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第一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作为当代大学生，虽然勉强算作走在大众的前列，但始终感觉自己理论修养不够深化，尚需读很多书来充实自己。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个不错的选择，但不得不承认很难读懂，所以只有一些浅显的感想。

在书里，作者韦伯主要讨论的两个重要概念便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而他所要回答的研究问题正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我分开来整理：所谓“资本主义精神”，韦伯通过考察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亲亲和关心。得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范畴，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范畴。他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整体性的文明来了解，认为它是18世纪以来在欧洲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宗教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精神发展的结果，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体现。在这样一种文明中，依靠勤勉、刻苦、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和精心盘算，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获得预期的利润，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经济合理性的观念。这种合理性观念还表现在社会的其他领域，形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精神气质或社会心态，弥漫于近代欧洲，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作为近代欧洲所独具的价值体系，驱动着人们按照合理化原则进行社会行动，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

另一方面，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是与新教伦理是分不开的。这种伦理把个人在尘世中完成所赋予他的义务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天职。所谓天职，即是上帝安排的任务，作为新教核心内容。没有这些精神，也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但不会产生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所以，以信仰基督教为主的现代最发达的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皆为新教占主流的国家，而传统天主教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等，论经济实力与影响力，只能算二流国家。作者主要用新教加尔文教所信奉的“预定论”来说明。其次老师强调这本书关于社会生活中工作的目的与意义。书中认为，在西方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勤恳工作，而且具有良好的职业精神和纪律，并不是为了单纯糊口或害怕工头惩罚，而是内心信仰使然。我感觉比较有趣的是，富人也不可不劳而食，因为，即使他们无需靠劳动挣得生活必需品，他们必须同穷人一样服从上帝的圣训，上帝的神意已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而且要有所奉献，于是我们明白为什么西方多慈善家的原因之一。而我们，我认为我们的社会里极度缺少这种类似于信仰的东西，它们有时候甚至可以以胜过法律的效率来约束人或者鞭策人。我经常不能理解一些基督信徒的那些自残行为，或许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所以相比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缺少信仰，虽然我们有鼎鼎大名的五千年优秀民族传统精神，但在现实中可以说我们并未与之完全生活在同一个层面。仔细想一想我们努力工作辛苦学习为了什么，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我笑了，一切追溯的源头还是自己。于是我们社会的道德伦理建设尤为重要。

再次作者认为牟利和贪婪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哪个社会或哪个人都有牟利和贪婪的欲望，资本主义反倒是有节制和规则的牟利，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上述观点也可以解释这一点。

以上就是我学习这本书的得到的收获，当然可能由于背景知识不足，对于书中谈到的一些宗教问题和许多艰涩的理论有时候我很难理解，再次感到自己理论修养的不足。

第二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王瑞 10368006

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去读一本关于宗教对人类经济发展的影响的书，确实有一些困难。毕竟我本身没有宗教信仰，也不相信神鬼的存在，同时又不是哲学与伦理学的专家，所以很难想像为什么有人会信仰上帝，他们的信仰究竟有多虔诚，是真信还是半信？这些问题令我困惑了很久。因为完全无法做到感同身受，所以读这本书之前我必须作出如下假设：自中世纪至韦伯所处的时代，欧洲人对宗教信仰的笃信与虔诚，相当于中国人对人情的偏爱，对家庭伦理的重视。只有做出这种假设，我才能确信韦伯所讨论的新教伦理对欧洲人存在影响。

韦伯在书里讨论新教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大致的思路是这样的。是首先对资本主义进行界定，然后讨论新教各个分支的内涵，最后从新教中提炼出禁欲主义这一基本的宗教内涵并总结它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国人和德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还是我学疏才浅，个人感觉韦伯的无关主旨的话很多。不过他确实引起了我的思考，给了我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一直以来接受的都是马克思的哲学，大体上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韦伯的书，让我体会到似乎世界没有那么绝对。韦伯给我最大的启发在于他的一个问题：当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与将要出现资本主义的那个时间段，是什么促使资本主义产生？我个人认为，经济决定论在这里说不通，或者说，不能仅仅的归因于经济因素（韦伯也是这么认为的）。韦伯认为新教伦理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他也没有排除其它可能因素的影响。在他看来，新教包含着让人致富的因素：世界是上帝赐予人的，去追求财富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被选中的将会得救的选民必然会彰显上帝的荣耀，也就是说，所有虔诚的信徒都会产生追求财富的冲动（从宗教层面上说），以此彰显上帝的荣耀（因为彰显的荣耀不一定是选民，但不彰显上帝荣耀的绝对不是选民）。同时教义里面还包含着禁欲的要素，也就是财富不会被挥霍，而是用于再投资。

韦伯的解释说的通，但是我同时也产生了质疑：为什么没有新教的当代中国仍旧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在这里的“资本主义精神”采取韦伯的定义，即：理性的从事物品交易，并且每笔交易都会有利润；以赚钱为目的；避免享乐）。韦伯很狡猾的补充到：一种制度的建立必须依靠精神伦理方面的创新，但当这种制度确定并向全球传播时，那么人们就必须调整自己的伦理观念，使之适应制度的要求。

在这里，我想自己讨论一下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前提。

“妈，就那几亩地，你种，能种出什么结果。”

“不种怎么办？”

“你办个小卖部，卖东西，这样你可以一直卖着。等你老了，都能生活。老了怎么去种地。”

“可是那几亩地„„我还是先慢慢种着„„”

这一段对话是我亲耳听到的两个我的远方亲戚的对话。母亲呢，是一个穷苦的农民。儿子呢，是一个财经大学的学生。从这个真实的例子中可以很容易的感觉出来，资本主义发生的前提是什么。商业从人类诞生时就开始了，原始社会就存在物与物交换。随着商业规模的的不断扩大，产生了货币、集市、金融，甚至工业资本主义也是在商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说，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前提，追根到底也该归功于商业的发展。换句话说，必须有广泛的商业意识（在这里我的讨论只是针对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单一影响要素，而不排除其它要素或前提）。

只有一个人懂得低价买进物品，然后高价卖出，赚取中间利润这一过程，并且有足够的意愿去这么做，商业和进一步的资本主义才有兴起的个人基础。西欧属于海洋文明，有着漫长的海岸线，经商是人们最重要的谋生手段之一。古代中国属于大河文明，以农耕为主要经济形态，固然在沿海沿江地区有比较发达的工商业，但总体上以农业为主。刚才的例子也可以看出来，甚至中国到了今天，在西北的落后农村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仍然缺乏资本主义因子。所以从这一点上，西欧产生现代资本主义是可以理解的。

我父亲是一个工厂的老板，也就是个工业资本家。他的经营策略很简单，低价买进原料，加工后高价卖出。同时他注重诚信，也十分勤奋，每日6点起床，凌晨1点睡觉，一有休息时间他就补觉。他之所以长时间的坚持着，因为他一直希望家里人可以一辈子过上好日子。这种中国的儒家伦理不同于西方的新教伦理，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救赎与金钱的渴望相结合。但是这种伦理却确确实实的在推动他的工厂的运作，支撑着这一最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写了这么多，我其实想说的就是：相对于新教伦理，儒家伦理并不缺乏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要素，并不缺少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要素，毕竟儒家伦理同样将对金钱的渴望与道德伦理相结合，给人以追求财富的动力，中国的传统美德里也不缺乏节俭（禁欲的结果也就是节俭）。所以虽然古代中国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原因很多，但影响比较大的原因应该包括农耕民族缺乏商业意识，重农抑商是主流思想。直到1840年之后，中国才逐渐接触到了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与儒家伦理相结合，促成了今天中国的发展。

第三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报告

概述

导论

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显现出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域文明的文化现象，遍及科学、史学、艺术、建筑、政治制度乃至经济体制各方面，这些文化现象的基本功同特点可以总结为“理性主义”。理性（rational）是韦伯高度强调的西方文明特性，对于本书所讨论的资本主义，韦伯指出：“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对财富的贪欲）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显然，促使西方文明走向理性化道路的是各种全然不同的力量，但是，通过考察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异同，韦伯认为，“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和决定性的影响。” 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

首先，韦伯从人口统计和社会调查中发现：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资本占有者、经营管理者以及在现代大型工商企业的高级工人的新教徒比例都高于新教徒的人口比例。韦伯认为，“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

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来诠释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富兰克林的话包含着这样的一种观念：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韦伯认为，“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韦伯高度强调精神的作用，他说：“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这一论点虽然是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的轻视，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同时期的中国虽实际上具备更好的经济基础却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这却不得不归于精神层面。

路德的职业概念

韦伯指出，路德在其作为改革家的最初十年中发展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即“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它不仅提升了世俗活动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修道士的生活方式提出了挑战，认为他们那种放弃现世、远离劳动的行为是逃避世俗的责任。可以认为，路德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最初引导者，他的宗教思想对宗教改革以及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韦伯同时指出：路德的职业观念是强调服从权柄、安于现状的传统主义的，在此，资本主义精神仍然是不可想象的；直到加尔文主义及新教其他教派的新教伦理才和资本主义精神发生了关系，但即便如此，也不应认为这些宗教改革家试图发展资本主义精神或者倡导社会改革，他们的工作中心在于灵魂的救赎；此外，宗教改革不应视为一种必然的历史结果，无数的历史条件的共同作用才造成了这一结果，而不是某些经济变革的直接结果。

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本章，韦伯通过考察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礼宗这四种历史上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形式，试图从各派的不同教义中找出其共同或相近的伦理准则，从而探究“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产生的心理约束力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转而指导日常行为并制约个人行动”的程度。

加尔文派的两大核心是“预定论”和“因信称义”，加尔文派认为“一切造物只有一个生存意义，即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上帝的绝对自由是不受人类支配的，并且上帝只赐予一部分人的恩宠是不可改变的，而这也就将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可能性排除在外，所以人们只能服从上帝的圣戒、信赖上帝的选择，转而努力从事职业劳动以增加上帝的荣光。

虔信派对加尔文派的预定论进行了修正，虔信派认为恩宠是赐给所有人的，但不确定是哪一刻赐给你的，因此与加尔文教相比，虔信派对生活的理性化必然是不太强烈的，因为要占有恩宠状态的压力被转向了现实的情感状态，这种恩宠状态是必须不断被证明的，同时又是与未来的永恒性相关的。

循道派教徒的特点是：具备有条理的、系统化的行为本性，以求达至“唯一的确定性”。“唯一的确定性”是对宽恕的绝对确定性的一种纯感觉，是在对恩宠和完善性的直接感受中浮现而不是在对恩宠的意识中浮现，而重生（拯救的情感确定性）是恩宠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循道派的伦理似乎建立在不确定性的基础之上，这一点与虔信派相似，但对更高的生活，即

立地成神的向往使得他们将预定论当做一种权宜之计。

浸礼宗诸派以极端的方式完成了对尘世的宗教理性化，坚决地弃绝一切肉体崇拜，认为如果没有内心之光，自然人（自然理性引导下的人）也纯粹是行尸走肉。只有听任其良心指挥的人才能认定自己的重生，获得上帝的恩宠，而良知也恰是上帝给予个人的启示。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发端于加尔文教的英国清教徒为职业观提供了最融贯系统的宗教依据”，韦伯选了清教伦理学家巴克斯特作为典型代表，在巴克斯特来看，“上帝更乐于人各事其业以积极践履他之意志”，“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这种禁欲主义的伦理观反对享乐，而是鼓励勤奋地工作，创造更多的财富来增加上帝的荣耀；清教徒在经济生活中倾向于克服自然欲望，摆脱非理性冲动的影响，注重秩序和理性。新教伦理以宗教的方式确认了正当追逐财富的合法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心理因素；而强调限制消费尤其是反对奢侈品则有利于资本的积累；进一步讲，清教主义对封建生活方式的反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时处于弱势的中产阶级，并且促进了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培养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人。但是，宗教禁欲主义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旦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也就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此外，韦伯也指出，本书只是“尝试性地探究了新教的禁欲主义对其他因素产生过影响这一事实和方向”，任何一种单一的文化和历史的因果解释都是片面的，唯物论亦然。

新教的禁欲主义产生的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基本要素，所以说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因，其对资本主义精神有很深刻的影响，而且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也正是韦伯所强调的思想变革在历史变革中独立的影响，但是韦伯也并没有否认新教伦理同样会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简评

韦伯通常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阅读韦伯给我们这些大致已经接受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和社会冲突的观点的学生一个全新的视角，而韦伯的方法与马克思也并非相冲突，历史的考察本身就是有很多视角的，无可否认，每一个视角都或多或少形成一种对历史的解读，对历史的认识也是必须通过这些不同的视角才得以逐渐完善和明晰。

本书是对基督教新教的考察，而在韦伯的后续作品中，还对世界上其他重要的宗教予以

分别的考察。宗教是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势必对整个文化体系有深刻而全面的影响作用。但是，宗教是一种体系完善的表象制度，宗教的系统性和完善性实际上对其所发源和成长的文化的本质的内在特性有一定掩盖作用，而文化的本质的内在特性也是对历史在文化方面的解读的不可忽略的方面。仅仅对宗教的考察是片面的、不足的，当然韦伯也并没有说考察宗教就足够了，但是本书及其系列著作在对各文明宗教的考察中，掩盖了文化内在特性的作用，尤其是其对宗教的影响。

重商主义其实是欧洲文化的传统特性，与中土文明相比较，无论在哪一个时代，欧洲文明对商业的重视程度以及自发的关注程度都要比中土文明更强烈。这和地域性有很大关系，但并不是全部关系，而当这种倾向性固化为文化内在特性以后，大可暂且忽略地域性差异，而单单以文化而论了。另一方面，理性主义也是欧洲文明明显区别于中土文明的特性，这显然不仅仅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和近代哲学发展以来的产物，从近东的早期文明社会开始就已经呈现这个趋势，西方早期文明的法律观念和民主意识都是中土文明不可想象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是历史发展的最顺畅的途径，尽管由于经济基础的原因，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可能早于欧洲产生，但在中国以及临近地区发展起资本主义文明，至少是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见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可能性要远远小于欧洲。正是欧洲文明的这些内在特性才使得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伦理观最大可能地在实践中诉诸能够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而在中国，禁欲主义则未必有这样的实践趋势。

另外，韦伯对新教伦理的考察方面也存在局限性，在《新教伦理》第二章，关于资本主义精神载体的“新教徒”的证据，基本上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著名例子，以及富兰克林劝说富商的观点和新教徒信仰之间的近似。他分析新教徒的入世禁欲主义的表现及其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契合关系时，主要依据英国十七世纪宗教思想家巴克斯的观点。虽然他一再强调要从新教布道的实际效果来解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但他对这个命题的引文几乎都是从神学家和布道者的著作中摘录出来，而明显缺乏对普通宗教信徒的真实心理状态和行为准则的准确反映。所以，在这一点上，韦伯的论证是有很大缺陷的。

第四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是韦伯对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始，在这本书中，韦伯致力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出现在西方？他极为注重对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探究，力图论证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他认为源于宗教改革的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进而形成近代的资本主义。可以说，本书是从宗教领域的革新与精神层次的变化的角度来考察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原因，因而韦伯从各个方面对宗教信仰与日常经济行为的关系问题进行分析。

对于宗教的研究，与涂尔干认为要研究宗教就必须研究最原始的图腾崇拜现象所不同的是，韦伯没有给宗教界定一个严格的定义，他只是粗略的做了一些划分。韦伯把宗教划分为非理性的宗教和理性的宗教。而在这本书中，韦伯就围绕理性的宗教如何通过宗教改革把传统的禁欲主义改革成为入世禁欲主义，而这种具有入世禁欲精神的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在韦伯的阐述中，新教伦理主要包括路德的天职观、加尔文教的恩宠论和预定论、清教的入世禁欲主义。而根据新教伦理的价值观念来从事的行为必然是符合资本主义精神的行为。

韦伯在导论中从自然科学、思想、政治等不同方面论证了西方在不同领域的科学性与其他国家所缺乏的理性，而正是强大的技术能力、合理的法律体系和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接着韦伯澄清了资本主义的概念，指出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财富的贪婪等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其实这也正是我一直都疑惑的，正如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桑巴特所说，禁欲作用是孕育资本主义的动力之一，至少作为企业经营者来说，必须节约成本、积累资本。但是，从宗教禁欲下解放出来的、世俗的享受资本主义生产成果的消费也是资本主义的动力之一。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资本在其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外，市场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信徒们都深信禁欲主义的教义，在日常生活中都崇尚节俭，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如何实现其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产品的滞销不也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吗？

然后再后面的阅读和请教老师后，对这一疑问有一定的理解。韦伯在对“宗教关系和社会分层”的讨论中通过天主教和新教的对比，发现不同的宗教氛围影响人们的不同教育背景，做出不同的职业选择。天主教徒更加青睐传统手工业和中等人文教育，并且倾向于从事手工业行业，而较少参与现代工商业生活。新教徒更偏爱技术学习教育和工商业教育，新教徒在资本占有者、管理者和高级劳动从业者的人数中占有显著优势，而新教徒大多是拥有一定资本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这样对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说，资产阶级拥有大量的资本，对于资产阶级的禁欲就显得很重要了。因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关键就要积累资本，扩大对棉纺织业等生活必需品的再生产。并且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并不反对合理的获得行为，赞同合理使用财富以满足个人的社会需要。限制消费与谋利解放的结果是资本的积累，在任何场合，这种观念波及之处，都产生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生活发展的影响。所以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就有一致性。同时，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是与传统主义的经济活动相比照的，在他看来，传统主义的工人好逸恶劳，企业家宁愿经营多种商品而不愿追求标准化，这样的思想就需要宗教的禁欲思想的教化。以加尔文教为例，预定论认为人一出生就被上帝决定了其是否为选民。恩宠一经决定，就不会失去。任何宗教手段（如圣事、教会、忏悔等）和其他手段都不能使其获得拯救，所以每个人都要通过财富的积累和平时的善行来努力证明是上帝的选民，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而存在的。这样对于那些信奉加尔文教的资

产阶级来说，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就会努力地工作，节俭地生活，把资本大部分都用在扩大生产上，这样，随着当时主样工业产品棉布的增加，更多的底层人民可以穿到物美价廉棉布，技术的发展，消费的扩大，就在很大程度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正如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般，仔细读完这本书后，除了疑惑，我对韦伯也有自己的理解。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是理性，而新教伦理对理性的资本主义的兴起产生什么影响呢？这也是韦伯重要论述的问题。首先是天职思想的影响。在新教伦理中，教徒以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就，以自己积累财富的多少，以自己辛勤的劳动、节俭的生活来获得上帝的恩宠从而得救。这样，每个教徒无论其出身如何，为了证明自己得到上帝的恩宠，便需要在日常事务劳动中获得成功。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原则通过新教伦理也潜移默化的在教徒的观念中扎根。而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不是为了创造可挥霍的财富或为了奢侈的享受，资本主义需要的是大部分民众都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与传统的只满足于自己基本生活需要，宁愿少做事，多清闲的职业观相比，新教伦理实际上便孕育了一种勤劳刻苦，努力创造财富的资本主义精神。

再者新教伦理催生了世俗禁欲主义。与传统宗教不同的是，新教伦理所催生的是一种入世禁欲主义。前者把禁欲主义限制在寺庙里，后者则带有强烈的入世倾向，它鼓励教徒们努力投入到世俗劳动中。在这种禁欲主义中，教徒们把创造财富看成自己的一项义务，认为追求财富不是为了世俗的享受，而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恩宠，最终得救。所以，要节制欲望，提倡节俭和杜绝奢侈享受。在禁欲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勤劳、节俭、财富积累等资本主义精神，成为生产扩大和财富积累的力量源泉。同时，就如富兰克林所说的，“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信用”，禁欲主义反对对时间的浪费，认为浪费时间便是为增添上帝荣耀的劳动的损失。因此每个教徒除了睡觉吃饭等基本生活所需的时间外，都必须投入到世俗的劳动中，不断积累财富。韦伯始终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的经济行为，产生于新教禁欲主义伦理。入世的禁欲主义，财富的积累，生产的扩大，金钱的滋生繁衍，很大程度地促使西方社会理性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也迅速铺开。但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凸现，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逐渐失去了宗教伦理精神，日益与世俗的情感结为一体，宗教感情在今天的资本主义活动中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环境，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社会所需要的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伦理精神是不尽相同的，在资本主义需要迅速发展却受传统伦理精神制约的中世纪的西方，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就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杠杆，迫切地被时代所需要。

综上所述，韦伯通过对禁欲主义精神、职业观念、财产观念及其关系的分析，论证了他的观点：“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总体看来，韦伯通过宗教与精神这一特定的角度分析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颇有“文化决定论”的嫌疑，但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这本身也说明了文化机制也将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存在。

所以，作为引起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即禁欲主义精神，它能使人们发扬经济理性主义，注重勤奋、守时、节约、信用等，正是这种理念在相当大程度上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而在宗教改革中，加尔文教正式 体现了这些原则。加尔文认为，聚敛财富并不会阻碍教会发挥作用，相反地，它将大大提高教会的威望，而这是十分可取的；由此，它允许教职人员为谋取利润而动用其资产。清教徒们反对的是占有财富而不是劳动。“他们执持反对态度的真实道德依据是：占有财富将导致懈怠，享受财富会造成游手好闲与屈从于肉体享乐的诱惑，最重要的是它将使人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事实上，反对占有财富的全部理由就是它可能招致放纵懈怠”[1]P123。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圣徒的永恒安息是在彼岸世界，而在尘世生活里，人为了确保他蒙承圣恩的殊遇，他必得“完成主所指派于他的工作，直至白昼隐退”。按照主之意志的明确昭示，惟有劳作而非悠闲享乐方可赠益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神意已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正规的职业乃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因为，无职业者缺乏有条不紊、明达事理的性格，清教徒职业观所强调的重点就在此处，而这正是理性主义精神的表现。

这正是突出了加尔文教改革的核心——上帝选民论。它认为只要是笃信上帝的清教徒，不管他原来的地位如何，只要勤勉的劳动，以获取日常事务的成功，就可以避免被罚入抵御的命运，成为上帝的选民，所以，这种劳动是天职的概念使地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们在精神领域具备一种冲破传统观念的动力，从而努力工作和生活，以合法的手段来获取财富，他们鄙视贵族的穷奢极欲和新贵的大肆挥霍，但却对中产阶级类型的节制有度、自我奋斗争赞扬有加，这些行为无非都是为了争取成为“上帝的选民”。事实上，清教徒的这一精神气质是合乎理性地组织资本和劳动的。也就是说，清教徒的职业观以及它对禁欲主义行为的赞扬必然会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那种强大的要求生活统一性的倾向在否定肉体崇拜的观念中找到了其理想的基础。而这种倾向直至今天仍然极大地增强着资本主义对生产标准化的兴趣”[1]P132-133。但作者同时也认为，“人们服从于自己的财产，就像一个顺从的管家，或者说就像一部获利的机器。这种对财产的责任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令人心寒的重负”[1]P133。其实这种生活方式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它却在禁欲的新教伦理中找到了它坚实的基础，总的来说就是对财产理性的使用和对消费尤其是奢侈品消费的严格限制。“这种精神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必然产生一个后果，即是，禁欲主义的节俭导致资本的积累；……，同时也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是它‘哺育了近代经济人’”[1]P135-136，而这些则成为了理性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基础。

第五篇：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读书笔记 摘抄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摘抄

对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存在很多误解，特别是在中国的语境。一些意识形态论者斥之为唯心主义，但也有今儒东施效颦，认为儒教或所谓“东亚价值观”，对工业东亚的崛起居功至伟。1997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就暂时沉默了。

基督教的历史本就错综复杂，作者和译者恐怕也有认识和表述的局限，中国读者更没有这种宗教背景。简而言之，最早可追溯到古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的元素，公元前一千纪初形成犹太人的民族宗教。后扩展到非犹太人发展为基督教，罗马帝国晚期和中世纪的欧洲世界宗教。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分离出诸多新宗派，通称新教。其中韦伯认为最接近资本主义精神的是加尔文宗。

整体理性

传统教徒特别是僧侣，推崇避世苦修冥想。新教徒则以世俗活动证明自己的信仰。两种伦理对商业影响的差异，在我看来，韦伯这段话分析地最透彻：“标准中世纪天主教平信徒„„只是一系列独立行为„„一项行为的具体意图决定这项行为的价值„„加尔文宗的上帝要求的不是个别而是一生的善行，并且还要结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帮助理解，可以参考中国典故田忌赛马。田忌的上中下三等马都稍逊一筹，满盘皆输，但变阵以下马对上马，这一局输地更多，却三局两胜反超。套用这个典故，假定一个人一生工作50年，除去节假日，便于计算取整，总计10000天。天主教徒的人生就如同10000局独立的比赛。加尔文宗则是一场10000局分赛的终生赛，以5001局胜为胜。也如同田忌赛马，人生首要的决策是排列10000匹上中下马的出阵表。

将10000天整合于一个目标，就像放大镜聚焦点火，又像10000人在同一天协作，因而总绩效远远超过分散之和。相应每局都有相对全局和自身两个价值，未必一致，可能因小失大或丢车保帅。逐利是人类的共性，新教徒的独到之处是基于全局实现欲望，韦伯称为理性，更确切说是全局理性，对立面的非新教徒都有高超的局部理性。

这就是商业和军事上习称的战略和战术，也是为什么要区分战略战术。此种联系是客观的存在。只是以前被传统伦理所忽视。中世纪以农为本，农业是年复一年的耕作，不需要区分二者。但资本主义，无论远程贸易还是工业，具有规模效益，也就是较高的盈亏临界点，运营也是非线性地，只有战略思维能支持相应的投资和管理行为。在资本主义早期，就隐含于新教伦理中。

所以与意识形态观点正相反，这是唯物主义。儒教虽然也提倡入世和有为，以<论语>为例，是松散的语录，全书仁字出现上百次，没有两处含义完全相同。总之依赖情境，而缺乏超越其上的战略思维。孙子曰我专而敌分，是空间的战略思维。我孤陋寡闻，直到清末，陈澹然在<寤言二迁都建藩议>中提出“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才具有时间的战略思维。

工业东亚先行的日本，有意识地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产业政策可能以其它产业的虚

弱为代价。后起的东南亚，克鲁格曼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预测其金融危机。都只是战术高手。

中国企业在伯仲之间。以韦伯的标准衡量，其中大多数只是在做一个又一个项目。小企业先生存后发展还可以理解，但一些已有相当的物质积累，仍然缺乏战略意识。大多数员工只是在谋生，缺乏新教式的职业观，规划整个职业生涯。当今国际秩序正在剧变中，列强的国家战略都面临程度不同的迷失。

虚拟战略

新教徒极其虔诚，显然意识不到实际效果与战略相当。这种先知先觉的无心之合很耐人寻味。直至19世纪初，克塞劳维茨的<战争论>标志军事战略思维的成熟。20世纪初，韦伯才能领会数百年前的奥妙。再过50年，德鲁克的<管理的实践>标志商业战略思维的成熟。

而向前数千年，文明起源存在类似的无心之合。考古学家发现，各大文明的早期，都会建造“华而不实”之物。埃菲尔铁塔之前，金字塔一直是地球上自体最高的建筑。古埃及人可能视为法老升天的阶梯，关系到全民的福祉。学者对此当然不信，令人困惑，以当时技术之落后，金属工具尚未普及，为何要“浪费”如此巨大的资源。还出现外星人地标等一些无稽之谈。

帮助理解，可以参考IT的虚拟技术。以虚拟硬盘为例，文件大小不一，硬盘经常会有一定的空间闲置。虚拟技术能整合多个物理硬盘的碎片，在客户界面上像一个完整的硬盘那样显示和使用，充分利用资源，也降低运维的成本。

同理，各种神迹确实没有实用性，但先民们还有耕作、水利、贸易和军事等各种真实的活动。神是否存在并不重要，重要地是当人们信神以后行为模式的改变，对世界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神是存在的。整合于虚无信仰的共同体，各种真实协作都能增值。增值减去建造神迹的费用，如有盈余，就值得建造。

今天商学院已将真实战略方法发展地博大精深，炉火纯青。但相当时间内，虚拟战略还有市场，就是通常所说的愿景。战略作为长期规划，必然存在较大弹性或模糊性。普通员工未必有耐心和能力去理解复杂的战略。好战略应同时兼有理性决策和情感激励。比如微软曾经的理想：让每个家庭每张桌子上都有电脑。

索罗斯(George Soros)的反身性理论(Reflexivity)指出：在证券市场，人们基于未来的价值贴现，未来又取决于现在如何贴现，就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纠结。这种认知缺陷与实际进程之间的互动即反身性。也许虚拟战略天生的“确定性”能部分地弥补认知缺陷。

先民们和新教徒半出于天才的直觉，半出于自然的选择，找到了虚拟战略。但现代的管理者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致力提升“虚拟”技术，使虚实两层战略保持大致的磨合。

重要地是战略不是虚拟，但虚拟比战略更直观，因此经常本末倒置。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写道：“洪秀全既然把自己造出来的上帝当成胜利的根源，他就只能企待上帝再次显示奇迹。在革命前期，他曾借用‘天上’的语言来传达人间的革命意志，但是到了

革命的后期，他从远离实际的王宫中发出来的非人间的语言，已不可能在群众中引起什么激动了。”

特别需要强调，虚拟战略绝不是虚伪的战略，这在中国企业尤为突出。电影<鹿鼎记>有这样一段经典对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