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激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活力（最终定稿）

第一篇：如何激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活力

如何激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活力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是新时期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纽带，加快社会组织建设，有利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政府行政改革，改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今时代，是“依靠社会组织治天下”的时代，尤其要发挥好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要通过管理模式和机制创新，充分激发和增强社会组织的责任感，将社会组织的的要求和愿望转变为有序参与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实际行动，实现城镇的组织管理、高效管理、优质管理。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提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明确提出“要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强调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不仅体现了党对各社会组织的高度重视和充分信任，而且对做好新时期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带来新的契机，提供了新的舞台，拓展了新空间，也是对如何激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活力提出了新的课题。围绕这一课题，我们进行了深入调研。调研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社区管理服务站紧紧抓住这一机遇，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工作中，把参与社会管理与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要求联系在一起，与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联系在一起，找准工作定位，抓住密切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领域，有针对性地实施参与，发挥优势，充分发挥好社区组织的网格化职能，促进社会组织全面发展。

（一）、找好切入点，拓展组织化管理，建设广大社区之和谐家园。

紧紧抓住党群共建契机，按照归属地划分原则，不断扩大社会组织的覆盖面。

1、强“社会组织”建设，使之成为基础牢固、覆盖广泛、充满活力、有感召力、有凝聚力、有创造力的社会组织。开展楼宇党小组建设，实现有牌管理、有制度上墙、有册模式等硬件措施，社区共有楼栋长42个，分别管理城镇4361户居民。

2、推进新经济领域社会组织建设，努力实现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楼宇党小组的要求。把组建工作纳入党组织建设的整体规划，通过采取“建、靠”的组建模式、建立楼宇党小组服务社区工作的方式，在社区中，共建23个楼宇党小组。

3、搭建推动社区居民参加社会管理的平台，提高社会组织的管理能力与水平。在社区居民中设立义务监督员16名，联合居民委、环卫队等共同参与、共同管理、共同检查、共同落实的“四个共同”联动机制，带动更多的广大居民都参与到社会管理的活动中来。

（二）、找好结合点，搭建就业平台，建设广大社区之人文家园 紧紧围绕上级党委的中心工作，精心选择工作载体，细心搭建参与平台，组织、凝聚广大社区居民投身经济社会建设，既为居民激发活力，实现自身发展创造条件，也为自主创业提供了机会。

1、围绕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以及重点产业发展战略布局，统筹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及未来的趋势，重点选择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高、科技创新基础较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特色突出、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示范引领作用方面的发展进行布局，抓住重点项目进行培训，加强科技示范、服务建设，邀请农业生产技术部负责人，举办实用技术培训班10余期，培训广大大棚种植户近50人次。

2、以“创业就业促进行动”为载体，推动居民创业就业。积极配合好相关单位做好下岗居民再就业工作，协调社会力量，贴近劳务需求，有针对性的做好政策引导性培训、择业观念培训、职业技能培训，鼓励居民再就业，自立创业。通过联系人力资源部等相关部门，提供适合的工作岗位，也有居民走向了自主创业的道路。目前已使辖区近百余人找到了新的工作岗位。

（三）、抓好借力点，深化扶贫帮困，建设广大社区之温馨家园

扶贫帮扶重在精准，十九大报告在总结五年工作时指出，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

社区管理服务站紧紧围绕社会民生工作，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整合社会力量资源，帮助弱势群体方面的组织优势，协助上级党委开展的一系列惠民服务活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1、主动参与帮扶工作。精心打造志愿者队伍服务品牌,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原则，着力壮大志愿者队伍，逐步完善志愿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服务保障制度，让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到为人民服务的队伍中来，让他们成为良好社会风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切实为社区贫困家庭做实事，关注留守、流动、贫困群体，帮助此类特殊人群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带领他们走出生活的阴霾。

2、以各类资助平台为服务载体，以面向贫困献爱心为主线，充分调动辖区志愿者、广大社区居民开展金秋助学等相关爱心救助工作，共募集资金2千余元，救助学生近10余名。

二、存在问题

当时，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期，各个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中的不利因素和被动地位也充分暴露出来，如何使各个社会组织更好的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我们的工作还面面临着重大挑战。

（一）、职能定位有待于进一步明确。现在各个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职能定位比较模糊。作为社区党工委领导下的基层团体，各个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只能是有限的，只能起到协助的作用。

（二）、组织基础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各个社会组织的覆盖与新时期的开放性、社会性、灵活性、多样性的要求还有差距，各个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并没有完全扩大到各个领域当中。

三、思路和建议

在新形式下，主动承接上级党委转移出来的部分职能，积极拓展各个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空间。

（一）、找准参与定位。各个组织要准确把握其参与社会管理工作的角色定位，避免“无所作为”和“大包大揽”两种倾向。在参与社会管理过程中，要主动协助上级党委把惠民政策、利民措施落实到实处，现时要注意抓住重点，量力而行。要以广大居民的满意度为衡量标准，提升参与社会管理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各个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效益最大化。

（二）、加强组织建设。提高各个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和不平，加强各个组织的队伍建设，激发组织活力，使各个组织充满生活力与创造力。积极构建多维、立体的组织网络，引导各类社会工作人才和志愿者参与社会组织工作中来，巩固和扩展基层社会组织，扩大其覆盖面。努力把各个社会组织建设成为深受群众拥护和信任，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组织。

总之，社会组织只有积极作为、主动作为、有效作为，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中，主动承接上级党委转移出来的部分社会职能，积极拓展各个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空间和领域，才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贡献应有的力量。

第二篇：发展社会组织 激发社会活力

发展社会组织 激发社会活力

陈光金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加快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成为一个重大课题。社会组织发展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快社会组织建设，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改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对于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方式和组织机制发生了并且继续发生着重大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单位组织管理社会生活的模式日益失去存在的条件，新的社会组织快速发展起来。按照有关规范界定，我国社会组织主要由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组成。2007年，全国有各类社会组织共计38.7万多个，到2012年增至49.9万多个。这些社会组织活跃于经济、社会、文化体育、科学技术等重要领域，不同程度地发挥着激发社会活力、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的作用，为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作出了重要贡献。

客观地说，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得还不充分，水平不够高。在一些社会组织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每十万人口拥有的社会组织成百上千，而我国2012年每十万人口拥有的注册登记社会组织不到38个。对照起来，差距显著，但也表明我国社会组织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制约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问题有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资源困境。大量调查研究表明，许多社会组织尤其是民间社会组织都严重缺乏必要的财力物力支撑，难以有效开展活动。二是人才困境。从制度上看，社会组织的人才管理和待遇管理都缺乏规范，许多社会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待遇较低。

解决好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必须解放思想、更新理念，改革社会管理体制，从而加快培育社会组织，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更好地激发社会活力。首先，在政府职能转变上有新突破。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凡是社会组织能够办理和提供的社会事务和社会服务，尽可能以适当方式由各种社会组织承担，打破政府对公共事务大包大揽的格局，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其次，在社会组织规范上有新突破。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要尽快从注重入口管理转移到注重过程监管，坚持分类指导、有序发展，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第三，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上有新突破。探索建立以政府采购、定向委托等不同方式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机制，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资源支持。第四，打破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某些垄断现象。政府在向社会组织转移公共资源时应引进竞争机制，减少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干预，在完善政府监管的同时强化社会监督，从而保证各种资源在社会组织之间合理有效配置。第五，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按照新的理念加快社会组织立法，在社会组织准入、社会组织行为、社会组织治理、社会组织人才待遇、社会组织资源获取以及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和社会对社会组织的监督等方面提供合理有效的法律规范，保证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第三篇：创新社会治理需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尊敬的党组织：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这标志着我们党充分认识到政府不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社会组织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社会组织以其独有的特质和优势参与社会治理领域，能够承接政府部分社会管理的职能，是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不可缺少的重要组织形式，这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创新社会治理必须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一、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利于推动政府改革，优化社会治理

20世纪后期世界范围公共管理改革的总趋势是从管理到治理，就是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合作，共同管理社会事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引入了“社会治理”概念，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由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背后体现的是理念、方式和制度的变革。社会治理与传统依靠行政权力进行管理不同，主要方法不是强制命令，而是通过合作、协商、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管理社会事务。实践表明，实现政府的有效治理，必须将一些可由社会自我管理的事项交由社会，充分发挥社会自我调节功能。社会组织具有植根于社会的优势能与政府优势互补、发挥作用，是政府有效治理的有力助手，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依靠力量。首先，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是政治民主化的体现，它可以很好地担负起代表和反映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的职责，通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政府可以很好地架起与社会沟通协调的桥梁，大大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其次，社会组织的发展促进政府改革，利于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小政府，大社会”——流行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已成为各国行政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和共同选择。作为理想的承接载体，社会组织逐步进入公共治理领域，逐渐承担从政府逐渐剥离出来的部分公共服务性事务，政府才能真正正确履职和优化结构。

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利于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在政府管理视野下，政府是公共服务唯一的供应主体。随着现代社会公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上升，这种由政府“包揽”公共服务的供给和对社会生活领域治理的传统模式，不仅效率不高、提供的服务内容和质量有限，而且各级政府已是不堪重负。而以民间性、公益性和自主性为基本特点的社会组织在组织和分配社会资源时往往更有效率，能够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高社会治理效益。因此，转变政府职能，将部分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治理职能交由能担此重任的社会组织承接成为大势所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批的社会组织将公益慈善作为发展宗旨，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尤其是扶老、救灾、助残、助学和济困等公益性慈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主体作用。如，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和慈善超市3.1万个。全年有1325.0万人(次)困难群众受益，有1293.3万人次在社会服务领域提供了3639.6万小时的志愿服务。因此需要发挥社会组织优势，通过委托、协议、参与招标、合作外包等方式，利用自身机制、资源、人才等方面优势，在社会公共服务活动中以服务为宗旨，积极协助政府部门开展行业调查、决策咨询以及产业政策制订等活动与政府联合或独立提供公共服务，与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互补，形成更为健全与科学的公共服务体系。

三、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利于反映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

我国已进入全面深入改革的关键时期，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社会利益分化和公民需求多元化的新形势，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呈现了新的特点：突发性增强、群体性增强、对抗性增强、主体多元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要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关键在疏导。

社会组织具有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等特点，具有贴近公众、反映不同群体利益诉求、整合和协调公众利益等优势。社会组织可以快速、有效、直接地了解民情表达民意;可以通过组织化、制度化的表达方式协调不同群体利益，推动公众行为规范有序;可以积极应对各种环境变化，反映相关利益诉求，参与社会治理工作，有效促进问题的解决和矛盾的化解。社会组织通过提供公民参与的平台，可以促使公民监督国家权力，影响和监督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对于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民意反映的越及时，就越不容易引发对抗性矛盾。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公正方面，社会组织能够与政府形成合力，扩大民众参与社会管理。因此要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应依靠民间力量解决民间矛盾、化解民间纠纷，注重发挥社会组织在化解民间纠纷、协调各方利益关系、调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确保社会安定有序”。

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在中央的重视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我国社会组织逐步发展壮大，整体影响力日益增强，已成为我国社会建设的生力军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9.9万个，比上年增长8.1%;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613.3万人，比上年增加2.3%。这些社会组织活跃于经济、社会、文化体育、科学技术等重要领域，不同程度地发挥着激发社会活力、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的作用。

当前应重点培育对社会经济和谐稳定发展联系最直接的部分社会组织，为缓解就业压力、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做出重要贡献，这是符合实际的战略选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等四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我省齐齐哈尔市民政局去年6月份出台了《齐齐哈尔市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试点工作指导意见》，成为全省第一个制定出台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试点工作规范性文件的地区，打破了实施多年的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消除了众多草根社会组织难以合法注册的困扰。但是，降低门槛不仅会带来社会组织数量的激增，同时也会带来诸多管理问题，社会组织也将面临更大的考验，如能力提升、政府支持、共同认可等等。因此，要尽快建立全面、系统的社会组织管理和监督体制，确保社会组织的规范运作。

同时，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加快政社分开。严格执行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得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规定，减少行政干预，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和独立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因此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转变观念，逐步将部分行业管理的职能，如制定行业发展规划、行规行约制定、行业统计、资质认证、协调行业诉讼等职能，结合政府购买服务，通过转移、授权或委托给符合条件的行业协会，真正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行业管理职能，逐步实现其对行业内部企业本应具有的约束力和权威性。

汇报人：xiexiebang

第四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关于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用的调研

长宁区政协

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以下简称中央）精神，对接中共上海市委（以下简称市委）今年1号课题，根据中共长宁区委（以下简称区委）的统一部署，中共长宁区政协党组牵头组织了‚进一步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活力‛的调研。在陈建兴同志的带领下，区政协充分运用区委重点调研课题的组织优势，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人才荟萃的智库优势，采取走出去、请进来、沉下去等多种方式，学习领会中央和本市关于社会治理创新的一系列要求，认真听取市区有关职能部门、基层社区、社会组织、专家学者、有关领导的意见，从长宁的实践探索出发，在总结回顾基础上，对应新形势新要求，积极开展协商建言，广泛凝聚各方共识，对现阶段需要进一步研究推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析，促进社会组织领军人才纳入今年的领军人才推荐表彰工作和区政协委员调整工作，并对下一步有关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一、社会组织等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同成效逐步显现

1、依据《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社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精神，本次调研涉及的社会组织范围，主要包括依法登记成立的各类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民非组织）、还包括党员志愿者工作室、社区群众活动团队以及各类群众自组织等。近年来，尤其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后，区委区政府要求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市委的有关精神，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大协同‛，取得积极进展。

（一）社会组织已成为提供社区服务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按照市和区里的有关要求，社会组织形式已初步覆盖实施主体。据区社建办的调研统计，长宁街镇综合类、专业类和重点人群服务管理机构中，社区文化中心、社区体育俱乐部、居家养老中心、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残疾人服务社、司法社工站、综合协管服务社等，均为民非组织或社工机构。在满足多样化社区服务领域，初步形成了传统人民团体‚阵地‛组织（社区家庭文明指导中心已是民非组织）、区关心下一代协会、区老年协会、草根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协同格局，以‚民生‛实事、‚公益‛活动等为载体，在社区各类困难人群帮扶、慈善超市、外来人口子女关爱等服务事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各街镇建立的社区生活服务中心，已逐步成为引入社会力量开展项目运作的公共平台。特别是，区凝聚力工程学会和街镇分会，坚持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动员区域内1800余家单位、组建四个义工大队，持续开展‚困难群众关爱行动‛，帮助救助困难群众约17182人、12345户。

（二）助老等领域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已具有良好基础。上 海的老龄化程度已处于较高水平，长宁率先在全市提出了‚幸福养老‛指标体系。面对养老事业发展的挑战和机遇，在引入社会力量上，全区上下已形成很高共识。一方面，长宁支持鼓励社会组织开展各种助老公益活动，另一方面，积极引进专业性社会组织参与政策托底养老服务，并鼓励他们拓展非政策托定的养老服务，如今年建成的区‚乐活e平台‛引入社会组织提供助老呼叫中心服务，部分街镇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居家养老和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与体制内机构开展良性竞争。又如，在全区养老机构37家中，公办8家、床位653张，公办民营4家、床位1013张，社会办25家、床位3605张。再如，鼓励运用社会资源开办老年护理院，全区1189张老年护理床位中，公立医院和民办医疗机构提供数分别为780张、409张，后者占到34.4%。与此同时，在学前儿童教育、心理健康等领域，社会组织正在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

（三）在社区和谐稳定工作中社会组织已成为重要力量。依据全市的统一部署，长宁在推进禁毒社工、社区矫正社工、青少年事务社工三支队伍建设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积极拓展，形成了许多自身特色。如，2010年，长宁在‚禁毒妈妈义工队‛的基础上，推动建立了民非组织‚禁毒妈妈工作室‛，开展禁毒宣传、社区戒毒康复治疗和科研以及禁毒志愿者交流 等活动，累计帮扶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就业76人次，其中26人成功戒毒。又如，针对重性精神病人弱监管问题，2013年在全市率先建立了精神卫生专业社工队伍，将重性精神病人纳入更加科学有效的监管服务之中。目前，社工队伍已成为特殊人群和重点人群服务管理的基本力量，相关社会组织则起到了积极的补充作用。与此同时，围绕化解阶段性突出矛盾，街镇党员志愿工作室、妇联的‚开心家园‛等与区相关调处机构协作，共同参与信访、维权等各类矛盾化解工作，积累了许多成功的案例。如，2013年成立的民非组织‚区医患矛盾调处中心‛，初步形成卫生、公安、法院和保险‚五位一体‛医调工作机制，已受理医患纠纷413件，化解353件，化解率85.5%。

（四）宜居宜商环境建设中的社会协同效应已十分明显。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长宁形成虹储自治家园、葫芦缘议家社等一批小区自治家园，探索了不少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家门口‛工程建设等的会商机制。如，在居民区党组织领导下，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社区警务站（民警）‚四位一体‛机制日臻完善。位于周家桥街道的‚虹桥新城‛，是建于2000年的商品房小区，2012年5月在居委会党总支牵头组织下，指导业委会完成改选，通过‚四位一体‛机制的协同，业委会动员小区1193户居民形成共识，将损毁严重、布局残缺的摄 像头、电子围栏、IC门禁卡全部改建完毕，一改小区治安、卫生、停车环境杂乱的局面，得到小区居民的好评和信任。另一方面，以持续推动凝聚力工程为抓手，形成‚党建联线、行政联手、社会联动‛的工作机制，针对楼宇员工阶段性突出需求，注重运用社会和市场力量，不断深化‚六个便利行动‛，逐步扩大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的互动联动，至目前，经常性服务项目已覆盖57幢重点商务楼宇、占比80%，比较有效的帮助解决了白领午餐、交友、劳动争议等主要诉求。

二、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协同的工作措施有力有效 按照中央和市委关于社会建设的总体要求，长宁以区委区政府名义下发了一系列文件，以全国文明城区创建为抓手，抓住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契机，发挥‚凝聚力工程‛建设的党建优势，在推进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一）将社会组织建设列入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2010年，上海世博会结束后，长宁区委区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若干意见》（长委[2010]89号）。文件明确，要构建服务完善、社会稳定、管理有序、文明和谐、宜商宜居、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努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区。文件提出，‚以‘凝聚力工程’学会为平台，推动党组织、政府、社会和 企业互促共融，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扩大群众民主参与‛，‚努力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良好氛围。2011年，区委办印发关于转发《区民政局、区社建办关于长宁区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长委办[2011]32号），要求贯彻上海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社会建设的指导意见》（沪委办发[2011]19号）精神，落实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要求，明确了‚十二五‛期间社会组织建设的目标任务和六类建设重点。2013年，区委下发关于《加持和发展‚凝聚力工程‛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路线工作的实施意见》（长委发[2013]6号），要求‚更加注重凝聚社会‛，‚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关系，改进党的领导方式，转变政府职能‛，‚善于领导社会建设、协调多元利益，培育社会主体、提升社会协同、增强社会融合‛。2014年，区委常委会《2014年工作要点》要求，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拓宽公众参与、社会协同的载体和平台。通过健全制度、完善标准等，进一步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引导鼓励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二）着力打造社会组织建设的生态链。在区委和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有力推进了社会组织建设进程。一是拓宽孵化和培育的渠道。以区社会组织创新实践园为主体，10个街镇 为孵化平台，N个部门条线为载体，185个居民区为基础，构建了1+10+N+185的孵化、培育、引进工作格局。社会组织从1999年时，区内登记的社会组织74家，至今年9月底，已发展为568家、年增长率8%，提前完成每万人8个以上的‚十二五‛规划目标；各类党员志愿者工作室180家，各类群众活动团队1370余个。其中公益慈善类和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445个，约占区社会组织的78%。二是重视社会组织建设载体。初步建立区和街镇两级枢纽型社会组织框架，推动形成‚公益伙伴日‛等一批公益品牌青年公益服务支持中心等一批公益组织，指导街镇推动社区、社团、社工‚三社‛联动。支持发展志愿者协会（网站），至今年9月底，全区注册志愿者人数11万余人，超过全区常住人口的14.5%，为本市中心城区第一。三是推出政府购买服务政策。2011年，区政府出台《长宁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暂行办法》，今年配套制定了区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施方案、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目录、区政府购买服务目录。自2011年以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和资金逐年递增，2014年购买区社会组织服务项目65个、金额2380.9万元。四是促进社会组织的规范性建设。通过自我申报、指导培训、专家评估、等级评定、公示表彰流程，现有10余家社会组织正在进行评审，已有23家分别达到5A、4A级标准（数量位于 全市前列），30家达到3A级标准。

（三）坚持党建引领融合发展。一是注重发挥党在社会公共领域的主导作用。通过区‚凝聚力工程‛学会和分会，通过党组织联动，动员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区域性、社会性、群众性活动。推动商务区（园区）内党建共建，组织物业、街道、商务区（园区）参与区内停车、治安、环境等管理的协商协同。积极培育党员牵头或为骨干的志愿者工作室，目前已有180家，其中19家已转化为登记的社会组织。二是加强社会组织党支部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方法，依托社区综合党委、社区党员活动中心、枢纽型社会组织等，掌握情况，推动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的融合，社会组织党建覆盖率位于全市前列。定期举办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培训班，组织‚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五星奖‛评选，通过加强对党组织负责人的教育引领，团结凝聚社会组织领头人。三是重视社会组织领军人才和骨干队伍建设。加强对社会组织人才队伍的宏观管理，支持发展专业社工队伍。特别是今年，在区委关于社会组织建设调研的推动下，社会组织负责人纳入区领军人才推荐范围，三名社会组织负责人被评为区第三届领军人才和第八轮拔尖人才，其中一名结合区政协委员调整，被协商增补为区政协委员。

三、当前需要进一步需要研究关注的突出问题 综合调研情况，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长宁在推进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方面成效明显。根据调研中各方形成的共识，对应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组织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当前需要进一步研究关注的问题中，比较突出的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认识上需进一步增强紧迫性和主动性。相对于全国，上海较早启动社区建设，探索解决了‚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的阶段性突出问题，研究推动了社区服务管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过程中，长宁以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为契机，基本形成了城区管理大联动、安全稳定大预防、多方参与大协同格局。但是，随着‚社会人‛的多元化特征日益明显，多样化需求日益分化，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条线部门仍然比较擅长以传统的行政指令方式部署相关工作，基层也比较习惯以传统的行政化方式包揽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服务，存在群众受惠感受度没有预期高、工作成果持续长效有困难等现象。总体反映出，对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思想上有认识但不够紧迫，实践上有行动但缺乏经验，在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治理能力方面的主动性不强，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心存顾虑，步子谨慎，社会组织发展的空间比较狭小。这固然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因素，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客观性，但也必须看到，现阶段多元、多层、多角度的特征，已对传统的行政包揽方式形成新的挑战。

（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需进一步加强。对应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形势新要求，社会组织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弱。一是体制内培育的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比较突出。条线在社区布局的民生等工作的实施主体，虽已设计为民非组织，但与其它体制内培育出来的社会组织同样，基本参照事业单位的管理方式，如人员财政核定，经费纳入街镇预算管理体系等，客观还只是街镇相关职能科室的行政性延伸。这些组织完成上级交办任务十分有效，但很少具备社会组织自我发展的特征。二是草根类社会组织缺少要素服务平台。从调研情况看，草根类社会组织大多比较弱小，财务管理、承接项目、专业服务、筹资能力等很弱，对政府的依赖性很高，而一些已经形成较强专业能力的社会组织，由于显性运作成本比较高，社区往往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此外，各区以孵化培育为导向的优惠扶持，在积极促进社会组织数量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专业性社会组织跨区域发展形成壁垒。三是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和形式研究还不深。如，业委会，是基层民主建设的微观基础之一，目前存在不少现实问题。据区有关部门统计，今年上半年信访矛盾较为集中的前五类中，物业纠纷位列第四，同比上升幅度为五类中最高（36.4%）。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业委 会的主体作用和自身规范化建设还需予以更高的重视。又如，在社区的草根类社会组织，不少还只是‚拾遗补缺‛的角色；全区经备案的1360余支社区群众团队，除群众文体活动外，在发挥群众再组织功能、表达居民诉求、提倡公序良俗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探索参与和协商的方式。

（三）工作合力和政策引导需进一步加强。一是系统推进和工作合力有待加强。基于传统和‚增量‛思维模式，几乎每个部门都有或主管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建设呈现各部门‚自行设计、自主推动‛的状况，社会组织多样性和工作方式碎片化并存，系统研究、统筹指导不够，由上而下行政推动的‚一刀切‛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诉求有脱节现象，基层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时得不到及时的研究回应。二是政府购买服务还需优化。我区政府购买服务起步较早，发展规范，目前已形成向市场购买、向社会组织购买两个口径，初步建立了部门专项经费和相应购买服务项目经费增减挂钩的安排原则，但准入合格性要求和退出界定还需更加科学，购买软件项目需更有力度，引导合理竞争需更加开放，调动基层积极性需给予更大的自主权。三是配套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从共性的问题上讲，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合理、普惠的财税金融政策不够配套。从区域事权看，社会组织领军人才培养和储备的整体性、制度性 安排需加强，推动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激励机制需改进。体制内产生的社会组织，由于政社不分，出于可靠、低费用等原因，兼职或退休聘用比例较大，缺少职业成长预期，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要求不相适应。登记制度改革后，特别是面对互联网、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态势，对社会组织的有效监管方式，还需在实践中不断研究改进。就基层社会治理而言，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经验和案例，总结提炼不够，社会影响力不高。

四、有关对策建议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并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四大要求，为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指明了前进方向。在长宁良好工作基础上，依据调研中的共识，主要有三方面的建议。

（一）进一步充分认识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是切实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深刻认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是党中央的重大部署，基层社会治理是构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社会组织建设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深刻认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对于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坚持基层社会治理中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开创文明城 区建设新局面、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切实增强改革意识。要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总目标的高度，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出发，按照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总要求，充分认识当前存在的不适应情况，紧密结合政府职能转变，紧密结合本区基层社会治理的自身实际，着力深化改革，加强整体推动，注重需求导向，促进开放竞争，坚持党建引领，推进依法监管，努力发展一批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较强专业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占领社会建设的主阵地。三是切实增强探寻规律的自觉性。认真研究‚治理‛的深刻内涵，着眼于诉求多元化、需求化特征，围绕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索发展一元引导多元协同的途径、形式和规律，尊重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加强对社会组织回归‚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基本属性的指导，善于突破思想上樊篱，逐步厘清‚公益‛和‚免费‛、‚养人养事‛和合理成本、职业性就业和‚志愿行为‛、政府托底和多元提供、政府购买和社会筹资等等，许多在当前实践中比较困惑的问题。

（二）进一步重视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实践探索。一是增强基层创新动力。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建设列入街镇重要议事日程。充分发挥街镇在社会建设最前沿的作用，着力增强街镇改变传统行政化包揽社会管理和公 共服务的紧迫感和主动性。给予街镇更大的统筹协调、整合激励的自主权，促进街镇培育和扶优并举，在开放竞争中引导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参与自治共治，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二是大力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按照‚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的要求，不断完善本区‚社区公共服务项目指导目录‛，引导社区文化、体育、养老、环境卫生等公共服务事项积极运用社会化、市场化运作机制，支持社会组织等参与智慧社区建设，促进在特殊人群服务、重点人群关爱、矛盾调处等领域的社会组织有序扩大竞争，鼓励各类社会组织针对特定人群开展困难救助、权益维护、人文关怀、心理疏导、关系调适等服务，凝聚各界公益人士投身社区公共服务。三是积极搭建社区多元主体利益诉求的协商平台。以平安小区建设、家门口工程、社区群体活动、困难群众关爱行动、六个便利服务等为载体，以社区服务、社区和谐、社区安全为重点，突出养老、物业、矛盾调处以及重点人群和重点区域服务，积极拓展公共事务空间，探索涉及群众性、公益性、社会性事务公共议题的形成途径，依托社区代表会议、社区党员代表会议、‚凝聚力工程‛学会分会以及‚四位一体‛机制，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在发现服务需求、监督社区管理、倡导公序 良约、提高自治共治水平、建设文明社区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一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购买服务运作机制。按照国家、市里和区里的总体部署，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事业单位改革。不断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坚持底线思维。完善有效需求形成机制和遴选办法，优化购买服务的定价规则和竞争规则。鼓励社会组织综合利用街镇各类‚阵地‛和‚中心‛、开发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的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引导社会组织提高社会筹资意识和能力。完善分类、分级管理办法，适度扩大街镇在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中的自主权。二是有序推动社会组织政社分开。梳理街镇层面建立的各类‚民非‛性质的组织，有序推动此类组织在机构、职能、人事、财务等方面与行政机关分离，转变‚事业化‛管理方式，明确其独立法人地位，规范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促进此类组织依法自我发展，在开放竞争中优胜劣汰。与此同时，推动区层面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进一步加快‚政社分离‛的步伐，进一步增强其在全行业、全要素、全流程中的服务引导能力。三是重视社会组织支持性服务平台。按照‚以社建社‛的原则，将服务社会组织支持性平台建设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鼓励需求开发、标准制定、信息集成、项目管理、财务管理、招投标指导、法律咨询、人力资 源管理培训、理论探讨以及规范化建设评估等要素支持性服务项目，推动区和街镇‚枢纽型‛社会组织增强支持性服务功能，防止新的行政化。四是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将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区人才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拓宽社会组织领军人物政治参与渠道，在‚两代表一委员‛及青联、妇联等群团组织内，设立社会组织代表的适当比例。加强社会组织专业化、职业化骨干队伍建设，呼吁完善社会组织专业人才的职业体系，鼓励研究探索社会组织专业人才分类薪酬制度和合理增长机制，加大对优秀社会组织的宣传，增强全社会对社会组织建设的认同。五是提高依法监管水平。结合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实践，按照坚守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两根底线的要求，认真总结和完善对实行直接登记的四大类社会组织实施综合监管机制，高度重视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进一步推动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指导社会组织以章程为核心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依法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提高信用监督水平，拓宽公众监督渠道。六是始终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党建引领。按照‚行业归口、分级管理、区域托底、规范有序‛的要求，坚持全覆盖、分级管理、分类管理和条块结合的原则，依托区域化党建工作优势，不断提高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有效性和创新性。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也是抓人心的过程，应切实 增强使命感，加强对社会组织领军人物的政治引领、思想引领、价值引领和组织引领，促进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好主体作用，团结凝聚各界群众，增强政治认同，增进思想共识。

通过几个月的深入调研，区有关各方都感到，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新时期赋予的战略任务，需充分认识这项任务的长期性和全局性。今年三月，韩正同志在回答人民日报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问题时指出，社会治理核心是人，重心在基层，关键在制度创新，保障是推进法治建设。调研中，区政协委员和各有关方面也一致希望，在市委1号课题的推动下，结合‚十三五‛规划编制，争取获得国家层面的支持，在完善社会组织建设有关法规、形成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和社会公益资金募集的税收政策方面，本市率先有比较大的突破，促进社会组织建设更好适应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需要。

第五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与服务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与服务

一、我国社会组织的定义、分类。

社会组织，泛指那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自发成立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特征的各种组织形式及其网络形态。目前我国将社会组织分为三类，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社会团体是由公民或企事业单位自愿组成、按章程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包括行业性社团、学术性社团、专业性社团和联合性社团。基金会是利用捐赠财产从事公益事业的社会组织，包括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分为教育、卫生、科技、文化、劳动、民政、体育、中介服务和法律服务等十大类。

二、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总的来说，呈现以下特点：

（一）数量和结构发展的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社会组织的数量及质量逐年提升，据统计，2009 年我国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注册个数比 2001 年分别增长 85%、132%，基金会由无到有。分类来看：社会团体数量平稳增长、基层数额比重加大；基金会呈现爆炸性增长；但民办非企业单位增速缓慢，国际组织发展严重滞后。

（二）社会动员能力和自身影响力显著增强。一是捐赠额呈逐年增长态势，为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做好灾后生产恢复及平时帮扶困难群众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自愿者数量逐年增加，自愿者服务机制不断完善。

（三）存在发展不均衡现象。一是领域存在的不均衡，我国社会组织主要分布在工商服务、科研、教育、卫生、社会服务、农业等领域，而在其他领域社会组织的缺失现象较为严重。二是地域存在的不均衡，目前我国社会组织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及其他发达城市，西部及边远贫困地区社会组织较少。

三、我国社会组织立法的现有成果。

我国关于社会组织立法已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以三个登记管理条例为主体，配套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为辅助，一般法与特别法相结合的法律体系。具体包括： １、宪法。宪法第35条规定我国公民享有结社的权利 ２、法律。民法通则第50条规定了“社会团体法人”。

３、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４、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如《深圳市社会团体组织通则若干规定》、《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办法》、《社会团体设立专项基金管理机构暂行规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建设部社会团体管理暂行办法》等

５、一些单行法律法规就某些特殊社会组织的有关具体规定。如《工会法》、《民办教育促进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四、运行方式或机制。

（一）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模式选择。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分析视角看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不外乎有三种类型：自治型、管制型与合作型。

1、自治型。新保守主义主张社会组织自治，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任由公民社会来发展的话它将具备这样的美德：良好的品格、诚实、自我牺牲、自律、宽容、公正、信任、文明等。社会组织由于其合法性，大多数国家会尊重其独立性和自治性，这种模式属于强社会弱政府模式。

2、管制型。罗伯特认为，国家是一个与其他权力中心相对的官僚政治整体，当国家扩张时必然导致自愿组织功能的下降并因此 使得它们逐渐衰弱，同时它也削弱了自愿组织得以维持的社区精神。当国家的权力过于强大垄断各种社会资源时就形成强政府弱社会模式，社会组织就难以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3、合作型。在现代民主国家，合作与互补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流。吉登斯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每一方应当同时充当另一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政府把自己效率不高的活动领域交给社会组织去做，社会组织作为替补者身份出现。这种模式属于强政府强社会模式。

（二）具体而言，当前国内外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两个领域。

1、公共服务领域。主要通过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实现。政府将由自身承担的社会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承担，并定期按市场标准相互建立提供服务产品的合约，由该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政府按一定的标准进行评估履约情况来支付服务费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负担，同时也可以弥补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不足，为社会提供更专业、更全面、更高效的公共服务。

2、公共政策领域。社会组织通过三种形式来参与社会管理。一是建设性提议：社会组织通过各种途径提供政策咨询、政策建议，以期影响公共政策。二是参与式合作：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会主动邀请社会组织参与并提供意见，或者社会组织主动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进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三是利益诉求。当政府的某个政策不符合民众需求的时候，社会组织通过倡导、游说，甚至游行、抗议、示威的方式要求政府改进相关政策。

五、存在的问题或困难。

（一）立法层面存在的问题。

1、在立法指导思想上管控过多而鼓励不足。由于计划经济以来长期形成的对社会实行集权式管理方式，加之政府担心一旦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将对国家安全及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冲击，导致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组织成立、管理、监督等领域立法的指导思想偏重于管控而非鼓励促进。

2、立法严重滞后，缺乏一部统一的社会组织法。目前我国只在宪法中规定了公民有结社的权利，但一直缺乏一个与宪法相衔接的基本法对结社的基本权利义务进行规定。我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民事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故结社立法与公司立法一样属于法律保留范围。，实践中为了解决社会组织发展活跃的问题我国采取了由国务院出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的形式，无疑将出现本末倒置问题，影响社会组织立法的权威性，导致法律实施困难。

3、现行行政法规对社会组织的准入门槛设定过高。1998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对社团人数财产数额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以及设立程序等问题均作了比其他国家严格得多的限制，其中最为严格的是双重审批制，即设立新社团必须经过业务主管部门与行政主管部门的双重审批，社会组织注册的时候必须由一个政府的机构向民政部门担保。社会组织准入门槛设定过高严重抑制了社会组织的建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广度和深度面临较大的局限性。

4、立法层次较低，法律冲突较多。在我国，有关社会组织成立的法律主要是国务院颁布的几个行政法规以及其他部门规章，民法通则仅有第50条第２款是关于社团法人资格的规定，与其他国家相关立法相比我国社会组织法律体系效力层次明显偏低。同时，由于制定主体多元，立法数量繁多，我国社会组织法律体系缺乏统一性，法律冲突问题比较严重。

（二）社会组织定性与定位不清。整体上讲，整个社会对社会组织的地位作用认识不够到位。一些地方和部门在理解社会组织的地位、作用问题上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对社会组织的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对新形势下社会组织发展的意义、发展趋势以 及功能作用认识不到位，还没有把社会组织真正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没有把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工作纳入议事日程。从社会组织之间看，各个民间组织各自为战，缺乏协同。中国的民间组织 “虽然数量巨大，但是没有构成一个整体的第三部门，它们像一盘散沙，支离破碎地散落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中。”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间组织很难最大能力地发掘和动员社会资源，在危机管理中发挥的作用受到很大影响，难于从整体上得到社会成员普遍的合法性认同； 从社会组织内部看，许多民间组织没有规范的战略规划和明确的定位，缺乏危机管理中实现组织目标所需要的相关知识和技术，在危机管理中显得热情有余而整体业务素质。

（三）社会组织内部管理机制、约束和监管机制缺乏，难以有效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能。

一方面，不少社会组织缺乏自律，非行政组织行政化、非赢利组织赢利化等问题突出；另一方面，相当多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管理和有效的工作规范和制度，财务管理基本上无法可依，财务混乱，较少开展社会公共服务活动，甚至出现利用社会组织身份谋取非法利益的现象。

(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尚未在体制上理顺，影响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职责定位和作用发挥。

一是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社会组织的职能原本是被定位于为政府服务的，早期的社会组织基本是靠政府扶持发展起来的，其职能就是为政府服务，由此导致社会组织的行政化倾向较为严重。二是社会组织受政府约束较多，自主能力较为薄弱。从政府改革角度各级政府进行了多次机构改革，以实现简政放权，但从实际情况看政府部门本应转移给社会组织的职能并没有很好转移，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仍受政府行政行为的制约，在履行自己职能时不能到位。

六、学术观点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