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高中语文中《史记》选文看司马迁传记文学的人物刻画论文
以真情再现人情用神韵塑造形象
——从高中语文中《史记》选文看司马迁传记文学的人物刻画
戴娟戴桂敏
武汉市武汉中学
内容摘要
司马迁的《史记》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井草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涉及人物四千多，重要人物百多名。司马迁在表现人物个性特征时，能充分注意到他们人物的个性特征，而且借助精彩细腻的描写在特殊环境中刻画人物特性，更注重借助典型历史事件着力刻画人物形象，这就使得人物形象真实、可信，带有普遍性，引起读者的共鸣。本文仅从选入高中语文教材的四篇作品中浅易分析太史公刻画人物的高超笔法。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信陵君项羽刘邦蔺相如人物刻画
“往事越千年”。有史以来，在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土地上，在原野和庙堂、战火与笙歌之中，曾诞生过无数的英雄豪杰，或许他们贵贱不
一、愚智各异，但都曾以自己的方式推动了民族历史发展的巨轮。谈中华民族的“史”，自当从《史记》开始，而那两千多年前的许多历史人物在《史记》中都留下了或深或浅的足迹。
司马迁的《史记》在我国文学史上地位显赫：它首先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创立了纪传体裁，是我国古代史书体例的奠基之作；它更是一部文学著作，是上承《左传》《国语》《战国策》而影响及至当今的古代史传散文创作的典范。司马迁用生动的语言、精巧的结构塑造出一系列个性鲜明且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人物，成为后世的史传散文、传记散文和历史小说及当代影视文艺作品的肥沃土壤。《史记》内容丰富，高中语文课本中主要选取了富有浓郁文学色彩的记传部分，旨在激发引导青少年学子们能走进这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著。
从《史记》中选入高中语文教材的作品有《鸿门宴》《项羽之死》《廉颇蔺相如列传》《魏公子列传》。本文将以以上作品中的人物为对象分析司马迁在传记文学《史记》中的人物刻画方式。第一把握人物基本性格特征，细致描写刻画人物形象；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
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就有高下之别，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有各的风貌。信陵君是司马迁极为推崇的理想人物，在选文《史记·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称“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并且用细致的行动描写表现出信陵君最鲜明的性格特征。
作品首先用概括介绍信陵君的身世地位，然后用“公子为人，仁而下仕，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来突出强调信陵君的性格特征：“仁而下士”“谦而礼交”。然后用“自迎侯生”的典型事例，形象地记叙描写了信陵君仁而下士，谦而礼交的具体情况。
当信陵君听说魏有隐士侯嬴后，并不因为侯赢是一个又老又穷的“夷门监者”而小看他，恰恰相反，信陵君立即“往请，欲厚遗之”，并且“置酒大会宾客”以待，魏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侯生且“执辔愈恭”；出发驶时，侯生故意要拜访集市中的屠夫朱亥，且见其客朱亥久不归，久待侯生的信陵君“颜色愈和”，侍从都窃骂侯嬴而公子“色终不变”；至家之后，马上“引侯生坐上坐”“为寿侯生前”。一个身份高贵的魏国公子，居然能够去屈身拜访、亲迎一位看守城门的小人物，并亲自为他驾车，还表现出如此异常的尊敬和谦恭，可见其内心的真诚和对人才的尊重，实在难能可贵。作者无须多言，信陵君仁而下士、谦而礼交的美德和形象，已闪烁出深邃的思想光彩，深深的打动了每一位读者。
歌颂魏公子“礼贤下士”的精神，也是司马迁作此传的主旨。其原因除了在称颂信陵君一生功业都与他能仁而下士有关之外，同时，由于司马迁在目睹、亲历自身所处社会的世态炎凉时，达官贵人、乃至于当朝至尊不能礼贤下士，反而摧残人才的恶行中，藉由此传在信陵君等人身上寄寓了自己的理想，渴望君主能如信陵君一般仁而下士、从谏如流，成为士人的知己，而士人也能如侯生一般为知己者所用，为国效力。
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也是一个自古为人称道的人物。他智勇双全，能言善辩。司马迁在捕捉挖掘出人物性格特征借赵宦者令缪贤之口说出之后，就极尽其描写之能刻画人物的性格形象。蔺相如的出场，被司马迁精心安排在赵国的一场几乎无人能解的困境中，他分析形势的周密严谨，他应对秦昭王时的冷静机警、智谋和勇气。当蔺相如从秦王“传以示美人及左右”中看出秦王无意偿赵城时，他略施小计取回和氏璧，随之他“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一个“怒发上冲冠”的夸张，将相如此时的愤怒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一段不卑不亢、义正词严的控诉后，“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一个“睨”就把相如那种与璧共存亡、誓死捍卫赵国尊严的毅然决然的神态勾勒出来，谨防一切不测又不把秦王强权放在眼中的气势呼之欲出。寥寥几个动词就将蔺相如的大智大勇深深地刻在了读者的脑海了，挥之不去。太史公也满含钦佩地评价他说：“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
二、精选典型历史事件为背景，着力刻画人物性格；
司马迁在实地考察、深入研究和充分占有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凭借自己犀利的目光，敏锐的思维，捕捉、挖掘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笔下的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在捕捉挖掘出人物性格特征之后，精心细致地选择历史材料去表现突出人物的几件事，选材标准不是事件的大小，而是事件能否鲜明地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
司马迁选取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和廉蔺交欢三个片段来概括蔺相如的事迹。其中完璧归赵、渑池之会是选取了典型的历史事件。而渑池之会最为精彩。
在这个典型的历史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强秦的蓄谋已久、嚣张跋扈，更看到了蔺相如的随机应变、大仁大勇。赵王鼓瑟，秦御史记录 “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从“令”字可以看出赵王鼓瑟是被迫的。秦王击缶，赵国的御史如此记录：“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一个“为”字，表明秦王是自愿为赵王击缻，自愿娱乐于赵王。而事实却不是如此。在外交场合，国君的言行举止代表着国格和国家的形象，一个“令”字让赵国的形象大打折扣。面对强秦有意而给的羞辱，蔺相如随机应变，威胁秦王“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秦王不得不“为一击缶”，看似秦王自愿为赵王击缶，事实上秦王却是被迫的。蔺相如以其过人的智慧和勇气既挽回了赵国的颜面又顺便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一箭双雕，可谓快哉！
如此以来，蔺相如这一人物形象在司马迁为他精心选取的两个典型历史事件中就以一个智勇双全、能言善辩、机警善辨的英雄形象被刻画出来，并深深刻在了读者的脑海中。这更使得人物形象真实、可信，带有普遍性，引起读者的共鸣。
三 利用尖锐的矛盾冲突，刻画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
在《史记》中，司马迁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如项羽、刘邦、樊哙、荆轲、蔺相如、信陵君等，都给人以巨大的感染力。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越是在大非面前，紧张激烈的斗争场景中，人物的表现就越能充分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司马迁特别善于通过尖锐的矛盾冲突来表现各种不同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
如《鸿门宴》一场，是刘邦、项羽较量的关键时刻，宴前的紧张气氛，宴会上的剑拔驽张，使双方人物的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就是在暗伏杀机的宴会场面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展现紧张、复杂的矛盾冲突，把不同人物的个性表现的淋漓尽致。
先看项羽，当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将刘邦“欲王关中”的野心告诉给项羽时，项羽大怒，决定“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项羽大军入秦，函谷关闭，这位曾击破秦军主力的霸王遭此冷遇，已是怒火填膺；再有曹无伤告密说沛公欲王关中,犹如火上浇油；三写范增劝说之辞，谓刘邦“志不在小”有“天子气”，更是火油交煎之际煸了一股阴风；风、火、油层层作势，紧张的空气仿佛一触即燃。旦日击破沛公军，如箭在弦上。项羽盲目自负的性格尽显。此后项伯夜访、沛公约婚，风、火、油已被化作一夜凉雨落尽。第二天在鸿门宴上，刘邦谢罪，一席看似毫无野心的温顺言语后，项羽推心留饮、前嫌顿释，不但不杀刘邦，竟然还说出“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的军事机密。此后范增数目示意不成，即召项庄舞剑助饮，平地又起波澜。对此，项王却默然不应，现其胸襟坦荡以及作为政治家的胸无城府、缺少谋略。之后一切也已由此注定。
再看刘邦，当得知项羽要来攻打时，一面大惊“为之奈何”一面对张良说“鲰生说我”以推脱责任，一面又虚心听取张良的建议利用项伯度过难关。刘邦先问张良何以与项伯有故，了解关系的深浅，考虑是否靠得住。接着又问项伯的年纪，想出一套“吾得兄事之”“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来逢迎收买项伯的办法。精细老练、会拉拢人、会利用人，表现出刘邦机智权变的性格。
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司马迁不仅写活了项羽，而且也写出了刘邦的老练权变、善使手段，张良的沉着冷静、察颜观色，樊哙的忠勇无畏、善于言辩，范增的阴险狠毒、脾气暴躁等，显而易见，这种写法又能在一件事中写许多人物，达
到一石数鸟的艺术效果。
再看《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惠文王因有蔺相如的陪同，渑池之会不仅平安归赵，更使强秦“终不能加胜于赵”且受辱而还。蔺相如因功“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感到自己蒙羞，因此扬言见到蔺相如定“辱之”。就在这僵局之时，蔺相如的做法令人疑惑不解：不与会，称病不上朝，望见廉颇引车避匿。但听相如一席话，尖锐的矛盾不解自破：“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蔺相如的家国大局观，宽容坦荡的君子腹让廉颇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负荆请罪，为刎颈之交。在尖锐的矛盾中，人物形象有被凸显：蔺相如沉着冷静、宽容大度，以家国大局为重；廉颇粗豪坦荡、直率自负，但知错必改勇气可嘉。负荆请罪的廉颇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堪称经典。而这些文臣武将竭忠尽智、国难当头时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爱国精神也为世人所称道。
司马迁善于在尖锐、激烈的矛盾中刻画人物，使人物性格得到鲜明、突出的表现。蔺相如这个人物是在秦国威胁利诱，赵国君臣束手无策、左右为难的矛盾中出场的；又在秦廷上与秦王面对面紧张而尖锐的斗争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他处理与廉颇的矛盾，是那样的谦让，似乎是在逃避，却正是他的高明处。对待不同的矛盾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从中我们能清楚、全面地认识蔺相如这个人物的思想性格。
四 从整体客观分析，辩证地对待历史人物。
《史记》中包含了不同阶层的各色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人物如此复杂繁多，但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个性，司马迁对每一个人物的描绘都很形象，他对人物的刻画不是简单的扁平人物的描写，而是多维透视，使人物饱满的性格特征尽显。司马迁阅历丰富，对各色人物的把握都恰如其分。
司马迁往往突出人物的多维性。多角度多层面地塑造人物形象。能从整体着眼，客观评价和辩证地对待人物是一个史官在强大的政治威力下难以做到的。就这一点而言，司马迁为史书的创作做了一个极好的范例。这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当属西楚霸王项羽了。
司马迁塑造的英雄人物项羽具有多重人格。他喑恶叱咤，又言语呕呕。他爱人礼士，又忌贤嫉能。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是有恻隐之心，不杀刘备，还顾虑百姓疾苦。他有时与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时又吝啬，已经刻好的官印不肯发给功臣，放在手里把玩。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场面，则兼有风云气势和儿女情长。项羽是一个英雄，但他并不完美，《淮阴侯列传》中借韩信之口道出了项羽的为人：“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
在太史公的笔下，我们看到的项羽、刘邦，虽然同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却具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物性格以及人物命运——沛公刘邦，机智果断，能屈能伸，贪财好色，狠毒阴险，最后威加海内，成就一代宏业；西楚霸王项羽，率直磊落，勇武过人，刚愎自用，寡谋轻信，最后自刎乌江，失去一生霸业。太史公以细腻的笔触精致地雕琢刻画出了两人复杂的人格特征。对《史记》有了整体的印象后，你肯定不会再仅以“英雄”和“奸雄”来对项羽和刘邦这两个历史人物进行评价．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承认作品是宏观文本与微观文本的综合，水乳交融，我们应该综合地来把握它．
司马迁对现实的自觉干预和他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以及包括他个人对身世遭遇在内的个人体验，使他在以理性批判的态度叙述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同时，常常
直接和间接地移入自己的主观情感。他除了在《史记》每一篇传记结尾添加“太史公曰”，直接、明确地表达他对历史人物所持有的看法和评价之外，还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中寄托自己对人生的感慨。如在《项羽本纪》中，项羽在垓下之围中，夜闻四面楚歌，于是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同时在《高祖本纪》中，刘邦衣锦还乡，与父老子弟纵酒，慷慨伤怀，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两人虽然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下怀着不同的心情歌唱，表达了不同的内心感受，但都可以显现出太史公对两个人物所倾泻的情感。这种动人心弦、移人性情的效果并不是一般史书所能达到的，这正是司马迁一书所特有的成就，是它为视为传记文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司马迁在《史记》中刻画人物形象上颇有成就，书中贯彻着司马迁人本位的思想，他对历史人物给予极大地关注，实录并活现了一系列历史画面。在矛盾冲突中展开叙事，在叙事中对历史人物进行客观细腻的刻画，选择典型的历史事件、典型材料，注意行动细节和语言的描述，文学艺术价值可见一斑！
第二篇：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反潮流思想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反潮流[1]思想
徐白斌
（西南财经大学 13级财务管理2班 41315082）
【摘要】在中国封建社会重本轻末的潮流之下，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却提出了一种离经叛道的反潮流思想，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多次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为工商业者立传，并且详细的论述了农工商虞应该并重发展的观点。司马迁不仅批判重农抑商的思想潮流，同时也批判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指导的思想潮流，这种批判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利于剥去仁义道德的虚伪面纱，鼓励人人发财致富。
【关键词】司马迁；货殖列传；反潮流；儒家思想
从战国以来，我国的封建统治者就一直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武帝以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为指导，全面地推行和发展“重农抑商”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司马迁却首创经济史传，为工商业者立传，表现出了司马迁超前的经济史观和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司马迁的反潮流思想，不仅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也揭露了儒家仁义道德的虚伪面纱，强烈地批判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的观点。
反对重农抑商，主张农工商虞并重。
《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写道：“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司马迁引用《周书》中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要想使社会长久地发展下去，使人民富足，使国家兴旺，就必须要有虞人开发山泽，有农业、商业、手工业同时发展，四业并重缺一不可。农民、手工业者、商人、虞人各司其职，做好社会分工，才能互相为对方的发展提供所需，促进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为政治稳定和繁荣打下坚实的基础。司马迁社会分工的思想，与亚当·斯密的分工论不谋而合，这也体现出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的超前之处。[3] 司马迁把商业作为“民所衣食之原”之一，可以看出重农抑商的观点与统治者想要国泰民安的传统思想是相矛盾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商业不能得到很好地发展，则经济不兴；经济不兴，则人民不富裕；人民不富裕，则国家不强；国家不强，则会受到外来民族的侵扰。总之，四业兴旺，则国家富强；四业不齐；则国家贫弱［4］。反对封建正统“灭人欲”观点，主张人欲动力说。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在这里，司马迁指出了人欲“终不能化”，只能“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司马迁认为只有适当地满足人的欲望，并以正确的方式引导，人们才能“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用这样的方式，来促进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这实际上也是对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的经济政策的批判。
儒家主张用礼节欲，孔子教育学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主张“养心莫善于寡欲”；司马迁的老师董仲舒也认为要“防范人欲”。在这样一个提倡礼义以提防遏制人欲的时代，司马迁一反潮流，宣扬欲望动力说，明确地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提出了追求利益是人的本性的观点。司马迁认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剥削利益而遏制人欲的做法是错误的，与其遏制人欲，不如利用人性逐利的本质来发展经济，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促使国家富强，政治稳固。
反对封建纲常，提出“素封论”。
秦汉以来，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地位低下，秦朝商鞅变法，汉朝不准商人“衣丝乘车”。统治者为巩固政治，通过禁止商人入朝为官的做法，企图压制工商业的发展。封建统治者的抑商之法，恰好为司马迁揭露封建纲常提倡的仁义提供了反证，揭露了仁义道德的虚伪。司马迁认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同时他也写道，“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社会等级是在封建社会这样的背景之下必定存在的，人们如果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必须通过经商来获得社会财富，这样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提高自己的地位。而司马迁为我们描写到“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乌氏倮和寡妇清都是通过经商致富，后获得了秦始皇的封赏，司马迁意在鼓励人人都去经商，发财致富。
司马迁最后在《货殖列传》中总结道：“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再一次表明，通过经商致富，人们可以由下至上，提高自己的等级地位，获得“素封”之名。这一观点，在《汉书》中得到佐证，即“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可见，司马迁的这种观点是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并且为后世人所赞同。在今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司马迁的人欲动力说都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5]综上所述，司马迁在儒家封建纲常正统思想作为背景的前提下，还能大胆的质疑和批判当政者的经济政策，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敢于揭露封建仁义道德的虚伪，这些首创精神和批判精神是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反潮流，并不意味着反叛，很多时候我们正是需要有这种敢于反潮流的精神，才能不断推动社会的发展。司马迁的反潮流思想，被后来的班固和金代的王若虚[6]等人强烈批判，说明司马迁的反潮流观点的确是击中了封建正统思想的要害，才会让文人志士发出“迁之罪不容诛矣”的愤怒之音。因此，在今天看来，司马迁的反潮流思想虽然是反当时儒家正统思想的潮流，但是却是顺应了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的潮流。在我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虽然司马迁的反潮流思想像一朵绚丽的烟火一闪而逝，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认同，但是在那样一个专制的时代里，司马迁有着这样超前的经济思想，这确实在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于今天我们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1]韩兆琦《史记精讲》，第433页。
[2]《论语·里仁》
[3]本文凡引《货殖列传》均不加注。[4]张大可《实际研究》，第423页。[5]《孟子》卷一三《尽心下》
[6]王若虚：金代文学家。字从之﹐号慵夫﹐入元自称滹南遗老。早年尽力于学﹐以其舅周昂和古文家刘中为师。章宗承安二年(1197)擢经义进士﹐官鄜州录事﹐历管城﹑门山县令﹐皆有善政。入为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又奉使西夏﹐还授同知泗州军州事﹐留为著作佐郎。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长沙：岳麓书局，2002.[2]韩兆琦译注.史记【九】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0.[3]韩兆琦.史记精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4]张大可.史记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1.
第三篇：从《老人与海》看海明威小说中的英雄式人物的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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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自有品牌在中国零售企业的发展
Cultur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A View of Body Language
美国俚语的文化及特征
跨文化交际中的移情及其能力的培养
威廉•麦克佩斯•萨克雷《名利场》的道德研究
《园会》中男性人物性格作用分析
目的论在电影字幕翻译中的应用——以《功夫熊猫》为例
逆向思维在外语学习中的应用
透析《劝导》中的新女性形象
以学生为中心的英语词汇教学的研究
全身反应法在少儿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以杭州英之辅EF语言培训为例
笛福《鲁宾逊漂流记》中鲁宾逊形象解析
观音与圣母之比较
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夫人》中印象主义创作手法探讨
An Analysis of the Leading Character in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An Adaptation-based Approach to Brand Name Translation
《小妇人》中乔的形象分析
华兹华斯诗歌的精神生态研究—以《丁登寺》为例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简•爱》两种中文译本的比较
从《徳伯家的苔丝》看哈代的贞操观和道德观
《愤怒的葡萄》中的圣经原型
《蝴蝶梦》中的女权主义
浅析公示语的翻译
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中的罪犯形象
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惠特曼的《草叶集》
论《红字》中海斯特的女性主义
万圣节与时尚设计
从“米兰达”的人物形象看凯瑟琳安波特的女性观
“以读促写”提高英语写作能力的教学法研究
语码转换———从正式场合到非正式场合133 中西亲子关系对比性研究
广告中的熟语模因探析
角色中体现的悲剧主题——《榆树下的欲望》与《雷雨》之对比分析
从《推销员之死》看消费主义时代美国梦的破灭
论“美国梦”对美国文学的影响
The Effects of Family Education on Personalities in Little Women
从“他者”到“自我”的转变——从女性主义角度看《卖花女》
评《河湾》主人公-萨林姆的非洲观
《飘》中斯嘉丽的主要性格特征浅析
浅谈国际商务谈判礼仪
从礼貌原则角度分析电影《暮光之城》中的对白
汉英亲属称谓词的文化差异及翻译
中英爱情隐喻的对比研究
高中生英语阅读策略的使用对阅读能力的影响研究
英汉语言性别歧视对比研究
英语谚语的民族性及其艺术特色
译前准备对交替传译成效的课堂研究——以礼仪祝辞类口译为例
会计英语缩略词特点及翻译研究
151 《鲁滨逊漂流记》“星期五”被殖民化分析
152 论中学英语学习策略
153 以《哈利波特与消失的密室》为例探讨哥特式风格在哈利波特小说系列中的应用 154 对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几种中译本比较研究
155 英汉问候语对比研究
156 经贸英语中的缩略语现象及其应用
157 从中英文化差异谈英语隐喻的汉译
158 An Embodiment of Virtue－－-A Moral Insight into the Image of Tess
159 简奥斯汀作品中的讽刺和说教主义
160 爱米丽与祥林嫂悲剧的比较研究
161 A Freudian Psychoanalytical Interpretation of Catherine and Heathcliff in Wuthering Heights 162 《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观
163 《嘉莉妹妹》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
164 中西丧葬礼俗的对比研究
165
166 浅析电影字幕翻译中文化意象的重构——《冰河世纪》两个翻译版本的对比分析 167 中学英语语法教学的重要性及可行的方法
168 逆成构词的分类及其认知机制和规律
169 目的论视角下新闻标题汉译英研究
170 分析《野性的呼唤》的生存原则—从美国自然主义观的视角
171 以《新时代汉英大辞典》为例析中文谚语英译
172 Translation of Tourism English in a Cross-Cultral Perspective
173 法律语言及其翻译研究
174 The Elementary Stage Translation Teaching Design for Undergraduate English Majors 175 从词汇对等角度看《红楼梦》中“笑”一词的英译
176 外教在英语口语教学中的作用
177 论新闻英语的语言特点
178 对《红字》中丁梅斯代尔的心理分析
179 《嘉莉妹妹》中嘉莉的欲望分析
180 《雾都孤儿》中批判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分析
181 论跨文化交际中的体态语
182 功能对等视角下记者招待会古诗词翻译策略研究
183 从《简爱》看世纪女性地位及女性意识的觉醒
184 中国公司简介的英译技巧
185 埃德加•爱伦•坡小说《黑猫》的写作技巧应用分析
186 英汉诗歌中“月”意象的认知解读
187 从目的论视角研究中文菜名的英译
188 简奥斯汀眼中的理想男人——试析《傲慢与偏见》的男主人翁
189 从《宠儿》的人物形象中分析莫里森的种族观
190 功能对等理论在汉英广告翻译中的应用
191 从功能派翻译理论中目的论的角度谈广告翻译
192 中美商务谈判风格差异
193 比较《基督山伯爵》和《连城诀》复仇的异同
194 从电视剧《绝望主妇》看委婉语的交际功能
195 《喜福会》中的中美文化冲突
196 论叶芝诗歌中的女性面具
197 The Growth Topic in The Catcher in the Rye
198 农村学生英语学习情感障碍分析
199 从《马丁•伊登》分析杰克•伦敦的“超人”思想
200 从《老人与海》看海明威小说中的英雄式人物的刻画
第四篇：高中语文教学论文 从文本解读的多样性看语文教学“人文精神”的回归
从文本解读的多样性看语文教学“人文精神”的回归
一．
鲁迅先生曾说过：“一本《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一位作家创作的作品，自面世之日起，就面临着各类读者的解读。高中学生作为一个独特的读者群，虽然不能与其他读者相等同，但解读的权利仍然应该是尊重的。教材与教参包括实施教学的组织者——教师只能是激发学生并提供学生自主探究的“平台”（解读材料、探究方法等），引导学生合理地解读文本。
德国结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姚斯曾说过，一部作品“并不是独立自在地对每个时代每一位读者提供同样背景的客体。它不是一座独白式地宣告其超时代性质的纪念碑，而更像是一本管弦乐谱，不断地在它的读者中激起新的回响，并将作品从词语材料中解放出来，赋以其现实的存在”。文本解读多样性与语文教学“人文精神”之间的关系，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解析：
语文是最具有人文精神的学科
中学各门功课最具有人文精神的就是语文，新编的高中语文《教学大纲》明确指出：“语文学科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肯定了语文学科工具性价值的同时，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语文学科所特具的人文性，强调了语文课程所承担的全面提高学生人文素养，为学生打好人生底色、奠定人生的精神根底的功能和任务，即“应尊重学生个性差异，重视发展学生的个性。”
教育的本质正如鲁迅所言“以立人为中心”。即教会学生做人，使学生具有良好的人文精神。对于人文精神，美国学者伊尔文·斯通的论述被广泛的接受，他认为人文精神就是“我们要把世界还给人，把人归还给自己，人不再是邪恶的，而是高尚的。我们不能因为他的永恒的灵魂而摧残他的身体，一个没有自由的、活跃的、创造性的心灵，便不过是一只野兽，也只能像一只野兽一样浑浑噩噩地死去，根本谈不上什么灵魂，我们要把人的艺术、文字和科学，还有作为个体的独立的思想感情都归还给人”。这段话其实质可归为两点，第一是人及人性应当认可和尊重，第二是人应当更具有理性的思考。
众所周知的是，人文性是语言的基本属性，人文精神是语文教育的基本属性，语言的生命之根是人的文化精神、人的情感、人的个性、人的独特感受和体验。以此而论，语文教学最具“人文精神”。
文本解读的多样性能满足高中学生的主体自我张扬
高中学生，往往都有强烈的逆反心理和自我扩张要求，竭力追寻主体的自我张扬，认识和思维处于极为活跃激荡的状态之中。在学生的实际面前，教师引导或向导的责任就特别重大。在精神漫游的过程中，一方面向读者(学生)提供必要的知识背景，帮助他们扫除阅读理解的障碍，另一方面则是随时提示读者(学生)注意“文本风景”中的特别有意义有价值的部分，包括一些特别精微的部分。“引导”的同时，要鼓励学生不受引导的限制，另外发现“风景”，作出自己的文本阐释，鼓励他们超越教师或编者的引导。
文本的解读不仅应包括作品主题、作品的场景，还应包括作品中的人物解读。这些解读需要依据文本材料，结合高中学生的“精神需求”即结合自身的生活体验，进行恰当的、合理的并允许带有明显个性特点的阐释。
“文质兼美”的新教材文本需要文化与美学层面上的人性化解读
新编教材所选篇目比以前更具有典范性，淡化了语文工具性和训练性，突出了审美性和情感性，文学性和人文性，文质兼美，题材、体裁风格多样，富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文学作品占课文总数的60%(高二全为文学作品，高三三分之二为文学作品)，其编写无论从篇目选
1择、教学要求、教育思路都贯穿弘扬人文精神这一特征，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个性得到充分发挥、精神自由空间得到最大限度拓展，创造能力得到激活，这些都是旧教材望尘莫及的。每一位语文教师都深知，解读文学作品的基本方法绝非简单的一种“社会解读法”，而是有多个角度、多个层面的解读契入点。问题是人们习惯于(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将社会解读法奉为金科玉律，以主题的解读替代文学作品的品读与感悟。这只能说是“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庸俗化、功利化的做法。其实，按照作家写作时的状态分析，其心理动机是多种多样的。“不平则鸣”、“有感而发”、“披文入情”无一不是动机。而且这“感”的契入点应该是与作家自身所处社会背景、思想状态、写作时的瞬间心理体验密不可分。既然作家所表现的内涵多种多样，因此就应按作品体现的内涵，采用恰当的契入点进行文本解读。文本解读的契入点除了“社会解读”这外，还应包括“文化解读”、“人性解读”与“美学解读”。二．
近年来，语文文本解读多样性的问题（主要在阅读教学过程中）引起了语文教育界的广泛讨论与高度重视。在阅读教学中，过去的缺失是：忽视学生的个体存在，不尊重学生的思维特性，一味强调知识性传授，将具有丰富内涵的文本（主要是文学作品）进行所谓的“知识性”肢解。在品味和感悟课文时，将现成的答案简单地强加给学生，分析则注重其“唯一的”社会意义，甚至“上纲上线”，导致人文性教育严重缺失，学生文学素养低、思维定势僵化。可喜的是，新教材在编排上已经将文本看成是一个个多元的开放性系统，将文本的多样化深层解读，看成是学生个性发展的体现，也是让学生感悟文学作品、培养其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在教学目标的确立、重难点的确定、教学方案（内容与步骤）的设计、课后练习的安排等方面，明确向我们传达这样一种信息：鼓励学生作多元解读，以其个性鲜明的思维为基础，而解读作品所得到的意蕴，是学生独立思索的结果；学生的解读结果往往是多样的，从而表现为很大程度的发展性；最重要的是，学生的解读过程，常常是一种探新的思维活动，学生对文本的多样解读，体现出很强的创造性。
在此，笔者依据自己二十余年的教学实践，撷取新旧教材不同课文的编选或同一文本不同教学主题的对照研究之几个实例，解证文本解读多样性体现着的正是语文教学“人文精神”的回归。
（一）《灯下漫笔》和《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二者之间差别。(以下以《费》代《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以《漫》代《灯下漫笔》。
1、《费》文由于作者所处的特定时代和特殊境遇，是非问题是与政治斗争紧密联系的舆论导向和斗争方式问题。作者的笔锋直指的是具体的论敌和政客，政治斗争矛盾在此是白热化。《漫》站在历史的角义，目光犀利且长远地分析对包括现状在内的所有中国历史进程问题，批评的笔端落在国民自身的弱点上，二者同是通过现象看本质，《漫》所要明确的是非思想层次要更深入，突破政治狭隘的限制，穿越时空，对现实指导意义更深更大。
2、《费》文分析的利害关系是错误的政治认识带来的直接后果，以“费厄泼赖”所掩盖的政治野心和阴谋，对现实的导向是直接的，也是急切的，猛烈的抨击多于冷静的分析。《漫》对利害关系的分析立足于整个历史，着眼于假相所蒙蔽的历史的本来面目，意味深长地指出“人”与“非人”的遭遇，却又麻木于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平静的叙述分析中蕴含着深沉的分析和冷静的思考。两篇文章同把矛头指向反动的统治者，而《漫》在分析利害关系时除了揭露批判一切害人的丑恶嘴脸，更能对受害者——国民进行客观全面的剖析。利害关系双方所作的分析，较《费》更全面，更深入。
3、《费》文告诫人们要认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不要被“瞒”和“骗”的伎俩所迷惑和蒙蔽，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保护自己。在控制自己行为方面，传达的是在特定社会和时代中斗争方式和体验。《漫》则指出了反对奴性人格和反抗做奴隶的规则是根本的原则。这一原则在人未能获得解放的任何时代和社会都有存在的价值。两文同是对人们的思想行为
进行思想先行者的启蒙，但《漫》所具有的时代性和社会性更久远更广泛。
综上，如果说《漫》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和风细雨，《费》则是倾盆而下，淋漓恣肆的暴风骤雨，如果说《漫》似娓娓道来、语重心头的智者，《费》则似金刚怒目、言辞犀利的穷者。《漫》比《费》对“人的理性”有更深广的理解。新教材取此舍彼，更显出弘扬人文精神的特点，更能反映教育的本质。
（二）《项链》的解读
作为经久不衰的世界名著，莫泊桑的《项链》是新旧教材共有的选篇，我们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却发现两者的编排思路和教学要求截然不同，作为小说，这种不同首先体现在主题和人物形象分析的倾向性上。
旧教材，遵循的是传统定论，认为小说主题是“尖锐讽刺的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享乐思想”，女主人公玛蒂尔德是“小资产阶级妇女庸俗鄙陋”的典型形象，“十年的艰辛”是对其虚荣心的惩罚，对其所追求的，作者是“辛辣讽刺”。
新教材对主题的归纳不作具体、统一的评判，文后的“练习”提供了几种看法供学生参考。对女主人公的品性在追求不置褒贬的阅读分析过程，只要学生“言之成理”即可，我们看到新教材明智地解决了许多旧教材中似是而非的观点造成的矛盾：(1)莫泊桑在文中唯一一次直接地发出感慨：“要是那时候没有那挂项链现在是怎样一个境况呢?谁知道呢?谁知道呢?人生是多么变幻无常啊!极细小的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含蓄而有节制地客观叙述的调子，决不是作者对主人公的纯粹的批判，更多地是同情和警醒。那么，旧教材采用的传统定性和作者创作意图显然存在着的矛盾。(2)如果说，玛蒂尔德追求享乐，不能忍受贫困是要批判的思想，那么，安贫乐道、将贫困道德化是值得提倡的，因此依传统定论所推出的结论与我们已具有的文学素养形成的感觉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矛盾。(3)玛蒂尔德面临生活的巨变，重信用和异乎寻常的承受力，可否也算是人格的力量?(4)从已获得的定论的思想价值观，拓展引入到其他作品，要求课本介绍和课外阅读的文学人物还有安娜·卡列尼娜、于连·索黑尔、包法利夫人„„旧教材课本定论与深入复杂的文学研究又产生了矛盾。新教材未置褒贬的“只要言之成理即可”其实是对教师教学自由空间和学生学习灵动空间的尊重和扩展，也是对人性认识的多样性的认同，更易激起教学和学习的兴趣，充分发挥个性思维的灵活性和积极性。编者们正是以“我们要把世界还给人，把人归还给他自己”的人文精神来引导并信任实际教育过程中的施教者和受教者，承认丰富多彩的个性，赞同个性认识中的求异思维，激活学生的创新能力，还学生一个自由的、活跃的、创造性的心灵。
（三）《装在套子里的人》解读
契诃夫短篇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的主人公别里科夫，以往的教科书均将其定位于“沙俄专制制度的代言人、走狗”。这个定位很令人觉得生硬。别里科夫的所作所为，难道仅仅是“代言人、走狗”这么简单?别里科夫作为沙俄专制制度下的小人物，其行为难道就没有合理性?“套子”的隐意是什么”
别里科夫胆小怯懦，整天将自己包裹得紧紧的。沙俄专制制度是个“大套子”，而别里科夫将自己装进一个“小套子”，其行为出自于“自我保护”，当然有其合理性。因为他怯懦，希望别人也应和他一样，有点儿可恨。但联系到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等其他作品，那么就可得知，别里科夫其实也是可怜或是可悲的人物。从社会背景下人物本身的心理、行为去解读别里科夫这个人物，才能更准确地把握这个人物。小说阅读的重心，也就在于准确地深层次把握人物。这才是“文化解读”。
这样的例子其实不胜枚举：如朱自清先生在《荷塘月色》中，用如诗的笔墨描绘了月下荷塘的美景，读来有如梦如幻之感，令人如痴如醉，但一句“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彷徨、失意的情感”，就将文本中的画面美、意境美砸得面目全非，学生还有兴趣去品味作品的美感吗? 而新教材则更注重作家内心情感的真实披露，并且把老教材中删去的原文补上了；如《雷雨》中对周朴园对侍萍感情真假的分析，不再是片面的从阶段和社会的角度去看，而更多的着眼于人性在丑恶现实中的异化；再如《阿Q正传》对阿Q的分析，编者未置一词，却在课后和读本中提供大量资料让学生自己动脑筋去思考；《巴尔扎克葬词》《赤壁赋》《雷雨》《门槛》乃至第五册中整个单元的学者散文，则是紧扣了人文精神中“人应当具有理性”这一方面„„
“心灵舒展的孩子必然会欢乐而轻松地飞翔”。语文新教材以其弘扬人文精神，培养学生思维创造性作为自己的最“新”特点，要求语文教学回归到人的解放和发展的起点线，让语文回归到人的精神本身，把语文教学价值系统凝聚到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这个焦点上，正是语文教育改革对新世纪新时代要求“新人”的回应。
第五篇：从索马里海盗看国际法中海盗罪的局限性论文
近年来，索马里海盗日益猖獗，严重影响国际海运安全以及各国商船利益。国际社会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安理会先后通过四项决议，呼吁和授权世界各国参与亚丁湾地区的打击海盗行动。
但依据现有国际法有关海盗的规定，索马里海盗并不能完全纳入国际法调整范围，各国对海盗行为的管辖存在消极冲突，这不仅削弱了国际联合行动的力量，也影响了安理会决议的实效，使该地区的海盗袭击行为无法得到有效遏制。
一、引言
近年来，索马里海域逐渐成为海盗活动增长最快且使用武器次数最多的地区，以索马里海盗为代表的现代海盗也呈现出新的特点：高度集团化、组织化、国际化;武器装备先进，成员训练有素;动机复杂化，与恐怖集团相联系;犯罪形式多样化与专业化，具较强隐蔽性和欺骗性。这些新特点加大了国际联合打击的难度，对国际反海盗机制提出了新挑战。目前国际法中有关海盗罪的规定集中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第100条至107条中，该部分规定被视为是对已有国际习惯法的编纂，因而对缔约国与非缔约国均具有拘束力。
但其中海盗行为的定义及管辖权规定无法应对现代海盗的新发展，因此并未发挥出应有作用。为维护国际海上运输安全，在索马里过渡政府的要求下，安理会以决议形式授权各国海上力量进入索领海打击海盗，并强调该决议仅适用于索马里这一特殊情势中且不构成任何国际习惯法上的先例。现阶段这种个案化的处理方式在应对海盗问题上显得力不从心，有学者指出国际社会在索马里海盗问题上采取了“绥靖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前机制的无力。因此有必要对公约的海盗罪规定加以完善，以形成有效的国际反海盗机制，为国际社会采取进一步联合行动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二、现行国际法框架中海盗罪的局限性
(一)海盗行为的定义过狭
《公约》第101条对海盗行为进行了定义：“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的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为私人目的,对下列对象所从事的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行为,或任何掠夺行为:(1)在公海上对另一船舶或飞机,或对另一船舶或飞机上的人或财物;(2)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对船舶、飞机、人或财物。”据此定义，国际法上的海盗行为有四个要件：(1)犯罪主观方面是出于实现谋利、报复、制造恐怖等私人目的，倘若出于宗教、种族、政治等目的，则不构成海盗罪;(2)实施了非法的暴力、扣留或掠夺行为;(3)发生地为公海或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4)存在两艘船舶或两架飞机。
尽管国际社会已普遍将索马里海域的暴力行为视为当代的海盗行为，但对比该定义可知，索马里海盗的行为明显不能纳入公约所规定的海盗行为中。首先，索马里海盗的主观动因较复杂，有时超出了纯粹的私人目的，而具体到每次行动背后的真实主观意图又往往难以辨明。其次，索马里海盗活动大多发生在索马里领海内，并有向公海扩展的趋势。最后，公约以船舶或飞机的数量作为海盗行为的要件已不符合实际，这显然无法囊括所有现代海盗的犯罪方式。国际社会对索马里海盗进行管辖缺乏法律依据，而索马里政府亦无能力管辖，海盗因而处于法律制裁的真空当中。
(二)海盗罪的管辖制度缺乏力度。
《公约》第100条规定，“所有国家应尽最大可能进行合作,以制止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的海盗行为。” 第105条规定，“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每个国家均可扣押海盗船舶或飞机或为海盗所夺取并在海盗控制下的船舶或飞机，和逮捕船上或机上人员并扣押船上或机上财物。扣押国的法院可判定应处的刑罚，并可决定对船舶、飞机或财产所应采取的行动，但受善意第三者的权利的限制。”
海盗罪的普遍管辖权早已得到公约确认，但从字面上看，公约仅赋予各国对海盗行为的普遍管辖权，但并不是排他的(exclusive)，而是许可性的(permissive)，即对公海上的海盗行为行使管辖权并非一种强制性义务，而可由各国对是否行权进行自由裁量。
实践中，一方面不少国家对海盗的管辖问题均表现出“谦抑”态度，鲜有国家愿意为冗长而代价不菲的诉讼程序买单，他们或在逮住海盗后“放虎归山”，或仅仅对海盗进行驱赶而不进行追击;另一方面不少国家的国内法并未有关海盗罪的定罪量刑规定，行使普遍管辖权存在一定障碍。此外也存在选择第三国审判海盗行为的做法，美国与英国曾将在亚丁湾捕获的海盗移送给与该事件毫无关联的肯尼亚进行司法审判。可见，由于公约并未强制规定谁拥有最终的管辖权，“普遍管辖”极易演变成“普遍不管”，抑或被有影响力的国家推托给法制并不发达的国家管辖，从而无法对海盗实施统一且强有力的制裁。
三、对现行国际法中海盗罪的完善建议
(一)扩充公约中对海盗行为的定义。
1、淡化海盗行为的主观方面，而强调以客观方面作为判定海盗行为的依据。首先，主观目的的内容及性质难以辨明。特别是那些带有完全或部分政治目的的海盗活动，有学者认为此类海盗活动应纳入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范畴，然而，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是否以政治因素为基本要素目前尚存争议，另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须针对某一特定国家，而索马里海盗攻击的对象是非特定国家的商船。因此，主观方面在当代难以作为海盗行为的判定标准，仅因不符合“私人目的”而将索马里海盗活动排除在国际海盗行为范畴外，是有失偏颇的。其次，相较于主观目的，客观行为标准具有更强的明确性与可操作性，即在海上实施了非法暴力、扣押或掠夺的行为，而实施者通常均具有非法侵害的主观故意。
2、将“海盗行为”分为公海上的海盗行为与主权海域内的海盗行为。公约将“海盗行为”的发生地限制在公海及主权范围以外，主要基于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以防他国借打击海盗之名行干涉一国内政之实。然如前所述，发生在主权海域内的暴力活动通常处于管辖真空中。鉴此，国际海事组织曾于1988年通过了《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确立了“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Unlawful Acts against Safety of Maritime Navigation)这一新概念。但实践障碍在于，“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非对国际习惯法的编纂，约束力有限，相关管辖问题也未有规定。
在联合国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各项决议中，除了使用“海盗行为” 外，还使用了“武装劫船行为”(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以囊括索马里海盗领海内犯罪行为。但决议并未该概念进行界定，目前只有2004年在日本通过的《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和2009年在吉布提通过的《关于惩治西印度洋和亚丁湾海盗和武装劫船的行为守则》这两个地区文件对此概念进行了界定。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应进一步推广以形成对公约的补充，然而区域性协定面临与1988年公约相同的障碍，行为守则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公约层面对主权海域内的暴力行为进行界定。首先，公约中“海盗行为”概念是对现有国际习惯法的编纂，具有普遍约束力，将主权海域的暴力行为囊括其中可以为沿海各国设置一项保障其领海内国际航运安全与畅通的国际义务，同时公约还需设置相应的防止普遍管辖权滥用的制度;其次，领海内和公海上的暴力行为除发生的区域不同外，两者行为性质并无本质不同，与其设立“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或“武装劫船行为”这样的新概念，倒不如将两种本质相同的行为统归于同一概念下，以避免概念上的混乱与繁杂，这也符合国际社会对主权海域内所发生的暴力行为的一般认知。3、对海盗行为的定义应排除一切对犯罪方式与手段的限制。公约规定海盗行为必须具备两艘船只，即一艘发动袭击的船只和一艘被害船只。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各种对犯罪方式与手段的限制都无法应对装备精良且作战方式多变的现代海盗。
(二)强化海盗罪的管辖制度
1、完善公约中的普遍管辖权，对公约中有关普遍管辖权的许可性措辞进行修改，规定各国均有义务制止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的海盗行为。一旦发现海盗行为，应当对海盗船舶或为海盗所夺取并在海盗控制下的船舶进行追击,逮捕海盗并扣押被掠夺的财物，并对海盗行为进行审判。
2、对普遍管辖权的补充——扩大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鉴于普遍管辖权在解决海盗问题上的局限性，有学者提出应构建统一而独立的审判与惩处海盗的机制，来弥补国际法律体制中存在的缺陷，最好的途径便是纳入到国际刑事法院的架构中。根据《罗马规约》第五条规定，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仅限于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
海盗罪不在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内。但规约序言同时规定，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是“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当前海盗行为的危害与严重程度足以达到规约所设立的这一标准，因此国际刑事法院应将海盗罪纳入其管辖范围，以补充普遍管辖权的不足，彻底消除各国对海盗行为管辖权的消极冲突。
3、强化沿海国的管辖义务。沿海国对发生于其领海内的海盗行为，应承担保障其领海内航运畅通与安全的国际义务，履行这种义务有两种方式：一是主动对领海内的海盗行为进行司法管辖;二是在无能力管辖其领海内的海盗行为时，该国应通过安理会授权他国协助解决其海域的海盗问题。怠于采取前述两种方式即构成对国际义务的违反。同时，为了保证对主权限制的合理性，必须严格限定各国海上力量进入沿海国领海的条件。
首先，该沿海国必须在客观上没有能力对海盗行为进行管辖，且同意外国海上力量进入其领海打击海盗。其次，须设置必要的程序要件，安理会可对进入领海执行海盗追捕任务的外国军舰或军用飞机的数量、类型以及执行手段进行严格限定。最后，应建立定期的评估机制，评估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国际联合力量介入主权海域是否仍有必要性与迫切性，介入的方式以及程度是否合理合法，介入的实际效果如何等。
四、结语
根据现代海盗的新特点，笔者主张“海盗行为”应以客观方面为判定依据，将领海内的暴力行为纳入其下，并排除对犯罪方式与手段的限制;在管辖权方面，修改公约有关普遍管辖权的措辞，扩大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并强化沿海国的管辖义务。本文仅从国际法制层面提出个人的几点构想，然索马里海盗的形成与猖獗受政治、经济、法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国际反海盗机制的确立仍需经历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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