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卷(七)参考答案（本站推荐）

第一篇：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卷(七)参考答案（本站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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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卷(七)参考答案

第二篇：2013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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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卷：公务员队伍道德建设

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满分100分。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上指定的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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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资料

1.一些论坛和微博上爆出“宜都将现25岁美女镇长”。一名1986年出生的女孩牟阳，拟任乡镇党委副书记，提名为镇长人选。短短3小时内，该消息引发近千微博网友热议。如同湖北29岁的周森锋全票获任市长、25岁的王圣淇当上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一样，这位同为80后的女镇长的任职引来阵阵疑云，也属情理中的事。其原因并非确凿地指向某些影影绰绰、看似有、实则尚未得到求证的疑点，比如“美女”、“年仅25岁”等，而仅仅是公众心中疑虑的一种折射。

在当今社会，“富二代”、“官二代”及有一定关系、背景的人淤塞着平民阶层上升的渠道，“拼爹”才有出路、真才实学无用，似乎在时下正趋向于共识。在此语境下，任何看似突兀的破格提拔官员之举，总是难免惹来特别的关注。在这些关注中，尤其是那些呈现于网络上的“闲言碎语”，质疑、愤激的成分多过于改革开放事业后继有人的喜悦，但客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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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起着监督违规、确保公平的正向作用。所以，这种社会情绪的抒发，既不可漠然视之，也无需惊慌失措、过度解读。

受过去“人选人”方式的影响，制度选人、公正透明等原则迄今并未完全、充分地实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中，对干部任用程序走选举、还是走行政任命路径尚未廓清；对干部的日常考察、考核的机制仍未规范化操作，以至于常常是即兴提拔、仓促上阵。如此则给以权谋私、暗箱操作留下了巨大的运作空间，干群对立和社会的不信任情绪在日益加剧。

从官方公布的牟阳个人资料来看，与微博爆料内容基本一致：该女孩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镇上和市统计局任职，由一般干部到局办公室副主任、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再到镇长，也属于步步升迁，而算不上“坐直升飞机”，只是提拔的步子快了些，但谁又能否认是因为其工作出色的缘故呢？

2.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为官者信仰缺失、道德败坏，却振振有词地说“社会变了”，不变就“跟不上潮流了”；作风霸道、颐指气使，却颠倒黑白地说“如今老百姓难管了、不听话了”，全然不把群众利益放在眼里；私欲膨胀、巧取豪夺，却振振有词地说“市场经济就是要开放搞活”。有的地方只注意考试成绩和选拔程序，不注意对人选素质的全面衡量，尤其是德行的深入考察，结果选出的干部群众不认可，甚至产生“做人好不如做题好”的非议。

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在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上，往往由上级来评价，这显然是不够的，对政府工作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公众。同时，干部升迁更多是由上级官员的意志和主观好恶决定，而不由下面的群众来决定，“公众满意度”对一个干部升迁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做法导致现实中一些干部只“唯上”而不“唯下”。他们只对上级领导和官员负责，而不对辖区里的老百姓负责。显然，这种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违背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服务理念，是造成一些干部作风漂浮的根源所在。

GDP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成果的主要综合指标，尽管GDP用来衡量经济发展有其局限性，但在现时条件下，仍是判断经济形势、出台宏观政策的重要依据。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已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但长期以来形成的“追求量的增长”重过“追求质的提高”的观念，仍然大有市场。在不少地方，尽管领导干部在公开场合不再像以前一样强调GDP的重要性，可是在不少人心目中，“GDP排名”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再具体到干部考核，选用GDP这样显性、量化的指标，肯定比“调结构”、“保民生”等指标更简单，也更有“可操作性”。这直接导致一些地方的干部考核陷入GDP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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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教育•公考领域第一品牌的悖论，只追求GDP数值的增长，而对民生福祉、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收入分配等有所忽略。这种做法导致现实中一些干部追求轰动效应，热衷于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搞大拆大建、快上抢上，虚报工作业绩，违背了科学发展的理念，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3.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公务员制度的国家。在人才选拔中，注重选拔对象的教育程度、文学素养、掌握知识的多少，以及综合、推理和判断能力。就初任考试而言，英国的专业技术职务自然要以专业知识为主，而“通才”观念主要体现在行政类官员的初任考试以及晋升到高级文官的人才类型中。

“通才”标准强调个人学历，故公务员录取者多为剑桥、牛津等名牌综合性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这种选拔人才的标准，使“专才”在文官队伍中地位低下且日益减少，无法进入高级行政人员的行列，参与行政决策和政策制定。但现代社会的政策与决策主要依赖于专业知识，英国人在实践中也逐渐发现以“通才论”考选公务员有很大弊端，于是在上世纪60年代就着手改革，力求“通专结合”。“通专结合”要求公务员知识面宽广，一专多能或者多专多能，既要重视公务员的知识和学历，也不轻视公务员的专业性和技能。

新加坡对公务员的考评很严格，建立了一套科学、完整的考评体系。程序上，按照自我报告、上级考评和更高一级复签的办法，每年考评一次。考评报告分为两种，一种是工作报告，主要考评工作目标的完成情况，包括个人品质、态度、责任等。这是公开性的，考评结果要反馈给被考评人本人；另一种就是潜能报告，主要考评公务员开阔的视野、分析能力、想象力和现实感，也就是李光耀所说的“直升机”素质。这是秘密性的，主要作为公务员升迁级别的依据。

新加坡不搞上下级双向考评，也不搞同级左右互评，目的是鼓励各级领导大胆管事，对下属严格要求，不怕得罪人，树立领导层的权威，提高公务员的执行力，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同事之间因互评带来的人为矛盾。

在美国，对公务员的评估主要是根据公务员本人胜任工作的能力和工作业绩，而不是年资高低、亲疏关系、党派关系等其他因素。工作业绩就是按照工作要求，对公务员的劳动成果所作的评定。美国文官制度改革法规定，“工作成绩良好者继续任职，工作成绩不好者必须改进，工作达不到标准者予以解职”。人事部门每年都要定期对公务员进行全面评定，政府机关首长必须根据评定结果决定对公务员的奖惩任用。公务员评估考核的结果作为公务员任用、晋升的唯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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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国古代的官吏考核，开始于秦汉，完善于唐代，历代王朝都积累了丰富的考核经验。伴随着郡县制的产生，中华民族开启了官吏考核的历史，而且考核制度越完善，考核方法越科学，统治者的地位就越巩固。

秦汉时期，统治者对官吏实行考课制度。考课就是对官员政绩的考察，即今天的考绩。考课是用于将职位责任同官员的能力行为联系起来，以考绩的标准来约束和激励官员，以考课结果的优劣来决定对官员的赏罚黜陟，以便劝善戒恶，使考绩得以发挥作用。秦代的考课是通过上计制度进行的。上计制，即郡臣于年初将一年的赋税收入预算写在木券上，呈送国君，国君把木券一分为二，国君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合乎标准的留任，不合乎标准的则罢免。上级官吏对下级官吏的考课也采取同样的办法。考课后分列等级，宣明优劣，决定升迁黜罚。

唐代初期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官员的政绩，考核有了较大发展。唐代初期制定了考课法。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令：房玄龄、王硅掌内外官考；凡百司之长，岁校其属功过，差以九等。当时尚书省吏部是负责考课的机关。考绩的目的是为了黜恶陟善。考课的等第不仅直接关系到官阶的升降，还与俸禄的加与夺、官位的外迁、解职相关。唐制规定：凡考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中，守本禄；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中品以下，四考皆中中者，进一阶；一中上考，复进一阶；一上下考，进二阶。计当进而参有下考者，以一中上覆一中下，以一上下覆二中下。上中以上，虽有下考，以上第。有下下考者，解任。唐代官吏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小考只定等第，记入考状备案。大考是综合几年来小考的等第来决定对官吏的赏罚黜陟。考课在唐代作为管理官吏的一种重要的制度，考课定等第和复考都有严格的程序，考绩与奖罚黜陟直接相关。

宋代对官吏的考绩亦称磨勘。宋真宗时，文武官员三年为一任期，一年考一次，三考为一任。宋仁宗时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虽有视考绩情况决定升迁的规定，但实际上是凭年资叙升迁，不问其功而问其久。结果官以资则庸人并进。由于宋代不重视考绩，基本按年资论升迁，所以宋代官员多因循守旧，不求有功唯求任期内不发生过错，到期得到升迁就满足了。

明代考绩分文武两个系统进行，文官考绩由吏部考功司负责，武官考绩归兵部武选司负责。文官考绩方式主要是考满，武官考绩亦称军政。考满，即按任职年限考核，以检查是否称职，并给予相应的处置，侧重于褒奖、提升。考满等级开列之后，按等处置。处置的基本原则是：称职者升，平常得复职，不称职者降。清代对各级官吏的考核分为考满和考察两种。考满每年进行一次，称为一考，三考为满。吏的汇考，每三年一次。对京官的考察称为京察，对地方官吏的考察称为大计。清代考察具体工作由吏部清吏司主持，清朝政府总结了明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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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考核制度松散、官吏贪墨成风的教训，进一步发展了封建官吏的考察标准。顺治四年（1647年）颁布四格八法制度。所谓四格，即守、才、政、年。守分廉、平、贪三类；才分长、平、短三类；政分勤、平、怠三类；年分青、中、老三类。根据上述四格，综合考核成绩分为三等：称职、勤职、供职。所谓八法，即：一贪与酷者，革职提问；二软与不懂者，革职免官；三年老有病者，退休离职；四才力不及与治事浮躁者，酌情降调。考核时，除由都察院协同工作外，还有六科给事中负责监督，徇私者按保举连坐法予以处分。所以，清代初期官员比较廉洁，国力也较后强盛得多。

近代中国，虽然存在战乱和军阀割据，但考核未断。民国时期，县、区政人员均由省政府或部门负责考核。民国20年后逐步形成考核制度，主要形式有检定考试、高等考试、普通考试、特种考试、县长考试等。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对干部的考核，一般通过一年一度的鉴定形式进行，先自我鉴定，经小组评议，后由单位或组织作鉴定，存入个人档案，作为干部使用的依据。50～60年代，干部考核的内容，主要是政治态度、阶级立场、社会关系及工作表现、思想作风、群众观点、学习、团结等，尤为重视政治标准。每次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肃反、审干、整党、整风、社会主义教育等，都必须作个人鉴定或小结，并经群众评议和单位鉴定。工作调动、抽调搞临时工作或脱产学习较长时间，结束时也要搞鉴定和考核。提拔重用的由组织专门考核。

5.让干得好的优秀干部在竞争性选拔中考得好、上得来，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注重考察干部实绩，防止简单以分取人。

考察重实绩、任用不唯分，体现了实践第一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干部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实绩是干部德才素质、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的集中反映，是评判干部的基本依据。坚持实践标准，把握实绩依据，才能选出实干之人，彰显实干导向，营造实干之风；防止以考取人、唯分是用，才能不让真心干事的人吃亏，不让投机取巧的人得利。考察重实绩、任用不唯分，应当作为竞争性选拔必须牢牢把握的一条基本原则。

考察重实绩，就是要把干部的实绩考深考准，以实绩论高低、辨优劣。要突出实绩考察的重要性，加大实绩评价权重，使之不仅成为“优先”条件，而且起到“加分”作用。要注重实绩考察的准确性，综合运用民主测评、个别谈话、实地考察、延伸考察等多种形式，全面掌握干部实绩，深入分析干部在推动科学发展中起到的实际作用。要增强实绩考察的公开性，推行民意调查、实绩公示等方法，通过个人“亮绩”、群众“评绩”、组织“核绩”，检验干部实绩的“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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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用不唯分，就是要对考试成绩与工作实绩综合分析，不以一张考卷、一场演讲“论英雄”。要坚持原则、认真把关，不能怕担责、图省事、走形式，谁分高就取谁、考上谁就是谁。要把分数票数与实际能力、综合素质与岗位要求、任职经历与发展潜力等结合起来，全面衡量人选的“考绩”与“德绩”、口才与口碑、临场发挥与一贯表现，真正做到好中选优、人岗相适，有效避免“干得好不如考得好、实绩好不如成绩好”的现象发生。

6.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

温家宝总理也曾指出，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第一目标的工作宗旨和追求，既是为官之道，更是为官之德。

要做官，先做人；要立业，先立德。为官者“头顶三尺”是法律，脚下支撑是官德。为官如果没有良好的官德，就不可能廉洁自律；没有一流的人品作底子，从政就会栽跟头。这不仅是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的道理，也是党中央一再要求选拔任用领导干部要正确把握德与才的辩证关系，认真落实“以德为先”的具体体现。既注重“考能”更重视“考德”，真正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看清人、识准人，才能选好人、用对人。深入甄别、准确鉴定干部德才表现，是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的前提。干部提拔前，必须多方面了解、多渠道考察、多侧面审视，全面准确掌握干部情况。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指出，现在干部出问题，多数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德”上。李源潮部长同时还指出，领导干部要有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的敬畏之心。约束官员之“德”，就是让他们有所敬畏，而不是为所欲为。约束官员之“德”，不全在所谓政绩指标，而在于“公开监督”，在于“群众满意度”。

官德是检验领导干部党性的“标尺”，政治素质的“试金石”，党风纯正的“风向标”。官德彰，则风清气顺；官德失，则滋生腐败；官德正，则民心安定。可以说，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准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党和国家大业的兴衰成败。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官德的制度化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大胆尝试，规范官德的法规相继出台。不管是《公务员法》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还是地方性法规，既是行为规范，又是道德约束，无疑是从政道德制度化建设中一个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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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官德”建设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干部言行是否一致，权力是否滥用，道德修养如何，是否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各级不妨在选拔任用干部中，凡“发现德行不好的干部一律中止了提任程序，对反映较多但又一时查无实据的拟提任干部做出暂缓使用”，把选任干部的“考核表”交由民意来填写，让与官员有关的各类“门事件”、各种“雷言雷语”等“花边”新闻销声匿迹，这样，官员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就不会乱来，官德缺失现象才会一天天好转起来，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仅仅将“考德”作为选拔任用干部一种“硬件”，也是有其局限的。因此，只有把制度规范的他律与操守信念的自律有机结合，以信仰作为制度执行的基础，以监督作为制度落实的保证，硬、软件更加科学完备，中央和地方法规才有更可靠的保障。

作答要求

一、认真阅读“给定资料”简要回答下面两题。（20分）

1.请依据“给定资料１”，谈谈你对“在当今社会，‘富二代’、‘官二代’及有一定关系、背景的人淤塞着平民阶层上升的渠道，‘拼爹’才有出路、真才实学无用，似乎在时下正趋向于共识。”这句话的理解。（10分）

要求：准确、简明。不超过150字。

2.“给定资料2”中提到了近年来公职人员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有损公务员形象的现象，请概括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10分）

要求：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不超过200字。

二、“给定资料3”介绍了国外有关公职人员考核晋升的措施和方法。请对这些材料进行归纳，并说明关于我国目前的公务员考核可以从中受到哪些启示。（20分）

要求：内容具体，表述清晰。不超过300字。

三、假设你是某省政府的工作人员，请结合“给定资料”，草拟一份公务员队伍道德建设情况说明的内容要点。内容分为三部分，“目前的现状及原因”、“历史上官员考核的大致情况”、“道德考核的重要意义”。（20分）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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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全面，有针对性；

2.条理清楚，表达简明。不超过400字。

四、参考“给定资料”，以“选拔干部要以德为先”为主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分）

要求：

1.中心论点明确，有思想高度；2.内容充实，有说服力； 3.语言流畅。800-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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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5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卷

2015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卷

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8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6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20分钟。满分100分。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指定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答题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留在桌上，在考生座次表对应准考证号、姓名栏内签字确认后方可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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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3年入汛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遭受暴雨袭击，一些江河部分河段发生超保证水位洪水，部分城市内涝严重，雅安、都江堰等地先后发生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据民政部统计，目前已造成四川、山西、云南、河北、内蒙古、安徽、山东、湖北、河南等17个省份272个县(区、市、旗)373万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21.2万人，30人死亡，67人失踪;倒塌房屋8400余间，损坏房屋11.3万间;直接经济损失85.6亿元。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领导同志就加强洪涝和地质灾害预警防范、应对处置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指示，要求各有关地区和部门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着力加强防灾、抗灾、救灾、减灾工作。

2013年8月中旬，洪水袭击东北，作为此次洪水的重灾区，抚顺清原满族自治县南口前镇有9个村屯因交通、通信、电力中断成为孤岛，9895人被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了解到，8月17日开始，该飞行队的救援直升机就奔赴现场开展救援。2013年8月19日16时，两架直升机已救助受困人员90余名，救援工作还在继续。

交通运输部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是保卫渤海湾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救助力量，平时的主要救援任务是负责海上以及陆地上的人命救助工作。这支队伍在大连和蓬莱设有基地，平时有直升机长驻大连。

记者了解到，在水灾发生后，应辽宁省政府应急办请求，8月17日～18日，交通运输部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先后派出驻山东蓬莱和辽宁大连所属的B-7313、B-7309两架专业救助直升机驰援灾区。继8月18日成功解救40名被困群众后，8月19日清晨至16时，两架专业救助直升机再次飞赴清原灾区，共转运各类人员50名，投放食品、药品等物资1.5吨。这是交通运输部救助飞行队远赴内陆执行抗洪救灾任务有史以来救助人数最多的一次。

8月19日19时许，记者连线刚刚回到灾区临时驻地的飞行队救助人员。在此次任务中担任绞车手的陈钢就是在长驻大连的B-7309直升机上执行任务。他在连线中告诉记者，昨日上午两架专业救助直升机从沈阳东塔机场直飞受灾地区上空，到达现场后，B-7309机组人员共转运三批受灾群众19名，其中包括1名刚满月的婴儿，2名重伤群众，2名轻伤群众，投放1吨救援物资，并搭载8名辽宁省政府应急办工作人员和中央电视台记者分别降落5个受灾严重的村屯了解受灾情况。“可以说每次救援都是惊心动魄的”，陈钢在电话中介绍，由于救援飞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海上进行作业，与大海的空旷相比，清原地区山多、树高，飞机在城区内盘旋经常会碰到电线杆、高压线等拦路虎。“经常是旋翼旁两米就是大树、尾翼后面紧靠着电线杆”，陈钢说，陌生的环境是对救援最大的威胁。

2.2013年4月14日早晨6时左右，某市发生火灾，大火燃烧近三个小时后被扑灭，最终带走了14条鲜活的生命。在当地媒体充斥着“迅速”、“立即”、“全力以赴”、“细致周密”等溢美之词的官样文章里，只看到当地各级领导的“积极行动”，没有一点儿反思的迹象。

在官方自我总结中，除了对领导的仰望，还凸显了逢灾就树典型的惯性思维，诸如“好的哥背出多个伤员”、“勇保安先报警后救人”这样的内容，都成了这次火灾的“亮点”。而从其他媒体那里，人们却清晰地了解到，救火时消防车未带云梯、起火网吧违规经营等诸多细节。文过饰非的官方表态，忽视了民众的判断能力，损害了自己的公信力。

一旦把官样文章当成推卸责任的“护身符”，原本可以用来改进工作的机会，也被白白浪费了。在官方表述中，受伤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遇难者家属情绪稳定，起火酒店的业主和网吧经营者也被依法拘留，当地官员似乎成了整个事件的局外人，甚至还有点像救民于水火的英雄。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政府没有了改进工作的动力，在一阵风似的火灾隐患清查行动过后，这场灾难带来的伤痛，很快就会被遗忘。

3.“灾难中的作秀难逃百姓厌恶”、“传播谣言者最可恶”、“新闻理想并不是只有在热闹喧嚣处才能实现”。围绕着四川芦山抗震救灾，不断被“挖掘”出来的感人故事安抚着这片受伤的土地，同时，社会上有关对“灾难关头伦理道德”的议论也颇多。比如，针对有些记者采访影响到正常救灾，有学者发出“谁是灾难报道的主角?这已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和社会道德的严峻拷问”的呼声。在大灾大难面前，任何一个人超越各自“底线”，故意作秀或是逢场作戏都会招来质疑和嘲讽。

芦山地震发生后，国内一些媒体记者被批影响到救灾行动和灾后秩序恢复。比如，个别记者为拍一张照片，就要求救援人员暂停搬运伤员。还有的人反复采访遭遇不幸的人。在地震灾区采访期间，有些记者因为常把只喝了一点的矿泉水随手扔掉而一再被人提醒，希望他们不要浪费这些宝贵的物资。《环球时报》赴地震灾区记者在一中学看到，当心理医生正准备给学生上心理辅导课时，数十名记者一拥而上，将老师围住，接着又有大批摄影记者对着老师和学生不断拍照。一个女学生很不高兴地起身对老师说：“因为有很多记者过来后不停拍照问问题，我们都没有办法静下来!”

4.美国记者素以新闻敏感性强、抢新闻不顾性命著称，2011年“艾琳”飓风来袭时，曾有记者现场直播时几乎被狂风刮走。但美国媒体一般不会把镜头对准衣冠不整的路人、惊慌失措的围观者，或血肉模糊的伤者及死者。同样，在突发性事件、灾情发生时，记者对官方发言人围追堵截，但对普通人的追问相对少一些。上世纪80年代，记者在雪灾、风灾中对受灾者“面对面”的追问直播引起民众不满。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1996年9月推出记者职业伦理规范，要求记者“时刻保持对可能因新闻报道而受到负面影响者的同情”，对儿童采访以及刊登悲伤者图文信息时应特别小心等，避免提问、尽量拍摄背影等约定俗成的“灾难报道规矩”也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形成的。

人们不仅关注媒体人在报道天灾人祸时的职业操守，也会衡量政治人物、各类官员和明星的表现。英国遇到的自然灾害相对很少，这让总是卷入战争的英国人津津乐道元首临危不乱的典故。二战期间，英王乔治六世夫妇成为英国人抵抗纳粹德军的精神支柱，面对德军轰炸，王后坚决不愿离开伦敦，并说出英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孩子们不能在没有我的情况下离开，我不能在没有国王的情况下离开，而国王不能在任何情况下离开。”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备未必无患，但无备必有大患。在当前中国转型的背景下，各种风险、灾害和公共危机纠缠复杂，对各级政府能否正确应对和及时处置提出严峻挑战，这直接关系到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灾害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但灾害的损失却可以降低。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的关键是防患于未然。在这其中，政府尤其“责任重于泰山”。一个负责型政府，当然有责任保证城市的安全，保障市民生活的安全。在“5·12”地震之后，全社会对灾害防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就对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好防灾基础设施建设，以身作则引导社会的关注和努力，政府责无旁贷。

5.在现代西方国家减灾救灾实践过程中，各种社会组织和普通公众的高度参与、社会自主治理、政府之外各种社会组织和机制高度发展、治理主体和治理模式的多元化正在成为核心事实和发展主流。自然灾害作为人类无法抗拒的公共安全问题，如果采取必要的、合理的措施，可最大程度地降低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避免次生灾害的发生。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能增强人们抵御灾害的能力，其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场面混乱、支持队伍未能及时抵达时。如1993年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地震、1994年美国加州地震、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及2010海地地震，社会组织均在紧急救援中扮演关键角色。此外，由于灾害发生地区政府亦不例外于灾害的摧残，其在灾害发生初期的决策执行管理能力均受到损耗，而社会团体透过组织网络，动员民间自发力量弥补政府角色更显得重要。如1999年土耳其玛尔玛拉地区7.4级地震，超过1.7万人丧生，土耳其政府在灾难后陷于瘫痪，而40个非政府组织组成“公民社会地震协调委员会”统筹救援，为超过25万灾民提供物资，搭建帐篷，类似的事情亦发生在2010年巴基斯坦洪水受灾民众的救助上。

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举国上下，顿陷悲哀，政府马上展开积极救援，民间团体和个人也有条不紊地参加救灾活动。由于通往灾区的桥梁坍塌，道路阻塞，志愿者必须遵从政府或民间团体发出的各种交通指引，掌握最准确的信息，第一时间抵达震央。当年，志愿服务者达137.7万人之多，创下了日本史上的奇迹，这一年后被定为“日本志愿服务元年”。

在日本内阁府的相关网站上，刊登有关于志愿服务的一些要求、活动内容、救援说明，从中可体现官僚控制的强劲有力。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设有应对志愿服务的窗口。如内阁府中负责防灾的部门提供有关抗震救灾的志愿服务信息;总务省消防厅提供灾害救援的志愿者信息;厚生劳动省则提供相关的志愿服务活动;内阁府国民生活局的网站里有志愿服务者的网页链接;而全国社会福利协议会(半官方组织)则提供相关的救灾志愿服务活动情况，志愿者、市民活动网页，福利救援、灾害志愿者信息，日本红十字会提供有关救灾活动信息等。此外，政府还通过外围组织，对志愿服务者进行培训活动。迄今为止，召开了9次“防灾志愿服务活动研讨会”，还有各种相关讨论会。比如：人才培育、志愿服务者团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地区之间的相互协助、公共卫生和安全，等等。一方面解决救援中实际操作问题，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协调各方的作用，对关键性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

“灾难发生时，政府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救灾的责任，民间救援力量只能起辅助的作用。”民政部救灾救济司慈善处处长郑远长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此前，民革中央常委、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林嘉马来表示：“我国有上千万个非政府组织，这方面力量没有动员起来，海外慈善机构和外国政府援助作用也没有发挥。”

“救灾就像打仗一样，国家正规军肯定要冲在前面，是主要的作战力量，当然民兵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首先是要有组织，其次要训练有素，否则不但帮不上忙，还有可能添乱。”郑远长表示，政府对民间慈善一直是鼓励的，但目前我国民间慈善组织还不够成熟，灾难来临时很难起到独当一面的作用。郑远长说，我国的民间

慈善组织不够发达，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经济不发达，“人们先得填饱肚子，才能考虑其他”。随着我国经济日益发展，近年来，民间慈善组织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而政府也在不断地创造条件，扶持、鼓励民间组织，但其成长完善仍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民兵要平时加紧训练，打仗时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就是一些散兵游勇。”

6.心理学家指出，对灾区关怀，物质援助至关重要，精神救援更是必须。从唐山大地震、伊朗大地震等无数地震中，世界心理学界总结出一个铁律：地震发生后，受灾幸存者焦虑之后是抑郁，严重抑郁的结果是漠视生命。半年之后，将是灾区自杀行为高发时节„„

对地震幸存者进行心理干预已经刻不容缓。韦克难所参与的心理援助活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的。这是由西南财经大学统一组织四川四所高校实施的“灾区基层干部心理援助计划”。西南财经大学于灾后在绵竹、北川分别设立了社会工作站。他们计划用两个月的时间，通过筛查和个案心理咨询、团体心理辅导等多种专业方法，为灾区基层干部提供心理援助。韦克难告诉记者，绵竹全市在编公务员有900多人，还有一些事业单位编制的人员。全市150多个村，每村骨干干部3人。他们打算把工作重点放在乡镇层面，并以汉旺镇、遵道镇、九龙镇等作为重点。他们先在市内进行了预调查，共回收问卷30份，筛选出10人需要跟踪介入。

“通过我们预调查，发现灾区公务员压力普遍偏大，10个需要跟踪介入的人中，有6个需要专业心理辅导。”韦克难说。在两个月内，他们对县、乡镇、村三级干部开展心理普查和社会工作需求调查，并对干部进行个案心理咨询和团体心理辅导，同时开展“幸福家庭”等活动，通过干部的家人、亲戚、朋友等社会支持系统减轻干部压力。汶川地震后，亲身经历了地震的老大爷一遍又一遍地讲地震时的情景和他的感受，根本停不下来;震后的学校将幸存的小学生重新编组班级，有时三个班剩下不到一个班;失去亲人的教师在接受心理辅导后马上就要去辅导自己的学生。很多人之所以能够走出阴影，是靠自己有意识地努力，以及其他亲人、朋友甚至孩子的帮助。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要重归人性化的生活，需要有针对性的社会心理重建。

所谓走出阴影，并非是对亲人的遗忘。好好活着才是对亲人最好的纪念，对亲情最好的诠释——对于去世的亲人来说，他们的基因需要我们传承，他们的理想值得我们去实现，他们的故事我们要记在心中。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回答一个问题：什么叫纪念?灾难过后，陌生人的同情心在短暂地爆发后必然会归于沉寂，而只有他们的亲人还永远缅怀着他们，活着的人必须要活得尽量长久和真实。如果连记得他们的亲人们也郁郁而终或生不如死，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就真的没有任何痕迹和意义了。真正有意义的纪念是：为了那不能停止的思念不被抛向虚空，有时我们要通过文学等形式去纪念逝去的人——那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但更多的是我们要忘却伤痛而重新开始实在的生活——那是“为了纪念的忘却”。

7.民间慈善组织生存现状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美国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员超过900万，而中国只有约2万人，而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慈善组织特别是民间慈善组织的数量更是少得可怜。

除了缺少资金来源外，中国的民间慈善组织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难题，那就是公众信任度不高。民间有一种观点认为，与有政府背景的公募慈善机构相比，民间慈善组织在资金使用方面缺乏有效监管。对于这种观点，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晓燕有不同看法。她介绍说，虽然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是非公募性质的慈善组织，但是在资金使用方面的监管力度并不比公募慈善基金差，同样可以做到公开、透明。

对于目前民间非公募慈善组织存在的募捐难问题，梁晓燕认为，政府应该以更加主动的心态，尊重民间的慈善力量的创造性工作，对公信力较高的民间慈善基金会开放公募的资格，为愿意捐款的人提供更多的自主选择。

同时，政府应该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让民间的基金会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像企业一样竞争，增加基金会的竞争力和公信力。“所以，第一，我们呼吁《基金会管理条例》应该修订;第二，应该出台《慈善法》，让公众的慈善愿望和公益组织的慈善行为在法制的平台上得到约束。我觉得这个事情和我们国家社会建设的发展目标是非常一致的。” 对于梁晓燕这样的民间慈善组织负责人来说，下面这条消息可能是他们感兴趣的。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慈善法草案已初步成形并上报了国务院。另外，在2013年8月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负责人公开表示，将进一步创新慈善组织的登记管理体制，切实通过制定慈善法，在法律层面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和制约慈善组织登记注册的制度瓶颈，使慈善组织，尤其是社会力量发起成立的慈善组织能够在一种更加宽松、更加规范的法律环境中诞生和成长。

事实上，民间慈善组织的生存状况也引起了中国一些公募慈善机构的关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就是其中一个。该基金会副秘书长王玉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一家全国性公募慈善机构，他们基金会通过公募得到的善款除了用于自己的慈善项目外，有一些被用来向民间慈善组织提供支持。“我们(的资金)也分两种形式，一种是我们运作自己的项目，另外一种我们也考察一些民间的私募基金和草根组织，根据它的一些情况和资质，我们可以联合他们共同来做这些事情，据我所知，有些草根组织做得还是不错的。” 业内人士希望，中国的民间慈善组织能够早日走出“成长的烦恼”，不断发展壮大，使更多的人能从中受益。

壹基金的力量源泉之一是在中国企业家阶层吹响了集结号，除了理事外，深圳壹基金发起机构还包括老牛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及万科公益基金会，注册原始基金5000万元，每家出资1000万元。从成立之初壹基金就很在意预算的科学、透明，如今壹基金有一个7人预算委员会，总负责人是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委员包括杨鹏、监事张敏、财务总监和吴君亮等。预算内容既包括部门预算，也包括项目预算，既包括开支预算，也包括募款预算。

除非定向捐赠，壹基金也并非每个捐赠人都知道每一笔善款最终去向，因为大部分资金都会由壹基金统筹安排后分配到各个项目。可即使如此为什么大家还愿意相信壹基金?吴君亮认为，一方面，壹基金内部制度设计可降低捐赠资金滥用的可能;另一方面，壹基金有一定独立性，发起人与主要理事会成员有一定社会知名度，他们在以个人声誉为壹基金背书。

市场化企业比较容易信任壹基金。除理事成员外，华远地产、SOHO中国、巨人集团、京东、人民网、网易、搜狐捐赠额也都很大，“相对而言，国有企业给我们的捐款比例就小一点。”杨鹏分析。

外资企业也逐渐开始了解壹基金。地震发生后，摩托罗拉系统(中国)有限公司马上电话联系总部位于美国的摩托罗拉基金会负责人，总部决定捐赠总额为200万元人民币，其中应急设备部分由公司直接捐赠给政府相关部门，另有7.5万美元及价值4万美元的设备则通过壹基金渠道捐赠。

2012年，全国有700多万人次给壹基金捐款，捐款者大部分集中于20～35岁之间。雅安地震以来，给壹基金捐款个人数量已超过百万。“很多基金和大企业的联系更紧密，也更在乎企业的大额捐赠，但是壹基金从最初就不是这个出发点，它对个人、小额的捐助很认真，投入很大精力。”杨鹏介绍，从比例而言，壹基金个人捐赠能达到40%～50%，而一般基金个人捐赠比例可能还不到10%。”

杨鹏说，壹基金之所以重视个人捐赠，是因为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只有在陌生人中传递善念善行才符合现代慈善发展趋势。在他看来，现代慈善核心精神是博爱，是对传统农耕文明时代熟人社会小共同体慈善的超越，而信息时代到来更是现代慈善的助推剂。

互联网成为凝聚明星企业家和公众的慈善粘合剂。壹基金有明星光环，它会在微博上利用粉丝效应，“项目更容易推广，捐款口径变得更大了。”新浪微博社会责任总监贝晓超说。与壹基金同类型的基金会还有上海联劝、北京联益等，但与壹基金比起来，后两家的发展境况都不尽如人意。据了解，壹基金在雅安地震时通过新浪微博筹款近千万。

与新媒体合作同样需要基金管理者和工作人员有创新意识。新浪微博只是平台，所有劝募、筹款行为都必须有基金会相关人员签署委托协议。“这涉及到基金会授权权限，以及对于项目的反应速度。有时候甚至需派专人负责对接、管理和对账。很多机构不愿意配人，或者觉得新媒体玩起来太麻烦，成本可能也会多一块。”贝晓超说，他认为壹基金是与新浪微博合作的所有基金中创新意识最突出的。

在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看来，中国公益界在雅安地震后的表现显现出中国慈善业已进入多元化时代，大中小各种各样慈善组织并存。这背后是中国社会转型。过去动员时代，政府简单命令，群众就是不干，而现在你不命令，大家在民族、国家遇到大难时就会主动冲在前面，这说明新的社会公德正在形成。而且，这种公德又通过现代的网络方式组织结合起来。“企业家、年轻人，各色人等都起来了，这是这个社会的希望，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社会结构在变。什么叫公民社会?这才叫公民社会。”

8.人类历史上，自然灾难一次次发生，带给人类巨大创痛。表达悲伤、抚慰生命，这是人类永远不会枯竭的心灵反应;发挥智慧、规避风险，这是人类作为万物灵长所具有的强大能量。人类的脚步迈向了太空，又要承受自然之于人类的深重影响，包括悲剧性的影响。承受首先意味着我们无法控制灾害，既不可能阻止极端自然灾难的发生，也无法推迟它们的发生，一些自然灾难我们甚至无法做出科学的预测。这正是人类社会及其文明的根本处境，甚至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人类命运。

人类赋予自在的自然以意义，实现自由，成为自然的主宰，但人类亦需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有限与界限。而正是因为有限，我们才更加深刻地理解存在、美好与善的价值;正是因为地震等灾难显露出的自然界限，促使人类不断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作答要求

一、“给定资料6”谈到“为了纪念的忘却”，请结合材料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10分)要求：观点明确，分析恰当，条理清晰。不超过200字。

二、根据“给定资料2～4”，指出防灾减灾的过程中，影响媒体和政府公信力的因素。(15分)要求：全面、简明，条理清晰。不超过250字。

三、“给定资料5、7”中谈到了民间慈善组织在抗灾救灾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假如你是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就如何推动公民社会建设，依靠社会力量来抗灾减灾，向有关部门提出你的建议。(15分)要求：

1.结合材料，条理清晰;2.所提建议具体简明、有针对性、切实可行;3.不超过300字。

四、假如你是某省宣传部一名工作人员，请根据“给定资料1”所提供的新闻内容，写一篇抢险救灾的宣传稿件。(20分)要求：

1.结合材料;2.符合文体要求;3.语言简练，条理清晰;4.字数在350字左右。

五、“给定资料8”谈到，“人类赋予自在的自然以意义，实现自由，成为自然的主宰，但人类亦需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有限与界限”。依据这句话的涵义和材料主旨，结合政府责任，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分)要求：

1.参考给定材料，内容充实，结构完整;2.字数900～1100字。

第四篇：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卷

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卷

党政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主题

（一）给定资料

1．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就是特定组织或个人通过一定的程序追究没有履行好份内之事的公共权力使用者，使其承担政治责任、道德责任或法律责任，接受谴责、处罚等消极后果的所有办法、条例等制度的总称。问责制虽然是源于西方党争的舶来品，但在我国出现、建立和发展，却是是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反映了我国政治文明的进步。建立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是实践“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化举措，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的实现都有着重大意义。

2003年非典期间，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在内的上千名官员被问责，宣告我国正式启动问责制。其后，我国加快了建立问责制的步伐。2004年2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公布，明确写入了“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等内容。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官员因涉及“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应引咎辞职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国务院在2004年3月引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统一。”2005年4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又进一步将行政问责法制化和规范化。2006年初，国务院正式把建立和推行行政问责制列入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并专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温家宝总理再次要求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2007年4月4日，国务院第173次常务会议通过了《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十七届中纪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强调，积极推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严肃追究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2009年3月召开的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推进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

问责情形有七种：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监督不力，在其职责范围内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其他给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等失职行为的。

问责方式有：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

问责对象有：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上列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

其他适用人员：乡（镇、街道）党政领导成员，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国有金融企业领导人员。

问责后果：受到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取消当年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的资格。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

2．因处置“6?17”事件不力，湖北石首市委书记钟鸣、市委常委唐敦武被免职。消息公开后，近日在网上引发热议。对分别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和直接领导责任的二人实行问责，不但获得了网民的广泛赞同和支持，而且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出现“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等7种情形的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石首市委书记钟鸣、市委常委唐敦武被免职，符合规定7种情形的第5种：“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为广大党政领导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问责课。

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制，意味着从此以后一个地方一旦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等，有关官员因决策失误、失职、失察等造成恶劣影响的，都必须为此承担责任。此举无疑一下子绷紧了各级官员的责任神经，把提高责任意识，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摆在了各级官员面前。

3．基层是“新官”们发挥才干、实现理想的最广阔的舞台。当前，部分“新官”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已经率先超越了“家门-校门-衙门”的发展路径，走向基层，走向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第一战线。如清华大学研究生魏华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欧阳卉等，都放弃了机关深宅大院的工作机会，选择了河南、江西等地的农村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他们也以自己勤奋而优异的工作表现赢得了村民的尊重与社会公众的瞩目，成为时代“新官”的典型。

不久前，29岁、拥有清华大学硕士文凭的周森锋当选湖北宜城市市长，24岁的海归硕士赵臻出任昆明市委办公厅厅务委员，这两则消息都引起全国媒体的强烈关注。然而他们并非特例，昆明市公开选拔60名副县级干部，当选者有30名属80后，赵臻只是其中之一;湖北省近日也发布公告，公开选拔215名年轻厅级和处级干部。

其实，在周森锋、赵臻之前，已有一批80后干部在各地政坛崭露头角。去年3月，28岁的张辉被任命为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今年初，25岁的孙靓靓被任命为共青团泰州市委副书记。虽然没有确切数字公布，但毫无疑问，在各地党政机关中，为数不少的80后已经走上县处级领导岗位。

“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当前完善干部队伍结构的迫切需要。”昆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康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干部队伍学历偏低、年龄偏老的情况仍然突出，如果不加大选拔年轻干部力度，今后恐怕会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

以昆明市为例，前年和去年县区级党政领导班子换届时，要求新班子配备一名35岁以下的干部，有几个县区竟然一个都选不出来。现在县级党政领导班子中，大多数人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于70年代的只是少数。

干部队伍年龄结构偏老的问题，已经引起国家层面高度重视。今年2月，党中央制定下发《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对新一轮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进行部署，这是党中央首次制定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3月30日，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强调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形成有利于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选拔机制。继续坚持“论德才、讲实绩、重基层、凭公论”的用人导向，建立领导班子集体和干部个人“办事档案”。

4．在干部问责上我们有一个惯例，就是眼睛一般都盯在重大事件和重大事故上，重大事件与重大事故直接关系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关系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对这一类问题当然要问责，而且应该加大力度。但是，如果把问责仅仅局限于这一类“非常态事件”上就过于片面，也不符合干部问责的客观要求。领导工作表现在方方面面，领导者的领导品质、领导作风、领导能力如何，大量的是通过日常工作反映出来，现在，人民群众对现实存在的一些干部腐败、作风霸道、能力平庸等问题无处诉说，从根本上讲就是在平时缺乏问责途径。实行问责工作常态化，就是打破问责范围只局限于重大事件与重大事故上的误区，把领导者平时各方面的工作表现都纳入问责之中，既追究官员在重大事件、重大事故中的过失责任，也追究他平时工作中各方面的操守表现，特别是领导品质上。所以，如果问责真正达到了常态，一个领导者与工作相联系的所有方面都有被社会询问并进而失去职务的可能，那么，各级干部的为官之弦无疑会绷得更紧，为官之责无疑会记得更牢。这样，也就不会等到一个小芝麻官涉嫌了数千万元金额时，才引起各方面的觉察和重视。

在西部地区某县，县委书记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认真算好“政治账”、“经济账”、“身体账”和“家庭账”，把一时的贪图享乐而违反党纪国法和自己一生的政治前途、经济收入、身体精神状况和家庭幸福进行对比分析，提高拒腐防变能力；要准备好“三盆水”：第一盆水勤洗头脑，保持头脑清醒和思想的纯洁性，第二盆水勤洗手，保持两袖清风，第三盆水勤洗脚，保证一生走正道。这一要求做得好。做到这一点，就能加大对贪污腐败现象的查处力度，严厉打击贪污腐败、跑官要官、“带病”提拔等违法乱纪行为；就能加大监管力度，构建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就能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科学民主决策制度、项目推进监管制度、责任问责制度，积极推进制度改革，增强制度的执行能力。

有监督检查制度，就必须有对责任者的常态化问责制，这是建立官员责任感的关键。有了常态化问责制，我们就能遏制一些违规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继续进行，就能阻止为了捞取个人好处，无效益投资四处横行，就能防止几百万、几千万乃至数亿元的为捞好处的投资打了水漂，总之，有了常态化问责制，就能有效防止官员犯罪的现象发生。

5．问题官员的复出问题，正在使问责制陷入一种尴尬困境。

一方面，官员的复出，不论多么不事张扬，依然招来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对。其中最扎眼的人物包括瓮安事件中的县委书记、火车出轨事故中的济南铁路局长、派警察进京抓记者的辽宁西丰县县委书记、在全国哀悼日期间组织公款旅游的山东滨州市工商局长，以及阜阳假奶粉案中的一众官员等等。他们虽被问责，陆陆续续地却又另任新职，继续其“领导干部”生涯，令观者大跌眼镜。而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受处分的国家质监局官员，竟然在处分令下达之前先接到升迁令，被认为是一桩“击破底线”的诡异事件。“华南虎事件”中的责任官员，问责过后，仍然有“我自岿然不动”的洋洋得意，更是令人产生心理上的反感。

另外一方面，官员队伍中对于问责举措，也有强烈反弹。最典型的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官员公开对林嘉祥表示同情，认为这是网络杀人，林只是个倒霉蛋。如此直言不讳，很可能反映了某种广泛积聚的情绪。一个可供参考的数据是，2007年，全国主要行政执法部门被追究责任的有将近6万人次；2008年，约达8万人次。在这样一个庞大群体中，除掉被法办和被开除公职的之外，会有多少人谋求复出？具体数字无从知晓，但可以相信，绝对不是少数。

6．从今年1月1日起，新疆阿勒泰地区将率先在全国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把过去通行的官员“收入申报”扩大为“财产申报”，并承诺在阿勒泰廉政网和当地主流媒体上公示官员的“财产申报结果”。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破冰”，首先发端于远在西部边陲的阿勒泰，令人颇感意外。但法律专家普遍认为，无论如何，阿勒泰此举意味着我国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对推动我国的官员财产公开立法具有积极意义。

为防止“老子大官儿大款”的腐败现象，阿勒泰“阳光法案”明确，官员及其配偶、共同生活的父母、抚养的未成年子女，单笔额度在10万元以上的动产、不动产购置、交易、租赁情况及资金来源必须申报。这意味着，假如某官员购买了一套价值50万元的房子，或者其太太购买了一辆价值20万元的轿车，在半年时间内，他必须向纪检部门说明情况并要讲清资金来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五年提高到十年，是刑法第七次修改的最大亮点之一。人们在关注这一修改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将焦点集中在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项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不少法律界人士认为，在提高法定刑的同时，还要加紧出台官员财产申报法，这样才能真正让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为贪官的梦魇。

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十多年，事实上，这项制度也并非完全空白，有一个地方已经悄然试行。颇有意味的是，“破冰”之地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而是远在西部边陲的新疆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地区纪委书记吴伟平，曾参与多起腐败大案的调查侦破工作。他说：“目前我国普遍实行的是收入申报，而非财产申报。收入只是公务员财产的一部分，而更多隐形收入才是公务员滋生腐败的阴暗角落，才是应该申报、公示的关键。”

反腐专家也认为，“财产”和“收入”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古今中外的大量腐败事例表明，滥用权力之腐败通常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至少是泽被一家，腐败收益通常也同官员合法性工资收入是两码事。

据了解，我国早期的收入申报制度，基本上是注重申报而忽视公开，申报制度本该具有的监督效力因此大打折扣。阿勒泰出台的规定明确，凡是“与领导干部职权密切相关的收入都将通过阿勒泰廉政网及当地主流媒体及时全面公开，以接受社会有效监督”。有专家指出，此项规定，实现了由“只申报不公开”到“既申报又公开”的跨越。

7．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更替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在中国省部级干部中，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逐渐增多，外界称之为中国政坛的“60后精英”，如农业部部长孙政才、河北省省长胡春华、湖南省省长周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等。

最早提出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当看到“文革”后复出的许多部门领导大多数已经是花甲老人后，他开始大力提倡培养年轻的接班人。他提出，要废止领导任职终身制，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保证事业后继有人。

十六大以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积极推动年轻干部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成长，建立来自基层一线的干部培养链，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明确提出“加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力度”。此后，中共在年轻干部的教育培训、实践锻炼、党性修养、作风养成、选拔使用、管理监督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重要举措。

8．关于干部年轻化现象，各位专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黄宗良说：“干部年轻化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干部人事制度的发展趋势。”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说，当时有许多人认为邓小平只是拨乱反正，其实正是他这种高瞻远瞩的眼光，规划了干部队伍年轻化的未来图景，保障了改革开放政策方针的贯彻落实。

分析人士认为，当那批从战场上走上领导岗位的共产党干部退出后，年轻的继承人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有没有资格和能力继续领导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在严书翰看来，答案就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写入党章的重要理论，为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梳理这几年的脉络，可以看出，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方式不断创新，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制度化水平也得到不断提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表示。

在干部队伍年轻化政策为改革开放注入巨大活力的同时，年轻干部队伍的培养选拔也出现不少亟待改进的问题。

年轻化在一些地方被演变为“年青化”、“低龄化”，一些年轻干部缺少基层历练，成了家门——校门——机关门的“三门”干部。

据统计，中央和国家机关厅局级领导干部中，来自高校应届毕业生的比例高达44．6％，而具有县、乡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的仅占12．5％，“这种情况长期发展下去，就会增加机关干部脱离实际、官僚化和机关化的可能。”宋世明表示。

黄宗良说：“‘年轻化’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年轻化’不等于‘低龄化’。用年龄来‘一刀切’最简单，但这不是正向的人才机制，会造成人才损失浪费，破坏事业发展。”

严书翰认为，要做到干部制度定型，要做到科学合理又和谐自然，就要把选人用人的合法性和代表性有机结合起来，这也符合党内民主进程的要求。

按照严书翰的看法，合法性就是干部选拔要得到大多数人赞同；代表性是要求干部配备在年龄、专业知识背景、岗位和经历四个方面有合理的结构。

分析人士说，在不久前举行的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座谈会上，除了一贯强调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和“注重实绩、群众公认”之外，中共对年轻干部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比如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信念坚定、思想纯洁、基层实践、注重法治等等。

国家反复强调，要形成有利于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选拔机制，使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形成合理结构，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

黄宗良说：“通过不断完善的制度选拔出来的年轻干部，将具有端正的德行、开阔的视野、良好的教育背景、丰富的基层经验和得体的形象，将大大增加他们执政的亲和力和创造力。”

曾有西方的党派学者发出疑问：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历经80多年仍然保持勃勃生机？

严书翰认为有两条重要原因：一条是中共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另一条就是干部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解决好干部这个关键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承前启后、兴旺发达，党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他说。

第五篇：2015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卷(二)

2.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升级，微博、微信、微小说、微电影等“微”产品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微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传统的阅读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因如

此，对传统阅读的坚守就显得弥足珍贵。

2013年发布的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2年我国18～70岁的国民对数字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光盘阅读、PDA/MP4/MP5阅读的接触率为40.3%，比2011年上升1.7个百分点。

数字阅读接触率的增加，昭示的不仅只是阅读载体的更新换代，更是在这种载体变革中潜藏的载体内容变化带来的阅读方式改变。这其中，与数字阅读方式贴合度最高的微博、微信、微小说等内容形式，对传统的阅读方式形成了强烈冲击。

早晨看手机报，上厕所浏览网站论坛，闲暇时阅读电子书，已经成了许多年轻人选择的阅读模式。在房产公司担任销售工作的小刘就表示，由于平时工作繁忙，网络阅读成为她阅读的主要方式。有时除了偶尔浏览杂志、报纸，她还会在手机里下载小说等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对于“微阅读”日趋主流化的现象，不少专家表示了担忧。普遍的观点认为，“微阅读”有存在的合理性，即可快速获得有用信息，扩大知识面，传播新观点，但过于功利的读书目的会让人失去学习、思考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会逐渐形成以懒惰、钝化为特点的“浅思维”。对于年轻人来说，其中某些碎片化信息无疑会影响其知识结构，甚至是他们的人格完善。

“即使我们不为‘微阅读’唱赞歌，它也一样会来临。‘微阅读’正在改变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生态。”《新京报》文化副刊主编L说，“阅读的碎片化，让很多人没有时间去读世界经典名著，或者没有时间读大部头的著作了，因为现在时间是最大的成本”。

时间少，于是青睐“微阅读”。迷恋“微阅读”，于是更没时间进行长阅读。这是当下不少人在进行阅读选择时面临的最大悖论。

3.“读书是一件寂寞孤独的事，但也是乐事。今天目不暇接的社会生活，让静静地读书成了一种奢侈。在一切都变‘微’的时代，大概还有一部分‘傻文人’，在坚守自己读书和写作的阵地，但写出的作品后真正读的人甚为有限，使我们写作这一行变得非常的悲壮。”作家Y的言语中，流露出难掩的悲凉。

Y说，在“微时代”，我们应当细细思考的是，在各种便捷与简单带来快乐的同时，自己是否遗失了什么?“沉静的心态、人格的韵味、德行的操守，被淡化了。我们健壮、我们快活、我们简单，我们将诸多的书籍装入电脑。一个民族是否有文化，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民族文化需要积累，它不是一个时代所能完成的，它的主要部分永远深埋在历史当中，藏于书籍里。发掘、传承、发展，是我们的责任。”

传统阅读是深阅读，解决的是精神思考的问题;“微阅读”是浅阅读，解决的是信息的问题，这似乎已经是一个不容辩驳的共识。评论家Z指出，当前“微阅读”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没有必要对此太过恐慌，但无论微博还是微信，说到底只是一种社交媒体，并不能完全代替传统阅读。

“尽管我们已经进入这样一个‘微’时代，但我想时代是在不断变化的，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之下，世界是永远存在的，它并没有变成一个微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可能并不是仅仅依靠一种‘微’的思想方法，‘微’的理解方式，就能够掌握的。不管是什么时代，如果我们要对世界形成一个比较深入的、尽可能可靠的认知，我们可能都需要付出比‘微’多一点点的努力。就阅读来讲，我们也可能需要比‘微阅读’更长一些的阅读，这是我们阅读的一个理由。”Z说。

如果将“微阅读”视作洪水猛兽，那也确实为过了。事实上，“微阅读”与传统阅读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针锋相对的关系，相反，在信息化时代，“微阅读”作为获取信息和日常社交最便捷、最有效的手段，已经成为传统阅读的有益补充。

第十次国民阅读调查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8～70岁国民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与2011年基本持平，人均阅读电子书2.35本，比2011年的1.42本增长了0.93本，增幅达65.5%;18～70周岁国民人均纸质图书和电子书合计阅读量为6.74本，比2011年纸质图书和电子书合计阅读量5.77本上升了0.97本。此外，74.4%的18～70岁国民更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这意味着，传统阅读仍是主流。“浅阅读和深阅读，‘微阅读’和长阅读都在上升，说明全民阅读总体的趋势是好的。”L说。

事实证明，面对来势汹汹的“微时代”，当下最紧要的并不是谈论对它的畏惧和恐慌，而是在被它控制和驾驭之前，通过对它的合理应用，实现对它的更加科学的管理和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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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5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模拟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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