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化”之分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报告5则范文

第一篇：“理性化”之分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报告

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成，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化”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着作中，马克斯•韦伯具体分析了这一问题。

韦伯的社会变迁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理性化，在韦伯看来，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变迁揭示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行为有非理性走向理性，但是理性化的过程并非渐进或连续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西方社会的经济理性化并不是一个自行延续的过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非直接地通过内在的一般理性化从资本主义早期形成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人的态度和气质方面需要有急剧突破和飞跃，韦伯认为完成这一态度和气质领域内的突破和飞跃的主要动因是经过改革的宗教意识。具体地说，这一栋因就是欧洲宗教改革中崛起的加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等基督教的新教教义的逻辑和心理的眼里所产生的“世俗禁欲主义精神”。

西方发展了资本主义，不仅数量上颇为可观，而且还发展了在其它各地从未出现过的类型、形式和方向。这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 理性的工业组织只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资赢利活动相适应；所有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之所以获得了重要意义，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与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联系着（即使通常所谓的商业化、可转让证券的发展、投机的理性化、交换等等一类东西也是与之联系着的）。

经济生活整体上的显著特征可以说是经济理性主义。在技术和经济组织领域的这种理性主义的进程，无疑决定了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理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合乎理性的组织劳动，以求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毫无疑问是他们毕生的最重要的 目的之一。

资本主义在西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为西方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改写了西方甚至是世界的历史。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从经济的角度看，我们的中心问题，归根结底，也不是资本主义活动发展本身，中心的问题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或从文化史来说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特点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起源问题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并不是一回事。

韦伯指出：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着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另一方面，这些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中获得重要的刺激；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曾经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在西方曾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甚为有利，而这一鼓励是从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当然，并非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方面中具有无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那么这种法律从何而来？韦伯分析如在其它情况下一样，资本主义利益毫无疑问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理性的法律方面，在试图做出这种说明时，我们首先考虑了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与此相反的关联作用也不可不加考虑。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的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

一种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这种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所欲达的经济成功，这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与行会师傅以及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也是截然相反的，因为这种传统主义趋向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从资本主义强调个人主义这一角度可以说完全是非理性的，但它却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资本主义文化最有特征的因素之一）。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包含着各式各样东西构成的一个完整世界。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出理性思想的这一特殊具体的形式到底是谁的精神产品，韦伯指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其实这也是韦伯在这部著作中所要论证的观点。

韦伯同时还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宗教改革的 某些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也并不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其实，在宗教改革之前，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式业已存在了，这有力的证明了以上的观点。其实韦伯只是希望弄清楚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的说，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在这本着作中韦伯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加尔文教的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韦伯认为：加尔文主义在社会组织方面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能够与这样一种斩断个人和尘世的千丝万缕联系的倾向有关系，这种关系源于基督教胞爱在加尔文信仰所导致的个人内心孤独重压下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教义就是如此的，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的，被选召的基督徒在尘界中唯一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地服从上帝的圣诚，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与此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就，因为上帝的意旨是要根据他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因而在尘世中基督徒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增加上帝的荣耀”。为社会的尘世生活服务的职业中的劳动，也含有这一特性。在加尔文教中，这成为了他们伦理系统中的一个鲜明的特点。胞爱只能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存在，而不是为肉体服务的，那么这种友爱首先只能表现在完成自然所给予人们的日常工作中；渐渐地，完成这一工作开始具有了一种客观的、非人格化的特性：只是为我们社会的理性化组织的利益服务。这便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天职观”。

同时，韦伯还指出，作为基督教的主要特性的禁欲主义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理性化的发展。这种禁欲主义是不同于以前任何一种禁欲主义的，清教徒的禁欲主义是一种入世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在西方的最高形式里便有一种明确的理性特征。禁欲主义使得教徒的修行生活发展成为一套合乎理性的行为的有系统的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状态”，使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的影响，摆脱对外界和自然的依赖。清教徒就象所有理性的类型的禁欲主义一样，力求使人能够坚持并按照他的经常性动机行事，而不依赖感情冲动，这种禁欲主义的目的是使人可能过一种机敏、明智的生活：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自发的冲动性享乐，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为有秩序。

禁欲主义如何深入个人的思想之中？如何确定自己受到恩宠呢？况且只有在证明具有与自然人生活方式明显相异的特殊行为之后，才有可能取得这种恩宠，由此产生出对于个人的推动力，激励个人有条有理的监督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获得恩宠，并因此而把禁欲主义注入其行为之中。但是，这种禁欲主义行为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而且这种禁欲主义再也不是一种不堪承受的负担，而是每一个确信拯救的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与自然生活不同的圣徒们的宗教生活再也不是离开尘世的修道院里度过，而是在尘世及其各种机构里度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种在现世中（但又是为了来世的缘故）将行为理性化，正是禁欲主义新教的职业观引起的结果。

在私有财产的生产方面，禁欲主义谴责欺诈和冲动性的贪婪。被斥之为贪婪、拜金主义等等的是为个人目的而追求财富的行为。因为财富本身就是一种诱惑，但在这里禁欲主义是那种“总是在追求善却又总是在创造恶的力量”，这里邪恶是指对财产的占有和占有的诱惑力。因为，禁欲主义，为了与《圣经•旧约》保持一致，为了与善行的伦理评价相近似，严厉的斥责把追求财富作为自身目的的行为；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更为重要的是：在一项世俗的职业重要殚精竭虑，持之不懈，有条不紊的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

当着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基于上述理论，韦伯认为新教的禁欲主义思想“必定成为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的发展。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

韦伯的上述论点，无疑是强调了新教伦理的思想“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其形成阶段的发展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源于新教宗教信仰的某些伦理要求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所需的经济动机模式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应当指出，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着作中，韦伯虽然强调了“思想在历史变革中所起的独立影响”，但是它并不否认“新教同样地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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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报告范文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报告

首先我想总体概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内容。这本书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一、导论

二、问题

三、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

导论通过一个问题：“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体现出来的那些文化现象——这些现象（正如我们常爱认为的那样）存在于一系列具有普遍价值的发展中——究竟应归结为哪些时间的合成作用呢？”来引出这本书的研究主题。那么长的一个问题讲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为什么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西方文明为什么只有在西方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也就是韦伯在探究西方文明的独特性的根源在哪？

第一章：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中，韦伯分析了不同宗教派别间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致使他们在经济地位上的优劣差别。而得出的结论是：新教徒在经济地位上有着整体优势。

第二章：资本主义精神。引用美国富兰克林的话来诠释什么事资本主义精神区别于传统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

第三章：路德的“职业”观念。（本书的主要研究任务）主要通过路德的“职业观”引出新教的“天职观”。

第四章：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韦伯主要概括了新教各派，包括：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派、浸礼派的共同的“世俗禁欲主义”的观念。

第五章：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讲的是上面的共同的“世俗禁欲主义”观念，对日常经济生活的伦理准则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读完这本书以后，我对资本主义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那么新教伦理又是怎么促进资本主义为什么只在西方社会兴起？而且仅仅在西方？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之所以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成长提供了沃土，是由于新教的理性化，尤其是理性化的新教 “天职’观念。

在这里不得不先对书中几个概念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1、第二章中的资本主义精神：富兰克林的话已经包含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一部分特征：a、个人有增加资本的能力，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也就是说人们要尽可能的挣更多的钱；b、无论贫穷富裕生活上都要节俭。关于前后资本主义的区别，韦伯还举例了一个例子。资本家对劳动者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刺激生产的方法，而取得不同的成果。这就说明，前后资本主义精神的差异不在于赚钱的欲望的发

展程度，而在于大众的心态上对于获利的理解。前者只想挣够自己

生活需要的钱。后者却尽可能挣钱，并且勤俭节约，使自已有存款。

2、第三章的“天职观”：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

活方式，不是用修道禁欲主义超越尘世道德，而是完成每个人在尘

世上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人们要辛苦劳动积累财富，为上帝增

添光彩，称为上帝的选民、得到上帝的恩宠。这就意味着人们为了得到上帝的恩宠、成为上帝的选民的话就每时每刻兢兢业业地工作。

3、第四第五章中的禁欲主义：宗教改革之前的禁欲主义纯粹的禁锢人

们的世俗欲望，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则把禁欲的范围缩小，并更具体

化。是一种理性化的禁欲主义：a、要珍惜劳动时间，兢兢业业地工作，以至于完成上帝赋予的责任；b、劳动一向都是禁欲途径，新教则更加强调劳动是人生的目的，就是说你现在的职业是上帝恩宠你而赐予你的奖励；c、理性对待财富，传统禁欲反对人们占有财富，新教则认为只有挣更多的钱就是在为上帝添光彩。

说了这三个概念它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是三个概念共同指向了资本主义精神。我想大家已经知道资本主义为什么也唯独在西方产生、发展？

包括新教“理性教义”、“天职观”在内的理性宗教观，使人们在宗教伦理上产生了一种新的禁欲主义，这些都要求人们努力工作、生活节俭。而努力工作就意味着人们获得更多的报酬，生活节俭就意味着资本的积累。在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下，最终促成资本主义的兴起。这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

最后我想说韦伯不是一个宗教决定论者，在导论中已近说过了，他肯定技术、现代科学、社会结构包括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等等方面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他的研究视角不是这些非宗教的东西，而是新教，这一个在宗教改革后崛起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宗教信仰中的某些教义对人理性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教义中禁欲主义、天职观等元素最终促使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三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王瑞 10368006

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去读一本关于宗教对人类经济发展的影响的书，确实有一些困难。毕竟我本身没有宗教信仰，也不相信神鬼的存在，同时又不是哲学与伦理学的专家，所以很难想像为什么有人会信仰上帝，他们的信仰究竟有多虔诚，是真信还是半信？这些问题令我困惑了很久。因为完全无法做到感同身受，所以读这本书之前我必须作出如下假设：自中世纪至韦伯所处的时代，欧洲人对宗教信仰的笃信与虔诚，相当于中国人对人情的偏爱，对家庭伦理的重视。只有做出这种假设，我才能确信韦伯所讨论的新教伦理对欧洲人存在影响。

韦伯在书里讨论新教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大致的思路是这样的。是首先对资本主义进行界定，然后讨论新教各个分支的内涵，最后从新教中提炼出禁欲主义这一基本的宗教内涵并总结它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国人和德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还是我学疏才浅，个人感觉韦伯的无关主旨的话很多。不过他确实引起了我的思考，给了我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一直以来接受的都是马克思的哲学，大体上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韦伯的书，让我体会到似乎世界没有那么绝对。韦伯给我最大的启发在于他的一个问题：当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与将要出现资本主义的那个时间段，是什么促使资本主义产生？我个人认为，经济决定论在这里说不通，或者说，不能仅仅的归因于经济因素（韦伯也是这么认为的）。韦伯认为新教伦理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他也没有排除其它可能因素的影响。在他看来，新教包含着让人致富的因素：世界是上帝赐予人的，去追求财富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被选中的将会得救的选民必然会彰显上帝的荣耀，也就是说，所有虔诚的信徒都会产生追求财富的冲动（从宗教层面上说），以此彰显上帝的荣耀（因为彰显的荣耀不一定是选民，但不彰显上帝荣耀的绝对不是选民）。同时教义里面还包含着禁欲的要素，也就是财富不会被挥霍，而是用于再投资。

韦伯的解释说的通，但是我同时也产生了质疑：为什么没有新教的当代中国仍旧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在这里的“资本主义精神”采取韦伯的定义，即：理性的从事物品交易，并且每笔交易都会有利润；以赚钱为目的；避免享乐）。韦伯很狡猾的补充到：一种制度的建立必须依靠精神伦理方面的创新，但当这种制度确定并向全球传播时，那么人们就必须调整自己的伦理观念，使之适应制度的要求。

在这里，我想自己讨论一下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前提。

“妈，就那几亩地，你种，能种出什么结果。”

“不种怎么办？”

“你办个小卖部，卖东西，这样你可以一直卖着。等你老了，都能生活。老了怎么去种地。”

“可是那几亩地„„我还是先慢慢种着„„”

这一段对话是我亲耳听到的两个我的远方亲戚的对话。母亲呢，是一个穷苦的农民。儿子呢，是一个财经大学的学生。从这个真实的例子中可以很容易的感觉出来，资本主义发生的前提是什么。商业从人类诞生时就开始了，原始社会就存在物与物交换。随着商业规模的的不断扩大，产生了货币、集市、金融，甚至工业资本主义也是在商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说，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前提，追根到底也该归功于商业的发展。换句话说，必须有广泛的商业意识（在这里我的讨论只是针对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单一影响要素，而不排除其它要素或前提）。

只有一个人懂得低价买进物品，然后高价卖出，赚取中间利润这一过程，并且有足够的意愿去这么做，商业和进一步的资本主义才有兴起的个人基础。西欧属于海洋文明，有着漫长的海岸线，经商是人们最重要的谋生手段之一。古代中国属于大河文明，以农耕为主要经济形态，固然在沿海沿江地区有比较发达的工商业，但总体上以农业为主。刚才的例子也可以看出来，甚至中国到了今天，在西北的落后农村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仍然缺乏资本主义因子。所以从这一点上，西欧产生现代资本主义是可以理解的。

我父亲是一个工厂的老板，也就是个工业资本家。他的经营策略很简单，低价买进原料，加工后高价卖出。同时他注重诚信，也十分勤奋，每日6点起床，凌晨1点睡觉，一有休息时间他就补觉。他之所以长时间的坚持着，因为他一直希望家里人可以一辈子过上好日子。这种中国的儒家伦理不同于西方的新教伦理，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救赎与金钱的渴望相结合。但是这种伦理却确确实实的在推动他的工厂的运作，支撑着这一最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写了这么多，我其实想说的就是：相对于新教伦理，儒家伦理并不缺乏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要素，并不缺少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要素，毕竟儒家伦理同样将对金钱的渴望与道德伦理相结合，给人以追求财富的动力，中国的传统美德里也不缺乏节俭（禁欲的结果也就是节俭）。所以虽然古代中国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原因很多，但影响比较大的原因应该包括农耕民族缺乏商业意识，重农抑商是主流思想。直到1840年之后，中国才逐渐接触到了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与儒家伦理相结合，促成了今天中国的发展。

第四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报告

概述

导论

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显现出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域文明的文化现象，遍及科学、史学、艺术、建筑、政治制度乃至经济体制各方面，这些文化现象的基本功同特点可以总结为“理性主义”。理性（rational）是韦伯高度强调的西方文明特性，对于本书所讨论的资本主义，韦伯指出：“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对财富的贪欲）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显然，促使西方文明走向理性化道路的是各种全然不同的力量，但是，通过考察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异同，韦伯认为，“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和决定性的影响。” 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

首先，韦伯从人口统计和社会调查中发现：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资本占有者、经营管理者以及在现代大型工商企业的高级工人的新教徒比例都高于新教徒的人口比例。韦伯认为，“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

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来诠释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富兰克林的话包含着这样的一种观念：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韦伯认为，“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韦伯高度强调精神的作用，他说：“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这一论点虽然是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的轻视，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同时期的中国虽实际上具备更好的经济基础却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这却不得不归于精神层面。

路德的职业概念

韦伯指出，路德在其作为改革家的最初十年中发展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即“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它不仅提升了世俗活动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修道士的生活方式提出了挑战，认为他们那种放弃现世、远离劳动的行为是逃避世俗的责任。可以认为，路德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最初引导者，他的宗教思想对宗教改革以及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韦伯同时指出：路德的职业观念是强调服从权柄、安于现状的传统主义的，在此，资本主义精神仍然是不可想象的；直到加尔文主义及新教其他教派的新教伦理才和资本主义精神发生了关系，但即便如此，也不应认为这些宗教改革家试图发展资本主义精神或者倡导社会改革，他们的工作中心在于灵魂的救赎；此外，宗教改革不应视为一种必然的历史结果，无数的历史条件的共同作用才造成了这一结果，而不是某些经济变革的直接结果。

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本章，韦伯通过考察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礼宗这四种历史上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形式，试图从各派的不同教义中找出其共同或相近的伦理准则，从而探究“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产生的心理约束力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转而指导日常行为并制约个人行动”的程度。

加尔文派的两大核心是“预定论”和“因信称义”，加尔文派认为“一切造物只有一个生存意义，即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上帝的绝对自由是不受人类支配的，并且上帝只赐予一部分人的恩宠是不可改变的，而这也就将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可能性排除在外，所以人们只能服从上帝的圣戒、信赖上帝的选择，转而努力从事职业劳动以增加上帝的荣光。

虔信派对加尔文派的预定论进行了修正，虔信派认为恩宠是赐给所有人的，但不确定是哪一刻赐给你的，因此与加尔文教相比，虔信派对生活的理性化必然是不太强烈的，因为要占有恩宠状态的压力被转向了现实的情感状态，这种恩宠状态是必须不断被证明的，同时又是与未来的永恒性相关的。

循道派教徒的特点是：具备有条理的、系统化的行为本性，以求达至“唯一的确定性”。“唯一的确定性”是对宽恕的绝对确定性的一种纯感觉，是在对恩宠和完善性的直接感受中浮现而不是在对恩宠的意识中浮现，而重生（拯救的情感确定性）是恩宠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循道派的伦理似乎建立在不确定性的基础之上，这一点与虔信派相似，但对更高的生活，即

立地成神的向往使得他们将预定论当做一种权宜之计。

浸礼宗诸派以极端的方式完成了对尘世的宗教理性化，坚决地弃绝一切肉体崇拜，认为如果没有内心之光，自然人（自然理性引导下的人）也纯粹是行尸走肉。只有听任其良心指挥的人才能认定自己的重生，获得上帝的恩宠，而良知也恰是上帝给予个人的启示。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发端于加尔文教的英国清教徒为职业观提供了最融贯系统的宗教依据”，韦伯选了清教伦理学家巴克斯特作为典型代表，在巴克斯特来看，“上帝更乐于人各事其业以积极践履他之意志”，“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这种禁欲主义的伦理观反对享乐，而是鼓励勤奋地工作，创造更多的财富来增加上帝的荣耀；清教徒在经济生活中倾向于克服自然欲望，摆脱非理性冲动的影响，注重秩序和理性。新教伦理以宗教的方式确认了正当追逐财富的合法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心理因素；而强调限制消费尤其是反对奢侈品则有利于资本的积累；进一步讲，清教主义对封建生活方式的反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时处于弱势的中产阶级，并且促进了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培养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人。但是，宗教禁欲主义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旦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也就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此外，韦伯也指出，本书只是“尝试性地探究了新教的禁欲主义对其他因素产生过影响这一事实和方向”，任何一种单一的文化和历史的因果解释都是片面的，唯物论亦然。

新教的禁欲主义产生的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基本要素，所以说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因，其对资本主义精神有很深刻的影响，而且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也正是韦伯所强调的思想变革在历史变革中独立的影响，但是韦伯也并没有否认新教伦理同样会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简评

韦伯通常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阅读韦伯给我们这些大致已经接受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和社会冲突的观点的学生一个全新的视角，而韦伯的方法与马克思也并非相冲突，历史的考察本身就是有很多视角的，无可否认，每一个视角都或多或少形成一种对历史的解读，对历史的认识也是必须通过这些不同的视角才得以逐渐完善和明晰。

本书是对基督教新教的考察，而在韦伯的后续作品中，还对世界上其他重要的宗教予以

分别的考察。宗教是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势必对整个文化体系有深刻而全面的影响作用。但是，宗教是一种体系完善的表象制度，宗教的系统性和完善性实际上对其所发源和成长的文化的本质的内在特性有一定掩盖作用，而文化的本质的内在特性也是对历史在文化方面的解读的不可忽略的方面。仅仅对宗教的考察是片面的、不足的，当然韦伯也并没有说考察宗教就足够了，但是本书及其系列著作在对各文明宗教的考察中，掩盖了文化内在特性的作用，尤其是其对宗教的影响。

重商主义其实是欧洲文化的传统特性，与中土文明相比较，无论在哪一个时代，欧洲文明对商业的重视程度以及自发的关注程度都要比中土文明更强烈。这和地域性有很大关系，但并不是全部关系，而当这种倾向性固化为文化内在特性以后，大可暂且忽略地域性差异，而单单以文化而论了。另一方面，理性主义也是欧洲文明明显区别于中土文明的特性，这显然不仅仅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和近代哲学发展以来的产物，从近东的早期文明社会开始就已经呈现这个趋势，西方早期文明的法律观念和民主意识都是中土文明不可想象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是历史发展的最顺畅的途径，尽管由于经济基础的原因，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可能早于欧洲产生，但在中国以及临近地区发展起资本主义文明，至少是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见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可能性要远远小于欧洲。正是欧洲文明的这些内在特性才使得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伦理观最大可能地在实践中诉诸能够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而在中国，禁欲主义则未必有这样的实践趋势。

另外，韦伯对新教伦理的考察方面也存在局限性，在《新教伦理》第二章，关于资本主义精神载体的“新教徒”的证据，基本上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著名例子，以及富兰克林劝说富商的观点和新教徒信仰之间的近似。他分析新教徒的入世禁欲主义的表现及其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契合关系时，主要依据英国十七世纪宗教思想家巴克斯的观点。虽然他一再强调要从新教布道的实际效果来解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但他对这个命题的引文几乎都是从神学家和布道者的著作中摘录出来，而明显缺乏对普通宗教信徒的真实心理状态和行为准则的准确反映。所以，在这一点上，韦伯的论证是有很大缺陷的。

第五篇：浅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浅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摘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马克思•韦伯的成名之作。韦伯用他丰富的知识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颖的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并不仅仅是因为制度和组织，也有深层次的文化和精神因素。在宗教热情和禁欲主义方面非理性，却在人们的行动中表现出有制度、有效率、有纪律的理性的特点。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问题：指出基督新教主张资本主义营利生活的参与，路德赋予俗世职业以道德意义，这种天职观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致。下篇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即其宗教背景，分析了新教教义导致人们禁欲，勤勉刻苦的劳动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关键词】：宗教、资本主义精神、天职观、东方与西方

【内容】：

（1）历史背景与宗教理念

（2）关于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及其体现

（3）天职观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观念

（4）东方与西方差异

（5）总结

一、历史背景与宗教理念

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分析并且整理新教文化的发展脉络的。宗教改革，是西方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罗马帝国衰亡后，欧洲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形成，然而教权对世俗事务的干涉，达到了顶峰。教皇大兴土木，开始出售“赎罪券”，说可以缩短购买者灵魂待在炼狱里的时间，以使其早日脱离苦境，进入天堂。马丁•路德对此义愤填膺，写下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严厉批判了教皇借赎罪券盘剥百姓的行为。由此兴起另外反对教皇和天主教势力的宗教改革运动。另一位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也发表了《基督教要义》，带来了政教合一的理念。宗教改革的核心就是“因信称义、事功无益”，支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们可以跟上帝直接交流而不是需要依靠教会。这就为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在书中，首先指出一种现象：在近代企业里，基督新教于资本拥有与领导地位上占了较重的分量。天主教徒的雇工显示出一直留守在手工业里的强烈愿望，所以较多的成为工匠师傅。而基督新教徒则相对较多地流入工厂，为的是在这儿占有熟练劳工层与工业经理层的高阶位置。然后作者分析了产生上述倾向的原因即宗教信仰在发挥作用：天主教较强烈的“超尘出世”，其最高理想所显示的禁欲特色，必然导致其信奉者对于此世财货不大感兴趣。但基督新教主张的是入世禁欲，主张资本主义营利生活的参与。它这里的禁欲指克服自然状态，让人服从于有计划的意志的支配之下，不断自我检视一己的行为且审慎思量自己行为的伦理价值。总之，就是使自己的经济生活处于一种理性计划之下。体现了基督新教的禁欲主张与天主教不同。

二、关于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及其体现

韦伯在论述了不同的宗教信仰，带来的不同社会分层后，得出结论即宗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存在联系。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是从引用美国名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箴言开始的。他引用了很多，并且把雅各布 ·福格（一个商人）的话和富兰克林的箴言进行对比。认为“前者表现的是商人的大胆和在道德上不具褒贬色彩的个人嗜好，后者则是具有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本文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就是指后一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亦即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富兰克林的箴言里体现的伦理，宣扬一种至善——尽可能地多挣钱，是和那种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没有幸福主义的（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成分搀在其中。但是，为什么“要在人身上赚钱”呢？富兰克林的自传中所做的回答用上了一条古训：“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圣经·箴言·二十二章二十九节）。在现代经济制度下能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Calling）的结果和表现；而这种美德和能力，正是富兰克林伦理观的全部内容。

所以，韦伯说：“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它是一种对职业活动内容的义务，每个人都应感到、而且确实也感到了这种义务。”韦伯在文中用提高计件工价常常招致工作量的减少这样奇怪的后果，说明人并非“天生”希望多多地挣钱。但是同时，降低工资的方法也会失败。于是，韦伯认为：“劳动必须是被当作一种绝对的自身目的，当作一项天职来从事。但是，这样一种态度绝对不是天然的产物。它是不能单凭低工资或高工资刺激起来的，它只能是长期而艰苦的教育的结果。”韦伯还通过未婚女工的工作例子来说明在宗教教育的背景下最有可能战胜传统主义。资本主义精神表现在企业家身上就是:有着一种强烈地、尽可能多地赚钱或者获利的动机。然而,在资本主义精神里面,赚钱并不是用来消费和享乐,而是人生的最终目的!赚钱既然是目的,那么,那些用来获利的有效率的、理性的手段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了。于是,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精打细算、有计划、讲究信用、勤奋、节俭等等的精神品质也便应运而生。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精神在劳动者身上则表现为:“集中精神的那种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严格计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经济观,与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节俭心最经常地结合在一起。”

三、天职观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观念

路德将世俗职业里的义务履行，评价为个人的道德实践所能达到的最高内容。认为经营为神所喜的生活的唯一手段并不是借着修道僧的禁欲来超越尘世的道德，反而是端赖切实履行各人生活岗位所带来的俗世义务，这于是也就成了各人的“天职”。“天职”在英文中是“calling”一词，它是一种宗教观念，即上帝安排下的任务的观念。职业就是人应将之视为神的旨意而甘愿接受且“顺从”的事。新教徒做好世俗职业，勤勉工作，杜绝享乐以至禁欲，在经济生活中工于算计，因而积累了财富，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这作为一种广泛风行的社会精神，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以此种精神作支撑的。

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路德认为，修道士的生活不仅毫无价值，不能成为在上帝面前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且，修道士生活放弃现世的义务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责任。与此相反，履行职业的劳动在他看来是胞爱的外在表现。这样的职业观，有利于人们的积极地劳动，而不是消极的遁世。所以，十分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四、东方与西方差异

在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后，韦伯又构建了另一部世人所瞩目的杰作《儒教与道教》。在这本书中，他大量讨论了中国的传统思想、宗教现象，并将其与西方进行比较研究。韦伯认为，中国的儒教和道教均缺乏对超越价值的追求，他们思考的是此岸世界，而非彼岸世界。儒教是入世的，且主张和现实调和，具有传统主义的特点；而道教则是以身体的健康长寿为目的，主张修身养性；二者皆缺少强烈的改造世界的号召力。这其中，韦伯所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这个问题的分析方法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方法是异曲同工的。他指出，中国在长期的儒教思想统治之下，很难有新的尝试，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没有理性化的可能。与之相反的是，西方的基督新教促进了理性化的发展，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这本书的写作，完善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也将韦伯的思想提高到了世界的高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出，韦伯对于中国的思想是较有局限性的。他没有考虑到儒教并不像基督教那样有着完全中心的地位，而中国宗教的复杂性也是不能单单从几个方面就加以定论的。在这里，韦伯西方中心的色彩较为浓厚。

然而，我们也可以借用韦伯的方法来反思一下我国的情况。很多学者对儒教是否影响了东亚地区现代化发展有争论。儒家传统美德如节俭、勤劳、注重教育，都是经济发展的刺激物。但是我们也不能仅仅因为套用这个模式来分析问题。中国社会是非常复杂而多变的，仅仅用儒教来解释也是不正确的。

此书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极为注意对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中的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意义的探究。但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是有多重因素促成的。除了宗教伦理的促进作用还有其他因素。我们不能把宗教伦理的作用夸大化、绝对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一个原始就积累的过程。在英国，圈地运动被称为“羊吃人”。另外，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还表现在盗窃共有地、劫夺教会财产、掠夺封建所有地以及对外的殖民扩张和掠夺。另外，科学技术也极大地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例如，英国工业革命中的种种发明，使手工工场为工厂制度所取代，最终使英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此外，我们要弄清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并不是宗教改革的产物。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早在14世纪就出现在地中海沿岸。在宗教改革之前，资本主义商业组织的某些重要形式业已存在了。所以，韦伯只是想通过此文来论证新教伦理是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想到，在中国也曾有过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但它终究处于萌芽状态而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制度。这以此书作者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没有新教伦理的支撑作用吧。

总之，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过分强调新教伦理的推动作用。但经济的发展确实是需要一种文化伦理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韦伯此书的确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