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组织的与社会管理[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农村社会组织的与社会管理

农村社会组织与社会管理

一．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1.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在乡村治理转型过程中具有必要性

关于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必要性，学界在善治的理论框架中，从非营利组织和民主的关系以及多中心治理格局的形成方面展开了一系列论述。学界认识到了，社会组织和民主之间具有正相关的关系，这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发展的理论出发点。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的改变考验着基层治理方式的适应性，许多学者从目前“乡政村治”体制所存在弊端和困境，以及免除农业税后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变角度对发展农村社会组织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有学者认为，随着农村经济制度的改变，原来的国家对社会全面控制的格局已经不存在，农村社会的利益格局已经重组。村委会作为基层的正式组织由于功能和组织边界变化不同步的现状决定了村民自治在实践中存在的内在紧张。1基层实行自治制度以来，村委会的自主性越来越强，两委矛盾凸显出来，村庄内部以及跨社区或者社区之外的非政府组织各有利益基础、权力基础和自主性，如果这些社会组织能够有效参与基层治理，不仅可以避免“两委”矛盾带来的基层治理缺位，而且还可以填补基层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功能缺失。2

2.农村社会的巨大变迁为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提出现要求

农村基层治理中“乡政村治”模式的不完善，乡村治理社会基础的改变都需要在社会管理制度上进行变革，但这显然不仅仅是制度设计的问题。自从村民自治制度实行以来，农村社会管理一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缺乏相应的组织基础，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渠道不够顺畅。乡村治理转型的目的就是要构筑多中心的治理格局，从而达到健全农村民主制度和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重新理顺国家与农民、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如果说发展农村社会组织是乡村治理转型必要条件，那么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就是夯实农村社会管理的社会基础，而其关键在于培育和发掘农民的合作能力。

2.景跃进.国家与社会边界的重塑【J】.江苏社会科学.1999.06.3.赵树凯.基层民主新格局与领导方式创新【J】.农村工作通讯.2008.11.3.近年来农村社会组织建设的实践经验总结

随着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法的出台，各种乡村建设实验的展开，农村合作组织成为农村研究中的一个亮点。据有关统计乡村民间组织已达300万个，许多形成于城市的民间组织和NGO，其主要活动场所也在农村。农村的民间组织有多种类型，主要有传统社会组织，经济合作组织、权益维护组织、社会服务组织、宗教组织，文化合作组织等。各种NGO组织在乡村建设和农村扶贫、医疗救助、环境保护等活动也非常活跃。

当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演绎基础上的主张倡导，过渡拘泥于国家与社会的理论窠臼，遮蔽了国家、基层政府和农民，基层政府治理实践过程中的三方互动和博弈，缺少农村社会中“第三域”的研究，缺乏对农村传统社会组织和基层政府与农民关系，以及基层政府治理实践中地方国家和农民之间的互动的研究。如何在基层治理的实践中建构新的国家与农民关系，是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创新农村社会管理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在当前条件下，发展农村社会组织，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提高农民的合作能力，重塑村庄社区的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增强农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有利于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畅通政府和农民的沟通渠道，维护农村稳定；有利于丰富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有利于创新村民自治制度，加强基层组织的社会管理职能，构筑有效的农村公共品需求表达机制。

二．农村社会管理过程中应该重视的两个问题

1.注重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社会基础研究

培育农村社会组织，进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离不开对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环境的准确把握，如若不然所有的关于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建议和主张都会是空中楼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在治理方面、社会方面以及农民主体方面所发生的变化，这些都是影响农村社会组织培育，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客观条件。

2农民合作组织典型案例的深度分析和农村社会组织建设的参与式行动研究

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实践工作。由于各地农村历史文化传统、市场化程度、非均衡的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农民之间关系模式的差异，在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对已有农村合作组织进行深度案例分析，特别是对与农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文化民俗组织和宗教组织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以参与式研究为突破口，为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积累经验。

四．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对策建议

首先，需要构建和完善关于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管理体制。当前，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的一个突出障碍是登记门槛太高，难以纳入政府的治理视域和社会管理目标，需要转变对农村社会组织的狭隘观念，对农村中存在宗族等传统社会组织要持开放的、建设性态度，而不是一味的控制和限制。而有些农村社会组织没有现代社团意识，发展较为混乱。特别是规范农村社会组织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这些都需要在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发现问题，逐一解决。

其次，基层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应该积极稳妥地构筑多中心的乡村治理格局。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由于各地农村历史文化传统、市场化程度、非均衡的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农民之间关系模式的差异，各地农村社会组织类别不同数量不同，形成背景不同，具体形式也多种多样，发展状况更是千差万别，这些社会组织在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构建农村社会多中心的治理格局过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也不大相同。

再次，培育农村社会组织进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过程中，要想方设法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农民的主体性为表现形式的农村社会组织是多中心治理格局中的重要方面，农村社会组织是政府部门沟通民情的有效渠道，基层社会稳定的有力支点。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最为根本的一点就是将农民作在社会组织建设中的主体性体现出来。通过各种社会组织集合民意，政府部门加以规范和引导，农村社会管理才有可能创新。

最后，尤其要重视农村文化性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建设。农村文化的衰败，农村公共文化生活日趋式微，基层政府和基层组织在提供公共文化生活的方面处于缺位状态。农村文化性的社会组织可以提高农民的参与公共活动的积极性，可以提高农民的精神福利，对于农村老年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也能够起到积极作用。因为文化产品所具有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化性的社会组织所提供和传播的文化产品，对于重新整合农村社会，凝聚农民的向心力和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具有重大作用。农村文化性的社会组织还可能介入到村庄事务管理中，发挥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所不能发挥的作用。

第二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与服务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与服务

一、我国社会组织的定义、分类。

社会组织，泛指那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自发成立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特征的各种组织形式及其网络形态。目前我国将社会组织分为三类，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社会团体是由公民或企事业单位自愿组成、按章程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包括行业性社团、学术性社团、专业性社团和联合性社团。基金会是利用捐赠财产从事公益事业的社会组织，包括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分为教育、卫生、科技、文化、劳动、民政、体育、中介服务和法律服务等十大类。

二、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总的来说，呈现以下特点：

（一）数量和结构发展的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社会组织的数量及质量逐年提升，据统计，2009 年我国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注册个数比 2001 年分别增长 85%、132%，基金会由无到有。分类来看：社会团体数量平稳增长、基层数额比重加大；基金会呈现爆炸性增长；但民办非企业单位增速缓慢，国际组织发展严重滞后。

（二）社会动员能力和自身影响力显著增强。一是捐赠额呈逐年增长态势，为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做好灾后生产恢复及平时帮扶困难群众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自愿者数量逐年增加，自愿者服务机制不断完善。

（三）存在发展不均衡现象。一是领域存在的不均衡，我国社会组织主要分布在工商服务、科研、教育、卫生、社会服务、农业等领域，而在其他领域社会组织的缺失现象较为严重。二是地域存在的不均衡，目前我国社会组织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及其他发达城市，西部及边远贫困地区社会组织较少。

三、我国社会组织立法的现有成果。

我国关于社会组织立法已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以三个登记管理条例为主体，配套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为辅助，一般法与特别法相结合的法律体系。具体包括： １、宪法。宪法第35条规定我国公民享有结社的权利 ２、法律。民法通则第50条规定了“社会团体法人”。

３、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４、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如《深圳市社会团体组织通则若干规定》、《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办法》、《社会团体设立专项基金管理机构暂行规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建设部社会团体管理暂行办法》等

５、一些单行法律法规就某些特殊社会组织的有关具体规定。如《工会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四、运行方式或机制。

（一）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模式选择。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分析视角看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不外乎有三种类型：自治型、管制型与合作型。

1、自治型。新保守主义主张社会组织自治，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任由公民社会来发展的话它将具备这样的美德：良好的品格、诚实、自我牺牲、自律、宽容、公正、信任、文明等。社会组织由于其合法性，大多数国家会尊重其独立性和自治性，这种模式属于强社会弱政府模式。

2、管制型。罗伯特认为，国家是一个与其他权力中心相对的官僚政治整体，当国家扩张时必然导致自愿组织功能的下降并因此 使得它们逐渐衰弱，同时它也削弱了自愿组织得以维持的社区精神。当国家的权力过于强大垄断各种社会资源时就形成强政府弱社会模式，社会组织就难以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3、合作型。在现代民主国家，合作与互补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流。吉登斯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每一方应当同时充当另一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政府把自己效率不高的活动领域交给社会组织去做，社会组织作为替补者身份出现。这种模式属于强政府强社会模式。

（二）具体而言，当前国内外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两个领域。

1、公共服务领域。主要通过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实现。政府将由自身承担的社会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承担，并定期按市场标准相互建立提供服务产品的合约，由该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政府按一定的标准进行评估履约情况来支付服务费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负担，同时也可以弥补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不足，为社会提供更专业、更全面、更高效的公共服务。

2、公共政策领域。社会组织通过三种形式来参与社会管理。一是建设性提议：社会组织通过各种途径提供政策咨询、政策建议，以期影响公共政策。二是参与式合作：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会主动邀请社会组织参与并提供意见，或者社会组织主动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进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三是利益诉求。当政府的某个政策不符合民众需求的时候，社会组织通过倡导、游说，甚至游行、抗议、示威的方式要求政府改进相关政策。

五、存在的问题或困难。

（一）立法层面存在的问题。

1、在立法指导思想上管控过多而鼓励不足。由于计划经济以来长期形成的对社会实行集权式管理方式，加之政府担心一旦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将对国家安全及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冲击，导致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组织成立、管理、监督等领域立法的指导思想偏重于管控而非鼓励促进。

2、立法严重滞后，缺乏一部统一的社会组织法。目前我国只在宪法中规定了公民有结社的权利，但一直缺乏一个与宪法相衔接的基本法对结社的基本权利义务进行规定。我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民事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故结社立法与公司立法一样属于法律保留范围。，实践中为了解决社会组织发展活跃的问题我国采取了由国务院出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的形式，无疑将出现本末倒置问题，影响社会组织立法的权威性，导致法律实施困难。

3、现行行政法规对社会组织的准入门槛设定过高。1998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对社团人数财产数额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以及设立程序等问题均作了比其他国家严格得多的限制，其中最为严格的是双重审批制，即设立新社团必须经过业务主管部门与行政主管部门的双重审批，社会组织注册的时候必须由一个政府的机构向民政部门担保。社会组织准入门槛设定过高严重抑制了社会组织的建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广度和深度面临较大的局限性。

4、立法层次较低，法律冲突较多。在我国，有关社会组织成立的法律主要是国务院颁布的几个行政法规以及其他部门规章，民法通则仅有第50条第２款是关于社团法人资格的规定，与其他国家相关立法相比我国社会组织法律体系效力层次明显偏低。同时，由于制定主体多元，立法数量繁多，我国社会组织法律体系缺乏统一性，法律冲突问题比较严重。

（二）社会组织定性与定位不清。整体上讲，整个社会对社会组织的地位作用认识不够到位。一些地方和部门在理解社会组织的地位、作用问题上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对社会组织的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对新形势下社会组织发展的意义、发展趋势以 及功能作用认识不到位，还没有把社会组织真正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没有把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工作纳入议事日程。从社会组织之间看，各个民间组织各自为战，缺乏协同。中国的民间组织 “虽然数量巨大，但是没有构成一个整体的第三部门，它们像一盘散沙，支离破碎地散落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中。”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间组织很难最大能力地发掘和动员社会资源，在危机管理中发挥的作用受到很大影响，难于从整体上得到社会成员普遍的合法性认同； 从社会组织内部看，许多民间组织没有规范的战略规划和明确的定位，缺乏危机管理中实现组织目标所需要的相关知识和技术，在危机管理中显得热情有余而整体业务素质。

（三）社会组织内部管理机制、约束和监管机制缺乏，难以有效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能。

一方面，不少社会组织缺乏自律，非行政组织行政化、非赢利组织赢利化等问题突出；另一方面，相当多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管理和有效的工作规范和制度，财务管理基本上无法可依，财务混乱，较少开展社会公共服务活动，甚至出现利用社会组织身份谋取非法利益的现象。

(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尚未在体制上理顺，影响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职责定位和作用发挥。

一是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社会组织的职能原本是被定位于为政府服务的，早期的社会组织基本是靠政府扶持发展起来的，其职能就是为政府服务，由此导致社会组织的行政化倾向较为严重。二是社会组织受政府约束较多，自主能力较为薄弱。从政府改革角度各级政府进行了多次机构改革，以实现简政放权，但从实际情况看政府部门本应转移给社会组织的职能并没有很好转移，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仍受政府行政行为的制约，在履行自己职能时不能到位。

六、学术观点争鸣。

第三篇：浅谈农村社会组织

文章标题：浅谈农村社会组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也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得到改善和上升。近些年来，各地农民自愿组成各种类繁多的农村经济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增多。在此，我浅谈一下自己对农村社会组织的一些认识和了解。

很清

楚，任何一个组织无论规模大小，结构繁简，职能异同都是要有一定的要素构成的。农村社会组织也是一样的，它要有一定数量的组织成员，一定的活动目标，还要有相对规范的组织规程。现在就对农村社会组织进行一些探讨。所谓的农村社会组织一般认为是农村居民有计划组合起来的，执行一定的社会职能，追求特定的社会目标的次级社会群体。农村社会组织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根据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组织的实际状况，比较常见的分类方法是从农村社会组织形成基础出发，按其所从事得基本生活的性质和生活功能进行分类，基本的类型有：农村经济组织，农村政治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农村群众性生活团体，农村教育组织，农村文体和科技组织，农村医疗卫生，农村宗教组织等等。这些组织都构成了整个农村社会组织体系。

由于农村组织的规模相对比较小，活动的区域也局限于村庄和乡域，最大的活动范围也不过跨县，组织间的相互联系也不是很紧密，就其目前发挥的作用来说，还很难将其和城市中的其他民间组织联系起来谈民间组织对中国社会的作用，符合实际的做法是从对农村发展的角度来看农民间组织的作用。不论甚么说，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现在就对农村社会组织的一些认识来谈谈（实话实说，我没有经过调查，有人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说来惭愧，但是现在我不得不去说我现在所知道的这个农村社会组织。这个农村社会组织是一个同学告诉我的，那是他那边有这样的一个组织，他了解的很深入。因此可以说，我现在得来的二手资料也很具有真实性。）

**村有这样的一个组织：资金互助合作社——“摇会”组织

标会，也叫做摇、抬会，是由组织者（会首、会头）发起的一种民间金融互助。一般是一年期，10个人以上参加，每人每月交纳300元，合计就多达几千元，由按约定规则的一个人当月使用。也就是说第一个人有优先得到这笔钱，如果按约定规则的那个人当月不愿意使用，那么他可以转让给那些急需用款的会员，当然，这时候的这个急需用款的会员要向他支付一定的使用费。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这个组织的一些收款和放款规则。如果第一个人按约定规则使用这笔钱的话，那么他就要支付一定的利息，当然，这样的利息都要比当时银行的利息高一些。其他会员在上缴会费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利息。当然，这时候的利息又要比当时的银行利息低很多。他们就是用这种利息间的差来获取利润。还有一点就是，到该会员用款的时候，如果没有其他人急需使用这笔钱的话，那么他必须要用这笔钱，以致达到放款获取利息的目的。

这样的“摇会”组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如果有哪些人急需用钱的话，在某时候可能很难借到钱，这个时候就可以向会里的组织先借用款。现在农村的农民借钱相对比较困难，虽然说在农村有农村信用社，可以很方便的给广大农民朋友们借钱，对于农民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但是现在在农村信用社存在的一个比较的大的问题就是——农民贷款难。因为现阶段农村信用社不论是从体制还是从其机制上来说都还存在不足，农村信用社的资金相对比较少，还有就是农村信用社存在农村金融缺乏竞争，存在一种“垄断”的不好现象，这样就阻碍了农村农民的经济发展。因为，要向农村信用社借钱要有一定的经济来源，也就是说，借钱的农民要有还钱的能力，如果没有还钱的能力就很难借到钱，因为农村信用社很害怕的就是“呆帐”。或者要有一定的人来担保，当然，担保人也要有还款的能力。这样，一些急需用钱解决燃眉之急的农民用户或者渴望用钱来发展其他以致达到脱贫的农民就很难向信用社借到钱。如此的话，他们就把希望寄托在这种民间组织。他们都会很积极的参加到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当中来，这样在他们急需用钱的时候也比较容易找到钱。而且用钱做生意也比较方便。当然，这样的组织多是为那些做生意的人成立的，还有就是，只有条件允许的人才能有能力参加，如果经济条件不好的人是没有能力参加。

但是这样的“摇会”组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那就是往往这种组织是一种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没有甚么好的法规来制约，在制度设计上出现漏洞，监督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负面的影响。比如被某些人利用，携款外逃等。这样的组织还有可能存在瘫痪的情况，虽然所用款给了那些真正需要的会员拿去搞其他的事情，以获得更加多的经济效益，然后再连本带利的还给“摇会”，以便资金能够更好的周转。但是我们不能排除每一个会员拿去的钱都能够如期归还，如果拿钱的会员得去的钱做生意或是做其他的事情亏本了，没

有按期归还本钱和利息，这样就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组织也就很难继续维持下去。

但是不管什么说，农村社会组织是一个民间组织，在很多地方都还不够完善，存在着很多弊端。可是它还是有一定的优点，关键是如何运作，使得农村社会组织更加有效的发挥其作用。我觉得，不论是那一个民间组织，他是农村社会组织，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为了广大农民兄弟的利益着想。这样的话，应该坚持“自愿、民主、互利”的原则。在宣传、引导的基础上，坚持由农民自愿出资成立合作经济组织，制定章程，农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建立社员代表大会制度，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户建立真正意义的“利益均沾，风险共担”机制，实现社员之间、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联利、联心、联力。切忌不顾实际、不顾农民意愿的强制联合。这样的农村社会组织才会有序的有利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肖桂云张蓉主编《农村社会学》，中国审计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

2：仝志辉等著农村民间组织与中国农村发展：来自个案的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浅谈农村社会组织》来源于xiexiebang.com，欢迎阅读浅谈农村社会组织。

第四篇：周玉萍_社会组织组织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__文档

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思考①

周玉萍②

（太原科技大学 山西 太原 030024）

摘要：社会组织的创办、发展、管理、服务与评估都与社会管理创新有着直接的关系。放宽进口，政府购买服务，简化管理程序，评估结果引导都成为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关键环节，只有从这些环节着手，才能真正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

关键词：社会管理；发展；服务；社会组织

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向“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转变，大量群众性、社会性、公益性、服务性的社会管理职能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将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由社会组织来承担。因此，社会组织的数量和质量是完成政府改革的重要条件。观察当前中国的情况，在创办、管理、服务、评估社会组织方面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因此，要真正实现行政管理改革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推进社会组织的发展。

一、社会组织的创办与社会管理创新

据调研，现在在中国创办一个社会组织需要经过如下程序： 第一步，到当地政务大厅民政部门递交申请表，由民政部门审核。第二步，在准许开办的情况下，联系业务主管单位由业务主管单位出具同意为该组织业务主管单位的正式文件。比如教育方面的社会组织需要联系当地教育部门，环境保护方面的方面的社会组织，需要联系环保部门。业务主管单位是在没有利益的情况下承担管理责任的，所以十分不情愿。这就成为登记中最难走的一步，不少社会组织就此沦为草根组织，不去办注册登记。

第三步，会计事务所验资，拿到验资报告。并且拿到办公地点的用房证明。第四步，填写相应表格。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申请表、民非业务主管单 ①② 本文为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1-2012重点课题结题成果。

周玉萍（1964——），女，山西太原人，太原科技大学人文社科系教授，.030024.位批文、民非法人章程、社会组织办公用房证明、办公用房勘察表、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名单，社会组织董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等。第五步，备齐所有手续，到民政部门办理登记。

手续繁琐，有些环节甚至需要有人帮忙。一些热心公益人士看到这种情况，就此打消念头。对比国外的社会组织成立过程，以美国为例，需要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向所在州递交成立申请。申请中应包括三个备用名称，有效的身份证明，董事会的组成（许多州要求至少要有三个董事，也有的州仅要求一个董事组织者）；组织的章程（最好要有符合免税的条文）等。

第二步，缴纳年费，并成立公司。需要说明的是成立一个社会组织（国外称为非营利组织）和成立一个营利公司过程很相似，提交需要的材料后，只需要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可以取回相应的登记注册证明，不需要验资，也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

另外，美国有些州还有更加优惠的政策，比如特拉华州：第一，登记费用便宜，小规模的NGO注册费为89美元，年费75美元；第二，允许董事会成员只有1个人，可以注册个人NGO。因此许多社会组织都选择在特拉华州注册。两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国外社会组织的创办不仅手续简单，费用低廉，而且几乎没有什么障碍：既不需要50个会员单位，也不需要一笔注册资金，更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任何人只要愿意从事社会福利事业，就可以办公司，一个人也可以。而在中国，不仅手续复杂，注册费用高，而且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就像一堵“高墙”，导致“事实上已经成立的社会组织，要么到工商部门注册为经济组织，要么以‘黑组织’的状态勉强维持。”[1]。面对这个困难，2011年初，北京已经率先规定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和社会服务类四大类社会组织可向民政部门直接申请登记，广东省也明确规定，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无须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批后再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这就闯开了一个突破口，意味着社会组织的成立相对比较容易了。但是多数地方在业务主管单位方面尚且没有放开，所以，政策方面的调整，包括会员单位的减少，注册费用的降低，就成为促进社会组织成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有放开限制，简化登记手续。才能促使人们快速地成立社会组织，凝聚力量，为社会服务。

二、社会组织的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

近年来，由于国家的强调和重视，社会组织迅速发展。2009年末，社会组织的总数为431069个，其中社会团体238747，基金会1843，民办非企业190479。而2008年全国的总数是38，6916个。在数量上有所增加，活动上影响力在增大。比如，母亲水窖项目，关爱西部孩子爱心公益活动，雅诗兰黛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运动，永业慈孝基金，美克美家“新通道”设计与社会创新夏令营影响都很大。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的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许多社会组织都有政府背景。比如，有一些社会组织的领导职务由政府部门的退休领导担任，例如，在我国行业协会较多的上海市，由政府任命的协会领导就占全市协会领导数的60%[2]。有一些社会组织，如各地的社工服务社，热线、志愿者协会等，看似学校或者个人兴办的，其实是有政府项目支持的。这些社会组织虽然没有实现完全独立自治，但他们活跃在各个领域，正在成为完全独立自治的社会组织。它们可以说是在政府创新社会管理的号召下，培育出来的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的发展中也存在着必须克服的问题，首先，有一些社会组织是在民政系统内部诞生的，如救助站的社会工作室，福利院的社会工作室，某社区的社会工作室等，这些组织办公地点就在相应的单位内部，董事长也由内部职工出任，政府购买服务的钱打入这些社会组织账户内，实际上是打入了原有的民政部门下属单位内，只不过博取了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绩。这些组织尽管也是个人注册的非营利组织，但基本上是原有政府部门的下属，没有任何开展活动的动力。即使开展社会服务活动，也是重名声而轻实际。这类社会组织的存在实际上挤压了真正的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占据了大量资源，效率又不高。应该严格禁止这类组织的诞生。其次，社会组织的发展中，我们发现面向社区进行服务的社会组织数量相对较少，说明社区的社会服务职能还不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重心还没有下移到社区。面对这种状况，政府需要出台相应政策，将社会服务的责任放在社区里面，同时，建立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机制，由政府各部门提出购买服务的事项及要求，纳入部门预算，由同级财政支付。这样才可以使已经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成长壮大起来，将大量停留在企业、或者行政单位内部的社会服务职能从单位剥离出来，纳入社区。

社会组织的发展本身就需要政府社会管理思维的创新，怎样既扶持社会组织的 3 发展，既是一种智慧，又是一种责任，既要懂得扶持，又要懂得适时放手，这确实是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政府必须考虑清楚的问题。

三、社会组织的管理与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组织成立后，由三个管理部门来管理，一个是当地民政部的社团管理局，负责社会组织的年检，信息汇总和检查；一个是税务局，负责社会组织的纳税；一个是业务主管单位，负责业务指导。三个部门各有各的事情。以某心理咨询室为例，既有社团管理局的登记任务，又有逐月缴纳的税费8-9项，还有业务主管单位派下来的公益活动，所有管理部门的重点都在“管”上，而不在服务上。从国外的管理来看，美国非营利组织的管理部门是财政部国税局（IRS）和联邦选举委员会。国税局的管理分两个方面，一个是负责非营利组织的税收或免税。凡年收入超过25000美元的组织都要做税表，国税局会公开这些税表，一般人也可以在国税局网站上查到；年收入超过5000元而不足25000元的组织则需要提交免税申请，国税局印出免税机构名单，予以公示；年收入少于5000元以下的教会、寺庙和慈善组织不需要填写免税申请。一个是调查非营利组织高管的“过高薪酬”。调查过程中，会与其它类似组织领导者的薪水比较，排除有人利用NGO作弊或利用慈善机构的名义逃税。联邦选举委员会负责管理非营利组织的政治活动，如果慈善机构直接向恐怖组织提供资金帮助，则为非法。

由美国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可见是否符合免税资格是管理的重点，符合就需要纳税，不符合则给予免税待遇，促进其成长，同时严格控制利用非营利组织营利行为。如果一个非营利组织从事商业活动，而这个活动与其宗旨无直接联系，那么商业活动中的获利就要纳税。假如一个非营利组织获得超过25000元的营利收入，那么它就失去了免税资格。国外的社会组织在这种既严格又周到的管理之下，只有更好地吸纳捐款，以自己组织的宗旨为旗帜，开展慈善活动才能生存下去。

中国的社团管理机构很多，表面上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很严密，实际上存在着空挡。首先，管理者的高薪不在任何部门管理范围之内，这样就有一些社会组织打着非营利的旗号，做着营利的事情。“郭美美事件”中的“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就是这样一个机构，还有一些行业协会，以征收会费发财，社会组织乱象 4 迭出。其次，小微型社会组织没有免税的优惠，难以得到扶持而衰亡。第三，缺；乏服务性管理。管理部门仅仅在收费或者派活，很少给予帮助。这是十分不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学习国外管理经验，税务部门既管纳税也管免税；社团管理局能够配合税务部门工作，防止不良社会现象的出现；逐步取消业务主管单位的限制，这样才能够保障社会组织正常活动，并得到社会力量的扶持。

四、社会组织的服务与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组织竞买政府出资的社会服务项目，依靠优质的服务生存，本是主要的生存方式，但现在政府招标的社会服务项目不多，社会组织的服务仍旧是基于自身宗旨在各自服务领域开展的。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开展对失学儿童的救济；中华慈善总会开展对孤寡残疾等弱势群体的救助；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展对贫困地区群众的帮助等。所有这些项目均来自于募集的资金，而不是政府出资。政府出资购买服务项目始于2000年上海市卢湾区民政局率先向“金色港湾老年公寓”购买价值30万元的养老服务[3]。此后，各地市纷纷开始探索，出台了购买服务项目，比如北京的社区老人服务卡，深圳的NGO孵化等，目前购买的项目已经涉及慈善救助、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领域。

2010年，北京市财政拨款上亿元，购买扶贫救助、扶老助残、医疗卫生、促进就业等十大领域的300多个公益服务项目。2007年开始，上海每年从福彩公益金提取7000万元资助社会组织发展，仅浦东新区近三年来投入的扶持资金高达1.2亿元。深圳建立公益福彩金购买服务“种子基金”3500万元，目前已资助75个公益项目。深圳市2010年机构改革中从17个委办局削减出政府工作事项87项，其中69项委托转移给社会组织承接，并规定，今后凡是可由社会组织承接的社会服务项目，就不再设立事业单位。为扩大社会组织参与管理服务的渠道，深圳去年从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中新增党代表4位、人大代表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已达221人，占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总数的24％。[4] 总的来说，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促进服务社会化这个问题已经形成了共识。2000年以来，政府在逐渐加大购买服务的力度。2012年3月9日，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即公布了《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方 5 案》，明确：拟资助150 个左右西部地区社会组织改善服务条件，拟资助50 个左右规模较大、职能重要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和具有较强区域辐射功能的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委托的社会服务；拟资助50 个左右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针对特殊群体开展困难救助、心理辅导、综合性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等社会服务，拟资助50 个左右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针对特殊群体开展困难救助、心理辅导、综合性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等社会服务，拟培训10000 名左右的社会组织负责人、业务工作人员。[5]可以说这是政府大规模的购买社会服务的一项尝试。伴随着这些项目的实施，一批社会组织将成长起来，成为社会服务的主要力量。

伴随政府购买服务的增加，我国的社会组织有了迅猛发展，活跃在各个领域，开展了大量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取得了明显的社会影响和效益。但这些服务尚且处于试点的状态，只覆盖一些领域，面向社区的社会工作体系尚未建立，大量的社会问题处于无人管，无人问的状态。所以，建立长期连续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使已经成长起来的社会组织，能够发展起来，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五、社会组织评估与社会管理创新

对社会组织的评估可以促使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国际上很多国家建立了官方或民间的中介性或学术性评估机构，对社会组织进行评估，并形成了对社会组织公示的机制，为政府监督管理提供重要信息。

评估的组织者可以是被评估的社会组织自身或是相关社会组织联盟，也可以是政府管理部门，还可以是与被评估组织无关的独立的社会组织或者是营利的公司。评估的组织者不一定是评估的具体实施者，例如政府委托给第三方进行评估，社会组织自身也可以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在评估实施过程中，一般都会组成评估小组，小组人员包括了社会组织管理者、政府官员、财务或法律专业人士等多方代表。评估程序一般包括社会组织材料申报和自我评估、评估小组现场评估、评估小组综合评估结果、反馈结果和讨论、对外公布结果等。评估内容根据评估目的不同，关注点会有所侧重，但通常会对财务信息比较关注。评估结果或者应用于政府购买服务时对社会组织的工作绩效的了解，或者应用于捐赠者选择社会组织时的信息参考。其结果是评估良好的组织能够得到奖励（物质上或精神上的），评估差的组织得到惩罚。通过评估引导社会组织发展，或者是给稍差一些 6 的社会组织提供学习的参考，从整体上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其目的。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出现了社会组织的自我评估，也就是社会组织的自我监督。例如，慈善导航员网（www.xiexiebang.com/mjj/201203/201203***.pdf

发表于《社会福利》2012.09 P53-56 7

第五篇：社会组织与边疆社会稳定专题研究

社会组织与边疆社会稳定专题研究

摘要： 边疆社会稳定与社会管理密切相关，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之一。是社会管理的核心所在，加强社会组织防控体系建设，对社会稳定起到促进作用，尤其是对边疆地区社会的稳定尤为重要，通过社会组织筑牢边疆社会安全稳定第一道防线。建构社会组织管理机制和制度，创新社会组织管理服务，促进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本文着重通过对边疆地区社会组织对社会稳定展开的专题研究

关键词 ： 社会组织；边疆；社会稳定；关系；

在当前社会转型和社会改革的大背景下，以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促进边疆社会和谐稳定，成为一个新的重大课题。作为边疆地区社会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建设中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在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着力点和突破口。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新任务，强调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一、社会组织发展概况

在中央决策推动下，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步伐不断加快。至2004年底，全国已登记的社会组织达28.94万个，比2002年增长1.2倍，其中社会团体15.3万个，民办非企业组织13.5万个，基金会892个。至2012年底，全国社会组织达49.2万个，比2004年又增长70%。当前，我国社会组织活动已经涵盖社会生活的主要领域，截止到 2010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43.9万多个，同时，在各级民政部门备案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4万多个、城市社区社会组织20万多个。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众多，通过各种形式结成的社会组织也很多，这些社会组织对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二、边疆地区社会稳定重要性

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事关国家经济建设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良性发展，边境地区社会稳定能极大地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是边疆地区改革与发展的前提和保障，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原因边疆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

总体上落后于东部地区和中部绝大多数地区。加快改革步伐，改变边疆地区的落后面貌是西部地区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暴力恐怖势力猖獗，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惶惶，不但不能吸引区外境外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而且现在取得的成果也会因为社会动荡不安而流失，开发西部的战略目标就会落空。邓小平指出：“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改革开放三十多边疆地区经济取得巨大成果，社会稳定是最重要的因素。只有边疆地区社会稳定，才能保持边疆的安定与巩固保证国家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我国的陆上边境线长达一万多公里，边境地区稳定是保障国家安全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只有地边疆地区广大民众将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纳入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安居乐业，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形成团结和睦相处的社会环境，才能为巩固边防打下最坚实的基础。

三、社会组织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

1、社会组织是化解边疆地区社会矛盾、维护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个别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不仅失信于民，也损害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而信任是维持社会基本秩序、保障社会健康发展的最基本公共伦理要求，更是我党稳固执政的民心之基，政府的公信力一旦失去，运行成本就大大增加，政府的合法性会遭遇挑战，从而使社会陷入混乱，甚至出现不稳定局面。社会组织是公众的自愿结社，结社的前提和基础就是成员的互信，这种自然产生的“社会”信任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资本，有助于整个社会信任机制的生成，而重建社会信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社会组织，特别是基层社会组织是百姓“说话、诉苦、说理”的宣泄负面情绪的出口，这种“以一种制度化的公共利益取代了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2]的宣泄方式是温和的、安全的、积极的、长期的，如果能够被回应和倾听，作为社会的减压阀是十分有效的。此外，把社会成员纳入到各种组织中，可以起到约束、控制的作用，特别是在情绪激愤的时候，能够克制他们的过激行为并通过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对话温和理性的解决问题，化解矛盾，避免危机。

2、社会组织是边疆地区经济平稳发展、社会和谐安宁的重要帮手。

社会组织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与政府相比，它以其灵活多变的方式使一些个人把他们的资源汇集起来以提供相对高品质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但并不要求大多数国民来分担这些成本。目前，在经济领域，行业协会对于维持有序的市场秩序和健康的市场竞争，推动企业创新，实现行业自律发挥着巨大作用；在社会领域，一些基层社会组织发挥着整合资源、提供服务，维护社会秩序的拾遗补阙的重要作用。

当然，如果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声音不重视，对其发展不能良性引导，社会组织自身反而会成为不稳定因素，甚至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给维护稳定设置障碍，增加难度。所以，政府如何正确引导并发挥社会组织的维稳功能，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关键所在。

3、社会组织是防范突发群体事件的重要支柱之一

从近年来各地发生的一些有影响的群体性事件来看，几乎每起事件都有前兆可寻，都有苗头显现，有的有明显的群体活动，有的出现集体上访，有的发生群众聚集，只是我们的一些地方和单位思想麻痹、反应迟缓，没有及时汇集信息，没有准确发出预警，没有科学进行应对，致使事件发生之后措手不及，进而带来连锁反应。社会组织作为各类人群的集聚点、各种思想的交汇处、各种信息的传播站，是反映社情民意、引导社会舆论、缓解社会压力的重要场所[1]，也是化解社会矛盾、实施社会预警、防范社会冲突的重要支柱。一方面，社会组织作为长期扎根于基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能够有效地起到沟通、中介作用，当矛盾纠纷初露端倪、可能升级演化时，可以发挥自身代表性强、群众信任度高的优势引导群众用正确的方式表达诉求，按照法定程序、依据政策法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当矛盾激化、失控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时，可以利用与政府接触广、可信度强的优势及时把掌握的信息、动态向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通报，让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苗头，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最大限度地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初始阶段。

四、发展社会组织，维护边疆社会稳定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大力推进社会组织的发展。

对社会组织管理要积极进行探索和创新，如通过开展无业务主管单位的行业协会登记试点工作，可以选择政治风险较小，关乎民生、福利的慈善公益类、社区服务类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登记管理体制的改革，将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转变为“准一元管理体制”，以此推进社会组织的发展；要把社会组织的评估工作制度化，并扩大评估结果的示范效应，政府相关部门在转移和委托职能、购买服务、资金扶持、评选先进等方面要优先考虑获得评估等级较高的社会组织；最后，要做好社会组织的年检工作，完善评估体系和第三方独立评估机制，规范程序、充实内容，避免“监管真空”，切实发挥年检工作对社会组织的引导、规范和激励作用。

（二）逐步拓宽社会组织参与政策、政府管理

完备的法律法规是保证社会组织政策参与权力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在等待国家立法的漫长过程中，各省市应用好地方立法权，先行出台具有地方特色并切实可行的地方法规和规章，赋予一定资质的社会组织旁听会议、发言、环评论证的权利，并制定操作性强的实施规则和办法。此外，要畅通社会组织建言献策的渠道，逐步增加社会组织代表人士在党代会、人代会、政协委员中的比例，鼓励社会组织中的优秀人才积极参政议政。拓宽社会组织政策参与的渠道，不仅重视政策的制定，还要完善社会组织在执行、监督和评价反馈中的作用，在这些环节中，决策信息公开是前提和基础，虽然近几年各地试行了政务公开、信息发布等各项制度，但有关决策效果的评估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有必要就决策的评估标准、方法、程序、结果的反馈等方面对社会组织的参与做出规定并形成制度化的渠道。

（三）建立与社会组织的沟通常设平台，实时掌握民情民意的发展动态。社会组织作为政府与市民的联系枢纽，一方面，能够把基层群众的各方面诉求合法理性的下情上达；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也能够把政府的方针政策有效的上情下达。这种双向的沟通不仅为政策执行减小阻力，而且社会组织能够提出最符合民意、民情的办法，从而推动政府实现精细化管理。实现以上两点，就要求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实现有效地沟通和协调，在部分领域和部分省份城市，沟通平台和交流机制已经建立，例如，2011年，环保部出台了《关于培育引导环保社会组织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建立政府部门与环保社会组织定期沟通交流的机制。此外，上海进行了积极探索，早在2002年，“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就创建了全国第一家社区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实施民间组织的枢纽式管理”

[7]。上海通过市民中心、民间组织服务中心和街道社会组织联合会等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的新型工作平台，实现了政府与民间组织的良好沟通。大连不仅要尽快出台建立沟通常设平台的地方性规章，还应学习上海通过推动服务民间组织的社会组织的发展建立枢纽式管理。

此外，沟通的前提是信息公开透明，政府的信息公开有法可依——《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而目前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不规范、较随意，深圳在接下来的社会组织改革中，将搭建信息披露平台，“2013年全市社会组织100%纳入平台接受公众监督，基本形成社会组织诚信体系”[8]。大连市也应尽快搭建信息披露平台，实现社会组织信息披露的规范化，这不仅是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完善评估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赢回社会组织失守的公信力的最佳途径。

（四）、党和政府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领导

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坚持“应建必建、应派必派”的原则，以“扩大覆盖面，增强有效性”为工作方向，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对社会组织全覆盖。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作用，把党建工作渗透到各社会组织之中，让社会组织在承担自身职责的同时，自觉地把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融会于实际工作之中，确保社会

组织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推动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中创先争优，使其始终成为党领导下的可靠建设力量；贯穿到社会组织的党员理想信念教育之中，激发他们保持先进性的内在动力，让他们始终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执政地位。要按照社会组织在哪里建立存在，党组织就必须在哪里跟进的原则，完善各项引导和支持政策，组织和引导各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并通过它们来动员和整合社会，巩固和扩大我们党自身的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

[2]。三要强化对社会组织的培育。要主动适应形势变化，坚决摈弃过去那种认为社会组织发展必会与政府对立的僵化观念，不断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放手社会组织参与各项社会管理活动，努力为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切实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拓展空间。一方面，要坚持多元投入。政府设立社会组织专项资金，对诚信守法、自律严格、作用突出、社会认可的社会组织实行“以奖代拨”，并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给予一定形式的奖励。同时，积极争取企业资本、民间资本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和投入。另一方面，要加强人才支持。主动挖掘有益于社会组织建设的各类人才，促进社会组织人才队伍职业化、专业化；要制定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管理办法，吸引优秀人才到社会组织工作，不断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

（五）、发挥民间组织活力构建边疆地区民族和谐

政协委员、香港青年协会总干事王易鸣说，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发挥民间组织的有益作用值得思考。这些年，国家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一些社会矛盾，有些矛盾不是政府能够直接解决的。这时，可以通过民间组织作为中介进行协调。当然，民间组织数量巨大，存在诸多问题，值得关注。例如，这些组织的管理制度不完善，经费不充足，自身定位不明确，工作人员不专业。国家应该把这些组织纳入社会管理体制内部进行规范，比如协助其加强财务管理，培养人才等等。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要发挥民间组织的活力，也要帮它们做得专业些。边疆地区民间组织众多，要充分发挥这些组织的社会能力，为地区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结语：可以说社会组织是政府管理的“减肥剂”、社会融合的“黏合剂”、社会矛盾的“稀释剂”角色，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和谐。要维护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就必须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力量，让各种社会组织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挥作用，为边境地区的长治久安，民族团结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1]我国人均GDP达5432美元[N].南方都市报, 2012-08-17.[2]董励华.加强党对社会组织领导的思考[J].领导科学，2011（3下）

[3]邓伟志.社会组织与政府改革[N].学习时报，2005-08-01（6）.[4]郭道晖.论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从人民与人大的法权关系谈起[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2）

【5】陈洪涛.为什么要用“社会组织”[J].中国非营利评论，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