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劳动教养制度废止 五大问题有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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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养制度废止 五大问题有待解决
核心内容:劳动教养制度何时能正式废止?劳动教养制度能够一废了之吗?“矫治法”能否重启?寻衅滋事会否滥用?劳教所何去何从?以上便是?劳教制度废止,亟待解决的五大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宣布,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劳教制度在延续了50多年之后,将被废除。但是受访专家向新京报表示,劳教制度的正式废止,还要等待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行法定程序。
昨天,北京市劳教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劳教所目前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参与强制戒毒,按照今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已经暂停了新的劳教审批。
劳动教养成为一项法律制度,始于1957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近年来,废止或改革劳教制度的呼声一直不断,被视为劳教制度终结者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两次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但始终没有出台。
今年1月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2013年将推进劳教制度改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会议上表示,中央已研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
随后,新京报记者从多地政法部门获悉,已经停止劳教审批。
问题1
何时能正式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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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和中国犯罪学会副会长陈忠林都表示,尽管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废止劳教,但本着“谁通过谁废止”的原则,劳教制度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律文件确立的,应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废止。
按照惯例,全国人大常委会每年举行六次会议,本年度最后一次会议将在12月下旬举行。
此前,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包括北京在内的多个地区已经暂停劳教审批,不再新增劳教人员。
广东省司法厅劳动教养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现有劳教人员将在劳教期满后解除劳教。
应松年表示,废止劳教的文件尚未正式发布,不排除一些地方还可以使用劳教,但“相信这一空白期会非常短暂”。
问题2
劳教一废了之?
对于劳教制度,此前有“废除”和“改革”两种声音。主张“废除”的人认为,劳教制度随意侵犯人身自由,应一废了之,而“改革”派认为,应该用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来替代。
此次,在没有新的制度出台之时,中央决定废止劳教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之所以是“废止”而非“改革”,是因为劳教制度的弊端长期显现,不利于人权保障、劳教对象不确定且不断扩大化以及法律依据不足等问题,一直被舆论诟病,直接废止劳教制度,是最直接、最明确地回应了民众的期待。
陈忠林表示,劳教制度中合理的功能应当在别的法律中予以保留。
“劳教的目的在于教育而非处罚。”陈忠林说,“劳教制度废除后,对于轻微违法又不构成犯罪的行为的处罚,比如小偷小摸、公共场所无理取闹,形成了空缺。”
马怀德表示,对轻微违法的惯犯、累犯,比如说吸毒人群的复吸人员、连续多次违法的人员,小偷小摸每次偷的不多,多次违法,定不了罪,治安处罚拘留7天又过轻,对这些人不能轻易放入社会,可以进行教育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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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3
“矫治法”能否重启?
近年来,“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两次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但都没有下文。
马怀德告诉记者,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立法是改革的关键,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对象、期限、场所、主体、程序等方面加以明确规定,目的是让这种制度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不是让它陷入违法的困境。
应松年表示,“一个旧法废止之后,按常规还会公布新的替代法律,因此不排除重启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可能性。但矫治法的内容,还需要讨论、研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10月底公布的五年立法规划里,并没有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安排。
陈忠林说,但此次三中全会的《决定》里提到,“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因此不排除重启“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立法进程的可能。
此次公布立法规划提到,“社区矫正法”在条件成熟时要提请审议。
对此,陈忠林表示,两部法律有本质区别: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是针对轻微违法行为人员,在封闭隔离的环境里予以教育。社区矫正法的适用人员是处以假释、缓刑、保外就医的犯罪人员,是在开放的社区内实施的。
问题4
寻衅滋事会否滥用?
学界有观点主张,将现在劳动教养针对的违法行为变成刑法所规定的轻罪,凡是构成轻罪的都追究刑事责任。舆论担心,一些轻微的犯罪行为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寻衅滋事罪可能被滥用。
陈忠林认为,这种方式不恰当,扩大了犯罪打击面,达不到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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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怀德也不赞成,他认为这一方向扩大了犯罪面,“过去是行政违法行为的,结果变成了犯罪问题,不利于违法行为人的改造和教育,也没在真正意义上减少犯罪。”
应松年认为,在劳教废止后、新法出台前的这段空白期,轻微违法行为可以先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
应松年相信,在空白期内,公安机关处置轻微违法行为会十分谨慎,不会出现寻衅滋事等罪名的滥用。
问题5
劳教所何去何从?
根据官方数据,我国有300多家劳教所。劳教制度废止之后,这些劳教所将何去何从?
陈忠林说,劳教制度废除后,劳教所及其工作人员,可以向强制戒毒转型,通过对劳教所进行改造,对原有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完成转型不是问题。
新京报记者从多地公安司法部门了解到,现有劳教场所已经在逐步实现职能转型,加挂戒毒所的牌子,逐渐以强制戒毒为主。
各地劳教所也在组织管教人员学习禁毒法和戒毒条例,进行戒毒知识培训,并添置强制戒毒医疗设备。
今年3月22日,司法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司法行政机关强制隔离戒毒工作规定》,强制隔离戒毒工作有了专门的规范,这个规定已于今年6月1日实施。
■ 劳教制度简史
● 1955年
“劳动教养”首次登上历史舞台。
● 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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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文革”期间劳教暂停。
● 1979年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教养期限为一年至三年。
● 1980年
国务院发布通知,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需要进行强制劳动的人,一律送劳动教养。
● 1982年
经国务院批准转发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确立了“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制度,延续至今。
● 1986年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增加三种可以适用劳动教养的情况。
● 1990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禁毒的决定》规定,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
● 1991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规定,“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又卖淫嫖娼的,实行劳动教养”。
●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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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对劳教制度提请审查的呼声再次响起。
● 2005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计划审议违法行为矫治法草案,但草案未提交审议。
● 2010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计划审议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草案。
● 2011年
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委印发通知,在四个城市进行劳教改革试点,试点期限为一年。
● 2012年1月1日
《行政强制法》正式生效。该法第十条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设定”。
● 2013年1月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2013年将推进劳教制度改革,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
● 2013年11月12日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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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的反思
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的反思
赵凡S13500120硕士五班法学系刑法学2013年11月12日劳动教养作为一种非司法性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在中国成为了法律史研究的对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一举措的实现,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进程,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劳动教养制度作为社会的毒瘤已经被摘去,我们感到欣慰,但是社会秩序的结构调整还需要我们反思即废止后的劳动教养制度的社会如何实现法律制度的对接。
劳动教养最初是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和方式,是“肃反”运动的成果。反右派斗争中劳动教养成为一种法律制度。之后劳教适用对象不断扩大,各种未达到刑法禁止的程度但是确实构成违法的行为,均可以适用劳动教养进行处罚。此时的劳动教养发展成为“中国法制的怪胎”,同时也被视为一个收纳箱,成了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可以轻易地绕开正当司法程序,对某些特地的人进行制裁的主要手段。而且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项规定均可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弹性调整,具有很强的任意性。因此有的学者提出,“劳动教养的实质在于,以不恰当的牺牲个人权利为代价来维护社会秩序,是一种具有任意性的政治工具。”[1]
事实上,劳动教养制度存续期间对那些公安管不了、法院判不了的行为和人进行处罚,成为了刑法的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之间惩罚条款的补充,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其存在的问题。
1性质模糊不清。
对于劳教的性质,我国存在较多争议,主要有行政处罚说、刑事处罚说、行政强制措施说,治安行政处罚说和强制教育措施说。真是基于性质模糊,才会导致某些地方政府滥用权力,任意采用劳教打击
迫害民众的有力武器,成为侵犯人权的工具,成为地方政府的法治“自留地”。
2违反宪法和国际公约。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而劳教制度是绕过了正规的司法程序,由公安机关做出的决定,显然与宪法精神相违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劳教制度的存在是公然与国际公约的违背,必然缺乏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3劳动教养中的处罚过分严厉。
我国的劳教时限从一年到三年不等,必要时可以延长1年。这样的规定比处以刑罚都严重。有的违反行为虽然没有定为犯罪,但是在受到劳教处罚时候,对当事人的权利剥夺的严重性高于刑法。因此有人便提出“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刑罚。”这样的价值理念的存在,不会起到预防犯罪的功能,无疑是在诱发别人犯更重的罪,使其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畴,这样他的处罚或许会轻一点。
4处罚对象不明确。
《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处罚对象做出规定,但是国务院又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纳入到劳教的适用中,扩大了劳教的适用对象,并且对轻微违法不构成犯罪的行为需劳动强制的一律进行劳动教养的规定没有明文限制,因此存在适用对象随意扩大化和任意化的嫌疑。
5缺乏监督。
(1)审批上缺乏监督。我国劳动教养的决定权不在法院而是在公
安,公安机关完全可以不用经过司法审判程序而对某些人进行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因此缺乏有效的司法监督。[2]
(2)劳动教养对象的合法权益缺乏保障
扭曲变异的劳教对被劳教的合法权益任意剥夺。近日媒体和网络曝光的劳教案件可以看出,劳教以维稳的名义,不适当地扩大惩罚对象,俨然已经成为某些官员和利益集团保护一己私利的工具。被处以劳教的当事人无法享有诉讼程序中的合法权利,无罪推定、审判公开、辩论制程序等都无法实行。[3]而且最让人痛心疾首的是,被处以劳动教养的人根本没有权利去救济,上访或许成为他们唯一能做的,如上访妈妈唐慧、任建宇案件。
正是因为劳教制度存在的诟病,因此当宣布劳教制度废止后,我们深感痛快淋漓。但是我们在欢呼劳教废止的同时,对劳教废止之后出现的违法犯罪管理真空带如何衔接和覆盖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因为那些违反行为并没有因为劳教制度的废止而消失。对于多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屡教不改,而刑法上又无相应的罪名进行处罚和刑法边缘行为的认定存在诸多疑虑。
三中全会公报,用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作为法治中国建设任务开头,而且在废止劳教制度后面,以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作为结尾。这表明法治建设的主要矛盾,开始转到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上,从原来的的法律的有无转向好坏的问题上了。对于劳教制度废止后去向何处,三中全会公报已对做出指导。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已成为法定的刑罚执行方式,而且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再加上社区功能的逐渐增强和社会力量参与到的逐渐提升为我们实现对特殊违法行为者教育、感化和挽救的目的,时期更好的融入社会。有的学者提出了《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出台有助于实现对空白地带的管理,但在目前尚未成形,因此个人提出建议以供参考。
1应根据被矫正人的行为危险性作出具体的矫正方案。
行为的危险性必须由专业的人员作出,社区矫正的期限与被矫正者的社会危害性成正比,对于多次违反屡教不改的可以强制矫正,但是矫正期限内不得限制人身自由,被矫正者可以申请回家。
2教育矫正的目的是对被矫正者的不良习性进行改正,目的在于教育而非惩罚。
对被矫正者除了进行心理上的沟通矫正,还应该对其进行道德法律教育、生活技能的培养、行为的矫正等,使得从观念上改变不良的行为,从而更好的在社会上做一个守法的公民,更好的回归社会。[4]刑法是将惩罚作为一种手段来教育犯错的人们,使其更好的回归适应社会。
3由于之前的劳改处罚范围广,而且犯罪边缘行为大量存在,因此矫正的对象具有广泛性。为了更好的实现矫正的目的,不能将矫正流于形式。要做到真正对每个人实现教育改造的目的。我国现有的矫正的方式过于简单,可以引进美国的电子监控、家中监禁、社区服务等,实现矫正方式的多层级和科学化。[5]
有的学者还提出应该完善社会防卫措施。按按照刑事法、行政法和民事法的三元划分,社会防卫处遇体系的主体实质上相当于轻罪处罚法或轻罪法、轻刑法,但不以犯罪和刑罚论,即不通过扩大犯罪圈和刑罚圈的渠道实现社会的有效管理。在更广义的层面进行社会防卫措施立法的制度设计,将政府和个人之间的非政府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纳入社会管理创新体系,提供社会管理服务。比如,按照一定的条件和程序,将艾滋病患者的隔离治疗和社区康复纳入社会防卫措施体系。如同有的地方已经试点进行的,由政府提供经费支持,由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具体组织、实施。[6]这一建议在中国这样的土地上有发展的根基。社区矫正和防卫体系的结合必将双
管齐下,对中国任意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进行约束和制裁,从而更加公民的人权。
社区矫正制度将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相信我们的劳改制度迎来的脱胎换骨的彻底变革,公民的切身利益得到有效的保障,最终实现法治国家并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1]张绍彦.劳动教养的轨迹与去向[J].法学论坛.2008,(4).[2]鲁冠成.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势在必行[J].青春岁月.2013,(3).[3]洪流.劳教制度停用之后[J].律师法眼,2013,(3).[4]姚佳.“改头换面”还是“脱胎换骨”-从劳动教养制度的停用谈起[J].北京检察学院学报.2013.(3).[5]马聪、李敏.论我国违法行为社区矫正制度体系的构建[J].山东社会科学.2012.(2).[6]张绍彦.社会防卫处遇制度构想—劳教停止使用后的刑法衔接.(注本文是作者在中国法学会“劳动教养停止使用后的相关制度安排研讨会”上的发言).2013-10-21.
第三篇:长达57年的劳动教养制度被废止
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审议内容如下:
一、废止1957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决议》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二、废止1979年11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的决议》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
三、在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前,依法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有效;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对正在被依法执行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
第四篇:《决定》亮点解读之十八: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决定摘要】
《决定》中指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决定解读】 [原因分析]
劳动教养制度建立以来,为维护社会治安、确保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加快推进,要求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呼声日趋强烈。同时,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政法机关驾驭社会治安局势能力不断提升,也为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决定》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明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经过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我国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备,处理违法犯罪的法律不断完善、有机衔接,劳动教养的功能逐步被相关法律制度所替代,劳动教养的适用逐年减少乃至基本停用,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社会共识已逐渐形成,时机日益成熟。按照法律规定,劳动教养制度应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律程序予以废止。
[意义]
总体而言,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是强化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社会的重要体现,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既必要又可行。需要强调的是,为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免受违法犯罪分子不法行为的侵害,我国目前还需要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
■劳教制度历史变迁
●1955年8月25日 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第一次明确提出“劳动教养”的办法。
●1956年1月10日 中共中央在《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中,指出劳教的目的是教育改造。
●1957年8月1日 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出台《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但这个决定,未对劳动教养的期限作任何规定。
呼伦贝尔人事考试信息 www.xiexiebang.com ●1961年4月 公安部制定《关于当前公安工作十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依据该《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是两年到三年,对表现不好的劳教人员,可以延长劳动期限。
●1966年到1976年 劳动教养制度停止实施。
●1979年11月29日 经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国务院于12月5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并将1957年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重新发布实施。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年至3年。必要时得延长1年”。
●1982年1月21日 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此后,劳教制度贯穿整个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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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劳动教养制度论文立法问题论文
劳动教养制度论文立法问题论文: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
问题浅析
[摘要]劳动教养作为一项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自1957年创立以来,教育、感化、挽救了大批违法犯罪人员。然而,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加快,劳动教养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尤其在立法诸方面都明显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因此,分析劳动教育立法存在的问题,完善劳动教养立法,使劳动教养有法可依,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字]劳动教养;立法;缺陷;必要性;完善 劳动教养制度创建50多年来,应当说我们已经有了不同层次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劳动教养制度一直随着我国社会治安实践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而不断改进、完善,劳动教养立法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至今还没有制定出一部比较完整地、系统地调整劳动教养各方面关系的法典,现有的法律、法规是在计划经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已经不能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实际的需要。同劳动教养的法律地位相比,同劳动教养工作50多年来极其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相比,可以说,劳动教养立法工作明显处于滞后状态。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各方面的法律专家、学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从进一步完善劳动教养法制建设出发,多次呼吁制定劳动教养法典,表明了对劳动教
养立法的紧迫要求。因此,制定一部劳动教养法典已势在必行。
由于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例中很难找到可资借鉴的劳动教养立法资料,因而给我们国家的劳动教养立法带来了一定困难。我国学者的几种立法建议值得关注:第一种建议是主张将劳动教养纳入刑法规范,在立法上摆脱传统的劳动教养观念、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影响,从劳动教养的处理对象和我国刑法犯罪概念定量因素的社会事实出发,着眼建立适合中国的轻罪制度。第二种建议是主张将劳动教养保安处分化,借鉴西方国家的保安处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保安措施体系。第三种建议是对劳动教养现状加以立法完善。从功利角度看,任何一种制度在价值取向的选择上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劳教立法完善同样面临在社会本位与公民本位的价值取向、维护秩序与保障公正的法制目标之间进行平衡。
笔者倾向于第三种建议,制定一部单独的劳动教养法典,鉴于劳动教养法典是一部集实体、程序以及执行于一体的综合性法律,其内容既涉及到公安、检察、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又牵涉公民人身自由的剥夺或限制,因此,它已经超出了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的调整范围,逐一由权力机关通过单行决定来解决问题已不可能,由国务院某一职能部门牵头立法也力所难及,依据《宪法》精神,只能有赖于国家权力机关牵头来完成这部法典的制定任务,因而需要全国人大来制定《劳动教养法》,提高其法律层级。笔者认为,还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确定劳动教养立法的基本原则:一是行为与处罚法定原则。由法律明文规定适用这项措施的行为,并规定对不同类型和情节的行为的教养期限,禁止类推,以体现“法无明文规定者不为罚”的精神,防止随意滥用这项措施。二是行为与责任相适应原则。教养的期限应当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相适应,实现处罚的个性化。三是一事不再罚的原则,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对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不能重复设置和重复处罚。[1] 第二,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予以明确法定化。法律应对劳动教养适用对象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以免导致混乱和随意。就现阶段认识看,与当前的社会治安形势、《刑法》相衔接,解决劳动教养在打击违法犯罪斗争中存在部分“ 盲区”和徇私枉法、降格处理的弊端,对那些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而治安处罚又太轻,起不了惩戒作用的违法分子予以有力的惩处,这样才能有效遏制违法犯罪的猖獗势头。[2]所以,劳教制度大体应包括以下五类人员:一是各种轻微犯罪但不需要刑事处罚或不宜于刑事处罚者;二是严重或多次违反治安管理法规、屡教不改的惯犯、累犯及职业犯,虽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但又不构成犯罪者;三是利用邪教、迷信等手段危害国家安全或扰乱社会秩序、经济秩序者;四是
严重行为失当违害社会良俗者,如吸毒成瘾及多次卖淫嫖娼者;五是青少年犯罪者。
第三,缩短劳动教养期限未来立法中劳动教养的期限首先必须符合教育矫治的目的,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应当根据教育措施功能的多样性和适用对象的复杂性,分层次、分种类决定不同的期限,实行处罚的个性化和多样化。
第四,改革现行劳动教养的适用程序,实现适用工作的司法化。程序立法是劳动教养立法的一个重要部分,劳动教养的司法化是劳动教养立法和改革的必由之路和最终选择。目前,正在进行的立法讨论中,比较倾向一致的意见是劳动教养应引入司法程序,实现适用工作的司法化。司法化是指劳动教养的适用程序应改变目前的工作模式而采用法院审理裁定的司法制裁方法。[3] 最后,完善监督程序。一要实行上级复查议制。应坚决取消与行政复议条例精神相悖的同级复查议,实行上级复查议制,4以防止复查议走过场,克服自行纠错难。二是强化检察院对劳教工作的法律监督力度。对经
两级检察机关认定有误或违法的劳教决定,审批机关应当予以纠正或撤销。三要充分保障被劳教人员运用诉讼这一有效手段保护自己的权利。由于进行诉讼时,劳教人员几乎都处于劳教期间,因此应当规定劳教人员有权通过合法途径行使用诉讼权利,可以委托代理人包括律师代为起诉、上诉,行使辩护权。另外,复议前置的作法于法无据,剥夺了当事人的选择权,应坚决取消。四是重视劳教人员的申诉。对劳教人员的申诉,检察院驻所检察室和劳教所应当帮助复查,原审批机关应有专人办理申诉案件。五要建立劳教错案追究责任制。对冤假错案,应按法律规定给予赔偿,并严肃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
[参考文献] [1]改革与完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下).中国司法.2004,(4).[2]张奋成.反思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发展.2005,(10).[3]曹化霞.劳动教养制度面临的挑战与出路.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5,(5).