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的原文

第一篇：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的原文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的原文

林彪同志：

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我要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由你相信×××式的流动游击政策一点看来，似乎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有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你的这种理论的来源，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个世界里头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意义的严重，因之，也就明白农村暴动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形势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政权口号之绝对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个世界中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外一件怪事，即红军与游击队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伴随红军与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政权（苏维埃）之存在与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及苏维埃区域之发展，它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也就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必然走向的形式。六，也就会明白无疑义的它（红军与农民苏维埃）是半殖民地无产阶级斗争最重要的同盟力量（无产阶级要走上去领导它），无疑义的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七，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着组织着从斗争中训练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武装组织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地方红军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是无疑义地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对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俄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

能真正的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重要工具之一。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我现在再要说一说我所感觉得的你对于时局估量比较悲观的原因。你的估量我觉得恰是党内革命急性病派的估量的对面。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是看大了主观的力量，而看小了客观的力量，这种估量多半从唯心观点出发，结果无疑的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错误道路。你没有这种错误，但你似乎有另一方面缺点，就是把主观力量看得小一些，把客观力量看得大一些，这亦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你承认主观力量之弱与客观力量之强，但你似乎没有认识下面的那些要点：

（一）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弱，但立足于中国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组织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西欧各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中国革命主观力量要强得多，但因为他们的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统治的力量更要强大得许多倍，所以他们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弱，但因为客观力量也是弱的，所以中国革命之走向高潮一定比西欧快。

（二）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的确大为削弱，剩下的一点小小的主观力量，若据形式上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它的发展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后的大革命运动已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决然的是要看他的实质，而把它的形式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而把那做向导的形式抛在一边，这才是科学的可靠的而且含了革命意义的分析方法。

（三）对客观力量的估量亦然，也决然不可只看它的形式，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少数同志在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估量之下，真正相信湖南省委的话，把阶级敌人看的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话的‚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前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到了前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未爆发前）约四个月间，最大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份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怀疑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经走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的混战的式子业已形成，实质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那时不但红军及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心理，就是中央那时亦不免为那种形式上的客观情况所迷惑，而发出“生”了悲观的论调；二月七日中央来信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形式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围困，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而革命胜利前途殊属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原因于他对一般悄况的实质未曾科学地了解到。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向前发展才能决定。如果我们确切认识了国际上帝国

主义相互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间、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因而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帝国主义争夺一迫切，帝国主义与整个中国的矛盾和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统治阶级间的一日扩大一日、一日激烈一日的混战--中国统治阶级间的矛盾，就越益发展起来；伴随统治者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赋税之无情的加重，就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与统治者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帝国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即中国资产阶级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就即刻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即中国资产阶级不得不加重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伴随于帝国主义商品侵略，商业资本剥蚀，与赋税负担加重等，对于地主阶级的矛盾，使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越益深刻化，即地租与利钱的剥削越益加重；为了外货的压迫，工农广大群众消费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加重，使国货商人及独立小生产者，日及于破产之途；为了无限制增加军队于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及战争之日多一日，使得士兵群众天天在饥寒奔走伤亡的惨痛中；为了国家赋税加重，地主租息加重及战祸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全国的灾荒与匪祸，使广大的农民及城市贫民走到求生不得的道路；因无钱开学，使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生产落后，使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怎样的在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怎样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的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的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迅速的就要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现时局面的适当形容词。只要看一看各地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之全国形势的发展，就知道已经不仅是‚星星之火‛，而距‚燎原‛的时期，是毫无疑义的不远的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表明出来了。那封信上说道：

‚中央此信（指二月九日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三次进剿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份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的消灭。在将来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六次大会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十分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武装暴动。但革命的发展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精神。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有可能。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现在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的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沈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这封信对红军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之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一九二七）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因为：

（一）红军多不是本地人，与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

（二）分小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

（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

（四）愈是恶劣环境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之刻不能离。……‛这一段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理由应该是：集中了才能打破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池。打破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池，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份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上发生些实际的效力。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大的原则。至于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大要如下：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这里所谓‚打开‛，就指近距离的，或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与三十一团之永新境内的分兵；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之赣南各县分兵，七月之闽西各县分兵，都是适例。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这到这些目的，甚至反因分兵而遭失败，削弱了红军势力，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一样，则不如不分的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是无疑地应该分兵的，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兵比集中更有利。至于在严重环境下为保存实力避免目标集中而分兵，此点我在原则上是反对的，前头所引前委给中央的信内业已说明。此外，将来是否有因为经济情况不许可集中而应该分兵工作的时候呢？那也或许会有，但我不能对此下一肯定的断语，因为我们还没有这种情况的具体经验。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小部份同志以不良影响，即如你也似乎受了些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说来都完全是对的了。

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其实只通告内一部份），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这一信，虽没有形式的更正，但后来的指示，就完全没有那些悲观的精神了，对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完全与前委的主张一致了。但中央那个信给一部份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存在的。前委覆中央那个信虽然是与中央来信同时在党内发表了；但对于这一部份同志似乎没有发生很大的影响，因为中央那个信恰合了这一部份同志的脾胃，而中央后头许多对于时局估量的正确指示，或反不为这部份同志所注意，注意了或仍不能把从前的那个印象洗干净。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雩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现录如下：‚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国民党统治从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的会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臵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粤湘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政策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成“诚”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旅已被击破；陈卢两部均土匪军，战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力必不大；只有张贞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团好的；且现完全是无政府，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仍在的；赣南的希望更是很大，吉安、永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此一年中，要在上海、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立无产阶级的斗争基础，使能领导浙赣闽三省的农民斗争。江西省委必须健全，南昌、九江、吉安及南浔路的职工基础须努力建立起来‛。

上面一年为期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机械地规定着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在我的意识中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意义，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机械地说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机械性和急燥性。但你不相信一年争取江西，则是由于你之过高估量客观力量和过低估量主观力量，由此不相信革命高潮之快要到来，由此而得到的结论。至于江西主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仍如前头所说，没有新的意见增加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残余即地租剥削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有力。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自来都是外省军队前往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之关系切身，而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干涉的影响比较小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要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暴动比哪一省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要多了。

我要对你说的话大致已经说完了。扯开了话匣，说的未免太多。但我觉得我们的讨论问题是有益的，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果然正确地解决了，影响到红军的行动实在不小，所以我很高兴的写了这一篇。

末了还有两点须要作个申明。一是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之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支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岭“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燥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二是我说你欲用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不是说你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你显然没有此二者，因为二者完全没有争取群众的观念，你则是主张‚放手争取群众‛的，你不但主张，而且是在实际做的。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目的就在这一点。

我的不对的地方，请你指正。

毛泽东，上杭古田。

第二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读后感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读后感

-----------指引黎明的曙光

1930年一月，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城乡的中国，毛泽东同志撰文指出了“中国革命不仅必然会迎来高潮，而且很快会走向高潮”，纠正了部分同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量，指引了全国革命前进的正确方向，坚定了全党全国群众争取伟大胜利的立场和信心。本文为全国人民指引了黎明的曙光。

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用生动贴切的比喻“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让全国人民认识到“中国革命高潮决不是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

毛主席在本文中引用了中国一句古语，说明中国革命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一本质认识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这句“老话”便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便是毛主席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的回信，在收录进《毛泽东文选》时，被命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要理解一篇伟大的文章甚或一个伟大人，在历史上的意义，理解他们是如何推动历史进步的，就必须要对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历史环境做充分详尽的了解。

1927年大革命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将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之多，全党党员人数由中共五大时的57900多人锐减到10000多人，革命的主观力量大为消弱，工农运动走向低落，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敢不敢坚持革命？怎样坚持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虽然如此，共产党人却并没有被严峻的考验吓倒，他们领导了武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开启了中共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篇章。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即十年内战时期。

但是党内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对时局存在错误的估量，对形势产生悲观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持有一种“在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错误理论，这种理论并没有认清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的客观事实，并没有认清中国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的国家性质。

面对这些会影响中国革命前途的错误认识，随着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毛泽东在本文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异议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并且指出要判断中国政治形势，需要认识四个要点。总结为：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

（二），大革命剩下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将是很快的，将具有“星火燎原”之势；

（三），对反革命力量也要从本质上去估量，切不可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或悲观主义；

（四），不可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将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

结合以上四点，毛泽东又充分分析了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发展。指出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促使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产生军阀混战，促使赋税加重，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工业的矛盾日益明显。而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更加深刻化。致使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通过认识这些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向前的发展，就知道了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了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指出“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证实了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党的战斗力组织力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而奠定了群众基础就等同于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

这篇文章不仅反驳纠正了党内对革命前途的错误认识，更优先于很多人开始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况，是在党内盛行的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维埃精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思想逐步形成并成熟的突出表现。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以一种遗世而独立的姿态，在中国革命的前进道路上孤身超出其他很多人很远，他引领着身后人民群众的行动和思想，迎着革命胜利的东方曙光前进，这曙光将他并不孤独的背影拖的很长、很长，那伟岸的身影撑起了一个民族的独立与自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读后感

最近读了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那时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行动问题上，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有些党员从主观主义出发不恰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结果，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那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也是弱的。这样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党内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也是很自然的。但若从实质上看，那便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

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所谓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的这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那时安定了不知多少党内的同志，使他们看到了希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这星星之火，使胜利的红色旌旗飘遍中国，点亮了中国革命的灯塔，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党凭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和“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艰苦奋斗作风，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第三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读后感

最近我阅读了毛泽东主席的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看完这篇文章后，我受益匪浅，不仅仅感慨毛泽东主席深远的目光、科学深入的分析以及他正确的形势判断，更看到了共产党人在革命道路上艰苦卓绝的奋斗，虽然我们现在的时代不同于当年，但坚定的信念和积极的信心都给了我极大的鼓舞，让我感受到中国不仅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更能在今后的建设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1927年大革命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将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大为削弱，工农运动走向低落，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撰文指出了“中国革命不仅必然会迎来高潮，而且很快会走向高潮”，纠正了部分同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量，指引了全国革命前进的正确方向，坚定了全党全国群众争取伟大胜利的立场和信心，为全国人民指引了黎明的曙光。

敢不敢坚持革命？怎样坚持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虽然处于如此艰巨的情势下，共产党人却并没有被严峻的考验吓倒，他们领导了武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开启了中共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篇章。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但是党内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对时局存在错误的估量，对形势产生悲观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他们不赞成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持有一种“在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错误理论，这种理论并没有认清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的客观事实，并没有认清中国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的国家性质。

面对这些会影响中国革命前途的错误认识，随着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毛泽东在文中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异议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并且指出要判断中国政治形势，需要认识四个要点。总结为：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

（二），大革命剩下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将是很快的，将具有“星火燎原”

之势；

（三），对反革命力量也要从本质上去估量，切不可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或悲观主义；

（四），不可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将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

结合以上四点，毛泽东又充分分析了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发展。得出这些是致使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结论。

通过认识这些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向前的发展，就知道了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了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指出“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证实了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用生动贴切的比喻“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让全国人民认识到“中国革命高潮决不是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

同时，毛泽东在文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那种深刻矛盾，批判了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的盲动主义和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思想，认为这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文中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篇文章不仅反驳纠正了党内对革命前途的错误认识，更优先于很多人开始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况，是在党内盛行的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维埃精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思想逐步形成并成熟的突出表现。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以一种遗世而独立的姿态，在中国革命的前进道路上孤身超出其他很多人很远，他引领着身后人民群众的行动和思想，迎着革命胜利的东方曙

光前进，这曙光将他并不孤独的背影拖的很长、很长，那伟岸的身影撑起了一个民族的独立与自强。

毛泽东的这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那时安定了不知多少党内的同志，使他们看到了希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这星星之火，使胜利的红色旌旗飘遍中国，点亮了中国革命的灯塔，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党凭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和“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艰苦奋斗作风，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第四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读后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读后感

——中国革命的指明灯

2011级公管医保2班冯雅菁20110603057

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暂时进入低潮，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探索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党和红军内部有不少人对革命的前途表示悲观，林彪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他们怀疑革命根据地的前途，不相信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不愿意经过艰苦奋斗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而是主张等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再来一次全国武装起义。

在这样深刻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感到林彪的悲观思想并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了帮助林彪转变错误认识，并以此教育全军，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写了封长篇复信，指出了“中国革命不仅必然会迎来高潮，而且很快会走向高潮”，纠正了部分同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量，指引了全国革命前进的正确方向，坚定了全党全国群众争取伟大胜利的立场和信心。这封复信，已经超越了一般私人之间通信的意义，后来在收录进《毛泽东文选》时，被命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将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理论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不难发现，那点点的星星之火，不止是指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策略，也不仅仅是告诉我们农民阶级的力量是无穷的。更是在那个艰难的环境下，告诉革命同志们，只要有信念，星星之火，即点驳希望的火种也可以燃烧整个心田的小宇宙。

作为一个革命的先驱，毛泽东需要对革命保持信心，也需要用信心来感染周围的人，只要这样才能让革命的火种生生不息。星星之火好比一个人的激情，1

能感染他们。更像是一个乐观的人也能带动他周围的人，努力为信念而奋斗。这星星之火就是毛泽东同志对革命的激情与信心。

在回信中，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批判了夸大革命力量的盲动主义和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思想，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毛泽东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是毛泽东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斗争所作出的最新结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勉励红军指战员振奋精神，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中国革命进程充分验证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预言的准确性。

在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毛泽东坚信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并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满怀信心。这种坚定的信仰不是盲目乐观，也不是一厢情愿，而是建立在以唯物辩证法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之上。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能机械地规定时日。”

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决定了

“红军与游击队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伴随红军与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与发展”。中国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主要原因有四点：

一、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

二、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决不能只看现象，要看实质。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经十分露骨，军阀混战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

四、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都向前发展了，全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革命烈火。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冷静而客观，他坚定的革命信仰建立在对时局的科学分析之上。

这篇文章不仅反驳纠正了党内对革命前途的错误认识，更优先于很多人开始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况，是在党内盛行的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维埃精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思想逐步形成并成熟的突出表现。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以一种遗世而独立的姿态，在中国革命的前进道路上孤身超出其他很多人很远，他引领着身后人民群众的行动和思想，迎着革命胜利的指明灯前进，这指明灯将他并不孤独的背影拖的很长、很长，那伟岸的身影撑起了一个民族的独立与自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尽自己所能，为民族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第五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读后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读后感

最近读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感触颇深，于是写下这读后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针对党内出现的盲动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用深入精辟的分析澄清思想混乱的一篇重要文章。读了才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

1927年大革命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将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之多，全党党员人数由中共五大时的57900多人锐减到10000多人，革命的主观力量大为消弱，工农运动走向低落，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敢不敢坚持革命？怎样坚持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虽然如此，共产党人却并没有被严峻的考验吓倒，他们领导了武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开启了中共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篇章。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即十年内战时期。1930年一月，面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党内部分人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会迅速到来。他们有这种观念，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识清楚了的话就会明白怎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

具。还有些人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结果，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党内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也是很自然的。但若从实质上看，那便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信中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判断中国政治形势，需要认识四个要点。总结为：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

二、大革命剩下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将是很快的，将具有“星火燎原”之势；

三、对反革命力量也要从本质上去估量，切不可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或悲观主义；

四、不可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将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

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用生动贴切的比喻“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让全国人民认识到“中国革命高潮决不是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

毛主席在本文中引用了中国一句古语，说明中国革命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一本质认识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这句“老话”便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不仅反驳纠正了党内对革命前途的错误认识，更优先于很多人开始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况，是在党内盛行的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维埃精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思想逐步形成并成熟的突出表现。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以一种遗世而独立的姿态，在中国革命的前进道路上孤身超出其他很多人很远，他引领着身后人民群众的行动和思想，迎着革命胜利的东方曙光前进，这曙光将他并不孤独的背影拖的很长、很长，那伟岸的身影撑起了一个民族的独立与自强。

生命科学学院：杜文博

2010-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