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有感

第一篇：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有感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有感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最初源于韦伯探索东西方的差异问题，即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只产生于西欧,而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却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仍然处于萌芽甚或空白阶段,韦伯试图从人文层面上解决这一问题,韦伯通过对各人文因素的分析发现,同时代在西方出现的几乎所有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因素,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类艺术以至于建筑、印刷、教育制度、官僚制度、政治体制等都可以在东方世界找到相似的或影子,甚或有些内容还是从东方传入西方的,同时期欧亚大陆的两边,区别最大的可能就是西方正进行的新教改革,于是韦伯从宗教上找到了他的突破口。

通过对新教各派的产生过程、教义、教派发展的分析,韦伯认为,在新教众多派别教义发展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精神先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对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并未在书中作定义性阐述,而是通过对富兰克林的言论引用,表现出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在于:积累财富,理性的积累财富,时间、个人美德等的存在都是为了财富的积累。韦伯认为富兰克林的话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精辟的描述。虽然可能会引起误解,被看作是美国人极端功利主义的表现,但韦伯认为,尽管这生活是功利的,但其出发点却不是功利主义。富兰克林是把自己对这种功利性的认识看作神的启示。这种伦理要求人们尽量的赚钱而避免生活享受。财富的积累不是满足自身需要的手段,而是完成上帝所赋予的义务,赚钱成为一种职业美德和表现自己能力的一种手段,这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特征和基础,也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和基础。但是,这种伦理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后出现的,它本身不

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按照韦伯的观点,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是它的产物,而它自身,是宗教改革带来的副产品。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真正母体呢?韦伯的回答是:新教伦理。在本书中,韦伯的新教主要是路德教、加尔文教,以及两大新教下的一些典型教派。韦伯认为新教诸派特别是加尔文教派的世俗禁欲主义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并且从时间上来说,资本主义精神先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就路德教而言,韦伯认为路德教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贡献在于其“天职”观念,韦伯把本书上篇第三章:路德的“职业”概念作为“本书的研究任务”,路德教认为“职业”是指上帝所赋予的“一种终生的任务,一种确定的工作领域”。由此猜想,韦伯之所以把这一章作为“本书的研究工作任务”,可能是因为它整本书写作的直接原因只是为了阐述路德教职业概念的定义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由此出发搜集的资料和论点最终使他扩充完善而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加尔文教而言,韦伯是通过对加尔文教的禁欲主义说明其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的,路德教的教义只是提升了世俗生活的地位,提升了世俗中勤劳工作的宗教报酬,而加尔文教则更彻底的否定了可以通过善行与忏悔来使自己得到拯救。加尔文教的“预定论”否定了教会的功能,预定论即:上帝在永久以前已经自由决定了每个人的命运,将人类分为选民和弃民,选民将永远是选民,而弃民将永远是弃民,无论什么行为,什么人,甚至上帝自己也不可能改变这种身份,因为这种身份是上帝永久以前自由决定的,这就彻底否定了教会和教士的作用。如何分别选民和弃民的标准是信仰,但必须是“有效的信仰”,有结果的信仰,能够证明的信仰,如何证明则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而不是为了自身享乐而进行的勤奋的劳作、节俭、努力增加财富等行为,这些行为的唯一动机是增加上帝的荣耀,是作为选民的一种天职,是在证明自己的信仰,而这一信念所导致的行为和行为后果却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人们的求利行为相一致,虽然动机不同,于是韦伯便把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归功于宗教改革的教义。由上我们可以发现,韦伯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当时所看到的不同于东方的欧洲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在何方,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起源,在书中,资本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制度是两个互不相同的东西,二者由于偶然联系到一起而形成近代欧洲的资本主义。韦伯甚至开篇即提出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企业形式在很久以前,在东方都曾经出现过,但这些资本主义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本书所讨论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用比较宗教学的方法指出,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宗教改革的副产品,只在一定程度上谈到了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作用,即资本主义精神对“传统主义”限制的突破。韦伯从探讨宗教改革的教义(而非教规)出发,分析了新教各教派主要是天主教、路德教、加尔文教,清教徒等的教义所引出的世俗行为后果与资本主义精神所导引出的行为后果是相容的,也就是说,韦伯探讨的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否相容的问题。从全书看,我认为本书的主要脉络所在:新教教派-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吻合-新教伦理孕育资本主义精神。

第二篇：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韩明静

作者投稿

2013-09-22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出现在西方，而在同时期的东方却呈现停滞之势？许多学者致力于从经济因素方面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而马克思•韦伯却从宗教文化方面入手，探讨新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从非经济因素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的新方法，打破了习惯性地思考经济因素之于客观事物的决定性影响而忽视非经济因素作为相关因素产生的影响的思维方式，从一个创新性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做了分析和探讨。

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分为上篇和下篇，在上篇中，韦伯通过宗教团体和社会阶层、资本主义精神、路德的“天职”观三章为他的研究做了一个导言型的详细的论述。

宗教团体和社会阶层：韦伯通过对大量社会事实和经验的归纳分析，指出在宗教团体和人的精神、行为之间确实存在“只是被模糊认识到的”关系。比如，他在本章的一开始便指出，在任何一个多种宗教成分并存的国家，工商界领袖、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宗教团体与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职业和教育等多个方面，通过马克思•韦伯描述的事例和统计数字表明，虽然现实社会中也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相反的或不明显的现象，但从总体上来说，确实可以感受到这种联系的存在。当然，韦伯也指出在研究宗教对人的影响产生的差异时，并不仅仅限于它在暂时的历史环境处境中的主张和思想，更重要的是寻找“宗教信仰永恒的内在特征”。宗教的内在特征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和精神，从而影响了人们的社会行为。经过对宗教团体和社会阶层历史事实的归纳分析，韦伯认为新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联系，不过在现阶段，这种联系还是模糊的。而他的研究就是要尽可能清晰地阐述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通过什么并在什么程度上实现的。同时韦伯也提出了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要从探究在基督教的不同派别中存在过的那些宗教思想入手。

资本主义精神：要探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必须要先确定研究中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什么。当我们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进行分析解释时，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描述是必须的，它可以使我们清晰地了解和定义研究的内容、范围等，便于准确地进行研究任务。马克思•韦伯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和雅各布•福格的话语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描述。他认为前者表现的是一种精神气质和个人倾向，而后者表现出一种具有伦理色彩的生活行为模式。为了更详细和深入的描述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做了许多分析和解释。他指出富兰克林话语中表现出来的伦理宣扬的至善是指“在现代经济制度下利用合法的手段赚钱、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这也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在这里，韦伯提出了“天职”的概念，并模糊的指出天职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联系，他提出“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中的社会伦理最有特色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在第二章里提到的“天职”概念与第一章节里对于研究要进行探究在基督教的不同派别中存在过的那些宗教思想相应，同时与下文第三章节里对路德的天职观的详细描述相应。韦伯指出对天职的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出现之前，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简单地按照唯物主义观念而仅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产生的，而是一系列复杂的因素的共同影响，在这其中，必然有宗教因素的存在。什么是韦伯研究的资本主义精神，其重要的是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并作为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的生活准则。韦伯认为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表面上的、直接的、简单的，单纯的宗教观念并不能对资本主义产生明确的、正面的影响，因此韦伯一直强调要研究宗教信仰的内在特征。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出资本主义精神这一特殊具体的形式应该归于何处。路德的“天职”观：马克思•韦伯也将这一章称为研究任务，正如韦伯一再强调的要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要重视“天职”这一概念。关于“天职”的概念是路德最先提出的，“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天职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同时表达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义。韦伯指出对世俗活动的宗教辩护是宗教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同天主教的态度相比，宗教改革本身的结果就是逐渐在有组织的从事一项天职的世俗劳动中，融入了一种道德内涵以及宗教认可。他同时指出路德意义上的天职观念对研究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新教各教派或许在天职观念和资本主义精神方面建立了清晰地联系。所以韦伯研究的对象是在现实生活和宗教动机之间的关系较之于路德派更容易理解的教派，这正是下文第四章的内容。

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韦伯在这一章节里对四种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派别形式（加尔文派、虔信派、循道派、浸礼会各派别）的教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描述。加尔文主义：预定论是加尔文派最显著的特点，世间万物存在的意义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我们只能理解上帝愿意为我们展现的旨意，其它一切包括人的命运是不能洞悉和质疑的。预定论给日常生活中伦理行为带来的影响，就某一个人的总体宗教环境来看，是将人们带入了内心的孤独感中。而加尔文派的教义是通过世俗活动增加上帝的荣耀，紧张的世俗活动能够给人带来恩典的确定感、获得自信、抵消宗教焦虑。加尔文派的教义提供了一种条理的、理性化的伦理生活，展现出与天主教不同的禁欲主义。虔信派：预定论也是虔信派禁欲主义运动的出发点。虔信派的决定性特征，强调引导宗教努力争取在此生获得拯救，而不是为了来世的确定性而艰苦的禁欲的感情因素。韦伯指出只要不出现由于“强调感情决定”而产生的极端后果，只要归正派中的虔信派努力在世俗天职的日常工作中确认救赎，那么虔信派主义的实际效果就是对职业行为进行更严格的禁欲控制，从而为天职伦理观提供一种比正统归正派更加坚实的宗教基础。但韦伯在此后的讨论中指出虔信派的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是摇摆不定的，它将占有恩典状态的压力转向了现实的情感状态，这种从宗教需要向现实情感满足的转变，不可能发展出对世俗活动进行理性化的强大动机，而另一方面这种转变可以使宗教信仰更顺利地、系统地渗入到行为之中。循道派：为了达到救赎的确定性，信徒的行为具有条理性和系统化的性质。它与禁欲主义伦理结成了联盟，永久的烙上了清教主义的理性化的烙印。在循道派中皈依的情感行为是有条理的衍生而来的，情感一旦觉醒，就应当投入到为达到完善性而进行的理性斗争中去。浸礼会各派别：浸礼教各派以及所有预定论者都极力贬低圣事作为救赎手段的作用，从而以最极端的方式实现了对世界的宗教理性化。一个人获得救赎的明确标志是他从精神上脱离尘世以及一切尘世中庸俗的乐趣并且无条件的服从于上帝，上帝通过信徒的良知与之对话。由于浸礼教各派别中的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浸礼派教徒精明而审慎的理性行为大多转向非政治的天职，特别是从事经济职业。韦伯指出在研究中更倾向于把主观接受禁欲主义信仰对个人行为产生的影响作为起点，这正是第四章所讨论的内容，在这一章，韦伯大致概述了清教主义天职观的宗教基础，下面则要探讨这种天职观进一步的影响。

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指出清教徒反对的并不是财富本身而是在于占有财富有招致懈怠的危险上。虚度光阴是万恶之首也是万恶之最。而劳动是为人称许的禁欲方法。上帝要求的并非劳动本身，而是体现在天职中的理性劳动，清教徒的天职观里，世俗禁欲主义的条理性是强调的重点。韦伯指出强调固定职业对禁欲的重要性，为近代的专业化劳动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同样以神意来解释获利，也为商人的活动提供了正当理由。清教主义带有理性组织资本与劳动的精神气质。韦伯认为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在反对享受财富的冲动上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它限制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然而，在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这一方面，它又有其心理上的影响，它不仅使获利驱动合法化，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把它看做上帝意志的直接体现。韦伯指出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世俗职业里永不停息、持之不懈的系统工作，在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发展中，发挥了支撑作用。当消费受到限制和获利取得自由两者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由禁欲主义强制节俭带来的资本积累，而这些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清教思想并不是单纯鼓励资本积累，而是促进了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方式的发展。宗教禁欲主义不仅为商人的获利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也为他们提供了有节制的、有良知的、工作异常勤勉的工人。从而在现实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观，视劳动为天职的，已经成为现代工人的一个显著特征，获利的态度成为商人的特征。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诞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基本要素，即以天职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趋于清晰了。

韦伯的研究试图阐明在各种复杂的相互影响的历史因素中，宗教力量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所发挥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评价近代文化的发展在何种程度上应归因于这些宗教力量。在这本书中韦伯的研究已经有了阶段性的结果，但研究本身并没有结束，韦伯在最后提出了新的研究任务。我们在考虑事物之间的关系时，常常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而忽略或者是轻视非经济、政治因素的影响。因为在我们的思维中，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占决定和重要地位的一直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其它因素不仅繁琐复杂、影响力小，而且难以衡量。在马克思•韦伯的时代，这种思想也是普遍的。而他在探究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出现在西方时，却注意到了被人们忽视的问题，他从非经济因素入手探究资本主义的起源。韦伯将新教伦理作为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致力于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在何种条件下、何种程度上成为现实并存在的。他用一种严谨的结构和方式将研究的内容展现出来，详细的描述了研究的结果，并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即如何从错综复杂的、难以衡量的非经济政治因素中分析出我们所需要的研究对象，如何去探究这种模糊的、难以衡量的关系的起源、存在以及程度。

第三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报告

概述

导论

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显现出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域文明的文化现象，遍及科学、史学、艺术、建筑、政治制度乃至经济体制各方面，这些文化现象的基本功同特点可以总结为“理性主义”。理性（rational）是韦伯高度强调的西方文明特性，对于本书所讨论的资本主义，韦伯指出：“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对财富的贪欲）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显然，促使西方文明走向理性化道路的是各种全然不同的力量，但是，通过考察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异同，韦伯认为，“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和决定性的影响。” 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

首先，韦伯从人口统计和社会调查中发现：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资本占有者、经营管理者以及在现代大型工商企业的高级工人的新教徒比例都高于新教徒的人口比例。韦伯认为，“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

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来诠释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富兰克林的话包含着这样的一种观念：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韦伯认为，“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韦伯高度强调精神的作用，他说：“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这一论点虽然是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的轻视，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同时期的中国虽实际上具备更好的经济基础却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这却不得不归于精神层面。

路德的职业概念

韦伯指出，路德在其作为改革家的最初十年中发展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即“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它不仅提升了世俗活动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修道士的生活方式提出了挑战，认为他们那种放弃现世、远离劳动的行为是逃避世俗的责任。可以认为，路德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最初引导者，他的宗教思想对宗教改革以及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韦伯同时指出：路德的职业观念是强调服从权柄、安于现状的传统主义的，在此，资本主义精神仍然是不可想象的；直到加尔文主义及新教其他教派的新教伦理才和资本主义精神发生了关系，但即便如此，也不应认为这些宗教改革家试图发展资本主义精神或者倡导社会改革，他们的工作中心在于灵魂的救赎；此外，宗教改革不应视为一种必然的历史结果，无数的历史条件的共同作用才造成了这一结果，而不是某些经济变革的直接结果。

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本章，韦伯通过考察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礼宗这四种历史上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形式，试图从各派的不同教义中找出其共同或相近的伦理准则，从而探究“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产生的心理约束力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转而指导日常行为并制约个人行动”的程度。

加尔文派的两大核心是“预定论”和“因信称义”，加尔文派认为“一切造物只有一个生存意义，即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上帝的绝对自由是不受人类支配的，并且上帝只赐予一部分人的恩宠是不可改变的，而这也就将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可能性排除在外，所以人们只能服从上帝的圣戒、信赖上帝的选择，转而努力从事职业劳动以增加上帝的荣光。

虔信派对加尔文派的预定论进行了修正，虔信派认为恩宠是赐给所有人的，但不确定是哪一刻赐给你的，因此与加尔文教相比，虔信派对生活的理性化必然是不太强烈的，因为要占有恩宠状态的压力被转向了现实的情感状态，这种恩宠状态是必须不断被证明的，同时又是与未来的永恒性相关的。

循道派教徒的特点是：具备有条理的、系统化的行为本性，以求达至“唯一的确定性”。“唯一的确定性”是对宽恕的绝对确定性的一种纯感觉，是在对恩宠和完善性的直接感受中浮现而不是在对恩宠的意识中浮现，而重生（拯救的情感确定性）是恩宠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循道派的伦理似乎建立在不确定性的基础之上，这一点与虔信派相似，但对更高的生活，即

立地成神的向往使得他们将预定论当做一种权宜之计。

浸礼宗诸派以极端的方式完成了对尘世的宗教理性化，坚决地弃绝一切肉体崇拜，认为如果没有内心之光，自然人（自然理性引导下的人）也纯粹是行尸走肉。只有听任其良心指挥的人才能认定自己的重生，获得上帝的恩宠，而良知也恰是上帝给予个人的启示。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发端于加尔文教的英国清教徒为职业观提供了最融贯系统的宗教依据”，韦伯选了清教伦理学家巴克斯特作为典型代表，在巴克斯特来看，“上帝更乐于人各事其业以积极践履他之意志”，“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这种禁欲主义的伦理观反对享乐，而是鼓励勤奋地工作，创造更多的财富来增加上帝的荣耀；清教徒在经济生活中倾向于克服自然欲望，摆脱非理性冲动的影响，注重秩序和理性。新教伦理以宗教的方式确认了正当追逐财富的合法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心理因素；而强调限制消费尤其是反对奢侈品则有利于资本的积累；进一步讲，清教主义对封建生活方式的反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时处于弱势的中产阶级，并且促进了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培养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人。但是，宗教禁欲主义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旦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也就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此外，韦伯也指出，本书只是“尝试性地探究了新教的禁欲主义对其他因素产生过影响这一事实和方向”，任何一种单一的文化和历史的因果解释都是片面的，唯物论亦然。

新教的禁欲主义产生的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基本要素，所以说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因，其对资本主义精神有很深刻的影响，而且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也正是韦伯所强调的思想变革在历史变革中独立的影响，但是韦伯也并没有否认新教伦理同样会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简评

韦伯通常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阅读韦伯给我们这些大致已经接受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和社会冲突的观点的学生一个全新的视角，而韦伯的方法与马克思也并非相冲突，历史的考察本身就是有很多视角的，无可否认，每一个视角都或多或少形成一种对历史的解读，对历史的认识也是必须通过这些不同的视角才得以逐渐完善和明晰。

本书是对基督教新教的考察，而在韦伯的后续作品中，还对世界上其他重要的宗教予以

分别的考察。宗教是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势必对整个文化体系有深刻而全面的影响作用。但是，宗教是一种体系完善的表象制度，宗教的系统性和完善性实际上对其所发源和成长的文化的本质的内在特性有一定掩盖作用，而文化的本质的内在特性也是对历史在文化方面的解读的不可忽略的方面。仅仅对宗教的考察是片面的、不足的，当然韦伯也并没有说考察宗教就足够了，但是本书及其系列著作在对各文明宗教的考察中，掩盖了文化内在特性的作用，尤其是其对宗教的影响。

重商主义其实是欧洲文化的传统特性，与中土文明相比较，无论在哪一个时代，欧洲文明对商业的重视程度以及自发的关注程度都要比中土文明更强烈。这和地域性有很大关系，但并不是全部关系，而当这种倾向性固化为文化内在特性以后，大可暂且忽略地域性差异，而单单以文化而论了。另一方面，理性主义也是欧洲文明明显区别于中土文明的特性，这显然不仅仅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和近代哲学发展以来的产物，从近东的早期文明社会开始就已经呈现这个趋势，西方早期文明的法律观念和民主意识都是中土文明不可想象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是历史发展的最顺畅的途径，尽管由于经济基础的原因，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可能早于欧洲产生，但在中国以及临近地区发展起资本主义文明，至少是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见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可能性要远远小于欧洲。正是欧洲文明的这些内在特性才使得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伦理观最大可能地在实践中诉诸能够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而在中国，禁欲主义则未必有这样的实践趋势。

另外，韦伯对新教伦理的考察方面也存在局限性，在《新教伦理》第二章，关于资本主义精神载体的“新教徒”的证据，基本上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著名例子，以及富兰克林劝说富商的观点和新教徒信仰之间的近似。他分析新教徒的入世禁欲主义的表现及其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契合关系时，主要依据英国十七世纪宗教思想家巴克斯的观点。虽然他一再强调要从新教布道的实际效果来解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但他对这个命题的引文几乎都是从神学家和布道者的著作中摘录出来，而明显缺乏对普通宗教信徒的真实心理状态和行为准则的准确反映。所以，在这一点上，韦伯的论证是有很大缺陷的。

第四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王瑞 10368006

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去读一本关于宗教对人类经济发展的影响的书，确实有一些困难。毕竟我本身没有宗教信仰，也不相信神鬼的存在，同时又不是哲学与伦理学的专家，所以很难想像为什么有人会信仰上帝，他们的信仰究竟有多虔诚，是真信还是半信？这些问题令我困惑了很久。因为完全无法做到感同身受，所以读这本书之前我必须作出如下假设：自中世纪至韦伯所处的时代，欧洲人对宗教信仰的笃信与虔诚，相当于中国人对人情的偏爱，对家庭伦理的重视。只有做出这种假设，我才能确信韦伯所讨论的新教伦理对欧洲人存在影响。

韦伯在书里讨论新教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大致的思路是这样的。是首先对资本主义进行界定，然后讨论新教各个分支的内涵，最后从新教中提炼出禁欲主义这一基本的宗教内涵并总结它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国人和德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还是我学疏才浅，个人感觉韦伯的无关主旨的话很多。不过他确实引起了我的思考，给了我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一直以来接受的都是马克思的哲学，大体上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韦伯的书，让我体会到似乎世界没有那么绝对。韦伯给我最大的启发在于他的一个问题：当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与将要出现资本主义的那个时间段，是什么促使资本主义产生？我个人认为，经济决定论在这里说不通，或者说，不能仅仅的归因于经济因素（韦伯也是这么认为的）。韦伯认为新教伦理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他也没有排除其它可能因素的影响。在他看来，新教包含着让人致富的因素：世界是上帝赐予人的，去追求财富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被选中的将会得救的选民必然会彰显上帝的荣耀，也就是说，所有虔诚的信徒都会产生追求财富的冲动（从宗教层面上说），以此彰显上帝的荣耀（因为彰显的荣耀不一定是选民，但不彰显上帝荣耀的绝对不是选民）。同时教义里面还包含着禁欲的要素，也就是财富不会被挥霍，而是用于再投资。

韦伯的解释说的通，但是我同时也产生了质疑：为什么没有新教的当代中国仍旧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在这里的“资本主义精神”采取韦伯的定义，即：理性的从事物品交易，并且每笔交易都会有利润；以赚钱为目的；避免享乐）。韦伯很狡猾的补充到：一种制度的建立必须依靠精神伦理方面的创新，但当这种制度确定并向全球传播时，那么人们就必须调整自己的伦理观念，使之适应制度的要求。

在这里，我想自己讨论一下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前提。

“妈，就那几亩地，你种，能种出什么结果。”

“不种怎么办？”

“你办个小卖部，卖东西，这样你可以一直卖着。等你老了，都能生活。老了怎么去种地。”

“可是那几亩地„„我还是先慢慢种着„„”

这一段对话是我亲耳听到的两个我的远方亲戚的对话。母亲呢，是一个穷苦的农民。儿子呢，是一个财经大学的学生。从这个真实的例子中可以很容易的感觉出来，资本主义发生的前提是什么。商业从人类诞生时就开始了，原始社会就存在物与物交换。随着商业规模的的不断扩大，产生了货币、集市、金融，甚至工业资本主义也是在商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说，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前提，追根到底也该归功于商业的发展。换句话说，必须有广泛的商业意识（在这里我的讨论只是针对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单一影响要素，而不排除其它要素或前提）。

只有一个人懂得低价买进物品，然后高价卖出，赚取中间利润这一过程，并且有足够的意愿去这么做，商业和进一步的资本主义才有兴起的个人基础。西欧属于海洋文明，有着漫长的海岸线，经商是人们最重要的谋生手段之一。古代中国属于大河文明，以农耕为主要经济形态，固然在沿海沿江地区有比较发达的工商业，但总体上以农业为主。刚才的例子也可以看出来，甚至中国到了今天，在西北的落后农村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仍然缺乏资本主义因子。所以从这一点上，西欧产生现代资本主义是可以理解的。

我父亲是一个工厂的老板，也就是个工业资本家。他的经营策略很简单，低价买进原料，加工后高价卖出。同时他注重诚信，也十分勤奋，每日6点起床，凌晨1点睡觉，一有休息时间他就补觉。他之所以长时间的坚持着，因为他一直希望家里人可以一辈子过上好日子。这种中国的儒家伦理不同于西方的新教伦理，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救赎与金钱的渴望相结合。但是这种伦理却确确实实的在推动他的工厂的运作，支撑着这一最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写了这么多，我其实想说的就是：相对于新教伦理，儒家伦理并不缺乏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要素，并不缺少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要素，毕竟儒家伦理同样将对金钱的渴望与道德伦理相结合，给人以追求财富的动力，中国的传统美德里也不缺乏节俭（禁欲的结果也就是节俭）。所以虽然古代中国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原因很多，但影响比较大的原因应该包括农耕民族缺乏商业意识，重农抑商是主流思想。直到1840年之后，中国才逐渐接触到了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与儒家伦理相结合，促成了今天中国的发展。

第五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是韦伯对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始，在这本书中，韦伯致力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出现在西方？他极为注重对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探究，力图论证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他认为源于宗教改革的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进而形成近代的资本主义。可以说，本书是从宗教领域的革新与精神层次的变化的角度来考察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原因，因而韦伯从各个方面对宗教信仰与日常经济行为的关系问题进行分析。

对于宗教的研究，与涂尔干认为要研究宗教就必须研究最原始的图腾崇拜现象所不同的是，韦伯没有给宗教界定一个严格的定义，他只是粗略的做了一些划分。韦伯把宗教划分为非理性的宗教和理性的宗教。而在这本书中，韦伯就围绕理性的宗教如何通过宗教改革把传统的禁欲主义改革成为入世禁欲主义，而这种具有入世禁欲精神的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在韦伯的阐述中，新教伦理主要包括路德的天职观、加尔文教的恩宠论和预定论、清教的入世禁欲主义。而根据新教伦理的价值观念来从事的行为必然是符合资本主义精神的行为。

韦伯在导论中从自然科学、思想、政治等不同方面论证了西方在不同领域的科学性与其他国家所缺乏的理性，而正是强大的技术能力、合理的法律体系和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接着韦伯澄清了资本主义的概念，指出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财富的贪婪等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其实这也正是我一直都疑惑的，正如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桑巴特所说，禁欲作用是孕育资本主义的动力之一，至少作为企业经营者来说，必须节约成本、积累资本。但是，从宗教禁欲下解放出来的、世俗的享受资本主义生产成果的消费也是资本主义的动力之一。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资本在其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外，市场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信徒们都深信禁欲主义的教义，在日常生活中都崇尚节俭，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如何实现其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产品的滞销不也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吗？

然后再后面的阅读和请教老师后，对这一疑问有一定的理解。韦伯在对“宗教关系和社会分层”的讨论中通过天主教和新教的对比，发现不同的宗教氛围影响人们的不同教育背景，做出不同的职业选择。天主教徒更加青睐传统手工业和中等人文教育，并且倾向于从事手工业行业，而较少参与现代工商业生活。新教徒更偏爱技术学习教育和工商业教育，新教徒在资本占有者、管理者和高级劳动从业者的人数中占有显著优势，而新教徒大多是拥有一定资本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这样对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说，资产阶级拥有大量的资本，对于资产阶级的禁欲就显得很重要了。因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关键就要积累资本，扩大对棉纺织业等生活必需品的再生产。并且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并不反对合理的获得行为，赞同合理使用财富以满足个人的社会需要。限制消费与谋利解放的结果是资本的积累，在任何场合，这种观念波及之处，都产生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生活发展的影响。所以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就有一致性。同时，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是与传统主义的经济活动相比照的，在他看来，传统主义的工人好逸恶劳，企业家宁愿经营多种商品而不愿追求标准化，这样的思想就需要宗教的禁欲思想的教化。以加尔文教为例，预定论认为人一出生就被上帝决定了其是否为选民。恩宠一经决定，就不会失去。任何宗教手段（如圣事、教会、忏悔等）和其他手段都不能使其获得拯救，所以每个人都要通过财富的积累和平时的善行来努力证明是上帝的选民，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而存在的。这样对于那些信奉加尔文教的资

产阶级来说，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就会努力地工作，节俭地生活，把资本大部分都用在扩大生产上，这样，随着当时主样工业产品棉布的增加，更多的底层人民可以穿到物美价廉棉布，技术的发展，消费的扩大，就在很大程度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正如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般，仔细读完这本书后，除了疑惑，我对韦伯也有自己的理解。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是理性，而新教伦理对理性的资本主义的兴起产生什么影响呢？这也是韦伯重要论述的问题。首先是天职思想的影响。在新教伦理中，教徒以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就，以自己积累财富的多少，以自己辛勤的劳动、节俭的生活来获得上帝的恩宠从而得救。这样，每个教徒无论其出身如何，为了证明自己得到上帝的恩宠，便需要在日常事务劳动中获得成功。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原则通过新教伦理也潜移默化的在教徒的观念中扎根。而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不是为了创造可挥霍的财富或为了奢侈的享受，资本主义需要的是大部分民众都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与传统的只满足于自己基本生活需要，宁愿少做事，多清闲的职业观相比，新教伦理实际上便孕育了一种勤劳刻苦，努力创造财富的资本主义精神。

再者新教伦理催生了世俗禁欲主义。与传统宗教不同的是，新教伦理所催生的是一种入世禁欲主义。前者把禁欲主义限制在寺庙里，后者则带有强烈的入世倾向，它鼓励教徒们努力投入到世俗劳动中。在这种禁欲主义中，教徒们把创造财富看成自己的一项义务，认为追求财富不是为了世俗的享受，而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恩宠，最终得救。所以，要节制欲望，提倡节俭和杜绝奢侈享受。在禁欲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勤劳、节俭、财富积累等资本主义精神，成为生产扩大和财富积累的力量源泉。同时，就如富兰克林所说的，“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信用”，禁欲主义反对对时间的浪费，认为浪费时间便是为增添上帝荣耀的劳动的损失。因此每个教徒除了睡觉吃饭等基本生活所需的时间外，都必须投入到世俗的劳动中，不断积累财富。韦伯始终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的经济行为，产生于新教禁欲主义伦理。入世的禁欲主义，财富的积累，生产的扩大，金钱的滋生繁衍，很大程度地促使西方社会理性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也迅速铺开。但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凸现，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逐渐失去了宗教伦理精神，日益与世俗的情感结为一体，宗教感情在今天的资本主义活动中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环境，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社会所需要的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伦理精神是不尽相同的，在资本主义需要迅速发展却受传统伦理精神制约的中世纪的西方，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就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杠杆，迫切地被时代所需要。

综上所述，韦伯通过对禁欲主义精神、职业观念、财产观念及其关系的分析，论证了他的观点：“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总体看来，韦伯通过宗教与精神这一特定的角度分析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颇有“文化决定论”的嫌疑，但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这本身也说明了文化机制也将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存在。

所以，作为引起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即禁欲主义精神，它能使人们发扬经济理性主义，注重勤奋、守时、节约、信用等，正是这种理念在相当大程度上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而在宗教改革中，加尔文教正式 体现了这些原则。加尔文认为，聚敛财富并不会阻碍教会发挥作用，相反地，它将大大提高教会的威望，而这是十分可取的；由此，它允许教职人员为谋取利润而动用其资产。清教徒们反对的是占有财富而不是劳动。“他们执持反对态度的真实道德依据是：占有财富将导致懈怠，享受财富会造成游手好闲与屈从于肉体享乐的诱惑，最重要的是它将使人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事实上，反对占有财富的全部理由就是它可能招致放纵懈怠”[1]P123。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圣徒的永恒安息是在彼岸世界，而在尘世生活里，人为了确保他蒙承圣恩的殊遇，他必得“完成主所指派于他的工作，直至白昼隐退”。按照主之意志的明确昭示，惟有劳作而非悠闲享乐方可赠益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神意已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正规的职业乃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因为，无职业者缺乏有条不紊、明达事理的性格，清教徒职业观所强调的重点就在此处，而这正是理性主义精神的表现。

这正是突出了加尔文教改革的核心——上帝选民论。它认为只要是笃信上帝的清教徒，不管他原来的地位如何，只要勤勉的劳动，以获取日常事务的成功，就可以避免被罚入抵御的命运，成为上帝的选民，所以，这种劳动是天职的概念使地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们在精神领域具备一种冲破传统观念的动力，从而努力工作和生活，以合法的手段来获取财富，他们鄙视贵族的穷奢极欲和新贵的大肆挥霍，但却对中产阶级类型的节制有度、自我奋斗争赞扬有加，这些行为无非都是为了争取成为“上帝的选民”。事实上，清教徒的这一精神气质是合乎理性地组织资本和劳动的。也就是说，清教徒的职业观以及它对禁欲主义行为的赞扬必然会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那种强大的要求生活统一性的倾向在否定肉体崇拜的观念中找到了其理想的基础。而这种倾向直至今天仍然极大地增强着资本主义对生产标准化的兴趣”[1]P132-133。但作者同时也认为，“人们服从于自己的财产，就像一个顺从的管家，或者说就像一部获利的机器。这种对财产的责任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令人心寒的重负”[1]P133。其实这种生活方式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它却在禁欲的新教伦理中找到了它坚实的基础，总的来说就是对财产理性的使用和对消费尤其是奢侈品消费的严格限制。“这种精神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必然产生一个后果，即是，禁欲主义的节俭导致资本的积累；……，同时也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是它‘哺育了近代经济人’”[1]P135-136，而这些则成为了理性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