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读后感

第一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读后感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

翻阅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全文很晦涩，其中涉及的教派尤为难解。其原因是对教派的教义及宗旨不太了解的缘故。虽然如此，但是无庸质疑的是伟大的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给我们一种全新的角度来解读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原因。马克思．韦伯先生在一个特定的角度解读了“西方民族在经过了宗教改革以后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中国﹑印度﹑巴比伦等都出现过，但是只有在西方才发展壮大，作者的解释是宗教的思想变迁产生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人们从天主教的“平和，极少物欲，宁愿过着简朴宁静的生活”到新教的“享受美食，沉湎于欲望”的原始积累到企业家的追逐利润相吻合。

在读此书之前,我理解中的资本主义是“贪婪,虚伪,唯利是图的, 剥削他人的劳动成果为己所用”的代名词。但这于作者书中给出的资本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作者把资本主义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另一种是近代资本主义。前一种在古代的希腊、罗马、印度、中国等曾出现过。他们是由世代相传的商业绅士，贵族那里发展起来的。而资本主义是在贫困潦倒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既对生活充满想象又善于计划生活的人那里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人都有极强的自我控制力，他们不但精明强干，而且很讲信用。其近代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富兰克林。他是公认的守信、诚实的人。但是在他的道德观念中，功利主义色彩占很大的位置。那么资本主义与守信诚实的高尚品格又无矛盾冲突呢？作者给出的答案是没有冲突。他的解释是近代资本主义是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以求为人类提供产品。这种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使得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合乎历史潮流，是社会进步的代表人物。

作者后来论述的是宗教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之所以有宗教是因为有上帝的存在。有了上帝才有了宗教，才有了信仰宗教并且遵循宗教活动的人。这些活动就是伴随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那么两者之间是谁起主导作用呢？这恐怕又涉及到历史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问题了。

作为中国主流思想的马克思唯物史观说的是社会的发展具有规律性：即随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历史形态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和韦伯的观点有些违背的。但是不管怎样，从韦伯先生的著作中我们从文化发展的方面提供给我们资本主义的另一面。

第二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

感悟“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

摘要：韦伯是20世纪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 他的宗教伦理学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享誉世界, 韦伯在此书中大胆地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 这一概念, 为资本主义的研究开启了新的思路。通过阅读本书，旨在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感悟，本文首先概述了何为“资本主义精神”；然后列举“资本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最后探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20世纪初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 他一生著述颇丰, 其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为宗教社会学和伦理学的代表作享誉世界。在这部传世之作中, 他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概念, 并以此作为他研究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的出发点, 这使得韦伯在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中独树一帜。

一、何谓“资本主义精神”呢?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第二章中，用描述和归纳的方法，逐步地向我们展现了这种精神的特征。

它表现在企业家身上就是：有着一种强烈地、尽可能多地赚钱或者获利的动机。然而，在资本主义精神里面，赚钱并不是用来消费和享乐，而是人生的最终目的！赚钱既然是目的，那么，那些用来获利的有效率的、理性的手段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了。于是，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精打细算、有计划、讲究信用、勤奋、节俭等等的精神品质也便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精神在劳动者身上则表现为：“集中精神的那种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严格计算高收人可能性的经济观，与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节俭心最经常地结合在一起。”

韦伯在书中列举了这样一个有趣的例子：“近代雇主为从其雇佣者那里获得最大可能的劳动量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之一就是计件工价的方法„„但是，雇主却常常遇到一个奇特的困难，其发生频率之高令人惊讶，即提高计件工价常常招致这样的后果：在同一时间内所完成的工作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为劳动者对工价提高的反应不是增多而是减少其工作量”[1]。

为什么工资率的提高反而招致了劳动供给的减少呢?在韦伯看来，这是传统主义束缚下雇工的一种行为表现。由于受这种传统主义的约束，人并非“天生”希望多多地赚钱，他只是希望像他

已经习惯的那样生活。这种传统主义的习惯势利，不仅体现在雇工的身上，同时也深深地束缚着企业主的行为，韦伯在书中这样写道：“„„那时的企业家的精神，它仍是传统主义的业务：传统的生活方式、传统的利润率、传统的工作量、传统的调节劳资关系的方法、以及本质上是传统的主顾圈以及吸引新主顾的方法。”由此，近代资本主义每前进一步，都要受到这种前资本主义时期传统主义的阻碍。如果不突破这种传统主义习惯势力的束缚，就不可能有西方独特的理性资本主义的兴起。

二、“资本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

“资本主义精神”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1、守时守信

韦伯在引证富兰克林的一些格言时提到最多的是借贷中的守时、守信以及怎样做到守时守信, 守信的好处等等。例如“切记, 信用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信用好, 借贷得多并善于利用这些钱, 那么他就会由此得来相当数目的钱。”影响信用的事, 哪怕十分琐碎也得注意。如果债权人清早五点到八点听到你的锤声, 这会使他在半年之内感到安心；反之, 假如他看见你在该干活的时候玩台球, 或在酒馆里, 他第二天就会派人来讨还债务, 而且急于一次全部收清。行为谨慎还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东西放在心上；这样会使你在众人心目中成为一个认真可靠的人，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借人的钱到还的时候一小时也不要多留, 否则因此失信, 你的朋友的钱袋则永远向你关闭。

2、勤劳节俭

积累财富要靠辛勤劳动, 而辛勤劳动最忌讳的是懒散闲逛。富兰克林讲道: 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十先令, 那么, 如果他这天外出或闲坐半天,即使这期间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认为这是他的全部耗费；他其实花掉了、或应说是白仍了另外五个先令。关于节俭,富兰克林指出:要当心, 不要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视为己有,生活中要量入为出。假如, 你是一个公认的节俭、诚实的人,你一年虽只有六镑的收入, 却可以使用一百英镑。

3、积累财富

诚实、守信、敬业、节约、勤勉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追求财富、积累财富。富兰克林的格言中有很多这样的记录：“切记,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金钱可生金钱,孳生的金钱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已。”“金钱越多,每次周转再生的钱也就越多,这样收益也就增长的越来越快。谁若丢失了五先令, 实际上丢失的便不只是这五先令, 而是丢失了这五先令在周转中带来的所有收益, 这收益到一个年轻人老了的时候会积成一大笔钱。

在富兰克林的格言和清教徒的语录中所看到的这些是原初的资本主义精神, 完全的、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在近代, 它是在这些宗教伦理思想基础之上, 结合资本主义在各国的实践,在思想与实践的融合中不断地提升和逐步完善的[2]。在近代之前, 资本主义精神在新教伦理中潜在地孕育着, 虽然它和宗教改革一道成为资本主义的强劲动力, 但它还是不完善的,随着世界各地资本主义进程的推进,资本主义精神也不断的完善并理性化。所谓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指合乎理性地赚钱,合理地使用资本, 合理地组织劳动。更进一步说, 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不是以赚钱为唯一目的, 而是怎样赚钱才是合乎理性的, 是道德允的，是应该的。

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

传统资本主义是如何转化为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呢?

韦伯认为首先是出现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与传统资本主义精神相比，它把赚钱视为人生的目的，而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它完全踢开了传统习俗、观念的羁绊，在彻底的效率理性指导下从事生产经营。正是在这种新资本主义精神的推动下传统资本主义产生了革命，跨入近现代资本主义阶段[3]。

韦伯通过对欧洲纺织业经营方式变化的描述来形象地表现这一过程，他指出：“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

在韦伯看来，宗教笼罩下的欧洲，这种新的资本丰义精神既违背天主教伦理，又很难获得人们的同情理解，必须依靠新的宗教背景才能生存发展下来。因为，如果它不是通过某种宗教的形式表达出来，如果它不附着宗教的神圣意义，就根本不能在当时的欧洲立足。以加尔文为代表的新教就承担起这个历史任务，通过残酷而旷日持久的宗教斗争，新教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战胜天主教并发展起来，以新教伦理面貌出现的新资本主义精神就在人们思想中扎下根来并推动资本主义行为快速发展，使欧洲社会迈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上海：三联书店．1987．

[2]孙宗伟.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解读[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4(2).[3]曹凤月.解析韦伯“资本主义精神” [J].工会理论与实践,2004,2.

第三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报告

概述

导论

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显现出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域文明的文化现象，遍及科学、史学、艺术、建筑、政治制度乃至经济体制各方面，这些文化现象的基本功同特点可以总结为“理性主义”。理性（rational）是韦伯高度强调的西方文明特性，对于本书所讨论的资本主义，韦伯指出：“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对财富的贪欲）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显然，促使西方文明走向理性化道路的是各种全然不同的力量，但是，通过考察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异同，韦伯认为，“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和决定性的影响。” 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

首先，韦伯从人口统计和社会调查中发现：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资本占有者、经营管理者以及在现代大型工商企业的高级工人的新教徒比例都高于新教徒的人口比例。韦伯认为，“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

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来诠释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富兰克林的话包含着这样的一种观念：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韦伯认为，“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韦伯高度强调精神的作用，他说：“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这一论点虽然是对经济基础的决定性的轻视，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同时期的中国虽实际上具备更好的经济基础却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这却不得不归于精神层面。

路德的职业概念

韦伯指出，路德在其作为改革家的最初十年中发展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即“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它不仅提升了世俗活动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修道士的生活方式提出了挑战，认为他们那种放弃现世、远离劳动的行为是逃避世俗的责任。可以认为，路德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最初引导者，他的宗教思想对宗教改革以及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韦伯同时指出：路德的职业观念是强调服从权柄、安于现状的传统主义的，在此，资本主义精神仍然是不可想象的；直到加尔文主义及新教其他教派的新教伦理才和资本主义精神发生了关系，但即便如此，也不应认为这些宗教改革家试图发展资本主义精神或者倡导社会改革，他们的工作中心在于灵魂的救赎；此外，宗教改革不应视为一种必然的历史结果，无数的历史条件的共同作用才造成了这一结果，而不是某些经济变革的直接结果。

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本章，韦伯通过考察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礼宗这四种历史上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形式，试图从各派的不同教义中找出其共同或相近的伦理准则，从而探究“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所产生的心理约束力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转而指导日常行为并制约个人行动”的程度。

加尔文派的两大核心是“预定论”和“因信称义”，加尔文派认为“一切造物只有一个生存意义，即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上帝的绝对自由是不受人类支配的，并且上帝只赐予一部分人的恩宠是不可改变的，而这也就将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可能性排除在外，所以人们只能服从上帝的圣戒、信赖上帝的选择，转而努力从事职业劳动以增加上帝的荣光。

虔信派对加尔文派的预定论进行了修正，虔信派认为恩宠是赐给所有人的，但不确定是哪一刻赐给你的，因此与加尔文教相比，虔信派对生活的理性化必然是不太强烈的，因为要占有恩宠状态的压力被转向了现实的情感状态，这种恩宠状态是必须不断被证明的，同时又是与未来的永恒性相关的。

循道派教徒的特点是：具备有条理的、系统化的行为本性，以求达至“唯一的确定性”。“唯一的确定性”是对宽恕的绝对确定性的一种纯感觉，是在对恩宠和完善性的直接感受中浮现而不是在对恩宠的意识中浮现，而重生（拯救的情感确定性）是恩宠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循道派的伦理似乎建立在不确定性的基础之上，这一点与虔信派相似，但对更高的生活，即

立地成神的向往使得他们将预定论当做一种权宜之计。

浸礼宗诸派以极端的方式完成了对尘世的宗教理性化，坚决地弃绝一切肉体崇拜，认为如果没有内心之光，自然人（自然理性引导下的人）也纯粹是行尸走肉。只有听任其良心指挥的人才能认定自己的重生，获得上帝的恩宠，而良知也恰是上帝给予个人的启示。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

“发端于加尔文教的英国清教徒为职业观提供了最融贯系统的宗教依据”，韦伯选了清教伦理学家巴克斯特作为典型代表，在巴克斯特来看，“上帝更乐于人各事其业以积极践履他之意志”，“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这种禁欲主义的伦理观反对享乐，而是鼓励勤奋地工作，创造更多的财富来增加上帝的荣耀；清教徒在经济生活中倾向于克服自然欲望，摆脱非理性冲动的影响，注重秩序和理性。新教伦理以宗教的方式确认了正当追逐财富的合法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心理因素；而强调限制消费尤其是反对奢侈品则有利于资本的积累；进一步讲，清教主义对封建生活方式的反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时处于弱势的中产阶级，并且促进了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培养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人。但是，宗教禁欲主义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旦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也就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此外，韦伯也指出，本书只是“尝试性地探究了新教的禁欲主义对其他因素产生过影响这一事实和方向”，任何一种单一的文化和历史的因果解释都是片面的，唯物论亦然。

新教的禁欲主义产生的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基本要素，所以说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因，其对资本主义精神有很深刻的影响，而且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也正是韦伯所强调的思想变革在历史变革中独立的影响，但是韦伯也并没有否认新教伦理同样会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简评

韦伯通常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阅读韦伯给我们这些大致已经接受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和社会冲突的观点的学生一个全新的视角，而韦伯的方法与马克思也并非相冲突，历史的考察本身就是有很多视角的，无可否认，每一个视角都或多或少形成一种对历史的解读，对历史的认识也是必须通过这些不同的视角才得以逐渐完善和明晰。

本书是对基督教新教的考察，而在韦伯的后续作品中，还对世界上其他重要的宗教予以

分别的考察。宗教是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势必对整个文化体系有深刻而全面的影响作用。但是，宗教是一种体系完善的表象制度，宗教的系统性和完善性实际上对其所发源和成长的文化的本质的内在特性有一定掩盖作用，而文化的本质的内在特性也是对历史在文化方面的解读的不可忽略的方面。仅仅对宗教的考察是片面的、不足的，当然韦伯也并没有说考察宗教就足够了，但是本书及其系列著作在对各文明宗教的考察中，掩盖了文化内在特性的作用，尤其是其对宗教的影响。

重商主义其实是欧洲文化的传统特性，与中土文明相比较，无论在哪一个时代，欧洲文明对商业的重视程度以及自发的关注程度都要比中土文明更强烈。这和地域性有很大关系，但并不是全部关系，而当这种倾向性固化为文化内在特性以后，大可暂且忽略地域性差异，而单单以文化而论了。另一方面，理性主义也是欧洲文明明显区别于中土文明的特性，这显然不仅仅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和近代哲学发展以来的产物，从近东的早期文明社会开始就已经呈现这个趋势，西方早期文明的法律观念和民主意识都是中土文明不可想象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是历史发展的最顺畅的途径，尽管由于经济基础的原因，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可能早于欧洲产生，但在中国以及临近地区发展起资本主义文明，至少是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见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可能性要远远小于欧洲。正是欧洲文明的这些内在特性才使得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伦理观最大可能地在实践中诉诸能够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而在中国，禁欲主义则未必有这样的实践趋势。

另外，韦伯对新教伦理的考察方面也存在局限性，在《新教伦理》第二章，关于资本主义精神载体的“新教徒”的证据，基本上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著名例子，以及富兰克林劝说富商的观点和新教徒信仰之间的近似。他分析新教徒的入世禁欲主义的表现及其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契合关系时，主要依据英国十七世纪宗教思想家巴克斯的观点。虽然他一再强调要从新教布道的实际效果来解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但他对这个命题的引文几乎都是从神学家和布道者的著作中摘录出来，而明显缺乏对普通宗教信徒的真实心理状态和行为准则的准确反映。所以，在这一点上，韦伯的论证是有很大缺陷的。

第四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王瑞 10368006

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去读一本关于宗教对人类经济发展的影响的书，确实有一些困难。毕竟我本身没有宗教信仰，也不相信神鬼的存在，同时又不是哲学与伦理学的专家，所以很难想像为什么有人会信仰上帝，他们的信仰究竟有多虔诚，是真信还是半信？这些问题令我困惑了很久。因为完全无法做到感同身受，所以读这本书之前我必须作出如下假设：自中世纪至韦伯所处的时代，欧洲人对宗教信仰的笃信与虔诚，相当于中国人对人情的偏爱，对家庭伦理的重视。只有做出这种假设，我才能确信韦伯所讨论的新教伦理对欧洲人存在影响。

韦伯在书里讨论新教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大致的思路是这样的。是首先对资本主义进行界定，然后讨论新教各个分支的内涵，最后从新教中提炼出禁欲主义这一基本的宗教内涵并总结它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国人和德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还是我学疏才浅，个人感觉韦伯的无关主旨的话很多。不过他确实引起了我的思考，给了我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一直以来接受的都是马克思的哲学，大体上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韦伯的书，让我体会到似乎世界没有那么绝对。韦伯给我最大的启发在于他的一个问题：当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与将要出现资本主义的那个时间段，是什么促使资本主义产生？我个人认为，经济决定论在这里说不通，或者说，不能仅仅的归因于经济因素（韦伯也是这么认为的）。韦伯认为新教伦理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他也没有排除其它可能因素的影响。在他看来，新教包含着让人致富的因素：世界是上帝赐予人的，去追求财富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被选中的将会得救的选民必然会彰显上帝的荣耀，也就是说，所有虔诚的信徒都会产生追求财富的冲动（从宗教层面上说），以此彰显上帝的荣耀（因为彰显的荣耀不一定是选民，但不彰显上帝荣耀的绝对不是选民）。同时教义里面还包含着禁欲的要素，也就是财富不会被挥霍，而是用于再投资。

韦伯的解释说的通，但是我同时也产生了质疑：为什么没有新教的当代中国仍旧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在这里的“资本主义精神”采取韦伯的定义，即：理性的从事物品交易，并且每笔交易都会有利润；以赚钱为目的；避免享乐）。韦伯很狡猾的补充到：一种制度的建立必须依靠精神伦理方面的创新，但当这种制度确定并向全球传播时，那么人们就必须调整自己的伦理观念，使之适应制度的要求。

在这里，我想自己讨论一下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前提。

“妈，就那几亩地，你种，能种出什么结果。”

“不种怎么办？”

“你办个小卖部，卖东西，这样你可以一直卖着。等你老了，都能生活。老了怎么去种地。”

“可是那几亩地„„我还是先慢慢种着„„”

这一段对话是我亲耳听到的两个我的远方亲戚的对话。母亲呢，是一个穷苦的农民。儿子呢，是一个财经大学的学生。从这个真实的例子中可以很容易的感觉出来，资本主义发生的前提是什么。商业从人类诞生时就开始了，原始社会就存在物与物交换。随着商业规模的的不断扩大，产生了货币、集市、金融，甚至工业资本主义也是在商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说，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前提，追根到底也该归功于商业的发展。换句话说，必须有广泛的商业意识（在这里我的讨论只是针对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单一影响要素，而不排除其它要素或前提）。

只有一个人懂得低价买进物品，然后高价卖出，赚取中间利润这一过程，并且有足够的意愿去这么做，商业和进一步的资本主义才有兴起的个人基础。西欧属于海洋文明，有着漫长的海岸线，经商是人们最重要的谋生手段之一。古代中国属于大河文明，以农耕为主要经济形态，固然在沿海沿江地区有比较发达的工商业，但总体上以农业为主。刚才的例子也可以看出来，甚至中国到了今天，在西北的落后农村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仍然缺乏资本主义因子。所以从这一点上，西欧产生现代资本主义是可以理解的。

我父亲是一个工厂的老板，也就是个工业资本家。他的经营策略很简单，低价买进原料，加工后高价卖出。同时他注重诚信，也十分勤奋，每日6点起床，凌晨1点睡觉，一有休息时间他就补觉。他之所以长时间的坚持着，因为他一直希望家里人可以一辈子过上好日子。这种中国的儒家伦理不同于西方的新教伦理，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救赎与金钱的渴望相结合。但是这种伦理却确确实实的在推动他的工厂的运作，支撑着这一最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写了这么多，我其实想说的就是：相对于新教伦理，儒家伦理并不缺乏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要素，并不缺少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要素，毕竟儒家伦理同样将对金钱的渴望与道德伦理相结合，给人以追求财富的动力，中国的传统美德里也不缺乏节俭（禁欲的结果也就是节俭）。所以虽然古代中国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原因很多，但影响比较大的原因应该包括农耕民族缺乏商业意识，重农抑商是主流思想。直到1840年之后，中国才逐渐接触到了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与儒家伦理相结合，促成了今天中国的发展。

第五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是韦伯对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始，在这本书中，韦伯致力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出现在西方？他极为注重对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探究，力图论证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他认为源于宗教改革的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进而形成近代的资本主义。可以说，本书是从宗教领域的革新与精神层次的变化的角度来考察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原因，因而韦伯从各个方面对宗教信仰与日常经济行为的关系问题进行分析。

对于宗教的研究，与涂尔干认为要研究宗教就必须研究最原始的图腾崇拜现象所不同的是，韦伯没有给宗教界定一个严格的定义，他只是粗略的做了一些划分。韦伯把宗教划分为非理性的宗教和理性的宗教。而在这本书中，韦伯就围绕理性的宗教如何通过宗教改革把传统的禁欲主义改革成为入世禁欲主义，而这种具有入世禁欲精神的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在韦伯的阐述中，新教伦理主要包括路德的天职观、加尔文教的恩宠论和预定论、清教的入世禁欲主义。而根据新教伦理的价值观念来从事的行为必然是符合资本主义精神的行为。

韦伯在导论中从自然科学、思想、政治等不同方面论证了西方在不同领域的科学性与其他国家所缺乏的理性，而正是强大的技术能力、合理的法律体系和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接着韦伯澄清了资本主义的概念，指出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财富的贪婪等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其实这也正是我一直都疑惑的，正如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桑巴特所说，禁欲作用是孕育资本主义的动力之一，至少作为企业经营者来说，必须节约成本、积累资本。但是，从宗教禁欲下解放出来的、世俗的享受资本主义生产成果的消费也是资本主义的动力之一。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资本在其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外，市场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信徒们都深信禁欲主义的教义，在日常生活中都崇尚节俭，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如何实现其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产品的滞销不也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吗？

然后再后面的阅读和请教老师后，对这一疑问有一定的理解。韦伯在对“宗教关系和社会分层”的讨论中通过天主教和新教的对比，发现不同的宗教氛围影响人们的不同教育背景，做出不同的职业选择。天主教徒更加青睐传统手工业和中等人文教育，并且倾向于从事手工业行业，而较少参与现代工商业生活。新教徒更偏爱技术学习教育和工商业教育，新教徒在资本占有者、管理者和高级劳动从业者的人数中占有显著优势，而新教徒大多是拥有一定资本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这样对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说，资产阶级拥有大量的资本，对于资产阶级的禁欲就显得很重要了。因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关键就要积累资本，扩大对棉纺织业等生活必需品的再生产。并且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并不反对合理的获得行为，赞同合理使用财富以满足个人的社会需要。限制消费与谋利解放的结果是资本的积累，在任何场合，这种观念波及之处，都产生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生活发展的影响。所以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就有一致性。同时，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是与传统主义的经济活动相比照的，在他看来，传统主义的工人好逸恶劳，企业家宁愿经营多种商品而不愿追求标准化，这样的思想就需要宗教的禁欲思想的教化。以加尔文教为例，预定论认为人一出生就被上帝决定了其是否为选民。恩宠一经决定，就不会失去。任何宗教手段（如圣事、教会、忏悔等）和其他手段都不能使其获得拯救，所以每个人都要通过财富的积累和平时的善行来努力证明是上帝的选民，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而存在的。这样对于那些信奉加尔文教的资

产阶级来说，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就会努力地工作，节俭地生活，把资本大部分都用在扩大生产上，这样，随着当时主样工业产品棉布的增加，更多的底层人民可以穿到物美价廉棉布，技术的发展，消费的扩大，就在很大程度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正如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般，仔细读完这本书后，除了疑惑，我对韦伯也有自己的理解。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是理性，而新教伦理对理性的资本主义的兴起产生什么影响呢？这也是韦伯重要论述的问题。首先是天职思想的影响。在新教伦理中，教徒以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就，以自己积累财富的多少，以自己辛勤的劳动、节俭的生活来获得上帝的恩宠从而得救。这样，每个教徒无论其出身如何，为了证明自己得到上帝的恩宠，便需要在日常事务劳动中获得成功。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原则通过新教伦理也潜移默化的在教徒的观念中扎根。而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不是为了创造可挥霍的财富或为了奢侈的享受，资本主义需要的是大部分民众都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与传统的只满足于自己基本生活需要，宁愿少做事，多清闲的职业观相比，新教伦理实际上便孕育了一种勤劳刻苦，努力创造财富的资本主义精神。

再者新教伦理催生了世俗禁欲主义。与传统宗教不同的是，新教伦理所催生的是一种入世禁欲主义。前者把禁欲主义限制在寺庙里，后者则带有强烈的入世倾向，它鼓励教徒们努力投入到世俗劳动中。在这种禁欲主义中，教徒们把创造财富看成自己的一项义务，认为追求财富不是为了世俗的享受，而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恩宠，最终得救。所以，要节制欲望，提倡节俭和杜绝奢侈享受。在禁欲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勤劳、节俭、财富积累等资本主义精神，成为生产扩大和财富积累的力量源泉。同时，就如富兰克林所说的，“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信用”，禁欲主义反对对时间的浪费，认为浪费时间便是为增添上帝荣耀的劳动的损失。因此每个教徒除了睡觉吃饭等基本生活所需的时间外，都必须投入到世俗的劳动中，不断积累财富。韦伯始终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的经济行为，产生于新教禁欲主义伦理。入世的禁欲主义，财富的积累，生产的扩大，金钱的滋生繁衍，很大程度地促使西方社会理性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也迅速铺开。但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凸现，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逐渐失去了宗教伦理精神，日益与世俗的情感结为一体，宗教感情在今天的资本主义活动中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环境，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社会所需要的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伦理精神是不尽相同的，在资本主义需要迅速发展却受传统伦理精神制约的中世纪的西方，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就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杠杆，迫切地被时代所需要。

综上所述，韦伯通过对禁欲主义精神、职业观念、财产观念及其关系的分析，论证了他的观点：“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总体看来，韦伯通过宗教与精神这一特定的角度分析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颇有“文化决定论”的嫌疑，但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这本身也说明了文化机制也将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存在。

所以，作为引起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即禁欲主义精神，它能使人们发扬经济理性主义，注重勤奋、守时、节约、信用等，正是这种理念在相当大程度上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而在宗教改革中，加尔文教正式 体现了这些原则。加尔文认为，聚敛财富并不会阻碍教会发挥作用，相反地，它将大大提高教会的威望，而这是十分可取的；由此，它允许教职人员为谋取利润而动用其资产。清教徒们反对的是占有财富而不是劳动。“他们执持反对态度的真实道德依据是：占有财富将导致懈怠，享受财富会造成游手好闲与屈从于肉体享乐的诱惑，最重要的是它将使人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事实上，反对占有财富的全部理由就是它可能招致放纵懈怠”[1]P123。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圣徒的永恒安息是在彼岸世界，而在尘世生活里，人为了确保他蒙承圣恩的殊遇，他必得“完成主所指派于他的工作，直至白昼隐退”。按照主之意志的明确昭示，惟有劳作而非悠闲享乐方可赠益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神意已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正规的职业乃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因为，无职业者缺乏有条不紊、明达事理的性格，清教徒职业观所强调的重点就在此处，而这正是理性主义精神的表现。

这正是突出了加尔文教改革的核心——上帝选民论。它认为只要是笃信上帝的清教徒，不管他原来的地位如何，只要勤勉的劳动，以获取日常事务的成功，就可以避免被罚入抵御的命运，成为上帝的选民，所以，这种劳动是天职的概念使地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们在精神领域具备一种冲破传统观念的动力，从而努力工作和生活，以合法的手段来获取财富，他们鄙视贵族的穷奢极欲和新贵的大肆挥霍，但却对中产阶级类型的节制有度、自我奋斗争赞扬有加，这些行为无非都是为了争取成为“上帝的选民”。事实上，清教徒的这一精神气质是合乎理性地组织资本和劳动的。也就是说，清教徒的职业观以及它对禁欲主义行为的赞扬必然会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那种强大的要求生活统一性的倾向在否定肉体崇拜的观念中找到了其理想的基础。而这种倾向直至今天仍然极大地增强着资本主义对生产标准化的兴趣”[1]P132-133。但作者同时也认为，“人们服从于自己的财产，就像一个顺从的管家，或者说就像一部获利的机器。这种对财产的责任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令人心寒的重负”[1]P133。其实这种生活方式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它却在禁欲的新教伦理中找到了它坚实的基础，总的来说就是对财产理性的使用和对消费尤其是奢侈品消费的严格限制。“这种精神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必然产生一个后果，即是，禁欲主义的节俭导致资本的积累；……，同时也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是它‘哺育了近代经济人’”[1]P135-136，而这些则成为了理性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