市级示范性乡镇成人学校。我们还高度重视北京农学院等农林院校和涉农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办好涉农学科专业，近年来到农村第一线工作就业的毕业生逐年增多。
为促进京郊农村现代农业的发展，市教委先后投资1800万元，分别在大兴、平谷、怀柔等区县兴建了一批农民教育实训基地。为部分乡镇成人学校和农村职业学校配备了农民培训流动课堂车，深入农村、田间地头和农户家中开展培训，“做给农民看，带领农民干，帮助农民赚”，增强农民运用现代农业科技的能力。
为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和覆盖面，我们还先后在郊区县建立了178个农村远程教育接收站点，在10个远郊区县的成人教育中心或农广校建立双向视频交互式农村远程教育信息平台，开设了农民教育培训“大讲堂”，农民通过网络可以和专家面对面地进行学习交流，使教育培训更具直观性。
“十二五”时期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总体思路
在今年颁布实施的《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我们提出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保障农村教育发展需求。探索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有效途径，建立完善区域内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机制，统筹规划管理城乡教育，实现城乡义务教育资源标准化、均衡化配置。统筹发展农村地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不断完善农村地区教育体系。进一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水平，新增教育经费主要向农村学校倾斜。加强区域内城乡学校间对口支援、资源共享和校长、教师交流，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十二五”时期，北京市教育系统将发挥自身优势，助力京郊新农村建设，进一步推进农村地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改进寄宿制学校建设的规划和管理。实施农民教育培训工程，依托农村职业学校、乡镇成人学校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完善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促进基础教育优质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一体化配置和合理布局。通过联办、合作办学以及举办分校等形式，支持中心城区优质教育资源向城市发展新区、郊区等教育资源不足地区流动，满足人民群众就近接受优质教育的需求。□
第四篇：城乡一体化
户籍改革的关键是公共服务均等化
刘文海
户籍管理是关系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国家安全稳定的重大问题。当前，社会各方面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很高，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客观上也要求推进这项改革。但也应当看到，在目前城乡二元结构的客观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是重大的利益调整，搞得不好，很可能形成对农民新的伤害和剥夺。对于绝大多数的农民而言，目前的农村户籍不是“绊脚石”，而是“防盗门”。因此，户籍改革不只是“一刀切”取消城乡户籍那么简单，而是要逐步放开户籍迁移限制，让在城市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市民，同时逐步减少农民居民的数量。这里有个关键前提，就是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不同地区、不同身份人群中的均等化，消除城乡户籍背后的巨大权益差别，让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
一、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沿革及利弊得失
中华民族的户口制度历史悠久。氏族部落已统计部族人口，商朝、西周就有人口登记制度，秦朝商鞅变法后逐步定型，以后各朝代都有类似制度。民国时期有《户籍法》和《户口普查法》，移植德国的户籍管理办法，取消了传统户籍制度中对人口迁徙的严格控制，推行国民身份证制度，且建立了各级户政机构。总之，户籍制度历来都是国家实施有效治理的基础性制度。
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户口登记制度。规定城市和农村人口实行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入、迁出、变更更正等七项内容的户口登记制度。二是户口迁移制度。我国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在常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公民常住地发生变化后，应将户口迁移到现住地，即进行户口迁移。三是居民身份证制度。为16周岁以上的公民颁发身份证，16周岁以下的公民可自愿申领身份证。
新中国的户籍制度始建于1953年。当时，为了减少城市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保障城市经济发展，国家开始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1958年1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使户口登记有了全国统一完整的法律依据。《条例》提出“随母落户”原则，并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城市户口登记证明以及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以《条例》为标志，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管理模式形成，公民的迁徙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
改革开放以来，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允许务工、经商、办服装业的农民自带口粮在城镇落户。随后，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提出，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机关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农民由此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1985年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1994年，取消户口按商品粮为标准划分为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做法，而以居住地和职业划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人口，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三种管理形式为基础的登记制度，并逐步实现证件化管理。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以及2001年发布的《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城市户口管理有所放宽，包括随父随母自愿，分居夫妻团聚放宽，退休老人返回原单位或原籍挂靠配偶子女户口，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并居住一定年限者准予落户等。2002年党的16大提出，逐步取消二元户籍制度。2003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总的看，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县城和小城镇户籍已基本放开，部分中等城市和省会城市也大为松动，但距自由迁徙的实质性突破还有待时日。
脱胎于计划经济的现行户籍制度，把人口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民，并将就业、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公民权益同户口挂钩，形成了包括公民迁徙、劳动就业、教育、财产和社会保障在内的诸多方面对农民的不平等；并且，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这种制度在计划经济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对于其在建国初期迅速形成国家工业化体系、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历史贡献，不能全盘否定。即使在将来，绝对自由迁徙也是不可能的，“自由”只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国外的情况也莫不如此。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获得永久居留权大多是以固定住所、稳定收入以及一定居住期限为要件的。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行户籍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的要求。主要弊病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阻碍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从总体上降低了生产效率，影响了经济发展；二是通过对农民经济利益的剥夺，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三是制约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因此，改革势在必行。问题是，现行的户籍制度已经被“异化”了，其上附着了许多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东西，改革的前提是要正本清源，把该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从户籍中剥离出来，让每个公民公平公正地享有，恢复户籍制度作为人口登记管理制度的本来面目。然后，才可以讨论统一城乡户籍和取消迁徙限制的问题。
二、寄希望于取消城乡户籍来助推城市化，可能带来严重不良后果
现代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促进社会流动、促进公平竞争、形成合理的社会结构、维护社会公正正义。现在，各方面对推进户籍改革的动机和出发点是好的，“实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户口制度，保障公民享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权利”这个改革方向，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没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没有真正实现国民化这个根本前提，而是简单的把农民转为城市户口，就一定会造成很多的“三无”居民，即“无土地、无房屋、无职业”，这就是社会的大问题了。
第一，现阶段让农民放弃农村户籍去进城，将会是一种“马太效应”，农民很可能是利益受损者。现在，城乡差别最要害的方面，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均衡，表现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文化、公共设施等方面重城轻乡，尤其是农民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这也可以说是政府职能履行不到位。但是，农民生产生活还是有基本保障的，最根本的保障就是耕地、宅基地和其他农村土地，还有近些年来中央出台的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取消农村户籍，可能意味着失去这些根本保障，农民进城后在各方面一般都缺乏竞争力，社保一时半会儿又完善不起来，就业、居住和生活前景肯定不乐观。还有，城市的高房价，也会形成对进城农民新一轮的盘剥。因此，绝大多数农民即使拿到一纸城市户口，实际上也无法安居乐业。上世纪90年代，一些城市推行户籍改革，有的农村人买了城市户口，进城后才发现难以生存，纷纷想办法回迁。现在，一些地方人们想法设法的不是“农转非”，而是“非转农”。特别是在城市周边和近郊地区，农村户口的“含金量”实际上是高于城市户口的。改革是利益调整，但改革不能让本来就处于不利地位的广大农民群体的利益再次受损。也许有人会说，可以保留进城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啊。一代人或许还勉强可以，但下代人呢，户口和人都不在农村，怎么可能仍保留这些权益？除非是土地私有化。但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
第二，鼓励农民大规模进城，可能会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现行农村集体所有制是与现行户籍管理制度紧密联系的，取消了户籍制度，集体经济可能向公司化、股份化转变，经营风险将会增加；同时，农业人口弃农务工，也会出现放弃承包耕地的情况。这两种趋势将导致土地的集中，是否会演变成大规模土地兼并需要高度关注。在我国现阶段，农村土地大规模集中可能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因为这样会加剧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局面，加剧社会就业压力，加剧人口的不合理流动性，也可能影响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同时，鼓励农村人口特别是人才向城市流动，会使农村人口结构和人力资源状况进一步劣化；资金流也是逆向的，大量农村人口携带资金进入城市购房、投资及日常消费，会使农村的资金更加匮乏。这些，都会进一步加剧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而国家实现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离不开农村的发展。
第三，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会对城市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就业带来很大压力。解决“三农”问题，绝非鼓励大量农民进城那么简单。巴西、墨西哥、阿根廷、菲律宾、印度等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没有实行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但是这些国家同样存在“三农”问题。他们的农民问题不太突出，是因为农民人数少了，但另一方面城市问题却大了，所谓“按下葫芦浮起瓢”。在这些国家，城市拥挤了大量的失业和半就业状态的贫民，这些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问题更加突出，“城市病”、“贫民窟”等现象就是真实写照。而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农民虽然没有城乡户籍制度差别，但在产业发展机会上受到特殊保护，很多农业产业包括农业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流通储藏、生产资料供应、技术服务、农产品超市等，限制非“农民身份”经营和参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就基本不存在“三农”问题。在我国，近些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对推进户籍改革一直是积极的、主动的，但主要阻力却来自地方城市政府。由于公共服务提供能力的限制，只有那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才乐意和有条件在户籍改革方面迈出较大步伐。2003年郑州市政府解除农民进城落户限制时，市内人口一年内暴增了15万，城市一时无法应对新增的学校、医疗和社会服务等负担，最后迫使政府“关掉了这扇门”。可见，户籍改革是有条件的，不能脱离城市化发展实际，而城市化本身又是一个自然的、逐步的过程。
三、政策建议
城市化和工业化需要农民进城，“三农”问题的全面解决也需要统筹城乡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希望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来“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户口本背后的各种社会不公平，显然是不现实的。过去不少地方放开户籍制度的改革成效甚微，基本上可以说并不成功，教训深刻。户籍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户籍制度背后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单靠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不可能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现实。因此，我们既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那些在城市稳定居住、就业的流动人口创造条件，从制度上保证他们真正融入城市；又要从大处着眼，加快统筹城乡发展和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到那时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差异、实行国民化的户籍制度才是水到渠成。目前我国城市化率约46%，但只有28%左右的人有城市户口，也就是说城市中18%的人还没有变成城市居民。国家要创造条件让这些人首先成为真正的市民，稳步推进城市化进程。
第一，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城乡经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统一筹划，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又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一步优化生产力和人口空间布局，推动城乡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发展新格局，努力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地区差别，实现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重点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不断加大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投入。深化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明确界定政府土地征用权和征用范围，进一步完善征用程序，研究制订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二，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国民化。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是，每个公民都应当同等地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特别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而不因公民性别、种族、身份、地域或其他先赋性条件不同而有区别+。提供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最基本和最核心职能。要在全国范围内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国民在任何地方都能享受符合基本标准的公共服务。只有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国民化，城乡户口的差异才能真正消除，户籍制度也才能回归本位。公民因为要享受公共服务，就会主动地进行人口登记。
第三，充分尊重各地区、各城市实际，推进有条件的城乡迁徙自由。我国幅员辽阔，人口总量大且地区分布不均衡，加之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明显，发展很不平衡，各个城市的现有经济社会资源也是参差不齐。因此，在户口迁移政策以及其他相关政策的调整方面，必须从各地的不同情况出发，特别是要充分考虑城市的综合承受能力，给地方比较充分的自主权。可以考虑，对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深圳等人口压力较大的特大城市，应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户口迁移政策，有计划、分步骤地满足部分长期在城市就业居住的农村人口进城落户的愿望，防止城市人口过快、过度膨胀。对于大中城市，应在坚持稳定就业、固定住所（包括已购房和享受政府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和生活居住一定年限这三个基本条件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放开城市户籍准入限制。对于中小城市和县城、乡镇等，目前的户籍迁移政策已经基本放开，关键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相同的城市户籍具有相同的“含金量”。
第五篇：城乡一体化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589
城镇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过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阶段，城镇化速度与城镇化质量则存在着明显差异。我国的快速城镇化道路，使我国有效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正在彻底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摆脱贫困。
现在，我国提出新型城镇化，不是否定城镇化道路，而应该是为了提高城镇化质量。这样，我们在充分肯定快速城镇化成效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城镇化出现的问题。快速城镇化，使得大量农村人口在城镇就业，但是这些人口仍然游离于农村和城镇，并未成为城镇中真正的市民。也使得农村中大都是三留人口，而且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和农村比较陌生，难于真正融入城镇。城镇建设占用土地过多，引进工业项目多，而对于公共绿地建设严重不足，城镇生态系统缺陷大、环境差。城镇化体系极不合理，大城市过分扩张，小城镇城镇功能不健全。
新型城镇化理应最大限制地避免城市病和农村病的蔓延和恶化，绝不让贫民窟成为我国城市的社会问题，也绝不让农村凋敝，便不会出现全社会只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我国新型城镇化，必须有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有助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助于更好地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
我们坚信，在党和国家的深化改革下，新型城镇化一定能走出一条让人民幸福、环境优美、社会和谐的科学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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