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日韩金融危机共同点及对中国的启示
款累计为1100亿美元,其中800亿美元为1年内的短期贷款。2.世界经济的互相依赖、互相关联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外因。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经济互相依赖、互相关联程度日益加深,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经济发生危机会波及其它国家和地区。韩国的金融危机来源于泰国等其它东南亚国家,这是因为东南亚地区是韩国近年来开发的一个新兴市场,是韩国产品的重要出口地,这些国家货币贬值,必然会影响韩国的对外贸易。而日本的危机则受韩国影响为多,据资料统计,日本银行提供了韩国约24%的贷款,相当于日本银行在亚州贷款的9%,日本对韩国的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的7.17%.因此,韩国的金融危机必然对日本的(浙江经济》1998·1(总第195期)金融产生影响。3.政府决策失误和监管不力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催化剂。从日本的金融危机来看,一部分来自于政府的决策失误,一部分则是金融监管不力,而政府的决策失误加快了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蔓延日本政府为了复苏经济,正在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体制改革,其中一项就是放弃对大型金融机构的过度保护政策,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则无疑加速了一些金融机构倒闭步伐。而在韩国除经济决策失误外,最主要的原因是金融体制不健全,导致金融监管不力,由于韩国不切实际的长期实行固定联系汇率,使得本国货币长期高估,而对金融业缺乏监管,对外举债无节制,超出警戒线,过早放开金融市场,实行韩元与美元的自由兑换,给了国外投机者以可乘之机;加上韩国银行经营不善,死帐太多,至目前韩国各家银行的呆帐、坏帐总额已达48兆韩元,约480亿美元,占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2%,这些因素都加快了韩国金融危机的发生。
日韩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有较好的启迪作用。1.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是抗御金融风险的根本。从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来看,一个国家经济运行质量的好坏,是抗御金融**的根本因素。因此,我国应把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作为抗御金融风险的主要措施来抓。一是要切实防止泡沫经济的发生;二是要切实提高企业运行质量;三是要不断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在此同时,还要进一步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保持和发展传统国家市场的同时,进一步开拓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市场。从而抵消东南亚地区金融**的危害,保持一定水平的贸易顺差,保持我国经济素质的良好发展状况2.加强金融监管是抗御金融风险的关键。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我国金融业和国际金融业逐渐接轨和融洽,到1997年6月底,我国已批准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代表处540家、营业性机构162家,但国际金融因素和冲击力日渐增强,风险也逐步增加。因此,我们要切实加大金融监管力度。一是要建立健全金融监管系统;二是要加大监管的力度;三是要调整外债结构,正确引导外资投向,提高外商直接投资比例,注意控制间接投资,特别是注意短期资本的流人,防止外资流向证券市场进行炒作。3.建立金融风险保险机制是抗御金融风险的保证。抗御金融风险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目前,最主要的是增加本国的外汇储备,我国的外汇储备到1997年9月份已突破1300亿美元,标志着我国综合实力进一步加强,它对保证我国的国际支付能力,支持我国的货币汇率稳定,为对外借款提供信用保证,增强外商投资信心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对外汇储备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不能估计过高,而应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风险保险机制。在建立保险机制的基础上,还可以将金融业的财务、经营状况进行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对银行信用等级进行评估,加强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从而配合金融保险机构完成对金融业的风险防御。
第二篇:日韩金融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日韩金融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2004
作者:易宪容
近日,随着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数据,有关“宏观调控初见成效”的称赞声不绝。但就是没有人去想,为什么政府一出手经济数据就能够降下来?经济过热是否会卷土重来?这种运作机制的根本缺陷在哪里?当然,要回答这些问题,还是看看他人所走过路。近几年来,我们的邻国日本与韩国经济上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同样不小。两国同样在采取办法来化解,但是由于采取的思路与方式不同,实际效果也就相去很远。从日本来看,直到近年来才有一点起色,而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特别是在1990年代,日本金融学界称之为“失落的十年”。日本长达13年的金融危机一直令许多人困扰,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二三年内都能够走出困境。如发达的市场体制下,有效的市场运作机制,配合适当问题处理政策,金融危机在不长的时间内得以化解。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国力无法支撑的情况下,经济整个崩溃,金融体制也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更新与重建。
日本的金融危机之所以难以化解,就在于一个快速成长的经济体中,金融体制相对较为落后保守,金融法规不健全。更为重要的是,金融机构经营者在资产泡沫的扩张中,不注重金融风险控制与信用的分析,而是将重点放在人际关系的维持。在问题发生之后,又用尽一切手段来掩饰,最后把问题越拖越大,银行的呆坏账越积越多,终于一发不可收拾。同时,金融监管机构先是过
于乐观,继而拖以待变,等到问题越来越严重时,又不愿让大金融机构倒闭。政策上一再延误,从而失去解决问题的良机。日本政府最后不得不采取断然的政策,但经济已受到重创,病去如抽丝,这个巨大的经济体只好躺在床上等待元气恢复。
同样是面对金融危机,韩国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经济受了到前所未有的重创,韩国经济也濒临崩溃的边缘。在韩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前一年,前总统金泳三也曾希望整顿积弊深重且体质又相当脆弱的韩国金融体制,但由于受到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全力抗拒,行政部门不能够发挥应有的公权力而失败收场。一年后,面对着严重的金融危机,金大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与帮助下,对韩国的金融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也正是这种金融改革的大力推动下,经济短短几年就得到恢复。1999年和2000年韩国的GDP增长率分别达到10.9%和9.3%。即使是在2001年世界经济出现衰退的情况下,韩国的GDP增长率达到了3%。
韩国金融改革的具体方式有:首先是准备阶段(从1997年12月3日到1998年6月15日),在这个阶段中,韩国政府除修改相关法令规章并检视各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是否达到巴塞尔协议所规定8%标准,以作为日后大力整顿金融机构良好基础外,于1997年12月24日成立韩国资产管理公司,并陆续设立韩国存款保险公司与综合金融评估委员会,以及在1998年4月成立独立的金融监督机构金融监督委员会等单位,作为
金融体制改革的执行与监督机构。
其次,在金融改革期间,将不能够通过金融检查的金融机构即其资产充足率未能达到最低标准、经营不佳且在短期内亦无法改善的金融机构、勒令其破产、合并、暂时停止营业以及给予拍卖等方式加速淘汰。
最后是经过一连串汰弱择强后,在金融监督委员会严格监督下,根据重整计划,以引进外资、有偿增资、合并、收购、缩减营业范围以及地点撤换管理层等方式,来加强经营状况较好的金融机构的体质。如金融机构巨大不良资产的清理、银行业与非金融机构的重整等。
政府强力介入的金融体制改革使得韩国的银行业在短期内取得巨大的成绩。韩国银行业财务结构不但更加健全,而且生产力大力提升,获利能力亦明显增强,经营状况也进行了佳境。根据韩国金融监督委员会在2002年4月底报告指出,2001年韩国的20多家银行基本上结束近5年来亏损的状况,而且净利润创历年新高。韩国银行业员工的生产力也得到大幅地提升,而且高于美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同时,2001年韩国银行的资产回报率、普遍股权收益率也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同时,在韩国政府不断投放巨大的公共资金,协助金融机构清理庞大的不良资产之后,韩国银行业的健全性日益提高,银行资产的充足率等考查商业银行指标都达到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水平。
从韩国的金融改革来看,面临着严重的金融危机,政府推动的金融改革基本上是相当顺利的,大致上都按照预先计划顺利推行完成。尽管在改革的过程中,因韩国政府不断利用国家庞大的资源积极介入干预,严重扭曲资源分配和市场机能的正常运作,并由此引起国际上关切与批评。
近几年来我国也加大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与力度,政府也出台了不少政策与措施,但无论是银行改革还是证券市场的改革都不尽人意。特别是这次宏观调控,金融体制所暴露的问题更是丛生,有的甚至积重难返。无论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还是证券市场做假欺诈;无论是金融资产的错配误配,还是金融市场定价机制扭曲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严重阻碍国内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可以说,由于金融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金融业成了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
日本与韩国金融改革所走过的路或许会对我国有不少启示。首先,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基本上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上。缺乏大的战略和持续性的规划、设想,使得不少法令法规朝令夕改。比如金融改革的发展路径问题,是采取中央集权式或分权式自由企业式,尽管中央的文件有所表示,但实际上却根本无法走出信用市场所主导的金融体系。因为在这种体系下政府能够通过直接投资、贷款、政府担保等方式和银行来分担整个金融体系之风险,或透过银行关系来影响信用的再分配,从而通过利率管制让金融资源流向政府所认可的部门与行业。可
以说,目前这种金融体制中的根本格局不改变,金融改革要取得大的进展是十分困难的。在政府对金融市场主导的前提下,不仅会减低金融资源的运作效率,而且既得利益集团一定会利用政府权力来为其集团服务,如日本的既得利益集团那样阻碍金融市场的发展。目前利率市场化问题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本来中国金融市场的利率早就扭曲多年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什么会过热不断,就是这种金融资产价格严重扭曲的结果。很简单,如果不是资产定价那样低,投资不会那样过热。但是,这显而易见的东西就是有人看不到。
其次,从韩国的经验来看,我国金融改革最为重要一点是:任何改革都在一定的规则范围内进行,并以有力组织来保证这种改革的执行与实施。目前我国所进行的金融改革不是先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先建立起执行这些法律法规的组织,而是走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哪里出了问题又制定一个政策来弥补,这就使得市场行为总是在以短期为主。
再次,要对现有的金融机构与组织进行全面的清理整顿,对那些体质不好、前景不佳的金融机构都得毫不留情地强制性地勒令其破产、歇业、拍卖与合并,比如一些证券公司及信用社。当然,对于不良资产的处理,政府一定要下大力气,无论是银行不良资产还是证券的不良贷款,既要全面认真清理,看看到底有多少,也要有决心处理,不能优柔寡断,让问题一拖再拖,拖出日本的结果。同时,对国内外的资本大力开放,以补充金融业的失血现
象。为了吸引国外资金前来投资,要大幅放宽对外资进入国内金融业的限制。
还有,应该强化金融监管规范,重新的审视现行的监管法律与条例,不要等到问题一来就没有可依据的法律。比如,对中小投资者损害补偿问题。
出处: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7月22日12时03分
第三篇:2008年金融危机成因及对中国的启示
2008年金融危机成因及对中国的启示
内容摘要: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The Financial Crisis),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2007年底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逐步演变成上世界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这样危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其造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本文对由美国次贷爆发而引起的金融危机做出了分析和总结,以及各方面的深入研讨.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经济 世界货币体系 预防攻击
一、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他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7%。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
金融危机的产生多数是由经济泡沫引起的,以21世纪最大的来举例,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二)造成这次危机的背景是复杂的、多方面的1.美国的消费习惯:原因:收入轨道模式。年轻人钱少,但消费多;老年人退休后享受优越的退休金,但消费相对少。所以,年轻人多借钱消费。而且,美国发达、完善的信用体制使几乎所有人的消费靠借钱来完成。美国人的储蓄率历来很低,近年来,一直在零储蓄率上徘徊。要消费,只能靠借钱。
2.经济管理思想:8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经济自由.私有化.减少管制”成为指导西方国家经济走向的主要道具.3.经济环境与具体政策工具:网络等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导致的泡沫破灭
进入一个成长停滞期,抑制了大量资金对该行业的投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 1
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升,美国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外移,形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加之服务业在繁荣之后的替代更新需要一定的时滞期,所以,这些行业投资机会较少。而且,从90年代开始,美国的房产一直处于稳定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流动性资金开始注入该行业。
二、国际经济失衡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 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 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 世纪末的20 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 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三、货币体系扭曲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
2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 ]。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对策和启示
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2009年1月16日,联合国在北京发布2009年世界经济报告指出,今年全球经济增幅将达到极低的1%,比2008年的2.5%以及过去四年的3.5%-4%之间的全球增长率大幅降低。如果,出现悲观的情况,将会下降0.4%。其中发达国家最可能的情况是会下降0.5%左右,如果出现更悲观情况,则会下降更大到-1.5%。但是,全球经济增长中仍存在亮点,即中国有望保持8%的速度增长,这将给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一半的力量。而刚刚过去的2008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为9.1%左右,为全球增长贡献了22%。联合国报告预测,2009年包括德国经济在内的欧盟经济增速,最可能的情况为-0.7%。美国为下降1%,日本为下降0.3%。报
3告的参与撰写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指出,即使中国2009年经济情况不乐观,仍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在增加,“一增(中国)一减(美日德)很明显能看出问题。”报告指出,如果全球经济紧缩加剧,信心无法恢复,发达国家将在2009年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因此“鉴于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更悲观的结果是完全可能的”。该报告建议,世界各国可以采取类似中国的大规模财政政策刺激措施,这方面各国之间应该做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以实现汇率基本稳定。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09年元月14日发表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说,随着金融危机继续向美国经济基本面扩散,美国经济在去年11月下旬至今年1月上旬这段时间里继续恶化。报告说,自去年12月下旬以来,几乎所有地区的经济活动都变得更加疲软,假期商品零售减少,汽车销售显著下降;各地关于服务业的反馈信息总体上是负面的;大多数地区的制造业活动也在收缩;几乎所有地区的房地产市场都在恶化,多数地区贷款仍在减少或保持在低水平;劳动力市场疲软,许多地区工资出现下降。美国的金融危机已发展为全面经济危机。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参考文献: 1﹑黄晓龙, 《全球失衡、流动性过剩与货币危机—基于非均衡国际货币体系的分析视角》, 金融研究,2007
2﹑徐明祺,《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与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研究,1999
3﹑夏斌,陈道富, 《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济研究2006
4﹑陈炳才,《对国际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失衡的重新认识》,金融研究,2007
5﹑郭清马,《开放条件下投机攻击的策略分析》,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7
第四篇: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的启示
自2006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到今天,终于蔓延熊熊大火,开始肆意的燃烧。尽管美国政府甚至美国主要盟国都在尽力地想办法扑灭它,尽管世界各国都期待它朝好的方向演变,但实际上,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这场大火燃烧到何时?蔓延到什么程度?而如今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从华尔街到全世界,从金融界到实体经济,各国政府都在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
现在包括美国本国以及外界都有各方面的说法,有的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监管不严导致金融衍生品的过渡发展,另外一块是美国国家居民过渡消费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还有一些说法认为是,由于过去长期低利率的问题导致了社会最终爆发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从有些专家的研究来看,其实美国本次金融动荡最终转化成危机,它爆发的影子是由于价格泡沫所引起的。在明确严格说,价格泡沫主要体现在房地产市场,可能现在美国政府给外界一种观点,是由于房地产金融衍生品泛滥,导致了美国经济危机的出现,其实这是美国政府的一个误导,因为试图以一个抽象的,在广大民众中,或者投资人中,以抽象的概念想讲实质问题转移和扩大化。且不论到底哪种说法正确,金融危机确实影响了全球各个国家。
那么从这一次危机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我国经济和中国的企业会受到什么影响?对我们而言,中国企业到底是机遇大还是挑战大。联系到中国的国情和长期经济发展变化态势,中国应该如何看待此次危机呢?或者我们可以得到那些启示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是否是自十九世纪末开始工业化、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经济霸主以来,长达一百余年的经济繁荣期的“拐点”?进一步说,以美元主导的世界经济中心开始新的转移了,美国开始走一百五十年前英国的路了。这就是说,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是美国经济长期衰退的开始,是大转型、大调整的开始,固然它不一定会出现1929-1933年那种信息不发达时代的惨烈危机,但它的出现却相当于英国1840年前后的危机,意味着一个极盛帝国的命运开始转折。性质和类型与以往的危机绝然不同。如果不看清这一点,所有的分析往往会一叶障目。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美国此次金融危机的萌芽应该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克林顿新经济发展的极度繁荣之后,美国失去了未来经济发展主导的方向,于是,一方面对外制造祸端,让世界的痛苦而延缓和承载本国的危机,于是先后点燃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二次发动伊拉克战争、发动南斯拉夫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自然还有遏制“中国威胁”的全球战略的实施等,这些频繁的战争及给世界带来的麻烦,本质上都是为了美国经济延缓衰退;另一方面在国内则透过金融工具引导世界参与一起制造泡沫经济,维持这种虚假的繁荣。
第二、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利大于弊,是中国的大机遇。“此消彼长”,中国三十年厚积薄发,正进入百年长期繁荣的初期或上升期。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美国的危机正是中国的机遇。”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危害并没有某些专家所说的那么严重,应以积极乐观辩证的态度看它的发生和演变。中国应继续走好自己的路,而没有必要为别人的过错和痛苦而忧心冲冲。
第三、美国金融危机是中国经济和市场大转型的强大推力。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快速成长中的中国经济当头一棒,从此提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理念,然而,由于传统体制支撑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在中国各地具有顽强的根基,因此,十年过去了,不少地方“扩大内需”根本就是一句口号,还没有放到具体政策落实上来,而是继续在扩大出口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显然,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容不得某些“以出口为荣”的地方领导再片面追求“外向型”了,强大的压力必将近推动各地政府从此开始真正重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甚至发动类似于日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消费革命”和“流通革命”。尽管这已经是“迟到的革命”,但毕竟它的发生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变革和进步,从此真正奠定中国最大经济强国的市场基础。同时,那些具有盲目外资崇拜倾向的地方政府领导也应该开始觉醒了,应全面重视开始审视如何挖掘国内的民营资本力量,并将它融入到本国的经济成长中来。
第四、所谓“救市”往往是“打贫济富”而不得人心,应尽量避免让穷人为富人买单。在一个国家,富人的“话语权”和影响政治的力量比普通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强大得多。在美国金融危机中受伤的华尔街金融机构显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显然空前强大,甚至某些财政部官员就是华尔街出身,因此,美国金融危机暴发后,政府“救市”被一再施用。尽管出现类似于“一百二十名专家反对信”甚至众议院否决,但最终还是“扭不过”世界最大的“金融寡头”结盟下的强大力量。市场的合理逻辑是,既然这些市场参与者在市场繁荣的高涨期赚取了大量钱财,并以错误的决策和方式导致今天的结局,就应该为这些错误买单,理应为此付出代价。救市:永远是对错误的鼓励。怎么赚钱是富人的事,亏损由全体纳税人承担?我的看法是,危机就是对这些决策和行为的另一种“回报”,是一种合理调整的必然,“救市”往往是下下之策。
第五、在危机处理中,政府往往会过度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扩大自己的权力。从媒体报道中得知,在反对美国政府“救市”的观念中,相当多是质疑政府的“救市”能力,即是否救得了?要知道,现在的危机形成政府自身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政府能否扮演出“点火者”和“救火者”的双重角色?显然,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尤其是全球化市场背景下,所谓政府“救市”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当然,政府不能臵于危机不顾,必须进行“危机处理”,但危机处理不等于“救市”。“救市”是以一种“救世主”的态度来行事的,而“危机处理”则是以危机当事人的身份尽量化解危机的负面效应。如果没有约束,就常常做出超出自身权力和能力范围的事。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如何理性地看待政府作用,如何尽量以制度化的方式约束政府行为并约束政府放大自身的权力,是经济民主化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第六、美国金融危机是否说明中国的资本证券化道路走得过快?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基本上完成了“资产货币化”道路,然后在“货币资本化”道路却由于“重外资,轻内资”尤其是轻视民营资本而进行得十分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外资主导下的工业化进程,民营资本没有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化而得到有效成长,受到多重抑制。可以说,这也是目前中国经济最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之一。
第七、中国金融实际部门和学术界有一批盲目迷信美国金融的“崇美派”。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教育体制是把“英语”和“数学”两门课程作为最核心的升学考试课题,因此,许多高学历以及留学人员都是这两门课相当好的人员。由于这些人员,尤其是中国数十万英语老师,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在学习英语和了解美国上,因此,他们无形中不自觉地“言称必美国”,无形中充当了“亲美派”的角色。
第八、大学的专业设臵盲目追赶世界一流,模仿美国大学,危害开始显现。虽然我不反对金融创新,但对于这类金融工程技术在中国的实际可行性则一直是怀疑的,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无须在大学里开设此类专业培养此类人才。然而,目前中国大学的专业设臵中,居然形成了一股“金融工程”的热潮。但愿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对这股热潮泼点冷水,给它降降温。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中国大学专业设臵脱离社会实际以及盲目随意,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
在目前经济局面下,可能在稳定或者尽可能减少出口影响基础上,对内需关注是加强,从近期,包括刚开的党代会,内需的启动,或者内需的制造,制造内需点可能会成为下一阶段我国大的经济政策方向。中国正积极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变化和自然界严峻挑战,经济保持较快增长,金融业稳健运行,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同时,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面对这一全球性的挑战,世界各国需加强政策协调、密切合作、共同应对。在此关键时刻,坚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只有坚定信心、携手努力,我们才能共同渡过难关。
参考资料:时事与政治相关论文——整理稿
2008年12月7日
第五篇:日韩台湾地区信访制度对中国信访改革的启示
参考资料:巴蜀论文网:http://sclunwen.com/ 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932658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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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台湾地区信访制度对中国信访改革的启示
【摘要】从信访的内涵与功能出发,立足于我国信访制度的现状,从复杂性、适应性、自主性、内聚力四个方面与日本、韩国、台湾三地的苦情、民愿委员会和陈情制度作比较,建议切实提高我国信访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以更好地保障公民人权、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赖并最终有利于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关键词】 信访 社会安全阀 群体性事件 制度化水平 中国的信访制度与信访困境
信访,即民众以书信、走访等形式向国家机关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并请求有关部门依法作出处理的活动。信访脱胎于东方传统文化,具有政治参与、行政监督和权利救济三重意涵。其优点是成本相对较低,容易被接受;受案范围广泛,适用面更宽;更容易缓和矛盾,并实施精神救济。从理论上来说,信访制度符合美国功能主义冲突理论学者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的社会安全阀理论。科塞认为,发泄负面情绪的机制具有社会安全阀的功能,其排泄出去的不是多余的蒸汽,而是猛烈的敌对情绪,因此有助于社会结构的维持,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①
尽管信访具有理论上的优越性,但现实往往与理想存在距离,我国现行信访制度运转效能亟待提高。2004年,社科院学者于建嵘带领课题组进行了一项针对我国信访制度的专项调查,这也是目前国内针对上访人群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活动。结果显示,公民通过上访解决问题的比例只有千分之二。②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至2003年这十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由1994年的l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其规模也不断扩大,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数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迟至2010年,蓝皮书仍然指出,“群体性事件依然保持着多发态势,一些地方在加速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矛盾,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引发民怨,导致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增多”。③与之相应,2003年被中国媒体称为是“信访洪峰年”。然而到了2004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来信比上年竟然还要上升11.7%,接待群众来访批次上升了58.4%,人次则上升了52.9%。据估计,各级各类信访事件平均每年近千万件。④观察以上数据可以合理推测,信访困境与群体性事件的激增有正相关性。有学者认为,信访困境的原因一是信访体制不顺,各种矛盾问题向上汇集;二是信访功能错位,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被消解;三是信访程序缺失,不断诱发较严重的冲突事件。⑤
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信访制度
虽然名称和传统不同,但行政性的诉愿救济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英美法系兼具行政和司法上陈情请愿的“petition”制度及大陆法系的申诉专员和请愿制度为其代表。⑥鉴于东亚文化圈日本、韩国、台湾三地与中国大陆法系相同、历史文化传统相近、人民社会心理相似,因而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和借鉴意义,所以本文主要集中讨论这三地的制度异同。
日本在二战后仿效瑞典议会监察专员(Ombudsman)并参照中国古代的御史台监察制度制定了“处理苦情手续”。⑦韩国建立独立的行政性诉愿救济制度较晚,于1994年成立了民愿委员会,旨在保护公民权益免受违法行政的侵犯。韩国的民愿委员会管辖范围比较广泛,除了受理公民对具体非法失当行政措施的投诉外,还接受对行政制度和政策的投诉。民愿委员会的委员均由总统直接任命,虽不能直接纠正侵犯公民权益的行为,但有权要求相关机构在规定的时间内通报处理情况,在媒体上公布有关结果或直接向总统递交报告。⑧台湾的陈情制度也很值得我们借鉴。台湾地区“立法院”1999年通过、2001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行政程序法》第七章对陈情制度作了专门规定,从而使其成为一种法定救济方式。陈情制度非常灵活,陈情人可以采用书面、言词等不特定方式并不受时间和次数限制,也无管辖之等级限制,具有即时性与程序简便性的特点;陈情内容既包括人民对行政措施的建议也包括对行政违法的检举控告,不仅关乎个人私益保障也关乎国家公益,具有行政救济、行政监督、改善行政、指导服务的多重功能。另外,相关法令还要求行政机关协助人民行使陈情权利,进行必要的教示、告知公民最佳的处理方法。⑨
信访制度比较及启示
根据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理论,可以用四个指标来衡量政治制度的水平,即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适应性指的是一种组织和程序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及其存续能力;复杂性意味着一个组织由庞大的下属机构构成,隶属关系和职责明确,并具有高度的专业化水平;自主性指的是政治组织和程序在与社会势力和利益集团关系的独立性或中立性,即它是否具有独立于社会势力之上的自身利益与价值;内聚力反映了政治组织和程序内部的凝聚力和协调性,表现为整个组织内部存在基本共识,具有内部协调机制和起码的组织纪律。⑩
从适应性的角度来看。以台湾的陈情制度为例,作为一种非形式化的行政救济手段,陈情不要求有特定方式,而且为了最大限度的方便民众,陈情也不受期间限制、次数限制,也无管辖之等级。日本苦情制度处理的内容比正式的行政不服审查对象更广泛,公民申请苦情处理不以自身权益受损为前提,即使公民自身权益没有受到具体侵害,也可以为公共利益或他人权利申请。以之相对,大陆信访制度的理念几经更迭,摇摆于管理监督和服务沟通之间,再加上体制不顺、法源不清,在实践中不能适应现实情势的要求因而陷入了效能不彰的境地。
从复杂性的角度来看。大陆信访的接访单位既有行政机关,也有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还有立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更有工青妇等人民团体。即使是专门负责接受信访的信访局,从中央到地方也没有明确的隶属关系,而只能协调、商议;从受访内容的性质上看也是五花八门,既有行政行为也有司法判决还有党委的决议。这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事理不明、职责不清的情况造成了信访制度复杂性较低,无论在隶属关系还是职责明晰上都与其他三类制度有不小差距。与之相对,台湾陈请与日本苦情制度的接受机关一律为行政机关,其上下隶属关系明确,陈情事项也仅仅局限在行政范畴;韩国的民愿接受机关为隶属于总统的民愿委员会,其受理事由也大多局限在行政事务方面。从自主性的角度来看。由于体制因素(纵向和横向)的影响更由于法治水平不高,目前我国信访机关的独立性较差且容易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干扰。相比而言,台湾和日本由于长期实行地方自治的缘故,其基层行政机关的独立性较强,再加上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社会监督力量强大,相关诉愿机关自主性也相应较高。由于委员会的委员均由总统直接任命,韩国民愿委员会制度也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它虽不具备司法机关那样的刚性约束力,通过判决直接纠正侵犯公民权益的行为,但民愿委员会有权要求相关行政机构在规定的时间内通报处理结果,并以在公共媒体上公布有关活动或直接向总统报告来对有关机构进行监督。
从内聚力的角度来看。台湾、日本、韩国三地法制化程度较高,并具有即时性与程序上的简便性。台湾陈情制度依靠的法源是《行政程序法》,日本和韩国也有相应立法,如《行政手续法》和《行政管理厅设置法》等。这些法律位阶较高从而保证了其效力。与之相对,大陆目前尚没有一部关于信访的法律(只有法规层级的国务院《信访条例》)。另外,各地规章不
一、作法各异,使得信访工作存在不同程度的混乱与无序,呈现出相当大的任意性与差别性。此外,信访的接访、监督、回馈、制裁机制都缺乏明确的程序来约束和规范,因而也导致了其内聚力较低。
中国现行信访制度在立法理念上还存在认识不足,没有从民主参与、人权保障的高度进行思考,更多的是把信访作为听取群众意见、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工作,带有“自上而下”和“管理安抚”的性质。慎重研究并通过立法借鉴东亚三地的经验以完善现有的信访制度,对保障我国公民人权、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增进民众对政府的信赖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还是要制定一部专门的《信访法》,提高信访制度的法治化、透明化、专门化,形成行政信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三足鼎立的行政救济格局并发挥其多方面功能,这应是未来中国信访制度的改革趋向。注释 ①陈成文,高妮妮:“从科塞的冲突理论看我国社会建设”,《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4期。
②李俊:“我国信访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③《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和《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④“群体性事件考验中国”,《环球》,2005年第8期。
⑤于建嵘:“中国信访制度批判”,《中国改革》,2005年第2期。
⑥徐世平:“中国信访法律制度改革路径探析”,《人大研究》,2006年第6期。
⑦安秀伟,唐书俊:“论我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基本路径—日本苦情制度对我国信访制度的启示”,《党政干部学刊》,2011年第1期。
⑧朱最新,朱孔武:“权利的迷思:法秩序中的信访制度”,《法商研究》,2006年第2期。
⑨徐东:“台湾地区陈情制度介评暨其与大陆信访制度之比较”,《台湾法研究学刊》,2002年第1期。
⑩[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